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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

  50多年前的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民族抗戰。正是由於全民族的發動,人民戰爭的廣泛開展,使抗日戰爭成為中國一百多年來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這是中國人民值得永遠紀念的曆史性勝利。

  在這場偉大的反侵略戰爭中,由於多方麵的曆史原因和中國抗戰的特點,存在著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所承擔的正麵戰場,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所開辟的敵後解放區戰場。實事求是地評價兩個戰場及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關係到正確總結國共合作、團結禦侮的曆史經驗,汲取在振興民族大業中所經曆的曲折發展的深刻教訓,而且還直接關係到正確闡明中國戰場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傑出作用和重大貢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海峽兩岸關係的改善,我們對國民黨及正麵戰場在抗戰中的表現作了符合曆史實際的描述和評價,糾正了過去由於曆史原因形成的某些片麵的或偏激的看法,這在我們的許多抗戰史論和一些影視中有了比較充分的體現。但我們注意到,盡管蔣介石在抗戰中多次對八路軍、新四軍說過諸如“忠勇奮發,迭予敵重創”之類的評語,遺憾的是,國民黨當局出爾反爾,執於政治偏見,任意捏造曆史,盡力美化自己,有意抹煞解放區戰場的卓著功勳,否認中共在抗戰中的傑出作用,這在他們那裏幾乎是幾十年一貫製。當年在敵後戰場艱苦鏖戰之際,重慶就散布八路軍“遊而不擊”的流言,今天台灣方麵又製造所謂中共利用抗戰“坐大論”的奇談怪論。其實,這樣做,與人無損,與己何益?不過繼續受損害的是我們民族的聲譽。

  不妨舉一個例子。60年代,國民黨軍史局編輯出版了一套百卷本的《中日戰爭史(1937—1945)》,70年代又將其縮編成一本《中日戰爭簡史》,並譯成英文在美國發行。它對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的作用不僅一筆抹煞,而且極盡汙蔑攻擊之能事。盡管編者吹噓這本書“在國外很受歡迎,被許多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當作主要參考書”,但它並不能給國民黨增添光彩。正像英國學者霍爾博士在書評中所寫的:“這本書是按標準的國民黨對中日戰爭的宣傳總路線來寫的”,“一些漫不經心的讀者可能會被這本書的價格和誇張的翻譯,以及雖無吸引力但卻是厚厚一大本的篇幅給糊弄住”。但是,“這本書不能使我們對中日戰爭增加什麽了解,無法說它是本有用的書”。

  毫無疑義,中國的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了不可磨滅的巨大作用。但幾十年來,國際上一些人在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蘇德戰場和美日太平洋戰場,而對開辟最早、持續最長、犧牲最大的中國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戰爭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和公正的評價。這除了同某些政治成見、地域偏見有關之外,還在於許多西方人並不了解中國這樣一個以弱抗強的戰爭的特點,不了解持久的人民戰爭這一特殊的作戰形式及其偉大作用。當時,解放區戰場長期受到國民黨政府嚴密的新聞封鎖,“海外有很多人錯誤地認為國民黨就是中國”,而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采取避戰政策,畋績甚多,“打得很糟”,這個在國際上無法抹掉的記憶和事實,這筆不那麽體麵的帳,也就被記到了整個中國的頭上。這是中國抗戰偉大作用在國際上未能得到應有評價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正確評價國共兩黨及兩個戰場在抗戰中的作用,深刻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特點,明辨是非,是正視聽的一個關鍵問題。這顯然不能靠任意塑造曆史的辦法,而隻能從客觀事實出發。

  始於30年代的這場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抗擊東方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中日雙方力量懸殊,中國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在這場空前殘酷的殊死大搏鬥中,如何避免近代曆史上中國反侵略戰爭屢遭失敗的教訓,關鍵在於要注重發揮我方戰爭正義性、得道多助的優勢,充分利用敵人少、兵臨大國的弱點,真正實行全民族的總動員,發動持久的全麵的人民戰爭。這是堅持抗戰並爭取達到最後勝利的惟一正確的途徑。對參加抗戰的黨派,主要是指國共兩黨而言,誰能夠做到這一點,即實行有利於全民族總動員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並一以貫之,堅持到底,誰就實際上是這場反侵略戰爭的領導者,它將最終贏得戰爭,也將贏得人心。

  眾所共知,在抗戰前夕的中國,政治分裂,內戰不已,蔣介石政權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熱衷於“剿共”,而對日本的武裝侵略則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淪喪,華北危急。因此,停止內戰,爭取一個統一的中國一致對外,成為發動中國人民抗戰的先決條件。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實現國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礎,為發動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有效的形式。盡管由於蔣介石堅持一黨私利,使統一戰線的目標和組織形式未能完全實現,但中共始終維護團結抗戰的大局,堅持以鬥爭求團結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抑製了反共逆流,製止了對日妥協的傾向,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維持下來。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這個克敵製勝的法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和領導力量。

  中國抗戰既然是以弱敵強,在作戰方式上主要地不是一般的正規戰,而是持久的全麵的人民戰爭,這樣,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靈活機動並負有向正規戰發展使命的遊擊戰爭,便被提到了戰略的地位。恩格斯曾正確地指出:“一個想爭取自身獨立的民族,不應該僅限於用一般的作戰方法。群眾起義,革命戰爭,到處組織遊擊隊——這才是小民族製勝大民族,不夠強大的軍隊抵抗比較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軍隊的惟一方法。”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科學地論證了抗日戰爭發展的三個階段,他指出:“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共領導的廣泛的人民戰爭和抗日遊擊戰爭正是在全民族抗戰這一廣闊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話劇。

  誠然,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兩個戰場,在中國抗戰的統一體中,是既互為依存又相對獨立的,它們都為抗戰事業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在抗戰初期,國民黨戰場作為戰略防禦的主體起了主戰場的作用,它對日作戰是積極的,在從華北到華中的正麵戰線上,廣大愛國官兵浴血奮戰,殺傷大量敵人,遲滯了敵軍的進攻,使其“三個月解決支那問題”的狂言成為曆史笑柄。隻是由於國民黨當局實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麵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的方針,加上指揮上的失誤,在華北、華東和華中戰場上,除台兒莊等戰役殲滅敵人大量有生力量外,基本上打的是節節後撤的防禦戰,正麵戰場陷入十分被動局麵。在這一階段,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先後挺進華北和華中敵後,開辟敵後戰場。1937年9月八路軍平型關首戰告捷,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振奮了全國民心士氣。在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八路軍基本上集中主力作戰,在戰役、戰鬥上配合了華北正麵戰場,迅速占領了晉東南、晉西北、晉察冀三大邊區戰略要地。到太原失守時,八路軍已收複了晉西北、晉察冀邊區部分城鎮,打開了敵後抗戰的局麵。這時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基本結束,以八路軍為主體的遊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在戰略防禦階段,敵後軍民共作戰1600餘次,殲敵5.4萬餘人,並使自己由出師時的4萬餘人發展到18萬人,在華北和華中敵後創建了廣大抗日根據地,牽製了大量敵人,穩定了華北地區的抗戰局麵。這對於迫使日軍停止戰略進攻回師華北,加速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起了重要作用。

  從軍事學和戰爭史的角度看,一般正麵戰場都起著主要戰場的作用,但由於中日戰爭的特點,由於戰局的演變和抗日遊擊戰爭戰略地位的提高,國民黨正麵戰場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下降,敵後戰場逐漸成為抗戰的重心,敵後軍民逐漸成為堅持抗戰的主要力量。應當說,發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日軍在其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受挫後,不得不停止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而把“確保占據地區”,摧毀敵後抗日根據地作為主要目標,這就在客觀上把敵後戰場推上了抗戰重心的位置。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後,隻以11個師團的兵力用於國民黨戰場,占侵華日軍(不含東北部分)的45.8%;而用於解放區戰場的兵力則達13個師團,占侵華日軍的54.2%。從1939年至1943年的五年間,侵華日軍用於對付解放區戰場的兵力,平均每年占60%多;而對付國民黨戰場的兵力則年均不到40%。本來,日軍戰略重點的改變,相對減輕了國民黨戰場的壓力,這也為其堅持正麵抗戰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國民黨由於畏懼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而在日本對其政治誘降為主方針的影響下,謀求妥協、積極反共的傾向急劇增長。在這期間,國民黨戰場雖然也有過有限的攻勢作戰,有些仗也打得比較好,但就其全局而言,行動消極。據統計,在這五年中,侵華日軍對國民黨戰場較大的進攻年均2.8次,多時5次,少時1次;而對解放區戰場千人至7萬人的“掃蕩”,僅華北平均每年就達56次,多時76次,少時也達33次。由此可見,在相持階段國民黨戰場已逐漸降為次要的地位。

  戰略相持階段是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最重要階段,也是最殘酷、最艱難階段,1939—1940年,在日軍開始把主要兵力用於敵後的情勢下,抗日遊擊戰爭卻得到迅猛發展,敵後根據地人口擴大了1倍多,八路軍、新四軍增加了1.7倍,並取得了著名的“百團大戰”殲敵4萬餘人的重大勝利。1941—1942年是解放區抗戰最困難階段,敵為消滅“華北治安之癌”,對敵後進行殘酷“掃蕩”、“清鄉”、“治安強化”和“三光”(燒、殺、搶)政策,一度使敵後抗日力量下降。麵對這種困難局麵,正像國際友人史沫特萊所說:中共戰勝一切困難,“隻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聯係群眾”。在這場“群眾戰”中,他們創造了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破襲戰、圍困戰等人民戰爭的形式,終於渡過了難關,扭轉了被動局麵,鞏固了敵後根據地。從1943年起,解放區戰場又步入了再發展的新階段。事實表明,敵後解放區軍民的艱苦奮戰,無疑地起到了堅持長期抗戰的決定性作用。

  無庸諱言,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確是在抗日戰爭中獲得了偉大的進步和發展,但這決不是台灣方麵所說的什麽“坐大”。試想:在強敵包圍、“掃蕩”不斷的敵後,如果不抗擊的話,是一天也“坐”不下去的,更何論“大”?這是小學生也應懂得的道理。相反,國民黨卻確有一個大後方可以“坐一坐”,但消極避戰的結果,使自己政治腐敗,人心渙散,軍隊戰鬥力下降。這裏不妨引用1943年日華北方麵軍關於綜合戰果的報道:“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1.5萬次中,和中共軍作戰占七成五。在交戰的200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軍。在我方所收容19.9萬具敵遺屍中,中共軍也占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所收容的7.4萬俘虜中,中共軍所占的比率則占一成五。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對比是鮮明的。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形勢下,國民黨戰場卻發生了舉世震驚的豫湘桂戰役的節節敗退,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丟失豫、湘、桂、粵等省2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和6000多萬人口,損失總兵力15%左右。這是國民黨長期消極避戰政策釀成的惡果,同時也導致了更深刻的國民黨統治的危機。與此同時,解放區戰場開展了局部反攻,一年中對敵作戰2萬餘次,殲滅日偽軍30餘萬人,光複國土8萬餘平方公裏,解放1200萬同胞。1945年春國民黨發布總反攻作戰方針,但也隻決定是年秋進行;局部反攻也隻是在日軍收縮南中國占領區情況下收複了南寧、桂林等地。國民黨戰場實際上不存在一個獨立的戰略反攻階段。而解放區戰場在對日最後一戰中,由於國民黨當局竟指令日軍不許向我軍投降,以至反攻作戰、殲滅拒降之敵一直持續到年底,我軍收複了華北、華中、華南大片國土,並協同蘇軍殲滅日本關東軍,解放了東北全境。

  曆史表明,在這場關係國家命運的反侵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以它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和堅忍的犧牲精神,以自己的政治戰略和英勇作戰,使它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真理的追求》,1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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