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處 是吾故鄉

 

          記得我在改編我的長篇小說《歸去來兮》為劇本的時候，合作的導演曾經問我：“海雲，為什麽這個世界除了猶太人就是我們中國人總是處在一種顛沛流離中，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從鄉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從中國到外國......” 導演的問話引起我思考，確實，猶太人是被逼的！我們中國人在戰亂時的遷移也是出於無奈，可今天很多時候並不是被逼迫的。比如八十年代的留學潮，我們這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隨著留學潮到了中國之外的土地上，又漸漸在異鄉定居了下來，很多人都自稱當年在中國生活並不差，或是為了擴展眼界，或是為了追求知識的深化等等，我們義無反顧地走出了國門。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後悔當年年輕氣盛時做的這個決定？而我，卻從來沒後悔過！

            即使在美國生活的年月超過了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在中國生活的歲月卻像一個深深的烙印刻在我的心上。中國，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我的誕生、童年以及青春期都在那裏，可以說中國的一切流淌在我的血液裏，因此在我人到中年拿起筆書寫人生的時，流淌在筆端源源不絕的是與中國相關的東西，即便語言，在經過幾篇英文寫作之後，我毅然回到母語，因為那是最能表達自如和運用自如的方式。

            十年前，我在矽穀工作，也許是人到中年，太多想說的感受積攢在心間，一個機緣，看到征稿啟事，遂發了一篇中文的隨筆，我的作品很快被雜誌登了出來，這激發了我從小就有的文學夢，但隨筆散文不能完全容納我的文學夢的熱情，我開始寫小說。

            隨之，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出軌的中年女人》應運而生，還記得在寫這篇小說時，我還處在中西文化的交鋒當中，會自然地用兩種語言來表達，華裔女主角的中文，美國男主角的英文對話就那樣出現在我的小說裏，好在當時是在美國的一個叫文學城的網站裏發文，網站的大部分讀者都懂雙語，沒有人說看不懂英文。直到有一天一位主編通知我這篇小說要被收錄在一個短篇小說集在中國出版，我才坐下來，把文中大約百分之四十的英文翻譯成了中文。

            這個短篇小說在國外的幾個網站廣為流傳，很多讀者告訴我他們從中找到他們婚姻中的影子。而我自己，卻因為篇幅的限製覺得意猶未盡，於是開筆寫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冰雹》，小說依然是矽穀的背景，不過這次，男女主人翁都是中國人，雖然其中帶著很多我在矽穀生活工作印跡，卻實實在在是兩種文化的交匯融合的結晶。這時我的小說幾乎完全回歸了中文母語，不用英文我也覺得很自然了，即便裏麵引用一寫英文的原文，我也都同時翻譯出中文的意思。這部長篇在北美的幾個網站引發跟讀潮，在華人中引起對婚姻價值的討論，也為我贏得了不少榮譽，更讓我對自己的寫作有了信心。但是這個時期我的文字還是比較西化的。比如婚姻出了問題之後，小說裏出現的婚姻谘詢，這在中國人中並不多見。

            《冰雹》之後，我開筆寫長篇小說《放手》，已開始思考中國文化對我們這些移居海外的第一代移民的影響，無論是從小的個性塑造、思維方式還是後來的婚姻家庭，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童年或者說少年時代的閱曆構成一個人生命情結的本源，構成一個核心的意像。此後人的一生中，這個人的精神永遠在追尋童年種下的夢幻，或者在尋找少年丟失了的東西。

            我另一部長篇小說《歸去來兮》（這是我的矽穀三部曲），講的是我們這一代留洋學人，在美國夢實現之後，海歸中國，家庭受到來來回回大洋兩岸奔波的衝擊，也就是我這篇文章開頭提到的導演對我的小說傳達的信息的一種反問。

            這種反問令我本人震撼，是啊！人類似乎總是很難滿足，我們中國人總有所追求，有了一個目標，好不容易達成了，還來不及高興隨即又有了另一個目標，又走在為下一個目標達成的道路上。也許，這正是中華民族不斷強盛發達的好的民族特性，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似乎也是中華民族勞碌不停動蕩不安的性格主因。

            流傳很廣的一則故事，說的是一個富有的中國人在歐美小鎮旅遊時看到一個賣唱的年輕人，好心地過去對年輕人說如果他願意，中國人可以讓這個年輕人到中國開音樂會賺大錢出大名，年輕人不解地反問：他為什麽要遠離自己的故鄉，跑到那麽遠的地方去？他覺得自己很幸福，可以做自己想做的音樂，還可以與自己的親人在一起生活在家鄉......

            這個故事反應出兩種價值觀和人生觀，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我們中國人的不滿足感，我們總喜歡追求更大更好更多的東西，當然，這也不僅僅是中國人的特性，應該說很多人都有這個特性，也算是人類的特性之一吧！

            而文學是人學，是我們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描述人性極致的藝術。寫出這種不同，不僅需要徹底了解人性，還需要我們了解這兩種文化的不同。文化土壤的相異，產生出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和思維模式。作為作家，我們也許並不需要評判對錯，而是呈現給讀者一種深入的、生動的、透徹的描述，讓讀者從中自己評判，自己根據自身的經曆得出自己的結論。

            也許也是對人性深入的探底，我開始寫另一部長篇小說《金陵公子》，也算是我對自己根文化的徹底回歸，雖說這本書寫的是我父母那一輩，可是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今天這段中國大環境的不斷改變的探問，讓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國人這種“顛沛流離”的無奈和有心且命裏注定的追尋。

            完成了在文學上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回歸之後，我又開始寫了《秋風落葉》《遺囑》這樣的中短篇小說，似乎又回到美國背景華人主角這樣的題材，尤其是在寫《遺囑》這篇小說時，我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兩種文化衝突下人性的彰顯，這篇小說說的是一個華爾街精英，父親去世把身後的遺產全部留給了保姆，引發精英兒子與中國保姆的一場遺產爭奪官司。小說更進一步揭示中國人對子女的教育和期望與現實和時代存在著的差異和裂痕。

            這十年文學創作的親身感受是：除了童年和母國對作者的無以倫比的巨大的影響，我們還會受到身處的環境的影響，對我來說我工作過的矽穀和生活過的美國東西兩岸，都在我的作品中一一呈現，而我所受過的中國和美國的中西教育文化的影響，也會毫無遺漏在我的文字裏。

            從故鄉來到異鄉，我們會情不自禁地頻頻回首，抒發鄉愁，但是，對於一個好的作者，不能隻停留在鄉愁上，對人性的最深刻的解讀和描述，一定會使得她或他跨越對“鄉”的框框，超越故鄉和異鄉的地域禁錮，在多種文化中經曆衝突達到真正的融合，才能寫出觸動人心跨越國界的人學（文學）作品。

            讓我用蘇子的這句話來結束：此心安處，是吾故鄉！

（收錄在《中國女性文化》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