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九十六： 清軍為什麽打不過八國聯軍？

兵力5比1 清軍為什麽打不過裝備相當的八國聯軍？ 環球網

清軍與八國聯軍，11.3萬人對2萬人的較量，北京地區的戰爭僅僅打了56天就全線潰敗。 

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軍隊與外國列強軍隊的作戰，幾乎逢戰必敗。每一次戰敗都使得國家利益進一步喪失，民族災難進一步深重。清政府也意識到再這樣下去，國家將無存於天下。在他們看來，軍事上的失利是由於武裝力量不強大導致的。於是，在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政府下決心花大投入建立一支新式軍隊。這支軍隊還真的建立起來了。當時，清政府按照德國軍製編練軍隊，武器裝備也從德國引進。到1900年，清政府已有兩支新式軍隊。 

正在這時，發生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當時，在北京與天津乃至華北地區的清軍共有11.3萬人，包括聶士成的淮軍、宋慶的毅軍、袁世凱的新軍和董福祥的甘軍、慶親王奕劻的神機營、端郡王載漪的虎神營，以及直屬九門提督、步兵統領的禦林軍。此外，還有配合清軍作戰的大批團練、義和團民。而且自甲午戰爭後，清軍的武器裝備及軍事訓練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據清海關統計，經天津口岸輸入的武器僅在1898—1899年間就猛增了8倍之多，這表明北洋地區的軍隊得到了極大的擴充，其裝備也得到了更新。其中武衛軍、神機營等大都采用西式先進武器，並配備速射機槍和各式大炮。用現代的話說，清政府正規軍與聯軍在武器裝備方麵沒有形成“時代差”。 

而八國聯軍的兵力數量占有劣勢。八國聯軍包括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意大利、俄國、奧匈帝國。但是，實際的兵力不多。共有20000人。其中:日軍10000人；俄軍4000人；英軍3000人；美軍2000人；法軍800人；德軍100人；奧匈帝國和意大利軍隊加在一起，不到100人。 

清軍又是在本土作戰，有著可靠而良好的後方基地，軍隊可以有不斷的補給。特別是天津大沽炮台，盡管這裏是聯軍通往北京城的必經之路，但是自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雇傭德國工程技術人員，花大氣力重新改造了大沽炮台，成為19世紀末世界最強的堡壘之一，是聯軍登陸的最大障礙。這座炮台上配置著德國克虜伯公司製造的先進的堡壘炮，並且部署了4艘德國製造的魚雷艦。如果聯軍攻不下大沽炮台，他們除非飛到北京城。 

可是，這麽好的作戰條件，清軍再次一敗塗地。1900年8月13日午夜，俄軍司令李尼維奇命令參謀長瓦西裏耶夫斯基率部，在曾經幫助袁世凱訓練新軍騎兵部隊的挪威人曼德的帶領下，趁大雨清軍哨兵疏於戒備的時候，摸上東便門，拉開了聯軍強攻北京城的序幕。緊接著，聯軍各部隊按協同約定:日軍攻擊齊化門，即現在的朝陽門；美軍第14步兵團攻擊沙窩門，即現在的廣渠門；英軍第12炮兵團攻擊安定門，最終向正陽門推進。清軍無力抵抗，節節敗退。16日，日軍占領皇宮；17日，整個北京城淪陷。而大清國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和傀儡皇帝早在二天前就出德勝門西逃了。 

大清國有那樣好的新式陸軍和作戰條件，怎麽又打敗了呢？而且這一敗，差點讓中國亡了國。一個國家的首都怎麽一而再地讓人家輕易就攻占了呢？這在世界近代戰爭史上，隻有法國有過這樣可恥的記錄。1900年6月21日，也就是陰曆的五月二十這一天，在開了4天禦前會議後，清政府決定對外宣戰。宣戰是國際法規定的當事國的一項必須履行的義務，也是戰爭的法律程序之一。但是，宣戰要有幾項基本內容:為什麽要宣戰？對什麽國家宣戰？和幾個國家宣戰？什麽時候開始與對方進入戰爭狀態？這是宣戰書的基本要件。然而，清政府這次的宣戰詔書卻都沒有。並且，這份宣戰詔書隻在內部發布，而沒有以任何形式送達任何外國政府，好像傳達一份內部文件。怪不得收到這份“內部文件”的盛京將軍增祺，非常不解地上書講示:“此次中外開釁，究係何國失和？” 這表明，從一開始清政府就把如何處理重大內外關係視作兒戲，始終拿不出一個正確的決策。對義和團或剿或撫，或剿撫並重，簡直是朝令夕改，致使京津局麵失控。在這種情況下，外國武裝勢力為保護在華利益，又把鎮壓義和團運動不利的矛頭指向清政府，頻頻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壓力和武力威懾。清政府簡直是內外交困，隻得倉促對外宣戰，以緩解國內社會矛盾。當然，也企圖借用義和團勢力，回敬一下外國列強對中國政治派別矛盾鬥爭的介入。用慈禧的話講:“洋人侵我太甚，不免讓人動氣”。所以，清政府做出的一個非理性的開戰決策，也就不奇怪了。 

從1900年6月21日宣戰到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與列強簽定《辛醜條約》戰爭結束，這場戰爭曆時439天。考慮到 1900年8月17日聯軍占領北京全城以後，清中央政府亡命西北，聯軍完全控製了戰爭局勢的因素，所以，不算東北地區的反對侵略者的鬥爭在內，北京地區的戰爭僅僅曆時56天。 

在這56天中，分為:大沽口登陸與抗登陸作戰；天津攻防戰；北運河阻擊戰；北京保衛戰4個階段。盡管在作戰中，清軍中不乏不畏犧牲、英勇作戰的官兵，比如，於6月13日陣亡在天津八裏台的淮軍首領聶士成。然而，從總體上說，清軍拿著近代化的武器裝備，打的卻是一種冷兵器時代的戰爭。 

1900年，正如1894～1895年那樣，並不是中國被外國敵人打敗了，實質上，再一次被外敵打敗的乃是京師所在的直隸部隊 

19世紀末，列強侵華不斷加劇，已有瓜分中國之勢。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之際，民間反抗外來侵略的自發運動逐漸形成。1898年，在華北地區出現了以 “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運動。到1900年，義和團逐漸發展到包括京、津在內的整個華北地區。而清政府一方麵懾於義和團的強大力量，另一方麵則企圖利用義和團來抵製列強幹涉，對義和團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長期采取默許的態度。 

義和團的反帝活動使列強瓜分中國的圖謀遇到了極大的阻礙。帝國主義列強即以此為借口，合謀武裝侵華。從1900年5月開始，英、法、美、德、日、意、俄、奧等國分別從在華軍事基地、殖民地國家和國內調兵侵華。6月戰爭爆發，慈禧倉惶西逃。1901年，清政府被迫簽訂了《辛醜條約》，結束戰爭。 

八國聯軍侵華之役使清政府自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這次戰爭，聯軍最多時總兵力達到12.8萬人（實際參戰兵力約三四萬人）。而駐軍直隸、京津地區的清軍共有11.3萬人，包括武衛軍、神機營、虎神營、淮軍、練軍、八旗、綠營各部。此外，配合清軍作戰的還有大批團練、義和團眾，應當說清軍在兵力上占有優勢。而且自甲午戰爭後，清軍的武器裝備及軍事訓練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這場戰爭雖然以清軍的失敗而告終，但在戰爭的某些方麵和部分戰役當中仍然顯示出清政府自甲午戰爭後的整軍建軍計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清軍的戰鬥力也較此之前得到了一些提高。在戰爭中，部分清軍和義和團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並使聯軍遭到了一定的損失。1900年6月10日，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一支聯軍從天津出發，企圖進入北京，沿途遭到清軍和義和團的不斷阻擊，最終以62人死亡，228人受傷的代價狼狽逃回天津。參戰清軍的戰鬥力使西方軍隊印象深刻，“盡管這支軍隊在士氣上和紀律上是不能和歐洲軍隊或日本軍隊相比的，但在現時卻是一支很厲害的力量，足以將整整一個團的俄軍圍困在天津城，阻止兩千多人的聯軍部隊進入北京。……這支軍隊的武器裝備質量之佳，彈藥數量之足，並不比聯軍遜色。”西摩爾遠征軍的敗退，“暫時消除了曾為人民相信的神話，即一支小的現代外國軍隊，能夠從中國這一端打到那一端而不會遇到有效抵抗 ”。事實上，西摩爾退回之後，聯軍官方估計推進到北京和維護交通線，所需要的武裝部隊得從2.5萬人增加到4～10萬人。 

大沽口保衛戰也是一場具有一定近代性質的戰鬥。守衛大沽炮台的清軍所配備的新式大炮，多為克虜伯廠或阿姆斯特朗所造，炮台防軍的訓練也接近近代化。在守將羅榮光的指揮下，清軍英勇抵抗6小時，給聯軍以極大殺傷，共擊壞敵艦6艘，擊斃聯軍58人，擊傷197人。據當時一個住在塘沽客輪上的目擊者說:“ 船中各西人論中國兵將未可輕視，此次以七國水師攻一炮台，能持之六點餘鍾之久，可謂難矣”。而在聯軍攻占天津之役中，軍校生的表現極為英勇，300多名天津武備學堂學生誓死保衛學堂，一位外國參戰人員記敘道:“這個學堂的學生是年輕的中國人，是一些剽悍而狂熱的愛國者，他們寧願死去，也不願意投降。” 

鮑威爾認為:“盡管打了一些敗仗，中國軍隊和過去相比還是表現出了若幹改進，並且也為將來提供了若幹值得注意的教訓。中國人在大沽，特別是天津的炮兵是傑出的。他們射擊準確，陣地選擇恰當，轉移做得很好；還擊的炮火常常證明比聯軍的技術高超。攻克天津城區時聯軍大多數的傷亡都是炮火所致。中國的炮手是受外國人訓練的，而他們對所上的課學得很好。有時，中國軍隊很會利用地形；他們廣泛地準備了陣地工事，地勢還選擇得好；在戰鬥中，他們是掩蔽和隱蔽的好手。直到被敵人挫敗，都證明他們有頑強抵抗的能力。”這表明中國軍隊的軍事改革有了很大的進步，其軍事訓練卓有成效，其戰鬥力比以前得到了相當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場戰爭中，清政府最精銳的部隊——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從頭至尾並未參戰，這為我們考察這一時期的清軍真實戰鬥力和此前軍事教育的成效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但是，戰爭的失敗仍然無情地暴露出清軍存在的許多不足之處。事實上這些缺點久已有之，清軍雖然在甲午戰爭之後改進了其中的部分環節，但相對於達到一支訓練有素、完全現代化的新式軍隊的目標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再的失敗除了清廷腐敗、和戰分歧、進退失據等全局因素外，僅就清軍在戰爭中的表現而言，其不足之處存在於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軍隊編製與指揮係統殘缺不全。近代以來，戰爭逐漸向多兵種合成化作戰方向發展，在戰爭中步、炮、馬、工、輜重各軍種各司其職並相互配合。雖然在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和張之洞的自強軍當中出現了合成部隊的趨勢，但就整個清軍而言，還沒有形成專業的兵種分工和後方勤務。而在軍隊的指揮係統上，清軍也缺乏一個統一嚴密的參謀係統，最高指揮機關常常出現消息不靈，情況不明的現象，發布不切實際的作戰命令。如大沽炮台在6月17日已經失守，清廷卻在6月19 日發布了堅守炮台的作戰命令。而在戰爭中，清廷忽而令袁世凱帶隊來京，忽而令其原地駐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天津作戰，使人無所適從，以致直至戰爭結束，戰鬥力頗強的袁軍也未參戰。 

其二，缺乏具有現代知識和現代戰爭素養的合格軍官。無法培養符合現代戰爭要求的合格軍官始終是晚清軍事教育最大的不足之處，而在清軍之中，相對於低級軍官，合格的中、高級指揮官的缺乏更為嚴重。鮑威爾認為，“中國軍隊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時一樣，最大的弱點是缺乏夠格的官佐。”雖然在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為訓練新式軍隊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引進大批新式武器裝備，並在基層士兵的訓練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合格的高級軍官的培養使用上進展甚微。各式軍事學堂培養出的基層士官仍然為數極少，並且無法染指軍隊的指揮權，權力仍然牢牢地把握在舊軍官的手中。“官佐隊伍的主要缺點，是對基本的戰略戰術缺乏知識。再者，即使個別人具有某些理論知識，他們也缺乏指揮大軍配合使用各種兵種的經驗。”袁世凱在戰後也認為:“各營將弁，其樸城勇敢者尚不乏人，然氣質半屬粗豪，文理亦多暗昧，其於軍謀戰略，平時既少研究，一旦臨戎，往往張皇失措。”這種致命的缺陷使清軍在武器裝備和基層士兵訓練上所取得的有限進展化為烏有。雖然清軍在局部的戰鬥中依靠普通士兵的勇敢取得了一些戰果，但仍然難逃戰爭失敗的厄運。在戰爭中，清軍整體作戰方法保守落後，主要采取分兵把守、單純防禦的消極方針，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禦作戰中，都被敵人正麵攻擊與側翼包圍而一舉攻破，這些情況表明清軍缺乏能夠把握戰役全局的將帥之才。鮑威爾也再次論述了合格軍官的重要作用，他說道:“即使在裝備很好的時候，中國人一般都寧願保持守勢。他們的側翼以及後方隻要一受威脅，他們總是立刻撤退。這種缺點似乎是由戰鬥訓練不夠和領導不佳產生的，而並非是由於勇氣不足；如果他們的軍佐作出榜樣，那麽兵士一定會戰鬥到死。”此外，清軍軍官對於隨著炮火的射速、射程和殺傷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戰方式的發展變化缺乏認識，他們仍采取保守過時的戰術，特別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用冷兵器時代的一套，因而盡管清軍兵力居於優勢，但得不到有效的指揮協同，仍不免於失敗。 

第三，清軍後勤紊亂，機動性差。清軍的整編訓練均由各督撫、將領們自行辦理，中央並無統一的規劃，在武器裝備上極為混亂。早在甲午戰爭中，一位美國海軍少將在旅順戰役中，就目睹“一位戰死的中國士兵手握一支前裝滑膛槍，而他的子彈盒卻裝滿了金屬子彈”。而這種狀況在戰後仍未得到根本改變。1898年秋，英國海軍少將貝思福訪問視察了清廷軍隊，“貝思福在士兵行列中數到14種不同類型的槍，其型式之繁雜，幾乎是從連發的溫徹斯特槍和毛瑟槍直到前膛裝子彈的抬槍”。這種龐雜的軍械配備在戰爭中無疑是給後勤補給的噩夢，同時也製約了清軍的機動能力。清朝的各種軍隊號稱有百萬之眾，而其中較有戰鬥力的練軍、防軍和新軍的總數約為36萬人。但據倫敦《泰晤士報》報道，清朝能集中到北京前線的軍隊卻隻有14萬人，而其中已在直隸的清軍就已達11萬人。因此，“1900年，正如1894～1895年那樣，並不是中國被外國敵人打敗了，實質上，再一次被外敵打敗的乃是京師所在的直隸部隊”。 

第四，清軍的訓練水平仍然落後。首先，在訓練內容上徒具形式，不切實戰。一個外國軍官認為清軍根本沒有徹底地操練，他辛辣地諷刺道:“至操練的方式，與其說是訓練一支軍隊，毋寧說是在發展運動員的肌肉。”袁世凱也認為:“中國兵製，徒守湘淮成規，間有改習洋操，大抵襲其皮毛，未能得其奧妙。”其次，清軍缺乏協調作戰的演習，“中國不舉行正式的軍事演習”。 

種種情況表明，清軍距離一支合格的近代軍隊的標準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些軍隊雖然大多采用了西方的武器裝備，並用西式操典訓練，但仍然隻是徒具形式。對於近代軍事的真正內涵，無論是指導改革的規劃者還是普通的士兵都所知甚少，而高級軍官尤甚。在軍隊體製改革上的滯後嚴重製約了軍隊戰鬥力的發揮。長久存在於清軍中的弊端也仍然存在。1899年，在中國軍隊中當過多年教習的瑞辛格少校就對中國軍隊作出了一寫列的批評，他指出:“中國的軍隊領導弱，號令不統一、武器不劃一、缺乏有效率的後方勤務係統、物資保管馬虎……除了這些不健全之處以外，還要加上已令人不滿的貪汙、徇私、吃空額和餉銀過薄。”這些弊端並不是無人指出，然而，清政府長期以來所采取的中體西用、隻重器物、不重製度的改革方式使這些問題遲遲無法解決。裝備新式武器，排出整齊的隊列並不代表就已經成為現代軍隊。在庚子國難後，遭到沉重打擊和羞辱的清政府終於認識到:“零星的軍事改革，決不能使中國強大到足以承擔一個十分艱巨任務的地步”。中國的軍事改革，逐漸開始走上了真正的現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