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小團圓》出版引風波
張愛玲及其三位表姐與表弟，正中為張愛玲
張愛玲：被背叛的遺囑
皇冠出版社2月23日在台灣正式出版了《小團圓》，這本書被稱作張愛玲“最後，也最神秘的著作”。
《小團圓》出版幕後風波與張愛玲八卦
皇冠出版社2月23日在台灣正式出版了《小團圓》，這本書被稱作張愛玲“最後，也最神秘的著作”。著作立即登上港台各大書局暢銷書榜首的位置，同時，港台報章上也開始連篇累牘地開展討論，台大外文係教授張小虹甚至發文表示自己作為忠實的張愛玲讀者，“在傷心憤怒之餘”“拒買、拒讀、拒評”《小團圓》。但在張愛玲遺囑執行人宋以朗看來，那些標榜“遵從張愛玲願望”的人們，即使“拒買、拒讀、拒評” 小說正文，也應花15分鍾在書店看完他寫的7000字前言，那裏解釋了他決定出版《小團圓》背後的考慮。
一波三折“小團圓”
一切的紛爭都源自張愛玲寄給友人的一封私人便箋。1992年，在美國的張愛玲立下兩點遺囑：所有遺產贈給宋淇與宋鄺文美夫婦，第二，遺體立即火化，骨灰撒在任何無人居住的地方。隨後張愛玲將遺囑正本寄給在香港的宋淇夫婦，並在附隨的信上提及“《小團圓》小說要銷毀”。
宋淇夫婦與張愛玲的友誼始自20世紀50年代。1952年到1955年，張愛玲在美國駐香港的新聞處做翻譯，就此和同事宋鄺文美相識並成為好友，宋淇曾任美國新聞處編譯部主任，隨後在電懋影業公司、邵氏影業公司工作，他還是紅學專家，是《紅樓夢》的英譯者之一。1961年秋，張愛玲在香港編寫《紅樓夢》的劇本，有一段時間，就住在宋淇夫婦家中。
1962年，張愛玲離港返回美國後，遺失了入籍紙，沒有護照無法旅行，宋氏夫婦從此再沒見過張愛玲，雙方通過信件往來。從50年代中期到張愛玲過世，雙方來往六百多封書信。1975年，張愛玲將《小團圓》書稿寄給宋淇，囑托他將小說先在香港、台灣的報章上發表，隨後結成單行本出版。
宋淇並沒有照做，他回信給張愛玲詳述小說不宜即刻發表的理由，一寫就是7頁。回到1974 年，那時胡蘭成剛由日本前往台灣任教，一度在台灣中國文化書院教書，後來餘光中等作家質疑“為自己文過飾非的漢奸如何有資格在台灣教育下一代”，台灣《中央日報》發文批評，胡蘭成因此被學校撤職，寫文章也不得不用筆名。
在這樣的背景下，宋淇擔心如果《小團圓》在香港與台灣連載出版，胡蘭成會借機“大出風頭”。在當年與張愛玲的通信中，宋淇寫道：“一個將近淹死的人，在水裏抓得著什麽就是什麽，結果連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來？”宋淇認為，作為偶像作家的張愛玲，一旦在這個時刻與“漢奸”劃上聯係，“身敗名裂也許不至於，台灣的寫作生涯是完了，而以前多年來所建立的goodwill一定會付之東流。”因此，他建議張愛玲改寫《小團圓》。或是改寫男女主角，直到人們不會將他們直接代入為張愛玲和胡蘭成。但如此一來，文章修改工程浩大。張愛玲決定將書稿擱一擱，繼續改寫她的另一部小說《色，戒》，隨後於1978年出版，轟動一時。
40年代初在上海
張愛玲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這一擱就是33年。直到《小團圓》將宋以朗送上了風口浪尖。宋以朗是宋淇之子，在宋淇夫婦去世後，成為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他1949年出生於上海，後隨父母來香港，1978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統計學博士畢業，於美國生活工作。1992年，張愛玲寫好遺囑寄給宋家，同年，宋淇大病，再也不能像1976年那樣寫出長長的回信與張愛玲討論出版問題，隨後的通信都由妻子宋鄺文美執筆。在宋以朗看來，母親不像父親一樣做張愛玲的軍師，又因為此時通信雙方都已是七旬老人，健康原因使雙方也沒有太多閑情逸致來談論文學。宋淇夫婦沒有銷毀手稿，張愛玲此後也再沒問及。
張愛玲去世後，十四箱遺物運抵香港宋家。1975年年底，台灣皇冠出版社的社長平鑫濤和兒子來香港看望宋淇，病重的宋淇將《小團圓》的手稿交給平鑫濤，“我不知道父親有沒有對平先生有什麽交代。也許，那時他們決定什麽也不要做，畢竟張愛玲剛剛離世。”回到台灣後，平鑫濤將《小團圓》手稿放進保險箱中保管。“在此之前，平先生也沒看到過《小團圓》。”宋以朗說。
2003年，宋以朗返回香港照顧中風的母親，“母親從沒和我談過關於《小團圓》的事情，我認為母親不想有任何衝突。一方麵，如果她決定銷毀小說，人們會批評她，另一方麵，如果她決定出版，人們也會批評她。她兩者都不喜歡，所以她決定不做任何決定。”在他看來，《小團圓》並不“神秘”，隻不過是幾個老人對出版有心無力，所以才拖了三十年。
2007年底，宋鄺文美去世，宋以朗成為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認為，當年父親壓下書稿，建議張愛玲改寫書稿主要考慮的並不是書的文學價值，而是在當時的政局下，出版《小團圓》對張愛玲在台灣寫作事業的影響。如果說宋淇做出的決定著眼於張愛玲的“未來”的話，當胡蘭成、張愛玲都已過世，當台灣政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後，宋以朗決定出版《小團圓》，他更多考慮的是張愛玲的“過去”。
2008年宋以朗第一次見到父親轉交給平鑫濤的《小團圓》手稿複印本，在他眼前的是一頁頁右上角編好頁碼，由張愛玲一筆一畫謄寫的手稿，整整628頁。而這原本就是1976年，張愛玲寫好交給宋淇並準備出版的原稿，而這一筆一畫謄寫的書稿，怎麽看也不像是寫來就是要銷毀的。
宋以朗隻能從曆史中尋找自己的判斷。他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反複閱讀父母與張愛玲長達40年的通信，在累計達40萬字的600多封信中找出30封論及《小團圓》的內容。他為《小團圓》寫下了7000字的前言解釋自己決定出版《小團圓》背後的考慮。
他早已想到小說出版後的風波。“我當然知道，如果我銷毀小說，人們批評我，我出版小說，人們也會批評我。所以，為什麽要去想人們會怎麽批評我呢？難道應該把一切都交給我的後人去解決嗎？我必須做出決定，因為他們比我還不夠資格。”
在宋以朗看來，如果要“遵從張愛玲願望”的話，父親當年沒有收到張愛玲稿件後直接出版，就已經是不“遵從”了。當他可以選擇“不做不錯”的心態避免人們質疑時，宋以朗仍然堅信，如果自己什麽都不做，才是辜負了張愛玲以及父母的囑托。
故事還遠沒有結束。張愛玲在與宋氏夫婦的通信中提到，18萬字的《小團圓》“是采用那篇奇長的《易經》的一小部分”。《易經》(The Book of Change)是她在1960年代寫作的自傳體英文小說。宋以朗表示，張愛玲並沒有把這本英文著作翻譯回中文，但這本書很可能在2010年出版。用英文寫作的講述張學良的《少帥傳》(The Young Marshall)，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目前尚沒有出版計劃。此外，宋鄺文美曾經記下的與張愛玲聊天時說的話，由宋以朗集結而成的《張愛玲語錄》以及宋氏夫婦與張愛玲的通信集也都尚未決定何時出版。
《易經》多出的內容不知又會引起怎樣的議題、掀起怎樣的風波。也許隻有到2010年，張迷才能最後揭曉那個“最後、也最神秘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