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公子的舊夢今生 鄧全明

民國公子的舊夢今生

——試論海雲新作《金陵公子》

鄧全明

關鍵詞：世界華文文學   新移民文學  風流名士  民國公子

摘  要：新移民作家海雲的新作《金陵公子》講述了一個民國公子進入前社會主義再到後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種種遭遇，並通過他的遭遇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大時代的風雲動蕩以及對個人命運影響，並寄寓了作者對於公子這一特殊群體的曆史以及現實意義的思考

所謂公子者，大戶人家之後也。能稱得上大戶人家，或因財富，或因高官，或因才氣。看到《金陵公子》的封麵、標題，一個人名立刻跳到筆者腦中，那就是陳寅恪。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夫人唐筼，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身出名門又學識過人，陳寅恪被“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可謂名副其實。筆者之所以想到陳寅恪，還因為陳家與金陵也有淵源：1900年，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並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陳寅恪是公子，也是風流名士。1925年，陳寅恪與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被聘為清華大學研究院的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還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為一代學人的為人、為學的理想風範，他也理所當然成為民國傑出的名士之一。

讀罷《金陵公子》，發現書中被稱為“金陵公子”的主人公曾萬禹的風範、才氣無法與陳寅恪等大家相比，但仍不失為大家公子，雖稱不上名士風流，也可以算是風流公子，多少有點名士風流之餘緒殘風。公子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富二代、官二代，因為有了上一代人的創造的財富、地位做基礎，他們中上流者可以子承父誌，再接再厲，將家業發揚光大，成為人中之傑，為後人楷模；中流者雖不能繼承父輩事業，但風流倜儻，放蕩不羈，成為名士風流、世間美談，流傳後世，也不算太辜負先人；下流者則淪為酒肉之徒，縱情聲色，甚至橫行霸道、作惡多端，最終將先人事業化為塵土。現在人們談及官二代、富二代，多有貶義，其實官二代、富二代屬於第一、二中情況的也有不少。《金陵公子》中曾萬禹的父親是上海的大銀行家，家產萬貫，聲名顯赫，如不遇上改朝換代的曆史時期，曾萬禹自是衣食無憂的富家子弟，即使不能將父業發揚光大，亦很有可能成為放蕩不羈的風流名士，成為人們飯後茶餘德談資，當然也可能也可能成為花天酒地、揮霍無度花花公子，為人唾棄。不幸的是，曾萬禹出生在一個風雲激蕩的時代，他的家庭由舊時代的寵兒一下子成為新時代的棄兒，萬貫家財和耀眼的的身世轉眼化為煙雲。盡管如此，曾萬禹少爺公子（或曰名士風流）的習性並沒有完全丟掉。有錢就任性，是現在一句時尚的話，其中不乏貶義成分。其實，任性也並非完全是負麵的東西，特別是任性與任情、放浪形骸、放蕩不羈聯係在一起時。我們知道名士風流自魏晉時期最盛，當時的所謂名士，最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放浪形骸、我行我素、特立獨行。嗜酒如命、裸居駭俗的酒鬼劉伶，白眼待人、窮途痛哭的阮籍，恃才自傲、從容就戮的嵇康，無不如此。曾萬禹生活在大一統時代，他也未必有魏晉名士的境界，但他多少還有點獨立特行的餘風。曾萬禹本是醫學院的高才生——那個時代的天之驕子，但因為愛情，因為失戀，他兩次大打出手——一次打傷侮辱他的同學、一次打傷餐館服務員，他被學校開除了學籍。當然我們可以指責他不理智，辦事魯莽，但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其中包含的某種名士“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影子。風流名士的另一個特點是恃才自傲甚至狂傲。之所以能成為風流名士，雖然也有出身豪門、名門的幫助，但更多是因為才華橫溢、才氣蓋世，李白、蘇軾、徐渭、李贄、唐伯虎等名士、狂士，都為曠世奇才。曾萬禹或算不得奇才，但他也並非平庸之輩。曾萬禹秉父母之氣，身材高大，英俊瀟灑，一表人才，博得班上眾多女生的喜歡，可謂是白馬王子，胡鳳妮、黃若熙、章姍姍、柳春葉也都被他的帥氣“殺”傷。當然，一表人才不能隻是外表的，否則隻能是奶油小生了。曾萬禹的學業也不錯，特別是英語，足球也踢得不錯，多少算個才子。他的這種才氣也體現在他做生意的成功上。改革開放後，遭受牢獄之災、失去工作的曾萬禹進入商場，很快就獲得了成功，生意從服裝業做到餐飲業、娛樂業，儼然那個時代的成功人士。曾萬禹的成功，得益於父輩的餘威——不需要自籌第一桶金，也得益他經商的才華。富家公子家中有的是錢，當然不在乎錢，故此揮金如土、視金錢如糞土是公子、名士的第三個特征。曾萬禹家的財富雖然今非昔比，不可能揮金如土，但他大手大腳花錢的習氣，還是頗有大家公子氣度。三年饑荒時期，許多學生都餓得麵黃肌瘦，甚至餓死。曾萬禹的同學、章琳琳的閨蜜柳春葉也患了浮腫病。為幫助柳春葉，曾萬禹花了不少錢，連章琳林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但他毫不在意。也正是因為這，本來對曾萬禹不懷好感的章琳林“覺得他心腸不錯，且不俗，完全不拿錢當回事”[1]（45）。大個子李父母來金陵治病，沒有錢，向曾萬禹求助，曾萬禹眼睛都沒眨，就把自己一個月全部工資給了他。這固然是因為同學情誼，也是他少爺公子一擲千金的豪氣。小說最後寫道：“胡鳳妮捧著曾萬禹的一張中年時代的照片，那應該是曾萬禹與他重逢前後的樣子，鏡框上有一朵黑色的花朵，鏡框裏微笑的曾萬禹的頭頂是龍飛鳳舞的七個大字：一代公子曾萬禹”[2]，也表明作者對曾萬禹這一形象及其意義的基本構想。當然，作者塑造一個民國公子的形象，並不隻是追憶民國舊夢，其中寄寓了作者對於公子這一特殊群體命運的思考。

作者在後記中提到，《金陵公子》中的曾萬禹是他的一個伯父為原型創作的，但她也指出：“這部小說並不是他的自傳，而是他和我父母那一輩知識分子的縮影”[3]，這表明作者希望表現一個時代的宏大敘述的意願。《金陵公子》講述了一個民國公子進入前社會主義再到後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種種遭遇，並通過他的遭遇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那個時代，並寄寓了他對於公子這一特殊群體前世今生的思考。公子是舊時代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說，是等級社會的標誌，而曾萬禹所生活的社會是一個強調平等以至走向絕對平均主義的大一統社會，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需要他脫胎換骨，否則則是難脫厄運。曾萬禹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仍保持他少爺公子的生活習氣——上文已經分析，這就難怪他雖有才華，但在生活中處處碰壁、不斷沉淪，以至維持最基本的人生權力都要靠他人幫助。對曾萬禹的公子習氣，作者也多有批評。“曾萬禹在公安的注目下，不願與自己的長子有進一步的麻煩，就隻能自己把所有的苦水吞下去”[4]，與其說是苦水，還不如說是曾萬禹自己種下的苦果。曾萬禹並不喜歡柳春葉，他隻是在尋找失戀的安慰中接受了她的愛。既然接受了，愛就同時還是一份責任，對自己愛的人，對自己的家庭伴侶和子女。但曾萬禹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隻看到自己的愛，卻不知道愛與責任、道義相連。他不但對柳春葉不理不睬，對兒女也疏於管教、關愛。如果說他對柳春葉的冷漠還可以理解——柳春葉是自作自受，他對兒女漠不關心就難辭其咎了。在很大程度上說，他與柳春葉的三個孩子與他都不親近，大兒子更是與他形同仇敵，都是他自造的，大兒子販毒入獄，他也有一定的責任。另外，三個曾經愛他的女人，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不是一個值得托付的男人，而隻是一個花花公子，也表明作者對他的批評。施瑋在《金陵公子·序》中寫道：“起初我讀這小說時，心裏很不喜歡這個四處惹下情債的曾公子”[5]，表明作者的期待效果得到實現。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塑造曾萬禹這樣一個公子形象，既不僅重溫民國公子的舊夢，也不僅是把他作為批判的對象。批判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在曾萬禹的公子人生中，也有某些有價值的東西。縱覽曾萬禹的一生，雖因其公子習氣、任氣使性，給他自己、給她的家人、給他的愛人帶來了不少的傷害，但他身上仍然有閃光的地方，有這個時代難得的東西，那就是做精神上的貴族。眾所周知，1949年後的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傳統的東西在驚天巨變中化為塵土，但化為塵土的並不一定都是古董和糟粕，如名士風流。名士風流在中國古代各個時期命運不一，或蔚然成風、趨之若鶩，或遁跡山林、自成一統，大體說來還是不絕如縷。名士風流，如嵇康、阮籍、徐渭之流，放蕩不羈、桀驁不馴、我行我素、驚世駭俗，或有自我標榜之意，也與現代公民社會或有格格不入之處。不過就風流名士得實質而言，是精神優先的貴族式的價值取向。在這樣一個物質泛濫、精神匱乏的年代，追憶精神貴族的舊事，該暗寓現實意義吧？曾萬禹在那個個人尊嚴、價值普遍受到忽視、踐踏的年代，多少還保留了一點少爺公子式的自傲。在後社會主義時期，他憑借自己的才能與家底，再次成為時代的寵兒，成為第一批首先富裕起來的人，令人仰慕，但他並沒有迷失在金錢與物質中，而是在償還情債後，回到自己靈魂的故鄉，與胡鳳妮終老一生，這也多少可以視為對精神的堅守。小說並未交代照片上“一代公子曾萬禹”的字是誰題的，如果是他自己，我想其中有自豪，也有自我揶揄，而作者以此作為小說的結束，也包含肯定與否定二種不同的態度吧。

《金陵公子》的成功不僅體現在塑造了曾萬禹這一獨特、鮮明性格的人物，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形象走廊增添新的形象，也體現在題材的開拓上。民國公子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並不多見，但也並非海雲獨創。從世界華文文學看，首先涉及民國公子題材應是台灣作家白先勇，他的《遊園驚夢》、《謫仙記》、《永遠的尹雪豔》都可以算作是這一題材的作品。值得說明的是之所以在公子前麵加上“民國”，意在表明其民國遺老遺少的性質，也就是說民國公子題材小說實質就是反映民國時代的那些大家公子在新時代的生活的小說。白先勇上述作品的人物都帶有前朝遺民的性質，雖然那個政權還存在，但與之前的政權已不可同日而語，裏麵的這些人物也烙上前朝的烙印：或緬懷昔日的榮耀，或感歎人世的巨變，或無法在當世找到自己的位置，總之，他們仍生活在前朝，很難真正全身心投入“今朝”。當代大陸文學也有類似題材的作品，如張賢亮的《靈與肉》。當然，雖然都屬於民國公子題材，但寫作立場迥然不同：前者站在改朝換代中失敗者的角度，後者站在勝利者的角度；前者的意識形態色彩淡薄，後者則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從題材上看，《金陵公子》是白先勇、張賢亮等民國公子題材的延續，但它不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在某些領域實現了超越。如上文分析的那樣《金陵公子》既不像張賢亮的依傍意識形態，也沒有白先勇的前朝遺民的情結，而是寄寓作者對曆史以及當下現實的思考。另外，從時間上看，《金陵公子》將人物的生活時間延續到了後社會主義時期，這也是它在這一題材的拓展。

恩師公仲先生認為“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是到了新移民文學發展的一個成熟期”[6]，其中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出現了一批優秀的作家和作品，我想，海雲女士作為新移民作家大潮中的一員，她的《金陵公子》也印證了公仲先生的判斷。

 

注釋：

[1]海雲，《金陵公子》4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2]海雲，《金陵公子》33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3]海雲，《金陵公子·後記》33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4]海雲，《金陵公子》316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5]施瑋《金陵公子·序》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6]陳公仲，《新移民文學三十年芻議》，《世界華文文學論壇》，62頁，2016年第2期

作者簡介：鄧全明（1969—），男，江西萍鄉人，文學碩士，副教授，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已在《複旦學報》、《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作家》、《芙蓉》、《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等刊物發表論文20餘篇，出版專著《跨世紀行走——王元化學術、思想論稿》、《莫言小說創作論》。e-mail:[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