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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論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及其階級局限性

  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的。由於特殊的曆史原因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特殊形式,抗日戰爭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兩個戰場,即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麵戰場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它們是相對獨立的。但從抗日戰爭的總體上說,它們又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是相互依存和相互配合的。過去在抗日戰爭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中,一直未能對兩個戰場作統一的考察,對抗戰初期的國民黨戰場雖然作過一些肯定,但就總體上說,對正麵戰場是否定的,往往是作為敵後戰場的對立麵出現的,有很大的片麵性。這就無法科學地說明中國抗戰這樣一場全民族團結禦侮的偉大的反侵略戰爭,也很難充分論證中國抗戰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偉大的曆史地位和作用。

  列寧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曆史的重要原則。因而我們要全麵客觀地分析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曆史作用,既實事求是地評價它在抗戰中的功績,又實事求是地指出它的曆史局限性,這樣才有助於我們正確地汲取曆史的經驗教訓,也有助於我們樹立正確的曆史觀點。

  一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麵侵華戰爭。當時,中共中央通電全國,首先指明了這次事變的嚴重性質和堅決抗戰的必要性。在日本滅亡中國方針的威脅下,在全國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動下,國民黨開始改變過去的不抵抗政策,轉而采取比較努力抗戰的態度。

  七七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政府雖然仍想通過外交談判的途徑力求避免“事態擴大”,但同時也對事變采取了比較強硬的立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提出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個條件:(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談話雖仍希望通過和平的外交方法解決,但表示中國已臨到“最後關頭”,“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不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個談話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正式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這時日本已大量增兵關內,公開拋棄了所謂“不擴大方針”的欺騙宣傳。7月30日相繼占領北平、天津,8月13日又開始進攻上海。8月15日,日本正式成立以鬆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軍,並下達了全國總動員令,於是開始了對中國的大規模戰略進攻。

  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8月14日,中國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告“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15日,蔣介石下達總動員令,20日蔣自任陸海空軍大元帥,決定將政府軍事委員會作為戰時最高統帥部,並將前線省份劃為四個戰區。與此同時,經中共中央一再呼籲和敦促,國民黨對聯共抗日也采取了積極態度。9月23日,蔣介石為中共關於國共合作宣言的公布發表談話稱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使國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實現,為實現全民族抗戰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曾指出:“國民黨在1937年和1938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對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製,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正確評價。在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及其軍隊的抗戰是比較積極努力的,正麵戰場是有曆史功績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這個階段,國民黨正麵戰場是抗戰的主要戰場。

  從一般軍事學上說,在通常的情況下,正麵戰場總是擔負著主要的作戰任務。由於國民黨實行的抗戰路線和日軍對華作戰重點的變化,使國民黨戰場在抗戰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區別,但是,應當肯定,在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麵戰場確是擔負主要戰場的作用。

  從敵人方麵看,這時日本憑借其兵力和軍備上的優勢,在戰略上強調“速戰速決”,企圖集中兵力在最短時間內摧毀中國軍隊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國政府屈服,實現其獨占中國的目的。七七事變前後,日本軍國主義者一再揚言三個月之內就可解決中國,當時的杉山陸相甚至叫囂“支那事變可以在一個月內完全結束”。戰爭開始後,不斷增加其侵華兵力,到1937年9月,日軍侵華兵力已超過戰爭初期所預定的最高限額11個師團,達到了14個師團。它同時在華北和華東展開進攻,然後南下華中,幻想速戰速決。到1938年1月16日日軍占領南京後,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即第一次近衛聲明):“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待真正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這些都說明,這時期日軍作戰是以國民黨政府為主要對象,其目的是要摧垮國民黨軍事力量,迫使中國投降。

  從國內方麵看,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組織者,對團結抗戰的實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有著良好的政治和軍事素質。但在戰爭開始時,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隻有幾萬人(當時在華北前線的八路軍共32000人),武器裝備很差,還不能給敵造成足夠的威脅。而這時國民黨是第一大黨,處在執政地位,它參加抗戰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團結全國抗戰力量的作用。1937年8月初,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中共代表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應邀與會,共商國防問題。此外,廣西、四川、雲南、山西等地的地方首領白崇禧、劉湘、龍雲、閻錫山等都參加了。原來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實力派之間矛盾很深,互相猜疑,七七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電邀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大計,龍雲、劉湘曾電李、白勸阻,“未可輕易入京,萬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可見疑慮之深。但在民族敵人生死威脅麵前,使他們暫時捐棄前嫌,同意聯合抗戰。正如李宗仁所表示的:“今日的局勢隻有兩條路可循,不是抗戰圖存,便是投降亡國。”表示要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大義,擁護中央參加抗戰。因而這次作為抗戰決策的南京國防會議,結束了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各自割據一方,內戰迭起,紛爭不已的局麵。此後,各地軍隊陸續開赴前線作戰。抗戰初期,蔣介石先後調動近200萬軍隊,在華北、華東和華中等地對日作戰,他們除蔣介石的中央係統的張治中、朱紹良的第五集團軍,陳誠、薛嶽的第十五集團軍,羅卓英的第十九集團軍,衛立煌的第十四集團軍,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湯恩伯的第二十軍團等外,還有許多地方實力派的部隊,主要有:原東北軍的於學忠五十一軍,何柱國騎二軍,廖澄流五十七軍,劉多荃四十九軍;原馮玉祥西北軍舊部宋哲元的第一集團軍,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韓複榘(後為孫桐萱)的第三集團軍;山西閻錫山部傅作義的第七集團軍,商震的第二十集團軍;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部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團軍,夏威的第十六集團軍,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團軍;四川劉湘的第二十三集團軍,鄧錫候的第二十二集團軍,劉建緒的第十集團軍,潘文華的第二十八集團軍;廣東餘漢謀的第十二兵團,葉肇的六十六軍,鄧龍光的八十三軍;雲南龍雲部盧漢的六十軍,孫度的五十八軍等等。這時開赴華北前線的八路軍,以自己英勇頑強的戰鬥,積極配合了正麵戰場作戰。當時《大公報》社評曾稱:“中國此一戰,征調兵隊及於全國,凡奉命赴戰的軍隊沒有不勇敢,沒有不拚命的。”總之,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麵戰場作為主要戰場的作用是顯見的。

  第二,在這一階段,國民黨軍比較積極認真地進行了正麵防禦作戰,並打了一些硬仗。

  抗戰開始後,日軍處戰略進攻態勢,中國處戰略防禦態勢。南京國防會議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確定實行“持久消耗戰略”的國防方針,即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持久作戰消耗敵人;同時根據日軍主要以華北為進攻方向,因此決定在平漢、津浦兩路沿線地區設置三道防線,以正麵的陣地防禦戰來保守城市和戰略要地。從全麵抗戰開始到武漢廣州失守的十五個月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東南及華中兩大戰場開展正麵防禦作戰,據統計,國民黨軍在這期間同日軍進行重要戰役戰鬥270多次,殲敵77萬。其間著名的有忻口(太原)、淞滬、徐州、武漢等四次大的會戰,並取得了台兒莊戰役的勝利。

  忻口(太原)會戰,是華北戰場上進行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戰役。

  1937年7月30日,日軍占領北平、天津後,即向華北縱深挺進。這時在華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約70萬人。擔負平漢線防守的為劉峙的第二集團軍,擔負津浦線防守的為宋哲元的第一集團軍,擔負平綏線防守的為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和高桂滋的第十七軍。8月31日,日軍正式編組以壽內寺一大將為司令官的華北方麵軍,轄八個師團,分兵三路沿平漢、平綏、津浦鐵路線南下發動進攻。敵將主力置於平漢線方向,企圖“迅速消滅河北省中部敵人”。國民黨軍隊在保定、滄州一線節節抵禦。由於守將劉峙畏敵退卻,敵連陷固安、涿州後,9月24日占領保定,使原來準備在保定一線組織防禦的計劃未能實現。10月10日,敵攻陷華北重鎮石家莊。隨後,日軍對平漢線取守勢,將進攻重點轉向山西,並以一部兵力進入正太鐵路。而進攻平綏線的日軍也於8月27日攻占軍事重鎮張家口,9月12日占領大同,敵阪桓第五師團則南下進入山西的渾源、靈丘一線,於是晉北告急。10月1日,日軍部正式下達攻取太原的命令,並作出由晉北和晉東沿同蒲、正太兩鐵路線分進合擊的部署,企圖一舉奪取山西,進而解決華北戰局。

  國民黨政府曾提出“確保山西”的方針,當晉北告急時,閻錫山急令傅作義趕赴前線指揮,南京政府也急調衛立煌部由河北馳援晉北。中國部隊部署平型關及內長城一線。總兵力六七萬。這時奉命開赴山西作戰的八路軍一一五、一二〇師,到達雁門關、平型關一帶,協同友軍作戰。9月25日,一一五師首戰平型關,殲敵精銳阪垣師團一部千餘人,取得華北抗戰以來第一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敵在平型關受阻後,轉而進攻平型關與雁門關之間的茹越口,中國守軍經過激戰後,於9月底全線後撤,山西內長城防線被突破。

  10月初,為保衛太原,挽救危局,國民黨第二戰區先後集中十六個師十餘萬人,組成三個防禦兵團,以衛立煌為前敵總指揮,在太原以北忻口地區組織會戰,同時由孫連仲等部在太原娘子關一線阻敵西進,配合晉北主力決戰。從10月13日起,敵5萬餘眾向忻口陣地猛烈進攻,中國守軍浴血奮戰20多天,堅守住陣地。這時,八路軍各部在敵後積極配合,五師、一二〇師頻頻出擊,破壞交通,截斷日軍後方補給線,並一度占領雁門關,使敵彈藥補給十分困難;10月19日,一二九師夜襲陽明堡,擊毀敵機20餘架,有力地配合了友軍作戰。忻口會戰顯示了中國軍民抗戰的威力,在近一個月的作戰中,使敵無法前進一步,傷亡達3萬多人。中國官兵犧牲也達10萬之眾,其中包括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騏等。東線娘子關守軍也進行了英勇抵抗,但因兵力分散,在強敵猛烈襲擊下,10月26日娘子關陷落,守軍全線撤退,敵進而逼近榆次、太原。娘子關失守後,忻口陣線動搖。11月2日,閻錫山下令忻口守軍撤退。11月9日,太原失守。從此,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防禦戰已基本結束,進入了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抗日遊擊戰爭階段。

  淞滬會戰。這是正麵戰場進行的一次最艱苦激烈的會戰。

  當平津戰事正激烈進行之際,日軍又策動對上海的進攻,企圖鉗製中國軍隊主力,配合奪取華北,並進而占領滬寧,迅速迫使國民黨政府屈服。八一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即令在滬寧線駐守的張治中率兩師兵力增援上海,痛擊入侵之敵,同時任命馮玉祥為第三戰區司令官,負擔淞滬戰場作戰指揮(9月中旬以後蔣介石兼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為副司令官,負責前線指揮)。國民黨政府先後從各地調集到淞滬前線的軍隊達22個軍50餘師,總兵力為70萬人。開始,日軍以海陸軍1萬多人依靠海空優勢火力的掩護,在上海北部地區登陸,向閘北等地進攻。由於兵力不足,在中國軍隊嚴重打擊下,日軍在狹小範圍內無法展開,處於被動局麵。8月底以後,日軍由國內和台灣等地大量增兵上海,總兵力達30萬人。雙方戰鬥日趨激烈。敵我雙方在寶山、羅店、大場、北站、瀏河、吳淞、蘊藻浜、劉行、閘北、蘇州河岸等地展開爭奪戰。戰鬥最激烈時,中國軍隊每小時傷亡達千人,主力各軍都補充了四五次,下級軍官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級軍官傷亡也過半。日本大本營稱,日軍開始參戰的兩個師團(第三、第十一師團)人員已傷亡殆盡,全部以新的兵員補充,為日俄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損失。原來日軍曾揚言十天即可占領上海,但卻被中國軍隊拖住3個月之久。上海作戰後期,由於日軍大量增兵,而中國增援難繼,已漸陷於被動地位,這時蔣介石為照顧所謂國際影響,仍一再下令堅守,致使前方損失慘重。11月初,日軍在杭州灣金山衛和濟河兩翼登陸,迅速切斷滬杭鐵路線,9日攻陷鬆江,使中國軍隊腹背受敵,整個防禦部署被打亂。為保存主力免遭圍殲,蔣介石被迫下令全線撤退。11日,上海失陷。

  此役,日軍傷亡達6萬人,中國軍隊傷亡近20萬人。曆時三月的淞滬抗戰,有力地擊破了日軍“三月亡華”論,充分顯示了中國軍民抗戰的力量。

  日軍占領上海後,隨即沿滬寧鐵路進攻南京。至12月初,敵已從東、南和西南三麵進逼南京。國民黨軍隊由於倉促組織防禦,十幾萬部隊又死守孤城,13日南京就被敵攻陷。日軍在南京製造了亙古罕見的大慘案,30萬和平居民慘遭屠殺。

  台兒莊戰役。這是徐州會戰中的一個重要戰役。

  日軍實現占領華北和寧、滬、杭後,遂將作戰重點轉向華中,企圖首先奪取徐州,打通津浦路,使南北兩個戰場打成一片,然後集中力量攻取武漢。其時,沿津浦路南下的華北日軍(第十師團)已占領濟南,進抵兗州、濟寧一線,敵第五師團則沿膠濟鐵路進犯,華北日軍第十三師團也沿津浦線北犯,攻占了淮河北岸蚌埠等地。這時擔任津浦路和徐州一線防禦的是李宗仁為指揮的第五戰區部隊,加上增援的湯恩伯、孫連仲等部,總兵力達60萬人。

  1938年3月中旬,在敵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指揮下,以第五師一部直趨臨沂,第十師團向滕縣等地進攻,企圖會師後合攻台兒莊,消滅運河以北中國軍隊主力。進攻臨沂之敵,受到守城龐炳勳部頑強抵抗,隨後又得到增援的張自忠部配合,激戰五晝夜,殲敵四千餘,迫使日軍退守莒縣,從而粉碎了日軍第五、十師團合攻台兒莊的計劃。滕縣守軍在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指揮下,與敵激戰三晝夜,全部壯烈殉國。3月23日,敵第十師團開始進攻台兒莊。台兒莊位於徐州東北三十公裏,扼運河的咽喉,具重要戰略地位。李宗仁以一部兵力駐守台兒莊,正麵牽製敵人,以主力置敵側後,伺機殲敵。24日,敵以地麵和空中猛烈炮火攻擊台兒莊,中國守軍奮勇作戰,27日敵一部衝入台兒莊,雙方展開巷戰,反複爭奪,戰況慘烈,我守城部隊傷亡過半。此時,在李宗仁的一再嚴令下,湯恩伯部由南向北從側背攻擊敵人,4月6日與守城部隊發起反攻,內外夾擊,大敗日軍,殲敵兩萬餘人(斃敵七千餘,擊傷13000餘人)。台兒莊戰役是國民黨正麵戰場取得的第一個較大的勝利,具有重要的意義。

  日軍在台兒莊受挫後,4月間即從華北及蘇、皖等地調集重兵,合力圍攻徐州。至5月初,敵十三個師團30餘萬兵力分六路進攻,形成了對徐州四麵合圍態勢。為避免主力被殲,李宗仁決定全線撤退,跳出了敵包圍圈。5月19日徐州失落。

  徐州會戰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隨後又保證了主力安全西撤,這從作戰指導上說是比較正確的。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在徐州會戰進行之際,國民黨軍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臨行前,白曾專請周恩來商談津浦戰場的作戰方針。周向他建議:津浦南段以運動作戰為主,輔之以遊擊戰,並已令新四軍作戰役配合,這樣在廣闊的淮河流域使日軍時刻受到威脅,不敢貿然北上;在徐州以北則宜采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方針,守點打援,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後來在徐州會戰中大致采納了這個建議,在作戰方法上比較積極主動,因而取得了成效。這是抗戰初期國共合作的一段佳話。

  武漢會戰。6月15日,日本禦前會議正式批準發動武漢戰役,接著日軍大本營又作出“以初秋為期,攻占武漢”的決定,其主要目的是占領國民黨臨時政治中心武漢,並配合奪取華南重地廣州,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給中國以嚴重打擊,迫使中國政府屈眼。敵先後集中了14個師團的兵力,以第十一軍所屬溯長江兩岸西進為主攻方向,以第二軍在淮河以南策應。國民黨則在“保衛大武漢”的口號下,在武漢地區集結兵力100萬人以上,以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和陳誠的第九戰區實施防禦作戰。

  國民黨軍主力集中武漢外圍沿長江兩岸展開,戰場遍及皖、贛、鄂、豫四省廣大地區。武漢戰役從1938年6月12日敵在安慶登陸開始,至8月下旬,主要是外圍作戰階段,國民黨軍依托長江沿岸要塞和大別山麓地區進行了頑強抵抗。7月26日,敵占領九江,隨後在長江方麵越過了國民黨軍第一防禦地帶(鄱陽湖及大別山東麓一線)。8月下旬,日軍大本營正式下達攻占武漢的作戰命令,於是日軍從南北兩線分兵五路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民黨軍節節抗擊,阻敵前進。在武漢會戰期間,國民黨軍同日軍大小戰鬥數百次,並在南潯路、馬頭鎮、富池口、大冶、半壁山、黃石港、田家鎮、萬家嶺等地重創日軍。至10月中旬,由於日軍已突破國民黨軍第二防禦地帶(決戰地帶),對武漢形成了包圍態勢,在此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於21目決定放棄武漢。25日,武漢失陷。

  武漢戰役曆時四個多月,據國民黨方麵統計,敵傷亡達10萬人以上,基本上達到了“作戰四個月,予敵以最大之消耗”的目的,掩護了政府機構和經濟文化設施的西遷,使日軍速戰速決的目的歸於破產。

  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麵戰場上述的四次大會戰,基本上反映了這一時期國民黨軍隊正麵防禦作戰的情況。

  第三,廣大官兵作戰勇敢,表現了中華兒女同仇敵愾,不怕犧牲的愛國精神。

  抗戰發動後,國民黨軍隊官兵中長期被壓抑的抗日愛國精神被激發起來了。同樣一支軍隊,由於戰爭的目的性不同,會表現出完全相反的精神麵貌。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場上,除少數畏敵潰逃外,廣大愛國官兵積極主動,浴血奮戰,湧現了許多感人至深的英雄業績。像在淞滬會戰中,守衛寶山的姚子青營五百官兵,麵對2000日軍、30餘艘敵艦,20多架飛機和近30輛坦克的攻擊,奮勇抗擊七晝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敵人的進攻。最後日軍施放硫磺彈,燃起全城熊熊烈火,敵軍在戰車掩護下衝入城內。全營官兵與敵巷戰肉搏,激戰兩晝夜全部壯烈犧牲。當時滬《大美西報》曾著文讚歎此次姚營全部珣城,其偉大壯烈,實令人內心震動而肅然起敬,此非僅為中國人之光榮,亦為全人類之光榮。其偉績將永垂史跡而不朽。又如,守軍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代團長謝晉元,奉命率五百多人從北站進駐四行倉庫,掩護主力從蘇州河北岸撤退。他受命後曾以詩明誌,寫道:“勇敢殺敵八百兵,抗敵豪情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倭奴氣不平。”他們在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援下,堅守陣地,奮戰四晝夜,擊退敵人六次進攻,殲敵200餘人,擊毀戰車兩輛,孤軍傷亡37人。後奉命退入租界,被迫將武器交給租界當局,人被軟禁在膠州公園。在三年多的孤軍營生活中,謝晉元仍然勵精圖治,繼續訓練軍隊,準備重上戰場殺敵。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慘遭叛徒謀害。國民黨軍隊中的一些高級將領,也同樣表現了可貴的民族氣節和英勇殺敵的愛國精神。像第九軍軍長郝夢齡,過去曾參加過內戰,痛感“流血千裏,人民遭殃”,一度要求解甲歸田。七七事變後,他主動請纓北上抗日,並與家人立下遺書,決心拚死在抗日疆場。忻口會戰時,他任中央兵團指揮。在他寄出的最後一封家書中曾寫道此次抗戰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後關頭,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為爭取最後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故餘犧牲亦有榮,為軍人者,對國際戰士,死可謂得其所矣。“在作戰中,他身先士卒,終於履行了自己為國捐軀的誓言。此外,如佟麟閣、趙登禹、劉家麒、王銘章、李必蕃等將軍,都先後以身殉國。毛澤東對他們的愛國犧牲精神曾給以很高的評價。讚譽為”崇高偉大的模範。

  對於中國軍隊英勇頑強的抵抗,敵人也不能不感到震驚。如守衛台兒莊的池峰城師官兵,與攻入城內的敵人反複肉搏,血戰經旬,在城寨被敵占領四分之三的險惡形勢下,仍然死命支撐,最後奪回了失地。敵人目睹此壯烈場麵,在戰報中曾寫道敵於狹窄的散兵壕內重疊相枕,力戰而死之狀,雖為敵人,睹其壯烈亦為之感歎。又說“屍山血海,非皇軍所獨有”。

  總之,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廣州失陷期間國民黨進行了比較頑強的抵抗並取得個別戰役的勝利。但是,從整體上說,正麵戰場的防禦作戰是失敗的,在僅僅十五個月的時間裏,日軍長驅直入,很快就囊括了華北、華中大片土地和華南的要地,曆次會戰也都以失敗或退卻告終。當然,對於這種情況,也應該給以全麵的、客觀的分析。

  一方麵,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敵強我弱的形勢決定的。由於日本是采取戰略進攻方針,中國居於戰略防禦地位,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在總體戰略上,應自覺地采取戰略的持久戰。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應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勇於實行必要的退卻,雖然喪失若幹土地,但贏得爭取勝利的時間。“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從這一方麵看,抗戰初期正麵戰場的防禦作戰是有曆史意義的。其一,它打擊了敵人的氣焰,振奮了民族精神,從而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全國性的抗日高潮。戰爭初期,日本帝國主義曾大肆宣傳中國“不堪一擊”,幻想三個月就可以滅亡中國。但是,戰端一開,中國不僅沒有迅速地滅亡或屈服,相反卻加強了抗戰到底的民族意誌,使日軍速戰速決的計劃徹底破產。在這一時期,國民黨不但調集了自己的200萬軍隊參加抗戰,成為防禦作戰的主要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進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承認了中共及其他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修改了一些反動法令,公布了《抗戰建國綱領》,成立了谘詢性的國民參政佘等等。國民黨作為一個執政的黨,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采取了這些抗戰的措施,是有利於統一全國抗戰的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國民黨政府是起了國防政府的作用。毛澤東曾指出:“抗戰以來,把國內各個互相對立的階級、黨派、集團都團結起來了,各個不同的區域,不同的軍隊,都統一於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揮之下了,抗戰十五個月的堅持,沒有這個統一團結是不可能的。”正因為這樣,使抗戰初期比較順利地出現了全國軍民抗日的高潮和蓬勃向上的新氣象。其二,爭取了十五個月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雖然喪失了大片國土,但也給敵人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造成了嚴重困難,迫使它不得不停止戰略性的進攻。這就使我贏得了時間,保障了我國政治機構和軍隊主力逐漸西移,也使一部分經濟和文化設施能夠由沿海遷往內地,從而有可能在大西南和西北建立新的戰略基地,使持久抗戰得以實現。同時應該指出,國民黨軍隊的正麵防禦,在客觀上也掩護了八路軍在華北敵後就位,減輕了敵人對我們的壓力,為敵後戰場的開辟創造了一定的條件。當然,八路軍、新四軍向敵後的挺進和敵後戰場的開辟,也是對正麵戰場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因為“這種挺進是在敵人戰略進攻階段上我方的反進攻”。它阻止敵人繼續長驅向西南、西北進攻,促使相持階段的到來。

  另一方麵,在戰略防禦階段喪失若幹土地雖是不可避免的,但正麵戰場喪師失地如此之快,之多,卻是國民黨主觀指導上的失誤造成的。敵強我弱是中日戰爭中的一個特點,但不是惟一的特點。從敵人方麵說,它還有許多弱點可資我們利用;從我們方麵說,也還有許多優點可以發揮。僅就軍事力量看,抗戰開始時,國民黨軍隊共有291個師另52個旅,近200萬兵力,日本現役兵員僅38萬,雖然中國的海空軍力量劣於日軍,但在南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在兵力上都占有優勢。日軍在裝備上雖占有優勢,但其在戰略和戰役指導上也是有懈可擊的。毛澤東在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時曾指出日軍在指導上的五大錯誤: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戰略時機,包圍多殲滅少。這些“表現其指揮的笨拙”,因而使我有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的可能性。但是,敵之弱點與我之優點,國民黨都沒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和發揮,以至一退再退,使敵長驅直入。究其原因,是國民黨在政略和戰略指導上的錯誤,這表現了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局限性。關於這個問題,擬在後麵一並分析。

  二

  日軍占領武漢、廣州後,隨著戰局的擴大和戰線的延長,使其兵力不足、資源匱乏、財政困難的弱點日益顯露。中日戰爭趨向長期化。日本決策者也不能不承認其迅速亡華計劃的破產,認為“解決中國事件並非如此簡單,國民政府現擁有240師,其外尚有遊擊隊100萬以上。如何解決此巨額之軍隊,如何對付國內之經濟問題,及如何應付第三國之態度,均為棘手之問題。因此欲求得徹底解決中國事件則至少需時五年至十年之久”。這時,日軍統帥部確定以“確保占領區”為今後主要任務,並劃定由包頭經黃河下流、黃泛區、廬州、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為治安區,以足夠兵力恢複這一區域的治安,而作戰地區則限定在安慶、信陽、嶽州,南昌之間的狹窄區域內,強調“今後在無特別需要,不再擴大占領區”。這樣,日軍基本上停止了對正麵戰場的戰略進攻,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

  這時,日本侵略者為了擺脫長期陷於戰略被動的態勢,及早結束在中國的戰爭,對國民黨采取了以軍事打擊和政治誘降兼施並用的方針。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日本政府的近衛首相連續兩次發表聲明,闡述所謂調整日中關係的新方針,改變了1月16日第一次近衛聲明中關於“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方針。1939年9月日在南京成立了以西尾壽造大將為總司令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而西尾來華的一個重要使命即是“解決事變第一,作戰第二”。

  對於這一時期國民黨的抗戰及其政策也要作全麵的具體的分析。應該指出,日本政府策略上的變化和這時英美策劃的“東方慕尼黑”活動,很快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得到了反映。1938年12月,親日派的汪精衛集團公開投敵叛國,1940年3月又在南京成立了全國性漢奸政權。英美派的蔣介石集團則開始了其政策上的變化,逐漸將其重點由抗日轉移到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就是這個轉變的重要標誌。在五中全會上,第一,它雖仍申言抗戰到底,以期獲得最後勝利與建國之成功,但又把“抗戰到底”的含義解釋為“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第二、它雖然仍提出繼續聯共抗日,但又通過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這表明國民黨的妥協和反共傾向有了增長,這和抗戰初期的情況相比較,確是後退了。

  但是,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雖然開始出現消極避戰,保存實力的意圖,但仍然在支撐著正麵戰場,維持持久戰的局麵。1938年11月蔣介石在湖南南嶽主持的軍事會議,改變了過去所謂三期抗戰的提法,認為武漢失守後中國抗戰進入第二期,提出第二期抗戰要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精神重於物質,遊擊戰重於正規戰;決定以三分之一部隊配備在敵後擔任遊擊,三分之一部隊在前方抗戰,三分之一到後方整訓;調整了指揮係統,重新劃分了戰區,全國劃分為包括蘇魯、冀察兩個遊擊戰區在內的共十個戰區。雖然進入敵後的部隊後來主要是用來對付共產黨的,但這次會議的部署基本上完成了由戰略防禦到戰略相持的轉變。這時中國抗戰出現了以共產黨為領導的華北敵後戰場和以國民黨政府為主體的華中、華南正麵戰場,兩個戰場雖然在作戰指導和戰役上是各自進行的,但在戰略總體上仍然是互相配合和互為條件的。

  從武漢失守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日軍對國民黨戰場發動了幾次規模不等的戰役性進攻,這些攻擊不是以攻城掠地為主要目標,而是以摧毀中國繼續抗戰的力量,掠奪戰爭資源,控製交通線等為主,企圖通過軍事壓力,迫使中國屈服。在這期間,1939年進行了海南島、南昌、隨棗、桂南和第一次長沙戰役,1940年進行了棗宜戰役,1941年進行了豫南、晉南、上高和第二次長沙戰役。日軍雖然在南昌、棗宜、豫南等戰役中取得一些勝利,但由於日軍已無力進行大規模的戰略性進攻,因而戰局沒有大的變化,雙方基本上保持著相對固定的作戰線。

  在這期間國民黨軍隊仍表現了一定的作戰能力,並取得了一些戰役的勝利。如第一次長沙會戰,前後近一個月,斃傷敵2萬多人,迫使敵退到原來陣地;又如上高戰役,原來敵決定在其主力三十三師團等部調往華北之前,對南昌方麵的國民黨第九戰區部隊發動一次進攻,結果遭到中國軍隊的痛擊,傷亡兩萬多人,北調計劃被打亂。此外,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國民黨軍隊還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冬季攻勢”。這次攻勢作戰,在華南、敵曾在11月間占領南寧,攻陷戰略要地昆侖關。12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在白崇禧統一指揮下,向昆侖關發起反攻,經過激戰,斃敵中村旅團長以下4000餘人,於12月31日收複昆侖關。在華中,國民黨軍隊以七八十個師的兵力進行攻勢作戰,曆時40多天,給敵以一定的打擊。在華北,傅作義部曾於1939年12月一度攻入包頭,次年2月收複五原。這次“冬季攻勢”是正麵戰場惟一的一次大規模反攻作戰,它對於打擊敵人,堅持抗戰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它取得的實際戰果不大。這次攻勢作戰曾使日軍不得不重新估計中國抗戰的力量,據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編《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記載,它承認“深感敵尚強大”,“證實敵人仍有二百萬兵力”。但又說在如此大規模的攻勢中,它沒有克複任何要地,而且蒙受了極大的打擊。從此以後國民黨軍沒有進行過這種大規模的攻勢作戰。

  應該指出,這時國民黨實行的消極避戰、積極反共的政策也嚴重影響和削弱了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例如1941年1月的豫南戰役,日軍就是利用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之機進行的。1月上旬,華中日軍得悉湯恩伯第三十三集團軍正在東進,當時湯部位於信陽以東的遂平至項城一帶,於是判斷其東進目的在於進攻安徽的新四軍,認為這是殲滅湯部主力的極好時機。敵迅速調動三個師團兵力分三部向豫南進犯。戰役從1月下旬開始,半個多月時間,敵攻占確山、遂平、南陽、汝南、上蔡,項城等十餘縣城,湯部損失嚴重。又如,1941年日本中國派遣軍根據其大本營《對支那長期作戰指導計劃》,確定以“加強占領區的治安”作為本年度的一個主要目標,華北日軍為改善山西“治安”,決定發動晉南戰役(中條山戰役),以擊破衛立煌的第一戰區主力。5月間,日軍集中六個師團又三個旅兵力向晉南等地進攻。國民黨在這裏有20多個師的兵力,雖然守衛部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像師長王竣、寸性奇等都壯烈殉國,但由於消極避戰方針的影響,部隊很快渡過黃河,全部退出了中條山地區。在20多天作戰中,部隊損失慘重。據日本方麵的統計,國民黨軍隊死亡約42000人,被俘約35000人。

  從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戰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更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是抗日戰爭發展的一個新時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在太平洋最大的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進攻英、美、荷等國在西南太平洋的屬地。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雖然英美等國在開始時陷於十分被動的局麵,但總的形勢是對中國抗戰有利的。這是因為,由此正式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1942年1月1日由中蘇美英等26國聯合簽署發布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為標誌),中國人民抗戰事業得到更多更廣泛的國際同情和援助;同時太平洋戰爭爆發也宣告了西方帝國主義綏靖政策的徹底破產,美國為重新取得太平洋的優勢,也要仰賴於中國戰場,因而從這時起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大大增加,這一時期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件也不乏友好和恭維之詞。1942年1月,在美英兩國的建議下,設立了中國戰區統帥部(含中國、泰國、越南和緬甸北部),蔣介石為統帥,史迪威為參謀長,統一指揮這一地區聯合作戰。美國的參戰和“美援”的增加,對於一貫依賴英美的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也進一步堅定了蔣介石集團的抗戰決心。

  從這時起,中國抗戰不僅在戰略上配合和援助了太平洋戰爭,並且也在戰役上支援和參加了英美軍隊在南方的作戰。

  珍珠港事件後不久,日軍為配合其在東南亞地區的進攻,防止中國軍隊南移,集中2萬兵力發起第三次長沙戰役。國民黨軍隊先後有14個軍參加會戰,給敵以重大殺傷。戰鬥持續23個晝夜,據國民黨方麵統計,此役斃傷敵56000人。長沙會戰勝利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發表告中國人民書稱“這是所有同盟國家的勝利”。

  為配合英美盟軍,國民黨政府還派遠征軍入緬作戰。1942年初,日軍準備攻占緬甸。應駐緬英軍司令韋維爾要求,國民黨政府先派空軍誌願軍赴仰光協防(未到,仰光已陷),後又派由三個軍組成的中國遠征軍援緬。入緬作戰的目的是配合英軍,保衛滇緬路,維持我國的對外交通線。10萬遠征軍在異國頑強抗擊日軍,掩護英軍撤退。曆時12天的同古一戰,斃敵5000,傷無數。日軍大佐橫田日記稱“南進以來,從未遭受若是之勁敵,勁敵為誰,即支那軍也”。但作戰後期,由於盟軍指揮協同失當等原因,遠征軍作戰遭到失敗。5月,遠征軍一部退入印度,大部回到國內。師長戴安瀾和數萬壯士戰死他國戰場。1943年4月,退回雲南的遠征軍與增派的部隊組編為滇西遠征軍,撤退到印度的遠征軍同國內新派去的部隊改編為中國駐印軍。10月,中國駐印軍五個師從印度進入緬甸北部,同日軍展開反攻作戰。1944年5月,滇西遠征軍17個師越過怒江,向西進攻,翌年1月在畹町與中國駐印軍會師,打通了中印公路。在緬北作戰中,中國軍隊收複大小城鎮50多處,殲滅日軍31000多人,為收複緬甸,配合盟軍作戰作出了貢獻。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作戰的指導中心逐漸移向南方對英美的戰爭,但中國仍是其所謂“大東亞聖戰”的重要戰場,用於中國戰場的兵力仍在60萬左右(如1943年侵華兵力比其在南方作戰兵力約多出一倍)。這時候侵華日軍仍以確保其占領區為主要任務,對國民黨正麵戰場的軍事行動則主要以太平洋戰爭的戰略需要為轉移。1942年4月,美機從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艦起飛,首次轟炸日本本土東京、神戶等地,引起其國內一片驚慌。美機返航至中國浙江境內降落。這時中國沿海的一些機場確成為美國保持空軍優勢的重要基地。日本大本營為使其國內免受空中威脅,確保太平洋戰爭的順利進行,遂命侵華日軍以打通浙贛鐵路、破壞沿途機場為目的,發動浙贛戰役。從5月開始,日軍以10萬之眾發動進攻,國民黨軍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給敵以相當的殺傷,但由於某些高級將領消極避戰、保存實力思想嚴重,指揮失當,至7月,敵先後占領了48座縣城,打通了浙贛路,並徹底破壞了玉山、衢州、麗水等機場及附屬設施。日軍大本營認為作戰“目的已達”,遂按照不擴大占領區的方針,下令除確保金華及附近的地區外,恢複原態勢。是役,中國軍民傷亡約達25萬人。這是日軍為配合太平洋作戰(正是日軍準備進攻中途島之際)向中國正麵戰場發動的一次進攻。

  從1942年下半年開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這年6月,美國海軍在中途島海戰中,重創日海軍聯合艦隊;8月,美軍攻占日軍在南太平洋上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瓜達爾卡納爾島,從此盟軍在太平洋戰場逐漸轉入了戰略反攻。這時日本為擺脫困境,企圖收縮戰線,盡快結束中國戰爭,以便集中對付太平洋戰爭。它在政治上加強了所謂“招撫”政策,一麵利用國民黨內部派係矛盾,分化、拉攏軍政要員,一麵對蔣介石作出讓步,以同意恢複七七事變前的狀態為誘餌,要蔣政府與英美斷絕關係。同時在軍事上繼續施加壓力,企圖進一步控製長江上遊及洞庭湖主要產糧區,進而對重慶造成威脅之勢。日本的“招撫”謀略曾收到一定的效果,國民黨重要將領如吳化文、孫殿英、龐炳勳等都是在這時投敵的。但由於這時國際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蔣介石對日和談已表現冷淡,因而日本企圖盡快結束中國戰爭,以便用侵華兵力去挽救太平洋戰場的頹勢,是根本不能實現的。至於1943年日軍對正麵戰場發動的鄂西戰役和常德戰役,也沒能夠取得新的進展,雙方仍基本上保持了原來的態勢。

  但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勝利發展,蔣介石集團依賴美英保存實力,坐等勝利的思想更加嚴重,抗戰後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反共反人民政策,不僅嚴重削弱了中國抗戰的力量,而且也使它的大批部隊喪失了戰鬥力。1944年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的大潰敗,就是國民黨推行對日消極避戰和積極反共政策的結果。

  1944年,美軍采取越島進攻戰術。7月占領塞班島,把戰爭推進到離日本本土隻有二千公裏的海域。日本東京內閣被迫總辭職。日本為了扭轉其在太平洋戰場的不利戰局,決定對中國正麵戰場發動一次戰略性進攻,目的是要打通平漢鐵路南段、粵漢鐵路和湘桂鐵路,開拓一條由朝鮮、中國東北,貫通華北、華中、華南直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以挽救孤懸南洋的日軍,並摧毀美國在中國的空軍基地。為此,日軍作了周密的準備,大力擴編軍、師團,補充兵員,並從國內和關東軍抽調部隊參戰,整個戰役先後投入了五個軍十六個師團和若幹旅團,總兵力達四五十萬人。在越南和緬甸的日軍也采取了相應的行動。日軍大本營把這次豫湘桂戰役稱作“打通大陸交通作戰”,代號為“一號作戰”。整個作戰從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下旬,包括河南戰役和湘桂戰役。這次雖然是日本侵華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攻勢,但從總的看,日軍已喪失了戰略主動權,整個戰局對我有利,在整個作戰中國民黨軍隊先後投入100多萬兵力,占有優勢,且在戰役前後,敵後八路軍都進行了積極的配合,這同抗戰初期的形勢已大不相同。但是,國民黨長期執行的避戰、反共政策,卻使它的部隊喪失了戰鬥力。如擔任河南正麵防禦和黃河河防的第一戰區副總司令湯恩伯(總司令蔣鼎文)所部30餘萬人,經營河南數年,以反共、擾民為能事,結果在日軍10餘萬兵力的進攻下,除非嫡係部隊(如孫蔚如、馬法五、劉茂恩等部)進行一些比較認真的抵抗外,而號稱精銳的湯恩伯部隊卻一觸即潰。河南戰役前後38天丟失城市38座,折兵過半。在湘桂戰役中,主要進行了衡陽保衛戰,從6月22日至8月7日,堅守危城47天,連續打破日軍兩次總攻擊,打得頑強、出色,但最後卻以守城指揮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叛國投敵而告終。在豫湘桂戰役的短短八個月中,日軍長驅直入,從河南一直打到廣西,並繼續沿黔桂線推進到貴州獨山一帶,直逼重慶。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六七十萬,丟失包括146座大中城市的20萬平方公裏土地,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使6000多萬同胞淪於敵人的鐵蹄之下。應該指出,日軍雖然打通了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但因運輸材料缺乏,大陸交通線始終未能全線通車,它的戰略意圖實際上未能實現。相反,由於戰線的延長,分散和牽製了大量日軍,使這次戰役不但不能挽救其日趨惡化的總態勢,卻給中國抗日軍民的反攻造成了有利時機。

  總之,相持階段到來以後,國民黨抗戰的消極方麵開始突出,特別是抗戰後期它的危害作用更加明顯。但是,由於國際和國內各種因素的製約,這時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仍然是具有既抗日又妥協,既抗戰又消極避戰,既聯共又反共這樣兩麵性的。在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軍隊進行了18次會戰,並兩度赴緬作戰,仍牽製了約占40%左右的侵華日軍,維持了持久抗戰的局麵。在整個八年抗戰中,據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材料,共作戰4萬多次,其中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70次,斃傷日軍237萬。因此,僅就抗戰而言,國民黨的積極作用是其基本的方麵,是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三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接受了中共倡導的團結抗戰的主張,這是國民黨曆史發展中的一個進步,基合乎民族大義的行動。“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抗戰一開始,中共就製定了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的方針,希望國民黨徹底改變十年內戰時期的錯誤政策,以實現共同抗日與共同建國的目的。

  如前所述,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並沒有如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徹底棄舊圖新,相反卻重蹈過去的一套錯誤做法,這不僅限製了它在民族戰爭中應有作用的發揮,削弱了全國軍民的抗戰力量,並且成為最終導致國共兩黨關係破裂,使它自己喪失人心的深刻原因。這恰恰表現了它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黨在民族戰爭中的階級局限性。這種階級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表現在政治上它執行一條反人民的片麵抗戰路線。抗戰初期毛澤東就指出:當時“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製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因而,關於如何抗戰問題,即全麵抗戰還是片麵抗戰,成為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爭論的主要問題,也是關係到抗戰前途的根本問題。應該看到,國民黨中的多數人是具有愛國的民族意識,是有抗戰的熱情和決心的,但它的統治集團則主要是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被迫參加和堅持抗戰的,它的抗日是具有不徹底性和妥協性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雖然在抗戰初期有條件地承認了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但由於它畏懼人民力量的壯大,基本上是把解決中國抗戰問題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國身上,因而不願利用和發揮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有利條件,拒絕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關於實行全麵的全民族抗戰的主張,力圖把抗日戰爭局限於單純的政府和軍隊抗戰。這是國民黨喪師失地的深刻的政治原因。

  相持階段到來後,由於中共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壯大,在華北和華中開辟了廣大的敵後根據地;由於日本基本停止了對正麵戰場的戰略性進攻,對國民黨更多地采用政治誘降的策略;由於國民黨已將其主力轉移到西南後方,又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麵,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畏懼和仇視人民力量的情緒迅速增長,逐漸把注意力從日本帝國主義身上移到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身上來。這時國民黨采取了對日消極作戰、對內積極反共的政策,它不但“將抗日初期人民和各抗日黨派爭取得來的某些權利,一概取消”。而且還不斷製造反共的軍事磨擦。據統計,從1938年10月至1944年3月,六年多的時間,國民黨使用約190萬軍隊,製造反共磨擦事件約2500多次,其中並有三次反共高潮。武漢失守後國民黨曾決定抽調三分之一兵力到敵後開展遊擊戰爭,這個決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進入敵後的部隊卻主要被用來對付共產黨,特別是1941年以後,蔣介石采取罪惡的“曲線救國”政策,指使敵後部隊投降敵方,以偽軍旗號進攻解放區。據統計,進入華北,華中敵後的國民黨軍隊不下100萬(1941年在華北約有80萬,華中約有20萬),除被敵人消滅或撤回後方夕卜,投敵的竟達50萬人(占偽軍總數62%),到1944年留在華北敵後的不過二三萬人。這樣,不僅嚴重削弱了抗戰力量,而且正是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及其錯誤的政策,導致了它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嚴重困難,日漸失去了民心。

  其次,在軍事上采用消極防禦戰略並沿襲腐敗的軍事製度。在敵強我弱的軍事形勢下,我們作戰的基本方針應采取“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運動戰為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而國民黨軍隊的戰略防禦,始終把陣地防禦戰放在主要地位,企圖以單純防禦阻止敵人的進攻。這種消極防禦的方針,即不積極尋找和利用有利戰機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有生力量,不敢把主力用於側麵,采取迂回包圍的戰法,調動和分散敵人,達到各個殲敵的目的,而是在預定的陣地上擺出決戰架勢,等待敵人進攻,在固定的地域與敵人拚消耗。這就置自己於被動地位,既不能為進攻戰役和戰略反攻創造條件,又使敵人的長處得到發揮。八年抗戰中正麵戰場22次大的會戰,絕大多數都是這種陣地防禦戰。正是“這種笨拙的戰略,就使得前線將士英勇的奮鬥不能獲得應有的戰果”。

  國民黨軍隊在作戰指揮上的錯誤,還和它腐敗的軍事製度緊密相關。國民黨軍隊內部派係複雜,上下爭權奪利,互相排擠傾軋,在戰場上各自保存實力,互不配合。國民黨軍事上實際是軍事寡頭製度,在戰略和戰役指揮上,蔣介石獨攬軍權,一切由個人說了算,使正確意見得不到采納。他甚至進行越級指揮,各級指揮官形同虛設。一些高級指揮官患有嚴重的恐日病,腐朽無能,敵未至而自潰和臨陣逃脫的醜行並不鮮見。這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他曾說無論在上海或其他戰場,每次後退,都是我們高級將領,判斷敵情不明,乃至貪生怕死,不敢指揮部隊,先自脫逃所以不能掌握部隊,如此,你當主官的先違犯軍紀,犯了臨陣脫逃之罪,叫部下如何不潰散,不犯罪呢?這是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國民黨戰場一個方麵的情況。所以,毛澤東曾指出:“現在國民黨軍隊的製度還是老製度,要用這種製度的軍隊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廣大的將士雖有忠勇之心,但束縛於舊製度,無法發揮其積極性。”

  再者,在對日態度上表現為既抗日又妥協動搖。抗戰八年,國民黨政府始終不敢依靠和發動人民抗戰,最初它把製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英美蘇各國的幹涉上,隨後又間接或直接地同日本秘密談判,進行“和平”運動。它是一麵抗戰,一麵又是隨時準備妥協。1937年12月,國民黨政府就響應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和平”調停;1938年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主管對日事務官員董道寧、高宗武奉命秘密赴日,溝通“和平”渠道;1939年3月和6月日蔣代表先後在香港、澳門秘密會談,並曾達成舉行板桓征四郎、蔣介石長沙會談的協議;1940年至1941年,日本又通過司徒雷登(燕京大學校長)奔走於北平、重慶之間,進行“和平”搭線;1944年,日本通過釋放吳開先(曾任國民黨中組部副部長、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再次向重慶試探;直到1945年7月,當日本敗局已定時,仍有日軍代表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在河南新站集的密談。

  總之,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做了許多錯事和壞事,而對內反共反人,民和對日妥協動搖,則集中表現了它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局限性。國民黨在抗戰中後期曾積極地進行反共活動,但終未釀成全麵內戰,曾多次謀求對日妥協,但也未成為事實。這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日民族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活動和它對國民黨的苛刻的“和平”條件,既損害英美的在華利益,也威脅著國民黨的統治,這就不能不對國民黨的反共和妥協活動起著製約的作用;同時,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反動方麵采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妥善地處理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既使人民抗日力量在鬥爭中得到了發展,又限製了國民黨的反共和妥協的企圖,從而維護了國共合作的局麵。

  抗戰八年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是爭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要求,是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國民黨在這方麵曾做過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因而得到人民群眾的一定的諒解和擁護。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並沒有把它貫徹到底,而是采取錯誤的政策,違背了曆史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願望,從而使自己走向了反麵,這對國民黨來說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教訓。

  曆史經驗還告訴我們,國共兩黨是中國的兩大政黨,兩黨合作有利於國家民族。毛澤東曾多次熱情地評價國共合作的意義,他說:“中國軍隊在民族公敵麵前,互相忘記了舊怨,而變為互相援助的親密的朋友,這是中國絕不會亡的基礎。”第二次國共合作取得的抗日戰爭的輝煌勝利和隨後發生的曆史曲折,證明了“聯共則榮,反共則衰”的真理,這對今天仍然是十分有益的曆史經驗。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論文集》,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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