KEYWORD：彼得·海斯勒,江城,何偉
（《江城》，何偉著，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對我來說，中國有兩個地方給我家的感覺。一個是三岔，北京北邊的一個村莊，我從2001年起一直在那裏有套房子住。另一個是涪陵，長江邊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間以“和平隊”誌願者的身份生活於此。有時候，我稱涪陵是我在中國的“老家”——我想，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時候我是認真的。涪陵是我開始認識中國的地方，也是讓我成為一個作家的地方。在那裏的兩年生活經曆是一種重生： 它把我變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經寫過一些文章，大多是為美國報紙寫的旅行隨筆，但從未發表過長篇的，更沒寫過書。我也從未當過新聞記者。當時，我確定自己想要成為一名作家，但並不清楚我要寫小說還是非虛構類題材。事實上，剛到涪陵時我仍然認為自己更有可能寫小說。在那裏的頭幾個月，我寫了一個短篇，故事設定在我從小長大的密蘇裏州。我覺得那是我二十幾歲時寫得比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發覺還是有點不盡如人意。文章寫完後，我就想： 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長江邊這個叫人嘖嘖稱奇的地方，為什麽還要去寫有關密蘇裏的虛構故事？於是，我一下子就意識到，我未來寫作的很大一部分應該就在中國。
當時，我計劃在涪陵盡量多學一點東西，等在“和平隊”的服務期結束之後，我想到美國某家報紙或者雜誌找一份駐中國記者的活。我並沒有想過要寫書。我覺得自己太年輕，對中國又知之甚少——在一個地方生活這麽點時間就想勉強用文字來描述實在顯得有點自大和冒失。不過，我在涪陵生活和教書期間，做了大量翔實的筆記。這段經曆相當充實，也相當具有挑戰性。我常感覺應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寫日記則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會一坐下來就寫上好幾個小時，力圖把我身邊發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從學生的作業裏摘抄出一個個片段，把城裏發生的種種事件記錄下來。我還記下了學習漢語的整個經曆。總共算起來，我做了好幾百頁的筆記——我無事可幹，寫這麽多東西倒也輕鬆。那個時候，在涪陵這樣的地方上不了互聯網，因此我跟美國那邊也沒有多少聯係。我當時的薪水是每個月一千多塊，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遊。那期間，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我一處都沒有去過。我也打不起越洋電話——當時貴得不得了啊。兩年時間，我跟父母通電話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亞當·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國人。那段時間，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當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變化——在那些日子裏，全中國上下都在快速發展著。我在涪陵生活十八個月之後，終於有互聯網可以使用了。這一下子就讓我跟美國的朋友們恢複了聯係，其中就有我大學時的寫作老師約翰·麥克菲。我給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我想當一名駐華記者，他隨即給我回了一封長信。在信裏麵，他這樣寫道：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書。我覺得你應該定下心來寫一本書，刻不容緩，要麽從這個暑假開始，要麽等你的兩年服務期一結束就開始，就寫你自己的故事……隻需以書信形式寫上六七萬字，就會是一本有意思的書。那是我第一次鄭重其事地考慮寫一本有關涪陵的書。我差不多同時也想到了它的題目——我覺得應該就叫做“江城”——接著便開始思考這本書可能采用的寫作結構。我規劃好各個章節後，覺得應該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個月時間盡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節期間有一次長假，我原本計劃好要出去旅遊的，但後來還是選擇待在涪陵，為的就是調研和做筆記。假期過後，我一邊教書，一邊繼續考慮寫書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後那一段時間是我一生最愜意的時光之一，我將隨時銘記於心。在城裏我感覺就像回到了家；經過開頭艱難的適應期之後，我已經學會了足夠多的漢語，可以跟人們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樂意跟我的學生、漢語輔導老師，以及姓黃的一大家人一起打發時間。黃家開了一家小麵館，我總是去他們的店裏吃飯。我大體上是這樣打算的： 就寫這個特定的地點和特定的時刻。我漸漸相信，這個時刻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我也堅信，像涪陵這樣的小地方其實意味著更多。那個時候，外國人一般對中國的內陸地區視而不見，而記者對來自鄉下的人們也總是視若無睹——老以為這些人頭腦簡單，兜裏沒錢。不過，我認識的所有人——我的學生、我的同事、經營餐館的朋友，以及我的一個漢語輔導教師——幾乎都有那種農村背景。這些人的生活複雜多樣，豐富多彩，我因此覺得，他們長期被外界忽視，是一個錯誤。
我在涪陵期間做了詳細的筆記，規劃了書的結構，但在離開中國之前並沒有動筆。我回到了密蘇裏我父母的家，我已經多年沒在那裏生活過，如今卻坐在了我讀高中時曾經用過的那張桌子邊上。那個房間的裝飾跟我小時候也一模一樣。感覺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滿二十九歲，懷揣兩張大學文憑，但既沒有結婚也沒有工作。實際上，除了在“和平隊”當過老師，我一直沒有幹過什麽正式的工作。我的錢也不多。在美國，一個人二十多歲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還沒有工作，會被認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慶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親密，並且對自己的寫作計劃信心十足——盡管如此，我對於何去何從還是有些擔心。好不容易拋開這些顧慮之後，我才得以坐下來開始寫作。
寫《江城》的時候，我一直沒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對此會有怎樣的反應。這是我編輯書稿的過程中最大的顧慮之一。書中絕大多數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動，但我還是擔心有人會感覺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國人對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較敏感。我理解他們的這種敏感——就我讀到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晚期國外媒體刊載的中國報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歡。我覺得它們對這個國家的理解很膚淺，對中國人的描寫也非常幹癟。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顯得灰暗而憂傷，而涪陵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機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寫的跟他們有所不同——但我拿不準，中國人是否也會這樣認為。我想，他們可能會把它當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國、戴有色眼鏡的外國人寫的書，因此視而不見。
從頭到尾，我在中國待了十年，寫了三本書，還為各種雜誌寫了許多文章。但在那期間，我的作品幾乎從未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表過。對此，我無法釋懷；專寫某個地方的文章卻隻能讓局外人讀到，這似乎並不正常。反正，由於當時各種各樣的原因，我的書沒能在中國大陸出版，雜誌上的文章也沒能被翻譯過去。
直至最近幾年，這一切才得以改觀。互聯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現在，人們把各種國外的文章翻譯成中文，並貼到網上供大家閱讀，早已成了家常便飯。同時，中國的出版商也對外國作家日益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去年，我的第三本書，也就是《尋路中國》在中國大陸出版。那是我的書首次在大陸地區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會接受它。同年春天，當我回到中國的時候，我答應做幾場簽售報告，並接受一些媒體采訪。我猜想，對於一個外國人寫的書，他們不會有多大興趣。
時隔兩年之後再次回到中國，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參加的圖書簽售活動來者眾多，我所遇到的讀者敏銳而細心。總體而言，他們提出的問題比我在美國的類似場合要尖銳深刻得多。我發現，中國的讀者對於書本身有共鳴，這讓我頗感驚詫。他們明白我為什麽對三岔和麗水這樣 “微不足道”的小地方產生興趣，也明白我為什麽如此關注那些普通人——農民、流動人口和小創業者。
過去幾年間，我察覺到中國人對於自己的社會產生了一種新的好奇感。我認為那反映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二十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受教育的人數增加了很多很多。經曆了這一切之後，他們更渴望對自己國家的現狀和未來進行一番評價。跟我記憶中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人比起來，他們對本書的共鳴更多了。當然，互聯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們跟外國人之間的個人接觸也多了很多。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們有了一種新的信心。說起《尋路中國》的受歡迎，我覺得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興的事情。中國讀者對這本書的接受方式，跟美國、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讀者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認識到他們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複雜性，也理解為什麽一個外國人會聚焦於幾個特定具體的地方進行探究。並且他們明白，沒有人能夠對中國做最後的斷言。外國人的視角有用，中國人的視角同樣有用。同理，傾聽男性和傾聽女性都非常關鍵。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國家，盡可能多地聽到不同的聲音，總歸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寫的幾本書能夠起到一點作用，讓人們讀懂這個令人目眩神迷的國度。
趁著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幾年相比，這座城市擴大了一倍，在許多方麵都變得難以辨認了。我在那裏教書的時候，去重慶或者其他稍大一點的地方隻能乘船，現在，涪陵開通了好幾條高速公路和鐵路。我曾經任教的學校從兩千多名學生增加到了一萬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國高等教育的爆炸式發展。江河也變了樣。我在書裏寫到的白鶴梁，寒冬時節露出水麵，上麵的題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現在，因為三峽大壩，白鶴梁被埋到了江麵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過，我還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題刻，因為該市修建了一座嶄新的水下博物館——耗資一億三千二百萬美元，這麽大一筆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城裏的一些變化讓我有點懷舊，甚至還有一絲傷感，因為我記憶中的那個地方一去不返了。不過，最重要的精神還在。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會更生感激之情，感謝我曾有機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那裏生活過。我相信，那是一個不尋常的時刻，涪陵是一個不尋常的地點——一座一切都處在變化邊緣的城市。
2012年1月寫於埃及開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