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出生的魏愛紅和老公從1999年開始,就做起了煤炭貿易生意,後來又開了洗煤廠,火紅時“日進鬥金”,據說黃金時期每天淨收入可達9萬元。2007年她退出煤炭生意,辦起服裝廠並推出自有服裝品牌,成為遠近聞名的轉型明星。
張子玉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從事煤礦生意,到如今轉型開加油站和開發房地產,並計劃在今年開發一家生態酒店。
從事多年煤焦生意的李秋娥,三年前開始轉型投資菌類食品加工,成為遠近聞名的“蘑菇大王”。
在關係國計民生的資源領域,煤老板注定隻能是一個曆史過客,轉型也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隻是這一次山西下定了決心要加速這一進程。離開這塊熟悉的“黑金”後,煤老板們該何去何從,他們所攜帶的巨資又會在哪裏重新找到燃燒點?轉型是個痛苦的抉擇,更是一個艱辛的過程。
從這個月開始,張子玉就要和煤老板的身份徹底說再見了。
在山西呂梁離石區8月開的政府協調會上,當著在座30多個離石煤老板的麵,張子玉第一個站起來明確表態:不幹了。他的煤礦將作為實物股份,並入離石的另一家民營煤企——東江煤業集團,合夥經營後的新企業裏,張子玉的股份占49%。
在此之前,張子玉手裏一共有四家煤礦,三個在離石,一個在臨縣,鼎盛時員工超過2000人。在過去幾個月,張子玉把它們全部賣掉了。其中一個賣給了太原煤氣化股份有限公司,兩個賣給了山西大土河焦化,最後的一個則入股了東江煤業。
毫無疑問,張子玉是此次兼並重組中表現最積極的煤老板之一。盡管根據《山西省煤炭企業重組規劃》,8月底,山西各地市應全部完成兼並重組的協議簽訂工作,但截至9月4日,離石總共37座煤礦中隻有16家簽字畫押,相當多的煤老板還在觀望。
“去年春天我就預測到(整合)這件事了,這是政策,是無條件的,頂是頂不住的。不管想賣還是不想賣,最後結果是都要賣。”張子玉這樣解釋著他的決定:國家這次下了決心,以後沒有煤老板這個詞了。
手中有糧 心不慌
主動永遠好過被動。張子玉轉型的輕鬆自如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很早就正確地預判了形勢,並做出了正確的決定——適時將業務“分流”到其他行業,“雞蛋”沒有隻放在煤炭這一個籃子裏。
張子玉現在的身份是呂梁泰化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他的公司很好找,在離石幾乎人人皆知,就在離石城南一家同樣在他名下的加油站後麵。這裏也是他傳奇發家史的起點。16年前,當時的糖煙酒公司司機張子玉下海經商,盤下了這家加油站,後來又進入煤礦開采業,最終成為離石數得上號的有錢人,連續幾年都是山西省政協委員。
穿過加油站旁泥濘的小巷,就是泰化公司的大院,裏麵停了十幾輛奔馳級的豪車,院子另一側的鐵欄後,則拴著幾條高大的狼狗。這場景,多少還遺留著煤礦企業的影子。
記者見到張子玉的這一天,恰好是9月10日教師節,他很忙,要到自己租賃辦學的泰化學校去給教師們講話,要去教育局開會,還要接受當地電視台的采訪。
泰化學校占地40畝,自2004年創辦以來,張子玉已經前後投資了4000多萬,解決了周邊數個村子的義務教育問題,直到現在泰化公司每年還拿出30萬元用來資助貧困生。在學校的演講稿上,張子玉照例對教學提出了很多期望。
除了泰化學校,張子玉現在的資產還包括位於離石的8個加油站、一個油庫,兩個典當行,以及一個房地產公司。張子玉說,除了加油站和學校,其他的這些基本都是去年8月煤礦停工以後搞的。
最先搞的是典當行。張子玉說,煤礦關閉後,他意識到要開始轉型了,考慮到很多煤老板急需典當資源盤活資金,於是當時“也沒有經過什麽慎重考慮”,隻在電視上做了個廣告,從20個應聘者裏選了一個,便投資了典當行,好在經營還不錯,不到一年,典當行現在已經有了兩家,“賬麵資金已有4000萬。”
接下來是建批發市場。先是搞了個建材市場,市場還沒有建好,商鋪就已經租售一空。於是張子玉又趁熱打鐵籌備針織品批發市場和家具市場,兩個項目同樣進展順利,均將在年底開業。
有了建市場的經驗,張子玉開始考慮進軍房地產。因為自知風險很大,2008年10月,張子玉出去轉了一圈,去山東考察那裏煤老板轉型的情況,去了五六個地方,回來後才下了決心。
人好找。張子玉招人有自己的考核標準,一是看人品,二是看技術。考察人品很簡單,首先一條是招離石本地人,“離石不大,背景很容易了解清楚”,考察技術這一條則相對次要,所有新進人員都必須從底層幹起,半年後再根據能力提拔。從呂梁建築公司的下崗職工裏招了兩個經理、四個技術員後,泰化旗下的房地產項目“泰安小區”就這樣開始立項了。
泰化從初創到現在,從沒有過一分錢的貸款和負債,這是張子玉的商業理念:有多大做多大,有100萬,就隻做80萬的事情。再說,房地產是預售,也不需要那麽多啟動資金。
在這個理念之下,張子玉把泰安小區的銷售策略定位在主打性價比。這個地段同類房屋的售價是1550元/平方米,他就把售價定在了1350元,隻便宜兩百元卻極大拉動了項目銷售,項目剛剛封頂,8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就已銷售一空。
有了底氣的張子玉開始挑戰更高的難度,這次他要挑戰酒店。“離石的酒店高檔的太貴,低檔的太便宜,好多高檔酒店比太原、北京都貴,低檔的卻隻有十幾塊錢,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有新的市場空間。”經過一圈考察後,張子玉決定在離石生態公園旁建一座“能代表呂梁形象”的生態酒店。
政府部門辦事的速度很快。張子玉的案頭擺著一份市政府關於建設生態酒店的批示,市委書記親自關注了這個項目,認可他“建設呂梁形象”的理念,地已經批了,就在生態公園旁邊,20畝。現在隻等設計院的設計圖紙討論通過,酒店就可以開工。
生態酒店和商品房不同,張子玉估計,前期投入5000萬元可能不夠。不過他並不擔心,因為如果賣煤礦的資金到賬,自己手頭就會有1億元的活錢,因而這次他仍將堅持全部自己投入。至於記者提到金融危機帶來的酒店業寒冬,張子玉根本不擔心,“我們這裏不是北京、上海,情況不一樣。”
讓張子玉有信心的還有他在離石的影響力。首先是人品。“我太太早年得了青光眼,現在什麽都看不見,等於瞎了,但我結婚25年來從沒找過二奶”。其次是他多年來積累的商業口碑,除了辦學校,讚助學生,“離石所有的體育比賽都是我讚助的”,他覺得,有了這些,酒店不愁沒有客源。
張子玉並不是離石最有錢的煤老板。他說,離石煤老板很多身家都有幾個億,但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一心向外——不是去了外地,就是去了外國,他很討厭這樣的做法,說自己雖然是平遙人,但“生是離石的人,死是離石的鬼”。他甚至為子女也規劃了這樣的未來,24歲的兒子已經從山西財大畢業,盡管想做公務員,但張子玉還是希望他來接自己的班。
張子玉下一步的打算是再開幾家加油站,但都不出離石的範圍。房地產公司如果做得順利,也有可能會擴展到呂梁其他縣市,但不會走出呂梁。之所以這樣,除了戀家,也包括不了解外麵的情況,“風險會很大”。
為錢消得人憔悴
三年前就開始轉型的李秋娥仍處於痛苦的磨合之中,她的轉型之痛,一是被動的抉擇,別無退路;二是跨度太大,原有的煤炭圈子灰飛煙滅,資金也就自然成了最頭疼的問題。
同樣有1億的身家,同樣在呂梁開過煤礦的李秋娥的轉型,卻遠沒有張子玉這樣輕鬆自如。她不僅需要借錢,而且還借不到錢。同煤老板動輒寶馬、悍馬、賓利等豪車數輛相比,她的公司裏最好的兩輛車,也隻不過是本田CR-V和別克。
早在2006年,李秋娥的煤焦廠就被呂梁下轄的汾陽市政府關閉,之後她轉型成立了山寶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在自己老家的陽城村,當起了蘑菇大王。
一切都是從零開始。對於推車賣東北小菜和開小飯館出身的李秋娥夫婦來說,盡管這點苦算不了什麽,錢卻是個必須考慮的現實問題,煤焦廠的補助款還沒完全到賬,蘑菇廠前後投入就開支了近一億,回報卻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第一年不懂,種出的好蘑菇隻賣10元一斤,品種差的隻能賣兩三塊,一年下來,拋去開支,隻掙了2000塊。第二年,雖然情況好轉,但也不盡如人意。
今年初,李秋娥下了決心,買專利上了一條蘑菇加工的生產線,可以生產蘑菇的罐頭、速食小食品和營養品,設計年產量3500噸,自己的企業也成了華北地區食用菌加工的最大企業,自己的蘑菇不賣了,還收購別人的蘑菇,以備在秋交會上全麵啟動銷售,不過此時流動資金卻成了大問題。
眼看中秋節就要到了,這是小食品一年中銷售最旺的季節,緊接著就是秋交會,李秋娥又希望公司產品一推出就能一炮打響,但這些都需要錢,隻能看著幹著急。
記者在一份李秋娥8月30日給汾陽政府的《發展情況匯報》上看到,山寶公司兩條生產線的流動資金和生產基地擴展還需要4350萬元,希望政府協助落實銀行貸款和關閉煤焦廠的補助款。而據山寶公司總經理劉北鵬透露,真正的資金缺口可能有8000萬元。
“資金是最大的問題。我不是沒想過找煤老板融資。我在煤焦行業混了這麽多年,認識的煤老板裏有錢人多了,他們困難時我也幫過他們,可現在需要幫助時就一個也找不到了——他們看不上種蘑菇,覺得回報太慢,都不願意投資。”李秋娥抱怨道。
煤老板朋友幫忙沒指望,想向銀行貸款也碰了一鼻子灰。“按理說我們有500畝的大棚,一個億的固定資產,拿來做抵押還貸不到款?可實際上就是貸不到,銀行就不貸給我們。”劉北鵬語氣中很無奈。
李秋娥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小額貸款公司,但是她沒有融過資,對小額貸款也是一竅不通。“我現在對采訪一點興趣都沒有,如果你們的宣傳能幫我解決這個問題,那我就接受采訪,不然就算了。”從記者聯係采訪開始,她一直都在和記者“討價還價”。
作為一個名聲在外的轉型煤老板,李秋娥幾乎每天都要應付記者和各種評比,去年底一個記者做完采訪,要求她給報銷1萬元的差旅費,她想了想覺得有道理,就老老實實地給了,但那人轉頭又來要更多,李秋娥隻好說,公司真的沒錢。
煩惱遠不止這些。8月24日晚上,汾陽下了一場多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盡管有防洪堤,公司上下所有人也都到了搶險第一線,但大部分的大棚還是被淹了,損失了幾百萬元,雖然上了保險,但李秋娥並沒抱指望:“估計賠償數額也就是杯水車薪。”
辦銷售許可證的過程也遠比想象中複雜。質監部門的人幾次說來驗收,卻一直未來,“據說是主管的兩個部門的處長鬧別扭”。記者采訪的那天是李秋娥的心理最後界限——如果第二天再不來驗收,就趕不上秋交會上的銷售了。當天,李秋娥一大早就坐車去了太原公關,下午人還沒回來,就傳來兩個壞消息:一是質監部門的人明天還來不了,估計要下周;二是李秋娥在回來的路上老胃病又犯了,人被直接送去了醫院。
李秋娥第二次坐到記者麵前時,臉還是黃的。不過,這次她身邊多了一位貴賓——汾陽分管新農村建設的市領導,領導驗過記者身份後,用地方話對她說“反正不要錢,就聊聊吧”,她這才開始放心講述。
“種蘑菇太複雜,就像養小孩。”李秋娥說公司花費了10萬元提供免費培訓,帶動了周邊1000多戶農民一起種蘑菇,但產品還是供不上。公司150多個員工幾乎都來自本村和附近的村子,因為條件差,“外地人來了留不住”,而同樣無奈的是,即便是本地工人也難辦——他們大多原本是煤焦工人,對種蘑菇既不感興趣,也不開竅,“外地人來了拚命學,學會就走人,本地人是白學還不想學,學也學不會”。
這就讓原料供應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李秋娥一直叮囑記者一定要幫忙發布一個消息:“山寶願意無償提供大棚,並以優惠價收購種出來的蘑菇。”李秋娥在汾陽市區的黃金地段還有一塊70多畝的地,但她並不打算做房地產,而是想在那裏建設一個蘑菇交易市場,部分解決原料供應的問題。除此之外,她在南通看到好多加工蘑菇剩下的邊角料,覺得也可以買回來用。
李秋娥的困境,並不是煤老板轉型農業過程中的特例。呂梁新聞辦副主任彭斌對記者說,柳林縣做紅棗精華素的車安奎情況更糟糕,產品研發上好像出了些問題,公司從2006年掛牌到現在,都還沒有量產。而在汾陽南邊的孝義市,煤老板郭連生投巨資打造的田源陽光農副產品有限公司,曾被視為當地經濟轉型的典範,卻在兩起兩落後,去年不得不關門歇業。?
李秋娥辦公室書架的角落裏放著一幅“奮鬥”字樣的條幅,但已落滿灰塵,廢棄不用。現在,她的桌前掛著一幅字,上麵寫著“天道酬勤”。
最好的時光已經遠去
當第一批煤老板賺得盆滿缽豐、風光抽身時,煤老板的黃金時期也早已隨之遠去——隨著國家對煤炭行業監管、整頓力度更甚,政策收緊之下,遲到的接盤者還沒來得及收回成本,謝幕的大簾就已經拉開——遊戲結束,請離場。
但無論是張子玉還是李秋娥考慮的問題,對於忻州市寧武縣的眾多煤老板們來說,都還為時過早:巨額投資的煤礦甚至還沒過一天工,就被宣告要清場。
來自寧武市郊的李老板就是眾多一天工都沒開的倒黴鬼之一。老家在溫州的他手裏拿了村裏500多人的集資來到寧武,剛辦完手續,卻聽說自己的礦由於不足0.8公裏,屬於被炸掉之列。
李老板一下子毛了,“我們的礦屬於斜井,算起來麵積1.5平方公裏都不止!”好說歹說,終於不用炸了,但礦井仍然不能生產,每天還要花錢維護,每天淨虧1萬元。現在又趕上了這次兼並重組。他說,國家提出的兼並重組價格,等於是1塊錢買了個茶杯,一天都沒用過,現在就要7毛錢收走。
“這是逼著我們自殺啊!”據他介紹,忻州有一個開報喜鳥連鎖店的老板同時也經營煤礦,整天愁眉苦臉,結果前兩天吃飯突然鑽到桌子底下不行了,沒等送到太原就死了。而另一位因煤礦麵積不足0.8公裏礦井被炸的同鄉,每天就是蹲在礦井那裏哭。
在寧武縣經營煤炭貿易多年的小關告訴記者,2007年前那一撥在山西掙到錢的煤老板早就走了,有些去了甘肅、內蒙、寧夏繼續搞礦,其中相當一部分老板來自溫州水頭鎮,他們轉型後大多去做皮具,要不就是去上海搞房地產了。現在的煤老板跟原來買悍馬炫富的那些人早就不是一回事了。
遠在2000公裏的溫州,此次感受到的衝擊似乎比山西本地還大。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從2003年起,溫州資本就開始進入山西煤礦,溫州煤老板最高峰時曾占到山西的60%,2007年有一部分資本抽身退出,但至少還有一半留在山西。這一輪兼並重組開始後,很多資本開始回流到溫州,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今年1-3月,溫州的存款從2000億暴漲到4000億,而這些錢,最後很多都流向了地產和股市。
在中國煤炭市場研究專家李朝林看來,這次兼並重組的性質和手段都與當年的“公私合營”相差無幾,民營煤企不願入股的原因還是因為利潤沒有保障。
他認為,現在煤老板們不願簽協議的原因,一是價格,二是擔心那是空頭支票。至於煤老板轉型影響股市、樓市的擔憂,則完全是杞人憂天,“滿打滿算就幾千億資金,就算全部投入到北京,以北京現在的樓價,能買多少樓?”
李朝林認為,現在山西的煤老板已經與當年那批不同,他們文化程度普遍較高,參股煤礦也經過深思熟慮,這一輪兼並整合後,更多的煤老板可能會選擇從生產型轉向貿易型,也可能會有些做電子商務和期貨,甚至有煤企會走出國門,去澳大利亞、蒙古、俄羅斯拿礦,參與國際競爭,真正會離開煤炭行業的資本,並不一定很多。
記者來到山西省發改委和煤炭工業廳,希望了解煤老板轉型的情況,均被拒絕。但在政府方麵看來,價格不公的問題並不存在。9月12日,山西省煤炭廳官員就小煤礦“賤賣”一事表態說,“賠本賣礦”是煤礦主間多次私下倒賣所致,讓國家以市場價去收購小煤礦,並不合理。
據銀行業人士估計,目前山西省民間煤炭老板手中至少有4000億遊資在尋找投資出路。在山西省政府上月出台的《關於促進民間資本進入我省鼓勵類投資領域的意見》中,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公路、鐵路、橋梁、城建、環保等基礎設施領域和城市公交、燃氣等市政公用設施領域,這些會是煤老板的新出路嗎?
至少從目前看來,煤老板惜別的衣袖,還沒有帶走一片雲彩。
蔡家溝煤礦的停業和重組,已經讓大量外來農民工返鄉或奔赴內蒙古等地繼續挖煤,而依舊滯留在此地的外地人,內心仍懷著僥幸熱望。
黑金帝國的子民們
數千個煤礦關閉停工,將使得棲身其間謀生的數以萬計的煤礦職工與外來民工的命運麵臨選擇;不但當地財政會失去一塊肥沃養料、當地民眾的經濟生活也要進行一次艱難的轉型。偏僻的雙池鎮隻是一個縮影。
“完了,現在的雙池,已經完蛋了。” 這位來自山西平遙的小老板不無抱怨地說。雙池鎮主幹大街旁的這家小店他已經租了三年,他目睹了這個小鎮經濟從高位迅速跌落,直至退化乃至癱瘓的全過程。
此前,小店一天平均能賣出四五百元的商品,但現在一個月也僅能賺出個房租來。一年4000塊錢的房租,對於現在慘淡的營業狀況而言,已是一種壓力。他給自己排了時間表:再觀望半年,如果生意還沒有起色,他就回到老家去。
雙池鎮主幹大街,長約兩公裏,路麵齊整,行人不多。大街兩側,店麵林立,但大多數已經停業,不少門臉外,赫然掛上了轉讓的標牌,或者直接貼了張打印的告示在玻璃窗上,上麵粗粗寫上了租金要求和店主的聯絡。
曾經人流如織、人聲嘈雜的雙池大酒店,一年來,生意冷清,現在每天的營收不到一年前的五分之一,在這裏,服務員的數量,比客人還要多。因為沒有生意,酒店門外原本密密麻麻停靠的黑出租,現在也僅有幾輛還在百無聊賴地等客。蒙蒙細雨中,他們擠進一輛車子,一邊吸煙,一邊耍起紙牌來。
幽怨的村民
雙池鎮距呂梁市交口縣城,直線距離不過60公裏,由於交口深居呂梁山區,這60公裏的路程,大巴車往往會艱難行進近2個小時。交口的支柱產業是煤炭,而煤炭的主產區在雙池,雙池鎮最大、最集中的煤礦則在蔡家溝。
在“黑口子”遍地的交口縣,蔡家溝煤礦是雙池鎮最大的“明口子”,六證齊全。此前該礦隸屬於蔡家溝村委會,後被煤老板陳勇相中。陳勇從村委會承包下了這個集體煤礦後,將舊有的集體礦井關停,重新選址並投資興建目前這個新井,現在新井已經運行了七八年。
蔡家溝有七百多口人,大多數倚賴煤礦獲得收入,他們或在井上做後勤,或在井下做管理,還有一些則從事與煤礦相關的衍生生意,比如煤炭運輸和出租車。在雙池鎮,尤其在蔡家溝,運輸也是養家的一個手段。
在承包協議裏,村委會與煤老板明確了補償款的發放細節,即便在蔡家溝煤礦停業的這一年多裏,每個村民每年2500元的補償款已得到落實,但村民們還是十分擔心,尤其是煤礦在奧運會前停工一年多後,又迎來重組改製的風浪,如果煤礦通過買斷的方式,煤老板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們的未來怎麽辦?”現在,村裏賦閑的村民比往常更多了,而且每有村民聚集聊天,話題總會被延展至煤礦關停這一政策上來。
據村民介紹,大大小小的煤礦,在蔡家溝地下毫無規則地私采濫挖,兩家煤礦之間甚至打通,礦工在井下互相偷對方的鎬頭、設備。而且小煤窯越界掏到了村子下麵,已造成地麵塌陷,村民的房子裂了,田地塌了,到現在,還沒一個煤老板肯認賬。村民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煤老板一走,村民不但沒工作做,資源也沒了,地也不能種,靠什麽生活?
有人告知,以前村民在地下打個二十來米的井就有水,現在挖煤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煤老板投資百萬給村上打了個深井,這才喝上水,“可煤老板一走,這麽昂貴的設備,隨便一個水泵壞掉,就是幾十萬,誰負擔得起?”
焦慮遊走的外來工
劉繼成在蔡家溝煤礦工作了四五年時間,直到現在,挖煤雖然不能展開,但井下照明和其他用電卻不能停,尤其是排水和鼓風,否則瓦斯積聚,後果不堪設想。正因此,作為電工,雖然現在收入打了八折,但他依舊能夠維持工作。可類似劉繼成這樣的維護工人,在這個原本上千號礦工的蔡家溝煤礦上,現在總共需要的,不過四五十人而已。
趙繼成說,一年前,租住在村裏的外來工起碼得100多號人,現在已經沒有幾個了,“停工一年,該走的,都走了。”
以前村上的小賣部、理發店、診所生意紅火,現在很多收入都不及從前的十分之一。
47歲的薛保朝現在已是半個蔡家溝村民了,早在1988年他就來到蔡家溝村。他從河南孟津縣馬屯鄉和貫坡村到交口縣“扣磚坯子”、“燒磚”,經過多次擇業,最後落定在蔡家溝煤礦。
在最近十幾年裏,薛保朝的工作性質從未變動過,他是挖煤工。黑口子、明口子都幹過。但現在,為了糊口,又不想離開蔡家溝,他不得不為村上打些零工,比如倒垃圾、裝運土石之類。薛保朝說,在老家掙錢不好掙,也知道挖煤辛苦、危險,但自己沒有別的手藝,挖煤比幹別的來錢快,尤其這兩年,在井下挖一平車煤,礦工可以得14塊錢。“早上下井吃得飽飽的,中午舍不得上來,一直幹到下午四點多再上來吃飯,這麽一來,每天都能有200多塊錢的收入。”
“現在所有的煤礦都停了,想挖煤也挖不了了。我搞不清楚,煤礦改製以後,礦上是不是全部要上正規軍了?還要不要我們農民工了?”薛保朝十分忐忑。
這種忐忑有跡可循。據記者了解,國有大礦對礦工的吸納,遵循嚴格標準,對招工時間、采集地點、人群特征等都有相關苛刻條款。另外,新員工入職後不但要有崗前培訓,還要經過多重考核、實習達標後,方可下井。這也意味著,缺乏職業技能和安全防範培訓的農民工,是很難進入正規大礦的。
盡管如此,與大多數村民和薛保朝一樣,來自甘肅武都縣石門鄉上溝村的農民宋俊成還是一直心存僥幸地盼望附近煤礦能夠快點開工。49歲的宋俊成來到蔡家溝村已經8年了,而最開始通過老鄉引薦下井挖煤則是在1999年的朱家嶺煤礦,後來他來到了蔡家溝,並樂此不疲。“山西這地方,錢好掙,像我們老家,你幹上一天,最多十來塊錢,在這裏,隻要能吃苦,一天一百多塊錢,還算是少的。”
通過挖煤,宋俊成每年都能攢些收入拿回家去。他僅有的一個女兒正在老家上高中,妻子偶爾出來在理發店打打工,大部分時間在家務農。
蔡家溝煤礦的停業和重組,已經讓大量如宋俊成、薛保朝這類的農民工返鄉或奔赴內蒙古等地繼續挖煤,而宋俊成和薛保朝卻依舊滯留在村莊裏,他們內心懷有熱望。
尷尬的村支書
交口縣煤炭行業重組的消息,蔡何是從報紙和電視上看到的。作為蔡家溝村黨支部書記的他一度搞不清楚一個問題:“煤礦重組,我們村委會有沒有權利知道,有沒有權利去了解更多?”
蔡何說,蔡家溝煤礦是屬於村集體的煤礦,牽涉到七八百號村民的切身利益,如果煤礦發生兼並重組,村長和村支書不掌握詳情,那麽,村民會立刻有意見。但煤礦已經承包給了煤老板,他們不主動過來解釋,補償款在停工的一年裏也並沒有停發,一切都做得中規中矩,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該怎麽辦——是問還是不問?問多了怕對方厭煩,不問,沒法向村民交代。
在依山而建的蔡家溝小學,蔡何對記者說,他的擔心還包括很多方麵,比如蔡家溝小學的命運。蔡家溝小學是一個漂亮的山村學校,落成時間不過短短幾年,蔡家溝煤礦老板全額資助,每年資助二十萬,這所小學的所有民辦老師、勤雜工包括村幹部的工資都是礦上來負責解決的。
“如果煤老板走了,這個小學就要倒閉了。”說此話時,蔡何頗為焦灼。村長李福根補充說,村民已經開始對村幹部不滿了,現在大家都在觀望,教師以及學生家長的情緒也開始不穩。
雖然煤礦停業,但蔡家溝煤礦財務總監薛小紅一直在礦上做統籌管理。
9月9日,在蔡家溝煤礦,薛小紅對記者直言,現在像他這樣的管理人員,已經成了虛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自己之所以沒有像礦工一樣拎包走人,隻是為了善始善終,給煤老板一個交代,因為這幾年,煤老板對自己不薄。
蔡家溝煤礦已經鮮少有人走動,大部分礦工都在一年內先後離開了,上下三層的整個蔡礦家屬樓,一片寂靜蕭條,陰雨的天氣格外清冷,映襯得這裏更為落寞。
蔡家溝煤礦辦公樓旁邊時而有看護院落的大狗狂吠。辦公室外牆壁的小黑板上,新近就重組情況寫出一則通知,提示最後一批尚未離開蔡家溝的礦工,如果已經“找下合適工作,處理好各自的往來事務,打個招呼,即可離礦”。
9月12日清晨7點,蔡家溝村炊煙嫋嫋,新的一天開始了。
71歲的老人周世昌早早地起床,繞著村子走了一圈後,站在村口的山坡上呆呆地凝望。對麵1000米的山下,除了高高低低的一些小房子、礦井設備外,整個蔡家溝煤礦不見有人進出,當初晝夜不停的大車來往以及人員頻密的場景如在眼前,天壤之別。
世代居住在村上的周世昌,從小就在煤海裏生活,眼下的他,滿麵愁容,內心矛盾:靠煤吃飯的蔡家溝,如果煤挖不成,老百姓怎麽生活?如果煤都挖光了,以後的子孫怎麽辦?
地處偏僻的蔡家溝是交口財政收入的晴雨表,也是資源性大省山西經濟發展模式的縮影,一蹶不振的交口代表了一大批如許尷尬的縣市。它們的未來到底該如何演進?
問題拋給了山西。
2007年3月28日,山西省臨汾市餘家嶺煤礦“3·28”瓦斯爆炸事故現場。頻發的礦難,使得山西煤老板和地方政府形象大大受損。
煤老板現象如同一場瘟疫
山西盛產煤老板,卻鮮見企業家;煤老板為什麽當不成企業家,因為煤老板一無商業文化內涵,二無信仰,三無創新精神,我們看待煤老板現象如同看待一場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蠻的經濟組織和經濟現象如何在現代社會重演。最主要的原因是,擁有煤炭開采權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與官員尋租共生的結果。
煤老板之“罪”
他們不是企業家,而成為暴發戶與血汗工廠的代名詞。煤老板是三無產品,幾乎成為無文化、無信仰、無創新能力的同義詞。如此巨大的道德與能力指責不是煤老板能夠承擔的,而是催生煤老板的土壤必須承擔的罪責。
煤老板一無商業文化內涵,與煤老板能夠聯係在一起的不是誠信、不是企業家的破壞性創新精神、不是初始之初的戰戰競競如履薄冰,而是一擲千金購買豪宅,是品位低下揮金如土令人咋舌。煤老板二無信仰,才有令人震驚的黑煤窯童奴現象,不僅違法使用童工,甚至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無法滿足,有基本道德信仰的人無法做出如此無底線的事。煤老板三無創新精神,他們從政府那裏獲得煤炭資源,用簡陋的方法挖掘,通過煤炭的稀缺性換取大把現金,我們沒有看到小煤礦出現組織結構與管理結構的創新,更沒有看到技術的創新。
我們看待煤老板現象如同看待一場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蠻的經濟組織和經濟現象如何在現代社會重演,而沒有手段去禁止這樣的經濟組織複製蔓延。
在不經意間,煤老板正在以悲壯的方式退出曆史舞台。繼鋼鐵和航空上演了“國進民退”後,煤炭行業史無前例的大整合正在山西省熱鬧地進行著,山西省煤炭業正在進行一場“國進民退”的大整合。2009年初,山西省出台了《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該規劃明確提出,“到2011年,全省礦井數量減少到1000 處,礦井單井生產規模達到90萬噸/年以上。到2011年,形成三個億噸級和四個5000萬噸級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大集團煤炭產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按照山西省政府改革計劃,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2012座煤礦要被兼並重組,其中,由山西省內五大煤礦集團兼並重組的煤礦共1161座,地方兼並重組的為693座,到2010年底,參與兼並重組的2000座礦井僅保留479座。最終整合的結果是要將山西省擁有企業主體的煤炭企業數量從現在的 2200個變成100個左右,礦井數將由2598個壓縮到1000個。
驅逐了煤老板,山西就能迎來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就能複蘇晉商傳統?如果驅逐煤老板,迎來的是計劃體製,山西最多回到1979年以前,而不能承接自由精神的商業文化。
商人逐利與官員尋租共生
煤老板為何無法成為企業家?
最主要的原因是,作為中國最重要的能源產品,擁有煤炭相當於擁有硬通貨。也就是說,擁有煤炭開采權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與官員尋租共生的結果,是官煤勾結的結果,而不是自由商業精神競爭的結果。
山西嚴查官員入股煤礦一直是重點新聞。來看主流網絡媒體新華網的報道,截至2005年10月12日,山西省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工作進展順利,全省共清理出922人投資入股煤礦,涉及金額9257.74萬元,其中已有836人撤出入股資金4077.33萬元,對剩餘的86人的撤股工作正在進行中;2006年6月5日,人民網報道,記者從山西省紀檢委執法監察室了解到,山西省清理官員投資煤礦,到目前為止,已有1126人撤資 1.7億元,平均每人撤資10多萬元。截至目前,已經明確申報的1000多名投資入股人員已將投資入股資金按要求全部撤出,其中有140名投資入股人員上繳收益115萬多元。
圍繞煤炭行業生成的利益鏈條毒化了公平競爭的土壤,使法治精神與公共服務成為暴利樹上結出的惡之花。
2009 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刊文披露毒化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以治理超載為例,最早的拉煤車是三軸車,額定裝載20噸,惡性競爭之後達到90噸。超載的一個秘密是,地方煤檢站為了完成任務,往往開一張100噸的票,“沒有找零”,這意味著車主如果不想賠本,必須超載。為了和煤檢站鬥法,車主們紛紛將車子從三軸改為四軸,還加上了掛車,這樣一次性就可以拉180噸到190噸,這幾乎相當於四至五節火車皮。
煤炭流通領域的怪胎——煤檢站也最終默許超載,隻要能罰到錢即可。在這種情況下,臨汾鄉寧縣的拉煤老板紛紛加高車輛擋板,甚至加到了1.5米的高度,最終由於高度已經達到了收費站頂棚的高度,這場煤老板和政府的超載鬥法才得以停止。
“隻要有一項關於煤炭的政策出台,各部門都能從中搜羅到可以發財的地方。”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
政府檢驗與督查部門靠煤吃煤,煤老板在奉上灰色成本後不得不與煤檢站等部門鬥法,結果是雙方成為利益的爭奪者,而不是經營者與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企業家精神的淪喪之緣
最重要的是,產權流失之憂加劇了短期行為。2006、2007年“溫州炒煤團”最終都在山西栽了跟頭。其中一方麵是政策不穩定,另一方麵就是小部分山西地方政府官員戲弄了這些財大氣粗的炒煤團。一般操作手法是:縣裏利用政策上的先知權,知道煤礦很可能因政策原因被關掉,首先放出煤礦要出售的消息,溫州人來到當地就買煤礦,結果買了之後就要被關停。
無論是低價獲得煤礦的尋租者,還是有意無意受到蒙蔽進入煤礦行業的沿海企業主,他們要降低成本最好的辦法是倒賣煤礦產權獲得高額租金,而將政策風險轉嫁給接手的下家。2008年10月16日,《中國青年報》刊載典型案例,山西省孝義市東風煤礦,從2006年3月開始,在短短不到3年時間裏,這個核準年產9萬噸煤的小煤礦,被3次非法倒賣,倒賣的背後,則是政府幹部參股經營、甚至偽造政府文件騙取工商登記等一係列的違法行為。
產權的不固定導致行為的短期化,沒有煤礦主為環境負責,為工人的生存條件負責,作為經濟理性人,他們惟一考慮的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賺取最多的利潤,使投資回報最大化。這是製度摩擦成本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煤老板退出煤炭市場後也未能在其他行業重整旗鼓。首先,在重要的資源性與主要重化工業領域,“國進民退”如火如荼,煤老板們會與其他企業主一樣遭遇玻璃天花板。
其次,退出實體經濟領域的私營業主的主要避險途徑是進入樓市與股市,這已經給他們帶來了不菲的回報,相比實體濟領域,虛擬經濟的產權關係更為明確。
第三,煤老板們並沒有從這一輪“國進民退”中得到新的產權與法律關係的洗禮,相反,由於產權被低價剝奪,他們的預期更不穩定、行為將更加短期化。
無論是譴責或者同情煤老板,都不應遮蔽我們對產生煤老板土壤的製度性分析,這一分析將讓我們看到企業家精神的淪喪之緣,擺脫對單一階層的道德譴責,進入更深刻的製度層麵分析,並對目前以驅逐煤老板的方式培養新產業抱持冷靜而客觀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