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讀書心筆
寫日記的另一層妙用，就是一天辛苦下來，夜深人靜，借境調心，景與心會。有了這種時時靜悟的簡靜心態， 才有了對生活的敬重。
| 別了，山西煤老板 煤老板現象如同一場瘟疫(組圖) 南都周刊 煤企重組正在按時間表進行，無數山西煤礦主麵臨“被轉型”，他們有的已另謀出路，有的還在苦苦掙紮。未來一年內，這些一直處於社會輿論風口浪尖的富翁們將告別煤老板身份。
悍馬車隊、豪華婚禮、包機買樓、豪賭、二奶、礦難、帶血GDP……一說起山西煤老板，這些關鍵詞儼然成了他們的代名詞。“煤老板”緣何從一個職業身份，演變成為公眾眼中一個語義複雜的稱呼？ 如今，山西正在加速推進史上規模最大的煤炭企業重組行動，涉及國有、民營、私人煤炭企業超過2200家，至2010年底，全省礦井總數將由2598座壓縮到1000座，煤炭企業數量將從目前的2200個銳減至100個左右。小煤礦的徹底終結，也使得山西煤老板行將謝幕。 作為富甲一方的隱秘群體，在退出曆史舞台的同時，他們建立起來的“黑金帝國”將會如何演變？在這數千個“黑口子”興衰的背後，是什麽造就了煤老板們的宿命？無論煤老板們是提前上岸，還是如今被迫重組，手握巨資的煤老板們如何轉型、成百上千億資金去往哪裏，它們是新的洪水猛獸還是會成為一股新的經濟力量？這裏牽涉的不僅僅是煤老板們的利益，更有那些眾多普通個體的命運。 煤老板最後的掙紮
在一個轉型的煤老板的公司院內停放著數輛高級轎車，而據工作人員說這隻是公司的一部分轎車。
一名交班的煤礦工人。 張利華認識不少圈中老板，有些煤老板是多年前買的煤礦，錢已賺足，即便這次重組補償低了，“無非多賺少賺而已”，沒有太大意見；倒黴的是那些通過融資、貸款來投資的煤老板，剛剛建成礦井就被叫停、參與重組。 南都周刊記者·齊介侖 王宏宇 山西報道 攝影·劉浚 兩排低矮的淡綠色平房已坍塌了大半，一麵未倒的磚牆上，可以大略辨識的斑駁字體寫著“梭峪技谘煤礦”。 陡峭的山坡上，隨處可見丟棄的安全帽、工作服。約半米寬的鐵軌，殘破為幾段，從礦井入口處一直伸向1000米外的儲煤場；直徑2米的礦井口已經封存多時，鐵柵欄門上，鎖頭鏽跡斑斑；斜斜的巷道上，煤渣散落了一地。 這裏是梭峪，太原地區古交市的一個山村。縣級市的古交，曾經匯集了一大批規模不一、類型各異的煤礦，現在，它們先後被叫停。 十幾年來，在這個農業與輕工業極其羸弱但小煤窯遍地即是的區域，那些敢吃螃蟹的當地村民以及外來客商，正是借由這樣一個個並不顯眼的井口，創造了一個個頗具爭議的資本傳奇。 風雲突變，形勢不再如煤老板們設想的那般。新一輪的煤炭行業整合重組大幕在山西已然徐徐拉開，與古交梭峪技谘煤礦一樣，大量山西小煤窯在本輪“國進民退”之後，將徹底淡出曆史舞台，煤老板日進鬥金的創富故事也難再現。 大限將至，曾經飽受詬病的煤老板們在努力嚐試著做最後的掙紮。各種反對意見的背後，各懷心事，各有所指，幾家歡樂，幾家離愁。 首富的黃昏 “古交首富”閆林則損失慘重。 雖然在2007年因“雇凶殺人”案被判刑15年，但由於身患重病，57歲的閆林則得到了監外執行的機會。一年多來，除非必要的應酬，他很少出門。 心髒病、胃癌、尿毒症，多種疾患在這些年裏相互交織，使得富甲一方、聲名遠播的閆林則在精神的世界裏悲苦難當，他的結發妻子閆桂英直言不諱地當著他的麵對南都周刊記者坦言，“他這樣的人，不知道哪天就死掉了。” 位於古交城區中心地段的新世紀大酒店，與市政府、司法局分別一箭之遙。曾經車水馬龍的古交大街，由於大量小煤窯的關停，南來北往的生意人減少了大半，酒店的生意也一落千丈。 在群山環抱的古交，新世紀大酒店是當地數一數二的財富地標，而這座大樓，連同位於山西太原大南門的豪華寫字樓——景峰國際大廈，均屬閆林則獨資所有。古交境內總計62家煤礦，其中有3家是閆林則的私產——會立二礦、黃達礦、梭峪技谘煤礦。而且，1997年，閆林則早走一步，在古交投資興建了當地頗為知名的裕龍焦化廠。 這些煤礦、工廠、酒店、寫字樓，都是閆林則在各個時期創富的砝碼和憑借。 街頭市民講述，閆林則雖然低調，卻是實打實的“古交首富”。傳言稱，煤老板閆林則個人資產在20個億左右。閆坦承，20個億說不上，8到9個億倒是有的。 新世紀大酒店三樓，穿過兩道厚重的鐵門再向前走，在身後傳出“哐當、哐當”兩聲自動鎖門聲之後，周圍安靜下來。在樓道盡頭一間明亮開闊的辦公室，閆林則雖然身體每況愈下，但精神依舊飽滿。隻是，蜷縮在長約四五米的寬大豪華的辦公桌背後，個頭不高、原本瘦削的他顯得更為幹枯、矮小。寒暄過後，閆開門見山直抒胸臆：“這次煤炭資源整合，不現實。” 閆說，一刀切的整合，會浪費大量資源，很多小煤礦之間由於采空區的存在，無法連成片，形不成規模；整合以後，關掉的煤礦，資源白白浪費了；不關掉的，和原來一樣，還是“你挖你的，我挖我的”；而且由於儲量還是原來那麽大，不是每個礦都能夠提高產能。 鴨舌帽，白襯衣，灰色西裝，加之渾厚的嗓音，如果沒有看到他腳上那雙與周身裝扮極不協調的白襪子與塑膠拖鞋，那麽，閆林則完全是一個舊式海派大佬的形象。 由於一周要做兩次透析，心髒又安裝了起搏器，胃與膽囊也做了全部切除，出行不便的閆林則專門購入了透析機，並雇傭了數名護士為他服務。 麵色暗灰的閆林則很是不滿地說，有人說煤老板都是黑心老板，他不能接受。他的財富，掙得不容易，而且這些年裏擔驚受怕無數。 點燃一根“黃鶴樓”，猛吸上一口，閆林則望著窗外歎口氣說，一旦礦上開工，這一天24小時是絕對不敢關機的，電池總是充得滿滿的。晚上，電話鈴聲一響就會驚出一身冷汗；而且各種關節需要打點，各種敲詐、勒索不計其數，他的院子裏先後多次被扔進炸藥包，窗戶玻璃不知道被砸爛過多少次。 閆林則說，當煤老板的日子，他過得頗為辛苦，與在太原、北京遙控指揮的那些煤老板不同，他總是坐鎮一線。 “到現在，我在銀行沒有一分貸款，都是拿自己的錢來投資。你信不信？”閆林則的第一桶金源於他對一個村辦磚廠的承包，而真正意義上的財富累積，則要追溯到後來他對梭峪村集體煤礦的承包和買斷，就是後來的技谘煤礦。 1992年，入黨12年的閆林則通過走街串巷賣爆米花，已積攢了幾萬塊錢，與老婆閆桂英商量後，從村委會承包了這座煤礦。1996年，由於生意不錯，在煤礦承包期尚未結束時，他將煤礦全額買斷。從1992年到2005年，率先邁出步伐的閆林則，最終賺得個盆滿缽滿。 “1993年正式開采時，一噸煤17塊錢，後來一路猛漲，最後漲到1000多塊錢一噸。但2005年以後，煤炭價格上去了，產量卻不高。煤炭政策開始不穩定，關停整頓越來越多，基本上我就不掙錢了。”閆林則說。 從2003年起，大量小煤窯在古交紮堆出現，煤礦轉手價格被盲目炒高，閆林則耐不住寂寞，出手購入了汾河邊上的兩個煤礦——會立二礦和黃達礦，轉讓費用總計4000多萬。未曾料想，這個原本可以賺錢的營生，因為政策性變動，閆林則幾近血本無歸。 兩座煤礦剛剛投產，山西煤炭資源整合大浪洶湧而來。2009年5月，進入重組準備階段的古交煤管局，率先將汾河邊上汙染較重的煤礦關了三家，其中就有閆林則的上述兩個煤礦。 “政府除了退回當時我上交的資源價款，每個礦隻賠了500萬，所有機械設備不準撤出，煤管局沒有通知就提前斷電，我所有的設備全泡在水裏了。這兩個礦的損失，加上技谘煤礦被大同煤炭集團低價重組，我淨虧兩個億。”
雖然虧了很多，“心裏不開心”，但想到煤礦被整體收編後，自己也就此退出這一行，閆林則覺得倒也是件好事。 與閆林則的看得開比起來，張利華現在處於焦頭爛額之中。這段時間，張利華和他的夥伴們不斷走訪，打探整合重組的消息，每天很晚才回家。每每回到家中，老婆孩子不斷地追問，尤其是看到被嬌慣的小兒子一點點懂事，他的壓力陡然加大。 18歲涉足煤炭行業，39歲的張利華已經與煤打了22年的交道。從統計到會計，再到副礦長、礦長，他從未離開過煤礦。他對呂梁地區的煤炭行業了解甚深，也曾在煤礦經營上多次出手，均收獲頗豐，但無可奈何的是，這一次，他開始遇到“麻煩”了。 早在1994年，已經在礦上做了好幾年財務的張利華，深感知識的匱乏，曾在孝義市鄉鎮企業專修學院上了兩年半的學，專門進修了企業管理知識，並希望以財務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 張利華始終堅持的一個觀點是，財務不能隻是核算一下企業成本、給工人發一下工資就完了，而應真正地介入到企業管理之中去，用財務的杠杆來指揮生產。比如，這個月為什麽花多了，那個月為什麽花少了，要從財務上去分析，然後對症下藥，進行管理科目上的調整，這樣一來，財務的作用才能體現出來。 實踐過程中，張利華深感捉襟見肘：礦工素質提不上去，不成係統，他們也不配合，想要的相關資料收集不上來。“所以，我的這個實踐失敗了。” 碰壁之後的張利華於1996年第一次轉行，開始在一個私營煤礦做副礦長，四年後當上了礦長。 2003年，張利華第二次轉型，在私營煤礦專事外部溝通，與各級政府部門打交道，不再直接管理生產。“比如人家來檢查了，礦上得配合，需要提供什麽資料，這些都由我來做。” 2005年初，思忖再三的張利華不甘心，再度出手與朋友合資2.8億元在孝義市郊買下一座煤礦——南尾溝煤礦。其中，他個人出資高達40%，出任礦長。但從北京奧運會前的2008年6月停工迄今，這座煤礦歇業已經一年半了。 怎料想，屋漏偏逢連夜雨。 等待複工的消息中，南尾溝煤礦與山西大大小小幾千家煤礦一道，隨即再度被裹挾進資源整合大潮之中。張利華和他的朋友也將為此付出不菲的代價。 最近，有關南尾溝煤礦的資產評估及重組方案即將落定，該礦最終將被紅旗礦務局整合收編，張利華對此牢騷滿腹。 中等身材的他，一席深藍色中山裝，黑皮鞋，白襪子，說起話來幹脆直爽，握手結實有力，走起路來步履匆匆，不經意間展露出來的戒指碩大而奪目??一副典型的山西煤老板形象。 雖然也理解政府對小煤窯調整的苦衷與無奈，但他覺得像他這樣的煤老板實在是太虧了：一是前期的設備投入被官方嚴重低估了；二是對於資源價款的償付額度，他始終認為需要“再乘以一個利潤的係數”；三是南尾溝煤礦即將被整合收編到紅旗礦務局，失去控股權、決定權後，自己的未來顯得那麽渺茫。 南都周刊記者曾在孝義地區的新陽煤礦調查采訪。這家員工超過5000人、年產600萬噸的國有大礦，隸屬於汾西礦業集團，此次煤炭行業調整對新陽礦並未波及。隻是，最近一段時間，礦裏陸續抽調了不少技術和管理人員外出，就汾西礦業集團整合收編的周邊小礦提出技術性改造建議。 9月9日上午10點，新陽煤礦辦公樓。礦長趙有生急匆匆下樓準備外出開會，會議的內容恰與整合重組有關。趙有生說，他能夠理解煤老板的抱怨和不合作，新陽煤礦也在為之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 根據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架構設計，國有企業收編單井產能低於90萬噸的小煤礦後，在新組建的企業中，國有股比例應不少於51%，而煤老板持股應小於49%。打個比方，如果一個煤礦是由七個煤老板來投資的話，那麽，平均下來，每個煤老板的股份隻有7%。 “你說，這還有啥意思？”張利華仰麵慨歎。“紅旗礦務局運作40年了，我就沒有見它盈利過。國進民退、資源重組，我看是國家不喜歡我們民營經濟了，把我們付了資源價款的煤、把我們的設備都入了股。到最後人家股權一稀釋，一切就都交公了。” “你收走了我的企業，我到你新公司挖走我的煤，為什麽不可以？我不要你那49%的股份。這是我的想法，也能代表大多數煤老板的意見，但是，人家不同意。”張利華說，如果政府不給煤老板更多可選項，而是一刀切地重組，那麽孝義的煤老板100%反對，方案注定要流產。 張利華認識不少圈中老板，有些人是多年前買到的煤礦，錢已賺足，即便這次重組補償低了，“無非多賺少賺而已”，沒有太大意見。真正“賠掉腦袋的”，是那些通過貸款、融資，剛剛建成礦井就被叫停、參與重組的煤老板。“剛把房子建成，就要被拆掉。” 礦難頻發的山西小煤窯，總是引得媒體關注，但每次事故出現後，在責任認定環節，幾乎總會將地方官員拖下水。對此，張利華覺得，如果僅從安全角度來說，小煤窯重組是合理的，他也理解。 “說老實話，人家大領導見都沒見過我們一次，連根煙都沒抽上咱的，這個黑鍋你為什麽讓人家背？人家辛辛苦苦也不容易，你一個不小心，把人家一輩子的前途都毀了。” 
“我們是待嫁的老姑娘” 與眾多行將退幕的煤老板相比，山西金暉萬峰煤礦董事長李生貴，是相對幸運的一個。 孝義唯一存留的兩家民營煤礦，金暉萬峰即為其中的一家。本輪“國進民退”，對李生貴這座儲量8000萬噸、設計年產能120萬噸的煤礦來講，沒有帶來實質性衝擊。 2003年，李生貴與兗州礦業集團達成合作意向，按照當時政策標準，兗礦占股51%，李生貴占49%，隨後進入實施環節。但到了2004年，山西出台一個文件解釋：省外國企退出，兗礦回歸山東，金暉萬峰私有化。 47歲的田士雲，從他的父輩開始即以煤為生，來孝義之前的30年間，他從礦工做起，在兗礦一直做到副總。現在的田士雲是金暉萬峰煤礦的總經理。 以“花園式礦井”標準興建的金暉萬峰煤礦尚未投產，直到現在還處於建設之中，但井下和地麵建築已經完成了90%，待基建內容全部落定後，可獲批開工。“老實說，如果這個礦粗放一點操作，早就出煤了，李生貴比較謹慎。”田士雲說。 李生貴的煤礦貌似波瀾不驚，但山西大多數煤老板則不同，他們唯一的出路，是像閆林則、張利華一樣——被動式重組。 福建商人李春林便是如此。 李春林的煤礦位於孝義市郊的杜村，即將被汾西礦業集團整合收編。 從2001年進入孝義，李春林的事業可謂風生水起。幾年來，煤炭行業幾次政策性調整雖曾讓他付出些許成本，但均未傷及重大利益。 怎奈何，深度調整接連不斷，作為煤炭大省的山西，在災難性事故不斷發生的大背景下，這一次的資源整合，力度更為大刀闊斧：依照文件精神，要想留下來，要麽將單井產能提高到90萬噸以上，要麽同意重組方案，被國有大礦收編。 李春林認為，擺明的是兩條路，其實隻有一條，提升產能是不現實的：產能與儲量直接掛鉤，儲量不夠，投入再多成本，也達不到要求，“隻有一桶水，你換上一個直徑一米的龍頭也沒用”。目前，在這唯一的路徑上，有關資源價款的退繳比率，煤老板與政府存在不同想法。 “我們就是待嫁的老姑娘，人家隻給這麽多嫁妝，不嫁也得嫁”。孝義市新建路261號、能源大酒店五樓的一個包廂裏，李春林喪氣地說。 資源重組，他早就聽說了，沒想到的是，最終被國有大礦收購。當初覺得，資源整合無非幾個相鄰私營煤礦之間相互購並。“這一招來得很突然。” 最近半年，朱繼忠也頗為焦灼。作為孝義市煤管局工會主席，他深知改革之難。“孝義是全國百強縣，在山西更居百強縣之首，但你可知道，孝義到底是靠什麽‘強’起來的？” 朱繼忠介紹，山西全省的煤炭資源整合，在數量上，要從2500座減少到1000座，呂梁地區要從350座壓縮到100座，而呂梁地區孝義市，則由100座調整到12座。日前，孝義的重組方案已上報山西省政府並獲得批準，大致架構已經清晰：留下來的12座煤礦，10座為國有控股，2座為民營主體。 記者了解到，山西諸多縣市已將意向性協議簽了，卻留下一條尾巴，即補充協議，在具體細節上，留下了討價還價的餘地。 9月14日，寧武縣煤礦工業局一位負責人表示，寧武共有煤礦63個，整合的目標是24個，截至當日簽約的煤礦隻有可憐的兩個。 同呂梁等晉南地區不同，寧武目前的煤老板大多是2007年後接手的外地投資者。據了解，其中來自浙江的大概占七成，福建人占一成，資金多數來自集資，有些煤礦一共隻有1億投資，股東卻是來自幾個村的2000多人。 “從春節到現在，我一天好覺都沒睡過。”上述負責人說，“很多人從拿到許可證到現在，一天工都沒開過。整個山西省，到現在也沒有一個賣掉煤礦的煤老板拿到過一分現錢。據我所知，號稱已經全部簽約的大同某縣，據說都屬於‘強按手印’，煤老板根本不認。我現在天天求著這些煤老板，但還是沒法達成協議。” 煤老板們還在就補充協議的細節討價還價。陳春林的資源價款是2005年上交的，當時市價為1.8元/噸，現在漲到了7.6元/噸。於是，李春林堅持認為，政府在做資源價款補償時，如果按照四年前的1.8元/噸來退付，他是不能接受的。 略有不同的是，同樣身為煤老板的閆林則雖有意見，但最終還是擺出了一個無所謂的姿態。“我和其他煤老板想的不一樣，這樣一來讓我吃了顆定心丸，從此我不用再這麽操心了。” 新世紀大酒店，目送記者走出辦公室時，略顯老態的閆林則說，煤炭價格翻了三番，資源價款補償理應也翻三番，但現在隻按1.5倍標準走，沒得選擇。閆林則直言，煤老板不團結，反對意見再多，也成不了氣候。 據講述，古交乃至太原地區有關重組問題開會無數，閆林則曾代表煤老板幾次在會上發言，最終發現“作用不大”，也便不再繼續主張。 “有些煤老板身後並不幹淨，偷稅漏稅什麽都有，背地裏各種意見滔滔不絕，一到有領導在場的大會上，大氣都不敢喘。說輕了，不管用；說重了，萬一領導一動怒，你重組評估得的那些錢，還不夠你追繳罰款的。”閆林則說。 尷尬萬端的，不止這些煤老板。 古交煤管局局長馮躍宇的感受是有代表性的。馮說，一方麵要加快推進煤礦重組進度，應對上級壓力;一方麵還要麵對上百號煤老板各種各樣的批評與責難。“這段時間，傷透了腦筋。” 煤企重組大事記 1999年底山西全省辦理了采礦登記的各類煤礦共有5831座，其中，43.2%為年產9萬噸以下的小煤礦。而那些未統計到的星羅棋布的“黑煤窯”，規模多在年產萬噸以下。 2004年“煤炭產權改革”成為山西煤炭生產曆史上產業調整的分水嶺。這一年，山西全省同時關閉了4000多座非法煤礦，並將年產3萬噸以下的小煤礦徹底淘汰，試圖通過資源整合遏製頻發的礦難。從此，山西開始了煤礦資源整合的“持久戰”。 2006 年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辦法》，淘汰關閉核定生產能力9萬噸/年以下的煤礦。據業內人士回憶，這次是山西“煤老板”們經曆的第一次具有強製意味的整合，整合的主體是規模達到30萬噸以上的煤礦。同時，整合後的煤礦從此需要交納“采礦權價款”，焦煤3.80元/噸，動力煤1.50元 /噸。 2008年山西省政府發布《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並重組的實施意見》，要求到2010年全省礦井個數控製在1500座以內，使大集團控股經營的煤炭產量達到全省總產量的75%以上。 2009 年4月上述《意見》剛開始進入實施階段，山西省再度提高目標門檻。《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出台，其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全力推進山西煤炭產業整合：到2011年，山西全省煤炭礦井總數由2598座減少到1000座，到2015年減到800座，原則上企業規模不得低於300萬噸，單井生產規模不低於 90萬噸，保留礦井要全部實現以綜采為主的機械化開采。 2009年8月國家安監總局等14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深化煤礦整頓關閉工作的指導意見》，重申力爭到“十一五”期末（2010年）把全國小煤礦數量控製在1萬座以內。 煤老板辭典 
“悍馬車隊”、“豪華婚禮”、“買群樓”、“豪賭”、“二奶”......在與煤老板相關的報道中，這些負麵的關鍵詞隨處可見。“煤老板”緣何會演變為公眾眼中的一個語義複雜的稱呼？讓我們集合與煤老板相關的詞匯，來看看社會對這個特殊群體的大眾化解讀。文·牛思遠 陳小向 kuàng nàn 礦 難 釋義：指在煤炭開采過程中發生的各類災難，包括瓦斯爆炸、透水事故、礦井塌方等。因私人小煤礦一味追求經濟利益，並未進行係統的安全監管，導致近年礦難事故頻發，尤以山西為甚。 案例：2008年9月8日，山西襄汾發生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造成265人遇難，1000多人受災。事故直接原因是非法礦主違法生產、尾礦庫超儲導致潰壩。該事故直接導致山西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副省長張建民被免職。今年2月22日的山西屯蘭煤礦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直接後果之一就是政府對全國煤礦進行安全大檢查，山西省開始全麵治理小煤礦。 點評：有些煤老板的心比采出來的煤炭還黑。
記者爭先恐後趕往出事煤礦，不過不是為了去采訪真相，而是去領取“封口費” fēng kǒu fèi 封 口費 釋義：當事人通過給知情人以現金或物品等好處，以換取其對某些已經知曉的事情不做聲張或閉口，給知情人的這個好處就是封口費。 案例：2008年9月20日，山西幹河煤礦發生一名礦工死亡事故。記者爭先恐後趕往出事煤礦，不過不是為了去采訪真相，而是去領取“封口費”，少則上千，多則幾萬。煤礦方麵稱,領取“封口費”的記者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不乏“假記者”，而且發放持續了數日。直到被《西部時報》戴驍軍揭發，公眾才真正確證煤礦事故中的封口費現象的存在。 點評：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是恥辱，也是頑疾。 hàn mǎ 悍 馬 釋義：悍馬（Hummer）是世界上性能最優秀的越野車品牌，由於功率強大，其油耗和開支也非一般民眾所能承受，在中國一輛悍馬價值超過百萬，是奢侈品的代名詞之一。 案例：山西煤老板座駕以奔馳、寶馬為多，為了方便跑山路一般煤老板還同時配有越野車。豪華車在山西的具體分布是太原以奔馳、寶馬居多；大同以寶馬、凱迪拉克為多；呂梁、孝義流行悍馬；靈石、臨汾一帶則以賓利為主。而類似煤老板為子女舉辦的豪華婚禮場中，悍馬、林肯、奔馳、法拉利等豪車聚會場景，更是平常事。 點評：開自己的豪車，讓別人呼吸尾氣去吧。 bào fā hù 暴 發 戶 釋義：多指本身欠缺文化，依靠運氣和各種投機手段，通過便捷的途徑獲取巨額意外所得，從而迅速致富的一類富人。 新聞：早在2005年，《南方周末》一篇“山西煤老板發家史”就為我們展現了山西煤炭大亨張新明家族的暴富曆程。這個此前20多年都住在窯洞裏的農民家族，在2002年煤炭需求劇增之後一夜暴富。2004年，他們以13億元身家位列《新財富》的內地富豪榜第112名，到了2005年，張氏家族資產已經是 29.9億元，名次迅速攀升至第37 位。 點評：倒賣稀有資源永遠是快速致富的途徑，中國老被幾大鐵礦商欺負其實也是這個道理。 
hēi sè GDP 黑色GDP 釋義：現在提倡綠色GDP、循環經濟，黑色GDP恰好與之對立，指過分追求經濟數據和經濟利益而對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把對環境的破壞、對公眾健康的損害等置之不顧。 案例：8月25日媒體報道山西GDP負增長，反而受到了國家統計局的褒獎。在負增長的背後，人們看到的不是山西省經濟的停滯不前，而是包括整頓煤礦、關閉重汙染企業、降低能耗的大動作，而這恰恰應該是經濟未來發展的真實動力。 點評：唯有對黑說不，才有礦工的安寧，才有碧水藍天。 háo dǔ 豪 賭 釋義：把巨資當成小賭注進行賭博，準入門檻高，參與者基本都是家底雄厚的各式老板或身握大權的官場敗類。 案例：今年3月15日，雲南曲靖煤老板程長偉因“一局麻將豪賭400萬元”而被判入獄3年。在程開設的賭場內，參賭人員都是身家不菲的煤（礦）老板。警方調查後認定的涉案金額是3000萬元。程長偉開賭場有兩個目的：一是通過賭博獲取某些公司的股權，從而達到控製這些企業的目的；二是在賭桌上與個別握有實權的公務員“聯絡感情”。 點評：沒有書本文化，不代表不懂官場文化、厚黑文化。 gòu fáng tuán 購房 團 釋義：團購在房地產行業的另一種體現，並沒有明顯的組織色彩，成員之間多為相互熟悉的朋友。溫州炒房團，煤老板購房團一定程度上都推動了大城市房價上漲。 案例：2005年9月到11月，建外SOHO銷售額接近10億元，這其中一半是山西煤老板買單，他們當中最多的一位一次性買房12套，耗資6600萬。 2006年2月，一支由約30名身家號稱5000萬元的山西煤老板組成的購房團，高調進入上海看房。《房地產時報》一則“山西購房團尋找上海中環線內每平方米8000元以上新樓盤”的頭版廣告頗為醒目。今年上半年，SOHO中國四成以上的項目被煤礦主買走。 點評：錢多也煩惱：存銀行不劃算，買股票不靠譜，也隻有買房玩票了。 
féi jī 肥雞 釋義：味道肥美的雞，引申為被忽悠被輕易宰一刀的主，類似有錢的“菜鳥”。如今特指山西省外尤其是港台古玩交易商對部分山西煤老板收藏家的稱謂。 案例：6月23日，沒多做宣傳的首屆太原國際古玩藝術博覽會火爆異常，就連此前隻在北京、上海露過麵的全球最大拍賣行蘇富比也破例出席。不過，吸引他們不是山西老收藏家，而是財力雄厚的煤老板。這些剛入門者迷信古董買賣充滿暴利，卻又缺乏眼光，成了最好忽悠的“肥雞”。 點評：人傻、錢多、速來。 wén máng 文盲 釋義：本意為不識字的人，現在對文盲的定義已超越識字的基礎，而是看一個人有沒有思想和修養、能否很好地理解文化等。 案例：2009年2月4日，媒體報道陝北府穀聘請7位民營企業家從政擔任縣長助理，其中六名為“煤老板”。公示材料顯示，四人中兩人為高中文化，一人為初中文化，另一人的文化程度沒有描述。而據神木縣政府機關一名工作人員說，每年年終到他那裏填報表的“煤老板”中，能順利把報表填完的為極少數，“文盲半文盲”占了多數。 點評： “煤文化” ，“沒文化”，很貼切。 
má dài nǚ 麻袋女 釋義：今年四五月份，一個山西煤礦主之女手提一麻袋現金逛上海車展炫耀而爆紅網絡。如今，與“暈機女”、“燒錢女”等一起成為喜歡炫富的“富二代”代表之一。 案例：這位90後女生在上海車展請一位參觀者幫忙拍照，拍完後女子打開裝滿了100元大鈔的麻袋，隨便掏出一把鈔票作為酬謝。此女視頻隨後被好事者上傳網絡，迅速走紅。人肉搜索之後，網友發現她是山西煤老板之女。“麻袋女”在博客上如此炫耀自己的舉動：這是我尊重別人的服務，人家幫忙，付點錢怎麽了？你們不舍得我不管，我有錢我大方我就付了。 點評：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無德兒混蛋？ bāo èr nǎi 包二奶 釋義：199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港台人士來內地投資，他們帶來資本的同時，也帶來了“金屋藏嬌”的新生活方式，很多商人在內地都包養一個小老婆，俗稱“二奶”。發展到今天，新富的煤老板成了更有名的繼任者。 案例：近幾年來，人們談起山西的煤老板，無不想到他們揮金如土，腰纏萬貫，開悍馬，買群樓，包“二奶”。去年12月有煤老板二奶出來自述被包養的生活，訴說煤老板沒有文化沒有良心，同甘共苦多年的原妻離婚不成的情況下，仍明目張膽地包養二奶。瞬間暴富的煤老板大多都有自己的“小蜜”或“二奶”，有的甚至明的暗的四五個。
張子玉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從事煤礦生意，到如今轉型開加油站和開發房地產，並計劃在今年開發一家生態酒店。
從事多年煤焦生意的李秋娥，三年前開始轉型投資菌類食品加工，成為遠近聞名的“蘑菇大王”。 在關係國計民生的資源領域，煤老板注定隻能是一個曆史過客，轉型也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隻是這一次山西下定了決心要加速這一進程。離開這塊熟悉的“黑金”後，煤老板們該何去何從，他們所攜帶的巨資又會在哪裏重新找到燃燒點？轉型是個痛苦的抉擇，更是一個艱辛的過程。 從這個月開始，張子玉就要和煤老板的身份徹底說再見了。 在山西呂梁離石區8月開的政府協調會上，當著在座30多個離石煤老板的麵，張子玉第一個站起來明確表態：不幹了。他的煤礦將作為實物股份，並入離石的另一家民營煤企——東江煤業集團，合夥經營後的新企業裏，張子玉的股份占49%。 在此之前，張子玉手裏一共有四家煤礦，三個在離石，一個在臨縣，鼎盛時員工超過2000人。在過去幾個月，張子玉把它們全部賣掉了。其中一個賣給了太原煤氣化股份有限公司，兩個賣給了山西大土河焦化，最後的一個則入股了東江煤業。 毫無疑問，張子玉是此次兼並重組中表現最積極的煤老板之一。盡管根據《山西省煤炭企業重組規劃》，8月底,山西各地市應全部完成兼並重組的協議簽訂工作，但截至9月4日，離石總共37座煤礦中隻有16家簽字畫押，相當多的煤老板還在觀望。 “去年春天我就預測到（整合）這件事了，這是政策，是無條件的，頂是頂不住的。不管想賣還是不想賣，最後結果是都要賣。”張子玉這樣解釋著他的決定：國家這次下了決心，以後沒有煤老板這個詞了。 手中有糧 心不慌 主動永遠好過被動。張子玉轉型的輕鬆自如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很早就正確地預判了形勢，並做出了正確的決定——適時將業務“分流”到其他行業，“雞蛋”沒有隻放在煤炭這一個籃子裏。 張子玉現在的身份是呂梁泰化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他的公司很好找，在離石幾乎人人皆知，就在離石城南一家同樣在他名下的加油站後麵。這裏也是他傳奇發家史的起點。16年前，當時的糖煙酒公司司機張子玉下海經商，盤下了這家加油站，後來又進入煤礦開采業，最終成為離石數得上號的有錢人，連續幾年都是山西省政協委員。 穿過加油站旁泥濘的小巷，就是泰化公司的大院，裏麵停了十幾輛奔馳級的豪車，院子另一側的鐵欄後，則拴著幾條高大的狼狗。這場景，多少還遺留著煤礦企業的影子。 記者見到張子玉的這一天，恰好是9月10日教師節，他很忙，要到自己租賃辦學的泰化學校去給教師們講話，要去教育局開會，還要接受當地電視台的采訪。 泰化學校占地40畝,自2004年創辦以來，張子玉已經前後投資了4000多萬，解決了周邊數個村子的義務教育問題，直到現在泰化公司每年還拿出30萬元用來資助貧困生。在學校的演講稿上，張子玉照例對教學提出了很多期望。 除了泰化學校，張子玉現在的資產還包括位於離石的8個加油站、一個油庫，兩個典當行，以及一個房地產公司。張子玉說，除了加油站和學校，其他的這些基本都是去年8月煤礦停工以後搞的。 最先搞的是典當行。張子玉說，煤礦關閉後，他意識到要開始轉型了，考慮到很多煤老板急需典當資源盤活資金，於是當時“也沒有經過什麽慎重考慮”，隻在電視上做了個廣告，從20個應聘者裏選了一個，便投資了典當行，好在經營還不錯，不到一年，典當行現在已經有了兩家，“賬麵資金已有4000萬。” 接下來是建批發市場。先是搞了個建材市場，市場還沒有建好，商鋪就已經租售一空。於是張子玉又趁熱打鐵籌備針織品批發市場和家具市場，兩個項目同樣進展順利，均將在年底開業。 有了建市場的經驗，張子玉開始考慮進軍房地產。因為自知風險很大，2008年10月，張子玉出去轉了一圈，去山東考察那裏煤老板轉型的情況，去了五六個地方，回來後才下了決心。 人好找。張子玉招人有自己的考核標準，一是看人品，二是看技術。考察人品很簡單，首先一條是招離石本地人，“離石不大，背景很容易了解清楚”，考察技術這一條則相對次要，所有新進人員都必須從底層幹起，半年後再根據能力提拔。從呂梁建築公司的下崗職工裏招了兩個經理、四個技術員後，泰化旗下的房地產項目“泰安小區”就這樣開始立項了。 泰化從初創到現在，從沒有過一分錢的貸款和負債，這是張子玉的商業理念：有多大做多大，有100萬，就隻做80萬的事情。再說，房地產是預售，也不需要那麽多啟動資金。 在這個理念之下，張子玉把泰安小區的銷售策略定位在主打性價比。這個地段同類房屋的售價是1550元/平方米，他就把售價定在了1350元，隻便宜兩百元卻極大拉動了項目銷售，項目剛剛封頂，8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就已銷售一空。 有了底氣的張子玉開始挑戰更高的難度，這次他要挑戰酒店。“離石的酒店高檔的太貴，低檔的太便宜，好多高檔酒店比太原、北京都貴，低檔的卻隻有十幾塊錢，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有新的市場空間。”經過一圈考察後，張子玉決定在離石生態公園旁建一座“能代表呂梁形象”的生態酒店。 政府部門辦事的速度很快。張子玉的案頭擺著一份市政府關於建設生態酒店的批示，市委書記親自關注了這個項目，認可他“建設呂梁形象”的理念，地已經批了，就在生態公園旁邊，20畝。現在隻等設計院的設計圖紙討論通過，酒店就可以開工。 生態酒店和商品房不同，張子玉估計，前期投入5000萬元可能不夠。不過他並不擔心，因為如果賣煤礦的資金到賬，自己手頭就會有1億元的活錢，因而這次他仍將堅持全部自己投入。至於記者提到金融危機帶來的酒店業寒冬，張子玉根本不擔心，“我們這裏不是北京、上海，情況不一樣。” 讓張子玉有信心的還有他在離石的影響力。首先是人品。“我太太早年得了青光眼，現在什麽都看不見，等於瞎了，但我結婚25年來從沒找過二奶”。其次是他多年來積累的商業口碑，除了辦學校，讚助學生，“離石所有的體育比賽都是我讚助的”，他覺得，有了這些，酒店不愁沒有客源。 張子玉並不是離石最有錢的煤老板。他說，離石煤老板很多身家都有幾個億，但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一心向外——不是去了外地，就是去了外國，他很討厭這樣的做法，說自己雖然是平遙人，但“生是離石的人，死是離石的鬼”。他甚至為子女也規劃了這樣的未來，24歲的兒子已經從山西財大畢業，盡管想做公務員，但張子玉還是希望他來接自己的班。 張子玉下一步的打算是再開幾家加油站，但都不出離石的範圍。房地產公司如果做得順利，也有可能會擴展到呂梁其他縣市，但不會走出呂梁。之所以這樣，除了戀家，也包括不了解外麵的情況，“風險會很大”。
三年前就開始轉型的李秋娥仍處於痛苦的磨合之中，她的轉型之痛，一是被動的抉擇，別無退路；二是跨度太大，原有的煤炭圈子灰飛煙滅，資金也就自然成了最頭疼的問題。 同樣有1億的身家，同樣在呂梁開過煤礦的李秋娥的轉型，卻遠沒有張子玉這樣輕鬆自如。她不僅需要借錢，而且還借不到錢。同煤老板動輒寶馬、悍馬、賓利等豪車數輛相比，她的公司裏最好的兩輛車，也隻不過是本田CR－V和別克。 早在2006年，李秋娥的煤焦廠就被呂梁下轄的汾陽市政府關閉，之後她轉型成立了山寶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在自己老家的陽城村，當起了蘑菇大王。 一切都是從零開始。對於推車賣東北小菜和開小飯館出身的李秋娥夫婦來說，盡管這點苦算不了什麽，錢卻是個必須考慮的現實問題，煤焦廠的補助款還沒完全到賬，蘑菇廠前後投入就開支了近一億，回報卻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第一年不懂，種出的好蘑菇隻賣10元一斤，品種差的隻能賣兩三塊，一年下來，拋去開支，隻掙了2000塊。第二年，雖然情況好轉，但也不盡如人意。 今年初，李秋娥下了決心，買專利上了一條蘑菇加工的生產線，可以生產蘑菇的罐頭、速食小食品和營養品，設計年產量3500噸，自己的企業也成了華北地區食用菌加工的最大企業，自己的蘑菇不賣了，還收購別人的蘑菇，以備在秋交會上全麵啟動銷售，不過此時流動資金卻成了大問題。 眼看中秋節就要到了，這是小食品一年中銷售最旺的季節，緊接著就是秋交會，李秋娥又希望公司產品一推出就能一炮打響，但這些都需要錢，隻能看著幹著急。 記者在一份李秋娥8月30日給汾陽政府的《發展情況匯報》上看到，山寶公司兩條生產線的流動資金和生產基地擴展還需要4350萬元，希望政府協助落實銀行貸款和關閉煤焦廠的補助款。而據山寶公司總經理劉北鵬透露，真正的資金缺口可能有8000萬元。 “資金是最大的問題。我不是沒想過找煤老板融資。我在煤焦行業混了這麽多年，認識的煤老板裏有錢人多了，他們困難時我也幫過他們，可現在需要幫助時就一個也找不到了——他們看不上種蘑菇，覺得回報太慢，都不願意投資。”李秋娥抱怨道。 煤老板朋友幫忙沒指望，想向銀行貸款也碰了一鼻子灰。“按理說我們有500畝的大棚，一個億的固定資產，拿來做抵押還貸不到款？可實際上就是貸不到，銀行就不貸給我們。”劉北鵬語氣中很無奈。 李秋娥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小額貸款公司，但是她沒有融過資，對小額貸款也是一竅不通。“我現在對采訪一點興趣都沒有，如果你們的宣傳能幫我解決這個問題，那我就接受采訪，不然就算了。”從記者聯係采訪開始，她一直都在和記者“討價還價”。 作為一個名聲在外的轉型煤老板，李秋娥幾乎每天都要應付記者和各種評比，去年底一個記者做完采訪，要求她給報銷1萬元的差旅費，她想了想覺得有道理，就老老實實地給了，但那人轉頭又來要更多，李秋娥隻好說，公司真的沒錢。 煩惱遠不止這些。8月24日晚上，汾陽下了一場多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盡管有防洪堤，公司上下所有人也都到了搶險第一線，但大部分的大棚還是被淹了，損失了幾百萬元，雖然上了保險，但李秋娥並沒抱指望：“估計賠償數額也就是杯水車薪。” 辦銷售許可證的過程也遠比想象中複雜。質監部門的人幾次說來驗收，卻一直未來，“據說是主管的兩個部門的處長鬧別扭”。記者采訪的那天是李秋娥的心理最後界限——如果第二天再不來驗收，就趕不上秋交會上的銷售了。當天，李秋娥一大早就坐車去了太原公關，下午人還沒回來，就傳來兩個壞消息：一是質監部門的人明天還來不了，估計要下周；二是李秋娥在回來的路上老胃病又犯了，人被直接送去了醫院。 李秋娥第二次坐到記者麵前時，臉還是黃的。不過，這次她身邊多了一位貴賓——汾陽分管新農村建設的市領導，領導驗過記者身份後，用地方話對她說“反正不要錢，就聊聊吧”，她這才開始放心講述。 “種蘑菇太複雜，就像養小孩。”李秋娥說公司花費了10萬元提供免費培訓，帶動了周邊1000多戶農民一起種蘑菇，但產品還是供不上。公司150多個員工幾乎都來自本村和附近的村子，因為條件差，“外地人來了留不住”，而同樣無奈的是，即便是本地工人也難辦——他們大多原本是煤焦工人，對種蘑菇既不感興趣，也不開竅，“外地人來了拚命學，學會就走人，本地人是白學還不想學，學也學不會”。 這就讓原料供應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李秋娥一直叮囑記者一定要幫忙發布一個消息：“山寶願意無償提供大棚，並以優惠價收購種出來的蘑菇。”李秋娥在汾陽市區的黃金地段還有一塊70多畝的地，但她並不打算做房地產，而是想在那裏建設一個蘑菇交易市場，部分解決原料供應的問題。除此之外，她在南通看到好多加工蘑菇剩下的邊角料，覺得也可以買回來用。 李秋娥的困境，並不是煤老板轉型農業過程中的特例。呂梁新聞辦副主任彭斌對記者說，柳林縣做紅棗精華素的車安奎情況更糟糕，產品研發上好像出了些問題，公司從2006年掛牌到現在，都還沒有量產。而在汾陽南邊的孝義市，煤老板郭連生投巨資打造的田源陽光農副產品有限公司，曾被視為當地經濟轉型的典範，卻在兩起兩落後，去年不得不關門歇業。? 李秋娥辦公室書架的角落裏放著一幅“奮鬥”字樣的條幅，但已落滿灰塵，廢棄不用。現在，她的桌前掛著一幅字，上麵寫著“天道酬勤”。 最好的時光已經遠去 當第一批煤老板賺得盆滿缽豐、風光抽身時，煤老板的黃金時期也早已隨之遠去——隨著國家對煤炭行業監管、整頓力度更甚，政策收緊之下，遲到的接盤者還沒來得及收回成本，謝幕的大簾就已經拉開——遊戲結束，請離場。 但無論是張子玉還是李秋娥考慮的問題，對於忻州市寧武縣的眾多煤老板們來說，都還為時過早：巨額投資的煤礦甚至還沒過一天工，就被宣告要清場。 來自寧武市郊的李老板就是眾多一天工都沒開的倒黴鬼之一。老家在溫州的他手裏拿了村裏500多人的集資來到寧武，剛辦完手續，卻聽說自己的礦由於不足0.8公裏，屬於被炸掉之列。 李老板一下子毛了，“我們的礦屬於斜井，算起來麵積1.5平方公裏都不止！”好說歹說，終於不用炸了，但礦井仍然不能生產，每天還要花錢維護，每天淨虧1萬元。現在又趕上了這次兼並重組。他說，國家提出的兼並重組價格，等於是1塊錢買了個茶杯，一天都沒用過，現在就要7毛錢收走。 “這是逼著我們自殺啊！”據他介紹，忻州有一個開報喜鳥連鎖店的老板同時也經營煤礦，整天愁眉苦臉，結果前兩天吃飯突然鑽到桌子底下不行了，沒等送到太原就死了。而另一位因煤礦麵積不足0.8公裏礦井被炸的同鄉，每天就是蹲在礦井那裏哭。 在寧武縣經營煤炭貿易多年的小關告訴記者，2007年前那一撥在山西掙到錢的煤老板早就走了，有些去了甘肅、內蒙、寧夏繼續搞礦，其中相當一部分老板來自溫州水頭鎮，他們轉型後大多去做皮具，要不就是去上海搞房地產了。現在的煤老板跟原來買悍馬炫富的那些人早就不是一回事了。 遠在2000公裏的溫州，此次感受到的衝擊似乎比山西本地還大。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從2003年起，溫州資本就開始進入山西煤礦，溫州煤老板最高峰時曾占到山西的60%，2007年有一部分資本抽身退出，但至少還有一半留在山西。這一輪兼並重組開始後，很多資本開始回流到溫州，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今年1-3月，溫州的存款從2000億暴漲到4000億，而這些錢，最後很多都流向了地產和股市。 在中國煤炭市場研究專家李朝林看來，這次兼並重組的性質和手段都與當年的“公私合營”相差無幾，民營煤企不願入股的原因還是因為利潤沒有保障。 他認為，現在煤老板們不願簽協議的原因，一是價格，二是擔心那是空頭支票。至於煤老板轉型影響股市、樓市的擔憂，則完全是杞人憂天，“滿打滿算就幾千億資金，就算全部投入到北京，以北京現在的樓價，能買多少樓？” 李朝林認為，現在山西的煤老板已經與當年那批不同，他們文化程度普遍較高，參股煤礦也經過深思熟慮，這一輪兼並整合後，更多的煤老板可能會選擇從生產型轉向貿易型，也可能會有些做電子商務和期貨，甚至有煤企會走出國門，去澳大利亞、蒙古、俄羅斯拿礦，參與國際競爭，真正會離開煤炭行業的資本，並不一定很多。 記者來到山西省發改委和煤炭工業廳，希望了解煤老板轉型的情況，均被拒絕。但在政府方麵看來，價格不公的問題並不存在。9月12日，山西省煤炭廳官員就小煤礦“賤賣”一事表態說，“賠本賣礦”是煤礦主間多次私下倒賣所致，讓國家以市場價去收購小煤礦，並不合理。 據銀行業人士估計，目前山西省民間煤炭老板手中至少有4000億遊資在尋找投資出路。在山西省政府上月出台的《關於促進民間資本進入我省鼓勵類投資領域的意見》中，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公路、鐵路、橋梁、城建、環保等基礎設施領域和城市公交、燃氣等市政公用設施領域，這些會是煤老板的新出路嗎？ 至少從目前看來，煤老板惜別的衣袖，還沒有帶走一片雲彩。 
黑金帝國的子民們 數千個煤礦關閉停工，將使得棲身其間謀生的數以萬計的煤礦職工與外來民工的命運麵臨選擇；不但當地財政會失去一塊肥沃養料、當地民眾的經濟生活也要進行一次艱難的轉型。偏僻的雙池鎮隻是一個縮影。
此前，小店一天平均能賣出四五百元的商品，但現在一個月也僅能賺出個房租來。一年4000塊錢的房租，對於現在慘淡的營業狀況而言，已是一種壓力。他給自己排了時間表：再觀望半年，如果生意還沒有起色，他就回到老家去。 雙池鎮主幹大街，長約兩公裏，路麵齊整，行人不多。大街兩側，店麵林立，但大多數已經停業，不少門臉外，赫然掛上了轉讓的標牌，或者直接貼了張打印的告示在玻璃窗上，上麵粗粗寫上了租金要求和店主的聯絡。 曾經人流如織、人聲嘈雜的雙池大酒店，一年來，生意冷清，現在每天的營收不到一年前的五分之一，在這裏，服務員的數量，比客人還要多。因為沒有生意，酒店門外原本密密麻麻停靠的黑出租，現在也僅有幾輛還在百無聊賴地等客。蒙蒙細雨中，他們擠進一輛車子，一邊吸煙，一邊耍起紙牌來。 幽怨的村民 雙池鎮距呂梁市交口縣城，直線距離不過60公裏，由於交口深居呂梁山區，這60公裏的路程，大巴車往往會艱難行進近2個小時。交口的支柱產業是煤炭，而煤炭的主產區在雙池，雙池鎮最大、最集中的煤礦則在蔡家溝。 在“黑口子”遍地的交口縣，蔡家溝煤礦是雙池鎮最大的“明口子”，六證齊全。此前該礦隸屬於蔡家溝村委會，後被煤老板陳勇相中。陳勇從村委會承包下了這個集體煤礦後，將舊有的集體礦井關停，重新選址並投資興建目前這個新井，現在新井已經運行了七八年。 蔡家溝有七百多口人，大多數倚賴煤礦獲得收入，他們或在井上做後勤，或在井下做管理，還有一些則從事與煤礦相關的衍生生意，比如煤炭運輸和出租車。在雙池鎮，尤其在蔡家溝，運輸也是養家的一個手段。 在承包協議裏，村委會與煤老板明確了補償款的發放細節，即便在蔡家溝煤礦停業的這一年多裏，每個村民每年2500元的補償款已得到落實，但村民們還是十分擔心，尤其是煤礦在奧運會前停工一年多後，又迎來重組改製的風浪，如果煤礦通過買斷的方式，煤老板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們的未來怎麽辦？”現在，村裏賦閑的村民比往常更多了，而且每有村民聚集聊天，話題總會被延展至煤礦關停這一政策上來。 據村民介紹，大大小小的煤礦，在蔡家溝地下毫無規則地私采濫挖，兩家煤礦之間甚至打通，礦工在井下互相偷對方的鎬頭、設備。而且小煤窯越界掏到了村子下麵，已造成地麵塌陷，村民的房子裂了，田地塌了，到現在，還沒一個煤老板肯認賬。村民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煤老板一走，村民不但沒工作做，資源也沒了，地也不能種，靠什麽生活？ 有人告知，以前村民在地下打個二十來米的井就有水，現在挖煤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煤老板投資百萬給村上打了個深井，這才喝上水，“可煤老板一走，這麽昂貴的設備，隨便一個水泵壞掉，就是幾十萬，誰負擔得起？” 焦慮遊走的外來工 劉繼成在蔡家溝煤礦工作了四五年時間，直到現在，挖煤雖然不能展開，但井下照明和其他用電卻不能停，尤其是排水和鼓風，否則瓦斯積聚，後果不堪設想。正因此，作為電工，雖然現在收入打了八折，但他依舊能夠維持工作。可類似劉繼成這樣的維護工人，在這個原本上千號礦工的蔡家溝煤礦上，現在總共需要的，不過四五十人而已。 趙繼成說，一年前，租住在村裏的外來工起碼得100多號人，現在已經沒有幾個了，“停工一年，該走的，都走了。” 以前村上的小賣部、理發店、診所生意紅火，現在很多收入都不及從前的十分之一。 47歲的薛保朝現在已是半個蔡家溝村民了，早在1988年他就來到蔡家溝村。他從河南孟津縣馬屯鄉和貫坡村到交口縣“扣磚坯子”、“燒磚”，經過多次擇業，最後落定在蔡家溝煤礦。 在最近十幾年裏，薛保朝的工作性質從未變動過，他是挖煤工。黑口子、明口子都幹過。但現在，為了糊口，又不想離開蔡家溝，他不得不為村上打些零工，比如倒垃圾、裝運土石之類。薛保朝說，在老家掙錢不好掙，也知道挖煤辛苦、危險，但自己沒有別的手藝，挖煤比幹別的來錢快，尤其這兩年，在井下挖一平車煤，礦工可以得14塊錢。“早上下井吃得飽飽的，中午舍不得上來，一直幹到下午四點多再上來吃飯，這麽一來，每天都能有200多塊錢的收入。” “現在所有的煤礦都停了，想挖煤也挖不了了。我搞不清楚，煤礦改製以後，礦上是不是全部要上正規軍了？還要不要我們農民工了？”薛保朝十分忐忑。 這種忐忑有跡可循。據記者了解，國有大礦對礦工的吸納，遵循嚴格標準，對招工時間、采集地點、人群特征等都有相關苛刻條款。另外，新員工入職後不但要有崗前培訓，還要經過多重考核、實習達標後，方可下井。這也意味著，缺乏職業技能和安全防範培訓的農民工，是很難進入正規大礦的。 盡管如此，與大多數村民和薛保朝一樣，來自甘肅武都縣石門鄉上溝村的農民宋俊成還是一直心存僥幸地盼望附近煤礦能夠快點開工。49歲的宋俊成來到蔡家溝村已經8年了，而最開始通過老鄉引薦下井挖煤則是在1999年的朱家嶺煤礦，後來他來到了蔡家溝，並樂此不疲。“山西這地方，錢好掙，像我們老家，你幹上一天，最多十來塊錢，在這裏，隻要能吃苦，一天一百多塊錢，還算是少的。” 通過挖煤，宋俊成每年都能攢些收入拿回家去。他僅有的一個女兒正在老家上高中，妻子偶爾出來在理發店打打工，大部分時間在家務農。 蔡家溝煤礦的停業和重組，已經讓大量如宋俊成、薛保朝這類的農民工返鄉或奔赴內蒙古等地繼續挖煤，而宋俊成和薛保朝卻依舊滯留在村莊裏，他們內心懷有熱望。 尷尬的村支書 交口縣煤炭行業重組的消息，蔡何是從報紙和電視上看到的。作為蔡家溝村黨支部書記的他一度搞不清楚一個問題：“煤礦重組，我們村委會有沒有權利知道，有沒有權利去了解更多？” 蔡何說，蔡家溝煤礦是屬於村集體的煤礦，牽涉到七八百號村民的切身利益，如果煤礦發生兼並重組，村長和村支書不掌握詳情，那麽，村民會立刻有意見。但煤礦已經承包給了煤老板，他們不主動過來解釋，補償款在停工的一年裏也並沒有停發，一切都做得中規中矩，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該怎麽辦——是問還是不問？問多了怕對方厭煩，不問，沒法向村民交代。 在依山而建的蔡家溝小學，蔡何對記者說，他的擔心還包括很多方麵，比如蔡家溝小學的命運。蔡家溝小學是一個漂亮的山村學校，落成時間不過短短幾年，蔡家溝煤礦老板全額資助，每年資助二十萬，這所小學的所有民辦老師、勤雜工包括村幹部的工資都是礦上來負責解決的。 “如果煤老板走了，這個小學就要倒閉了。”說此話時，蔡何頗為焦灼。村長李福根補充說，村民已經開始對村幹部不滿了，現在大家都在觀望，教師以及學生家長的情緒也開始不穩。 雖然煤礦停業，但蔡家溝煤礦財務總監薛小紅一直在礦上做統籌管理。 9月9日，在蔡家溝煤礦，薛小紅對記者直言，現在像他這樣的管理人員，已經成了虛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自己之所以沒有像礦工一樣拎包走人，隻是為了善始善終，給煤老板一個交代，因為這幾年，煤老板對自己不薄。 蔡家溝煤礦已經鮮少有人走動，大部分礦工都在一年內先後離開了，上下三層的整個蔡礦家屬樓，一片寂靜蕭條，陰雨的天氣格外清冷，映襯得這裏更為落寞。 蔡家溝煤礦辦公樓旁邊時而有看護院落的大狗狂吠。辦公室外牆壁的小黑板上，新近就重組情況寫出一則通知，提示最後一批尚未離開蔡家溝的礦工，如果已經“找下合適工作，處理好各自的往來事務，打個招呼，即可離礦”。 9月12日清晨7點，蔡家溝村炊煙嫋嫋，新的一天開始了。 71歲的老人周世昌早早地起床，繞著村子走了一圈後，站在村口的山坡上呆呆地凝望。對麵1000米的山下，除了高高低低的一些小房子、礦井設備外，整個蔡家溝煤礦不見有人進出，當初晝夜不停的大車來往以及人員頻密的場景如在眼前，天壤之別。 世代居住在村上的周世昌，從小就在煤海裏生活，眼下的他，滿麵愁容，內心矛盾：靠煤吃飯的蔡家溝，如果煤挖不成，老百姓怎麽生活？如果煤都挖光了，以後的子孫怎麽辦？ 地處偏僻的蔡家溝是交口財政收入的晴雨表，也是資源性大省山西經濟發展模式的縮影，一蹶不振的交口代表了一大批如許尷尬的縣市。它們的未來到底該如何演進？ 問題拋給了山西。 
煤老板現象如同一場瘟疫 山西盛產煤老板，卻鮮見企業家；煤老板為什麽當不成企業家，因為煤老板一無商業文化內涵，二無信仰，三無創新精神，我們看待煤老板現象如同看待一場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蠻的經濟組織和經濟現象如何在現代社會重演。最主要的原因是，擁有煤炭開采權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與官員尋租共生的結果。
他們不是企業家，而成為暴發戶與血汗工廠的代名詞。煤老板是三無產品，幾乎成為無文化、無信仰、無創新能力的同義詞。如此巨大的道德與能力指責不是煤老板能夠承擔的，而是催生煤老板的土壤必須承擔的罪責。 煤老板一無商業文化內涵，與煤老板能夠聯係在一起的不是誠信、不是企業家的破壞性創新精神、不是初始之初的戰戰競競如履薄冰，而是一擲千金購買豪宅，是品位低下揮金如土令人咋舌。煤老板二無信仰，才有令人震驚的黑煤窯童奴現象，不僅違法使用童工，甚至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無法滿足，有基本道德信仰的人無法做出如此無底線的事。煤老板三無創新精神，他們從政府那裏獲得煤炭資源，用簡陋的方法挖掘，通過煤炭的稀缺性換取大把現金，我們沒有看到小煤礦出現組織結構與管理結構的創新，更沒有看到技術的創新。 我們看待煤老板現象如同看待一場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蠻的經濟組織和經濟現象如何在現代社會重演，而沒有手段去禁止這樣的經濟組織複製蔓延。 在不經意間，煤老板正在以悲壯的方式退出曆史舞台。繼鋼鐵和航空上演了“國進民退”後，煤炭行業史無前例的大整合正在山西省熱鬧地進行著，山西省煤炭業正在進行一場“國進民退”的大整合。2009年初，山西省出台了《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該規劃明確提出，“到2011年，全省礦井數量減少到1000 處，礦井單井生產規模達到90萬噸/年以上。到2011年，形成三個億噸級和四個5000萬噸級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大集團煤炭產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按照山西省政府改革計劃，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2012座煤礦要被兼並重組，其中，由山西省內五大煤礦集團兼並重組的煤礦共1161座，地方兼並重組的為693座，到2010年底，參與兼並重組的2000座礦井僅保留479座。最終整合的結果是要將山西省擁有企業主體的煤炭企業數量從現在的 2200個變成100個左右，礦井數將由2598個壓縮到1000個。 驅逐了煤老板，山西就能迎來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就能複蘇晉商傳統？如果驅逐煤老板，迎來的是計劃體製，山西最多回到1979年以前，而不能承接自由精神的商業文化。 商人逐利與官員尋租共生 煤老板為何無法成為企業家？ 最主要的原因是，作為中國最重要的能源產品，擁有煤炭相當於擁有硬通貨。也就是說，擁有煤炭開采權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與官員尋租共生的結果，是官煤勾結的結果，而不是自由商業精神競爭的結果。 山西嚴查官員入股煤礦一直是重點新聞。來看主流網絡媒體新華網的報道，截至2005年10月12日，山西省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工作進展順利，全省共清理出922人投資入股煤礦，涉及金額9257.74萬元，其中已有836人撤出入股資金4077.33萬元，對剩餘的86人的撤股工作正在進行中；2006年6月5日，人民網報道，記者從山西省紀檢委執法監察室了解到，山西省清理官員投資煤礦，到目前為止，已有1126人撤資 1.7億元，平均每人撤資10多萬元。截至目前，已經明確申報的1000多名投資入股人員已將投資入股資金按要求全部撤出，其中有140名投資入股人員上繳收益115萬多元。 圍繞煤炭行業生成的利益鏈條毒化了公平競爭的土壤，使法治精神與公共服務成為暴利樹上結出的惡之花。 2009 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刊文披露毒化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以治理超載為例，最早的拉煤車是三軸車，額定裝載20噸，惡性競爭之後達到90噸。超載的一個秘密是，地方煤檢站為了完成任務，往往開一張100噸的票，“沒有找零”，這意味著車主如果不想賠本，必須超載。為了和煤檢站鬥法，車主們紛紛將車子從三軸改為四軸，還加上了掛車，這樣一次性就可以拉180噸到190噸，這幾乎相當於四至五節火車皮。 煤炭流通領域的怪胎——煤檢站也最終默許超載，隻要能罰到錢即可。在這種情況下，臨汾鄉寧縣的拉煤老板紛紛加高車輛擋板，甚至加到了1.5米的高度，最終由於高度已經達到了收費站頂棚的高度，這場煤老板和政府的超載鬥法才得以停止。 “隻要有一項關於煤炭的政策出台，各部門都能從中搜羅到可以發財的地方。”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 政府檢驗與督查部門靠煤吃煤，煤老板在奉上灰色成本後不得不與煤檢站等部門鬥法，結果是雙方成為利益的爭奪者，而不是經營者與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企業家精神的淪喪之緣 最重要的是，產權流失之憂加劇了短期行為。2006、2007年“溫州炒煤團”最終都在山西栽了跟頭。其中一方麵是政策不穩定，另一方麵就是小部分山西地方政府官員戲弄了這些財大氣粗的炒煤團。一般操作手法是：縣裏利用政策上的先知權，知道煤礦很可能因政策原因被關掉，首先放出煤礦要出售的消息，溫州人來到當地就買煤礦，結果買了之後就要被關停。 無論是低價獲得煤礦的尋租者，還是有意無意受到蒙蔽進入煤礦行業的沿海企業主，他們要降低成本最好的辦法是倒賣煤礦產權獲得高額租金，而將政策風險轉嫁給接手的下家。2008年10月16日，《中國青年報》刊載典型案例，山西省孝義市東風煤礦，從2006年3月開始，在短短不到3年時間裏，這個核準年產9萬噸煤的小煤礦，被3次非法倒賣，倒賣的背後，則是政府幹部參股經營、甚至偽造政府文件騙取工商登記等一係列的違法行為。 產權的不固定導致行為的短期化，沒有煤礦主為環境負責，為工人的生存條件負責，作為經濟理性人，他們惟一考慮的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賺取最多的利潤，使投資回報最大化。這是製度摩擦成本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煤老板退出煤炭市場後也未能在其他行業重整旗鼓。首先，在重要的資源性與主要重化工業領域，“國進民退”如火如荼，煤老板們會與其他企業主一樣遭遇玻璃天花板。 其次，退出實體經濟領域的私營業主的主要避險途徑是進入樓市與股市，這已經給他們帶來了不菲的回報，相比實體濟領域，虛擬經濟的產權關係更為明確。 第三，煤老板們並沒有從這一輪“國進民退”中得到新的產權與法律關係的洗禮，相反，由於產權被低價剝奪，他們的預期更不穩定、行為將更加短期化。 無論是譴責或者同情煤老板，都不應遮蔽我們對產生煤老板土壤的製度性分析，這一分析將讓我們看到企業家精神的淪喪之緣，擺脫對單一階層的道德譴責，進入更深刻的製度層麵分析，並對目前以驅逐煤老板的方式培養新產業抱持冷靜而客觀的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