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209: 信息權利與不信任

信息權利與不信任
by 草根精神

終於住上了高樓大廈，盡管有物業公司有保安，一般中國人還是要把自己關在鐵籠子裏，把家營造得跟肖申克監獄一樣，防盜門、防盜網、電子監控……能裝的都得給它裝上。之所以要自己動手抓安全，是因為對物業對保安的不信任。我的一個朋友甚至說：防的就是物業和保安。 

有人總結中國的“新聞”：前麵是“領導”很忙，中間是“普通老百姓”很幸福，最後是外國民眾水深火熱。盡管有這樣永遠正確光榮的報紙電視，許多正常的人還是要自己動手DIY，去找新聞：官方的人會去找《內參》，一般人去看《參考消息》，再厲害一點的去聽境外廣播看境外電視。這些年來，互聯網則提供了一種革命性的新渠道。

在中國，所有的新聞媒體和出版者均為官方獨家壟斷據有，也就是說，所有的新聞隻能來自於官方一家之言，官方也絕不容許他人染指和置喙。甚至當年WTO談判中，這個壟斷話語權也是死也不放棄的。

古語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自從半個世紀前所有的中國官方媒體都說每畝產糧百萬斤後，中國媒體最拿手的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我們老家話管這叫“戴木頭眼鏡”，木頭做的眼鏡不透明，可以讓好人變成瞎子。經趙本山同誌提議，大家一致認為這是“忽悠”——把好人忽悠瘸了。

心理學上認為，人對社會有著天生的關注與敏感。正因為對自己身處環境和外界事件的關注，人才可以保持對機會和危險的警惕，使自己做出正確的判斷，保證自身獲得更高的生存概率。也就是說，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人是比較危險的，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這就是人對信息需求的心理根源。信息就是真相，信息必須真實，否則就毫無價值，甚至，假信息比沒有信息更糟糕。當年的大躍進中，來自官方媒體的高產衛星新聞就導致數千萬中國農民被餓死。

因為自卑或恐懼，每個人或者組織都有欺騙和撒謊的企圖，除非欺騙和撒謊遭到揭露和懲罰。在一個欺騙和撒謊不僅不受懲罰，反而可以獲得保護、鼓勵和獎賞的製度下，撒謊和欺騙必然成為一種常態。

“共和”是一個很古老的詞，是中國紀元的原點，即公元前841年。“共和”來源於對周厲王的放逐。周厲王執政時期，把所有的社會財富都被斂聚到王室。王富民窮，民間多有怨言。周厲王就招募大量的特務監視民眾，凡有批評言論者立即治罪。白色恐怖之下，民間噤若寒蟬，甚至熟人見麵都不敢吭氣，隻能使個眼色。周厲王幸福了3年，3年後周厲王被沉默的民眾放逐，這一年為共和元年。最終，民眾在沉默中爆發，統治者在沉默中滅亡。

從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到現代社會，我們已經進入信息時代。誰控製了信息，說就控製了世界。
在中國，借助壟斷政治權力，官方幾乎是唯一的信息來源和唯一的信息控製者。但人們對信息的需求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官方信息機構根本不能滿足需求。更不用說，官方每天要製造大量的虛假信息，封殺掩蓋無數極有價值的真實信息。

在這場供求嚴重失衡的信息博弈中，互聯網扮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平台和戰場。既然專業販賣信息的新聞媒體沒有能力提供信息，那麽人們隻好自力更生，每個人都主動奉獻出自己所掌握的信息，無償提供給大家。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互聯網就這樣成為了一個顛覆官方媒體的民間信息集散地。

官方之所以控製和壟斷信息，根源是因為對公民的不信任。公民之所以翻牆越過官方的法定渠道自力更生，根源是因為對官方信息的不信任。不信任來源於強製，隻要是強製，必然不存在信任。

自從中國名牌奶粉裏出現三聚氰胺後，無論楊佳鄧玉嬌，無論隴南甕安南康石首，甚至29歲市長，一切社會事件的內在根源其實就是關於信息權利的爭取與剝奪。一個公民到底有沒有合法的天然的信息權利——即中國憲法中的“言論自由”……

事實上，官方對信息的壟斷、篡改、封殺和掩蓋已經到了下意識的程度。每一次社會事件剛在青萍之末，官方就開始信息封殺，緊接著暴力封殺，結果是投石入水，導致信息和信息需求者如同漣漪般迅速擴大，最後官方丟人現眼，民眾獲得信息滿足。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輪回反複，官方對民間越來越不信任，民間對官方同樣也越來越不信任。

在缺少第三種力量的二元中國，這種不信任所引起的隱憂困擾著迷局中的每一個中國人。“我不想讓你知道你想知道的東西”，這種固執僵化的信息控製思維其根源在於數十年的意識形態體製，絕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在中國，好比“城管”總是和“打人”連在一起，“群眾”也總是和“不明真相”連在一起。一方麵，官方指責“群眾”“不明真相”，另一方麵，官方又故意讓“群眾”“不明真相”。官方之愚蠢與可笑真是匪夷所思。

求知和好奇是一個正常人的自然天性，官方對信息的操縱和閹割是對所有正常人智商的侮辱，更是對所有正常人尊嚴的傷害。信息權利其實就是知情權。真相在中國的缺失導致整個社會的焦慮，使不信任成為一種習慣和流行病。這樣的社會從微觀上說成本太高，從宏觀上說則是很危險。信息權利是一種基本人權，沒有這種權利，人隻是行屍走肉。

互聯網信息的廣泛傳播導致官方信息壟斷權受損，“濾霸”（綠壩）不過是官方收複信息壟斷權的一個拙劣手段而已。借助互聯網，自力更生的人們發起了一場悄無聲息的信息民主運動，被窒息了數十年的人們終於在互聯網時代，體味到了自由擁有信息的幸福和快樂。這些信息完全不同於官方信息，而且徹底瓦解了官方對信息的壟斷權和話語權。

民眾對信息權利的收複必然伴隨著官方信息權力的削弱。對一個以權力褫奪權利的體製來說，對一個政治權力完全壟斷的官方來說，信息壟斷權的受損或者喪失絕對是一個不祥的征兆。信息壟斷權一旦徹底喪失，其他的壟斷權力勢必也會如多米諾骨牌般崩塌。

從互聯網誕生之日起，中國官方和民間就展開了一場曖昧而微妙的鬥爭與博弈，雖然中國官方沒有像北朝政權一樣徹底取消互聯網，但從早期的妖魔化、嚴厲審查、頻繁封網到近期的反低俗“濾霸”和懲處穀歌，中國官方可謂處心積慮機關算盡。周厲王首創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種信息管製在“跨省抓捕”中甚至已經演變成為新時代下的文字獄和社會恐嚇。

不可否認，中國近30年經濟發展迅速，但這種發展仍然保持了國強民弱國富民窮的病態趨勢，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壓製和褫奪有增無減。公民是國家的根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優秀公民就不可能產生優秀的國家；沒有健康正常的公民文化，也不會有一個健康正常的國家。當一個個正常公民被國家判定為精神病人的時候，說明這個國家的精神一定出了問題。

自由首先是一種可以選擇的權利，而壟斷剝奪這種最基本的自由。所以說，壟斷是最大的不對稱和不公平，也必然產生最大的不信任，更何況這種壟斷是建立在強製和暴力之上。與其說是壟斷，不如說是強奸。從某種意義上講，鄧玉嬌必然成為當下中國的一個政治注腳和符號：對強奸者來說，所有的反抗都是犯罪——即使沒有懲罰。當然，一旦遭遇反抗，鄧貴大的下場絕對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