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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抗日戰爭時期黨的軍事戰略轉變和堅持敵後抗戰評析

  八年抗戰期間,中共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主要形式是進行抗日遊擊戰爭,這是根據抗日戰爭的具體情況而采取的,目的是為了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實行全麵抗戰的人民戰爭路線。中共認為國民黨實行的片麵抗戰,雖然也是民族戰爭,但片麵抗戰是一定不能持久的,它隻能把戰爭引向失畋。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就指出,變片麵抗戰為全麵抗戰,“是一切中國共產黨員、一切中國國民黨的進步分子和一切中國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務”。為此,中共一方麵要求國民黨實行民主、改善民生、實行全國人民和全國軍隊總動員,以推動國民黨全麵抗戰;一方麵為堅持敵後抗戰製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方針,以保證全麵抗戰路線的貫徹。黨及時地實現了軍事戰略的轉變,在敵後廣泛開展抗日遊擊戰爭,開辟了廣大的抗日根據地,這對於爭取抗戰勝利和發展人民革命力量,都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

  一

  在由國內革命戰爭轉到民族自衛戰爭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根據抗日戰爭的特點,及時地將軍事戰略方針從國內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遊擊戰爭,從而為堅持敵後抗戰和發展人民抗戰力量規定了正確的方向。

  早在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了主力紅軍的戰略方針,是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在日本占領區則要“同日本軍隊進行直接的有力的遊擊戰爭”,並且第一次提出“遊擊戰爭對於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有很大的戰略上的作用”。這是我軍從正規戰向遊擊戰轉變的開始。

  抗戰爆發後,1937年8月1日,毛澤東、洛甫致電在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目前紅軍作戰方針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隻有這樣,才能發揮紅軍的特長,給日寇以相當的打擊。明確提出了紅軍改編後戰略方針問題。在同年8月下旬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又進一步把它確定為“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方針。他說:執行這條方針,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的兵團和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並不是說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平原就不管,它包括有利條件的時候,平原也搞遊擊戰爭。但是我們的重點還是山地,因為紅軍依靠山地創造根據地進行鬥爭,依托比較好。這個方針就是說,我們在統一戰線中執行相當的獨立自主。什麽叫遊擊戰爭?就是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什麽叫山地?就是創造根據地。這就科學地闡述了抗日遊擊戰爭的內涵,從戰略高度指明了這一方針的重要意義。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又進一步把我軍的戰略方針概括為“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從而在提法上更加全麵和完善了。

  從國內正規戰爭到抗日遊擊戰爭是一個偉大的戰略轉變。這個轉變,是在特殊情況之下,即敵友我三方麵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條件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

  從敵人方麵看,這時我們麵臨的是一個全新的極其凶殘的民族敵人。日本侵華戰爭的野蠻性、殘酷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是一個工業較發達的帝國主義軍事強國,經過了長期的戰爭準備,其軍隊裝備優良,訓練有素,又深受法西斯思想熏陶,有較強的組織力和攻擊力。這種情況,和內戰時期紅軍的作戰對象是有很大區別的。因而,要堅持持久抗戰,我們的戰略方針就必須著眼於最大限度地抑製敵人的優勢,充分利用敵小國少兵,後方空虛的弱點,消耗敵人,積蓄力量,爭取最後勝利。

  友方發生了根本變化。黨在充分肯定第二次國共合作和國民黨參加抗戰意義的同時,也正確估計了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表現。其一,國民黨在華北正麵戰場的抵抗是暫時的現象,它不可能阻止日軍的進攻,“華北有全部淪陷的危險,國民黨的軍隊會大部退出華北,華北的舊政權及國民黨黨部也會退走,那時,堅持華北抗戰的責任就會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軍身上。”這說明不可能依靠國民黨的正規戰爭來堅持華北的持久抗戰,而隻能依靠八路軍的人民戰爭路線,獨立自主地開展遊擊戰爭。其二,估計到國民黨的主要當權者並沒有放棄反共方針,這時仍有大量國民黨軍陳兵邊區周圍,因而我們對友軍必須保持必要的警惕,要在戰略方針上反映這種特殊情況。

  我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革命剛經曆了嚴重挫折,紅軍隻剩下4萬多人,但都是經過長期革命鍛煉和長征保存下來的精華,有著良好的政治和軍事素質,有豐富的遊擊戰爭和群眾工作的經驗。這種情況說明,“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隻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製勝敵人、援助友軍的惟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這就是說,黨實行軍事戰略轉變的目的,是為了保存陣地,發展陣地,使持久抗戰得以堅持並取得最後勝利;而實現在這一目的的關鍵,在於深入敵後,發動群眾,武裝群眾。

  當時正處在抗戰剛剛爆發的曆史轉折關頭,黨中央就準確地把握了客觀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依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地改變自己的戰略,使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方針“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這深刻反映了在遵義會議之後,黨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和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能力。

  但是,實行戰略轉變的必要性並不是一開始就被全黨所認識的,當時“在中央和一部分軍事幹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在洛川會議討論軍事戰略方針時,大家對獨立自主的指揮原則認識是一致的,但在戰略部署和作戰方式問題上出現了分歧。一部分同誌雖然讚同在戰略部署上我軍隻能在敵之側翼進行牽製和襲擊敵人,但還不認識在配合國民黨軍正規戰爭的問題上,我軍也主要是以分散的遊擊戰在戰略上配合,而不是以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在戰役和戰鬥上直接配合,因而主張我軍出兵後要打幾個大仗,以擴大我們的影響,特別強調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較集中,在作戰方式上,打運動遊擊戰。這顯然是重複內戰中後期的做法,是不適合新時期的新情況的。這種意見分歧,是包含了如何正確處理軍事與政治的關係、如何正確對待友黨友軍這樣原則性的問題,反映了一部分同誌的思想認識還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和由內戰到抗戰轉變的要求。洛川會議經過討論,基本統一到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上來,但由於一些軍事幹部急於趕赴華北前線,討論得不夠充分,在認識上還未取得一致。

  八路軍出師華北以後,毛澤東於1937年9月12、17、25、27日連續給華北前線負責同誌發了五封電報,對戰略方針和戰略部署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強調和說明。毛澤東一再重申實行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惟一方向。……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遊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要設想在敵整個占領華北後,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遊擊戰爭。要告訴全黨(要發動黨內黨外),今後沒有別的工作,惟一的就是遊擊戰爭。”並請彭德懷堅持他提出的“使敵雖深入山西,還處在我們遊擊戰爭的四麵包圍中”這個正確觀點,“從遠處大處著想,對於個別同誌不妥當的觀點給予深刻的理解,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毛澤東還特別指出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原則包含:一、有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人民武裝的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幹涉;三、南京隻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的一切自由。11月13日,毛澤東在給前線負責同誌電中又指出:“紅軍任務在於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遊擊戰爭,同日寇力爭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遊擊根據地。”這就更明確地提出了以敵後作為我們的發展方向。這些指示非常深刻明確,堅持了洛川會議所決定的戰略方針。

  應該指出,在戰略方針上的不同意見,雖然包含某些原則性的分歧,但主要是屬於認識上的分歧,這同隨後發生的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在軍事戰略問題上的主張是根本不同的。這是因為:第一、王明不但在政治策略上,而且在軍事戰略上都反對獨立自主的原則,在軍事指揮關係上主張絕對地統一於國民黨。而當時黨內一些同誌在這些基本原則問題上是沒有分歧的。第二、王明提出錯誤的作戰方針,根本否定戰略轉變的必要性,否定敵後遊擊戰爭的重要性。而當時黨內一些同誌雖然在戰略方針上有過不同意見,但主要是由於對新情況、新事物缺乏深刻的認識,隨著戰局的發展和實踐的深入,這些同誌很快放棄了自己的意見,接受並貫徹了中央的方針。事實上在太原失陷前後,對戰略方針的認識就已逐漸趨於一致。

  9月25日,八路軍前總發出關於動員組織群眾發展遊擊戰爭的訓令,隨後各部隊把一部分主力分散開來,組織工作團,深入各地發動群眾,組織遊擊隊。11月11日,即太原失陷後第三天,八路軍總部作出決定,著手建立晉西南、晉西北和晉東南三大戰略支點,廣泛發展華北遊擊戰爭。所以,在戰略轉變初期黨內雖發生過爭論,但問題較快得到解決,就全黨來說,“我們卻相當順利地執行了這個轉變,不但未遭挫敗,反而大大地勝利了”。後來彭德懷曾對這次戰略轉變有過這樣的回顧這一點,我們又要認識毛澤東同誌的遠見。抗戰開始不久,他就提出堅持敵後軍事鬥爭的指導原則,‘基本的遊擊戰及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以代替內戰時代的舊原則,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惜,在華北各地對這一新的指導原則或多或少的都認識不深刻。這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為了使全黨進一步認識抗日遊擊戰爭對整個抗日戰爭的極端重要作用,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兩部重要著作,從抗戰全局的角度,把抗日遊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來考察。同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後來題為《戰爭和戰略問題》的結論,列舉了抗日遊擊戰爭的十八項好處,反複地闡明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以及黨的軍事戰略轉變的必要性,特別是結論通過總結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特點和黨的曆史經驗,引導全黨提高從事和領導抗日遊擊戰爭的自覺性,從而取得了全黨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性。

  怎樣理解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呢?所謂戰略問題,就是指有關戰爭全局的問題。抗日遊擊戰爭所以是一個戰略問題,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關係抗日戰爭全局的問題。同一般遊擊戰爭相比較,抗日遊擊戰爭具有自己突出的特點和作用,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抗日遊擊戰爭的廣泛性。由於中日戰爭的性質和中國所處的進步的時代(進步的主要標誌是有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和廣大覺醒的人民),決定了抗日遊擊戰爭不是少數人的事業,而是有億萬群眾參加的、規模空前的偉大事業;它不隻是一種戰爭形式,而且是黨動員群眾、武裝群眾的重要組織形式。同時,從地域上看,抗日遊擊戰爭普及敵人占領的華北、華中、華南以及東北廣大地區。這種全國性的、全民族的人民戰爭,顯然是關係到抗日戰爭全局的。第二,抗日遊擊戰爭的獨立性。由於敵人的少兵臨大國,兵力不足,在廣大占領區內它實際隻能控製一些點、線,因此,我軍能夠在戰略外線單獨發展遊擊戰爭。這就是說,這種遊擊戰爭的任務主要地不是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戰略外線即敵後單獨作戰。正是由於這個獨立性的特點,我們在抗後抗戰是實行軍隊與人民相結合的體製,既是廣泛的群眾遊擊戰爭,又是以正規兵團為骨幹的遊擊戰爭,從而使遊擊戰爭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樣的遊擊戰爭當然會影響抗日戰爭的規模和進程,是關係到抗戰的全局。第三,抗日遊擊戰爭的長期性。這不僅是為抗日戰爭的長期性所決定,而且也是由於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因而能夠獨立自主地堅持敵後長期抗戰。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規定了抗日遊擊戰爭不但要擔負獨立作戰任務(配合正麵戰場作戰已不占主要地位),還必須擔負發動和組織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抗日的民主政權,以及向運動戰發展等項任務。這樣的遊擊戰爭顯然是遠遠超出了戰術的範圍,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和最後勝利起著重大的作用。

  總之,抗戰初期黨的軍事戰略轉變和抗日遊擊戰爭戰略地位的理論,從實踐上解決了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無產階級鬥爭的道路,解決了一個半殖民地大國在反侵略戰爭中實行人民戰爭的道路。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隻要想一想抗日遊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曆史意義,就會知道的。”

  二

  敵後解放區戰場,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開辟起來的。它不僅在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麵戰場,而且是堅持八年抗戰的中流砥柱。黨領導的敵後抗戰經曆了以下三個階段。

  (一)1937年8月至1940年底,是開辟敵後戰場和敵後抗戰力量迅速發展壯大的時期。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全麵實現黨的軍事戰略轉變,開辟了敵後戰場。戰略轉變的實現和敵後戰場的開辟大體上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7年8月八路軍主力出師至11月太原失陷。主要是在戰役上配合友軍作戰,並開始部分分兵發動群眾,發展遊擊戰爭。8月底,115師從韓城縣芝川鎮東渡黃河進入晉東北地區,9月初,120師開赴晉西北。這時正值晉北戰局緊急,八路軍進入前線後即配合國民黨軍正麵防守,9月25日,115師在平型關東北伏擊日軍阪垣師團補給部隊,殲敵千餘人,取得八路軍出師後、也是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10月中旬,120師配合忻口戰役在雁門關附近連續伏擊敵人,殲敵800多人。9月底129師主力也渡過黃河,一路在晉北代縣一線襲擊沿同蒲路南犯之敵,取得奇襲陽明堡機場,擊毀敵機24架的勝利;一路進抵晉東娘子關一線,同南下的115師主力相配合伏擊沿正太路西犯之敵,遲滯了日軍的西進。八路軍在出師擊敵的作戰中取得了很大戰果,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正麵戰場,並為開辟敵後戰場奠定了基礎。

  第二階段,從太原失陷到1938年4月晉東南根據地粉碎日軍九路圍攻,主要是獨立自主地分兵深入敵後,依傍山地建立根據地,開辟了敵後戰場。11月8日太原失陷後,華北正規戰已告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遊擊戰進入主要地位。11月中旬,八路軍總部按照中央的指示,決定分兵深入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等地,廣泛發動抗日遊擊戰爭。115師聶榮臻部於11月7日成立了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在以五台山為中心的晉察冀三省邊陲地區開辟了敵後第一塊根據地。12月晉察冀軍民粉碎了日軍2萬多人的圍攻,使根據地經受住了考驗,1938年1月在阜平建立了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120師在敵後以雲中山和呂梁山為中心開展活動,創建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給同蒲路兩側敵人以嚴重威脅,129師以太行山為中心創建了晉東南抗日根據地,1938年2、3月間連續取得長生口、神頭、響堂鋪等戰鬥的勝利後,4月間又粉碎了日軍的九路圍攻。至此,八路軍在敵後建立了三大戰略支點,戰略轉變初步實現。

  第三階段,從1938年4月至10月武漢失守前後,主要是以山地根據地為依托向平原地區擴展,迅速擴大解放區戰場。4月21日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對129師作了關於平原遊擊戰的指示,提出“堅持平原地區的遊擊戰爭也是可能的。”“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采取盡量廣大發展遊擊戰爭的方針。”5月4日,毛澤東在給項英的電報中以河北、山東為例,又一次指出:“在一定條件下,平原也是能發展遊擊戰爭的。”這時日軍正集中兵力在徐州、武漢外圍作戰,華北空虛,為發展敵後遊擊戰爭提供了有利時機。遵照中央關於開展平原遊擊戰的指示,八路軍迅速分兵,晉察冀軍區派出支隊向平北、平西、冀東平原挺進,冀中平原遊擊根據地也得到了鞏固;晉東南129師分兵進入冀南、冀西、豫北、冀魯邊平原地區,使晉南根據地擴展為晉冀魯豫根據地;晉西北120師一部分向綏遠方向活動,開辟了大青山根據地,後來與晉西北聯成一體,成為晉綏根據地。同時115師和129師的兩個支隊深入冀魯邊地區,開辟了冀魯邊抗日根據地;新四軍江南、江北部隊也分別向蘇南、皖中敵後挺進,初步打開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局麵。

  經過上述三個階段,全麵實現了中央關於戰略轉變的部署,即完成了由國內正規戰爭到抗日遊擊戰爭的轉變。到1938年底,八路軍新四軍創建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等幾塊大根據地,麵積達二百萬平方公裏,人口達5千萬以上,八路軍發展到15萬多人,新四軍發展到25,000多人,初步顯示了抗日遊擊戰爭的偉大威力,為堅持抗戰和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二是相持階段到來後解放區戰場的戰略地位逐漸突出,成為堅持抗戰的重要支柱。日軍占領武漢後,已有總兵力達100萬的24個師團投入中國戰場,其國內僅剩下一個師團,已無力繼續舉行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製定的《昭和13(1938)年秋季以後對華處理辦法》規定:“以攻占漢口、廣東作為行使武力的一個時期,”“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內部進行基本工作——陝複治安。”這就確定了不準備擴大占領區,而以主要力量對付解放區的方針。1939年4月敵華北方麵軍製定的《治安肅正綱要》,規定治安肅正的根本任務是肅清占領區的抗日武裝,“徹底扼殺遊擊戰爭”,並確定治安肅正作戰從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分三期進行。而1940年華北方麵軍治安肅正計劃則更加明確地規定,其作戰的重點“放在剿滅共產黨軍隊方麵”。這一時期敵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及中共軍隊是今後華北治安之癌”。1939年10月,日軍在華北兵力增至18個師團,約占侵華日軍的一半;新四軍活動的江南地區,日軍也增加了兩個師團的兵力。這表明日軍作戰的重點已開始轉移到解放區戰場。

  隨著敵在其後方兵力的增強,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日益頻繁,規模也愈來愈大,因而反“掃蕩”就成為堅持敵後抗戰的主要作戰形式。據統計,在1938年7月至1940年7月兩年間,日軍對華北敵後根據地千人以上的“掃蕩”就達109次,萬人以上的有10次,其中最大的一次出動了6萬兵力。同時,1939年和1940年,敵在華北還修複和新建鐵路2347公裏,公路15600公裏,新建碉堡、據點2749個,通過這些“線”和“點”,對根據地實行“囚籠”政策。但是,由於敵人兵力不足,配備分散,加之在作戰指導上仍然以正規戰對付抗日遊擊戰,這就使其仍隻能控製一些主要城鎮和交通要道。因而;這一時期敵後鬥爭雖然十分殘酷,但仍是抗日遊擊戰爭大發展的有利時機。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僅華北敵後軍民對敵大小戰鬥就達20106次,共斃傷日偽軍126000多人。由於我們在敵後的軍事鬥爭采取了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人民戰爭體製,這樣既能充分發揮遊擊戰高度機動靈活的特點,取得積小勝為大勝的戰果,又能相機適當地集中兵力,進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以較大地殺傷敵人擴大影響。這一時期八路軍作戰從總體上說是以遊擊戰為主,但運動戰也提到了一定的地位,如1939年4月120師和冀中軍民的齊會殲滅戰,4月120師和晉察冀軍區的上下細腰間戰鬥,8月山東軍民的梁山殲滅戰,9月120師進行的陳莊戰鬥,11月晉察冀軍區的淶源戰役,1940年6月晉西北軍民的米峪鎮戰鬥等。這些戰鬥每次殲敵都在五六百人乃至千人以上,並擊斃敵旅團長水原少將、阿部中將等重要將領。特別是1940年8月至12月進行的、曆時三個半月的“百團大戰”,共作戰1826次,斃傷日軍20465人,偽軍5155人,拔除敵人據點2993個,破壞鐵路940多裏,公路3000多裏,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和物資。百團大戰使日軍在華北陷入困難的境地,對於打破敵對根據地的分割封鎖,鼓舞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以及穩定全國的戰局起了重要作用。反“掃蕩”鬥爭的勝利,為抗日根據地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條件,也使人民抗戰力量在戰鬥中獲得了發展。至1940年底,人民軍隊從抗戰初的45000多人發展到近50萬人,其中八路軍已有150個團40萬人,新四軍52個團10萬人左右;共建成十五塊敵後根據地,遍布於華北、華中、華南敵占區,根據地人口約一億。廣大敵後戰場的開辟和抗日遊擊戰爭的廣泛開展,有力地配合並支持了國民黨正麵戰場,支持了全國的長期抗戰。

  (二)1941年和1942年,是堅持敵後抗戰的嚴重困難時期。

  這時敵後抗戰的形勢是,“三年以來,敵人在占領區的統治已經較為穩定,偽軍偽政權相當普遍地建立起來,加以交通運輸線、軍事據點及封鎖線的築成,都使敵軍的地位較過去增強了,軍事上處於更為有利地位。敵人依托其已經增強的地位,……以圖徹底摧毀我根據地,消滅我軍,掌握整個敵後地區。所以今天敵後形勢,已進入敵我雙方依托相當鞏固的陣地,進行持久爭奪戰的局麵”。1941年1月16日,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在《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中明確規定,今後“作戰以維持治安、肅正占領地區為主要目的”。並總結過去單純軍事“掃蕩”失敗的教訓,更加強調實施“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7月敵華北方麵軍提出的《肅正建設三年計劃》,把整個華北劃分為“治安區”(即占領區),“準治安區”(即敵我爭奪之遊擊區)和“非治安區”(即解放區),分別進行更加徹底和殘酷的進攻,使占領區完全殖民地化。為了集中力量圍剿解放區,2月間敵決定從駐守武漢地區的第11軍中抽調一個師團,從駐守上海地區的第13軍中抽調一個師團,加強華北方麵軍。從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軍在華北連續進行五次大規模的“治安強化運動”,並在華中地區推行“清鄉運動”。從1941年開始,日軍動用大量兵力對根據地進行了空前殘酷的掃蕩,在抗戰的第四、第五兩年中,敵對華北解放區千人以上的“掃蕩”達174次,較前兩年增強三分之二,並且在戰術手段上也有了新的變化,即由過去的“短促‘掃蕩’進到長期‘掃蕩’,由分散‘掃蕩’進到了集中優勢兵力的‘掃蕩’,由線式‘掃蕩’進到縱深‘掃蕩’,由分區圍攻進到分區‘清剿’,由長驅直入進到步步為營,由分進合擊進到鐵壁合圍,由無組織的燒殺掠奪,進到有組織的三光政策”。同時,日軍還通過在根據地周圍加修碉堡、據點,構築封鎖線,並逐漸推進的辦法,實行所謂“蠶食”政策。在這兩年,敵在華北又新建和修複鐵路752公裏,公路發展到37351公裏,封鎖溝牆增至11230公裏,新增據點7801個。據記載,“敵所築的碉堡,林立於敵後,在平原地區,遠的是二三十裏一個,近的是五裏一個,至於在鐵路及大河沿線以及重要地區,例如冀中大清河以北的平津保三角地區內,津南樂陵、濱縣一帶地區,魯西梁山泊地區等,都是每隔二裏一個碉堡,步槍火力可以互相聯係”。這種較為緩進的、隱蔽的“蠶食”辦法,曾使根據地一度遭到嚴重損失。

  敵人空前殘酷的“掃蕩”,是造成敵後解放區嚴重困難局麵的主要原因。同時,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也加重了敵後抗戰的困難。特別是1941年以後曲線救國“論甚囂塵上,一些國民黨軍就是在這個罪惡的旗號下叛國投敵的。蘇魯戰區遊擊縱隊副總指揮李長江、第30師師長公秉藩、山東省政府主席、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等都在這個時期投敵。1943年四五月間,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和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4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聯袂投敵,並聯名通電全國叛國投敵,使這種投敵醜劇達到頂點。這些部隊都變成了偽軍,加入了敵對解放區進行大”掃蕩的行列。

  在這兩年中,解放區麵積比原來大為縮小了,華北的冀中、冀南、清河、冀魯邊等區幾乎全部變為遊擊區和敵占區,人口由一億降到五千萬,八路軍由40萬減到30萬,新四軍由13萬減到11萬。由於敵人的破壞、封鎖和華北地區嚴重的自然災害,解放區在財政經濟上的困難也達到了極點。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一時期敵後抗戰麵臨著嚴峻的考驗。中共中央為堅持抗戰、克服困難、爭取勝利,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這些政策著重解決了以下四個方麵的關鍵問題:

  其一,加強對敵鬥爭,轉變鬥爭方法。黨中央規定了在新形勢下對敵鬥爭的戰略戰術,加強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實行精兵簡政,以群眾性的分散的遊擊戰爭來對付敵人空前的“掃蕩”。1941年11月7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強調在新形勢下“軍事建設的中心注意力應放在地方軍及人民武裝的擴大和鞏固上”。規定主力軍與地方軍的比例,一般以山嶽根據地二比一、平原根據地一比一為原則。八路軍撤銷了縱隊指揮機構,加強軍區和軍分區建設,並將大部主力旅與軍分區合並,使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兵團群眾化,進一步健全了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人民戰爭體製,以便於執行分散兵力打遊擊戰爭的任務。這樣,除保留必要的野戰部隊執行機動作戰任務外,充分發揮地方武裝和民兵的作用,發揮群眾的創造力,以伏擊、襲擊、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消耗打擊敵人。後來又堅決實施“敵進我進”的方針,向“敵後的敵後”進軍,開展敵占區的遊擊戰爭。1942年由129師首創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占區開展工作,把公開鬥爭和秘密鬥爭、武裝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在敵占區開展政治攻勢,實施除奸政策、瓦解偽軍政策、廣泛的統一戰線政策、革命的兩麵政策,等等。武工隊的組織及其活動是抗日遊擊戰爭的新發展,它卓有成效地打破了敵人的“蠶食”政策,在敵占區裏又建立起許多小塊遊擊區和遊擊根據地。由於黨適時地采取了新的組織形式、鬥爭形式和工作方法,真正實現了軍民一體、軍政一體,使敵後抗戰出現了全民一致對敵、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人民戰爭局麵。

  其二,加強根據地的建設,鞏固敵後遊擊戰爭的戰略基地。建設鞏固的根據地對堅持敵後遊擊戰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根據地建設的根本目的,是鞏固內部的團結,調動全體抗日軍民對敵鬥爭的積極性。為此,當時采取了許多有效的措施,主要是:(1)健全和鞏固三三製民主政權的建設,深入貫徹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勞資兩利的勞動政策,以及合理負擔的稅收政策,等等,合理地照顧了各抗日階級、黨派的政治經濟利益,調動了各階層群眾,特別是廣大農民的抗日積極性。(2)實行精兵簡政,減輕人民的負擔。當時根據地在敵人的頻繁進攻和野蠻破壞下,區域日益縮小,人口大量減少,而國民黨又從1940年11月起對我軍停發經費。在這種情勢下,根據地客觀經濟條件已無法負擔在抗日戰爭中發展起來的龐大的軍政機關和大量脫產人員。為了解決財政經濟的嚴重困難,黨一方麵強調生產節約,一方麵實行精兵簡政,大量減少脫產人員,適應根據地的經濟能力。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號召精兵簡政,要求脫產人員不能超過各地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軍隊二,地方一。精兵簡政不僅減輕了人民負擔,而且也提高了軍政機關和主力部隊的質量。(3)深入開展擁政愛民、擁軍優屬工作,進一步改進軍民、軍政之間的關係。

  其三,開展整風運動,進一步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是克服困難,爭取勝利的關鍵所在。1942年的全黨整風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它深刻地改變了黨的麵貌。通過整風運動,總結了黨的曆史經驗,進一步認識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的巨大危害,使黨的領導機關和廣大幹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基本方向;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指導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使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在黨內蔚然成風,在全黨樹立了“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作風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整風運動為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其四,開展大生產運動,增強戰勝困難的物質力量。大生產運動首先在陝甘寧邊區開展起來,它是以農業生產為中心的,同時進行部分工商業和副業生產。邊區部隊積極開墾荒地,進行生產自救,迅速地實現了糧食、布匹和經費的基本自給。1942年開始,敵後各解放區也先後開展大生產運動,至1943年便發展成為普遍的運動。前方戰士一麵作戰,一麵生產,分別實現糧食、經費的大部或部分自給。經過大生產運動,基本上解決了軍需民用,克服了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困難;軍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增強了全黨全軍的生產觀點和群眾觀點,培養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

  由於黨采取了上述正確的方針政策,敵後軍民勝利地渡過了抗戰時期的最大難關,保衛和堅持了敵後抗日陣地。敵華北方麵軍第26師團師團長佐伯文郎在日記中寫道:“由於中共軍隊進行了精兵簡政,雖然人員減少了,沒有進行大的行動,但武器彈藥的生產有了發展,自衛隊、遊擊隊顯著增強,士氣旺盛,中共努力增加農業生產,開墾荒地,並且農田得到了充分利用,建立了親密的軍民關係。”敵人不得不承認由於八路軍與民眾的結合,使其對解放區的“掃蕩”遭到了失敗。到1943年,華北、華中敵後的反“蠶食”、反“清鄉”鬥爭取得了顯著成績,抗日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恢複,部分地區還有一定的發展。

  (三)1943年至1945年8月,是敵後抗戰力量在取得恢複和鞏固的基礎上重新進入大發展的時期。

  1943年,敵後解放區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萬,人民抗日軍隊則增加到47萬。1944年解放區戰場開始轉入攻勢作戰,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共作戰兩萬多次,斃傷敵偽軍22萬多人,收複縣城16座,攻克據點5000餘處,收複國土8萬餘平方公裏,解放人口1200多萬。是年底,敵人的“掃蕩”基本上被我製止。到1945年8月,我軍轉入全麵反攻。隨著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我軍又開始實現由遊擊軍到正規軍、遊擊戰到正規戰的轉變,使人民軍隊成為實現戰略反攻的主要力量。在大反攻中,八路軍共殲滅日偽軍27萬餘人,收複城市200餘座;新四軍則基本肅清了長江以北,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南的日偽軍,使山東、華中兩大戰略區連接起來。

  敵後抗戰經曆了艱難曲折的光輝曆程,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並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敵後解放區戰場雖然在不同的階段都靈活運用了不同的作戰形式,但始終是以遊擊戰為主的。抗日遊擊戰爭對於堅持抗戰、爭取最後勝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著偉大的曆史意義。

  第一,抗日遊擊戰爭是弱國戰勝強國侵略的有效武器,是實現人民戰爭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和作戰形式。在抗戰中,敵我雙方的強弱對比是明顯的、突出的,但是,“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中國抗戰要避免近代曆史上反侵略戰爭失敗的命運,就要充分發揮作為大國和反侵略戰爭正義性的優勢,這就不但要在政治上形成全民族的大團結,而且要在軍事上實行真正的人民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戰爭,把近百年來我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曆史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是一個巨大的曆史進步。它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和團結,並且創造了人民戰爭的奇觀。

  抗日遊擊戰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軍隊和人民群眾緊密結合,最充分地發揮了廣大群眾智慧、力量和創造力,從而彌補並逐步改變了敵我之間物質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敵後軍民創造出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麻雀戰、村落戰、圍困戰、水上遊擊戰等靈活巧妙的遊擊戰,組織了鐵道遊擊隊、平原遊擊隊、雁翎隊、敵後武工隊等多種形式的遊擊隊,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打擊了敵人。敵人不斷驚呼遊擊戰爭“令人神經緊張”,是“沒有戰線的戰場”,哀歎日軍的作戰是“真正的掉在泥潭中的浴血苦戰,是不分晝夜連續不斷的、長期的、沒有結果的戰鬥”。承認中共“與一億民眾結成了新的組織,所以無論怎樣投入大兵力,在短時間內也不能摧毀解放區”。

  抗日遊擊戰爭的另一個特點,是把敵人的廣大後方變成消滅敵人的戰場,牽製並消耗了大量敵人。在抗戰初期,與敵人的進攻方向相反,八路軍和新四軍向著敵後挺進,形成了戰略外線的進攻戰。敵後戰場的開辟,不僅配合了正麵戰場,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的計劃,並且吸引了大量敵人,促進了相持階段的到來。1940年上半年,日軍在兩年半的時間裏侵入中國14個省區,在其所包含的900多個縣中,能完全實施敵偽政權的僅100多縣,而其餘多數是抗日遊擊隊的活動區域。敵華北方麵軍參謀長大城戶三治中將在1943年3月曾承認中共軍隊不僅在華北,而且在全中國都妨礙著日軍的行動。這就使敵不得不保持半數以上的兵力用來鞏固其後方。這樣,通過抗日遊擊戰爭的開展,在敵人占領的華北、華中和華南廣大區域,形成了置敵於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戰爭。

  抗日遊擊戰爭的又一個特點,是以積小勝為大勝,堅持了持久抗戰,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朱德曾指出:“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又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這種與敵人相持的戰爭,如果解放區戰場的戰爭不能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下來,那末敵人就會繼續長驅向西南、西北進攻,而國民黨的反人民的政治機構及其軍隊,則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會有什麽相持階段,抗日戰爭的局麵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在八年抗戰中,敵後軍民對敵作戰共達125165次,殲滅日偽軍171萬人,其中日軍527000多人。這些戰鬥的規模雖然一般都比較小,但卻使日軍在持久的人民戰爭中,疲於奔命,大量消耗,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曾在敵華北方麵軍參謀部任職的一個參謀人員寫道:“現在回顧起來,筆者在任時(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整個方麵軍一天平均死傷50名,50名雖不很多。但一年就是18000人離開了戰列,是大消耗。”

  第二,抗日遊擊戰爭有力地支持了國民黨正麵戰場,並對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抗戰時期的正麵戰場和戰後戰場是相互配合、相輔相成的,在戰略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沒有正麵主力軍的英勇作戰,便無從順利開展敵人後方的遊擊戰爭”。而抗日遊擊戰爭“縮小了敵人的占領地,箝製了大量敵軍,配合了正麵主力軍的抗戰”。

  兩個戰場雖然在戰役上的直接配合不多,但在戰略上的配合是明顯的。例如武漢會戰期間,日軍曾計劃抽調華北方麵軍一部沿平漢路南下,會同南麵第十一軍夾攻武漢,但由於華北八路軍頻繁出擊,使敵在華北的“治安恢複地區隻不過是鐵路兩側地區”,因而敵不敢貿然分兵南下,遂使南北夾擊計劃告吹。在整個相持階段,敵後戰場都牽製了大量日軍,以1943年3月的材料為例,當時全部侵華日軍共36個師團約60萬人,敵後軍民抗擊日軍35萬人,占其總數的58%。國民黨軍抗擊日軍25萬人,占42%。這說明侵華日軍是以相當半數以上兵力用於對解放區作戰,這就大大減輕了正麵戰場的壓力。

  中國抗日遊擊戰爭牽製並消耗了日軍,創造了全民參戰的奇跡,這不僅對堅定國民黨的抗戰信心、配合正麵戰場作戰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對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廣大的敵後戰場的開辟,和正麵戰場一起,構成了全民族抗戰的堅強堡壘。1937年7月至1941年中國獨自進行的四年抗戰,消耗了日本大量軍力和經濟力,推遲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整個太平洋戰場最重要的戰區。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1941年底,日本總兵力為240多萬,除海軍部分用於中國、主力用於南進外,其210萬陸軍兵力,在本土約40萬,在中國東北約70萬,在華北、華中、華南60餘萬,用於南進的約40萬。這就是說,日軍總兵力的55%以上,陸軍兵力的60%以上仍然被牽製在中國,其侵華兵力相當於南進兵力的三倍。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由於抗日遊擊戰爭的堅持和中共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使全民族抗戰仍在繼續,這就使日本近百萬關東軍、六七十萬派遣軍被牢牢地鉗製在中國。日本一再強調的所謂“以戰養戰”,將華北作為太平洋戰爭“兵站基地”的計劃,也由於敵後軍民的英勇抗擊而化為泡影。當時英國首相丘吉爾曾敏銳地看到中國戰爭的作用,提出要把英國的命運“緊密地與中國人的命運聯係在一起”,他說我必須指出,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十五個師團,也許會有二十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後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說過: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麵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

  抗日遊擊戰爭的重大作用當時曾受到盟國的高度重視。1943年9月16日,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首先提出要武裝和使用八路軍牽製日軍的意見。史迪威的助手謝偉思、戴維斯等通過對中國實際的了解並經過對解放區的實地考察,認為“中國共產黨已成為中國最活躍的力量。雖然共產黨缺乏武器,但是仍有效地反抗日本人,堅持著遊擊戰爭”。“共黨已將民眾與軍隊結為一體,全部動員,故能有抗日成績之表現。”謝偉思在一份致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寫道:“據兩個美國軍官、若幹記者和二十餘個外籍旅行家關於華北共產黨控製地區狀況的許多報告,相互極為吻合。這種根據實際觀察所得的一致性是有重要意義的。它迫使我們接受某種事實,並且從這些事實中,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日本人受到積極的反抗——不管日本人對人民如何經常地作戰和殘暴地予以報複。這種反抗力量正在增長。……這種反抗是合理的,並且是成功的。因為這是動員全體人民所積極發動的全麵遊擊戰。在這全體動員中,共黨的正規軍雖然以領導組織者的身份,仍服從於為數更多的人民自身的武裝力量。他們能夠存在,是因為人民允許、支持並全心全意與他們共同作戰。這裏軍隊和人民是完全團結了。”這種觀察者的一致看法,反映了敵後解放區的真實情況。

  第三,抗日遊擊戰爭極大地發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加速了中國革命的進程。敵後遊擊戰爭的廣泛開展,不僅保存了原有的陣地,並且通過廣泛發動和組織群眾,極大地擴大了自己的陣地。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大發展時期。據1945年9月的統計,經過八年抗戰,人民軍隊的主力由4萬多人發展到127萬人,革命根據地由一個陝甘寧邊區發展到19個解放區,這些解放區包括中國西北、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廣大區域,麵積為1048000平方公裏,占全國總麵積的十分之一強,人口12550萬,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這些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使之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從而成為新中國的雛型。敵後解放區同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史迪威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從我所見到的一切來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腐敗、失職、混亂、經濟、稅收、言和行、囤積、黑市、和敵人買賣。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參加政府,說到做到。史迪威的助手戴維斯也在備忘錄中寫道:“他們生存下來,並且壯大了。1937年以來共產黨的成長差不多是幾何級數地進行著,……並且他們還在繼續長大之中。具有這種顯著的生氣和力量的原因,是簡單而又基本的,即是群眾的支持和群眾的參加。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

  堅持敵後抗戰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實踐證明,實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有力地貫徹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政治路線,是堅持抗戰、爭取勝利和創造光明中國的重要一環。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論文集》,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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