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Diary 575 --- 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

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與深度危機

[美] 安德魯J巴塞維奇

譯者曹化銀曹愛菊

謹以本書紀念我親愛的兒子——美國陸軍中尉安德魯約翰巴塞維奇
（1979.7.8~2007.5.13）

緒論
沒有退路的戰爭

對美國來說，冷戰的結束既沒有產生“和平紅利”，也沒有帶來任何貌似和平的東西。相反，被歡呼慶祝的曆史性勝利迅速讓位於了動蕩和衝突。被一些曆史學家稱為“長期和平”的東西方對峙於1991年結束。這個時候，美國已經走上了其後持續近十年的前所未有的幹涉主義道路。在此之後，美國人已經習慣於看到美國軍隊奔赴前線的報道——攻打巴拿馬和波斯灣，占領波斯尼亞和海地，空襲科索沃、阿富汗和蘇丹。然而，所有這些隻不過是序曲而已。2001年，大事發生了，遙遙無期的全球反恐戰爭於是開始了，有人把它叫做“長期戰爭”。

事後看來，“長期和平”幾乎馬上讓位於非和平的跡象簡直是太明顯了。然而，在“911”之前，人們很難認識到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美軍索馬裏慘敗等事件的意義。畢竟，這些小事情並未改變當代最為確定的現實：美國地位超群，無人能夠向其挑戰。

20世紀90年代，在政治家和權威專家的敦促下，美國已經習慣於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可替代的國家”。這種不可替代性既意味著責任，又帶來了特權。

最大的責任是主導一項宏大的政治經濟一體化工程，即一般所稱的“全球化”。實際上，“全球化”是“軟性或非正式帝國”的委婉說法。蘇聯的崩潰好像提供了一個擴展和延伸這個帝國的機遇，似乎創造了“美國治下的全球和平”。

這個“不可替代的國家”的主要特權是建立並執行一套規則，管理冷戰後的國際秩序。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像帝國君王般發號施令也是一項很需要用心的任務，不僅需要足夠的智慧，也需要堅定的決心。美國偏愛的方式是勸告說服，但如果在壓力之下，華盛頓會毫不猶豫地動用武力，20世紀90年代的數次軍事冒險已經表明了這一點。

無論使用什麽手段，治理帝國需要充沛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儲備，但首先是軍事力量儲備。冷戰剛剛結束的時候，沒人質疑這種假定。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無人能撼動，其主導地位不容置疑。這不是狂熱民族主義分子的自吹自擂，而是傳統認識。

一下華盛頓如何看待冷戰後的世界以及美國在其中的地位，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麽決策者未能預料、阻止和幹擾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沉迷於帝國治理的政治精英並不關心保護美國本身。實際上，在“911”之前，沒有人負責國土防禦。

冠以“國防部”頭銜的機構實際上不管防禦，它的專長是軍力投放。2001年，五角大樓正準備應付巴爾幹半島、東北亞或波斯灣的突發事件。它沒有準備好應對針對美國東海岸的威脅。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美國軍隊時刻準備著保衛首爾或利雅得，而曼哈頓隻能自己保衛自己。

盡管看起來很荒誕，但這些防衛重點卻反映了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原則：在保衛美國重要利益時，控製帝國邊界比保衛本國國土更為重要。

“911”之後，布什政府確認了這一核心原則。雖然拚湊了一個新機構負責“國土安全”，但這屆政府也加倍努力支持建立“美國治下的和平”，並責成國防部專門負責完成這項任務。這意味著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可能時說服，需要時動武）讓伊斯蘭世界遵守美國製定的規範。這種帝國治理方式不再是軟性且有商量餘地的，而是更為強硬、更具強製性。

於是，對“911”之後的美國來說，戰爭好像已經成為常態。喬治W布什總統及其政府成員提出一個反恐戰爭綱要，建議持續數十年。在美國政治舞台上，沒人質疑這一計劃。在五角大樓，高級軍官在談論將持續一個世紀的“幾代人的戰爭”。

在“911”發生兩個星期之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已經開始教育美國人“忘記‘退出策略’，我們看到的是持續交火，沒有最後期限”。

總體而言，美國沒有準確理解一場沒有退出策略和最後期限的全球戰爭意味著什麽。對以前的美國人來說，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名等同於歐洲人的輕率，隻有野心勃勃的國王和有些瘋狂的探險者才會為這些偏僻而荒涼的地方爭來爭去。對當前的美國人來說，這已經成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美國大兵必須付出巨大代價，征服這些遙遠的“領地”。對收看晚間新聞的普通美國人來說，美國在遙遠土地上的傷亡報道極其平常，與國會山上的陰謀詭計、南加州失控的森林大火一樣平常。

“長期和平”的終結怎麽這麽快就讓位於“長期戰爭”了呢？美國人把自己視為善良的人民，一直抱有這樣一種想法，即他們參與的所有衝突都不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全球反恐戰爭也不例外。他們對自己的善良願望確信無疑，於是條件反射般地將戰爭責任推給別人，一般是那些希特勒般的壞人，這些人總是“莫名其妙”地拒絕美國“給予”的和平。

本書對這種假定提出了質疑。本書認為不管薩達姆侯賽因和奧薩馬本拉登的行為有多麽惡毒，都無法解釋美國為什麽今天會陷入永無終結的衝突之中。雖然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者，尤其是批評伊拉克戰爭的人，已經給出了各種不同的解釋，分別指向布什總統、他的核心集團內的人、好戰的新保守主義者、貪婪的石油高管和支持以色列的院外遊說團，但都顯得理由不太充分。當然，總統及其顧問，還有新保守主義分子總是急著施展拳腳、動用武力，他們應為當前的困境負相當大的責任。但要讓他們負主要責任，則有些抬舉他們了，他們還沒有這麽大的曆史重要性。這就如同指責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造成了大蕭條、把麥卡錫主義歸咎於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古怪行為一樣。

讓美國投入無出路、無期限戰爭的衝動來自美國內部。數十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為國內的野心、衝動和恐懼提供了對外表達的渠道。在這個時代，美國更像是在表達國內的功能失調，試圖與困擾美國人生活方式的矛盾達成妥協。這些矛盾在美國麵臨的持久戰爭狀態中得到了終極表現。
判斷其影響需要承認其來源：它是美國在瘋狂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過程中積累起來的殘渣。

無論名義上是什麽宗教信仰，自由從來就是美國人頂禮膜拜的東西。“沒有人比美國人更熱忱地把自由讚頌為生活的最終目標。”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曾經這麽說。但在讚頌自由的時候，美國人把這個頂禮膜拜之物放在了自省的範疇之外。在公開言論中，自由不僅像咒語一樣是一個詞語，更是一種價值觀，稍提到它就足以平息任何疑問，終結所有爭論。

《美國的極限》指出，這種不引人注意的自由崇拜是一件好壞參半之事。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美國積累了許多義務，堆積起越來越難以償還的債務。特別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自由本身已經削弱了美國履行承諾的能力。美國徘徊在破產的邊緣，絕望地依靠“戰無不勝”的軍隊來平衡賬戶。但與此同時，美國又過度誇大了軍隊的威力，自尋破產。

美國今天麵臨著三個相互聯係的危機：第一個是經濟和文化危機，第二個是政治危機，第三個是軍事危機。三個危機都有這種特點：它們都是美國自己釀成的。在評估這些危機造成的困境時，《美國的極限》借鑒了所謂的尼布爾視角。幾十年前，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就以神秘的準確性和令人震驚的先見之明預見到了這一困境。這麽說來，在當代曆史上，他比其他人更能幫助美國找到一條出路。

作為牧師、教師、活動家、神學家和多產作家，尼布爾是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美國知識界最為傑出的人物。即使在今天，他依然可以被稱為最清醒的美國預言家。尼布爾談古論今，道出了許多具有巨大意義的真理。作為預言家，他警告稱，出於傲慢與自戀的奇怪組合，“美國治理曆史的夢想”可能會對美國造成道義威脅。今天，美國忽視了這一警告，給自己帶來了危險。

對於人的本性、政治的可能性和曆史的偶然性，尼布爾不抱任何幻想。對於全球經濟危機、全麵戰爭、種族滅絕、極權主義，以及能夠毀滅文明本身的核武庫，他都冷眼相看，容不得半點虛偽、廢話和自我欺騙。他的世界觀核心是現實主義和謙遜，充滿了深沉的基督教理性。

在這種意義上，現實主義是一種義務，美國要按照世界的本來麵貌看待世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願望看待世界。現實主義的敵人是狂妄自傲，其表現形式就是對美國的實力過於自信，認為它是重塑全球秩序的手段。這在尼布爾時期如此，在今天這個時代也是如此。

謙遜則是另外一種義務。它號召美國人不能戴著眼罩看待自己。謙遜的敵人是偽善，認為美國的價值觀和信仰是普世性的，美國本身負有上天賦予的使命。這種想法表現為決心改造世界，使其符合美國想象中的形象。

在今天這個時代，現實主義和謙遜供應不足。尼布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寫的東西在冷戰後依然正確：好的運氣和明顯的優越地位使美國“陷入最嚴重的自吹自擂誘惑之中”。美國人已經屈服於這些誘惑。狂妄和偽善成為美國治國之道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911”之後，它們一起促成了布什政府發起的這場沒有退路和沒有期限的戰爭。

布什總統喜歡把今天的反恐戰爭類比成當年美國對納粹德國的戰爭，認為它們都是為自由而進行的偉大鬥爭。布什總統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以維護美國的自由就是這種情況。但是，不管用心多麽良苦，這種承諾涉及幾個更大的問題：現在,什麽是自由,其內容是什麽？享受自由需要付出什麽代價,誰來付出這個代價？

這些都是根本性問題，不可能因激情演講和滾滾人浪而視而不見。以往偉大的戰時總統，尤其是在葛底斯堡發表演講的亞伯拉罕林肯，就毫不猶豫地直麵這些問題。而布什總統對這些問題置若罔聞，這也成為其缺乏政治家風範的一個標誌。
自由不是靜止不變的，也不一定是好東西。實際上，自由不斷演變，並由此產生新的需要，廢除舊的限製。1941年12月美國宣布對日本、德國開戰時所秉承的自由觀念早已經過時了。在某些方麵，這是值得慶賀的理由。但在另外一些方麵，這也許是令人遺憾的原因。

這些既是量的變化，也是質的變化。在許多方麵，美國人今天比以往更加自由，更多公民正毫無障礙地享受著美國式生活。但是，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自由的重新解讀對美國的社會和文化產生了變革性影響。這種變革產生了自相矛盾的遺產。作為個人，美國人的胃口和期望急劇膨脹。尼布爾曾不以為然地寫道：“文化軟弱庸俗，視幸福為快樂，視舒適為幸福。”如果尼布爾今天還健在的話，他也許會對這個判斷再作修改，因為美國人越來越視放縱為舒適了。

美國國內政治經濟滿足這種胃口的綜合能力無法跟上需求。結果，要在國內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就越來越需要美國人放眼世界。無論是石油、信貸還是廉價消費品，美國都期望世界能夠適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由此產生的權利感對外交政策意義重大。簡言之，隨著美國對自由的胃口增大，營造帝國的傾向也在增強。這兩種傾向是一種因果關係。最初，美國人認為帝國是自由的對立麵。然而，布什政府控製波斯灣豐富石油的努力充分表明，帝國已經成為自由的前提。

還有一個更為深刻的悖論：行使美國式自由不再有利於產生建立和維持帝國秩序所需的實力。相反，由於過分強調消費和個人獨立，行使自由可導致國家實力的逐漸衰敗。當動用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成為維護美國自由的必要條件時，美國的力量儲備已經被消耗殆盡。

例如，我們看到，越來越高漲的個人獨立要求已經剔除了公民權這個概念的核心內容。昨天的公民義務成了今天公民的個人選擇。以前被認為是職責的事情（如緊急情況下加入保衛國家的行列）現在成了可以選擇的事情。作為個人，美國人從未停止期望得到更多。作為群體的成員，尤其是作為國家性群體的成員，他們的貢獻卻越來越少。

同時，美國政治領導人，尤其是國家層麵的領導人，已經不能夠（或不願意）解決“想要多少”與“能負擔多少”之間的不均衡。曆屆政府在國會的煽動下，通過無節製的支出，加深了愈演愈烈的債務和依賴性危機。當被告知減稅與入侵伊拉克相矛盾時，自詡的保守主義者、副總統迪克切尼宣稱：“赤字沒什麽關係。”兩黨的政客們當然可以假裝赤字沒什麽關係。

希望國境之外的世界適應美國生活方式的想法也不是什麽新主意。然而，自“911”以來，美國的要求變得更加執著。在這方麵，新保守主義作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觀察非常準確。他認為：“美國未因‘911’而變，隻是更加自我。”在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襲後，華盛頓的信念更加堅定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幹涉美國人對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這種信念表現為布什政府“要麽站在我們一邊，要麽與我們為敵”的言論、蔑視聯合國以及傳統盟國、鄙視國際法，更嚴重的是走上了預防性戰爭之路。

布什總統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宣稱：“我們土地上自由的存亡日益取決於他人土地上自由的成敗。”他實際上是說，作為自由的主要代理人，美國有權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發動戰爭，而這些戰爭從定義上講是為自由而發動的。在這個意義上，“長期戰爭”（核心是某種具體的自由概念）的確是維護美國生活方式之戰，同時也是擴展美利堅帝國疆域之戰（核心是夢想把世界改造成美國的樣子），一般認為後者是前者的條件。

可是，事態的發展表明，美國的準備非常不充分，打了一場沒有退路和沒有期限的全球戰爭。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缺乏（經濟、政治和軍事）資源去支撐一場漫長的大規模戰爭，而又想不對自己產生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影響。美國的實力是有極限的，不足以實現由狂妄和偽善催生的野心。

這就是美國當今最為核心的矛盾：要捍衛美國自由，就需要美國軍隊開赴伊拉克、阿富汗等地作戰，但國內自由的行使狀況削弱了美國的戰爭實力。中東的大巴紮（grand bazaar）不足以成為龐大帝國的根基。

同時，頑固堅持軍事路線不變最終會危及後方的自由。美國甚至在戰時也拒絕收斂胃口，“長期戰爭”更加劇了經濟矛盾，繼續產生債務和依賴性。而且，國家長期處於緊急狀態之下，加劇了混亂，傷害了美國的政治製度，允許行政部門從國會手中攫取更多權力，讓憲法走形。在這種意義上，“長期戰爭”既自欺欺人，也不合乎理性。
尼布爾曾寫道：“人類曆史最可憐的一個方麵是，每種文明都以最虛偽的形式表現自己，把片麵和普遍的價值觀混合成最具說服力的說法，在致命的衰落開始時，還把苟延殘喘說成永垂不朽。”未來的曆史學家盡可以引用尼布爾的名言來精確解釋這種將美國推入“長期戰爭”的愚蠢。

就當前來看，美國士兵承受了這一愚蠢造成的負擔。美國士兵身穿作戰服和防彈衣，美國人宣稱崇拜和支持他們，但正是他們為這個國家集體拒絕直麵國內紊亂而付出了代價。與恐怖主義勢力對峙7年後，美國卻發現戰爭太多、戰士太少，未來也不可能增加兵源，彌補差距。其實，除了經濟和政治危機，美國人現在也麵臨一場極不願看到的軍事危機。

伊拉克戰爭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因為它是這三種危機最清楚的例證，表明了它們三者相互聯係、相互影響的程度。這場戰爭一直是毫無必要的。除非上當受騙或者言不由衷，人們早就認為這是一項徒勞的任務。或許更大的意義在於，這場戰爭是事與願違、不可持續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伊拉克或許會成為美國自我救贖的救命稻草。對美國而言，這場戰爭表明有必要先整頓好自己的家園。伊拉克戰爭表明依靠軍事力量維持浪費習慣徒勞無益。清算的日子就要到了。期望用更多美國士兵的生命推遲這一天的到來是極其錯誤的。如果一個人看不到永無休止的武裝衝突的錯誤，曆史是不會給予他良好評價的。如果一國選民將政治權力交付給一個無法擺脫持久戰爭的領導人，曆史也不會對這些人高看一眼的。

美國人需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結束對外依賴，放棄帝國幻想，而不是堅持讓世界適應美國。也許更難的是，經濟、政治和軍事危機會激發美國人重新思考自由到底需要什麽。士兵們不可能完成這些任務，美國人也不指望政治家們能做到這一點。這個重任正落在每個美國公民肩上。

第一章

經濟文化危機

當前與1776年一樣，傑斐遜的“三位一體”——對生命、自由的熱愛和對幸福的追求——依然是美國平民的基本信仰。它總結了美國人的共同特性，確定了美國人的抱負，為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提供了試金石。

如果美國人還熱衷於傑斐遜《獨立宣言》中所蘊涵的情感，那麽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已經較大地修改了對那些“不可分割的權利”的理解。今天，美國人運用自由做了許多有價值的事情。有些人閱讀、寫作、作畫、雕刻、作曲和演奏音樂，有些人則從事建造、修複和維護工作，還有一些人參加演出、音樂會和體育活動，光顧當地的多功能影城，不斷地發短信，或加入虛擬世界中日益龐大的誌同道合者“群體”。他們還做禮拜，收什一稅，還有大量的人去照顧弱勢群體。但是，所有這些都無法說明在21世紀做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麽。

如果要選擇一個詞來描述這種身份的話，也許隻能是“更多”（more）。對大多數當代美國人來說，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本質是個人堅持不懈地去購買、消費、放縱，並衝破一切幹擾這一努力的藩籬。一張保險杠貼紙、一則諷刺性格言和一句伍德斯托克時期的告誡，用現代語言重塑了傑斐遜的“三位一體”：“最後誰的玩具最多誰就取得勝利”；“拚命逛街，直到倒下”；“感覺好就做”。

當然，如果說每個美國人都已經屈服於自我滿足，那也是誤導讀者了。對這種誘惑的抵製依然以多種形式存在著。反對者試圖遏製美國人的消費和放縱傾向，但他們打的實際上是一場後衛戰（橄欖球術語），也許英勇無比，但不可能扭轉局麵。自我滿足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成為美國人生活方式的顯著特征。我這麽說，既非譴責也非讚美這一事實，隻是承認這一事實。

還有人描述、解析並悲歎這一狀況的文化甚至道德影響。但是，沒有人思考美國人需要“更多”如何影響了美國的對外關係。美國當前的消費和放縱傾向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幾乎全部是負麵的。在過去60多年間，不斷滿足日益上升的消費需求導致了美國的極度依賴性。美國可能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事實是，美國人已不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自我滿足傾向威脅著美國的福祉。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美國人不再具有清教徒傳奇般的勤勞和自製習慣，而是因為他們背負著越來越多代價高昂的海外承諾，而他們越來越承擔不起這些義務，同時麵對許多現實的威脅，卻不知如何應對。隨著美國生活方式的前提條件越來越多，美國人已經沒有辦法再得到滿足。
上一代美國人擔心轟炸機和導彈方麵的差距，但這兩種擔心都被證明子虛烏有。但當前需求與滿足這些需求的手段之間的差距，既不是杜撰的，也不是想象中的。它真實存在，並仍在不斷擴大。這一差距決定了美國的經濟文化危機。

實力與富足，富足與自由

從曆史的角度看，自我滿足傾向的大行其道算不上什麽意外。努力追求財富以及竭力清除礙事之人（或物）早已成為美國人性格的核心。19世紀30年代，機智的觀察家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就發現這個年輕共和國的公民“病態般的熱衷於”積累財富。可是，雖然美國人一般都會“試圖抓住所有東西”，這位法國思想家寫道，“但他們什麽東西也抓不緊，很快又會放開手去追求更新的滿足感去了”。不管已經多麽富足，美國人還是渴求更多，“焦慮、恐懼和遺憾”一直困擾著他們，“讓他們的心靈一直處於惶恐之中”。

甚至在托克維爾所處的時代，滿足這些渴望並緩解由此引起的焦慮和恐懼也有重要的政策意義。為了撲滅這種狂熱，美國人開始放眼世界，延伸美國力量的觸角。對“更新的滿足感”的追求，在領土和商業擴張的衝動上得到了集中表現。托克維爾著名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麵世時，這種擴張工程早已經開始了，最顯著的例子是傑斐遜1803年購買路易斯安那領土以及當時正在進行中的遷移（或清除）土著美國人工程，這一工程貫穿了整個19世紀。

為了讓人以不同的方式記住他們的集體故事，美國人依靠政治人物為過去消毒。在2005年就職演說中，喬治布什把傳播自由說成“締造了美國的使命”。這時，新保守主義者的心髒當然跳得更快了，因為布什接著宣稱美國的“偉大自由傳統”需要美國致力於“終結世界上的暴政”。這一經久不衰的訴求賦予美國人的性格和目的以獨特性，然而，布什隻不過是對這一訴求作出自己的注解罷了。從建國起，美國就通過其行為表達了一種神聖的目的。尊重並更新這個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意味著美國的特權）傳統，早就成為美國總統憲法以外的首要任務了。

許多美國人發現這種情結不可阻擋。但是，如果誇獎美國擁有“自由傳統”，那就等於說好萊塢有“藝術精湛的傳統”一樣。電影業不過如此，隻是一種產業而已，其目的是賺錢。如果一家電影公司拍攝了一部具有美學價值的電影，那當然值得慶賀，但是利潤決定了企業存在的目的，它們不是為了揭示真與美。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1776年7月4日發起的這項事業。那年夏天，精明的律師、商人、農場主和蓄奴種植園主們齊聚費城，但不是為了創建教會，而是創建了一個共和國。他們的目的不是拯救人類，而是確保他們的同胞毫無阻礙地實現傑斐遜的“三位一體”。

在之後的年份裏，美國取得了顯著成功，實現了那些目標。但在從小國轉變為大國的過程中，美國從未致力於解放別人，因為它缺乏一種主導觀念，即美國已經擁有巨大的安全和經濟利益。

雖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多，但世界上還是有些不幸的人成功地逃脫了奴役。例如，南北戰爭帶來了黑奴的解放。可是，把1861~1865年的燎原之火解釋成非裔美國人受奴役的後果，未免過於簡單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美國大兵的確解放了納粹死亡集中營裏幸存下來的囚犯。可是，對1941~1945年指揮美國軍隊打仗的人來說，關注歐洲猶太人的命運頂多是事後產生的想法。

稱讚美國有“偉大自由傳統”是歪曲曆史，它掩蓋了美國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真實動機。它把曆史改編成了道德劇，因而為回避道德分析提供了理由。堅持認為解放別人隻不過是美國政策的附屬動機並非玩世不恭，這是自我認識的前提。

如果年輕的美國有某種使命，那也不是解放，而是擴張。“當然，”西奧多羅斯福1899年如同向愚笨之人解釋淺顯道理一樣宣稱，“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就是一部擴張史。”羅斯福說的是真心話。這些帝國的建設者們視停滯為自殺。美國人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占領土地、擴展商機的強烈衝動。

擴張是如何實現的呢？在這一點上，曆史記錄沒有留下爭論的空間：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根據情況不同，美國使用了外交、城下之約、恫嚇、欺騙、脅迫或赤裸裸的強迫等手段。美國滲入鄰國的土地，然後厚顏無恥地宣稱歸為己有，並發動全麵的入侵。美國也從事過種族清洗。它時常堅持認為條約神聖不可侵犯，但在有些時候，它卻隨意拋棄“神聖”的協議，使之變成廢紙一張。

美國使用的手段多種多樣，用來解釋行為的理由也多種多樣。它把自己吹捧成“上帝的子民”，要建造“山巔之城”，照亮整個世界。美國奉天意行事，或是響應“天命”的號召。美國宣稱有義務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或者“提高棕色小兄弟的思想境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成為美國人的導師之後，美國承擔起責任，“教給世界各國如何在自由道路上前進”。稱之為廢話的批評者得了一些分，但輸掉了辯論。墨西哥戰爭中的年輕林肯是這樣，1898年帝國冒險之後的馬克吐溫是這樣，“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中的參議員羅伯特拉富萊特（Robert La Follette）也是這樣。定期修改和包裝之後，美國例外論更加大行其道。

說到行動而非言辭時，甚至被視為最理想主義的政策製定者也密切關注一個主要目標：增強美國的影響、財富和實力。從最初殖民地時期與土著人遭遇到冷戰結束，美國的對外關係記錄既不是特別高尚，也不是特別虛偽和具有剝削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喬治布什和奧薩馬本拉登對美國曆史的解讀都離題萬裏。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美國恪守著國際政治鐵律，讓利他主義毫無用武之地。如果美國擴張的傳說中包含道德主題的話，那麽這個主題也是模糊不清的。

確切地說，美國在崛起過程中並不是沒有失誤，如滑稽劇般入侵加拿大，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不明智地吞並菲律賓，聯手製造中國的“百年恥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采取災難性經濟政策為大蕭條鋪平道路，哈裏杜魯門1950年決定派兵到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北，等等。美國人對這些莽撞和失誤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對於越南戰爭之類的事件，雖然美國人一直努力降低它的影響，但它的確令人難以忘記。

不管多麽令人難堪，與美國總統治國的“大手筆”相比，這些失誤的影響都微不足道。從法國人手中購買路易斯安那時，托馬斯傑斐遜可能逾越了權力界線；從墨西哥人手中奪取加利福尼亞時，詹姆斯波爾克（James Polk）可能打了一場侵略戰爭。但他們的行動確保了美國有朝一日成為大國。為了確保巴拿馬地峽的安全，西奧多羅斯福策劃了一場令人無法容忍的騙局，但他在那裏建造的運河確立了美國在西半球的領導地位。

這些著名美國政治家締造的成就不是源於他們共同致力於自由傳統，而是源於他們無所顧忌的魄力。無論白宮和國務院發出的例行聲明多麽言過其實，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一直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實用主義，且經常受到實用主義的近親——機會主義的約束。

揚揚自得的教科書上美國所謂的“崛起為大國”的過程，並沒有按照某些事先設想的全球領先戰略來展開，它從來就沒有什麽秘密圖紙或巧妙計劃。指導政策的是善於捕捉機會的銳利眼光，不是固守什麽原則。如果說它使用的手段並不總是漂亮的話，取得的結果卻經常令人瞠目，給美國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
擴張使美國成了“機會的樂土”。擴張帶來了富足，富足帶來了真正自由。在費城簽署的文件許諾了自由。實現這些承諾需要有利於大規模創造財富的政治經濟。

弗雷德裏克傑克遜（Frederick Jackson）在一個世紀前寫下的話指出了這一點。他寫道，“不是憲法，而是自由的土地和富饒的自然資源向一群合適的人開放”,才使美國民主成為可能。半個世紀之後，曆史學家戴維波特（David Potter）也發現了富足與自由之間類似的共生關係。“富足之下的政治”，他聲稱，創造了美國生活方式，“這種政治既對著那些認為富足是保障自由的手段的人微笑，也對著那些認為自由有助於確保富足的人微笑”。另外一位曆史學家威廉阿普爾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發現了一種更為緊密的相關性。對美國人來說，他認為：“富足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富足。”

簡言之，擴張促進了繁榮，從而創造了美國人追求自由之夢的環境，雖然他們一直相互爭論誰應該分享這個夢想。物質富裕程度不斷增加的承諾和現實，使這一爭論維持在美國邊界之內。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美國人開始依靠更大的經濟蛋糕來欺騙難以統治的人們，緩和階級、種族、宗教和民族之間的緊張局麵。金錢成為潤滑劑，使社會和政治摩擦一直處於可容忍的範圍之內。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曾經說過，美國人“總是用量化的辦法解決生活中的幾乎所有問題”，確信更多就是更好。

擴張、富足和自由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達到了極點。兩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列強兄弟鬩牆的行為，日本魯莽的政策導致珍珠港被襲，這些都極大地幫助美國崛起為全球超級大國，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讓全世界羨慕不已。到1945年，《時代》周刊、《生活》雜誌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在四年前預言的“美國世紀”好像已經奇跡般成為現實。在占人口多數的白人看來，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最自由的國家。

曆史上沒有哪個民族曾經達到過這一高度。後來，擴張、富足和自由之間的相關性逐漸降低。為了評估接下來的滑坡，有必要回顧一下美國所獲取的優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擁有世界近2/3的黃金儲備，一半以上的製造能力。1947年，美國自己就占世界出口總額的1/3，穩穩地處於外貿順差地位。按照價值衡量，出口額幾乎是進口額的兩倍。美元已經取代英鎊成為全球儲備貨幣。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係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立，美國成了世界的資本經營者。當然，美國也是淨債權國。在世界石油、鋼鐵、飛機、汽車和電子產品生產國中，美國穩居首位。“從經濟上說，”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寫道，“這是它最為得意的時刻。”

而且這僅僅是開始。軍事上，美國擁有不容置疑的海上和空中優勢，1949年8月又占據了絕對核壟斷地位，之後擁有了長期且毫無爭議的軍事技術優勢。美國的鄰國都很弱小，不具威脅。它的對手都很遙遠，戰略影響力有限。

對普通美國家庭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大蕭條年代。那些害怕戰時繁榮會隨戰爭煙消雲散的想法，被證明毫無理由。相反，向和平過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景氣。1948年，美國的人均收入比英國、法國、聯邦德國和意大利人均收入總和還高1/4。1939～194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60%。戰時經濟擴張實際上降低了經濟不平等。更多的收入與噴薄湧出的需求一起創造了龐大的國內市場，使美國的工廠忙個不停，創造了充足的就業機會。結果，戰後一段時期成了美國中產階級的黃金年代。
戰後美國不是烏托邦，遠遠不是。即使處於慷慨的時代，很多人，首先是非裔美國人，也不知道自由和富足是什麽。緊隨美國海外擴張的是擴張的又一版本，它在國內展開。這個故事講的是一部分美國人爭取獲得完全公民權並最終達到目的，於是隨著時間推進，自由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多數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也是一部充滿歧義的戲劇性傳說。

誰應該享有公民特權？1776年流行的答案（白人男性世襲權所有者）從來就不讓人滿意。通過傑斐遜的筆端，《獨立宣言》讓這一狹隘的定義再也站不住腳。要求修改公民權概念的壓力幾乎馬上就浮現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這個方麵取得的進步雖然真實，但是斷斷續續。在戰後經濟景氣年份，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水閘打開了，障礙消除了。自由的範圍大幅拓寬。被邊緣化為“二等公民”的美國人比例顯著降低。

許多美國人懷念20世紀60年代，認為那是“自由10年”（Freedom Decade），這是有充分理由的。雖然現代民權運動的發端早於那個時間，但正是在那個時候，種族平等運動實現了巨大突破，1963年開始了“華盛頓行進”（March on Washington），馬丁路德金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演說。婦女和同性戀者也開始效仿。1966年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標誌著女權鬥爭再次興起。1969年，紐約市的“石牆風暴”（Stonewall Uprising）掀起了同性戀者權利運動。

這些成就的政治功勞應當歸於左派。富足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依靠戰後美國“全球領導地位”來維持的，並使自由在國內擴展成為可能。為了反擊蘇聯有關美國種族主義和虛偽的指控，在美國國內推進自由成了一個戰略方向。可是，因為有了進步的政治激進主義，可能才變為現實。

以黑人、猶太人、婦女、亞裔、西班牙裔、普通上班族、同性戀者、殘疾人等群體為例，平等享有憲法權利的推動力來自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軟心腸的支持者。說到確保每個美國人享有同等待遇，現代保守主義的貢獻幾乎為零。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如果馬丁路德金依靠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與種族隔離現象鬥爭的話，那麽吉姆克勞①（Jim Crow）現在依然會活得好好的。

給予傳統上處於邊緣地位的人自由，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政治的核心主題。麵對這些成就，有些人認為成功部分來源於美國正在同時尋求全球領先地位，但這不會降低促成這一成就的人的功績。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60年代，海外實力更強意味著國內更加富裕，反過來會為更大自由鋪平道路。推動種族平等、婦女權利的改革派，負責德國、日本戰後複興的官員，要求把波斯灣納入美國勢力範圍的石油高管，以及敦促采購昂貴新武器的國防項目承包商們，結成了默契聯盟。

20世紀50年代，非正式美利堅全球帝國的形成，不是為了造福少數人的陰謀的結果。戰後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源於一種被廣泛接受的看法，即在海外運用實力是為了促進國內形成更為完美的團結。在這種意義上，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將軍的核打擊部隊戰略空軍司令部（既是美國實力的象征，也是戰後軍事工業聯合體的核心部分）幫助創造了條件，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的全國婦女組織才得以出現。

正確理解當代曆史，意味著承認勒梅將軍等頑強的冷戰鬥士與弗裏丹等女權主義者之間奇怪的血緣關係。戰略空軍司令部成就了女權主義運動的神秘。

自我放縱的“消費帝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兩個10年，標誌著曆史學家查爾斯梅爾（Charles Maier）所謂的“生產帝國”達到昌盛的頂峰。在這些年中，不容置疑的經濟優勢賦予美國很高程度的戰略自給自足，因而轉化成顯著的行動自由。在告別演說中，喬治華盛頓夢想有一天美國可以獲得足夠力量——“從人的角度講，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位首任總統認為，實力使這個國家可以實現真正的獨立，讓美國人“在公正的指引下，按照自己的利益，選擇戰爭或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時刻顯然已經到來。

但這個時刻很快就過去了。甚至在1950年前，美國就已經開始進口外國石油。起初，數量微不足道。時間一久，數量逐漸增加。這是經濟礦井裏的金絲雀。①可是在這20多年裏，沒人注意這件事情。

生產帝國繼續永無休止地製造商品，其優勢地位好像恒久不變，無法挑戰。在歐洲和東亞，美國表現出令人讚歎的精明，將經濟優勢轉化成了戰略優勢。在對日作戰勝利日之後的20年中，梅爾寫道，“美國人用財富換取優勢”，向歐洲和東亞百廢待興的經濟提供重建援助，為它們的產品開放美國市場。美國戰後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位是在華盛頓通過買賣實現的。

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這個生產帝國開始走上沒落之路。在又一個20年間，美國貿易逆差一直未變、在越南遭受慘敗、石油危機、“滯脹”、道德共識破碎、無法承受“貓王”埃爾維斯普裏斯萊（Elvis Presley）的接連攻擊、“避孕藥”、反文化，還有關於“上帝死亡”的新聞報道，這一切都表明生產帝國不存在了。梅爾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全新的“消費帝國”。正如手提午餐飯盒的工人是生產帝國輝煌時期的象征一樣，少年在藍色牛仔褲裏裝著爸爸的信用卡，直奔購物中心而去，現在成了消費帝國的標誌性形象。生產帝國的天才是亨利福特。在消費帝國裏，福特的對手是沃爾特迪士尼。

我們可以精確地找到失衡點。這是1965～1973年間的事情。1965年，林登約翰遜總統命令美國作戰部隊開赴南越，1973年，理查德尼克鬆總統最終停止直接參與那場戰爭。越戰之前，為提高美國富裕程度而擴大美國實力的努力都對美國自由有好處。越戰之後，擴大美國實力的努力仍在繼續，但談到富足或自由，結果越來越成問題了。

回想起來，表明優勢地位消失的經濟指標已經非常明顯。越戰的成本動搖了經濟，赤字、通脹和弱勢美元都是例證。但約翰遜總統仍試圖掩蓋這些跡象，追求自己提出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1971年8月，尼克鬆默認經濟已經陷入混亂，讓美元貶值，中止用美元兌換黃金。

這當然隻是開始。20世紀70年代之前，因為美國早已成為世界第一石油生產國，石油公司決定著全球石油價格。1972年，國內石油產量達到頂峰，然後便開始了不可逆轉的下滑。就在前一年，製定原油價格的特權轉手讓給了新的產油國集團歐佩克，即石油輸出國組織。

隨著美國的石油需求穩步增加，總體上美國對進口的依賴也在增強。同時，貿易條件也出現了變化。1971年，在數十年貿易順差之後，美國的貿易開始出現赤字。1973年，後來是1975年，出口額被進口額超過。從那時起，一直都是赤字當頭，美國出口再也沒有達到進口的水平。實際上，兩者之間的差距逐年拉大，其速度也越來越快。對美國民眾來說，國家經濟突然出現問題最明顯、最痛苦的證明就是1973年的“石油衝擊”，當時石油價格暴漲40%，加油站前排起長隊，石油麵臨嚴重短缺。

20世紀70年代末期是一個增長緩慢、通脹高企的時期，正在醞釀中的經濟文化危機已經對美國家庭造成了實際困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次漫長的經濟滑坡讓美國人麵臨一個根本選擇。他們要麽抑製胃口，學會量入為出地生活；要麽動用美國不斷減少的實力儲備，希望別人適應美國人揮霍浪費的習性。1979年7月到1983年3月是一段至關重要的間歇期，其間有兩次關鍵的總統演說，但是顯然，美國人毅然選擇了後者。
這就是當代美國曆史的真正支點，與美國當前的困境息息相關，而與柏林牆倒塌、蘇聯崩潰等所謂的決定性事件關係不大。1979年夏到1983年春，“全球領導地位”——美國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主張，經曆了微妙的轉變。雖然美國依然虛偽地聲稱世界離開它的指導和保護就無法運轉，但其領導地位已經變為一種需要，而非選擇。行使全球領導作用成為補償經濟地位惡化的一個手段。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唯華盛頓馬首是瞻，都不能掩蓋美國越來越看別人臉色行事的事實。領導現在也含有了依賴的意思。

1979年7月15日，吉米卡特發表了重要演說。雖然卡特今天被公認是一位失敗的甚至是倒黴的總統，但至少這一次，卡特展現了非凡的遠見卓識。他不僅意識到依賴性的潛在影響，也預見到了任由這種狀況惡化所帶來的影響。

卡特發表演說時的氣氛算不上適宜。1979年夏，民眾對他的不滿情緒以令人驚訝的速度日益強烈。經濟狀況非常糟糕。通貨膨脹率達到11%；7%的美國人失去工作；優惠貸款利率高居15%，而且仍在上升。按照戰後的標準，所有這些數據都高得即使不是史無前例，也是不可接受。更糟糕的是，1979年1月，伊朗革命者推翻了美國的長期盟友伊朗國王，導致又一次“石油衝擊”。美國油價飛漲，不是因為真正短缺，而是由於恐慌性購買。總統大選年就要到了，如果卡特希望贏得連任，他需要迅速扭轉局麵。

這位總統原想在7月5日發表演說，專門講能源問題。在最後一分鍾，他決定推遲演講。他在戴維營隱居了10天，他解釋說是“利用這段時間接觸和傾聽美國的聲音”。受他之邀，一群政治家、學者、商人、工人領袖、牧師和普通公民聚集在這個總統休養的地方，發表他們的觀點，分析美國出了什麽問題以及卡特需要對此做些什麽。結果卻隻是開了一場馬馬虎虎的研討會，外加留下的一些自責。

返回白宮後，卡特發表了演說，但內容與10天前計劃的演說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一開始，他解釋說，他之所以決定放棄能源問題，是因為“我們國家的問題深刻得多”。1979年的能源危機，他聲稱，隻不過是一場更大危機的症狀而已。“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給你們講的是一個比能源、通貨膨脹更為嚴肅的話題。我現在想講的是美國民主麵臨的一個根本威脅。”

卡特緊接著扼殺了任何確保連任的機會。在美國政治語言中，根本威脅從定義上講是來自外部的，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或國際共產主義才可能威脅美國。就在那一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者成為又一個此類威脅。說美國人的日常行為構成了類似威脅，這簡直就是異端邪說。可是，卡特現在大膽地指出，美國民主的真正危險來自內部。

整個國家正在經曆“信心危機”，他宣稱，“這是一場衝擊國家意誌的心髒、靈魂和精神的危機。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危機正在加劇，讓我們懷疑生活的意義，喪失了國家目標的統一性”。這種信心的侵蝕有可能“破壞美國的社會和政治框架”。

美國人已經偏離了正義的道路，“在一個為勤奮工作、家庭和美、社區和諧、信仰上帝而自豪的國度裏”，這位總統繼續說道，我們太多人轉而崇拜自我放縱和消費。人的身份不再由他的所作所為來確定，而由他擁有的東西來區別。但是我們早已發現，擁有商品、消費商品無法滿足對意義的渴望。我們早就知道，堆積有形物質無法填補生活中沒有信心和目標所帶來的空虛。

換言之，美國信心危機的蔓延是價值觀危機的外在表現。通過使用“我們早已發現”和“我們早就知道”等說法，卡特暗示他隻不過是道出了聽眾早就懷有的憂慮：普通美國人認為生活是空虛的、不令人滿意的購物行為，他們期望得到更有意義的東西。

他澄清道，期望華盛頓消除這些憂慮是異想天開。這位總統稱，聯邦政府已經成為“孤島”，與人民相互隔絕。政府主要機構都已癱瘓腐化。這是“一個無法做事的政府體製”。卡特談道，“國會被數以百計有錢有勢的特殊利益集團扭曲和撕裂了”，黨派意見總能戰勝對公共利益的關切。他說：“你可以看到，絕不妥協的團體極力維護自己的極端立場，直到最後一票，直到最後一口氣。”

卡特宣稱：

我們正處在曆史的轉折點，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我今天晚上已經警告過的，通向分裂錯亂和自我利益的道路。這條路的盡頭是錯誤的自由觀念，是損人利己、超越他人的權利。這條道路充滿狹隘利益之間的永恒衝突，最終將導致混亂和停滯。

繼續追求這種錯誤的自由觀念“必定是一條通向失敗的道路”。另外一種選擇則與“我們以往的所有傳統、所有教訓”一致，指向“另外一條道路，一條堅持共同目標、恢複美國價值觀的道路”。這位總統聲稱，這條道路的盡頭，是“真正的自由，對國家、對自己都是如此”。

如卡特所描述的，這種錯誤的自由觀念是數量上的：它的核心是激發狹隘的個人利益，永遠追求“更多”。而真正自由的概念是質量上的：它意味著按照永恒價值觀生活。至少從一定意義上講，它意味著滿足於“更少”。

這位總統認為，美國人民如何處理能源問題，極可能決定哪種自由觀念獲得勝利。“能源是對當前我們國家團結能力的測試，也是我們同舟共濟的標準”。卡特堅稱，樹立起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再次掌控我們的共同命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卡特提出一個“六點計劃”，旨在結束他所謂的“對外國石油不可容忍的依賴”。他承諾采取行動，在10年內削減一半石油進口。不久後，他發誓建立配額製度，確定石油流入數量的上限。他呼籲全國一起努力，開發替代能源。他提議進行立法，強製削減發電所需的石油數量。他倡議建立新的聯邦機構，“消除繁文縟節，避免拖拉延誤，清除建設重要能源工程進程中的所有路障”。最後，他號召美國人民厲行節約：“不進行不必要的旅行，合用汽車或使用公共交通，每周少開一天車，遵守速度限製，設定恒溫器節約燃油。”

雖然卡特表現出信心，認為美國有朝一日能夠重新實現能源獨立，但他也承認，近期“還沒有辦法避免作出犧牲”。其實，卡特演說中暗示，犧牲可能是一件好事。對罪人而言，得到救贖之前必須承受某種懲罰。

他的演說得到的反應頂多算不冷不熱，且很快被貼上“委靡不振”演說的標簽，雖然卡特從未使用這個詞。卡特的演說以令人不悅的方式將宗教狂熱和民粹主義糅合在一起。弗朗西斯X克萊因斯（Francis X. Clines）在《紐約時報》上稱之為“委靡十字架”演說，並與幾十年前把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推向政治前台的著名“黃金十字架”演講進行了對比。其他人則批評他們看到的是痛苦的道德說教嗜好和一種（除了白宮）到處吹毛求疵的傾向。尤金肯尼迪（Eugene Kennedy）教授在《紐約時報雜誌》中諷刺了“卡特興奮劑”，把這位總統描繪成“哀傷的天使，對我們大家品頭論足，不去嚴肅地談論血汗，卻談論什麽石油和罪惡”。

作為一項調整公共政策的努力，卡特的呼籲徹底失敗了。美國人對卡特總統帶有厲行節約意味的自由毫無熱情。對於替代數量型解決方案（即追求“更多”）的建議，他們一概拒絕。美國人不喜歡這封信，便把“信使”打死了。如果可以選擇，“更多”依然看起來更好。

卡特的信心危機演講壽命不長，也沒有產生什麽效果，卻給政治對手提供了彈藥。其中最難以對付的是加利福尼亞州前州長羅納德裏根，他在198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中已經遙遙領先。裏根把自己打扮成保守主義者。實際上，他是揮霍浪費的現代倡導者，是給予消費帝國道德認可的政治家。除了用“美國的早晨”說法欺騙同胞之外，這位偽保守主義者又給美國的市民宗教增加了兩條重要信仰：信貸無限製、賬單永遠不會到期。裏根對“量入為出”、“現購現付”、“未雨綢繆”等古代民間智慧的顛覆，如同性、毒品和搖滾樂對美國道德憲法的再造一樣。

1979年11月13日，即裏根正式宣布競選總統的那一天，他對卡特首次作出反應。談到信心，這位加州前州長想讓人們知道他信心滿滿。他猛烈攻擊卡特，說他“試圖讓我們相信美國像以往的其他偉大文明一樣，達到了昌盛的頂點”，“告訴我們必須學會靠更少的東西生活”。裏根嚴詞拒絕這些主張。在他設想的未來中，美國會獲得更強的實力，同時美國人會享有更大的繁榮，兩者相互促進。所有這些的唯一障礙是聯邦政府，他稱之為無能、傲慢和掠奪成性的政府。他提出的辦法是裁減官僚機構、削減聯邦支出和降低稅收。
如果有能源危機，他指出，那也是政府的錯誤。但至少在一點上，裏根同意卡特的說法：“從歐佩克壟斷性定價權中解放出來的唯一辦法，是減少對外部燃料來源的依賴。”但是，裏根對通過削減消費來實現能源獨立沒有什麽興趣。“除了對政府裏的那些人，答案非常明顯，那就是增加國內油氣產量。”談到能源，他堅持自己的意見：“我們必須認定‘更少’是不夠的。”

曆史會記住裏根這個狂熱的冷戰鬥士。但是，在宣布參加總統競選時，他幾乎沒有想到蘇聯。提到克裏姆林宮時，他的語言是慎重的，並非那麽好戰。他沒有譴責蘇聯人“邪惡”。他對擊退共產主義隻字未提。他未向保衛“自由邊疆”的美國士兵致敬。他也沒有提到急需重建美國的國防。在闡述外交政策觀點時，他主要談的是他對“北美協定”（North American Accord）的看法，即把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聯結起來的經濟同盟。“是時候了，我們不能再把我們的近鄰看成外國人了。”他宣稱。

和往常一樣，裏根撒上許多糖霜，掩蓋蛋糕本身的缺陷。在演說結尾時，他充滿讚許地引用了湯姆潘恩（Tom Paine）的話，說美國人有能力“重新開始建設世界”。他讚同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的說法，認為上帝命令美國人建造“山巔之城”。他還引用了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話，乞求當代美國人履行“與命運之約”。對裏根來說，美國的未來之弧與美國的過去之弧一樣，都是永遠向上的。總之，這是一次勇敢的嚐試。

而且這一手段的確奏效了。毫無疑問，裏根的話發自內心，但他真正的天賦在於精明而巧妙地講一些多數美國人願意聽的話。作為白宮的候選人，裏根沒有號召美國人勒緊腰帶，厲行節約。他認為沒有必要作出犧牲或自我否定。他認為卡特的數量與質量二分法是錯誤的。首要的是，他向同胞們保證，他們能夠擁有“更多”。在整個競選過程中，這一直是一個重要主題。

這場競賽發生時的背景是正在進行中的人質危機，幾十名美國外交官和士兵被伊朗扣為人質。這就是毫無疑問的證據，當美國為在世界這個地區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猶豫不定時，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教訓似乎非常明確：如果波斯灣發生的事情對美國的生活水平有不利影響，那麽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控製這個地區都是不可容忍的。卡特本人是第一個闡明這一點的人，他在1980年1月闡明了“卡特主義”，發誓要運用“任何必要手段，包括使用軍事力量”，阻止敵對國家控製這個地區。

卡特最後一刻的鬥爭來得太晚，已無法挽救他的總統寶座。1980年的選舉表明，美國人依然喜歡數量型的解決方案。盡管有現任總統的優勢，卡特依然遭受了大潰敗。裏根在除4個州之外所有各州獲勝，贏得的普選票超出800多萬張。這是一個壓倒性勝利，也是一個預兆。

1981年1月20日，羅納德裏根就任總統。他的就職演說成為各種保守主義陳詞濫調的集合。裏根擺出了公開譴責揮霍浪費習慣的樣子。“幾十年來，我們的赤字越堆越高，為了現在暫時的方便，我們抵押了我們的未來和兒女的未來。繼續這個長期以來的傾向，肯定會造成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動蕩。”他發誓要把美國的經濟房屋打掃幹淨。“你和我，作為個人，通過借貸，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但隻能維持有限的一段時間。如果那樣的話，我們集合起來，作為一個國家，怎麽可能不會受到這個限製的約束呢？”裏根重申了那個經常許下的諾言——“遏止和扭轉政府的膨脹。”

這些事情他一件也不會做。其實，在每件事情上，他正好背道而馳。卡特時期，聯邦赤字每年平均為545億美元。裏根時期，赤字迅猛增長，兩任期間平均每年為2 106億美元。聯邦總支出從1980年的5 909億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4萬億美元，接近翻番。聯邦政府機構並未縮減，而是在擴大。裏根主政白宮期間，官僚機構膨脹了近5%。雖然他的支持者曾許諾關閉無關的項目和機構，但事實證明這些都是吹牛。

把裏根稱做騙子或偽君子顯然沒有切中問題的要害。他所主持的“裏根革命”從來與財政責任或小政府無關。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給予美國人民想要的東西，從而成為1984年裏根連選連任的基本前提，鞏固了共和黨對華盛頓的控製力。裏根比吉米卡特更為準確地了解什麽能讓美國人惱火：他們想要自我滿足，不要自我否定。雖然他總是用啟發心靈的布道和證明舊式美德的東西來潤色演講，但他主要是在縱容美國人的自我放縱。

裏根的兩個任期成為虛假繁華和毫無節製的時期。減稅、和平時期軍事支出大幅增長成為裏根經濟政策的兩部傑作，前者從供應經濟學理論那裏得到了合理解釋，後者聲稱是為了回應蘇聯的軍備建設和冒險主義。裏根宣稱“國防不是預算問題”，惡化了軍事支出與其他財政或政治考慮的關係。2001年9月之後，喬治布什又複活了這個主張。

所有這些都不表明“裏根革命”的主張是欺騙性的。裏根在任時期的確發生了一場革命，但與他公開宣揚的保守主義信條毫無關係。這場革命的真正本質隻有在回顧時才顯現出來。1983年3月23日，裏根的講話闡明了自己不同於卡特的道路選擇，揭示了這場革命的麵目。

曆史記住了這個場合，他宣布了“戰略防禦倡議”，一種讓核武器“無效和過時”的新式“無法穿透的”反導彈盾牌。批評者們譏諷這個提議是又一個“星球大戰計劃”，總統最後也采用了這個標簽。然而，裏根的講話蘊涵兩個激進的主張：第一，美國安全的最低要求現在需要美國達到接近刀槍不入的狀態；第二，現代技術使這個看似空想的目標可以實現了。簡言之，“星球大戰”把他的主張引入了主流政治，即隻有在美國享有全球性永久軍事優勢時，美國人才能真正安全。對於吉米卡特1979年7月提出的危機，裏根喜歡用這種方式來應對。從這裏也能看出喬治布什“911”之後全球反恐戰爭的戰略支撐點。“戰略防禦倡議”是全球反恐戰爭的前身，兩者都建立在類似的想法之上，即生活在這個並非完全按照美國喜好運轉的世界上，軍事力量是消除不確定性和焦慮的有效方式。

卡特總統號召美國人改弦易轍，這意味著需要具有深刻的自覺性，而裏根總統則回避任何自我反省，隻是邀請同胞繼續前進。對卡特來說，終結美國人對外國石油的依賴，意味著倡導國內的道德複興。裏根及其繼任者也模仿卡特，抱怨美國越來越依賴能源。然而，在降低這種依賴性方麵，他們實際上幾乎無所作為。相反，他們動用美國軍事力量，確保石油供應，從而賦予這個消費帝國新的生命活力。卡特認為數量（美國人沉迷於他所謂的“堆積有形商品”）和質量（他所說的真正自由）是矛盾的。而裏根將卡特感覺日益無法調和的矛盾協調一致起來。裏根認為，質量（天才的、高度熟練的士兵把先進技術轉化為軍事用途）能夠維持數量（建立在廉價信貸和廉價石油基礎上的消費型經濟）。

公開宣示的善意掩蓋了“星球大戰”的全麵影響。一些核戰略家擔心追求戰略防禦可能最終帶來不穩定。對於這些懷疑者，裏根給他們吃下了定心丸。

“美國的國防政策建立在一個簡單的前提之上，即美國不挑起戰爭。我們永遠不當侵略者。我們保持實力，是為了遏製和防範侵略，保護自由與和平。”裏根稱，除了防禦目的，使用美國軍隊是不可想象的。“我們防禦計劃中的任何東西，軍艦、坦克、飛機、訓練和零部件資金，隻用於一個最重要的目的：維護和平。”
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曾經評論道：“國家最突出的道德特征是虛偽。”在國際政治中，虛偽的主要危險是它不利於自我了解。虛偽者最終愚弄的主要是他自己。

羅納德裏根1983年時是不是真的相信“美國不挑起戰爭”，而且從其本性上不可能采取侵略行為，這很難說。他並不是第一個相信最初不相信之事的政治家。我們可以確信的是，當前這個時代發生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戰爭，已經推翻了裏根的承諾，帶來了致命的後果。

裏根最初培養的軍事力量幻想在其任後仍然存在。明確的全球軍事優勢成為永恒的追求目標。

對五角大樓來說，除了毫無疑問的主導權，任何事情都是危險的、不充分的。到20世紀90年代，多數先進技術是釋放軍事能力的關鍵，訴求從天上轉移到了地上。

有人認為，就像裏根提出的主導外部空間一樣，美國軍隊可以主導整個地球。

基於這個信念，美國形成了一種新的國家安全共識。華盛頓非常自信地認為，高質量的軍隊建製，隻要巧妙運用，就能讓美國懷著高尚的目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組織這個世界。這好像成了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這種危險的期待就是裏根遺產的精髓，而不是那些回過頭來發現的他所信奉的保守主義理想。

一項注定要犧牲上萬人生命的事業

在裏根時代的光輝之下，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卻持續下滑。盡管總統承諾恢複能源獨立性，但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性急劇增加。到裏根總統任期末，美國國內消費石油的41%來自國外。在他第一任期內，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導致對中國第一次出現貿易逆差。同期，華盛頓以及美國人民開始求助於借貸。到20世紀70年代，經濟增長使美國降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增加的國債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裏根執政初期，這個比例處於相對溫和的31.5%，為1931年來最低。但是，裏根時期龐大的赤字逆轉了這一趨勢。

美國一直吹噓自己債權國的地位是經濟綜合實力的象征。這也在裏根時期畫上了句號。1986年，由於外國人擁有的美國資產超過了美國人擁有的外國資產，美國的國際投資淨頭寸變為負數。這一不平衡局麵從此一直加劇。美國已經積累了幾萬億美元債務，但美國人的儲蓄意願卻消失了。在戰後大部分時間，個人儲蓄平均約為可支配收入的8%～10%。1985年，這個數字開始逐漸下滑為零。同時，消費者債務不斷增加，到20世紀末時，家庭債務已經超過家庭收入。

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的揮霍浪費習慣對外交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有兩種表現方式。一方麵，裏根願意無限製消費，以幫助冷戰實現和平結束。另一方麵，在裏根的鼓勵下，美國人的炫耀性消費習慣使美國更深地陷入伊斯蘭世界的旋渦，讓這個日益依賴債務和能源的國家背上了既不能擺脫又不能承受的承諾。裏根在高科技武器裝備上一擲千金，讓克裏姆林宮逐漸意識到蘇聯不能再與西方競爭了；裏根不去遏止美國對外國石油的依賴，反而給其繼任者留下了一個陷阱。如果裏根因為前者值得稱讚，那麽他也應該因後者而承擔責任。

可是，如果說有兩個裏根，一個是贏得冷戰的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另一個是把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搞得一團糟的傻瓜，這也是不正確的。美國的冷戰政策和中東政策並非完全隔絕，它們緊密相連。按照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等新保守主義者的說法，冷戰和全球反恐戰爭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後繼者，那麽裏根時期獲得“第三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努力，則在無意間為“第四次世界大戰”鋪平了道路，而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地位將顯著降低。

回憶一下裏根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第三次世界大戰”與“第四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關係就很清楚了。他的阿富汗政策看似一場輝煌成功，可不到10年就造就了一個泥潭；伊拉克政策則是一場引火燒身的陰謀詭計，引發了一係列事件，最後以驚人災難而告終。

正如“‘911’事件調查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最終報告指出，“阿富汗1979～1989年長達10年的衝突給予恐怖分子一個聚集地和訓練場”。這些委員們過於輕描淡寫了。在阿富汗，聖戰者與超級大國蘇聯展開了較量，並取得勝利。他們在信心和野心方麵都大有收獲，而他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國納稅人支持的。

裏根政府花費數十億美元，為阿富汗當地遊擊隊提供武器、彈藥和其他支持，但與花在美軍現代化上的1.2萬億美元相比，算不上什麽。不過，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阿富汗政策清晰地闡釋了“裏根主義”。在裏根的崇拜者眼裏，大膽而成功地擊退蘇聯是其傑作。阿富汗“抵抗運動”的事跡激發了這位總統的想象，他為聖戰者提供了慷慨而熱情的支持。例如，裏根指定1982年3月21日為“阿富汗日”，並宣稱“阿富汗的自由戰士是在捍衛獨立和自由，這是全球安全和穩定的基礎”。

實際上，這些“自由戰士”對全球安全和穩定毫無興趣。裏根對他們的目標的表述顛倒了事實，事態的發展很快證明了這一點。蘇聯人一離開阿富汗，殘酷的內戰便接踵而至，塔利班隨之取得了勝利。後來，塔利班為“基地”組織提供了庇護所。 “911”襲擊事件之後，美國重新發現了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然後繼續駐軍，試圖建立一個以西方為盟友的國家。克裏姆林宮才退出十幾年，美國軍隊又陷入與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毫無二致的境地。阿富汗人民對外國占領者懷有莫名的厭惡，而這些外來人卻要向這些難以駕馭的人們強加政治秩序。

隻要還在克裏姆林宮的勢力範圍內，阿富汗就不會對美國造成威脅，就像1980年之前，分布在阿富汗北部的蘇聯五個中亞共和國，幾乎算不上五角大樓的戰略重點，美國人甚至意識不到它們的存在。1989年，蘇聯人撤出阿富汗，蘇聯本身也於兩年後解體，這種情況馬上發生了變化。在“911”襲擊之後，整個“中亞突然變成了美國的寶貴不動產”。根據某種逆向多米諾骨牌理論，賦予阿富汗的重要性提高了整個地區的重要性。2001年9月之後，提到中亞時，美國官員和分析家開始使用“戰略性的”、“重要的”、“關鍵的”等詞匯。這裏成了美國人的利益範疇，驅使美國必須加以關照。所以，裏根的阿富汗政策導致的漣漪還在擴散。

伊拉克的“大規模戰爭”和阿富汗的“小規模戰爭”吸引了美國人的注意力，他們幾乎無暇關注這件事情。但是，與前蘇聯這幾個“斯坦”有關的軍事政策的演變很好地說明：在它不再可行之後很久，反射性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傳統依然非常活躍。

在克林頓時代，五角大樓已經開始表現出對中亞的興趣，在前蘇聯共和國進行“維和演習”，建立軍隊交流項目。2001年，為了配合美軍入侵阿富汗，布什政府發起了更為密集的努力，在整個中亞為美國尋找立足之地。

五角大樓在這個地區的積極活動依然屬於“接觸”（engagement）政策這個官方用詞範疇之內。這個四平八穩的術語後麵是各種各樣的活動。2001年以來，這些活動包括頻繁的培訓、演習和戰爭模擬，高級軍官和國防部文官例行性地訪問這個地區，提供慷慨的“安全援助”補貼來訓練和裝備當地軍隊。接觸的目的是增強美國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地區安全架構上的影響力，從而有利於美國軍隊進入該地區，為未來的幹預行動奠定基礎。為了達到後一個目的，五角大樓已就領空飛越權進行了談判，並拿到了使用幾個中亞國家當地設施的許可。在吉爾吉斯斯坦的馬納斯，美國擁有一個建於2001年12月的永久性空軍基地。

美國在中亞駐軍是一項正在進行中的工作，有成功，也有一些挫折，包括被趕出烏茲別克斯坦。在分析家們討論未來步驟時，爭論的內容很能說明問題。對美國在該地區“腳印”的理想大小可能有分歧，但華盛頓已經形成共識，認為長期駐軍是必要的。觀察家們爭論永久性基地和“半熱型”設施哪個更好，但他們都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軍隊需要在整個地區行動的能力。

美國曾經走過這樣的道路。1898年“解放”古巴並將它變成保護國之後，美國開始著手將整個加勒比地區變成“美國湖”。就好像一個世紀之前，美國高級官員聲稱關心海地人、多米尼加人和尼加拉瓜人的福祉一樣，現在的美國高級官員也堅守對所有中亞人“經濟改革、民主改革和人權”的承諾。

但這隻不過是個幌子而已。事實是美國正致力於將中亞並入“美國治下的和平”。盡管一個世紀之前向加勒比地區擴張帶來了經濟收益，強化了美國的安全，但現在向中亞擴張不可能帶來類似的利益。其成本將遠遠超過收益。

美國官員可能再也不會將阿富汗軍閥和叛亂者稱為“自由戰士”，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和北約部隊在今天阿富汗所打擊的，正是裏根在20世紀80年代傾力支持的聖戰者的後代。

美國人喜歡把曆史分成“911前”和“911後”時期，依然無視羅納德裏根與那些聖戰者合作所帶來的後果。很少有這麽一個看似成功的夥伴關係迅速結出有毒的果子。回頭看來，1989年“解放”阿富汗所實現的成果，再次證明了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整個世界觀。對於蘇聯撤軍之後的阿富汗，正如他很早之前寫的那樣，可以這麽說，“進步的道路……比曆史的假定管理者理解的更為曲折、更加不可預測”。

至於在波斯灣，裏根的揮霍浪費則表現為不同的形式。裏根比其前任更加激進，把美國帶入波斯灣毀滅之路。曆史將就2003年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讓喬治布什承擔首要責任。但是如果那場戰爭有一位教父的話，那麽他就是羅納德裏根。

裏根致力於數量型解決方式，從未質疑過美國生活方式需要更多能源尤其是石油這個主張。擴大國內石油生產規模來滿足美國人的需求從來就是一種妄想，於是裏根精心設計政策，努力消除依賴性所帶來的風險。為了防止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衝擊再次出現，他加大努力鞏固美國對波斯灣的控製。過度炒作實際上不斷消退的蘇聯威脅，為裏根20世紀80年代的軍備建設提供了依據。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裏根幫助創立的輝煌軍隊不是用來保護西方、對抗極權主義的，而是用來在波斯灣徒勞地推行美國帝權的。

稱讚裏根構想出了完整的波斯灣戰略未免有些言過其實。其實，裏根政府對該地區各種危機的直接反應缺乏連貫性。1983年在黎巴嫩，在一次至今難以解釋的行動中，他葬送了241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生命。一枚自殺性汽車炸彈將海軍陸戰隊軍營夷為平地。他異常敏捷地將美軍撤出貝魯特，表明那裏根本沒有什麽任務。

與他在伊朗和伊拉克政策上麵的矛盾相比，裏根幹預黎巴嫩失敗好像還有些道理。薩達姆入侵伊朗引發的殘酷戰爭，貫穿了裏根的整個任期。當伊朗這個伊斯蘭共和國有可能贏得這場衝突時，裏根倒向伊拉克一邊，向它提供情報、貸款擔保和其他支持，而對薩達姆的“罪行”視而不見。美國對伊拉克的援助沒有幫助薩達姆擊敗伊朗，隻是讓戰爭延續了下去。大約與此同時，在著名的“伊朗門事件”中，白宮的特工秘密且非法地向薩達姆的敵人提供武器。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情，這些統治伊朗的領導者們將被說成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極大威脅。

這些時運不濟的冒險事件最終引起了各方的注意，讓人們忽視了裏根政府波斯灣政策的核心主題。新聞標題背後的故事是戰略調整：在20世紀80年代，五角大樓已經開始準備在該地區開展大規模、持久性的軍事行動。

這一調整實際上開始於卡特政府末期，當時卡特總統公開宣稱控製波斯灣是至關重要的利益。自《東京灣決議》簽署以來，還沒有哪項重要政策聲明最後成為更大鬧劇的源泉。可是，對裏根及其繼任者來說，“卡特主義”一直是神聖的文本，毋庸置疑，也無須重新評估。如此這般，它為波斯灣近30年日益強化的軍事激進主義提供了重要理由。

即便如此，裏根1981年1月接替卡特時，美國軍隊隻初步擁有幹預海灣局勢的能力。到8年後離任時，他已經使美國軍隊在該地區占據了數量上的優勢地位，表現為：戰爭計劃與演習，創建新的指揮架構，開發關鍵基礎設施，軍事準備的預置，基地以及領空飛越權的獲得。1981年之前，在五角大樓的戰略次序中，波斯灣遠遠落在西歐和東北亞後麵。到1989年，它們的地位已經基本拉平。之後不久，它則成為重中之重。
裏根主導的戰略調整，促使人們認為軍事力量可以無限延長美國揮霍性的能源支出。簡言之，美國將依靠軍事力量維護海灣的秩序，確保石油供應源源不斷，從而緩和美國能源依賴導致的負麵後果。到裏根離開白宮之時，這已經成為該地區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礎。

裏根本人曾經試運行過這一新戰略。美國參與所謂的“油輪戰”（Tanker War）現在已被人們遺忘，但這卻是後來一些事情的先兆。作為伊朗和伊拉克消耗戰的一部分，它們已經開始瞄準對方在海灣的航運。隨著雙方都下定決心徹底封鎖對方出口石油的能力，襲擊目標很快擴大到中立船隻。

裏根為了確保石油供應不中斷，加強了美國海軍在該地區的力量。海灣水域變得日益擁擠。1987年5月，一枚伊拉克導彈擊中了美國“斯塔克”號護衛艦，炸死37名水手。薩達姆侯賽因說這次襲擊是一個意外，表示道歉。裏根大度地接受了薩達姆的解釋，但指責伊朗使暴力升級。

同年，華盛頓對科威特請美國海軍保護其油輪船隊的請求給予積極回應。在1988年4月的護航行動中，美國軍艦“塞繆爾B羅伯茨”號撞上了伊朗設置的水雷，遭受慘重損失。這次裏根提高了價碼。美國軍隊開始襲擊伊朗戰艦、海軍設施和用於發動軍事行動的石油平台。伊朗在海灣的行動馬上停止了，雖然美國戰艦最後時刻曾錯誤地擊落了一架伊朗客機，導致近300名平民喪生。

裏根政府暗自慶幸取得了體麵的勝利。美國隻用少量投資，就好像擁有了確保石油生命線暢通的能力。“斯塔克”號上的那37名水手和伊朗航空公司655航班上的乘客一樣，很快被人忘記了。但是，這種表象掩蓋了更為複雜的現實。從一開始，薩達姆就是“油輪戰”的始作俑者。裏根的主要成就是助薩達姆一臂之力，而美國的道德成本巨大。

這位總統在波斯灣的真正成就，是為一項注定會吞噬上萬人生命的事業提供了首付。在這些生命中，許多是美國人，許多不是，此外還耗費了數千億美元。這至少是美國揮霍浪費習性的終極表現。

不管公開的意識形態立場或黨派傾向如何，裏根的繼任者都恪守著這一空洞的傳統，譴責美國的能源依賴習慣。2006年，這一慣例達到了極點，喬治布什宣稱“美國患了石油癮”。可是，裏根的繼任者都沒有采取有意義的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每位總統都暗中延續這種習慣，從本質上承認這種依賴已經成為美國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裏根一樣，其繼任者都不去問依賴性導致的成本有多少。

在今天，依然很少有人願意嚴肅考慮美國人能否擺脫這種習慣，而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從根本上說，正如喬治H布什1992年宣稱的那樣，“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討價還價的。”既然不能討價還價，那麽依賴性會滋生更強的依賴性，並表現為新的危險形式。裏根的繼任者日益依靠軍事力量來維持這種生活方式。秘而不宣的共識是：在政治家們所說的“國防”上揮霍浪費，可以維持國內揮霍浪費能源和進口產品。前所未有的軍事實力能夠無限推遲清算日的到來，至少希望如此。

20世紀80年代，裏根在軍事支出上大把花錢，創造了無數機會來檢驗這一論點。先是老布什，接著是比爾克林頓，最後是小布什，都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些機會，即便是越來越難以為以“防禦”為名而發動的軍事行動尋找恰當的理由。

到1989年1月老布什接替裏根時，薩達姆對美國的用處已經大大降低。當1990年8月薩達姆派軍進入科威特，攫取其石油財富時，他已經失去了在華盛頓看來僅有的一點價值。

結果是“沙漠風暴行動”的實施。自從1898年喬治杜威（George Dewey）準將的艦隊擊潰了停泊在馬尼拉灣的西班牙艦隊以來，美國軍隊還沒有取得過這樣的曆史性勝利。它表麵上戰果輝煌，實際後果卻具有諷刺意義。

杜威將軍的大獲全勝給他贏得了暫時的名聲，但除了美國吞並菲律賓這個頭等戰略失敗之外，沒有其他實際成果。“沙漠風暴”指揮官H諾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將軍在“戰爭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中聲名遠揚，但隻不過是重複杜威的成就。他也贏得了片刻名聲。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他的豐功偉績遠不如外界宣揚的那樣光芒四射。“沙漠風暴行動”不是美國軍事優勢的表現形式，即告訴別人誰是老板，隻是帶來新的複雜情況和更多承諾。

“勝利”的一個後果是美國在波斯灣大規模、永久性駐軍，把薩達姆困在“籠子”裏，讓地區盟國放心。在“沙漠風暴行動”之前，美國在海灣地區很少駐軍，而是喜歡讓軍隊“留在視線之內”。至少在許多穆斯林看來，“沙漠風暴行動”之後，美國成了占領軍。美國在伊斯蘭聖地沙特阿拉伯駐軍，尤其令人感到驚愕。就像杜威準將的情況一樣，施瓦茨科普夫的勝利與最初看起來非常不一樣，既非勝敗分明，也非代價低廉。從表麵上看，美國在“沙漠風暴行動”之後的地位好像牢不可破。實際上，它非常不穩固。

1993年1月，比爾克林頓總統繼承了這一局麵。值得肯定的是，克林頓是最近幾位總統中唯一至少能夠間或保持聯邦預算平衡的總統。然而，這位美國的第42位總統熱衷於全球化，加劇了美國經濟的基本矛盾。克林頓時代，石油進口增長了50%還多，貿易逆差翻了近兩番，聯邦總債務增加了近1.5萬億美元。然而，在瘋狂的互聯網時代，很少有美國人理會這些事情。

在波斯灣，克林頓同時瞄準伊朗和伊拉克，采用“雙重遏製”政策，維護美國的霸權。對於伊朗，遏製意味著從外交和經濟上更加孤立這個伊斯蘭共和國，防止其重建嚴重受創的軍隊。對於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情況大同小異，隻是外加了聯合國的嚴厲製裁和一項武裝騷擾計劃。

克林頓上任第一年，由於蒙受羞辱的索馬裏“黑鷹墜落”慘敗事件，他對空中轟炸產生了驚人的胃口，同時極其討厭派遣地麵部隊。沒有什麽地方比伊拉克更能滿足克林頓的空戰欲望了，他定期向伊拉克發射精確製導炸彈和巡航導彈。其實，終止“沙漠風暴行動”的停火沒能叫停海灣戰爭。在短暫停頓之後，敵對狀態又恢複了。隨著時間推移，對抗更趨激烈，美國不斷任意進行懲罰性空中打擊。

雖然克林頓在犧牲美軍士兵的生命方麵小心謹慎，但在消耗武器彈藥上一點也不吝惜。在克林頓總統任期內，海軍和空軍共出動數萬架次，在伊拉克空域投下數千枚炸彈，發射數百枚巡航導彈。除了將伊拉克軍隊和政府設施炸成瓦礫之外，這樣如瀑布般傾瀉昂貴軍火幾乎沒產生什麽影響。由於美軍未損失一兵一卒，美國人很少關注這些軍火值多少錢、落在什麽地方。畢竟，不管扔了多少炸彈，總有更多軍火源源不斷，供應好像永不枯竭。

不管作出多大努力，由於這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希望薩達姆消失，但他還活著，於是許多身居華盛頓的人（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政客和專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狂亂的熱潮。對那些狂熱的人來說，薩達姆蔑視美國使他成為一個重大威脅，隻要他還活著，就是令美國無法忍受的侮辱。

1998年，反薩達姆遊說團體操縱國會通過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稱它是“美國致力於把薩達姆侯賽因趕下台並用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的政策”。這項法案在參議院獲得一致通過，在眾議院以360比38票獲得多數票通過，授權拿出1億美元用於實現這個目標。

10月31日，克林頓總統按時簽署這項法案，使之成為法律，並發表了一篇聲明，支持所有伊拉克人的自由事業。“有些人認為由於伊拉克的曆史、民族和派別構成，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我堅決拒絕這種觀點，”這位總統說，“伊拉克人和其他人一樣向往並且應該得到自由。”

所有這些不必要的空戰和荒謬輕浮的立法，都是在逢場作戲。伊拉克前線的現實情況則是另外一回事兒。
聯合國授權、由美國及其盟國實施的製裁措施讓薩達姆日子不好過，限製了從伊拉克石油中抽取的資金，但其主要效果是讓不幸的普通伊拉克人更加不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1996年的一份報告估計有近50萬伊拉克兒童死於製裁。在被要求作出評論時，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甚至沒對這個數字表示懷疑。相反，她回答道：“我認為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是這個代價……我們認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無疑，奧爾布賴特後悔講了那麽愚蠢的話。但是，她的話抓住了美國波斯灣政策的本質，尤其是在對美國實力的信心達到極點之時。其實，美國與薩達姆建立了夥伴關係，強加給伊拉克人民巨大的苦難。可是，在克林頓時代，消費者享有低油價，大量使用便宜的亞洲進口商品，美國人民經曆了長達10年的富足，其他人為此付出的代價則無關緊要。

比爾克林頓的伊拉克政策在戰略上誤導世人，在道義上不可原諒，如同約翰F肯尼迪在20世紀60年代針對古巴的顛覆和破壞活動一樣魯莽，如同理查德尼克鬆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對老撾和柬埔寨的非法轟炸一樣應受譴責。可是，那些行動都是秘密進行的，而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是在美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執行的。要說這項政策得到了人民熱情支持顯然有些言過其實，但無論是轟炸、國會的姿態，還是殘酷的製裁，美國人的確沒有堅決反對。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不予理會，采取了默認態度，因而也可以說是同謀。

是美國的自由，還是伊拉克的自由

比爾克林頓的主要批評者認為伊拉克政策的主要問題是投擲的炸彈不夠多。鷹派保守主義者堅持自己的數量型解決方案，想要提升暴力的等級。如果說薩達姆的存在是對美國海灣地區霸權的冒犯的話，那麽清除薩達姆則是必要的矯正手段。“911”之前，在新裏根主義共和黨人中，除掉薩達姆就能萬事大吉的想法幾乎成了迷信。新保守主義主要人物羅伯特卡根1998年2月在《標準周刊》上敦促進行大規模全麵入侵。他承諾，推翻阿拉伯複興社會黨政權，就能確保“為新的後薩達姆的伊拉克開辟道路，它的意圖肯定是善意的”。

軍事升級可能實際上加劇了美國在波斯灣的困境，但這一點很少有人考慮。美國公民通過改變自身行為就能減輕這一困境，當前的解決辦法可能在於內部而不是世界另一側。這一點也沒有人考慮。

2001年的“911”事件更加強化了這一傾向。對鷹派來說，“911”事件讓他們更加認為在海灣地區占據主導地位絕對必要。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2001年10月準確地總結了這種普遍看法：“我們有兩種選擇。要麽我們改變生活方式，要麽我們必須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選擇後者。”今天，這種黑白分明的看法好像有些過於簡單化了，但在2002～2004年間，在國家層麵上，沒有一位政治家擁有足夠智慧，提出相反的觀點。

因為布什政府著力糾正“他們”的生活方式，於是就把美國的軍隊當成了實現變革的工具。布什及其主要顧問認為，通過首先使用高壓政治，美國就能鞏固對波斯灣的控製。這位總統的父親1991年沒做到的事情，總統認為他們現在必須做到：開進巴格達，對薩達姆政權展開“斬首行動”。主要由克林頓當政的那個10年裏，他一直敷衍塞責。但現在美國要真刀真槍地幹了，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是首要目標，但絕不是最終目標。

通過戰爭，美國試圖將伊拉克轉變成常務副國務卿保羅沃爾福威茨所謂的“第一個阿拉伯民主國家”。然而，就在他們準備與薩達姆最終攤牌的時候，政府中沃爾福威茨等人的眼光已經超越了伊拉克。在他們看來，伊拉克隻是一個過渡目標，是一場宏圖大業中的一個小站。巴格達不是1945年的柏林，而是1939年的華沙。

這項事業的最終目標是改造從摩洛哥一直到巴基斯坦、中亞，再到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南部的廣大伊斯蘭世界。記者馬克丹納（Mark Danner）在2002年10月9日《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寫得非常到位。為應對“911”事件，布什政府設計的戰略是“全麵的、預言性的、熱衷於傳道的”。它的出發點是，“要想擊潰恐怖惡魔”，伊斯蘭世界大部分地區都需要“改造一新”。這一戰略的最終目標不亞於“改造世界”，或者至少是改造這屆政府所謂的“大中東”。

這是一個真正宏大的帝國夢想，算得上是“天賦使命論”或美國的使命是“讓世界對實施民主更安全”等古老主張的合格繼承者。布什總統的“自由議程”更新並弘揚了這一傳統。

人們可能認為實施這一夢想需要持久且大規模的全國性努力。但是“911”之後不久，美國人民就恢複常態，隻是在總統本人敦促下才會行動。“戰爭需要花錢，”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後提醒同胞，“這意味著稅收和債券，債券和稅收。這意味著削減奢侈品和其他非必需品。”在反恐戰爭開始時，布什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美國走上了持續數十年的全球衝突之路，這位總統依然認為減稅是可行的。他沒有要求美國人降低對奢侈品的胃口，反而呼籲他們繼續消費，好像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世界貿易中心倒塌後不到兩個星期，總統就催促同胞們“恢複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做生意，坐飛機去瀏覽美國的美麗景點，去佛羅裏達的迪士尼吧”。

“911”事件短暫地打亂了美國人的消費模式：“911”剛過去，人們不願去迪士尼，航空公司正在滑向破產。這種突然的消停有可能讓這個消費帝國崩潰瓦解。因此，總統緊急呼籲“帶上家人，享受生活，想怎麽玩就怎麽玩”。這成了總統經常提及的話題。2006年12月，伊拉克形勢看似不妙，這位戰時總統還在勸告同胞不要抑製胃口，而要任意放縱。布什滿意地注意到美國一年一度的假日消費熱潮“起步很好”。於是，這位總統號召美國人作出更大努力：“我鼓勵大家更多購物。”

以前，戰爭意味著需要將就度日，或者至少勒緊腰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配給製造成了一些不便，但不是真正的困難，可是後方的美國人至少每天都會提醒自己國家還在打仗。在布什總統的戰爭中，分配給美國人的這個角色是假裝衝突根本不存在。盡管聲稱這是一場幾代人的鬥爭，但這位總統從未考慮過恢複征兵製。他甚至懶得考慮擴大軍隊規模。這就注定了組成美國誌願兵部隊（AVF）的0.5%人口要承擔主要犧牲。除了幾個意見不同的人，剩下的99.5%美國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種勞動分工。

可以預測的是，隨著軍事行動範圍的擴大，尤其是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後，軍事支出也會增加。布什在任期間，五角大樓的年度預算翻了一番，2008年達到7 000億美元。美國發動“沙漠風暴行動”時，德國、日本和對美友好的海灣國家拿出數百億美元，支付美軍行動的成本，但這一次不同，戰爭支出的負擔全部落到了華盛頓的頭上。

可能不太意外但不好預測的是，“911”之後，花在“權利”上的錢也在增長。在國會的教唆下，布什政府打了一場“大炮與黃油”戰爭，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費用大幅增長。聯邦預算再次陷入赤字，未再改善。
布什總統及其下屬以維護美國生活方式的名義，把美國帶入一項激動人心的宏偉工程，爭取全球主導權。他們堅持傑斐遜以來的傳統，試圖擴大美國實力，推進美國自由事業。自由表現為富足，富足需要擁有大量廉價石油。得到這些石油要求美國消除一切疑慮，確保自己能在波斯灣發號施令。它要求進行石油戰爭。

但是，這種生活方式至少讓兩代人遵循自我滿足和揮霍浪費的道德準則，反而大大削減了這項無所不包的帝國事業所需的資源。在布什總統的鼓勵下，美國人隻關注自己的事情，不失時機地從這場戰爭中解脫出來。多數人成了看客，連外圍參與者都算不上。布什及其政府成員不斷聲稱美國是“處於戰爭中的國家”。華盛頓自命不凡，認為自己正在打仗，而整個國家非常安心，就像沒有發生什麽戰爭一樣。

士兵們在打仗，人們卻在消費。美國隻擁有世界探明石油儲量的不到3%，但是全世界每生產4桶石油，美國就要用掉1桶，進口石油占全美國每日需求的60%，而且還在增加。個人儲蓄率一直下滑，2005年，它降至零以下，且未見改觀。總體來說，美國人現在的支出多於收入。到2006年，年度貿易赤字達到驚人的8 180億美元。第二年，公共債務總額超過了9萬億美元，或者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0%。

許多美國人的確在盡情享受生活，至少21世紀初是這樣的。2006年2月，《紐約時報雜誌》發表了一篇措辭尖銳的文章，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自由是買更多東西的代名詞嗎？”通過“911”前後的行動，數千萬美國人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鑒於消費傾向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傳動軸，布什政府非常歡迎普通公民忽視戰爭、返回購物中心。可是，一旦伊拉克戰爭顯示出“震撼與威懾”的不足，就沒有顯而易見的方法把這個消費帝國轉型為全球解放帝國了。“911”之後的美國，青年男女的愛國集會隻不過是涓涓細流而已。沒有父母願意獻出兒女為布什打仗。對於“911”事件帶來的恐怖，多數美國人選擇了一種“有限責任”版的愛國主義，即熱衷於在車貼中宣揚自己的愛國心，而不願背起行軍背包。

如果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速戰速決的話，也許能夠暫時緩解揮霍浪費造成的危機。但是，說得委婉些，這場戰爭沒有按照預定劇本進行。

在2003年4月28日到2006年2月22日之間，伊拉克戰爭出現了破綻。在這個時間段內，美國人揮霍浪費帶來的外交政策負麵影響變得無可爭議。此前，輕率的美軍士兵在費盧傑朝著示威人群開火，打死十幾個伊拉克人。如果說伊拉克這場混亂有開關的話，這個事件就是。此後，恐怖分子炸毀了薩瑪拉金頂清真寺，引燃了即將爆發的遜尼派、什葉派內戰。在費盧傑事件之前，布什政府還能讓自己相信其大戰略依然可行。甚至一個月之後，傲慢的白宮官員還在自吹自擂：“人人都能去巴格達，真正的男人去德黑蘭。”到薩瑪拉爆炸事件發生的時候，事態的發展未給這種幻想留一點情麵。“真正的男人”隻好躲藏在了巴格達壁壘森嚴的“綠區”裏。

隨著伊拉克局勢的惡化，虛偽與能力之間的差距變得非常明顯，讓人痛心。一代人的揮霍浪費帶來了戰略上的破產。布什政府本指望依靠美軍的高質量優勢彌補數量不足。可是，敵人並不合作。

雖然美國是一個擁有3億人口的富裕國家，但縮小手段與目的的差距依然是艱巨的任務。2005年2月，《洛杉磯時報》專欄作者邁克斯布特（Max Boot）建議軍隊“從布達佩斯到曼穀、從開普敦到開羅、從蒙特利爾到墨西哥城廣泛開設征兵站”。布特建議布什政府組建外國雇傭兵“自由軍團”，這並非故意地表明了問題之深。如果五角大樓需要在開普敦和開羅的大街上搜尋兵源，局麵顯然已經非常可怕。

美國缺少士兵，也缺少資金。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拖延越久，成本就越為高昂。2007年，為了維持軍事行動，美軍駐巴格達司令部每周要花掉30億美元。同年，伊拉克戰爭總成本達到5 000億美元，有人已經估計最終賬單可能至少達到2萬億美元。

雖然這些數字廣為報道，但它們對華盛頓幾乎沒有任何政治影響，表明揮霍浪費習性已多麽病入膏肓。國會對預算不平衡的反應不是開源節流，而是不斷悄悄地提高債務上限，2002~2006年達到3.015萬億美元。不知道未來幾代人能否搞清如何支付這些賬單。

所有這些赤字使人惴惴不安地猜測可能會出現類似於“大蕭條”的經濟崩潰。不管這些擔憂有什麽必要，這裏的問題不是會對美國經濟產生什麽影響，而是外交政策已經出現了什麽情況。

2007年，美國軍隊和資金都已經入不敷出。根據傳統的想法，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確“沒有好的選擇”。但是，美國人頑固地認為，解決這個國家在波斯灣的問題的辦法隻在波斯灣而不在國內，從而限製了可能選擇的範圍。如果有人建議美國少擔心國外事務，多關注如何整頓好自己的家園，馬上就會被民主黨、共和黨等政治精英們厲聲指責為“孤立主義”，這是假想中美國人最有可能犯下的罪惡。然而，要開始整頓家園，就必須提供一係列全新的選擇，讓美國再次“在正義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戰爭問題上作出自己的抉擇”。

美國人已經習慣於認為美國是超級大國，尚未意識到他們已經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主導權。擴張、富足和自由三者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已經不複存在。事實正好相反：擴張浪費了美國的財富和實力，也使自由麵臨風險。結果，傑斐遜、波爾克、林肯、麥金萊、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都讚成的戰略傳統不僅變得過時，而且有害。

自羅納德裏根時期以來，尤其是喬治布什時期，美國大戰略的特征是希望現實主動消失，而不是直麵現實。決策者實際上已經陷入一種龐氏騙局，期望無限擴大美國的信用限額。如果美國人揮霍浪費帶來的危機有增無減的話，伊拉克戰爭的慘敗和近乎永久地占領阿富汗就是現實例證，並且預示著未來。

第二章

政治危機

1940年夏，富蘭克林羅斯福開始動員美國投入全麵戰爭。1947年春，僅在對日作戰勝利日18個月之後，哈裏S杜魯門啟動一係列步驟，使美國重新回到戰爭狀態。

這一係列動員舉措，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動員，再是冷戰動員，顛覆了美國的傳統政治製度，一種新的製度取而代之。羅斯福的前任們管理的是共和國。共和國運轉的核心是權力製衡，旨在限製政治權力過分集中。不僅在華盛頓內部，也在行政部門內部，杜魯門的繼任者們管理的是以權力集中為特征的政治製度。把這個結果還叫做共和國是曲解了事情的本質，如同稱阿道夫希特勒為獨裁者，或者把扔到廣島的武器叫做炸彈。

在當代美國政治中，表象掩蓋了現實。雖然自羅斯福執政以來憲法文本改變不大，但美國憲法的設計者們所設想的管理製度（一個權威來自人民、中央政府行使有限具體權力的聯邦共和國）已經不再適用。許多人認為華盛頓內部長期處於混亂之中，厭惡這一局麵的公民渴望恢複神話般的“老共和國”。然而，人們可能希望還是重歸家庭農場為好，或者醫生恢複出診為好。

尼布爾稱，“自由社會的民主技巧對統治者和管理者施加製約，從而防止權力變得讓人心煩”。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說法給予民主一個恰當的定義，所以當今這個時代的美國民主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蛻變。對統治者權力的製約已被嚴重侵蝕，經常出現讓人心煩的結果。

1940年以來，一係列事關國家安全的緊急情況，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想象出來的，都使聯邦政府以國家和地方權威為代價，承擔起一大堆新的職責。與這種變化同步，並在狀似永久危機的氛圍中，總統職位聚斂了許多極度擴張的特權。從1960年約翰F肯尼迪當選開始，把持白宮的人已經成為偶像、長者的化身，同時不可避免地也成為膨脹希望的背叛者。教父、明星、潑婦、替罪羊、危機總管、總司令、議程設定者、道德哲學家、國家魅力的詮釋者、崇拜對象、笑柄，不管個人品質和資曆如何，總統必須集所有這些角色於一身。

不管誰入主白宮，批評者經常裝模作樣地譴責所謂的“帝國總統”。這隻不過算是做做姿態而已。其實，對於政治圈裏的人來說，服侍、接近、麵陳帝國總統（或者有希望以後接替帝國總統的人）以及事後批評、品頭論足是一項永恒的工作。

如果國會在事關國家安全的問題上不是自願向行政部門讓渡權力的話，帝國總統就不會存在。隨著最高行政長官獲得主導地位，立法部門不僅失去了影響，也逐漸讓自己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副總統迪克切尼的辦公廳主任戴維阿丁頓（David Addington）這樣尖銳地評論布什政府的哲學：“我們一直推動，推動，再推動，直到一些更強的力量讓我們停下。”甚至在民主黨控製下，國會也沒有威脅成為這支更強的力量。

今天，沒人真正相信立法部門的行動是出於促進公共利益的集體決斷。由於這個原因，國會偶爾會出麵阻止總統濫用權力，但也隻是為了做做樣子，多數是想賺取黨派利益。

國會剩下的主要職能成了確保議員連任，一般是通過不公正地劃分選區、吝嗇地施舍大量政治恩惠和著力保護某些既得利益。2006年，93%的參眾議員獲得連任，證明了這些技巧驚人的有效性。美國事實上已經成為一黨製國家，立法部門則永遠由執政黨控製。

雖然很少有議員在受賄和接受回扣方麵公然表現出不誠實，但是一種微妙的腐敗彌漫了參議院和眾議院。國會可能不是邪惡的巢穴，但它是自我陶醉的政黨成員的天堂。對他們而言，自我推銷和自我保護遠重於嚴肅地處理嚴肅的問題。

根據國會山上熱情洋溢的言辭判斷，人們可能不這樣認為。然而，雖然他們輪番相互指責，但兩黨靜悄悄地合作，以維持雙方都感覺極其滿意的現狀。確切地說，政黨積極分子和各派理論家都假裝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正得到嚴肅討論。右翼人士指責主張增加稅收擴大支出的自由派是社會主義者或者更糟。自詡的進步論者批評保守主義者陰謀把婦女逼到牆角，終止不必要的懷孕。但是所有這些隻不過是演戲而已。

要想尋找這種政治戲劇具體而惡劣的例證，人們隻需看一下民主黨在伊拉克問題上的所作所為。2006年11月的中期選舉被廣泛地視為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全民公決，民主黨在國會兩院都占據了多數黨地位。新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哈裏裏德（Harry Reid）和新的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聲稱他們的黨有權改弦更張。“美國人民在去年秋天的選舉中表明，”佩洛西在2007年初宣稱，“他們希望在伊拉克問題上有新的方向。”她承諾“進行嚴厲的問責，對軍隊重新進行負責任的部署”。

可是，這些承諾後來被證明都是空話。雖然裏德和佩洛西不斷譴責這場戰爭授權不當、誤導民眾，但與保護民主黨的多數黨地位相比，他們強力改變政策的承諾隻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戰爭撥款問題上與白宮真正攤牌，很可能使多數黨地位麵臨風險。於是，布什總統拿到了他想要的錢。美國人為民主黨投票，是想讓他們結束伊拉克戰爭，但這場戰爭仍在繼續。2006年11月的全民公決沒起到任何作用。

帝國總統崛起，國會淪落為政府的同夥，導致不斷出現多個回合的較量。然而，從實際上講，如果政府管理體製有效運轉的話，這些憲政瑕疵也無大礙。也就是說，如果帝國總統主導的行政機關能有效履行《憲法》前言中規定的幾項職能，也算差強人意了。

但是問題難就難在這裏。現有製度，即“華盛頓”這個詞匯所代表的所有機構、架構和安排的主要特征是功能紊亂。隨著這個聯邦城市逐漸成長為美國權力中心，它逐漸被一幫槍法不準的人所把持。不管哪個黨上台，當權的人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麽。結果，華盛頓設計的政策一般都是放縱、浪費、考慮不周、誤導、不成功或者幹脆不得要領。僅舉過去幾年的幾個例子，如糟糕的社會保障製度改革，醫療保健製度改革，移民政策調整，毫無意義、永無休止的“毒品戰爭”，以及聯邦政府對卡特裏娜颶風災難拙劣的反應。

現行政府體製的問題不在於它不同於“聯邦主義文件”作者們的初衷，也不在於它不同於小學生們學到的社會科學知識。問題在於美國所擁有的東西不起作用。那些主管聯邦機關的人的十足無能令人震驚，無法接受。“華盛頓”應該代表英明的治理。相反，一個本該“建成更完善邦聯、確立公正、確保國內安寧、建立共同防禦、促進全民福利、確保自由普照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繁榮”的製度，卻成了對其服務對象明顯而現實的威脅。這就是美國今天麵臨的政治危機。

美國代表自由並在為自由而戰嗎？

在國家安全上，聯邦政府的無能尤其嚴重。自1940年以來，正是國家安全問題提供了終結“老共和國”的主要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其後數十年冷戰逐漸形成的國家安全狀態，危及了這個它本應保護的國家。它削弱而不是增強了安全。要證實這個判斷，人們隻需回憶一下近十年的事件，包括未能預測和阻止“911”事件，未能將其主謀繩之以法，未能設計現實且一致的戰略應對恐怖主義帶來的威脅，首要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驚人的失敗。

任何一項失敗都應讓人嚴肅質疑負責國家安全的人的無能。在五年內遭受四次失敗，足以讓人得出確定性判斷。當然，任何人都會犯錯誤。沒人能百戰百勝。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可是，這些熟悉的理由無濟於事。有些錯誤，即便是誠實的錯誤，也是不能被原諒的。2001年以來國家安全政策出現的誤判和不當已經無法辯解。

急於指責這些不良記錄的批評者提出了三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布什總統本人應負責任，指責他在個人宗教狂熱的驅動下，個性中融合了罕見的傲慢和魯莽。第二種解釋擴大了攻擊範圍，包括一批下屬，如副總統迪克切尼，前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總統的前“智囊”、政治戰略家卡爾羅夫（Karl Rove）。第三種解釋的矛頭更擴大了對象範圍，包括一個新保守主義集團，對總統及其親近人士施加了惡劣的影響。這三種觀點暗示，一個不同的行政首長，加上一批不同的顧問，向不同的團體征求建議和意見，就會走上不同的道路，產生明顯更好的結果，比如依靠布魯金斯學會而不是美國企業研究所，依靠《新共和》而不是《標準周刊》。

還有第四種可能性。這種解釋的基礎是承認布什政府沒有製造在2001年9月11日得到報應的那些問題。它隻是繼承了這些問題。無疑，布什的行動讓局麵更加糟糕。布什主要是在數十年來形成的國家安全政策框架內展開行動，可是，他對“911”的反應的確包含一些創新特點，最突出的是誤導世人的布什主義，即預防性戰爭論調。

直言不諱地說，那些喜歡區別對待這個共和黨總統與那個民主黨總統的觀察家可能會發現一些小道理，卻丟掉了一些大道理。找到大道理需要了解連續性而非變化。表麵上的區別並不重要，表麵之下的相似性更加重要。

布什總統的批評者和漸漸縮小的支持者圈子都這樣認為：這位美國的第43位總統已經與過去決裂，讓美國走上了新的革命性道路。但這是胡說。真實的情況是：布什及其身邊的人重申了早已存在的美國政策基本要素，首先是肯定了過去幾屆政府長期堅守的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布什的主要成就是狂熱而清晰地闡明了這種意識形態，前所未有地將其不足和剛愎自用暴露無遺。

這種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有四個核心理念。在布什總統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他雄辯地逐一作了表白。

第一個理念認為，曆史具有明確的目的。這位總統宣稱，曆史“具有清晰的方向，是由自由及其創始人確立的”。曆史的永恒主題是自由，人類向往自由。歸根結底，曆史在本質上是二元化的，是“永遠錯誤的壓迫與永遠正確的自由”之間的激烈鬥爭。

第二個理念認為，美國一直並將繼續體現自由。美國一直並將永遠是自由的首要典範和倡導者。“從建國之日起，”總統說，“我們就宣告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權利、尊嚴和無上的價值觀，因為他們都承載著上帝的形象。”作為自詡的“自由土地”，美國是曆史的先驅。通過修正、提煉和完善對自由的理解，美國人一直向世界展示著自由的意義。1839年，記者約翰L奧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把年輕的美國描寫成“代表未來的偉大國家”，今天依然如此。在美國的疆域內，曆史的意願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現。

第三個理念認為，上天號召美國確保自由最終獲得勝利。布什總統認為，“這是我們立國之使命”。自由的創始人選定美國為自由的代理人。與所有大國不同，這個國家追求超越自我的利益。它的行動代表自由，是依天命行事。如這位總統所言，通過入侵伊拉克，美國肯定並振興了這個國家“偉大的自由傳統”。通過戰爭，“我們點燃了火焰，人們心靈的火焰。它溫暖了感受到其力量的人，灼傷了阻礙其進步的人，有朝一日，這一難以抑製的火焰終將到達世界最黑暗的角落”。隻有憤世嫉俗的人和倒向極端的人才會質疑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

最後一個理念認為，美國生活方式若要持續下去，自由必須在所有地方占據上風。隻有難以抑製的自由之火的光芒照亮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美國自身的安全和繁榮才能得到保障。或者如總統所言，“自由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存續，越來越取決於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其實，美國的給予與美國的索取相輔相成。簡言之，“美國的重要利益與我們的深刻信仰現在是合二為一的”。當然，這個主張意味著無限授權，美國可以對任何地方施加影響，因為從定義上講，美國是代表自由而行動的。

這一思路具有豐富而古老的淵源。我們可以追溯到1630年，約翰溫思羅普命令馬薩諸塞的第一批白人殖民者建立“山巔之城”，或者1776年，湯姆潘恩宣稱美國有實力“重新建立世界”，還有羅納德裏根努力重拾的那些國民情緒。在美國崛起為大國的過程中，這種意識形態的變體為擴張主義一再提供了動力。這種意識形態於1846年以“天定命運”的麵目出現，為詹姆斯福克鞏固美國生存空間的努力披上了道德外衣。1898年，“解放”近鄰古巴的強烈呼籲促使威廉麥金萊發動了一場戰爭，結果美國成為縱深直指西太平洋的海上帝國。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一意識形態才被確立為固定的政策背景。其實，它的說服力大多源於美國人紀念那場戰爭的方式，把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轉化成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啟示。從此，任何華盛頓不喜歡的反派角色都被描繪成又一個阿道夫希特勒，任何不敢對抗敵手的行為都等同於“綏靖”，毫不亞於文明本身的生存麵臨危險。

這種強調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不是行動清單。它的作用是為決策者提供道德外衣，可以加在幾乎每項倡議之上。於是不管是什麽具體利益處於危險之中，美國都可以堅稱其行動是為了推進自由和民主事業。

戰後曆屆美國總統一般都把這種意識形態當做權威的來源。美國是世界上一支“除惡揚善”的力量，因而“有理由”拉攏外國官員、暗殺外國領導人、推翻他國政府、實施大規模軍事幹預。喬治W布什沒有發明這一做法，他隻是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做法。

經過不斷重複，這一意識形態的元素已經固化在美國人的心裏。它們是祭祀用品，不容置疑，不容監督。習慣引用這一信條的布什等政治家真的相信他們所說的話嗎？這很有可能，就像福克斯新聞節目主持人可能真的相信他們提供“公正而適度”的世界新聞報道一樣，就像麥當勞連鎖店可能真的相信它做的是“帶給人們微笑”的生意一樣。信念總是追隨自我利益。

覬覦高層職位的人也遵循這種意識形態的核心教條，希望由此表明他們值得信賴。下麵是阿肯色州時任州長1991年12月提供的一個版本。他是一位自由派民主黨人，他的外交政策資曆幾乎為零，但他的眼光已經瞄準白宮。

我出生於近半個世紀之前，當時冷戰就要降臨，是一個充滿偉大變革、巨大機遇和未知危險的時代。這個時候，美國人隻想回到家中，恢複平靜的生活，我們的國家必須鼓舞鬥誌，開始新的戰爭，遏製誓言埋葬我們的、擴張主義的、兵戎相向的蘇聯。我們必須找到辦法，重建歐洲和亞洲的經濟，鼓勵世界範圍的獨立運動，維護我國對於世界的原則，對抗自由民主麵臨的又一個極權主義挑戰。由於美國人民的不竭勇氣和巨大犧牲，我們贏得了那場冷戰。
這種詮釋曆史的方法是不理會所有細節，不提及越南戰爭，不提及中央情報局的政變和暗殺企圖，不提及與唯利是圖的獨裁者的勾結。但這一段文字極其符合克林頓的目的，將他巧妙地置於美國政治主流之中。克林頓相當準確地意識到，如果他距離主流太遠，就像1972年總統競選中候選人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做的那樣，號召美國“回家”的話，他的候選人地位就完蛋了。雖然克林頓本人與冷戰絕對無關，實際上他還成功逃脫了兵役，但通過不斷使用“我們”這個詞，他確立了自己對那場鬥爭的個人認同。他是與“我們”一起的人，而“我們”贏得了那場曆史性競賽，從而為自由獲得了巨大勝利。

讓曆史快進16年，另一位鮮有外交政策資曆的未來總統，毫不猶豫地從克林頓的劇本上撕下一頁。“在上個世紀麵臨巨大危險的時刻，”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宣稱，
富蘭克林羅斯福、哈裏杜魯門和約翰F肯尼迪等美國領導人既成功地保護了美國人民，也為下一代擴大了機遇。而且，他們用行動和榜樣確保美國能夠領導並改善世界。國界內外的數十億人追求自由，而我們代表自由並為自由而戰。

羅斯福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他的“四大自由”①賦予反法西斯鬥爭崇高的目的。杜魯門支持建立大膽而全新的架構，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這個架構將軍事力量與馬歇爾計劃結合在一起，以維護世界各國的和平與福祉。

像克林頓一樣，奧巴馬也想把自己與“我們代表並捍衛”的事業聯係在一起。像克林頓一樣，在講述羅斯福、杜魯門及其繼任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雄故事時，他再次證明了這些故事的基本真理和持久正確性。

然而，幾乎不可避免的是，他也讚同喬治W布什對這些故事的解讀。奧巴馬接著解釋說：“每個美國人的安全和幸福取決於國境之外每個人的安全和幸福。”像布什及其前任一樣，奧巴馬以宇宙的觀點定義美國的目標。“美國的使命是，”他宣稱，“在全世界擁有共同安全和共同人性的基礎上行使全球領導權力。”

奧巴馬之所以模仿克林頓的花言巧語，是因為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在塑造選舉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個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種抽象而平淡但最終讓人放心的現實觀，即接受美國是自由的講壇，伊拉克應當成為主權國家，上天號召美國發動全麵反恐戰爭。其實，如同華盛頓共識的觀點，與這些情緒相左都是偏離了可以接受的觀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尼布爾寫道：“善惡之間不可能有簡單的勝敗。”對比爾克林頓、巴拉克奧巴馬以及喬治W布什來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之後的行動推翻了這種主張。隻要美國依然忠於自己的使命，他們的過去都是可以借鑒的，善良最終將獲得勝利。
這樣一來，意識形態成為大幅縮小政策辯論範圍的工具。不同意見很少能夠滲透進華盛頓權力中心。講原則的反對者，不管是舊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還是新平均地權者，都被排斥為小肚雞腸（即無法理解美國政策的崇高目的）或天真幼稚（即無視美國麵對的難以寬恕的邪惡），一直處在政治邊緣地位。

國家安全意識形態之所以持久，不是因為它從實證角度表達了可以論證的真理，而是因為它符合那些創造了國家安全機製的人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受益於其繼續存在的人的利益。這些人最應為美國政策日益愚蠢負責。

這些男人，還有一些女人，組成了自我挑選、自我維持的秘密團體，塑造（並濫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家安全政策。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著名著作中，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一針見血地揭穿了這些“權力精英”。他指出存在一個相互聯係的公司、政治和軍事董事會，這個論斷今天依然有效，隻不過我們還可以作些補充，指出內線記者和政策智囊所發揮的作用，他們是最新共識的宣傳者、守護者和包裝者。蘭德公司、哈德遜研究所雇用的分析人員雖然算不上國家安全精英的正式成員，但是他們有利於這個秘密團體的運轉。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標準周刊》撰稿的專欄作者，在對外關係委員會、美國企業研究所忙著組織研究小組的研究人員，占據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學院的政策學者，也是如此。

說權力精英指揮著國家事務，並不是說存在一個黑暗的陰謀，這隻不過說明了華盛頓運轉的真正方式。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決策已經變成寡頭政治，而非民主決策。決策過程不是開放的，而是封閉的，毫無疑問，享有特權的內部人士比那些無知的大眾說話更有分量。
米爾斯稱，這些權力精英以及那些向其核心成員兜售思想的人，都具有“把國際現實界定為軍事鬥爭的傾向”。在米爾斯寫下這些話的20世紀50年代，的確是這種情況，今天更加如此。對政策精英成員來講，不完美的安全就是不充分的安全。隻要有空白，就需要填補。國防必須得到加強。但是最終，正如作家詹姆斯蔡斯（James Chace）和凱萊布卡爾（Caleb Carr）所言，絕對安全“不容討論，隻能奪取。奪取意味著既擁有軍事實力，也有使用武力的意願”。

與這種“軍事崛起”一致，這些美國鷹派傾向於認為美國已受到嚴峻的威脅所困擾，甚至更大的危險已近在咫尺。他們無法容忍不確定性，高度認同坐等事情發生帶來的假定風險，而低估魯莽行動帶來的真正危險。這一觀點在2002年9月得到了經典表現。康多莉紮賴斯拒絕因為缺乏有關伊拉克核計劃的詳細情報而推遲策劃已久的入侵伊拉克行動，因為“我們不想讓所謂的確鑿證據後來發展成為蘑菇雲”。副總統切尼的立場更加明確。一點點威脅也可以成為采取行動的充分理由。“如果有百分之一可能表明巴基斯坦科學家正在幫助‘基地’組織建造或開發核武器，”切尼曾說過，“我們就得把它當成確有其事，並作出反應。”

想象中的威脅，不管多麽模糊、罕見或遙遠（如伊拉克的核計劃），都需要作出緊急反應，當然包括加強、重組、部署或實際使用美國的威懾力量。賴斯、切尼和布什政府的其他成員堅持認為薩達姆的存在就足以無法容忍，在此很久以前，同樣的思維方式讓美國決策者深信：1953年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1954年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必須下台；1961年“豬灣行動”及其私生子“貓鼬行動”都算得上好主意；20世紀60年代支撐東南亞搖搖欲墜的多米諾骨牌符合美國重要利益，值得犧牲5.8萬美國人性命。20世紀80年代，同樣的思維方式促使美國與薩達姆兵戎相向，總統羅納德裏根的政府篤信伊朗的領導者拉構成了嚴峻威脅。

當然，治國不擇敵友。現實政治不給高尚立足之地。但是，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這些權力精英表現出一種幾乎病態的傾向，他們曲解現實，誇大威脅。帝國總統身邊的顧問們不擅長冷靜判斷，隻擅長狂亂的過度反應。雖然鷹派並不總能得勢，比如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1954年糾正了幹預法屬印度支那的衝動，約翰F肯尼迪1962年拒絕了轟炸蘇聯在古巴軍事設施的建議，但不管是主張直接幹預、秘密行動，還是通過代理人，讚成采取行動的人總能占據上風。鷹派並不總是主張立即發動戰爭，但他們在馬鞍上總是身體前傾，抽出馬刀，時刻準備戰鬥。若隱若現的威脅是鷹派的咒語：“所有選擇都擺在桌麵上。”

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支撐著兩黨一致的共識，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賦予外交政策顯著的一致性。盡管它不能阻止對具體政策或決策者的批評，但它剝奪了針對實際政策的辯論。
“不安全的國家”

在今天的政治體製中，帝國總統是最終“決定者”。可是，在形勢複雜、快速變化的世界裏，沒有哪位總統能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履行白宮日益膨脹的職責。於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會和行政部門攜手建立了一台龐大、永久且不斷擴大的國家安全機器。

今天，任何有關國家安全的事情都是龐雜的：工資單、預算總額、組織複雜性、對信息的需求、製作自我辯解的新聞報道的能力、掩飾狡辯的能力以及陰謀詭計。僅五角大樓就容納了2.5萬名職員，每天打20萬個電話，發送100萬封電子郵件，辦公室空間達3 705 793平方英尺，走廊長17.5英裏，有131個樓梯，4 200座鍾表，691台飲水器，284間洗手間。

這些機構雖然名義上為公眾服務，實際上卻竭盡全力逃避公眾監督，在多重保密之下行使職責。表麵上，這種保密是為了不讓美國的敵人得到信息。但其實際目的是控製向美國人民提供的信息，隻公開某個機構或某個部門急於讓世人知道的信息，扣留那些可能讓政府尷尬或使其政策受到質疑的信息。1961年，社會評論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這樣描述這個已經過度膨脹的國家安全機構的一貫做法：“單向溝通，虔誠地壟斷秘密信息，多重設置秘密機構，壓製公開討論……實際上是無視公眾反應，把理性的異議者當成愛國的不滿者，甚至叛國者。”事態的發展一再證明了芒福德的這個觀點。

“美國對雷諾茲案”（1953年）早就說明了這個體係是如何運作的。1948年10月，一架B-29“空中堡壘”轟炸機在測試電子設備時墜毀在佐治亞州的韋克羅斯附近，機上有幾個人喪命。機組成員的遺孀想知道墜機原因，請求空軍公開事故調查報告。但空軍官員拒絕了這一要求，聲稱“在不損害國家安全”的規定下，他們不能照辦。遺孀們提起訴訟，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於空軍的裁決。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聲稱，“在國防備戰期間”，法院不應指示高級國家安全官員公開或拒絕公開什麽信息。鑒於保密的極端重要性，文森寫道，法院隻能采信官員們的話，“堅持在法院核查證據，即使僅由法官本人執行”，也會帶來過大風險。

半個世紀後，五角大樓最終將事故報告解密，裏麵根本沒有什麽敏感信息；相反，它表明飛機墜毀是因為維護不善和飛行員的失誤。空軍以國家安全名義掩蓋了普通的機構失職。
這種行為絕非空軍獨有，也非冷戰初期獨有。對於構成國家安全機器的主要機構，包括國務院、各兵種、各種情報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簡稱“參聯會”）、國防部長辦公室、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來說，這已經成為標準辦事程序。指責這些機構的所有官員有意欺騙或戲弄美國人民，的確有失偏頗。可是，如果說急於保護機構利益、保護機構聲譽重於所有其他考慮，為不公正、非職業、不道德、與國家福祉相悖的行為提供了基礎，這沒有什麽錯。

“911”之後的這段時間出現了過多的例證，例如伊拉克戰爭初期被伊拉克部隊抓獲的一等兵傑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的傳奇故事。雖然林奇本人在整個過程中的表現值得尊敬，但五角大樓用欺騙性的英雄故事美化她所遭受的折磨，把之後營救她的行動改編成鼓舞人心的英勇故事，其中多數情節是想象出來的。接下來是陸軍突擊隊員、前美國橄欖球隊隊員帕特蒂爾曼（Pat Tillman）的故事。在蒂爾曼命喪阿富汗之後，他的各級上司把所發生的事情杜撰成了一部小說：曾經發生激烈的交戰，蒂爾曼表現出非凡的勇氣，他最終倒在敵人的火力之下。他的指揮官匆忙追授他“銀質英勇勳章”。結果這場公關戰役取得勝利。可是，真相不久就大白於天下：事實是蒂爾曼死於戰友的誤射。

這些編造的戰地故事在政策上沒有什麽意義。可是，對於一個旨在照顧士兵及其家人的機構，煞費心機地利用傑西卡林奇、在蒂爾曼死因上誤導其父母絕對不值得稱讚。而且，不管我們把林奇和蒂爾曼的插曲歸結為誤判、傲慢或者就是愚蠢，他們都不是孤立的典型。“911”以來，國家安全官員串通一氣，編造了其他一些假情報行動，以獲取遠大得多的政策影響。這包括鼓吹並不存在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危險性，淡化推翻薩達姆之後巴格達的無政府狀態和叛亂行動的範圍，把係統性虐待阿布格萊布伊拉克戰俘的責任強加給一批低層的美軍士兵，瞞報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動中造成的平民傷亡數字等。

不管這場災難有多麽巨大，那些高級官員為了免於責任，竟會基於模糊的假設而采取行動。單說在伊拉克的情況吧。由於無能和腐敗，為了找到進攻的理由，他們使用不準確的情報，進行草率的占領，又用竊取來的數十億美元進行“重建”。2007年5月，陸軍中校保羅英林（Paul Yingling）在《武裝力量雜誌》（Armed Forces Journal）上對“911”之後美國的軍事領導力發表了尖銳的批評。他寫道：“一個丟掉步槍的士兵遭遇的後果遠比輸掉戰爭的將軍更為嚴重。”英林的批評是正確的，我們甚至可以把他的控訴延及高級文官。五角大樓一名文員如果將保密文件歸錯了檔，甚至比國防部長因瀆職而犧牲千萬人的生命要承受更嚴厲的處罰。

失敗不會導致道歉、悔罪，甚至不會有人承擔責任。相反，它創造了讓人進一步敷衍塞責的機會，簡單地說，即撰寫自我辯解的回憶錄的機會。“你看，不是所有事情都很順利，”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對伊拉克出現的問題不屑一顧地解釋道，“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麵。有些事情進展順利，有些事情不太順利。還有，你知道嗎？我們還有機會從曆史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等我有機會寫書的時候，我也會有機會反思這個問題。”

要麽承認這個讓人不悅的事實，要麽設法掩蓋、扭曲、否認這個事實，麵對這種選擇，主管國家安全機構的人總是選擇後者。

正如憲政缺陷催生了帝國總統一樣，如果這些涉及國家安全的中堅機構有些說得過去的成就，人們也許會忽略這些錯誤。正好相反，在這些機構存在期間，它們幹的壞事遠遠多於好事。

要證明這個指控，我們可以拿美國總統作為主要證人。沒有人比國家安全機器的服務對象更能適應這一缺陷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過去幾十年中，曆屆總統逐漸不把國家安全機構當成幫手，而是當成決策中的障礙。剛上任的總統經常對這些機構提出的建議心懷疑慮，擔心它們充滿私心。沒有被華盛頓行為方式同化的總統馬上就會發現，這些名義上聽從行政首長指揮的機構是在追求它們自己的利益，將部門目標置於坐鎮白宮者的目標之上。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是一個依靠下屬工作的人，他是最後一位與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密切合作的總統。他在任8年，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召集會議366次，通常由他本人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產生了無數備忘錄、研究成果和正式命令，都是各個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細心協調溝通的結果。雖然艾森豪威爾的決策方式高度機製化，有一些紀律嚴明的意味，但最重要的機構避開了它的控製。各兵種積極設法破壞或扭曲艾森豪威爾的政策，以謀求狹隘的部門利益。中央情報局更像是一個享有主權的國中之國。

1961年1月，約翰F肯尼迪一進入白宮，就放棄了其前任細心慎重的做法，因為這不符合肯尼迪的性情，也不符合他的政府希望樹立的形象。“新邊疆開拓者們”培養出了注重簡便、靈活和敏捷的風格。肯尼迪及其側近人士認為，如果不受製於官僚程序，少數幾個像他們一樣真正聰明的人能夠更快地作出更好的決定。他們認為自己不僅聰明，而且富有創造力，對國家安全機構宣誓效忠的傳統和規則毫無耐心。

如果說肯尼迪腦海裏還殘存著這些機構仍然有用的想法，那也沒有持續到“豬灣慘敗”之後。肯尼迪成為總統後，計劃運用中央情報局訓練和裝備的古巴流亡者推翻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且進展順利。肯尼迪隻需發出發動入侵的信號。然而，這位新總統有些猶豫，指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曼萊姆尼策（Lyman Lemnitzer）將軍評估這一計劃的可行性。參謀長們讚成這一行動，肯尼迪便發出了命令。於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發生了。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參謀長們之所以支持這次行動，不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夠馬到成功，而是因為他們希望借中央情報局的失敗為常規入侵鋪路，這是他們更喜歡的消除卡斯特羅的方式。參謀長們知道肯尼迪無意下令直接入侵，他已經這麽說過多次，但他們期望依靠一場總統親自參與的中央情報局災難來迫使其下手。他們不是直接向總統提供專業建議，而是在與總統兜圈子。

在國家安全機構的曆史上，“豬灣事件”是一個轉折點。憤怒的肯尼迪確信自己被耍弄和背叛了，並從這次經曆中得出兩個重要結論。

第一，“豬灣事件”讓他認為，中央情報局所謂悄悄、經濟地處理困難問題的名聲被極度誇大了。中央情報局策劃的這一愚蠢入侵計劃本來就不可能掀起一場成功的反革命運動。它所依靠的情報往好裏說是有所欠缺，往壞裏說就是蓄意編造的。入侵古巴的流亡力量是一群粗心大意的烏合之眾，缺乏人員、訓練、紀律、有力領導和充分的空中與後勤支持。從策劃到實施，整個行動都很外行、草率。所有這些在中央情報局內部也非常明顯，雖然，中央情報局已把這一事件的內部調查報告列為機密，公眾無從知道。

第二，“豬灣事件”讓肯尼迪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不管獲得了多少綬帶和獎章，要麽愚蠢，要麽不值得信任。“那些吃著水果沙拉的家夥的就知道坐在那裏點頭，說這個計劃會成功。”他埋怨道。不管參謀長聯席會議是太愚鈍還是太聰明，肯尼迪已經得出結論，讓他們在政策製定中擁有更多發言權是一個錯誤。雖然還需要谘詢高級軍事領導人，但他再也不會聽從他們的集體判斷了。

“豬灣事件”讓肯尼迪蒙羞，給他上了一課，引起了三種反應。這裏非常值得回憶一下，因為為了彌補國家安全機構的不足，他采取的方式與其繼任者非常相似。

第一，為了防止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造成更大損害，肯尼迪果斷地更換了兩個機構的領導人。他清理掉萊姆尼策，換上退役將軍馬克斯韋爾泰勒（Maxwell Tayloy）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認為，任何一位主席都必須義不容辭地“信守當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戰略”。泰勒就是這樣一位信徒，一個徹頭徹尾的肯尼迪支持者。這位總統用約翰麥科恩（John McCone）替換了長期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更有甚者，肯尼迪在幕後指揮其弟弟、時任司法部長羅伯特全權負責中央情報局最敏感、最重要的任務：加倍努力除掉菲德爾卡斯特羅。這位司法部長對秘密行動、陰謀破壞和暗殺幾乎一竅不通，但這無所謂，他對總統的忠誠毫無問題，這是他負責“貓鼬行動”所需的唯一資格。

失去對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信任之後，肯尼迪轉向別處尋求建議，因而實際上創建了另外一個看似更為強大的權力中心。這是“豬灣事件”引起的第二個反應。從此，當總統征求建議時，他日益倚重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這裏的主要想法是邦迪（哈佛大學某學院前院長）及其副手WW羅斯托（W. W. Rostow，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史教授）、麥克納馬拉（福特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及其國防部長辦公室擁有博士頭銜的“神童們”，都會向總統提供比杜勒斯、萊姆尼策等陰謀家們更為及時、簡練和令人信服的建議。但是越南戰爭表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肯尼迪對“豬灣事件”的第三個反應是繞開國家安全機構，臨時設立沒有正式或固定職能，但可以隨時創建或廢除的特別機構。最能表明這一手段效力的經典案例是“執行委員會”（Ex Comm），它是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臨時設立的政策谘詢機構。在這著名的13天裏，總統沒有召集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會議，隻是敷衍似地約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次，而且禮貌地駁回了他們好戰的建議。

危機一過，“執行委員會”立即解散。但是，依靠這種不受憲法法律約束、進行秘密協商的機構的想法依然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執行委員會”從未正式重新設立，但它在許多外表掩蓋下重新出現過多次。肯尼迪的繼任者總是與一小批親手挑選、隻為總統負責的顧問碰頭，考慮攻擊哪座城市，侵略哪個國家，顛覆哪個政府。理查德尼克鬆依靠的是由兩個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即他本人與亨利基辛格。在一些嚴肅問題上，如與北越談判或與中國建立關係，與國務院或國防部協商是兩人都不屑一顧的事情。可是，最能體現肯尼迪式簡約風格的事例出現在喬治W布什時期。入侵伊拉克的決定好像出自一個虛擬的“執行委員會”，它在現實世界中從未存在過，但形成了某種共識，為行動提供了基礎。總統從未實際發布過這樣的正式決定，但他的親近下屬依然前行，仿佛他發布過命令似的。

同時，如“豬灣事件”插曲顯示的那樣，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明顯失敗引來潮水般的提議，試圖“治理”這些機構。其實，試圖糾正這些國家安全機構缺陷的改革者們，在肯尼迪上台之前就開始為之努力了，在其去世後還繼續努力了很長時間。為了找到良好的管理模式，讓中央情報局、五角大樓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有效運轉，無數研究小組、高級委員會和國會調查小組相繼成立。1947年創立國家安全機構的法案一簽署為法律，有關機構改革調整的提議就開始出現，之後一直是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例如，“911”之後此類改革的主張推動成立了一個藍帶委員會（Blue Ribbon Commission），發表了又一個似是而非的報告，促使國會創立了國家情報總監一職，並新設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為總統提供幫助。這給早已錯綜複雜的美國情報係統又增添了一層官僚機構。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永無休止的運動伴隨著總是無法預測的結果，掩蓋了國家安全機製的真實情況，也就是說，自從肯尼迪以來，曆任總統本人及其主要下屬早已認為這些機構已經不可挽回地破產了。前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評估意見適用於整個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它的建議“總的來說離題萬裏，正常情況下沒有人看，幾乎總是無人理會”。

對占據權力內圈的人來說，國家安全機構是一個需要繞過的障礙，不是一項可以利用的資產。從國防部長或國家安全顧問的角度看，職業軍官、職業外交官或情報分析人員不是合作夥伴，而是競爭對手。這些職業人員不是有利於行使行政職權，而是使之複雜化或加以阻撓，從而追求他們各自機構的利益。可是，因為這些國家安全機構是行政權力的基礎，帝國總統是最不願意公開承認國家安全機構內在缺陷的人。結果，美國人民一直被蒙在鼓裏，認為不管犯了什麽錯誤，參謀長聯席會議和中央情報局等依然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幸福不可缺少的機構。

就這樣，這個國家安全機製延續了下來。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它的活動改善了美國人民的安全，而是因為隻要它存在，就永遠有理由維係帶來地位、影響和大量財富的政治安排。這些機構表現不佳本來可以讓人合理地質疑：沒有它，美國會不會變得更好？相反，失敗卻會帶來越多調整和改革，以及幾乎總是更大程度的機構擴張。國家安全機構把局麵弄得越糟，它就會越枝繁葉茂。與此同時，總統們絞盡腦汁地尋找繞開、回避或封閉這些機構的方法。
喬治W布什政府上台時，已經視這個國家安全機製為敵人了。“911”事件前一天，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把國防部職員集中到五角大樓禮堂，明確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今天的主題，”這位國防部長開始說道，是對美利堅合眾國安全構成威脅而且是嚴重威脅的敵手。這個敵手是世界上最後一個中央計劃經濟堡壘。它通過發布五年計劃，實施管理。從它的首都，它企圖對不同時區、大洲和海洋的人們發號施令。它憑著令人難以忍受的一致性，窒息了自由思想，壓製了新鮮觀點。它破壞了美國的國防，將我國公民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這個敵手聽起來像是前蘇聯，但是它已經消失了。我們今天的對手更加狡猾，更加充滿敵意。你可能認為我說的是世界上最後一批年老體衰的獨裁者。但是，他們的日子也不長了，他們的力量和規模與這個敵手無法相比。

這個敵手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樓的官僚機構。

拉姆斯菲爾德沉迷於對付這個內部敵人，對真正的敵人卻視而不見。就在他說這話的時候，距離敵人對他的總部發動直接襲擊已經不到24小時了。

2001年9月11日之後，這屆政府依舊視官僚機構為敵人。從表麵上看，這個國家安全機製沒能預見或阻止“911”襲擊，必須再一次進行大的改組。主要結果是將多個負責國內安全的機構（如海岸警衛隊、特勤局、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和其他負責移民、海關、運輸安全、邊境巡邏的機構）整合起來，組建又一個部級部門；將多個負責情報搜集和分析的機構集中起來，並進一步擴展其行動。其實，這次改革給已經頭重腳輕的行政部門再增加兩個新的官僚機構：國土安全部和美國情報係統。

同時，像肯尼迪及其繼任者一樣，布什總統也努力不讓國家安全機構擋住前進的道路。他使用了看來行之有效的方法：把國家安全機器中有潛在麻煩的部件邊緣化；不管資曆如何，將親信安排到高級職位上；在方便和必須的時候幹脆繞開這些機構。

甚至在“911”之前，布什政府就已經開始設法將參謀長聯席會議邊緣化，不斷地將唯命是從的人派到參聯會主席辦公室。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改革派就想解決這些困擾參聯會的問題，做法是賦予參聯會主席更大權力，削減各軍種參謀長的權力。20世紀90年代初，科林鮑威爾將軍主掌參聯會，比爾克林頓總統這時深有體會：一個有頭腦、有魅力、有個性的參聯會主席會讓總司令的日子不好過。1993年初，鮑威爾利用“軍隊中的同性戀”爭論體麵地將了新總統一軍，建立了克林頓時期的軍民關係模式。同年晚些時候，18名美國士兵在摩加迪沙的混戰中被擊斃，鮑威爾及其同僚巧妙地將責任推到文職官員身上。

鮑威爾1993年退役後，克林頓選擇了一位不像鮑威爾那樣敢於阻礙總統行動自由的人取而代之。喬治W布什總統（或者代表他做事的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延續了這一做法。實際上，拉姆斯菲爾德有過之而無不及。克林頓1993年在參聯會手裏失去的尊嚴在10年之後才得以彌補。哪位高級軍官敢表達對入侵伊拉克的懷疑，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副手保羅沃爾福威茨就會把他揪出來不斷羞辱。2003年2月，陸軍參謀長埃裏克新關（Eric Shinseki）將軍在參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作證時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即占領伊拉克會帶來巨大挑戰，將需要幾十萬兵力。這與布什政府模糊但樂觀的預測相左。新關的坦率立即招致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副手的指責。非常惱火的沃爾福威茨對媒體表示，這位將軍的評估“非常離譜”。新關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很快被迫退役。

新關的命運給其同行上了一課。在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五角大樓，將軍們不敢提問；他們不表達獨立的觀點，對國會也是如此；他們讓做什麽就做什麽。對此，沒有人比湯米弗蘭克斯（Tommy Franks）將軍更能心領神會。他是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策劃並實施了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在取悅拉姆斯菲爾德方麵，弗蘭克斯簡直是迫不及待。在伊拉克戰爭之前，布什總統問他本人對此有什麽看法，這位將軍回答道：“先生，我們部長現在怎麽想、過去怎麽想、將來怎麽想，我就怎麽想。”

美國走上全球反恐道路之時，高級官員本身對軍民之間的互不信任氣氛負有很大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拉姆斯菲爾德的嚴厲是文官對軍方兩麵三刀、陰謀詭計的報複。軍方的劣跡可以追溯至20世紀40年代，固執任性的各軍種參謀長們逼得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福裏斯特爾（James Forrestal）精神崩潰，最後自殺。如果說參謀長們罪有應得，但整個國家付出了沉重代價。拉姆斯菲爾德等文職官員不再相信高級軍隊領導人能夠提供不受無關想法影響的專業軍事建議。於是，湯米弗蘭克斯成為布什政府俯首帖耳的幹將，這個國家毅然走向身陷伊拉克的困境。

中央情報局也是同樣的情況。雖然喬治特內特（George Tenet）不是布什總統任命的，是克林頓時期的二手貨，但布什留用了他，甚至在中央情報局有關“911”的重大情報失誤之後依然如此。原因好像很明白：總統可以依靠樂於奉承的特內特告訴他想聽到的東西。的確，特內特讓總統非常放心地認為，證明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成為“大力灌籃”，為布什總統因其他原因而對伊拉克發動的預防性戰爭提供基本理由。國務院的分析人員可能對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入侵伊拉克的智慧）心存疑慮，但隻要特內特在那兒亦步亦趨，他們的觀點一點用也沒有。

盡管唯命是從的特內特擔任中情局局長，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還是擔心中情局會阻礙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計劃。2002年9月，他在自己麾下設立了“特別計劃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簡稱OPS），負責獨立評估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及其與“基地”組織的關係。這一倡議的靈感不言自明：拉姆斯菲爾德害怕特內特領導下的中情局分析人員不願使用既定的腳本。國防部長辦公室、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副總統辦公室的高級官員，都認為中情局的人不可信。

創建特別計劃辦公室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批評者指責國防部長重用鷹派新保守主義者，他們渴望戰爭，如有必要還會編造假賬。可是，假定有關各方都是出於好意，這仍然是一個讓人憂心的插曲：實際上，國防部長辦公室是在指責國家最高情報機構在重大安全問題上編造事實。雖然媒體把這個問題描述為華盛頓運行方式的例證，即部門間鬥爭的平常例子，但實際上它說明存在更大問題：主要的國家安全機構實際上不遵循共同的國家利益定義。

在實際運行中的問題是：如果奧薩馬本拉登發動襲擊時沒有中央情報局和參聯會，如果國會1947年沒有創建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那麽美國的情況會比現在差嗎？也就是說，如果布什總統隻能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機構，一個大小適中的主管外交的國務院和兩個主管軍事事務的小型內閣機構，他會把伊拉克搞得更糟嗎？更直白地說，國家安全機構曆經60多年的演變，它到底增加了什麽價值？如果答案是“沒有”，也就是說，如果投資回報基本上為負數的話，那麽也許現在應該考慮廢除這個顯然沒用的機構了。

尼采、福裏斯特爾、沃爾福威茨:沒有智慧的“智囊”

由於國家安全機構的明顯缺陷，帝國總統們轉向別處尋求有關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建議。中央情報局或參謀長聯席會議總是告訴總統想聽到的東西，但是他們的努力或許依然具有一些邊際效用。不過，在緊急征求意見時，總統日益依靠較小的親信圈子，而不是散漫、吵鬧的官僚機構。對總統的個人忠誠，而非機構內的官階，成為影響力的最終決定因素。

在這個國家安全危機永久化的時代，嚴肅問題總是在私下、幕後處理。這才是真正運作當代政治的地方。實質性的行動隻涉及少數幾個玩家，多數不是選舉出來的官員，他們的決議多數是在秘密帷幕之後作出的。

從一開始，這種做法就蘊涵著兩種理念。第一種理念認為，通過谘詢一批親手挑選的“智囊”，總統有可能作出更好的決定。雖然“決定者”最終拍板，但作出決定的實際過程是集體進行的，總統聽取老練、機智、世故的顧問們的意見，顧問們依靠擁有專業知識的官員。
第二個理念認為，這些顧問必須隻為最高行政長官服務，不為他人效力。隻有保證谘詢意見不公之於眾，“智囊”才會坦率、誠實地講話。這是尋求“行政特權”的基礎。

其實，一般來說，“智囊”認為公眾甚至國會幹涉政策製定即便不是危險的，顯然也是無益的。他們認為，國家安全非常複雜，超出普通公民的知識範圍，因為他們也會受短期的、情緒化的考慮影響，無法形成冷靜的、長期的觀點。普通大眾反複無常，把握不了這些事務。他們不識大局，察覺不到微妙變化，缺乏果敢決斷。尋求真正戰略途徑的總統隻能依靠老練的內部人士，他們充滿理性，不帶偏見，信息靈通，人脈廣泛，掌握標準的政治詞匯，了解世界實際運轉的方式。

總的來說，國家安全精英極其鄙視公眾，雖然他們對此一般都秘而不宣。對媒體講話時，他們尊重所有熟悉的政治習慣，經常充滿敬意地提及美國人民的“意願”。

可是，這個麵具經常滑落，公然暴露出這些內部人士毫不關心無知大眾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有民主，做人民想做的事情，”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曾經順口說道，“你每次都會犯錯。”艾奇遜的話表達了他的個人觀點，也準確總結了國家安全精英的基本看法：民意不可信；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民眾的角色是提不同意見。高級官員如何讓民眾順從？迪安艾奇遜解釋道：依靠宣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向民眾解釋政策時，“要說服民眾，限製條件必須讓位於簡潔，準確和細節必須讓位於直白甚至蠻橫”。他的意思是不能事無巨細地講述真相，而是傳遞“比真相還清晰”的觀點。

總統依賴“智囊”絕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我們至少可以追溯到伍德羅威爾遜時期，他雇用愛德華M豪斯當他的親信、密友和外交糾紛調解專家。這一傳統的高潮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批優秀公民（從華爾街）輪轉到華盛頓，占據了羅斯福政府的高級職位。這批人包括艾奇遜、W埃夫裏爾哈裏曼、羅伯特洛維特、約翰J麥克洛伊、羅伯特帕特森和亨利L史汀生。這是東部權勢集團的化身，其成員功成名就、腰纏萬貫、自信滿滿，許多人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都認為，在國家危急時刻到政府任職是職責所係。他們樂於使用權力，他們洋溢著自信，他們有共同的世界觀和對美國在世界上合理地位的看法。

把這一傳統浪漫化是錯誤的。回頭看來，這一傳統狹隘、頑固、恃才傲物。雖然其成員表現出令人欽佩的貴族責任感，但他們大多對社會公正和人權問題視而不見。在種族和宗教問題上，他們表現出符合他們階級和時代的偏見。可是，他們的愛國情操不容置疑。史汀生傳統的擁躉把自己看做國家的公仆。雖然他們具有保守主義傾向，但他們的努力超越了黨派考慮。他們的目標是保護美國，不是迎合美國生活方式中的社會或經濟安排。在20世紀40年代，保衛國家意味著增強國家實力，使美國躋身世界大國前列。在很大程度上，史汀生及其同人成功地實現了這個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敲響了這一傳統的喪鍾。我們可以相當準確地找到它開始衰落的日期。1945年9月21日，剛過78歲的國務卿史汀生終於離開了華盛頓，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裏斯特爾繼續待在華盛頓，成為一個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人物。

雖然今天人們已經淡忘，但當時這兩個人物之間的區別非常明顯，這很能說明問題。史汀生出自長老會教徒世家，是耶魯大學菲利浦學院、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華爾街成功律師的典型。他結婚很早並一直忠誠於妻子。他積累了優秀的公職記錄：1918年在法國服役，擔任過菲律賓總督，當過4年國務卿，兩次主掌戰爭部。對史汀生的崇拜者來說，他代表著“信任、真理、公正、美德、依法辦事、責任感，是一個光芒四射的榜樣”。

福裏斯特爾是一個愛爾蘭裔天主教徒，貧苦移民的兒子。他雖然上過普林斯頓大學，但中途輟學。投身華爾街後，他加入了迪倫–裏德投資公司，展現出賺錢的天賦。隨著職位不斷上升，他於1938年成為這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長。1940年，他去了華盛頓，接連擔任多個高級職務。福裏斯特爾的個人生活一路蹣跚：妻子是一個蕩婦和酒鬼，他本人則是十足的酒徒、粗心大意的父親、不加節製的色鬼。他野心勃勃，反複無常，心神不定，狂妄好鬥，暴躁異常。福裏斯特爾陷入極度孤獨之中，醉心於政府工作，徒勞地逃避從孩提時就縈繞在心頭的惡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史汀生是“舊華盛頓”的門麵。他一直在華盛頓工作，目睹了所有事情。即使如此，他不喜歡過度反應，不驚慌失措。他表現穩重、謹慎和鎮定。

福裏斯特爾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性情，既高度警覺，又急於行動。他是一個偽現實主義者，聲稱應實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卻極度誤判美國麵臨的形勢。福裏斯特爾認為坐等事件發生就是自找不可接受的風險。危險就在前麵，需要作出緊急反應。即便最輕微的延誤也會招致世界末日般的潰敗。這簡直就是迪克切尼“百分之一學說”的前身。當然，正是這種精神促使福裏斯特爾從1945年開始動員華盛頓對抗所謂的“紅色法西斯”威脅，聲稱致力於“在全世界實踐辯證唯物主義原則”的斯大林政權要發動“世界革命”。

福裏斯特爾不是一個滿腦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斷力。他實際上是一個精神病態、內心痛苦的人。但他給美國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跡，對之後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他們口口聲聲崇拜史汀生，卻以福裏斯特爾為榜樣，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響警報。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福裏斯特爾的後繼者擠進了總統顧問的內圈，緊張地擔心著最壞情況，敦促立即采取行動主動防範災難。伊拉克戰爭的倡導者也算是他的嫡係傳人。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擔任總統期間，一直擔心憂心忡忡的美國有朝一日會成為“軍營國家”。他的告別演說最為鮮明地表達了這種關切。雖然艾森豪威爾的警告實在太中肯了，包括強調“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軍工集團”濫用權力，但他最擔心的事情畢竟沒有發生。美國今天不是一個軍營國家。可是，毫無疑問，美國政治精英遵循的是軍營心態，念念不忘安全問題，把軍事力量看做解決國際問題的最佳手段。詹姆斯福裏斯特爾就是這種軍國主義思維的教父。

如果他有嫡係繼承人的話，那這個人就是保羅尼采（Paul Nitze），一個誇大威脅的大師，一個最持久、最有影響力的戰後“智囊”。如同福裏斯特爾，尼采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迪倫–裏德公司工作，賺了大錢。1940年，他追隨福裏斯特爾去了華盛頓，並一直待在那裏，成為國家安全機構的固定成員。在接下來的40年裏，不管是在政府內部還是外圍，尼采都是一個國家安全政治的重要玩家。可是他最為持久的貢獻是在早期作出的，標誌著詹姆斯福裏斯特爾的對抗傳統取代了亨利史汀生更為溫和的傳統。當時，尼采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即國安會68號文件，簡稱NSC 68）的主要起草者。這份報告是1950年初為杜魯門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起草的。

曆史學家長期以來視國安會68號文件為戰後美國治國方略的基礎文件。從我們現在的觀點看，的確如此，甚至更甚。國安會68號文件讓我們感覺到戰後遵從“智囊”的傳統已被扭曲得不成樣子了。

兩個事件促使杜魯門1950年1月命令國務院和國防部對國家安全戰略進行緊急（當然也是秘密）評估。雖然這兩個事件不算小事，但尼采的主要貢獻是把它們吹得無限大，把它們當成徹底調整美國政策的基礎。在這件事情上，他最終取得了勝利。

第一件事是蘇聯於1949年8月試爆了一枚核彈。蘇聯的試驗沒有動搖美國的整體核優勢，也不意味著克裏姆林宮擁有了一件可運載的武器。它的直接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突然失去絕對核壟斷地位讓美國人大吃一驚，掀起了美國集體潛意識深處早已存在的恐懼，即紐約和舊金山有朝一日會遭受廣島和長崎的命運。

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與蘇聯的核威脅相比，這件事並不出乎意料。美國官員早就預料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會最終輸給共產黨人。可是，即便這個結果是可以預測的，也不值得美國歡迎。從華盛頓的角度看，北京變紅是西方的重大挫折。即便如此，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沒有威脅美國的能力。在北京，共產黨掌握了執政權力，但這個事實本身並沒有使中國成為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年後，美國處於其實力和影響力的巔峰。但是，國安會68號文件稱，美國正處於“極度危險之中”，“不僅這個共和國而且文明本身的毀滅”突然成為一種現實可能。其實，美國的製度“麵臨曆史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脅”。至少尼采1950年春是這樣描述美國麵臨的形勢的。

這種世界末日意識表達了尼采對蘇聯及其意圖的認識。“在一種新的狂熱信仰推動下” ，克裏姆林宮正在尋求“將其絕對權力強加給世界其他地方”。蘇聯以“壓倒性軍事力量”為後盾，通過“滲透和威脅”，試圖“將自由世界置於其統治之下”。國安會68號文件稱，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蘇聯的計劃是“完全顛覆和強行摧毀非蘇維埃國家的政府機器和社會結構，以服從和受製於克裏姆林宮的機關和結構取而代之”。“持久的危機、衝突和擴張”是蘇聯政策的本質。所有這些都與美國的善意姿態形成鮮明對比。美國政策從本質上體現出“世界觀的寬容性，出發點的慷慨性和建設性，國際關係上不具貪婪性”。

這場競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由對抗“卑鄙奴隸製度”的繼續。國安會68號文件讚成“自由觀念是曆史上最具感染力的觀念”，並進而解釋說，蘇聯認為自由是“永恒且持久的威脅”。為了消除這種威脅，蘇聯領導人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發起了針對自由製度的進攻。國安會68號文件敲響了警鍾，稱“蘇聯實際擁有的軍隊遠遠超過保衛國家領土的需要”。根據尼采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實際上已被嚴重損傷、尚未進入恢複階段的）蘇聯已經擁有明顯的力量優勢。而且，它正在日益“擴大其戰爭準備與自由世界疏於戰備的差距”。

要應對這一史無前例的威脅，尼采預言隻有三種選擇：孤立主義；預防性戰爭（即對無法進行報複的國家首先進行核打擊）；“更快提高”美國實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國安會68號文件拒絕第一種選擇，認為那等於投降。它對第二種選擇不屑一顧，認為那樣“不得人心”，而且“在道義上具有腐蝕性”。這樣隻剩下第三種選擇。尼采建議大幅度提高國防支出，重點放在加快氫彈的開發上；增加安全援助，訓練和裝備友好國家的軍隊；努力改善內部安全，提高情報搜集能力；加大隱蔽行動力度，“煽動和支持蘇聯集團內部的動亂和起義”。國家安全應成為國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國安會68號文件呼籲抑製國內支出。它也主張增加稅收，獲得資助改善軍備所需的資源。實際上，“尼采主義”為美國政策永久軍國主義化開出了一劑藥方。

然而，增加軍事支出不一定意味著普通美國人要勒緊褲腰帶。國安會68號文件提供了一種前景，認為“這一計劃的經濟效應是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增加額會超過用於更多軍事和外援目的的數額”。換言之，美國既能買得起大炮，也買得起黃油，而且其實，生產更多槍炮可能會帶來更多黃油。

對尼采來說，這是一個關鍵的賣點。高水平的軍事支出不僅不與國家長期經濟繁榮相背，而且會為持久繁榮奠定基礎。這種觀點顯然是想說服政府官員，尤其是杜魯門本人，因為他擔心把大量資金投向國防會造成負麵的國內影響。這就是“尼采主義”持久吸引力的一個來源：改善軍備不僅帶來更大安全，也會帶來更大的物質富足。

可是，直到命運以朝鮮戰爭的形式出麵幹預，杜魯門才被說服。對於一個四麵楚歌的總統來說，朝鮮半島上爆發戰爭是又一個不受歡迎的意外事件。但對尼采來說，好運來的正是時候。朝鮮戰爭的爆發看起來印證了國安會68號文件中的分析：在克裏姆林宮的指揮下，國際共產主義顯然正在全速前進。在近期美國曆史上，這不是“智囊”們最後一次衝動地賦予一般意義的事件極大重要性，另一次是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結果是清除了對尼采處方的剩餘疑慮，國安會68號文件成了教條。國防支出在規模上增加了兩倍，所增加的支出沒有用於對朝作戰，而是資助了尼采提議的改善軍備計劃。美國政策的軍國主義化就這樣在熱切期待中拉開了序幕。

如果這份文件僅是具有曆史意義的文物，它不會在這裏引起我們的注意。國安會68號文件的意義不止於此。雖然今天多數美國人不熟悉這份文件的內容，但尼采的這部“傑作”對當代美國政策的意義，不啻於華盛頓的告別演說或“門羅主義”對19世紀美國政策的意義。它提供了一把鑰匙，可以解釋之後幾十年的大多數事件。

即便今天，對邁克斯布特、托馬斯唐納利（Thomas Donnelly）、弗雷德裏克卡根（Frederick Kagan）等新保守主義者來說，國安會68號文件仍具有護身符般的意義，是“一貫性大戰略”的樣板。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卡根稱，尼采的著作提供了“美國作為全球大國必須遵循的安全政策觀”。但是，一些人看做是一貫性的東西，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則是貼著妄想狂花邊的極度焦慮、妄自尊大的錯覺和對真相的漠然不顧。今天讀國安會68號文件，就如同走進了憎恨、懼怕和恐慌的溫室，正是這種情緒組合促成了伊拉克戰爭，與現實相去萬裏。國安會68號文件就是一場散布恐懼的演習，是從尼采時代至今所有“智囊”的慣用伎倆。

這個模式已經為人們所熟悉：尼采式的人物占據華盛頓內部人士位置，發出危險警告，大聲疾呼立即采取行動。就像起草國安會68號文件一樣，之後的事情有時是在幕後導演的，是完全華盛頓風格的情景劇。啟動國會調查，成立各種委員會，智庫發表厚厚的報告，增強了這種緊張感。故意向媒體透露消息，讓人感覺事情可能比看起來還要糟糕。危險總在浮現。（“要一直提升這種威脅，”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911”後這樣敦促其下屬，“讓美國人民認識到他們被世界上的暴力極端者包圍了。”）美國總是落在後麵，而應對措施總是發展急需的新能力或采取更為激進的步驟，當然還要給五角大樓、情報機構及其他國家安全機構更多資金。

自從形成以來，“尼采主義”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精英們不斷追尋的典範。1950年尼采開創的方法甚至在今天仍有其價值。他展示了妖魔化美國敵人的好處，從而把微小關切變為嚴重威脅，把嚴重威脅變為特大威脅。他創造了巧妙設計“選擇”的技巧，推導出預先設定的結論，因而讓分析人員成為事實上的決策者。他表明，用“和平”和“自由”等委婉語替代擴張主義，美國人的理想就能很容易用來掩蓋美國的野心。然而最重要的是，尼采表明用散布恐慌來驅動決策程序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在消除障礙、打開荷包方麵，“尼采主義”創造了奇跡。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尼采的親自領導下，出現了讓人驚慌失措的“轟炸機差距”報告，稱蘇聯已經在戰略轟炸機產量方麵超過美國。之後不久，“導彈差距”的傳言又登上報紙頭版頭條，稱蘇聯人在遠程導彈方麵把美國遠遠甩在了後麵。無處不在的尼采又成為《蓋斯納報告》（Gaither Report）的主要作者，大力鼓吹這種關切。

20世紀50年代末，內部人士極度擔心蘇聯的戰略優勢太大，已經破壞了“微妙的恐怖平衡”。美國威懾敵人的能力正在下降，可能很快消失。20世紀70年代末，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喬治HW布什召集了一批“智囊”調研這一關切，尼采是其中主要人物。這個所謂的“B隊”得出結論，事態比設想的更為糟糕：美國已經大大落後，蘇聯首先發動核打擊已經成為現實可能。蘇聯的威脅還未消失，1998年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主持的“對美國彈道導彈威脅評估委員會”又警告稱，美國低估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鮮等國導彈計劃帶來的威脅。
從國安會68號文件虛無縹緲地描述蘇聯能力和意圖開始，所有這些警告證明都是不準確的。在每個案例中，“尼采主義”的支持者都扭曲事實，誇大危險。艾森豪威爾時期的轟炸機和導彈差距是想象力過分活躍而虛構出來的。雖然蘇聯核武庫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所增加，但它遠遠沒有掌握先發製人的能力。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的結論也證明這些純屬虛構。但在每種情況下，就像國安會68號文件一樣，這些“智囊”們的叫囂都取得了預期效果。

就像國安會68號文件一樣，這些看似嚴格的分析實際上是為了掩蓋小團體思維，導出事先設定的結論，反映有關人員的偏見、政策議程和職業利益。喬治W布什的下屬沒有發明這種為某項政策而篡改事實的想法。他們隻是把這種過去60年在國家安全政治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厚顏無恥的技巧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位代表者是保羅沃爾福威茨。正如尼采是福裏斯特爾的繼承人一樣，沃爾福威茨也可被視為尼采的後繼者。20世紀70年代，沃爾福威茨嶄露頭角，成為“B隊”的初級成員，為尼采效力。20世紀90年代，他作為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的高級成員再次浮出水麵。在此期間，他在國務院、國防部擔任各種職務，在職務階梯上穩步上升。雖然沃爾福威茨不被公眾所知，但在內部人士中間，他已經獲得後起之秀的美名——有頭腦、有想象力，對剛剛浮現的新威脅極其敏感，對美國既有智慧帶來的限製無法容忍。

對沃爾福威茨來說，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是一種宗教替代品。他是虔誠的信徒，對曆史的目標和美國在實現這個目標中的天定角色毫無懷疑。沃爾福威茨認為美國實力充足且能自我補給，於是一直急切地想讓這種實力發揮作用。冷戰結束使這種激進傾向更加明顯。沃爾福威茨也認為，這場勝利把美國抬升至絕對優勢位置。“伴隨巨大的影響事態的能力，”他寫道，“需要厘清如何最好地運用這種能力塑造未來。”此外，根據他的判斷，無所作為的風險雖然難以衡量，但有可能超過采取行動的風險。

在沃爾福威茨塑造未來的手段中，軍事力量被賦予核心作用。在老布什總統領導的國防部工作時，他就曾經名噪一時，在一份文件中主張永恒且無疑的全球軍事領先地位應成為冷戰後政策的基石。多數民主黨批評者指責這一主張是軍國主義化的“美國治下的和平”藍圖。然而，當民主黨人1993年入主白宮的時候，他們也開始著手培育一個大膽使用軍事力量的“美國治下的和平”。比爾克林頓向索馬裏、海地和巴爾幹半島派出軍隊，轟炸塞爾維亞、蘇丹、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時沃爾福威茨抱怨的不是美國政策過於魯莽，而是依然膽小怯懦。他指責“克林頓政府見風使舵而不是直取命脈”。這種見風使舵“會使將來的問題不斷累積”。沃爾福威茨對堆積問題不感興趣，他想消除問題。

2001年9月11日發生襲擊事件時，沃爾福威茨又出現在政府內，這次他是喬治W布什麾下國防部的二把手。對沃爾福威茨來說，近3 000名美國人被殺害是一場可怕的悲劇，也提供了眾多機遇。這是一勞永逸終結見風使舵傾向的機會。就像尼采利用蘇聯原子彈、中國革命和後來的朝鮮戰爭為重建美國軍事力量辯護一樣，沃爾福威茨現在利用“基地”組織的襲擊為釋放美國軍事力量而奔走呼號。他認為，直取敵人命脈的時刻顯然已經到來。

伊拉克提供了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所謂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迫使布什政府采取行動。薩達姆的這些武器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沃爾福威茨後來評論道，“這是大家都認同的事情”。伊拉克人民在薩達姆鐵蹄之下所遭受的苦難，又賦予了這場衝突一個適當的道義借口，讓布什政府把一場可以選擇的戰爭標榜為解放戰爭。

沃爾福威茨期望這樣一場戰爭具有變革性質。廢黜薩達姆將成為“21世紀西方自我定位的曆史時刻”，當然，這種定位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等價值觀”。推翻薩達姆可能會在伊斯蘭世界掀起政治變革浪潮。沃爾福威茨本人希望依靠“解放世界上這個最重要阿拉伯國家的天才人民”，“為美國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善良的人民”創造一個和平與和諧生活的機會。他感覺“很難相信”會有什麽其他結果。

所有這些都隻不過是裝點門麵而已。對沃爾福威茨來說，伊拉克戰爭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使用武力的新規範。從名義上講，這場行動的目標是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推翻殘暴的獨裁者，排盡恐怖主義“沼澤”的水源。但更為根本的目標是解除對美國使用武裝力量的所有限製。

於是，“911”之後，沃爾福威茨開始大膽闖入尼采本人原先不敢涉足的範圍，鼓吹“預先自我防禦”政策，即預防性戰爭。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受襲擊後不到48小時，他已經直截了當地宣稱，作為對“911”事件的反應，美國不願把行動局限在與恐怖陰謀直接相關的人身上。將奧薩馬本拉登及其同夥繩之以法是遠遠不夠的。相反，美國計劃對所有構成潛在威脅的國家發動“一場廣泛而持久的戰役”。目標不僅限於未來的恐怖分子本身。美國執行“終結所有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的政策，清除恐怖分子的庇護所和“安全港”。在國安會68號文件中，尼采至少還裝模作樣地提供了幾種選擇以供考慮。而對“911”之後的沃爾福威茨來說，選擇隻有一種：永無休止的全球戰爭。

“911”之後數小時內，沃爾福威茨已經要求采取軍事行動來清除薩達姆了。結果，批評者後來給他貼上了誤入歧途的伊拉克戰爭主要設計師的標簽。更嚴重的指控是，他應為預防性戰爭概念合法化負主要責任。曆史將記住沃爾福威茨，他是杜撰“布什主義”的知識分子型斯文加利①。在國安會68號文件中，尼采斥責預防性戰爭為“令人討厭的”。沃爾福威茨現在則稱其為可以允許、必需的，甚至是有吸引力的。

對1940年前的多數美國人而言，尋求全球永久軍事優勢好像含糊其辭，格格不入。這種前景可能讓普魯士人激動不已，卻不可能讓皮奧利亞人②有所觸動。1950年後，如果有人認為美國不願意成為軍事領先國家，那簡直無法容忍。這是尼采取得的赫赫成果。

2001年前，盡管尼采竭盡全力鼓吹軍營心態，但多數美國人依然聲稱武力是最後的手段。政治家們依然認為戰爭應當避免。至於預防性戰爭，它仍然是不妥當的行為。“911”後，預防性戰爭被推崇為美國政策的核心準則。各派政治家都聲稱支持“全球戰爭”，即使衝突會持續數十年甚至數代人，他們的熱情也不會消減。其實，對美國來說，戰爭已經成為一種永恒狀態。至少在華盛頓，這一顯著進展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興趣，去探討這場無限期戰爭的政治、經濟、社會和道德影響。全球戰爭之外或許還有替代方案，但這種可能性無人理會。這是沃爾福威茨取得的成果，並隨著入侵伊拉克而達到頂峰。

尼布爾曾經寫道：“對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虛假安全是權力的安全。”戰後時期的“智囊”們，從福裏斯特爾到尼采再到沃爾福威茨，都從不動搖地忠誠於這種金玉其外的安全觀。

偉大的帝國夢與永無休止的戰爭

“布什主義”是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實施以來最重大的國家安全倡議。其意義遠遠超過與之齊名的“杜魯門主義”、“艾森豪威爾主義”、“尼克鬆主義”、“卡特主義”和“裏根主義”。

毋庸諱言，在構建這個學說時，布什政府沒有征求國會的同意。它甚至也沒有征求美國人民的意見。由沃爾福威茨領導的一批“智囊”看到有機會對國家安全政策進行革命性改造，並不失時機地利用這個機會，向總統推銷自己的觀點，然後以法令的形式付諸實施。

“布什主義”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基本依據。布什政府的沃爾福威茨等人深信能速戰速決，取得決定性勝利。作為戰爭目標，伊拉克的吸引力不在於它的強大可怕，海灣戰爭和10年的製裁已經使薩達姆的軍隊虛弱無力，而且他基本上沒有了空軍。伊拉克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為它看起來弱不禁風。入侵伊拉克肯定非常容易，理應如“閑庭信步”一般。沃爾福威茨等人期望利用這場勝利來鞏固“布什主義”，展現其效力，並為未來更多實踐鋪平道路。簡言之，有了伊拉克戰爭的勝利，任何對使用美國軍事力量（以及行使帝國總統特權）的限製都會煙消雲散。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911”事件所啟動的這些計劃的範圍。這些計劃一開始就在伊拉克遇上了問題，但這不應讓美國忽視一個事實，即清除薩達姆從來不是最終的較量。入侵伊拉克隻是一個驚人陰謀的組成部分。“911”後給布什提供建議的“智囊”們希望先拿一個弱小對手開刀，以一場輕鬆的勝利為未來更大的勝利搭建舞台。

早在1997年，沃爾福威茨就認為，清除掉薩達姆“將為美國政策開辟新的選擇”。新的選擇指的是創造施展美國力量的新機遇，從而根據美國的利益塑造未來。“現在看來非常困難或不可能的行動，”沃爾福威茨輕鬆地預測道，“在走出最初幾步後將變得更為可行”。這就是“布什主義”的基本目的：它賦予布什政府一個自行生效的授權，讓它在未來采取任何需要的步驟。

雖然未來的步驟還在公眾視線之外，但肯定是宏偉的步驟。“我們現在是帝國了，我們行動的時候，就會創造出自己想要的現實，”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曾經對記者羅恩薩斯金德（Ron Suskind）說，“我們是創造曆史的演員……你們，所有人，都隻能研究我們做的事情。”“布什主義”為創造那種現實提供了主要工具。依靠軍事力量，白宮將行動起來。其他所有人，包括官僚機構、國會、美國人民和整個世界，都隻能在一旁觀看。

當然結果證明，完成最初幾步的難度已經遠遠超出沃爾福威爾茨的預期。我們習慣於尊重那些秉承國家安全意識形態的“智囊”，但今天的伊拉克卻成了這種尊重的終極表現。“布什主義”第一次應用就翻了船。

從這場災難中吸取教訓的努力隻關注那些操作性問題。有人告訴我們，美國需要更準確的情報。軍隊必須提高反叛亂能力，更好地策劃“下一場戰爭”的“第四階段”，即占領和重建戰敗國所需的一整套行動。士兵需要更好的裝備，既能防止簡易爆炸裝置（IED）的襲擊，又能區分叛亂分子和無辜平民，準確消滅前者而保全後者。

然而，對戰術和行動的關注轉移了人們對政治領域更重要缺陷的思考。在這方麵，如果放在1945年以來國家安全政策的更大背景下，伊拉克戰爭應當給予美國以下教訓。

第一，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是美國例外論最為有害的表現形式，為製定合理政策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當實力處於上升狀態時，美國可以裝模作樣地解釋曆史的目的或上帝的意願。今天，美國已經不能繼續放縱這種自負了。

尼布爾曾經寫道：“整個曆史的戲劇是在一個很大的意義框架內上演的，人類無法理解和控製。”接受這一格言中的真理應該是被選舉或任命擔當高級職位的前提。如果決策者依然故我、狂妄自大，他們將會招來更大災難，讓伊拉克遭遇相形見絀。

第二，美國人再也負擔不起一個不起作用的政府。綿延數代人的準危機狀態製造了近乎災難的後果，扭曲了美國的憲法。在這個關頭，認為白宮換一張新麵孔、把國會控製權從一黨交給另一黨、再次努力治理國家安全機構就能改變局麵，等於忘記了美國數十年的經曆。

如果總統聚斂過多權力，如果國會軟弱無能，如果國家安全機構無可挽回地破產了，那麽美國人民隻能責怪自己。他們讓民主任人劫持。而劫持者不會主動歸還他們搶劫的東西。

被人劫持的一個後果是培養出新一批政治精英，他們有既得利益，願意延長這場危機、擴大自己權力的源泉。這些人在尋求和平、推進自由事業的幌子下設計政策，倡導戰爭，製造混亂。

繼續聽從這些精英的意見是不可思議的，這是伊拉克戰爭應該讓人明白的第三個教訓。今天“智囊”們提供的建議正是智慧的反麵。其實，按照“911”以來貫穿美國政策的魯莽誤判來說，如果依靠隨意挑選出來的公民的意見，而不是谘詢練達世故的內部人士，總統們能得到更好的服務。畢竟，到頭來要由普通公民的子子孫孫來打“智囊”們策劃的種種戰爭。

“智囊”們可能表麵上或看起來心腸不壞，指責他們無中生有顯然不太公平。但從福裏斯特爾時代、尼采時代直到現在，他們不斷誤判和誇大存在的威脅，造成了惡劣的後果。

毫無疑問，今天的“智囊”視自己為忠誠的愛國者。毫無疑問，他們甚至初衷良好。但這是不夠的。保羅沃爾福威茨自己寫道：“如果美國總統的一項政策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僅憑本意的純潔或正直，是不能為這項政策開脫的。”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那些為總統提供建議並造成可怕後果的人。他們辜負了人們的信任。

第三章

軍事危機

“戰爭是最偉大的審計員。”曆史學家科雷利巴內特（Corelli Barnett）曾經如此評論。“911”以來，美國經曆了這樣的審計，並被證明不合格。這一不利的判斷完全適用於美國軍隊。

英勇不是衡量軍隊強大與否的標準，堅忍、耐力和技術水平也不是標準。強大的軍隊是能夠完成預定任務的軍隊。自從喬治W布什發起全球反恐戰爭以來，美國軍隊從未達到這個標準。

2001年9月11日之後，布什設計了一項大膽的進攻戰略，發誓“直擊敵人，打亂其計劃，把嚴重威脅消滅在其浮現之前”。軍方提供了展開這一攻勢的主要手段，美國軍隊很快陷入多線作戰。

其中兩條戰線最受重視，即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條戰線的任務是進行摧毀性打擊，迅速取得具有重大政治、經濟意義的決定性勝利。在每條戰線上，盡管美國軍隊展現了英勇、堅忍、耐力和技術水平，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兵力還是捉襟見肘。問題不在於努力的程度，而在於取得的結果。

在阿富汗，美國軍隊沒有剿滅“基地”組織的領導層。雖然推翻了曾經統治這個國家大部分地區的塔利班組織，但沒有清除塔利班運動，它沒過多久就卷土重來。本想打一場短暫的戰役，但阿富汗戰爭卻成為一場漫長的戰事，近7年過後，依然看不到盡頭。如果有什麽變化的話，那就是美國的對手正在不斷強大。戰爭的結局依然令人難測。

在伊拉克，事態的發展非常相似，輕易的成功被後來的不利掩蓋了光芒。美國的入侵開始於2003年3月19日。6個星期後，白宮高舉旗幟歡呼“任務完成”，布什總統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戰鬥行動已經結束”。但事實證明這一說法不可信。

攻陷巴格達之後不久，富有影響力的新保守主義者戴維弗拉姆（David Frum）和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宣稱，“伊拉克自由行動”是“美國能夠迅速贏得全麵勝利的生動而具有說服力的證明”。統率軍隊入侵伊拉克的湯米弗蘭克斯將軍謙虛地把自己一手締造的成果說成“其傑出性在戰爭記錄中無與倫比”。回頭看來，眾多此類判斷隻能被認為滑稽可笑。一場本應在2003年4月9日巴格達奧費多斯廣場結束的戰爭隻不過剛剛開始。戰鬥綿延了數年，美國付出了慘重代價。伊拉克戰爭成了越南戰爭的翻版，所幸的是規模稍小一些。

人們的設想原本不是這樣。就在幾年前，觀察家們一直宣稱美國擁有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軍事實力。這是美國強大的外衣。軍隊看似不可戰勝。例如，著名軍事評論家邁克斯布特在2002年寫道，美國軍力卓越的程度“遠遠超過曆史上的霸權國家，如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拿破侖時期的法國”。隨著美國“在戰爭的方方麵麵”擁有了“無可匹敵的力量”，他寫道，盟國已經成為累贅，“我們不太需要別人的幫助”。

布特把這個說法戲稱為“大總管學說”（Doctrine of the Big Enchilada）。沒出一年，美國軍隊占領了巴格達。他又進一步聲稱：美國軍隊甚至遠遠勝過納粹德國的國防軍。布特洋洋灑灑地寫道，美軍在擊潰薩達姆時展現的技巧，足以讓“歐文隆美爾和海因茨古德裏安等久負盛名的將軍相形見絀”。

所有這些都被證明是誇誇其談。如果全球反恐戰爭得到了一個不容否認的結論，那就是對美國軍事能力的估計都是赤的誇大其詞。布什政府對美國軍事效力的錯誤自信是一種讓國家付出慘重代價的戰略誤判。甚至在秘密行動、精確武器、即時通信時代，武裝力量也不是靈丹妙藥。即使在所謂的單極時代，美國的軍事力量也被證明相當有限。

為什麽美國人如此誇大軍事力量的效用呢？答案在於三大錯覺的交互作用。

第一個錯覺是：美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徹底改造了武裝衝突。結果是讓武力更精確、更有識別力而且可能更人道。五角大樓設計了全新的“美國戰爭方式”，賦予軍隊前所未有的軍事能力。2003年4月巴格達陷落之後不久，布什總統興奮地宣稱：“我們應用了新的技術力量……用速度和難以置信的精確性打擊敵軍。通過創造性戰略與先進技術的結合，我們正在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定義戰爭。在這個戰爭新時代，我們可以瞄準政權，而不是國家。”

區別對待政權和國家至關重要。通過使用這些新軍事技巧，美國能夠清除任性的外國領導人及其親信，而不必傷害這個領導人統治下的廣大人民。導彈可以擊穿總統官邸的房頂，而不必摧毀整個首都，使武力具有了此前連做夢都想不到的政治效用，減輕了從古到今對使用武力的道德限製。武力曾經是大棒，現在卻成了手術刀。總統講這番話的時候，這種認識在許多軍官和國家安全專家中已經司空見慣。

這就是一個必勝公式。對軍事威力的信心反映並強化了冷戰後對美國價值觀普世性的信心。結合在一起，它們就成了看似不可阻擋的組合拳。

伴隨這種組合而來的是更大的野心。20世紀90年代，國防部的目標發生了變化。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先地位，而非單純的國家安全，成為其明確職能。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對這一全新的“美國戰爭方式”作了最為全麵的闡述。他說，運用武裝力量實現所謂的“全方位優勢”，即發揮兩種“手段”（技術創新和信息優勢）的潛力，在各種形式的戰爭中占據明顯領先地位。

全方位優勢與軍事相關，如同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的“曆史的終結”論斷與意識形態相關一樣，兩者都聲稱揭示了終極真理。福山稱，民主資本主義是政治經濟演變的最終階段。而全方位優勢的支持者們說，這一概念是現代戰爭演變的最終階段。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最初幾天和最初幾周好像都證明了這些斷言。

第二個錯覺是：對於如何使用現在占據優勢地位的軍隊，美國文職和軍隊官員都接受一套共同的原則。堅持這些原則，就能防止越戰災難再次降臨在美國頭上。如果政治家們像20世紀60年代的林登約翰遜總統、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那樣臨陣退卻，那些正確認識並吸取了現代戰爭教訓的將軍們可以挺身而出，製止他們的退卻。

這些原則在“溫伯格–鮑威爾學說”（Weinberger-Powell Doctrine）中得到了最為權威的表述，這一學說闡明了決定使用武力的時間和方式的標準。裏根時期的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1984年首次明確表述了這些原則。20世紀90年代初，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將軍對此進行了擴展。然而，這一學說的真正作者是越戰後軍官團的成員。“溫伯格–鮑威爾學說”闡明了軍方自己從那場戰爭中得到的教訓。這些原則也表明了高層官員防止越戰再現的決心。

溫伯格和鮑威爾聲稱，今後，隻有在重要利益真正麵臨威脅時，美國才會投入戰鬥。這樣做是為了追求具體而現實的目標。美國將動用必要的政治、道義和物質資源，實現速戰速決。美國軍隊將迅速結束衝突，然後馬上離開，絕不戀戰。“溫伯格–鮑威爾學說”的精神實質是不能隨意放縱，目的是遏止好戰文官的魯莽輕率傾向。

第三個錯覺是：軍隊和美國社會已經成功彌合了越戰年代造成的分裂與分歧。到20世紀90年代，這種和解已經形成。“沙漠風暴行動”之後，“美國人民再次愛上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至少，這場戰爭的偉大英雄之一科林鮑威爾將軍是這麽認為的。出於這種擁戴，一種新的軍民契約已經達成，其基礎就是相信在某種脅迫之下，美國人會最終“支持軍隊”。這個國家再也不會拋棄它的士兵了。

美國誌願兵部隊（AVF，名字雖然有些誤導人民，但它依然是職業軍事建製）是這一新契約的首要表現。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已經開始慶祝AVF成為聯邦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實際功能與公開宣傳的一樣。AVF意味著美國致力於維持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而AVF就是“美國之隊”。冷戰後，AVF維持著美國強權下的全球和平，而沒有幹擾美國平民對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人們怎麽能不喜歡它呢？

“911”以來的事件揭穿了這三個錯覺的真實麵目。在實踐檢驗中，這一全新的“美國戰爭方式”隻是發了一下光，但還不是黃金。即使不是公開欺詐，兜售“全方位優勢”的將軍們也是明目張膽地玩忽職守。按照過去20年的記錄來評判，美國軍隊隻是在敵人成人之美般作戰時才會取得決定性勝利，而薩達姆的死亡急劇降低了這種可能性，未來再也找不到這樣善解人意的對手了。說到留下的後患，從索馬裏到巴爾幹，從中亞到波斯灣，比比皆是。

說到“溫伯格–鮑威爾學說”，文官遵守上述條款的意願也被證明是暫時性的。眾所周知，1993年，麵對鮑威爾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極想知道，“如果我們不使用軍隊，您一直談論的卓越軍隊有什麽用呢？”奧爾布賴特沉迷於讓美國士兵消除世界頑疾，並且她的想法很快占了上風。左傾空想家與好戰政客專家組成的奇怪聯盟成功撕碎了對使用武力的限製。“人道主義幹預”大行其道，風行一時。20世紀90年代，不管將軍們發揮了什麽約束力，其影響也沒有挺過那10年。曾經看似不可磨滅的越戰教訓被遺忘得一幹二淨。

同時，人民與軍隊的和解也隻不過是一種虛構的怪物。籌碼投下之後，“支持軍隊”引誘來的隻是姿態和作秀，而沒有有約束力的承諾。“911”事件沒有使人們急著應征入伍，穿上軍裝，人們反而更喜歡讓別人家的孩子去追捕恐怖分子，推廣民主，確保獲得世界上的能源儲備。在這場表麵上具有震撼意義的全球戰爭中，美國人卻更喜歡家鄉的體育英雄，而不是保衛美利堅帝國遙遠勢力範圍的士兵們。湯姆布雷迪（Tom Brady）在全國橄欖球聯賽中打四分衛掙了數百萬，作產品廣告又掙了數百萬。帕特蒂爾曼退出職業橄欖球比賽，當了一名陸軍突擊隊員，犧牲在阿富汗。然而，在這兩個人中，布雷迪更體現了當代人對“愛國者”這個詞的認識和理解。

可是，這三種錯覺揮之不去，助長了對美國軍事威力華而不實的期望。羅納德裏根以來的每屆總統都為這些期望推波助瀾，都利用總司令一職擴展橢圓形辦公室的帝王特權，也都依靠軍事力量來掩蓋或治理這個國家揮霍浪費習慣所造成的問題。

“911”之後，這些幼稚的期望達到了極致，認為由意誌堅定的最高行政長官支配的武裝力量無所不能。在未能預見和防止對美國本土的破壞性襲擊之後，布什總統繼續以全球反恐戰爭為借口，推進宏偉的新軍事企圖，爭取無限的行政權力，而這些都是在確保美國人民“安全”的偽裝下進行的。這位總統否認“911”事件與美國以往政策有任何聯係，他的全球反恐戰爭宣言把公眾反思這些政策的任何企圖都扼殺在了萌芽之中。實際上，布什是想利用戰爭集更大權力於一身，並轉移公眾注意力，讓人們不去關注美國以往行為造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後果。

隻要美國軍隊還享有戰無不勝的美名，就依然有可能偽稱憲政秩序和美國生活方式健康無虞。為了根除恐怖主義，發動無限期的全球反恐戰爭似乎依然有些道理。畢竟，有什麽人或什麽事情能阻止不可阻擋的美國大兵呢？但是，一旦這項美名被人質疑，其他問題便會暴露無遺。這就是伊拉克戰爭陷入困境後美國的情形。困擾政治製度的痼疾，包括極不負責任的國會、支離破碎的國家安全機製以及不稱職的帝國總司令，都不可能不被人注意了。美國生活方式中的自我破壞元素同樣如此，尤其是美國越來越迷戀於外國石油，因而在全球範圍內備受遷就，也備受指責。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發動長達數十年（如果不是數代人的話）戰爭的思維變得極其荒謬。

明眼人都看得出，過去7年的事態徹底推翻了“大總管學說”。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等雄心勃勃的記者可能依然認為，隨著21世紀的來臨，五角大樓“已經占據了整個地球，其軍隊準備瞬間湧入最偏僻的地區”，整個地球已經成為“美國軍隊的戰場”。但是，任何擁有普通智商的下士都比他們清楚真相，都不會接受這些嘩眾取寵的空話。阿富汗戰爭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伊拉克戰爭也已進入第五個年頭，類似邁克爾巴龍（Michael Barone）的評論家可能還會信心滿滿地說“對美國軍隊來說，沒有什麽任務不能完成”。但是，巴龍不會被召回交戰地帶，接受第二次或第三次戰場洗禮。

布什總統號召美國士兵去做的事情，與他們能夠做到的事情之間有巨大差距，這就是今天困擾美國的軍事危機。對於一個習慣於視軍事力量為王牌的國家來說，這個差距的含義是不可小視的。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錯誤的教訓

要全麵認識這場軍事危機，需要了解伊拉克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的教訓是什麽。這兩場戰爭，還有“911”事件本身，將成為喬治W布什遺產的核心內容。這些教訓應當構成美國新的、更為現實的軍事政策的基礎。

在某些方麵，思考這些教訓的努力正在進行。這些反思來自布什政策的左右翼批評者，也來自具有改革意識的軍官。寬泛地說，這一努力迄今已經產生了三個明顯的結論。無論單個來看，還是整體而言，它們都顛覆了作為布什總統全球反恐戰爭基礎的冷戰後軍事錯覺。為了替換這些公認的錯覺，他們提出了新的學說，但同樣是誤入歧途。到現在為止，從美國“911”之後軍事經驗中吸取的教訓都是錯誤的。

第一個教訓是：武裝力量，尤其是陸軍，必須認識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帶來的挑戰不僅決定了軍隊的現在，也塑造了軍隊的未來，即某些狂熱者津津樂道的“下一場戰爭”。發現叛亂分子、國家建設、培訓和指導“駐在國”軍隊、人口安全與控製、贏取人心，這些都將是工作重點，在未來數十年，在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將讓美國軍隊忙亂不已。

短暫幹預並取得決定性勝利不再適用，長時間駐軍將成為常態。像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一樣的大規模常規衝突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未來將充滿小規模戰爭，極可能是頻繁、漫長和持久性的。

雖然先進技術在這些衝突中仍占據重要位置，但它不是決定性的。隻要可能，戰士們將依靠“非動態”方式，像外交官、調停人、救援工作者一樣履行職能。毫無疑問，美國士兵仍會進行戰鬥，但借助社會學最新研究成果，他們也將展現出文化敏感性，更不用說掌握當地語言和風俗了。正如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2007年10月所言，“恢複公共服務，重建基礎設施，促進善治”現在已經成為士兵的分內職責，“所有這些非傳統能力已經進入軍事思想、策劃和戰略的主流，而且也必須如此”。

這一前景意味著要精確地解讀具有政治目的的軍事行動。硬力量和軟力量將實現融合。戰場上的士兵既充當警察，也是社會工作者。這一前景也意味著放棄那些催生“轉型”、“震懾與威嚇”和“網絡戰”等豪言壯語的烏托邦幻想，因為它們將戰爭與政治割裂開來。

當地條件決定使用的戰術，意味著五角大樓設計適用於衝突各個方麵的單一技術模板不再有效。說到低烈度戰爭，武裝部隊將采取不同於南北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海灣戰爭的做法，但更像美國1898年在菲律賓、20世紀20年代在中美洲的軍事經曆。軍官們不再從格蘭特、喬治巴頓、諾曼施瓦茨科普夫指揮的戰役中尋求靈感，轉而研究戰後英國和法國在巴勒斯坦、馬來亞、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等地的軍事介入行動。

總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浴血奮戰的軍官們看到了未來，看到了更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樣的地方。盡管“全方位優勢”的設計者們為了維持軍事優勢，希望高科技打擊力量具有前所未有的致命性、廣泛性、精確性和靈活性，但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老兵們更清楚軍隊需要什麽。他們依然致力於占據全球領先地位，但同時認為這種追求不僅需要先進武器，也必須能夠讓軍隊在地麵活動，留守下去。反過來，這意味著必須有充沛的兵源和後方足夠的耐心。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911”之後的戰爭留給人們一個截然不同的教訓。與越戰時期的抱怨相似，這種觀點認為，美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的缺陷與美軍在戰場上的實際表現無關，卻與華盛頓那些愚蠢文官多管閑事有很大關係。簡言之，問題不在於軍隊本身，也不在於指揮官，而在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常務副國防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和副國防部長道格拉斯費斯（Douglas Feith）之流，是他們不讓軍隊履行職責。

約翰巴提斯特（John Batiste）少將的指控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約翰巴提斯特曾在拉姆斯菲爾德時期的五角大樓工作，後來憤然退役，成為這位國防部長最不客氣的軍事批評家。“拉姆斯菲爾德可怕的戰略決定導致了美國軍人毫無必要的陣亡。”巴提斯特在2006年9月聲稱。這位退役將軍認為，拉姆斯菲爾德個人“應對美國及其盟國按照錯誤計劃投入戰爭負責”。不過這隻是開頭。拉姆斯菲爾德還違反戰爭基本規律，拒絕進行縝密的軍事計劃，無視薩達姆侯賽因倒台後締造和平所需的艱苦努力，為阿布格萊布監獄等暴行創造了條件，進一步激起了武裝叛亂，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隊建製，（而且）用過度限製性的“清除阿拉伯複興社會黨”政策束縛了指揮官們的手腳。

這個問題也不僅限於拉姆斯菲爾德本人，還包括他的主要副手們。巴提斯特稱，拉姆斯菲爾德身邊是一些“與他誌同道合、對他百依百順的下屬，他們沒有把握住戰爭原則的重要性、伊拉克的複雜性和戰爭的人道層麵”。這個局麵的後果大體上等於謀殺。“軍隊與敵人直接交鋒時”，拉姆斯菲爾德“卻束縛了指揮官們的手腳”。

這就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第二個主要教訓，這個教訓迎合了巴提斯特等牢騷滿腹的軍官們，迎合了急於讓布什政府承擔任何過錯的民主黨人，也迎合了曾經傲慢地倡導戰爭、現在卻急於擺脫責任的新保守主義者。文官傲慢和誤判的補救方法非常明顯：它需要把文官與軍官之間的平衡轉向有利於將軍們，解除對高級指揮官手腳的束縛。

從這個角度看，由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最重要教訓，是必須授予職業軍事人員更大的權力。2007年戴維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接手伊拉克的時候，正是事先觀察這個教訓如何破產的良好時機。這時候，從布什總統到國會的普通職員，都在屏息靜氣地等待戴維彼得雷烏斯將軍製定出對伊拉克的基本政策。

還有第三個角度，即將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敗歸罪於士兵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多多。根據這種觀點，AVF本身就是個問題。軍事曆史學家阿德裏安劉易斯（Adrian Lewis）評論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原子彈發明之後，美國戰爭行為最重要的轉型不是技術上的，而是文化、社會和政治上的，即將美國人民剝離到戰爭行為之外。”直到“911”之後，當布什政府在多條戰線發起戰爭之後，這一轉型的意義才徹底顯現出來。

依靠誌願職業軍人實際上給軍隊總體規模設置了上限。自願入伍的新兵數量必定有限。漫長的戰爭降低而非提高了誌願當兵的集體意向。如果可以選擇，多數年輕的美國人會選擇其他機會，而不是應征入伍。總統向有色人種發出的號召不管多麽熱誠，公關活動不管設計得多麽巧妙，薪水獎金不管多麽慷慨，要扭轉這種不願當兵的傾向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由正規兵員構成的軍隊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是人民的軍隊，人民對如何使用軍隊沒有多大發言權。實際上，職業軍隊已經成為總統帝王般權力的延伸。部隊何時在何地打仗，都由總司令決定。

最後，依靠職業士兵抽走了公民義務這個概念的核心內容，使廣大公民不再負有獻身國防的義務。越戰之後取消征兵製對消除那場衝突導致的分裂毫無幫助，相反，它使軍隊與社會的隔閡合理化了。就像修剪草坪、擦洗餐桌一樣，為維係美國生活方式而打仗犧牲成了美國人花錢讓別人代勞的事情。

於是，伊拉克戰爭的第三個教訓主要是有必要修補軍隊與社會的關係。一個途徑是徹底廢止AVF。相對於依靠職業軍人，或許恢複公民士兵傳統才有意義。

恢複這一空洞傳統的建議肯定讓人想起重新建立某種形式的征兵製。為了替代以個人選擇原則為基礎的製度，那些對AVF不滿的人倡導一種建立在強製服役基礎上的製度。

這種製度的好處並非微不足道。在一定意義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暴露了依賴小規模職業軍隊所帶來的行動、政治和道義問題，而征兵製好像提供了一種緩解這些問題的方法。

對那些擔心現有軍隊戰線太長的人來說，征兵製提供了一種擴張機製。軍隊規模可以增加兩倍，基本上恢複了冷戰時期的建製，限製地麵戰的人員短缺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像參議員麥凱恩和許多新保守主義者設想的那樣，對伊拉克的軍事介入維持10年或20年，甚至一個世紀，就成了可行的建議。

戰爭設計者再也不需要拆東牆補西牆，為支持A戰事（伊拉克）而犧牲B戰事（阿富汗）了。五角大樓已不再是隻派遣區區3 000士兵增援伊拉克或再派幾千人赴阿富汗，而是隻要需要，就可以增派幾十萬士兵，於是“增兵”這個概念就有了全新意義。“伊拉克自由行動”的問題是“戰地士兵”太少、無法完成占領和重建嗎？重新設立征兵製，這個問題就消失了。創建大規模軍隊甚至可以讓美國複活“溫伯格–鮑威爾學說”，再次強調“壓倒性力量”。

盡管伊拉克戰爭顯然不受歡迎，但仍缺乏有政治意義的反戰運動。對那些為此感到困擾的人來說，征兵製的吸引力各有不同。一些政治活躍分子期望伊拉克戰爭時代的征兵製能夠起到越南戰爭時期征兵製的作用：掀起大規模抗議、改變政治動力，並最終阻止任何缺乏廣泛民意支持的衝突。非誌願服役將使孩子們離開購物中心，走上街頭。這將推動符合服役資格的孩子的父母把政治看做並非施舍權利的機製。這樣一來，國會議員為了保住席位，會重新確定自己在戰時的責任，不再僅是為白宮提出的支出提案蓋橡皮圖章。通過這種方式，征兵製能夠複興美國民主，恢複相互製衡的政府體製，限製占據行政部門的好戰分子。

對那些有道義考慮的人來說，征兵製能夠確保戰時犧牲人員的平等分配。農村人口、有色人種、新移民和工人階層不再是軍人的主要組成部分。有了征兵製，政治精英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將再次分擔應該分擔的責任。享受美國生活方式的人都要獻身國防，協助駐守更多遙遠的帝國邊疆。也許某一天，《標準周刊》、《國家評論》和《新共和》的編輯部員工也有機會服役，畢竟這些雜誌總是為軍事幹預辯護，這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前途。

改造軍隊，打“小規模戰爭”，授予將軍更大權力，再次建立士兵與公民的聯係，這些想法在表麵上都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經過更細致的分析後發現，每個想法都有巨大缺陷。它們都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吸取的錯誤教訓。

帝國的“小規模戰爭”

首先，“小規模戰爭”的顯著特點不在於範圍和持續時間，而在於戰爭目的。大國發動“小規模戰爭”不是為了自我防禦，而是為了控製外國人民。給一項行動冠以“伊拉克自由”或“持久自由”的名字，不會改變這個現實。曆史上，“小規模戰爭”就是帝國戰爭。美國現在進行的戰爭也毫不例外。

在“911”以來重新發現“小規模戰爭”的過程中，美國軍官們還在軍事文獻中發現了一個相關的傳統。三個書名主導著這一新的“小規模戰爭”準則。頭兩個來自法國：羅傑特林奎爾（Roger Trinquier）的《現代戰爭》（Modern Warfare，1964年）和戴維格魯拉（David Galula）的《反叛亂戰爭》（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1964年）。這些由法國職業軍人撰寫的著作綜合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軍隊痛苦經曆中得到的結論，先是在印度支那，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第三個書名來自美國人：美國陸戰隊的《小規模戰爭手冊》（Small Wars Manual），出版於1940年，編錄了美國陸戰隊20世紀前30多年時間在加勒比海巡邏的經曆。

這三部著作的共同點是它們的帝國背景。拿兩本法國著作來說，它們描述了拒絕給予被統治人民自決權的努力，但這種努力最終失敗了。法國軍隊有兩項使命，一是將印度支那重新納入帝國版圖，二是維持殖民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90%人口是阿拉伯語人口和穆斯林）是宗主國法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虛假說法。這兩項努力都以淒慘和恥辱的失敗而告終。

對美國來說，這個問題有所不同。美國對占領中美洲和加勒比殖民地沒有特殊興趣。它尋求的是秩序和準入權，賦予海軍陸戰隊的使命，是在遵守華盛頓和華爾街製定的行為規範的同時，確保馬那瓜和聖多明各等地的穩定。參加過這些行動的海軍陸戰隊少將斯梅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曾標榜自己是“資本主義的匪徒”。人們不必像他說的那樣極端，就可以知道美國的目的在本質上也是帝國性的。法國尋求建立明明白白的帝國，而美國使用的方法不太直接，滿足於不太正式的安排。

軍隊重新對這些論述“小規模戰爭”的經典著作感興趣的背後，是默認現在預示著未來。在職業軍人中間，這種反思傾向顯然已經無法抗拒，他們認為下一場戰爭會酷似剛剛結束的戰爭，或者酷似正在進行的戰爭。1991年，高級軍官們（不僅限於科林鮑威爾將軍）確信“沙漠風暴行動”揭示了戰爭的未來。但是，他們錯了。到1999年的時候，許多像威斯利克拉克將軍這樣的人認為，轟炸科索沃的“盟軍行動”提供了未來行動的模板。但是，他們又錯了。五角大樓的高層領導人沒有因這些誤判而卻步，他們今天依然凝視著地平線，看到更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到的那種武裝叛亂。

確切地說，如果新任美國總統認同喬治W布什的帝國野心，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在21世紀前30年依然致力於在大中東地區實現20世紀前30年在加勒比地區的作為，那麽極可能出現一個、兩個甚至更多伊拉克。在那種情況下，改造美國軍隊專門從事武裝調停、維持和平與國家建設（實施帝國統治的當代委婉說法）才“確有意義”。

可是，如果認為伊拉克戰爭決定軍隊的未來，就可能忽略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鑒於在大中東地區實施美國的帝國野心（不隻是“911”以後，而是幾十年以來）所取得的成果，美國為什麽還願意堅持這種戰略？除了改變軍隊，為什麽不改變政策？為什麽不追求更現實、更容易的目標，放棄“解放”（即控製）伊斯蘭世界的計劃，然後再相應地改造美國軍隊呢？
換句話說，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得出的第一個教訓（五角大樓需要更加善於發動“小規模戰爭”）的問題在於它忽略了更為根本的問題。與其把美國軍隊改造成帝國保安部隊，還不如認識到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考慮是否可以設計一種非帝國性的外交政策。

難道說道格拉斯費斯很蠢，就能證明湯米弗蘭克斯很聰明嗎？

命運沒有對策劃和倡導伊拉克戰爭的決策者的聲譽給予特別關照。但是，命運也沒有對道格拉斯費斯給予最殘酷的打擊。道格拉斯費斯2001~2005年任負責國防政策的副國防部長，是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五角大樓的三號人物。

費斯出身律師，擁有思想家的氣質。他擅長三思而後行。例如，拉姆斯菲爾德確信薩達姆侯賽因與“911”劫機者有牽連。他也確信薩達姆藏匿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費斯的職責就是證明老板想要的東西。為了這個目標，他個人特別重視特別計劃辦公室的工作，適時地告訴拉姆斯菲爾德他想聽到的東西。特別計劃辦公室的分析結果證明完全錯誤，但費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也達到了老板的目的。

入侵就要開始的時候，拉姆斯菲爾德不想讓任何局外人擾亂戰爭計劃。這位國防部長尤其對國務院和一些軍官認為伊拉克會帶來一些挑戰的說法感到惱火。他依靠費斯封住多管閑事者的嘴，把第四階段計劃建立在最好的假設之上。費斯又一次完成了任務。難怪拉姆斯菲爾德把這位下屬說成是“難得的天才”，拉姆斯菲爾德有充分理由感到滿意。

可是，拉姆斯菲爾德的設想好像站不住腳。不管費斯在餘生取得什麽成就，也不管他為自己的墓碑選擇了什麽銘文，曆史將會記住這個“地球上最愚蠢的家夥”。

最具決定性的判斷來自湯米弗蘭克斯將軍。作為美國中央司令部2000～2003年的司令，弗蘭克斯先是策劃並指揮了入侵阿富汗的行動，之後又主導了入侵伊拉克的行動。弗蘭克斯在美軍攻陷巴格達之後馬上退出現役，毫無疑問地成為美國最著名的高級軍官，一時獲得了類似娛樂界名人一樣的地位。他也至少暫時得到了高度尊重，因為這位司令接連取得了兩場所謂的決定性勝利。在2004年白宮舉行的一個儀式上，弗蘭克斯獲得了“總統自由勳章”，喬治W布什稱讚這位將軍是位“才華橫溢的戰略家”。在阿富汗，弗蘭克斯“僅在數周之內就擊敗了塔利班”。在伊拉克，他“擊潰了薩達姆政權，不到一個月就攻入了巴格達”。由於這些成果，總統繼續說道，“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今天正在建設一個安全和永久民主的未來”。布什宣稱弗蘭克斯將攜“解放者”的頭銜進入曆史。

同年，弗蘭克斯出版了個人回憶錄，該書迅即成為暢銷書。《美國士兵》（American Soldier）的主要目的是為布什總統所講的這個英雄故事添枝加葉，確保這位將軍的一世英名——既是一位偉大的軍官，也是兩場曆史性勝利的首席設計師。在數章節的描述中，弗蘭克斯成為布什解放故事中的核心人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弗蘭克斯開始猛烈攻擊費斯以及其他可能成為勝利者花環競爭者的人。《美國士兵》成了一場爭名逐利的演習。弗蘭克斯把布什總統這位總司令描繪成一位介於熱情的拉拉隊員和無動於衷的旁觀者這兩個角色中間的人。雖然弗蘭克斯沒有直接批評布什總統，但其他人不會這麽輕描淡寫。這位將軍嘲笑華盛頓文職官員“思想傲慢”，幻想僅憑空中力量“就能敲開大門，使流亡的伊拉克反對派組織高歌猛進，解放國家”。他指責白宮“反恐沙皇”

理查德克拉克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吹牛者，而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則是一位難打交道的上司，弗蘭克斯一直耐心地在與之周旋。弗蘭克斯也沒能放過他的職業軍隊同行。他攻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工作人員是“不要臉的”官僚，他們的建議加起來也不過是“視野狹隘的廢話”。

簡言之，談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時候，弗蘭克斯試圖消除任何有關誰在主事的疑問：從頭到尾都是他在主事。入侵計劃是他一手擬訂的，反映了他對如何發動此類戰役的想法。弗蘭克斯稱，從“911”開始，中央司令部一直是“自下而上提出戰略”，而不是坐等華盛頓“自上而下部署戰術”。

於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得出的第二個教訓（強調需要賦予高級軍事領導人更多自由空間）馬上遇到了問題：在醞釀階段就放手指揮戰爭的將軍稱，在整個過程的每個步驟，關鍵決定都是他作出的。文職人員的幹擾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弗蘭克斯拒絕讓文職人員插手。“我的名字不是威斯特摩蘭，”他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咆哮道，他提及的這個人是在越南戰爭期間統率美國軍隊的將軍，“我可不是唯命是從，讓華盛頓給我們在機艙裏和地麵上作戰的孩子們指點戰術和目標。”

這樣，如果形勢在美軍占領巴格達之後急轉直下的話（事實的確如此），那麽責任應該由發號施令的那個人來承擔，僅僅指責華盛頓是不夠的。如果軍隊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時還沒有占領這個國家的明確計劃，那麽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這個失誤的首要責任應由軍隊指揮官來承擔。如果計劃上的失敗導致後來叛亂的出現，首要責任當然還應由這位指揮官來承擔。
除非《美國士兵》是一派胡言，否則因伊拉克的混亂而指責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費斯等文職官員是極其不公正的。因為他們沒有發號施令，是湯米弗蘭克斯在發號施令。在這種情況下，放弗蘭克斯一馬是放棄軍隊的核心原則，即指揮官顯然應為軍隊做到的和沒做到的一切負責。

可是，不管弗蘭克斯的失誤多麽嚴重，隻指責他一個人也是不公正的。在阿富汗，他曾聲稱塔利班已經被“擠壓得銷聲匿跡了”，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高興得太早了。在伊拉克，他也遭遇了失敗。但這隻是一個更為廣泛的現象的表象：在從所謂的軍事優勢中爭奪政治好處時，美國人的投資收益來得都是很齷齪的。

對於這個現象，一個經常被忽視的解釋是，冷戰後美國將軍的素質連平庸都夠不上。美國軍隊的整體素質雖然如日中天，但最新一代四星將軍們卻夠不上這個水平。

這是一個當今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不願爽快承認的小秘密。在美國前所未有地嚴重依賴軍隊來支撐全球領先地位的時候，美國軍隊高級領導人的素質卻一直令人失望。軍隊熱情很高，技術出類拔萃，但一流的將才卻難得一見。

分析一下最近的軍事曆史，問題並不像巴提斯特和其他牢騷滿腹的軍官們說的那樣，是高級指揮員缺乏權威。實際上，文職決策者賦予高級指揮官很大的計劃空間和行動空間，問題是將軍們沒有聰明地運用他們的權威。

支持這一說法的證據比比皆是。首先是“沙漠風暴行動”，一場所謂的曆史性勝利被兩次嚴重失敗弄糟了。第一個失敗是，美軍允許薩達姆軍隊的中流砥柱伊拉克共和國衛隊逃過了一劫。第二個失敗是，1991年3月1日簽署的停火協議讓這位獨裁者擁有了足夠的喘息空間，鎮壓了薩達姆內部政敵發動的起義。這些失誤直接源於一線指揮官的錯誤判斷。一個是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另一個是橫加幹涉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將軍。結果，薩達姆依然掌握著權力，美軍依然在波斯灣安營紮寨，其後果證明極其嚴重。

指揮官的錯誤盡管較小，但也給翌年開始的索馬裏人道主義幹預行動蒙上了陰影。美國指揮官不顧基本的安全原則和統一指揮要求，賦予軍隊清除軍閥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id）的任務，結果使軍隊陷入了他設置的陷阱。雖然後來這一事件被奉為英雄主義插曲，但這場著名的摩加迪沙之戰幾乎毫無意義。然而，這麽一場小小的技術性挫折就讓克林頓政府的索馬裏政策土崩瓦解，奧薩馬本拉登甚至把這次失敗解讀為美國虛弱的證據。

在華盛頓，尋找替罪羊的行動幾乎馬上就開始了。批評者們一口咬住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Les Aspin），讓他做替罪羊。他很快就失去了工作。但是，這場小型災難的真正原因是，托馬斯蒙哥馬利（Thomas Montgomery）少將和威廉加裏森（William Garrison）少將看錯並嚴重低估了對手。結果，他們讓自己的部隊遭受了慘敗。這一次還是愚蠢的將軍為將來更大的問題埋下了禍根。

接著就是“盟軍行動”，即1999年北約轟炸科索沃，由北約最高司令威斯利克拉克將軍策劃並指揮。當代的文獻把科索沃戰爭描繪為“奧爾布賴特的戰爭”，即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外交誤判的結果。但是，科索沃戰爭同樣也是一場“克拉克的戰爭”。

迫在眉睫的政治問題是科索沃是否依然是塞爾維亞的一部分。塞族統治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堅持認為科索沃依然屬於塞爾維亞，並用高壓手段鎮壓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分離主義者。對克拉克來說，他的大腦裏有更宏大的設想。他認為科索沃戰爭是一個機會，可以展示北約在冷戰後依然有用，也可以驗證他所喜愛的強製性外交理論，即“動用軍隊但不使用武力”，從而實現政治目標。克拉克期望僅僅威脅就足夠：適當展示優勢力量就會說服對手讓步，不必真正扣動扳機。

於是克拉克決定與米洛舍維奇攤牌，相信可以帶來一個幹淨利落、不必流血的結果。“我了解米洛舍維奇，”克拉克向華盛頓的官員保證，“他不想挨炸。”

米洛舍維奇得寸進尺，說克拉克是虛張聲勢，於是北約不得不開火。克拉克希望三至四天空襲就能讓塞族人屈膝投降。他又錯了。米洛舍維奇手裏還有讓人出乎意料的手段：在科索沃加大種族清洗力度，製造巨大難民危機，讓克拉克防不勝防。同時，北約的轟炸行動一直在進行。78天之後空襲最終結束時，829架戰機已經飛行3.8萬架次，耗費2.8萬件武器。北約炸彈炸死了約500個平民。克拉克的“動用軍隊但不使用武力”理論沒有奏效。之後不久，這位將軍便匆匆地提前退役了。

回顧這些誤判的目的在於：湯米弗蘭克斯在策劃和執行這兩場戰爭中的明顯缺點並不獨特，它們是整個模式的一部分。冷戰結束後，麵對戰時指揮挑戰的高級軍官們一次又一次地表現欠佳。

在伊拉克，弗蘭克斯讓出指揮權後，這個模式仍在繼續。理查多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將2003年抵達巴格達時，他所繼承的是此起彼伏的叛亂局麵。他壓製這些叛亂的努力取得了相反的效果：桑切斯眼睜睜看著局麵更加惡化，阿布格萊布醜聞更是火上澆油。2004年，喬治凱西（George Casey）將軍接替桑切斯，主導伊拉克戰事，結果伊拉克逐漸滑入類似全麵內戰的狀態。桑切斯和凱西不僅沒有完成預定任務，完成這個任務實際上反而成了更遙遠的事情。

戴維彼得雷烏斯將軍於2007年2月接替凱西，帶來了一套全新的反叛亂學說，並承諾派遣3萬名士兵前來臨時增援。在彼得雷烏斯任期內，伊拉克的暴力局麵平靜下來，但很大的原因是盟國部隊開始拉攏遜尼派部落領袖，他們是美國扶植的伊拉克政府的最強勁反對派之一。賄賂和槍炮支持讓遜尼派轉而對抗昔日盟友“基地”組織。這真好比是警察付錢讓瘸子去抓阿飛。

觀察家們對彼得雷烏斯的成就稱讚不已。2008年，“伊拉克自由行動”進入第六個年頭，這位將軍成功地讓這場戰爭遠離了美國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但是，不管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多麽歡迎這個局麵，現實局麵的真正改善依然有限。徹底平定伊拉克局勢依然是一個遙遠的希望。“成功”隻是一種穩定的僵持，很可能在未來幾年仍將吸引美國軍隊的注意力。

這一狀況的底線是：不管多麽令人討厭，文官的幹擾不能完全解釋冷戰結束以來美軍的糟糕戰績。有人說從施瓦茨科普夫到彼得雷烏斯的高級指揮官都受到了不合理的限製，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縱然有充裕的資源和較大的自主權，這些將軍們也沒把工作做好。戰爭是一項艱難的事業，質疑這些軍官的良好願望是不公平的。毫無疑問，他們都發揮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戰爭中，高級指揮官的表現一直不如他們麾下的軍隊。

“在最高層次上，”溫斯頓丘吉爾曾評論道，“真正的政治和戰略是一體的。”不管文職權威部門表述得多麽不完美，將軍的根本職責是維持政治與戰略的統一，取得勝利，推進國家的更高目的。偉大的軍官會讓軍隊意誌堅定，他們也會使戰爭和政治協調一致。

美國的軍事傳統中不乏這樣的人物。喬治華盛頓在擔任大陸軍司令時是這樣的人物；南北戰爭時期的尤利西斯格蘭特是這樣的人物，還有他的得力助手威廉T謝爾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陸軍總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和歐洲盟軍司令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應該也屬於這一類人物。
從警報、遠征和幹預的數量看，冷戰後時代或許是美國軍事曆史上最繁忙的時期，但沒有一位將軍具有稱職的指揮才幹。這一時期，行使戰時指揮權力的高級軍官並不缺少權威，他們缺乏的是能力。

恢複征兵製是一個不怎麽樣的主意

這讓我們想到伊拉克戰爭的第三個表麵教訓：廢除誌願兵製，恢複征兵製，從而消除軍隊與社會的隔閡。

征兵製是一個壞主意，有幾個原因。首先，美國供養不起大規模義務兵軍隊。五角大樓正計劃在未來幾年內將美國的地麵部隊擴充9.2萬人。預算辦公室預計這一溫和增長的費用約為1 080億美元。為了訓練、裝備和維持當前現役部隊，並支付當前行動的費用，五角大樓現在大約每年花費7 000億美元。如果把軍隊規模擴大到300萬，雖然不到總人口的1%，但足以維持“小規模戰爭”帝國戰略，那麽每年國防預算就會上升至1萬億美元。即使補充軍隊所需的兵源是存在的，錢卻不知從哪裏來。

軍隊也不需要這麽多人，除非有非常具體的規定。越戰結束時，理查德尼克鬆首次提出廢除征兵製，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也讚同這個想法。從那時起，除了海軍陸戰隊，每個兵種都喜歡擁有一支訓練有素、長期服役的“武士”隊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解散了在以前戰爭中招募的義務兵，認為他們“的確沒有價值、沒有優勢”。他可能違背了政治正確的原則，但他忠實反映了五角大樓的普遍看法。實際情況是，四星將軍們認為公民士兵是一種麻煩，而非一種財富。

希望恢複征兵製可以給政治注入活力，就如同設想把耶穌請回聖誕節就會再次喚醒美國人的靈性一樣。這個幻想雖然足夠可喜，但它首先忽視了把宗教假日蛻變成購物狂歡的動力。
稱讚尼克鬆總統終結了征兵製就如同認為是梅西商店（Macy’s）利用耶穌出生賺錢一樣，這忽視了其背後的故事。尼克鬆放棄義務兵役製的時候，這個製度早已經奄奄一息了。是美國人終結了征兵製。在這場可鄙的戰爭中，他們收回了賦予聯邦政府的特權，不能再命令公民去服兵役。尼克鬆是想挫傷反戰運動的銳氣，出於這個玩世不恭的原因，他同意了公眾的要求。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是它為新的共識奠定了基礎，因而確認了服兵役是一種個人選擇。很快，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和中間派都表示擁護，這一安排成了永久性交易。

在“911”之後的短暫時間裏，布什總統可能重新思考過這個共識。他可能提出過確立新型軍民安排，讓美國社會更廣泛地分擔兵役負擔。也許想到“人民軍隊”會限製他個人的行動自由，布什還是肯定了現有安排。從那以後，布什政府的顯著失誤，尤其在伊拉克，使這個交易更顯神聖。實際上，全球反恐戰爭複蘇了越戰時期的街頭智慧，政客們要麽無情，要麽愚蠢，寧願犧牲美國年輕人的生命，也不願承認自己誤判造成的後果。不管“基地”組織帶來了什麽威脅，多數有年輕兒女的家長都會視征兵製為子女幸福的更大現實威脅。

所以，不管征兵製在理論上有什麽吸引力——或是讓美國人告別懶散，或是提醒國會履行職責——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可能除保守主義福音派之外，沒有選民會賦予聯邦政府權力，讓他們命令自己的兒女穿上軍裝。強製推行義務兵役製的立法幾乎肯定會激起如20世紀20年代推行《禁酒令》時引起的反應，且會更迅速、更強烈。這樣的法律將無法執行。
當然，征兵製能夠糾正現行軍事製度中的不平等，這樣的想法具有無可辯駁的價值。對任何有良知的人來說，在整個國家麻木不仁之時，多次派遣士兵赴伊拉克或阿富汗執行戰鬥任務幾乎不是一項可以接受的安排。這不公平、不公正，在道德上具有諷刺性。

但在美國曆史上，公平或平等問題在塑造公共政策方麵很少發揮決定性作用。目前也不是發揮類似作用的時候。如果是的話，我們就不會容忍社會上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依靠少量誌願者承擔發動無限期全球戰爭的負擔，可能會讓美國人感到不安，但僅僅是不安，不足以促成改變。為了挽救這個國家的良心，政府可以用昂貴的合同雇傭兵來支援處境艱難的軍隊，但實際上不會影響公民做任何事情。其實，戰爭私有化（如使用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是默許兵役從公民職責轉變為經濟事業，背後的動機是金錢而非愛國主義。美國人可能不喜歡雇傭兵，但更多的人不喜歡將親人派往世界另一側的遙遠國家。

簡言之，雖然義務兵役製會繼續成為憤怒社論和真誠讀者來信的美麗話題，但國會真正推動立法、恢複征兵製的可能性為零。在這個例子中，國會的觀點反映了美國人民的觀點。不管有什麽缺陷，越戰之後創立的職業軍隊仍將保留下去。

戰爭是不可以被發明創造出來的

如果加速推進“小規模戰爭”、順從高級軍官的意見和廢除誌願兵是從最近軍事經曆中得到的錯誤教訓，那麽正確教訓是什麽呢？

隱藏在這個簡單問題背後的是幾個更大的問題。為什麽冷戰後美國備受吹捧的軍事優勢沒有帶來更大安全，卻帶來無限期的衝突？為什麽當美國為“和平”和“自由”大動幹戈之時，美國國境之外的世界更加任性、更加混亂呢？在這裏，我們可以借用一下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拋給科林鮑威爾的著名問題：如果結局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那麽我們這支卓越的軍隊到底有什麽用？

剛剛發生的一些事件給美國幾個教訓，為這些問題帶來一些啟示。首先，也許最重要的是戰爭的本質。伊拉克和阿富汗提醒美國，戰爭是不可以被發明創造出來的，不管喬治W布什和五角大樓的“軍事革命”或“震懾與威嚇”的倡導者持什麽觀點。

戰爭的本質是固定性、永久性、艱巨性和不可抑製性。戰爭永遠伴隨著不確定性和風險。“戰爭是機會的王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近兩個世紀前寫道，“沒有什麽其他人類活動有如此大的範圍，沒有什麽其他事情需要如此持續不斷、多種途徑地與這個入侵者周旋。”計算機、互聯網和精確製導武器的發明都無法推翻這個判斷。“那些屈從於戰爭狂熱的政治家，”丘吉爾正確地指出，“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預測、不可控製事件的奴隸。”因此，那些認為創新技術和高新技術能讓戰爭順從人類意願的想法，隻是異想天開而已。

這些古老的真理在幾個世紀中不斷被確認，平常得近乎陳詞濫調了。但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尤其是全球反恐戰爭開始後的頭幾年中，美國政治領袖以及幾位高級軍官的所作所為好像是說這些道理已經過時，或者至少不再適用於美國。

要理解困擾這些“軍事思想家”的愚蠢，人們隻需看看普通的簡易爆炸裝置或者路邊炸彈，就知道這種想法對伊拉克、阿富汗的美軍有多大傷害了。

侵略這兩個國家的高科技部隊忽視了這些土製炸彈帶來的潛在威脅。有人指望美軍行動的速度可以讓敵人無法行動，甚至無法思考，更別說製造新的致命性武器了；配備高科技武器、擁有信息優勢、迅即接近目標的小型部隊就能決定戰爭的局麵。2003年4月迅速推進巴格達好像證明了這一觀念。“推進速度如此之快，讓敵人亂了陣腳。”陸軍副總參謀長傑克基恩（Jack Keane）將軍得意揚揚地說。

依靠電子技術進行觀察、分析、決策和迅速行動的能力，顯然賦予了美國軍隊一種不可超越的優勢。伊拉克首都陷落後不久，亞瑟塞布羅斯基（Arthur Cebrowski）中將總結了這一觀點：“速度至關重要。速度能夠殺敵。這降低了附帶損失，減少了美軍傷亡。”速度似乎可以讓美國軍隊用更少資源做更多事情。“速度是武力增強手段，”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海軍陸戰隊將軍彼得佩斯（Peter Pace）也表示讚同，“如果你可以在90天內將5個師派到世界任何地方，能與30天內派出3個師擁有同樣的影響力嗎？”

規模更小、更加靈活的軍隊好似也能完成更多的任務。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動”比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使用的軍隊更少，道格拉斯費斯解釋說，背後的理由是 “這次行動是戰略性的，其意義十分深遠”。國防部高層正指望用小規模入侵部隊來推翻“沒有數十萬軍隊美國什麽也做不成”的說法。費斯接著說道，這種“舊式思維”的問題，是“讓我們的軍隊更加無用武之地”。在21世紀最初幾年裏，五角大樓確信自己已經發現了一個公式，讓軍隊前所未有地“有用武之地”，即技術提高速度，從而產生行動和政治確定性。

簡易爆炸裝置（其製造成本與比薩餅製造的成本差不多）讓美國的勝利快車戛然而止。作為一種可以選擇的對抗武器，它讓美國軍隊不可能取得像推翻薩達姆那樣的決定性戰果。美國人的進入速度相當快，但現在卻發現出不去了。解放變成了占領，速度不再是戰爭的製勝法寶，繼續駐軍成了新要求。就像德國人在南斯拉夫、蘇聯人在阿富汗、以色列人在約旦河西岸地區一樣，在伊拉克的美國人現在也發現顯著的優勢隻帶來了全新的劣勢。

機動性最強的軍隊現在卻被道路和固定基地網絡束縛著。美軍行動不再是快速突襲，設置檢查站和交通崗，以及下車巡邏成了顯著特征。對叛亂者來說，尋找美國人目標成了相當容易的任務。而對美國人來說，發現叛亂者卻成了更嚴峻的挑戰，就更別說定位了。

盡管極力強調機動靈活，但在許多重要方麵，美國軍隊卻遠不如對手更為靈活。簡易爆炸裝置的使用引發了更激烈的競爭。為了擊潰這一不可預知的威脅，美國國防部已經投入100多億美元（可能還要花更多），希望為士兵提供更佳的保護，賦予士兵更強的辨識和拆卸炸彈能力。同時，製造炸彈的叛亂者，盡管資源相對缺乏，卻一直在改進簡易爆炸裝置的致命功能，並想出了更好的藏匿和觸發這些致命武器的辦法。根據簡易爆炸裝置造成的不斷攀升的美軍傷亡數量來衡量，叛亂者在這場比賽中的表現遠遠優於五角大樓。

這一事態的意義既是戰術性的，也是戰略性的。受裝備有簡易爆炸裝置的叛亂分子困擾，美軍無暇應付其他正在迫近的威脅。布什總統的“全球戰爭”舞台在範圍上大大縮小，美軍在很大程度上被困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伊朗是所謂的“邪惡軸心”的一個成員，但其實際影響和地位卻在提高。

所以，從布什總統的兩場軍事冒險中得出的第一個教訓是：今天的戰爭與以往的戰爭沒有區別，還是難以捉摸、難以駕馭、代價高昂、充滿意外，且肯定會帶來不可預料的後果。隻有真正精神錯亂的人才會有其他幻想。

美國奇怪地迷戀上了武力

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第二個教訓源於第一個教訓。與整個曆史上的情況一樣，武力的功效依然有限。甚至在信息時代，武力“奏效”隻限於特定範圍的緊急情況。

這一教訓直接涉及當今美國政治家的勃勃野心。

在冷戰中，武力逐漸成為受美國人寵愛的政策工具。尼布爾在1958年寫道，美國越來越“奇怪地迷戀上了軍事力量”，非常令人擔心。冷戰的結果也無法影響這種迷戀。“911”之後，高壓政治對華盛頓的吸引力達到新高度。對布什總統來說，“軍事選擇”一直“擺在桌麵上”。他的政府把軍事力量當成多用途工具，不再是最後手段，也不僅僅用於防禦目的。相反，軍事力量成了糾正偏失、改正錯誤的手段。

例如，布什總統時常宣稱，在伊拉克，美國不僅是為保護自己及利益而戰鬥，也是為了推廣民主和人權。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解讀這一所謂的自由議程。第一種解讀從字麵理解總統所說的話：他把戰爭看做解救和解放的工具。通過威脅使用或直接使用暴力，美國致力於讓整個國家服從西方的自由價值觀。這是布什希望通過保羅沃爾福威茨讓伍德羅威爾遜再現。

另外一種解讀是把自由議程看做玩世不恭，僅僅是為赤裸裸的侵略戰略提供一點道德合理性。這裏的想法是武力可以產生霸權。始於伊拉克的高壓政治會讓美國征服整個大中東地區。這是布什希望通過迪克切尼讓西奧多羅斯福再現。

布什本人是傾向於威爾遜和沃爾福威茨的軍事理想主義，還是傾向於羅斯福和切尼的軍事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存有爭議的話題。在他的內心，這兩派思想很可能相互交織。美國總統喜歡把“美國為自由而戰”這句格言既當做核心訴求，又當做權宜之計，布什顯然不是第一位這樣做的總統。

真正的重點在於美國無論打算解放還是主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態表明，這一努力都沒有奏效。

美國動用武力既不會解放大中東地區的人民，也不會讓美國控製這個地區。美國正在走向失敗。

在伊拉克，布什政府產生了一種搖搖欲墜、難以控製、反應遲鈍的依賴性。

在推翻薩達姆5年之後，伊拉克政府依然不能保護其邊界，管理其自身事務。美國發起了“國家建設工程”，相信其能再現1945年後在聯邦德國和日本的成功，但這項努力卻與聯邦政府對卡特裏娜颶風的反應一樣糟糕。到2007年末，伊拉克的發電能力依然不能滿足全國每天用電需求的一半。巴格達的家庭每天平均用電隻有12小時，比“阿拉伯複興社會黨”統治時還少6小時。石油產量還沒有達到美軍入侵前的水平。關於管理美國援助方麵的欺詐、浪費和無能的報道，已經司空見慣，很難持續一個新聞周期。

同時，布什政府的官員一再徒勞的抱怨、爭論讓伊拉克議會陷入癱瘓，猖獗的腐敗吞噬了伊拉克政府的各個部門。如果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服務，那麽很難說伊拉克政府是事實存在的。相比之下，索摩薩統治下的尼加拉瓜和費迪南德馬科斯統治下的菲律賓，可以算是“善治”的典範了。

許多相同的判斷也適用於阿富汗。“解放”之後，這個國家很快重新獲得了世界第一非法毒品生產國的地位，到2007年，它提供了世界市場上93%左右的海洛因、嗎啡因和其他鴉片劑。美國扶植起來的阿富汗政府依然虛弱無能。阿富汗總統反思自己的實際權限時，得到了一個諷刺性頭銜——“喀布爾市長”。同時，塔利班依然非常頑固，具有很大的韌性。雖然正式名稱沒有變化，但“持久自由行動”已經悄悄地變成了“持久義務行動”。對華盛頓來說，從阿富汗傳來的主要“好消息”是：在這裏，美國至少不是孤軍奮戰。與以往一樣，北約分擔了支撐新秩序的責任。但是，甚至在最樂觀的情況下，即使不是數十年，西方部隊也要在阿富汗再待上數年。

雖然全球反恐戰爭的鐵杆支持者有不同看法，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態已經表明，繼續依靠高壓手段不會讓美國實現目標。不管實際目的是讓伊斯蘭世界民主化，還是“製服”伊斯蘭世界，軍事“選擇”肯定不是問題的最佳選項。

在這個方麵，從這兩場戰爭得到的教訓是美國曾經依靠直覺就能認識到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老兵、小說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言，“靠打仗解決問題，就好像是去妓院根除性病一樣”。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還有許多人們沒有想到的問題。

馬上采取行動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嗎？

“布什主義”本身為第三個教訓提供了基礎。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的道德傳統一直堅決拒絕“預防性戰爭”這一概念。“911”事件讓一些人確信這一傳統已經不再適用。安全關切高於一切，讓采取行動成為更高的道德義務。陳舊的限製必須讓路。可是，美國對預防性戰爭的實際體會表明，即使將道德考慮擱置一旁，今天發動戰爭去消除未來可能的威脅也是愚蠢至極，不會收到效果。

布什政府接受了一種不同的觀點。根據“百分之一理論”，為了防止“911”再次發生，隻要有一點遭到襲擊的可能，就要迅速預先采取行動。

在2002年西點軍校開學典禮講話中，布什總統解釋了其中的緣由。他說，“911”事件徹底顛覆了冷戰時期的“遏製”和“威懾”理論。因此，美國需要在威脅變成現實之前將其消除。“在我們這個世界上”，這位總統的結論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行動”。布什誓言采取行動。簡言之，美國擅自授予自己首先打擊的無限特權。

在這裏，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忠告依然值得認真考慮。

冷戰初期曾經有過一個“百分之一理論”版本。蘇聯1949年打破美國的核壟斷之後，好像美國人麵臨“要麽赤化、要麽消亡”的選擇隻是一個時間問題。如果美國立即運用來之不易的戰略優勢，就能避免這種選擇。這就是對蘇聯進行首先打擊的理由：在蘇聯建成龐大核武庫之前進攻蘇聯，美國依靠突然襲擊就能消滅對手，實現永久和平與安全。

尼布爾認為這種推理極其可怕。他寫道，“預防性戰爭的想法”，會誘使冒進的人“挑選最有利的時刻發動他們認為不可避免的敵對行動”。但他接著寫道，“我們必須運用所有道德資源抵製這種想法”。根據尼布爾的判斷，“預防性戰爭”概念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實際上都是失敗的。它不僅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也是喪心病狂的。“曆史上沒有什麽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包括最為可能的事情。隻要戰爭還沒有發生，我們就依然有可能避免戰爭。那些認為冷戰和熱戰沒有區別的人，要麽是流氓，要麽是傻瓜。”

在20世紀下半葉，曆屆美國總統都持有這種謹慎的看法，從而避免了核災難。2002~2003年，這種理論也沒能大獲全勝。但在伊拉克，“流氓”和“傻瓜”卻打起了他們自己的戰爭。

可是，旨在展示“預防性戰爭”功效的軍事行動的成效正好相反。使入侵伊拉克成為迫切需要的表麵威脅（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果根本不存在。戰爭的預期結果遙遙無期。戰爭成本比布什政府中任何人預想的都大得多。

曆史一再表明了預防性戰爭的非理性。如果世界需要再次證明這一點，那麽布什總統做到了。伊拉克戰爭告訴我們為什麽“布什主義”是個糟糕的主義，為什麽必須要廢除這一理論。在尋求決定何時適合使用武力的原則指導時，美國應當遵循“正義戰爭”傳統，不僅因為這個傳統符合美國的道德價值觀，也因為它為健康的治國之道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製定戰略——一項逝去的藝術

最後是第四個教訓，與戰略的製定有關。美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效果表明，在政府高層官員和高級軍官中間，這已經成為一項逝去的藝術。

冷戰結束以來，文職官員傾向於將戰略與意識形態混為一談，布什總統就是一個突出的典型。總統的自由議程本應為如何開展全球反恐戰爭提供一個藍圖，但他隻有堂皇的抱負，沒有嚴肅的評估實現目標的手段。

越戰結束之後，軍官傾向於將戰略與行動混為一談。沒有人比湯米弗蘭克斯更生動地闡釋了這種傾向，這多半是他那本透露內幕的回憶錄的功勞。

為了滿足公眾的口味，弗蘭克斯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過分謙虛的鄉村男孩，一個驚歎於自己成就的、來自得克薩斯西部的孩子。但實際上，弗蘭克斯認為自己是一名精通本專業的學者和獨樹一幟的思想家。在軍階不斷提高的過程中，他“博覽過許多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著作，從孫子、克勞塞維茨、羅素和甘地那裏積累了智慧”。

雖然弗蘭克斯用古代中國和德國思想家的名言來扮靚自己的故事，但他自己的思想從來就沒有擺脫過平庸。例如，在第一次受命策劃入侵伊拉克時，弗蘭克斯坐下來，手裏拿著記事本，勾勒出其決勝“模式”。《美國士兵》非常自豪地再現了其手寫表格原件，即一個矩陣，由七條橫線組成，列舉了美國的各種能力，與之交叉的是九條縱線，代表薩達姆權力的源泉。在特定的交叉點（共36個）上，弗蘭克斯畫上一個“放射星”。據弗蘭克斯稱，這個矩陣提供了一個設計巧妙的範例，可以叫做“基本大戰略”。

對弗蘭克斯矩陣的因果分析表明，這遠遠算不上什麽戰略。對門外漢來說，他的矩陣也缺乏政治背景。它視野狹窄，毫不關心未來戰鬥的後果。它孤立地看待伊拉克問題，忽視了其他地區大國關係，沒有指出戰爭會如何改變這些關係，不管它們是好還是壞。它基本不考慮曆史，不顧及文化、宗教和民族認同。它也沒有道德層麵，甚至沒有說清楚目的是什麽。

自從蘇聯不再是一個常規的對手之後，美國一直未能有效地解決這個根本困境，“911”事件更加強化了這種困境。現在是美國直麵這個困境的時候了。那些應該負起主要責任、製定大戰略的政治精英們一直心存幻想，要麽試圖實現永久全球霸權，要麽試圖按照美國的形象改造世界。同時，那些能夠戳穿這些幻想、幫助美國政策回歸現實主義的軍事精英們，則迷戀於戰役和戰鬥，指揮者的主要工作成了組織協調軍品物資。

湯米弗蘭克斯等自詡的鬥士們決意排除道格拉斯費斯等文職官員的幹涉，將戰場當成職業軍人的專屬領域，故意輕視其政治目的和潛在政治意義。弗蘭克斯及其同代士兵從來沒有因為越南戰爭而原諒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本能地認為文職官員是麻煩製造者，一直遊蕩在他們自己合法的勢力範圍內。阻止這種不受歡迎的蠶食行為成為一項絕對責任。

重申對戰爭行為的職業壟斷權，需要在政治和戰爭中間畫出最鮮明的分界線，從而防止將軍事和非軍事考慮糾纏在一起。因此，在環境舒適的總部中同步經曆戰爭的高級指揮官（如弗蘭克斯）仍然堅持把自己標榜為“參戰者”。他這麽做不隻是出於象征性原因，擁有這種身份使他可以保有軍官們現在頑固爭奪的特權。

好像出於疏忽，攻克巴格達（或喀布爾）成了戰爭的首要（幾乎唯一）目的。結果是一場在極其天真的戰略氛圍中進行的戰爭，弗蘭克斯等鬥士和費斯等文職人員都認為，隻需幾次速戰速決的行動，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打仗當然是戰爭不可缺少的內容。但真正扣動扳機、投擲炸彈的人可能不欣賞或者讚同打仗的方式，因為從本質上講，戰爭也是而且總是具有政治性的。其實，如果戰爭要有合理的原因和結果，它就必須服從於政治。實現這種服從正是戰略的核心。

許多因素造成了美國今天所處的軍事危機：貪婪、嫉妒、誤算、意識形態障礙、國際體係的性質、前人罪惡招致的報應、文職軍人的傲慢。所有這些都值得一提。但在《美國士兵》中，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因素被生動展現出來：指揮不利，扭曲了戰爭的目的。

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四個教訓歸結為：事態表明，美國精通戰爭隻是一種虛幻的自命不凡。即便今天，戰爭依然受製於潮汐或天氣，很難說順從於人類的控製。表現更為努力、投入更大資金、使用更先進的技術、設計新穎戰術，甚至提高指揮水平，都不可能讓美國逃避這個現實。

更進一步說，冷戰後美國占據軍事優勢的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使用軍事力量不可能讓美國擺脫由經濟文化危機帶來的困境。堅持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就是自找麻煩，必將導致不可避免的過度擴張、破產和毀滅。

從結果方麵看，美國在冷戰後尤其是“911”以來的軍事表現，一直不令人信服。這種平庸的“成功”記錄讓一些觀察家，尤其是新保守主義者，認為美國需要規模更大的軍隊或者不同以往的軍隊，實際上是想再次大幅度提高國防支出。

但是問題不在於美國的軍隊——他們很好，每個公民都希望維持現在的水平——而在於國家強加給士兵的一些要求。國家與其擴充或改革軍隊，還不如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這意味著保護他們，不再讓他們承擔2001年以來濫用軍力的後果。

美國不需要更大的軍隊。它需要一個更小（也就是更謙虛）的外交政策，給予士兵符合他們能力的任務。謙虛意味著放棄冷戰後和“911”催生的狂妄自大，也意味著約束帝國總統，不要指望依靠軍隊實現這些幻覺。

結論

實力的極限：一個不願意承認的現實

在銀裝素裹的艾奧瓦州，大獲全勝的總統候選人在一片歡呼中宣稱：“變革的時代來到了。”他誓言將削弱遊說者的勢力，為所有人提供負擔得起的醫療保障，削減中產階級稅務負擔，終結伊拉克戰爭和對外國石油的依賴，“團結美國和世界應對21世紀的共同威脅”。在最初的年代，渴望得到這片土地上最高職位的人大膽地承諾讓家家有肉吃。當今時代，奧巴馬則放眼應對“恐怖主義和核武器、氣候變化和貧窮、種族滅絕和疾病”。

這個議程令人讚賞。但是，如果說某個人走進橢圓形辦公室就能在所有這些方麵采取決定性行動，這簡直就是在屈服於世界上最大的幻想。不管候選人放言什麽和普通選民相信什麽，四年一次的總統競選不是推動變革的運動。真正的目標是確保連續性，保持當今華盛頓所有機構和安排的完整。受雇擔任競選顧問的前政府官員，對遏製總統過度膨脹的權力沒有興趣，他們隻是想分享並使用這些權力；站在候選人背後的退役將軍們，也不想拆解這個強調國家安全的國家，他們隻是想維持並擴展這種狀態。那些譴責金錢對政治的影響的候選人，非常善於向有錢人獻殷勤，以聚斂數百萬競選捐款。

毫無疑問，總統競選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並不像媒體極力渲染的那樣。2009年1月20日不管誰入主白宮，美國麵臨的根本問題，即美國人的期望與願意或能夠做到的事情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將依然頑固棘手。總統任何有關旨在消除揮霍浪費、改革政治體製、設計更現實軍事政策的倡議，可能頂多隻能產生有限的效果。

自相矛盾的是，認為合適的人承擔起總統和總司令之職就能萬事大吉的想法，對維持現狀是有好處的。依靠新總統解決所有問題讓人期望有簡單、無成本的解決辦法，允許普通公民免除自己對當前國家困境的責任。那些宣稱鄙視華盛頓所代表的一切的人，按照自己的政黨歸屬，期望又一位約翰F肯尼迪或羅納德裏根再次讓事情回到正軌。他們堅守一種幻想，認為一位得到明確授權的首席行政官員會“改變”華盛頓運行的方式，讓美國恢複健康。可是，根據過去半個世紀曆屆總統的表現來判斷，那些依靠白宮實現超度的公民肯定會失望。這也包括肯尼迪和裏根，因為他們留下的遺產也是毀譽參半，遠不像他們的支持者宣稱的那樣。
“政治圈裏的人都會撒謊，但他們撒謊時如此輕而易舉，這是讓人苦惱的事情。”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開始時，好萊塢大腕戴維格芬（David Geffen）對克林頓夫婦作出的這一激烈評論，立即成了新聞標題。對有些人來說，格芬的評論有些諷刺挖苦的味道。但實際上，他隻是說出了一個基本事實。

政治需要巧妙的掩飾。那些有誌於總統職位的人許下宏大的諾言，但同時又慎重地回避複雜問題，避免人們質疑他們變承諾為現實的能力。大謊言不是有關減稅、全民保健、恢複價值觀、通過展示美國領導地位實現世界和平的許諾，而是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實：自由也有陰暗麵；國家與家庭一樣，最終也必須量入為出。盡管許多信誓旦旦的聲明談及這一點，但曆史的目的依然是高深莫測的。最重要的是：實力是有限的。政治家們在沉默中故意忽略這些問題。結果，美國人性格中最為持久的元素（自覺性）一直不知去向。

四年一次的總統就職儀式一再確認了這種傾向。在上天選定的時刻，在國會大廈前的台階上，這個典禮成了“美國的早晨”。競選獲勝者已確定。剛剛宣誓就職的總統入主白宮，歡欣鼓舞地期望曆史很快恢複正確走向，這個國家將重新走上正軌。這些期望的確有動人之處，但也有令人難過的地方，就好像受到家庭暴力的妻子期望這一次丈夫會真正履行諾言，不再向她舉起拳頭一樣。

對於受虐待的妻子來說，依賴性肯定會讓她繼續遭受折磨。當她拒絕這種傾向並開始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時候，改變才會真正開始。這樣的比喻也適用於美國人民。

對美國而言，在消費主義時代追求自由就包含一種依賴性，依賴進口商品、進口石油和信貸。不管承認與否，美國人民的第一欲望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們獲得這些商品、石油和信貸。美國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滿足這一欲望，部分通過在國內分配這些賞賜之物（國會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部分通過在國外追求帝國野心（主要是行政部門的職責）達到。

許多公眾人物（甚至總統）時常聲稱依賴性可能不是什麽好事情，但降低這種依賴性的有意義行動卻一直難得見到。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華盛頓權力的核心（首先是白宮和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高層官員）實際上受益於這種依賴性：它提供了地位、權力和特權的來源。設想一下，如果美國真的實現了能源獨立，對五角大樓會產生什麽影響：美國中央司令部會失去工作，中東及其周邊的數十個基地將被關閉，海軍第五艦隊將被遣散，價值數百億美元的軍火合同將可能取消。

所以，美國政治階層並不是在解決依賴性問題，而是在刻意加劇這個問題。他們不是承認美國的實力不是無限的，而是尋求加速消耗這種實力的政策。“911”以來就是這種情況。
對鐵杆民族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而言，承認這種極限意味著戰線的收縮或不可逆轉的衰落。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承認美國實力的極限是遏止近幾十年損失的前提，是維護美利堅合眾國建立以來數代人來之不易的成果的前提。繼續假裝美國無所不能隻能加劇美國麵對的問題。美國人忽視依賴性的意義，決策者繼續認為美國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管理世界，這種狀況持續越久，當賬單到期的時候，美國將下滑得越為急速。

另一方麵，現實地認識這些極限會創造調整政策、補充資源甚至更新機製的機會。極限會讓美國重新思考古老的真理，推動創新思考，釋放創造能力。

以外交政策為例，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曾把治國的精髓描述為尋找“狹隘利益與全麵利益、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交會點”。這一表述抓住了啟蒙現實主義的核心。尼布爾知道自我利益決定國家政策，睦鄰愛人適用於人際關係，不適用於國際政治。尼布爾曾經評論道：“要求一個國家‘自我犧牲’不屬於道義責任的範疇。”可是尼布爾也知道，當自己的利益與別人的利益協調一致時，一個國家才能更容易滿足自己的利益。

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裏，至少在處理與重要盟國的關係時，美國堅持了這一理念，盡管有許多不完美。在美國領導下，西方實現了有限、有條件但同時是真實、可貴的團結。雖然破壞盟國團結的事情經常出現，但美國及其夥伴修補了分歧（或同意保留不同意見），從來沒有讓爭論導致彼此徹底疏遠。許多因素促成了20世紀4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間西方團結的顯著持久性，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美國政治家願意嚴肅對待聯邦德國、日本和英國等同伴的關切。對付蘇聯的威脅是首要任務，但降低全麵戰爭風險也是重要使命，這就是利益交會點，它成為盟國團結的基礎。在對待夥伴時，美國不隻是發號施令，還與之協商談判。簡言之，美國之所以能夠領導西方，是因為它避免了濫用領導權。

“911”之後，布什總統拋棄了這一做法。他確信美國實力無人能敵，對尋找交會點毫無興趣。相反，他開始發號施令。以前沒有哪位總統頑固堅持要求眾多他國政府“必須”做什麽。布什卻要求各國作出選擇：要麽站在美國一邊，要麽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不共戴天。通過其自由議程，這位總統甚至發誓“清除邪惡世界”，聲稱他的政府有權懲惡揚善、替天行道。

毫無疑問，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強大無比。但是，考慮一下過去幾年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戰爭，這位總統“要麽支持我們，要麽反對我們”的最後通牒顯得愚蠢了到極致，他消滅邪惡的諾言也顯然荒謬可笑。他的政策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

然而，尼布爾的交會點理論告訴我們，一旦我們承認布什的自由議程不能奏效、不可持續，就不難設計出另外一種戰略手段。

例如，恐怖主義是一種絕對現實的威脅。通過誇大這一威脅，布什總統讓美國陷入了無限期全球反恐戰爭，但這一戰略不可能成功。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想讓美國人相信除了發動全球戰爭，沒有其他替代方案，這簡直是在胡說八道。

一種替代方案是遵循遏製戰略。這一戰略曾經效果不錯，而且針對的是一個更為可怕的對手。它同樣能夠再次成功，成為建立有效國防的框架。冷戰期間，遏製戰略的主要目的是挫敗克裏姆林宮擴大影響的努力。今天，遏製戰略的目的應當是防止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擴大影響。

這一戰略的基本方向是防禦性的，但其最終目標不是容忍而是征服。冷戰時期的遏製創造了蘇聯不可能獲勝的競爭。時間一長，這一威脅逐漸消亡，蘇聯最終因內部問題而崩潰。新的遏製戰略應當有類似的目標，讓恐怖主義自己暴露不足，讓這一威脅消亡的日子來得更早一些。

重新確立遏製戰略不意味著創建新的北約或資助新的馬歇爾計劃，而是意味著加強對恐怖分子活動的監視，維持多邊警備，防止恐怖襲擊，清除恐怖主義網絡。它也應當拒絕給予恐怖分子避難所，切斷他們達到目的所需的資金來源。

冷戰時期的遏製戰略不排除與對手的選擇性接觸，今天也是如此。遏製戰略應當允許甚至支持雙方之間的教育、文化和知識交流。它應當為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某些學生提供在西方學習的機會。它也應當包括公共外交內容。但是，不管多麽有用，這些倡議頂多隻能產生有限效果。美國影響整個伊斯蘭世界看法和態度的能力依然是有限的。

更進一步說，美國人應當放棄自以為是的想法，他們以為有義務在自由問題和政教關係方麵指導別的國家的人民。

布什總統的自由議程吸引到了微不足道的國際支持。結果，在“解放”大中東時，美國發現自己深陷其中，承擔了大部分重任。旨在遏製暴力極端者的戰略對美國盟國本應更有吸引力，也能夠說服它們承擔更多工作。

布什總統堅持認為戰爭是恐怖主義最好的解毒劑，這讓他難以找到美國與他人的交會點。其他國家同樣認為恐怖主義是一個問題，隻不過對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有不同意見。總統甚至不願意承認存在其他重要問題，讓“狹隘利益與全麵利益”產生交會點，這進一步破壞了通力合作的基礎。要修補布什時期留下的遺產，的確需要美國再次關注這些問題，其中有兩個更為迫切：核武器和氣候變化。

對美國來說，廢除核武器應當是一項緊迫的國家安全重點。保護我們這個星球也是重點，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麵對的巨大挑戰。解決這兩個問題必定需數十年之功。但是，消除核武器比消除“邪惡”更為可行、更容易實現。改變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將影響人們每天的生活方式，但也不比改變大中東地區更困難，因為後者需要改變10多億穆斯林的思維方式。

作為布什總統誤入歧途的全球反恐戰爭的替代，這兩個問題提供了交會點，成為正確戰略的基礎。在每種情況下，是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不是社會改革主義而是自我利益）提供了行動的動力。其中心思想不是拯救世界，而是確保美國人民的福祉。

核武器是無法使用的。在任何情況下，它的使用都是政治和道德災難。對美國來說，即使是作為威懾手段，它也正變得沒有必要。而且，核武器不可能阻止敵人對美國使用這種武器，尤其是恐怖分子正急切地想獲得他們自己的核能力。

其實，事情正好相反。通過擁有處於戰備狀態的戰略核武庫（而且堅持認為1945年向日本兩座城市投擲原子彈是正確的），美國實際上是在堅持認為核武器在國際政治中發揮著合法的作用。在這種時候，竭盡全力防止未來使用核武器，最符合美國自己的利益。

而且，這一天正在臨近，美國不必依靠核武器，也能威懾俄羅斯和中國等核國家。現代常規武器有可能成為更有效的威懾基礎，它們具有致命的、準確的、靈活的二次打擊（甚至首次打擊）能力。精確製導常規武器也不像核武器一樣具有道德複雜性。因此，它們可以使用，有更大優勢，從而增強了可信性。

冷戰結束時，美國已經儲備了約2.3萬件核武器。到2007年，這個數字約是5 736枚各類核彈頭。雖然削減數量好像令人難忘，但這隻是一種姿態，算不上什麽成就，就像一位長期吸煙者把吸煙量從每天三盒減為兩盒，就錯誤地認為這種習慣已經得到控製。即便有人認為核武器具有實際功效，那麽什麽目標需用100多枚核彈頭來摧毀呢？對美國核武庫進行更大規模的削減，將總數量降到至多幾百枚，才是合適的。

就核武器而言，狹隘利益與全麵利益的交會點非常清楚：這種武器應當全麵銷毀。從哈裏杜魯門時期到現在，曆屆總統都哀歎核武器的存在，不斷誓言要全麵消除這種武器。現在也許的確到了踐行諾言的時候了。

同樣，氣候變化也是美國福祉乃至世界福祉的潛在威脅。在這裏，國家利益和國際公共利益的交會點好像不言自明：更加有力地降低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排放水平。

美國是世界最大的汙染國之一，這是當前美國行使自由所帶來的不幸的副產品。單獨行動，美國人不可能遏製氣候變化。但是，除非美國行動起來，否則有效應對這個全球威脅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保護環境意味著削減全球礦物燃料消費規模，開發替代能源。在這個領域行使領導權不僅能夠拯救地球，還會增強國家安全。削減石油進口還可能減少美元流向詛咒美國的恐怖分子，這應當是遏製戰略的基石。完美的安全隻是一種幻想。但是，談到將安全問題置於可容忍的限度之內，自給自足比擁有大規模軍隊更有意義。

無疑，進行嚴肅、長期、全國性的努力，開始轉向後礦物燃料經濟肯定是代價高昂的想法。然而，與其花費數萬億美元強迫伊斯蘭世界民主化而收效甚微，不如投入幾萬億美元進行能源研究，或許後者能夠真的產生一些有用的東西。從曼哈頓計劃到太空競賽，再到互聯網開發，大規模技術創新一直是美國的強項。相比之下，涉及大力推動國外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革，美國的記錄頂多是好壞參半。自從2001年9月以來，這一記錄簡直就是糟糕透頂。

共同努力削減核武器將招致一些風險。共同努力消除氣候變化的影響意味著很多不方便，至少在近期內還會有些犧牲。但是，那些將自由等同於消費和自我實現的人們，對風險或犧牲沒有任何胃口，即使今天的無動於衷意味著明天承擔更大風險、作出更痛苦的犧牲。

隻要美國人依然掩耳盜鈴，堅持認為美國的實力沒有極限，他們就不可能做這些事情。相反，在政治領導人的教唆下，他們會繼續幻想某種形式的全球戰爭能消除恐怖主義。美國將改進並提高其核打擊能力，而對其他國家尋求類似能力表示無比憤怒。美國人將把氣候變化當成雞毛蒜皮的問題。他們將大量消耗進口石油，無節製地消費進口商品，沉溺於帝國夢想。華盛頓將始終發布傲慢的聲明，證明民主即將取得全麵、永久的勝利。

同時，美國人民將不理會賬戶結算的限令，不去平衡預算、控製消費、付清債務。政客們在不必要的戰爭上浪費美國軍事力量時，他們將依然溫順服從。他們將允許為政策失敗負責的官員逃避責任。他們將容忍首都令人驚訝的無能和混亂，指望新總統處理好上屆總統弄糟的問題。用尼布爾的話說，他們將堅守“把‘生活水平’當成美好生活最終標準、把技術完善作為文化和社會道德價值觀保障手段的文化” 。首要的是，他們敬奉自由，但不去評估其內容，計算其成本。

“麵對令人困惑的問題，真心實意地接受錯誤的解決辦法，”尼布爾在半個世紀前寫道，“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更添了一分淒楚。”這個判斷今天依然正確。如果頑固地堅持認為這是曆史上大國從未遇到過的問題，美國將重蹈那些國家的覆轍，無視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所帶來的危險。

尼布爾曾評論道，對任何國家來說，“試圖獲取短期自我利益會危及其最終利益。如果承認這個事實，他們也總是承認得太晚”。這句話的兩個部分都適用於今天的美國。為了擴大此時此地擁有的一點點利益，美國人越來越會毀掉未來。所以他們就這麽繼續下去，不顧及哪怕給自己帶來的後果，那麽就更別提對兒女和子孫後代的影響了。

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就這樣無情地走向終結。“在曆史終結的時候，”我們的預言家曾寫道，“社會秩序將在努力證明自己不可毀滅的過程中自我毀滅。”如果頑固地堅持認為其他國家必須服從的規則不適用於自己，美國人看似決意是要再次證明尼布爾的自我毀滅預言了。

致謝

本書出版之時正值我在波士頓大學工作10周年之際。出色的學生和同事們使我在波士頓大學的教學生活成為一段脫胎換骨的經曆。我尤其感謝係主任查爾斯德爾海姆和埃裏克戈爾茨坦的慷慨支持。

在完成這個項目的過程中，我還獲得了其他各方麵的幫助。我想感謝大都會圖書公司的薩拉伯什特爾給予我的信任和信心。我的編輯湯姆恩格爾哈特簡直棒極了，不論大主意還是小點子，他都如同是智慧的源泉。我不僅吸收了他的觀點，也受益於他永遠充沛的能量與精力。維基哈麗很漂亮地完成了書稿審讀工作。

我還要感謝老朋友比爾阿金、克裏斯格雷、勞倫斯卡普蘭和戴維沃爾什讓我借鑒他們的想法。我也對喬布朗、康納爾薩沃伊等幾位研究助手及時的貢獻表示謝意。幹得很棒，小夥子們！

我也許不該這樣講，但我已不再把約翰賴特看做代理人了。他成了我的摯友，是智慧和建議的源泉，在這個時候還是一種慰藉。

我親愛的南希在迄今已算得上漫長的人生旅程中一與我風雨相伴。2007年我們的日子過得非常不易。一年來，她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大度和尊嚴。她永遠是我靈感的不竭來源。

我將本書獻給我們的兒子安德魯約翰！巴塞維奇。他於2007年5月13日犧牲在了伊拉克戰場上，成了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約4 000名美國軍人之一。對他的朋友和家人來說，他留下的記憶永遠神聖。作為他的母親和父親，我們將永遠思念他。

美利堅帝國項目”簡介

《美國的極限》是“美利堅帝國項目”中的一本。

在軍事力量無人能敵的時代，美國這個全球超級大國的領導者們越來越具有帝國野心。這種目標和政策的顯著變化是怎樣發生的？這條道路的前景又將會如何？

美國的戰略思維和軍事經濟態勢發生了許多變化，“美利堅帝國項目”則是對這些變化的回應。帝國一向被認為是對美國民主遺產的冒犯，現在卻對美國與世界關係的界定帶來威脅。“美利堅帝國項目”出版質疑這一狀況的著作，旨在考察美國帝國追求的根源，分析它們對美國國內外的影響，討論取代這一危險趨勢的方案。

本項目的策劃者是湯姆恩格爾哈特和斯蒂夫弗雷澤。他們是資深編輯，同時也是曆史學家、作家。在亨利霍爾特公司的支持下，大都會圖書公司（Metropolitan Books）出版了一係列著作，包括：諾姆喬姆斯基的《霸權或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 by Noam Chomsky）；查爾默斯約翰遜的《帝國的悲哀》（The Sorrows of Empire by Chalmers Johnson）；詹姆斯卡羅爾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 by James Carroll）；埃爾菲斯根的《如何在全球化中成功致勝》（How to Succeed at Globalization by El Fisgón）；邁克爾克萊爾的《血液與石油》（Blood and Oil by Michael Klare）；瓦爾登貝洛的《統治的困境》（Dilemmas of Domination by Walden Bello）；彼得埃倫斯的《戰爭大國》（War Powers by Peter Irons）；羅伯特德賴弗斯的《魔鬼遊戲》（Devil’s Game by Robert Dreyfuss）；傑裏米布雷徹、吉爾卡特勒、布倫丹史密斯合編的《以民主的名義》（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edited by Jeremy Brecher, Jill Cutler, and Brendan Smith）；諾姆喬姆斯基的《帝國野心》（Imperial Ambitions by Noam Chomsky）；阿爾弗雷德麥考伊的《質問酷刑》（A Question of Torture by Alfred McCoy）；諾姆喬姆斯基的《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 by Noam Chomsky）；格雷格格蘭丁的《帝國的工廠》
（Empire’s Workshop by Greg Grandin）。

子夜讀書心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