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三十六章 瞿秋白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理論貢獻

　　瞿秋白同誌是我黨早期的優秀黨員和領導人之一。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間，他在積極參加實際革命鬥爭的同時，又是黨在理論戰線上一位活躍的戰士，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在此期間，他在同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以及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積極宣傳並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1924年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促進了工農運動的發展，推動了全國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革命運動的實際進程，更迫切地要求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無產階級在現階段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理論上作出正確的說明。這關係到黨在實踐中能否堅持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關係到革命的成敗。

　　對於以無產階級領導權為中心的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回答，黨是經曆了一個摸索的過程和經驗積累的過程。在1925年以前先後召開的黨的三次代表大會，雖然還沒能夠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還沒有對新舊民主主義革命作出嚴格的區分，但是，在黨內已經有一些同誌開始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探討和說明這個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1923年9月，瞿秋白就曾對中國無產階級所處的時代和它的政治、經濟地位進行過分析，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卻能徹底地掃盡統治階級”；為數不多的工業無產階級是“中國國民運動的主幹”。這就鮮明地提出了隻有依靠無產階級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思想。在1925年1月黨的四大，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應“取得領導的地位”，並初步闡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以後，瞿秋白曾寫了一係列文章，在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見解，為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第一，指明了實現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是無產階級應當擔負的曆史使命。

　　中國現階段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權革命，這個革命“非由無產階級取得領袖權不能勝利”。瞿秋白認定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運動的進程中，要“有適於現實社會情勢的步驟”，這就是說，要依據中國的國情，確定自己的鬥爭任務。他說：“以無產階級的鬥爭領導中國一切被壓迫民眾的解放運動，是最合於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這是解放中國的惟一的道路”，“是行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這就把無產階級參加並領導民主革命，作為實現自己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提出來了，從而批判了陳獨秀否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的錯誤觀點。

　　瞿秋白還具體考察了中國社會曆史條件，指出由於中國民族是處於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必須同時解放全民族；由於無產階級是處於最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地位，他們的反抗是具有民族鬥爭的性質，“它的階級鬥爭就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同時，瞿秋白又具體分析了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特性，指出在中國資產階級十分軟弱的情況下，隻有無產階級“能代表全民族提出解放全中國的要求，能以實力表示為全民族而犧牲的精神”。他以五卅運動為例，說明中國人民正是從工人的鬥爭中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實現自己要求的希望，所以敢於奮起與帝國主義者奮鬥，很快掀起全國性的革命風暴，實際鬥爭“證實了無產階級是能解放中國民族的主要力量”。基於對無產階級讚助並領導中國民主革命重要性的認識，瞿秋白把五四以來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看作是“中國國民革命新時期的開始”。這是很正確的。

　　第二，強調了農民同盟軍問題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意義。

　　瞿秋白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注意把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聯係起來考察，從而為解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提供了正確的方向。他指出：“軍閥統治，實際上是大地主（官僚買辦）和小地主（土豪劣紳）階級之政權，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是農民，都處於地主階級的半封建半農奴製度的剝削和壓迫之下”。因而，要推翻中國反動的統治階級，就必須依靠這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他認為“農民——其中雇農佃農是最徹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農也極端需要推翻官僚買辦階級之統治”。強調中國農民是無產階級“最有力最偉大最主要的同盟軍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是革命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爭得革命的領袖權的重要條件。而他總結在五卅運動推動下，全國各地農民運動向前發展的經驗時，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的全國指導要更加集中統一，無產階級與農民運動雖開始聯合，還要有百倍於現在的深切關係之領袖地位。這同樣說明了農民同盟軍問題對於鞏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意義。

　　第三，闡述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1924至1927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提出來的。瞿秋白正是從這個命題出發，肯定了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並由此明確提出了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他認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的民主革命，“決不是無條件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而隻是有條件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這個革命，“既是資產階級的，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又的確是社會主義的”。這就是說，由於領導權的轉換，使民主革命包含了社會主義的因素，而這個革命的結局也將是社會主義的前途。瞿秋白還具體分析了由民中革命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條件：其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革命勝利無產階級將與農民等建立革命民權獨裁製（政府），因而，“無產階級有了轉變國民革命使之成社會革命之可能，何必又要自己來革自己的命？”其二是，民主革命勝利，“奪取中國經濟之最高權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之手”，無產階級可以利用這個經濟力量建設社會主義。這就使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勝利的前途不能不脫出資產階級性的範圍，而過渡於非資本主義的發展，——直達社會主義。

　　在這裏，瞿秋白是把這種“從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稱之為“一次革命”。這個觀點，他在1923年9月的《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中，已有過初步的論述；在第一次大革命把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更迫切地提出來後，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這種“一次革命”並不包含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意思，因為：第一，它是指民主革命勝利後即進入社會主義，無須再進行一次新的革命；而他對民主革命的任務和它的具體政策的規定，確定是屬於反對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性質的。第二，它是和中國不可能向獨立的資本主義前途發展相聯係的。瞿秋白斷言，由於中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條件，資產階級“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結果，隻能造成形式上的獨立國家，實際仍舊受世界帝國主義控製，中國經濟也將在它們“和平方式”侵略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的附庸。所以中國革命隻有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一次革命”，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國家獨立。因而第三，它也是針對那種認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隻是爭得些自由的“二次革命”論的，是對陳獨秀放棄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錯誤觀點的批判。關於這幾點，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文中作過較詳盡的論述。誠然，這時畢竟是幼年的黨，還不可能提出新民主主義和中國革命發展兩個階段的科學概念。但是瞿秋白把這種中國革命的方式，稱之為“由勞農之民權獨裁製直達社會主義獨裁製的新方式”，認為這是“從未有過的新的群眾革命創製”，將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範式，卻確是卓越的見解。這和毛澤東後來集中全黨的智慧和創造，確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學說，在探索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二

　　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還必須正確處理同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同盟者的關係。中國革命經驗表明，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是一個複雜而又重要的問題。

　　陳獨秀認定資產階級革命是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而彭述之雖然表麵上肯定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作用，但他卻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幾等於零”，是“似有實無的鬼”，“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用不著去爭取領導權。這兩種觀點表麵有別，而其實質和結果都是一樣的，不但不能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而且都隻會葬送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

　　與上述觀點截然相反，瞿秋白一方麵批判了那種把資產階級的領導看作是“曆史的必然”的錯誤觀點，指出在當前中國已不存在這種曆史必然的“客觀環境”，因而這種觀點是“與客觀情形不符一”的。他指出持這種觀點將會導致黨在“戰術策略上的嚴重的錯誤”，勢必要限製“無產階級的一切行動”。另一方麵，瞿秋白又批判了那種否認資產階級爭奪領導的“曆史的可能”的錯誤觀點，指出否認這種可能，“而不正確的運用無產階級爭革命領袖權之策略，是很壞的機會主義傾向。”這樣，瞿秋白既肯定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是具有“曆史的可能”，同時又指明這並不是“曆史的必然”，這就很好地說明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曆史條件，這對於黨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並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瞿秋白在具體分析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特性的同時，他還指出，由於中國大資產階級是從屬於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益的，當革命主要是打擊某一個帝國主義時，大資產階級的某些派別有可能暫時依附革命。事實上，當時革命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北洋軍閥集團，南方的一些大資產階級曾對革命表示過讚助：而且國民黨也采取過聯合西南軍閥反對北洋軍閥的政策。這種情況，增加了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鬥爭的複雜性和嚴重性。當然，在認識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上，瞿秋白是著重強調民族資產階級的危險性，對於大資產階級是同我們爭奪領導權主要對手這一點，則認識不足；而且把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汪精衛等人都看成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沒有認識到政治代表人物的階級性也是會變化的。這些反映了這時瞿秋白對這一問題的分析也還是不成熟的。但是，他從對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實際運動的經驗中，得出了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內部，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必不可少的，亦是事實上必不可免的”這一正確的結論，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實踐證明，國共合作建立後，如何正確處理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鬥爭，如何正確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是直接關係到無產階級能否掌握領導權的問題。國共合作，有力地促進了工農運動的發展。但應該指出，當時黨內對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造成為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是取得了一致的認識，而對於在國民黨內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根本問題，則是缺乏明確的認識和正確的政策的。陳獨秀自不待說，他對無產階級領導權持否定的態度，正是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出發點，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了。即使是倡議實行“黨內合作”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在這個問題上也是錯誤的。他不但把中國工人運動看成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連中國共產黨也認為沒有形成自己的力量，因而他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錯誤口號。而共產國際本身對這個根本性問題也是不明確的，1926年11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的決議案中，就是主張中國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左派“親密合作，並不企圖以共產黨分子代替左派之領導工作”的。這種狀況，正像瞿秋白所指出的：“1923年夏決定加入國民黨——這是進一步；但是沒有根本明了自己的政策，……不知道加入是為著爭領導權。”對於這個直接關係革命發展方向和前途的重大問題，瞿秋白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並在理論上有過重要的建樹。黨的三大之後，即1923年9月，他在《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中，就曾以“主幹和中心”的說法來解釋加入國民黨問題。後來他又進一步闡述了這一主張，他說工人階級要以自己做主幹，集合農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分子於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領導者。他認為，由於曆史的原因，國民黨在群眾中有較廣泛的影響，有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方便條件，“我們加入這一政黨之後，不但獨立的宣傳鼓動萬分的可能，而且有極大的宣傳創造左派之自由。而且比較容易爭取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由此可見，他提出的使國民黨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也就是基於上述原因使它成為“中國革命組織之形式。重要的是，我們加入國民黨，不是要處於客卿幫忙地位，而是要以自己為主，通過這一組織形式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瞿秋白曾明確提出”努力改造原有的國民黨的任務，也就是要從組織上、思想上和政策上各方麵來影響國民黨。

　　黨的三大在作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策的同時，曾作出了黨必須保持自己獨立性的規定，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由於受馬林、陳獨秀等右傾觀點的影響，黨的三大又認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後來，黨的四大糾正了這種提法，明確闡明了無產階級掌握革命領導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毋庸諱言，上述右傾觀點在黨內，特別是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並沒有得到解決，並且和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策略相關聯。所以，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如何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一直是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瞿秋白關於“主幹和中心”的解釋，強調無產階級要在國民黨中成為“主幹”、“元核”、“領導者”，應該說這是對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重要發揮。

　　在這裏，瞿秋白強調了在同國民黨的聯合戰線中，必須以無產階級為主的思想，批判了陳獨秀那種把資產階級看作國民黨的主體，企圖以犧牲工農利益來換取同資產階級的聯合，甚至采取使無產階級處於“在野黨”幫忙地位的機會主義策略。瞿秋白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已經失去代表民族的資格，而隻有工人農民大多數群眾“可以代表中國民族的利益”；在聯合戰線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實際是“無產階級所領導的農民民族利益和中國資產階級一階級的利益”相對立。正確的做法，無產階級“應當以民族革命的名義，實行階級鬥爭，遏止資產階級的鬥爭。”那種“默認資產階級是民族代表”，認為失去資產階級的援助，便失去國民革命的意義，因而“資產階級是應當領導國民黨”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瞿秋白還明確指出，“我們要眼睛看著群眾的工人農民和一般的小資產階級”。我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聯合戰線），應當以不破壞農民中的工作為限度，過此限度，便有與民族資產階級分道揚鑣的天職。”他堅持要“組織國民黨左派運動，”爭取領導權；他批評那種主張“不應當加入政權，恐怕這要嚇退了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否認無產階級應當領導國民黨工作的錯誤思想和錯誤政策，指出“這是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

　　瞿秋白曾明確指出，當時左派和右派的鬥爭，表麵上看來是共產與反共產的爭執，而實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他認為，重要的是，“務必要固定我們革命的觀點和政策”，要“善於指導全國民眾往那不妥協、不猶豫，不受狹義的國家主義之煽惑，不受國民黨右派之分裂的一條革命道路上前進。”但是，當時占據黨的領導機關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卻不敢擴大工農和左派力量，而對右派卻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1927年1月漢口特別會議時，決定了一個雜湊的政策：一方麵還要造成左派，別方麵又認為現在已有‘非理想’的左派，總之，沒有決定我們挺身領導。並且認為政府右傾，群眾左傾，所以主張同時拉住些群眾使之略略右傾，又要推動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傾。沒有下攻打右派之決心。”這次會議成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形成統治的一個標誌。總之，由於幼年的黨，不善於並錯誤地處置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終於導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慘痛失敗。

　　三

　　爭取領導權自己要有力量，否則領導權還是空的。發動農民和掌握武裝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重要條件。隨著當時革命形勢的展開，實踐已經把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日益迫切地提了出來。黨能否正確解決這個關係中國革命重大的策略和方法問題，成為革命成敗的關鍵。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本錯誤之一，就在於他拋棄了農民和放棄了對武裝鬥爭的領導，從而使黨在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上，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與陳獨秀的錯誤主張相反，當時黨內如毛澤東、李大釗、周恩來、彭湃、鄧中夏、惲代英等，他們在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特點進行認真探討的基礎上，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對解決農民問題和武裝鬥爭問題提出過許多正確的意見，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為黨在今後鬥爭中進一步掌握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奠定了基礎。同樣，在這方麵，瞿秋白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關於發動和依靠農民問題。中國農民問題的中心是土地問題。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提出明確而徹底的土地綱領，堅定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才有可能取得中國這一最廣大的群眾的支持和擁護。1923年，瞿秋白在為黨的三大起草的黨綱草案中，曾提出“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但這時他對農民問題還局限於減租的要求上，而“沒有切實的、勇敢的解決農地問題”。當1925年五卅運動掀起了全國性的革命高潮，他“受著實際的革命時勢及群眾的教訓”，在這一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黨中央擴大會議上，“首先堅決讚成‘耕地農有’的主張”。此後他積極宣傳“‘農地革命’是中國革命之中樞”的思想，闡明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迅速掀起了以兩湖為中心的農村大革命風暴，廣大農村在鬥爭中提出了建立政權、武裝和土地的要求。這時，農民問題成了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問題。然而，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政策進一步發展了。1926年9月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案》，對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從農會組織、農民武裝到農民政權等各個方麵加以限製，並且根本不提農民土地問題。在1927年5月黨的五大上，當許多人對黨的土地政策提出尖銳批評時，陳獨秀仍提出：“我們目前是加深農民革命呢？還是等待北伐的進展，等待農民運動擴大以後，再來加深農民革命呢？我以為後麵的一個意見，比較可靠些”。這種擴大說的實質還是要避開兩湖的農民運動。由於這時黨采取了一係列錯誤的政策，極大地妨礙了農民運動的深入發展，使得無產階級得不到農民階級的有力援助。對此，瞿秋白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進一步闡明了解決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26年9月底，當北伐軍已經到了漢口，彭述之竟還提出“中國革命難道是農民革命”的責難，共產國際代表伍廷康則主張：“現在應在無黨農民中讓出一大部分給國民黨左派。”瞿秋白尖銳批判了這種企圖犧牲農民利益以換取同資產階級聯合的錯誤做法，認定這是“根本錯誤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讓給誰？讓給顧孟餘嗎？他說農會是土匪。讓給甘乃光嗎？他說不要耕地農有瞿秋白明確提出，”現在，對待農民的土地革命問題已成為一個革命的試金石，我以為一切革命黨和革命黨人都將要在這農民問題麵前顯露他們的本來麵目，換言之，現時測驗革命黨或革命黨人是否真正革命的，這是一點也不能作偽的。從這一觀點出發，他熱烈讚揚和支持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為文章痛斥了黨內外一切懷疑、否定農民鬥爭的論點，是很有說服力的。當《報告》遭到陳獨秀、彭述之的反對，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上全文發表時，瞿秋白憤怒譴責了這種錯誤做法，親自將此文交給黨在漢口辦的長江書局單獨印行，並為它寫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滿腔熱情地寫道：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同誌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翟秋白強調，在革命的關鍵時刻，黨必須有正確的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綱，他曾具體提出：“（一）解決農民經濟的束縛，用政治勢力切實解決之，定‘耕地農有’的標準；（二）武裝農民，組織農民自衛軍。使他有自己的武裝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三）農民參加政權，鄉村的政權歸農民，城市的也要有農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農民與一般人民代表會決定後才能實行；（四）嚴厲的無情鎮壓一切買辦地主階級之反革命運動，剝奪其政權。”雖然這時瞿秋白對土地問題還沒有提出具體而明確的辦法，有些方麵諸如對待小地主問題的提法也還有欠妥之處，但他強調努力宣傳和切實執行包括建立農民政權、農民武裝和土地革命為內容的行動綱領，使廣大農民“知道‘歡迎’北伐的目的”。也就是說，要使北伐戰爭賦有明確的土地革命內容。這些主張，在當時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關於武裝問題。瞿秋白在1925年五冊運動中，就提出要有“真正人民的武力”問題。隨後，他又提出使人民武裝起來實行反軍閥戰爭，並把這看作“是國民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新時期的開展”。他認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基本要求都必須要人民自己的積極的甚至於武裝的鬥爭，革命軍隊的戰爭，撲滅一切反革命的軍閥，——然後才能達到目的。1926年5月，他還專門寫了《中國革命之武裝鬥爭問題》，強調指出：中國國民革命裏極端需要革命的正式軍隊。並論證了武裝鬥爭要有革命黨的指導才能取得勝利。從這裏可以看出，瞿秋白也是我們黨內較早認識並提出武裝鬥爭問題的。

　　當時，黨在武裝力量上麵臨兩方麵的問題，一是建立獨立的工農武裝問題，一是爭取和改造國民革命軍問題。對於前者，瞿秋白在1925年提出了“平民應有武裝自衛之權”，後來在北伐戰爭展開後，又提出“農民自己的武裝現在更成緊急的問題了，”並針對陳獨秀限製農民武裝的錯誤，尖銳指出：“在這革命鬥爭急遽的時期，決不可以機械的主張農民自衛軍不可有常備軍。”認為黨在農民武裝上，規定“不可超出自衛範圍”不可有常備組織“等，說明”我們以前的農民問題政綱，是很大的弱點。至於爭取和改造國民革命軍問題，則是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對此，黨在相當一段時間是缺乏自覺的。陳獨秀就是錯誤主張一概不要武力，放棄軍事行動，彭述之也荒謬地提出“絕對拋棄軍事行動，這就影響了黨去直接掌握軍事力量。在北伐戰爭開始時，黨直接掌握的隻有四軍的葉挺獨立團，其他部隊的指揮權大多還在舊軍人手裏；共產黨人雖然在其中擔任一部分政治工作，但對部隊還不起決定作用。本來毛澤東、周恩來同誌還主張在國民革命軍各軍中都建立同葉挺獨立團一樣的共產黨員的骨幹的部隊，作為各軍的核心力量。”但這一正確意見沒有被接受。瞿秋白從五卅運動的經驗出發，曾多次提出要有統一的國民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問題，但這時他還主要是指無產階級對軍隊的政治影響，促使武力與平民的結合，還沒有提出無產階級掌握軍隊問題。當1927年中國革命進入緊急階段時，瞿秋白在這方麵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見解和主張。他首先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其在革命軍隊中之影響，這是互爭領袖權的鬥爭之很重要的一方麵。”事實上，北伐戰爭一開始，蔣介石就奪取了軍事最高指揮權，隨後又竭力擴充自己的實力，國民革命軍由八個軍擴大到四十多個軍，其中大部分成了蔣介石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這說明了國民黨右派爭奪領導權的嚴重情況。瞿秋白把武裝問題提到領導權的高度上，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其次，他指出，無產階級對軍隊的爭取，“在客觀上說起來，各方麵都帶著有爭取農民之同盟的意義”，因為“革命軍隊的成分，大半是失地的農民”？提高對爭取革命軍隊重要性的認識。再次，他認為，過去所謂無產階級領導權，僅僅是指群眾運動中的領導權，這已經不夠了，“現在無產階級應當參加革命的政權，應當指導革命中的武力，應使軍隊中的指揮成分繼續由真正忠於革命的成分來代替和補充，使軍隊本身直接關顧勞動群眾的利益”。這就提出了無產階級要掌握軍事指揮權，實現對革命軍隊的領導問題。這些意見是正確的、重要的，但並沒有被黨接受。當時黨的政策不是麵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麵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力量；先是對蔣介石沒有確定的方針，後又把希望寄托在馮玉祥身上，這樣形勢的全麵逆轉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這正象毛澤東後來所指出的那時雖然有賀龍、葉挺一支軍隊，但還不是政治上堅強的軍隊，黨又不善於領導它，終歸失敗了。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雖以失敗告終，但它為我們黨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經驗教訓，是中國革命的一次偉大演習。在此期間瞿秋白在理論上的貢獻，同樣是黨的寶貴財富，它反映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曆程的最初階段的成果。

　　（《首都師院學報》，1982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