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人民幣出現於解放前，有六十年的曆史了。曆史上，中國沒有哪種紙幣曾經存在那麽久，雖然曆盡滄桑，滿是血淚。有誰會想到，今天地球上的先進之邦會聯手強逼人民幣升值呢？這是炎黃子孫終於抬起頭來的鐵證。
八二年回港任職後不久我跟進人民幣。外匯券與人民幣並存的一國二幣有研究價值。國民黨時期的一國多幣，是亂來，但外匯券是貨幣製度的一部分，不是亂來的。
一九七九年中國開放改革，遊客湧進，物品質量較佳的友誼商店為遊客而設，國內的人不準到那裏購物。問題是後者委托遊客朋友代購。為了杜絕這種行為，該年四月北京推出外匯券。較高級的商店與酒店隻準用外匯券，不準用人民幣。這樣，作為貨幣，外匯券也是通行證或入場券。隻兩年，此法證實行不通，因為國內的人可以在市場以人民幣購買外匯券。
雖然人民幣與外匯券的公價幣值一樣，但後者用途較廣，也可以按公價兌換外幣，過了不久，在灰色市場外匯券比人民幣值錢，大約高三分之一。這樣，在市場購物，懂得討價還價的人，拿出外匯券可獲大折頭。如下情況出現：兩種公價相同的貨幣，購買同樣物品，討價還價後二幣不同價，其實價格相同；另一方麵，不懂得討價還價的老外，以外匯券付人民幣之價，中了計，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就出現了。
到了一九八四，以外匯券阻止國內人購買較佳物品半點作用也沒有，但北京的朋友要保存外匯券，認為上述的價格分歧會帶來較多的外匯進帳。我數番向他們解釋不一定，但牽涉到彈性係數分析，他們不明白。後來還是老外不傻，沒有幾個不懂得討價還價，北京才知道外匯券是多此一舉。
這裏順便一提，一國二幣，人民幣是劣幣，外匯券是良幣，隻要市場知道，可以討價還價，劣幣是不會把良幣逐出市場的。那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定律（Gresham’s Law）錯得離譜，我在一九八五年一月與一九九二年三月兩次為文解釋得清楚。正相反，二○○三年北京要在香港搞「離岸中心」，讓香港的銀行大做人民幣生意。但人民幣有上升壓力，是良幣，港幣鉤著美元，是劣幣，我立刻發表文章說良幣會把劣幣逐出市場，因為街上賣花生的會選收人民幣！可能給我嚇了一下，這「中心」到今天還搞不成。其實香港早應轉用人民幣，或改為與人民幣掛鉤。政治問題我不懂，但天生一個淺白腦子，經濟解釋信手拈來。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公布取消外匯券，跟著八月說十一月起外匯券不再使用。我手癢，於該年九月發表了不應該發表的《外匯管製可以休矣》。北京的朋友說，因為這篇文章，他們推遲七年才取消外匯券。文章長，但論點簡單，淺而妙。
我說有人民幣與外匯券的共存，市場討價還價後表麵不同價其實是同價，再其實是非法行為，因為含意著的是一個黑市匯率。不明顯，因為外匯券的存在是一重煙幕，把非法行為蓋著了。取消外匯券，是拿開煙幕，非法會變得黑白分明。如果取消外匯券後中國容許外幣（如港幣）在國內流通（當時容許），以公價匯率算外幣購物之價低不少，擺明是非法，糾正要外幣價格管製。如果取消外匯券後外幣不準在國內流通，在與市場脫節的公價匯率下，外貿、旅遊及外資炒黑市會明目張膽，約束要加強外匯管製。這樣，如果北京不走回頭路——不加強價格管製與外匯管製——取消外匯券，拿開煙幕，外匯管製守不住。
一九九三年外幣的灰市變為白市，北京取消外匯券，人民幣進入了朱鎔基時代，大略的發展我在《鐵總理的故事》說過了。這裏要說的是一九九七年我再跟進人民幣的發展時，思想有大衝擊。我是個不受成見約束的人，但傳統的貨幣分析左右了我的思想。是拜師學藝的時候，我記不起有哪項經濟問題我是那樣反應遲鈍的。
看官須知，傳統的貨幣分析是環繞著一個古老的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理論基本上沒有錯，雖然分析可以變得非常複雜。這理論的弱點，是不管貨幣製度——製度如何與這理論的方程式是沒有關係的。
一般專家同意，如果金或銀有適當的供應量，金本位或銀本位是最可取的貨幣製度。金屬本身是貨幣，也是貨幣之錨，物品的市價會因為金屬之價穩定而穩定，以金屬之價有變而變，幣量理論容易處理，而以貨幣政策調控失業、不景等問題是談不上的。問題是這種本位製守不住：金屬供應不足，或外流過多，或其價暴升暴跌，都會帶來嚴重的經濟波動。
脫離了本位製，大師佛利民認為，小國可用英國殖民傳統的鈔票局（currency board，今天香港用的），可以看為局部本位製，但大國則要走fiat money的路，這是歐美今天的製度了。在這製度下，貨幣沒有一個固定的錨，而是以調控幣量或利率的辦法來達到某些經濟指針或目標，例如通脹率、失業率、產出增長率等。這是間接地以指針為錨，貨幣政策是指以調控幣量、利率及其它法例來達到指針。非常困難，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真的處理得好。這是蒙代爾及一些貨幣專家跟佛利民之見有出入的關鍵原因。沒有誰不同意貨幣要有錨，隻是一個大國的錨不易找，專家一般這樣看。大家都讚成匯率浮動，但沒有固定的錨而浮動是一回事，有了固定的錨才浮動是另一回事。這一點，對經濟一知半解的人老是搞不清楚。他們認為所有物價以自由浮動為上，貨幣也應如此，但他們忘記了貨幣的重點是協助交易，不是一般物品，幣值要穩定，而這穩定最好有一個固定的錨。
脫離了本位製，大國的貨幣找不到一個固定的錨，是佛利民的觀點。十多年前我向他建議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他回應說原則上可行，但費用高，太麻煩。殊不知在朱鎔基掌政下，人民幣鉤著美元為錨穩如泰山，根本不需要有多少外匯儲備，條件是央行不手癢，要集中於守錨來調控貨幣量。這是要放棄大部分以幣量的變動來調控經濟，或起碼貨幣政策——例如以增加幣量來減少失業——要在守錨之後有空間才考慮使用。這是說，單為守錨而調控貨幣量，或集中於穩定幣值而守錨，任何國家都可以做到。歐美的貨幣製度的困難，是指針過多，顧此失彼——這一點，佛利民一九六八的一篇文章說過了。
回頭說佛老當年認為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費用過高，太麻煩，中國的經驗證明是不對的。以一籃子物品取代美元為錨，貴客自理，可以在市場直接地購買這些物品，央行不需要存貨，也不需要自己在期市活動，隻是穩守錨價。我把朱老時期的中國貨幣製度闡釋為：用一個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鉤著美元可以這樣看，鉤著一籃子物品也如是。
這其中有一個重要含意。幣量理論是局部理論，範圍不廣，沒有大用場。有一般性的貨幣理論一定要把貨幣製度的本身——尤其是錨的選擇——加進去，而幣量理論隻是其中一個注腳罷了。有一個上佳的貨幣之錨，下得好，守得穩，幣量多少由市場需求取決（不是錨價由市場取決），是多是少幣值也穩定。
回頭說昔日國內的銀行是出糧機構，人民銀行也如是，我罵過不知多少次。一九九五年，人民銀行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法定不準做生意，而其它銀行則商業化起來了。都做得對。今天中國的銀行製度，沙石不少，奇怪的，沒有跟進，不理解。還存在的主要困難是國營。監管銀行借貸永遠不易，職員出術的方法層出不窮，國營監管當然頭痛頭痛。另一方麵，銀行有壞帳，何必要國家負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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