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三十五章 魯迅與北京大學

　　魯迅在他光輝的55年生命裏，在北京生活、戰鬥了14年。其中，從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他在北京大學兼任教師，前後達六年之久。北大是魯迅任教時間最長的一所學校。

　　這時的北京大學，已經過了五四運動的戰鬥洗禮，校內的進步力量和民主愛國運動都有較大的發展，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五四時期的魯迅以他徹底的民主主義立場，向封建專製製度進行了異常勇敢、異常堅決的鬥爭，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有著廣泛影響的偉大戰士。他在北大始終堅定地支持進步力量，自覺地和李大釗等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向封建複古派，資產階級右翼和形形色色的“正人君子”們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魯迅不但寫了《我觀北大》這樣的專論文章，而且在他的許多文章、書信以及日記中，都多次述及北大。魯迅曾給五四以來的北京大學以很高的評價，並以自己是“北大派”而自豪。

　　魯迅在北大任教期間，熱切地期望英俊出中國，為培育青年學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魯迅在教育戰線上的實踐和貢獻，正如後來郭沫若所稱頌的，是一位“以身作則的教育家”。在這一方麵，同樣值得我們永久的紀念和學習。

　　一

　　魯迅和北京大學的關係，不自他來校任教時起，而是在他到北京工作後，即開始和北大一些教授有過往來；特別是蔡元培出任校長，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以後，關係日臻密切。

　　魯迅和蔡元培之間有著真摯的友誼。辛亥革命後不久，魯迅就應當時任南京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到教育部供職，隨後由於南京政府北遷而來到北京。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任校長職務，7日，魯迅由紹興省親返抵北京，三天後他就往北大訪了蔡元培；此後他們之間時通音問，常相過從。蔡元培對北大進行的改革，魯迅是關注的。1917年8月7日魯迅日記載寄蔡先生信並所擬大學徽章。這是應蔡的要求寄去他為北大設計的校徽圖樣。他巧妙地將北大二字組成一個圓形圖案，這個圖樣後被采用作校徽而為北大學生長期佩帶。由蔡元培主持創辦的《北京大學日刊》，在1918年6月25日刊登了魯迅的《新出土呂超墓誌銘考證》的考古論文（署名周樹人，後以《南齊〈呂超墓誌〉跋》為題收入《集外集拾遺》）。這是魯迅在北大刊物上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而這時北大學生中出現的社團組織，也引起了魯迅的注意，如文學團體新潮社和它出版的《新潮》雜誌，曾得到魯迅的讚許，並向友人作過推薦。這些都反映了魯迅和北京大學的最初關係。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兼容並包”的方針，尤致力於文科的改革。他聘請以編輯《新青年》著名的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同時在北大文科任教的還有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等，他們後來也都是《新青年》的編者。經蔡元培的提議，《新青年》編輯部隨同陳獨秀遷到北京，直至1920年9月複返上海出版止，這一時期《新青年》和北京大學完全結合起來了。這樣，在北大文科教員中，就形成了一個與舊派相對立的，以《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他們以《新青年》為陣地，向封建文化發起猛烈攻擊，積極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中心，同時又是新舊思潮激戰的前哨陣地。

　　這時的魯迅，對辛亥革命後的社會現實深為失望，他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因而這一段時間，魯迅在公餘之暇，隻是在幽僻的紹興會館潛心抄錄碑帖。1917年舊曆除夕，“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鬱悶心情，由此可見。魯迅的沉默，是對反動複辟勢力的深沉抗議，是在苦悶中努力求索新的戰鬥道路。恰在此後不久，十月革命的風開始吹拂著中國的大地，李大釗的文章透露了新時代的信息。十月革命對魯迅思想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這裏有兩件事值得注意：其一是1918年起魯迅改變了對《新青年》的冷漠態度，給予了熱情支持。魯迅原來對《新青年》態度是冷漠的，他自己曾說那時對“文學革命”，“並沒有怎樣的熱情”。但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對中國未來社會變革充滿了希望和信心，因而也開始改變對《新青年》的看法，終於他成了這個刊物的重要撰稿人，並參加了編輯工作；而這時《新青年》提倡思想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日益明顯。其二是這一年他和北大新派教授李大釗、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交往增多了，如1918年日記載的，錢玄同到紹興會館補樹書屋訪問魯迅和他們之間的信劄來往，就有50多次。這大多和約請魯迅為《新青年》撰稿有關。特別是在這年1月《新青年》編輯部改組討論編輯方針的集會上，魯迅結識了李大釗，他的“誠實、謙和”，光明磊落，沒有宗派氣，給魯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魯迅對李大釗是始終敬重的，僅日記中提及李大釗的就有11次。他們之間的結識，使魯迅從此有較多機會接觸李大釗等人介紹的共產主義學說，這對他的思想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誠然，魯迅這時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對十月革命態度也還有保留，但他畢竟從這一曆史的變動裏看到了新的希望，這使他終於由沉默而呐喊而戰鬥，並自覺地同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取一致的行動。

　　這一時期，魯迅不僅以他的文學創作，“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而且在反對封建複古勢力和資產階級右翼的鬥爭中，也旗幟鮮明地配合了李大釗等的革命活動。可以說，在五四運動前後，魯迅就已經和北大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新派融合在一起，在戰鬥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1918年，北大反封建文化思想的鬥爭繼續發展。陳獨秀首倡的文學革命說，也因魯迅的《狂人日記》等現實主義作品的問世，而有了革命文學的實績。白話文運動也取得很大成就，《新青年》從這一年第4卷起改用白話文，並采用新式標點。白話文在北大還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和鼓吹，由劉半農主持的歌謠征集處也在這一年成立，並出版歌謠專刊。這一切，引起了校內封建複古派的不滿和非難。北大舊派教授劉師培、辜鴻銘、黃侃等人，竭力為“國粹”辯護，對新思想和新派人物謾罵攻擊猶為不足，並於這年夏謀刊行《國粹叢編》，以與新派的《新青年》相抗衡。對此，魯迅以極大的憤慨予以痛擊。他在7月5日答允錢玄同為《新青年》寫稿的信中，尖銳揭露了這班“老小昏蟲‘提倡’國粹”是“不過還想吃人”的本質。明白表示自己“閱曆已多、無論如何複古、如何國粹、都已不怕”。他指出：“然既將刊之、則聽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國法、如何粹法、如何發昏、如何放屁、如何做夢、如何探龍、亦一大快事也”。後來他在隨感錄中，又多次痛斥了國粹派，提出了：“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魯迅對“保存國粹”論實質的揭露，切中了“國粹”論者的要害，這表現了他維護新事物的堅定立場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具有重大的戰鬥意義。

　　繼之，在五四前夕，在北大和整個文化思想界經曆了一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隨著十月革命影響的深入和馬列主義的傳播，頑固勢力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撲更加瘋狂。1919年2—3月間，封建禮教的衛道士林紓帶頭對新文化運動，對北京大學發動了進攻。他在《公言報》上發表了給蔡元培的公開信，羅織北大宣傳新文化的罪狀，一是所謂“覆孔孟、鏟倫常”；一是所謂“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同時，他又連續拋出反動小說《荊生》和《妖夢》，預示要借助“偉丈夫”的武力摧毀新文化運動，並對蔡元培和北大進行了極為下流的攻擊。此外，又指使北大法科學生張厚載化名投書京、滬報刊，製造陳獨秀等已被逐出北大的謠言。與此同時，反動政府還利用議員在國會提出所謂彈劾教育部的議案，脅迫蔡元培去職。一時間群魔亂舞，在北大和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劉半農後來在追述當時情景時說……衛道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的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地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這反映了這場鬥爭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引起的波動。這次”林蔡之爭，實質是扼殺還是保衛新文化運動的嚴肅鬥爭。當林紓的謬說一出籠，立即遭到北大新派和社會進步輿論的猛烈回擊。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陳獨秀的《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等文章，都作了計鋒相對的揭露和抨擊。而蔡元培給林紓的公開答複信，則很好地保護了新文化運動。在這場鬥爭中，魯迅始終堅定地和北大新派站在一起，英勇戰鬥。近年發現的魯迅發表在《每周評論》上的兩則《隨感錄》：《敬告遺老》和《舊戲的威力》，證明在事件發生的當時，他就批判了林紓和張厚載這一對遺老遺少。隨後他又發表了《現在的屠殺者》和《人心很古》兩則隨感，痛斥林紓之流“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種封建衛道者實際是“現在的屠殺者，而”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徹底撕下了封建衛士維護舊道德舊文化的虛偽麵紗，露出了他們本來的猙獰麵目。對這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魯迅一開始就極為重視，敏銳地稱之為“一大事件”；直到兩年之後，他在《阿Q正傳》中，還說這部書就是用‘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寫的，而這正是林紓攻擊白話文所用的昏話，魯迅再次點出，是又一次給這個衛道者一記響亮耳光。這次戰鬥以北大和全國的新派取得勝利告終，從而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五四前後，北大新派中發生了深刻的分化和分裂。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主要代表的胡適，1917年夏由美回國後即被聘為北大教授。他這時作為新派的重要一員，積極鼓吹白話文學，在新文化運動中產生過廣泛的影響。魯迅是全力支持白話文運動的，但他對胡適的“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改良主義傾向，是否定的。他明確主張新文學首要的是“改良思想”，“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這和李大釗所說的“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是一致的。五四以後，在無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和馬列主義廣泛傳播的情勢下，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加劇了，而胡適便是第一個分裂出去的資產階級右翼代表。1919年7月，他乘陳獨秀被捕和李大釗出走之機，在由他負責主編的《每周評論》上，拋出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公開用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李大釗隨即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這一著名的戰鬥檄文，堅決駁斥了胡適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誣蔑，深刻揭露了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實質。這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第一次大論爭。在這場戰鬥中，同樣表現了魯迅和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者的“默契”。在上述李文發表後的兩個月，魯迅在他寫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批判了實用主義思潮，指出實用主義隻是“傳授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社會”。認為這決不是正當辦法，“所以根本方法，隻有改良社會”。這裏所說的改良社會，也就是魯迅所尋求的社會革新的新路；聯係在這之前他寫的《“聖武”》等雜文中，對十月革命的熱情謳歌，對“新世紀的曙光”的熱切期望，就能更清楚地了解魯迅對胡適的順應社會、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思想批判的深刻意義。隨後不久，胡適又進一步分裂新派隊伍，他在1920年底致《新青年》同仁的信中，攻擊《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成了《蘇俄》（當時在美國出版的進步刊物）的“漢譯本”。他提出另創“哲學文學”雜誌，發表宣言“聲明不談政治”和“停辦”等辦法，意圖改變刊物的政治方向。魯迅在給胡適的複信中，明確指出：“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表示要同舊勢力戰鬥到底，“不願示人以弱”。由於魯迅和李大釗等“取一致的步調”，使胡適不得不有所收斂，他在一封信裏表示：“豫才兄……皆主張不必聲明不談政治，……我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

　　從上述幾次大的鬥爭事例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魯迅和北京大學，和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新派的密切關係。五四時期的魯迅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戰士，從根本上說，是風起雲湧的中國革命時代造就了這位巨匠。同時，也同他本人具有的韌性的戰鬥精神，深邃的思想，豐富的學識和敏銳的觀察力諸條件分不開。而這一時期，魯迅同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陣地的北京大學的關係，也就不是曆史的偶然巧合了。

　　二

　　1920年8月2日，北京大學正式聘請魯迅為文科講師6日日記載：“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魯迅受聘後，於這一年12月24日起，開始到校講課。在此後的幾年日記中，常有“午後往大學講”或“往北京大學講”的記載。

　　魯迅在北大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一星期講一小時，是一門選修課。但它是當時選修和旁聽的學生最多的一門課，講授安排在沙灘紅樓一間最大的教室裏進行。魯迅以他淵博的學識、鞭辟入裏的精湛分析和密切聯係實際的教授法，深深地吸引著聽講的同學。當年一位聽講的學生曾這樣描述魯迅講課的情景：“每次每次，當魯迅先生仰著冷靜蒼白的麵孔，走進北大的教室時，教室裏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著四五個人，連門邊走道都站滿了校內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學生。”“他敘述著極平常的中國小說史實，用著極平常的語句，……然而，教室裏卻突然爆發笑聲了。他的每句極平常的話幾乎都須被迫停頓下來，中斷下來。每個聽眾的眼前赤裸裸地顯出了美與醜，善與惡，真實與虛偽，光明與黑暗，過去、現在和將來。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卻仿佛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曆史，每一事態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撕掉了。……於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來了一盞光耀的明燈，燈光下映出了一條寬闊無邊的大道。……大家抬起頭來，見到了魯迅先生蒼白的冷靜的麵孔上，浮動著慈祥親切的光輝，像是嚴冬的太陽。”這就是魯迅在北大講課留給學生的深刻印象。

　　魯迅在教學上的成就，除了他在學術上的深厚造詣外，還由於：首先，有明確的教育目的。魯迅在北大任教期間，正是處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下，教育界彌漫著反動腐朽的教育思想。1919年五四前夕，經胡適的邀請，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來到中國，他在兩年另兩個月的、經曆十一省的巡回講演中，竭力鼓吹他的社會政治學說和教育學說，使他的實用主義思想在中國思想界特別是教育界流毒甚廣。他們用“教育無宗旨”的虛偽說教，來抵製馬克思主義在教育領域的影響；而這又恰好適應了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需要，因而鼓噪一時。對此，魯迅給予無情的揭露，他說：“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麽界都一樣。”又說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這是對包括實用主義在內的舊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的深刻批判。魯迅高度重視教師的職責，十分強調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培養能夠適應新時代思想的新人。他所期望的一代新人，是應該具備”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而他自己正是為了實踐這個教育目的，“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他講授小說史的目的性是很明確的，”是要通過小說史的講課，培養些能夠用筆向舊社會進攻的人。他通過對小說史每一事件和人物的精辟分析，獨到的見解，使學生從歡樂與悲哀，愛戀與憎恨，羞慚與憤怒的情感裏，增強分辨是非和善惡的能力，引導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有人認為魯迅講授小說史，實際講的是對曆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對文藝理論的探索。因而魯迅的小說史課成了一門戰鬥的科學，具有鮮明的思想性，和當時蓬勃的革命時代連結了起來。

　　其次，是嚴肅認真、高度負責的教學態度。魯迅有著深湛的文學和史學的修養，但他為了準備小說史的講授，仍付出了巨大而艱辛的勞動。他的講義是從中國小說的起源直到清末止，而“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可以說是開山之作。這一浩瀚的長卷，他總是窮本究源，親手搜集，一一考訂，務求作出準確的論斷。後來出版的《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集》和《小說舊聞鈔》等，就是準備講義時的參考資料；而這些都是魯迅親自從當時的中央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教育部圖書室，“廢寢輟食，銳意窮搜”，閱讀了上千種原始資料，其中有許多是一個字一個字抄錄得來的。他不但對小說作深入的藝術分析，而且把曆代小說放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作曆史的分析；在他作出的正確論斷裏，有許多是發前人未曾發的精辟見解，閃爍著他的真知灼見。這部講義初以《中國小說史大略》為題，曾由學校刊印發給學生。1923至1924年間，魯迅又把他在北大講課的講義整理付印，最初分上下兩卷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後合訂一冊由北新書局印行。這就是中國文化學術史上的一部輝煌著作《中國小說史略》。這部著作從收集資料到最後一次修訂，前後用了約二十年時間。從這裏可以看到魯迅備課的認真態度，因而他的課堂講授總是給學生以新鮮的、充實的知識。

　　再次，也和魯迅對教授法的重視分不開。例如，他發給學生講義，講課時隻是就講義上的論點加以發揮補充，決不照本宣科。1924年《中國小說史略》印行後，他就把正在翻譯的日本廚川白村的文學理論論著《苦悶的象征》，邊譯邊印發給學生作輔助講義，利用小說史課時間講授一些文學理論。而魯迅講的，也並不按照《苦悶的象征》的內容，主要是依據他自己的文學創作體會，講的內容比小說史涉及的範圍更為廣泛。又如，魯迅講課十分注重聯係實際，這有如他寫雜文的風格，能夠發別人不能發的新見解，敢於發別人不敢發的議論，給學生以深刻的啟示。再如，魯迅的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藝術，大大加強了講授效果。他善於用樸實的語言表達深刻的思想，從具體、形象、生動的事例中引出嚴肅的課題，給人以智慧，又給人以美的享受，等等。

　　魯迅是一位最辛勤的園丁，也是青年最敬重的導師和浄友。當有人問起他是否對上課有興趣時，他曾說：“那配教什麽哩，不過很喜歡年青人，他們也還沒有討厭自己，所以一點鍾也是還樂於去做的。”是的，魯迅非常愛護青年，他為了“造出大群的新戰士”，在青年身上傾注了他的心血，確是做到了“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的寓所經常接待一批又一批登門求教的學生，他們之間雖然年齡相差很大，而魯迅總是像朋友一樣親切接待、交談；夜深了，他親自端著煤油燈送出門外，而偏僻的小巷早就沒有人聲人影了。這種“和藹若朋友然”的接觸與交談，和他的講課一樣，給學生的教益和印象都十分深刻。這正如他的一位學生說的：“我走過許多紳士、老爺、教授、名流和學者的書齋，在此地我才看見知識和人凝結在一起的典型。”和魯迅一夕交談得到的勉勵和啟示，“已把我從小地主的狹籠中解放了出來，我嚐到自由的美味了”。

　　至於魯迅在課外為學生校閱文稿，更是他經常的大量的工作。他後來曾說我先前在北京為文學青年打雜，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魯迅為學生辦理“投稿，看稿，紹介，寫回信，催稿費，編輯，校對”這一切瑣事，都樂於去做，這因為第一，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為寂寞的文苑培養更多的新戰士。如當時在北大旁聽魯迅課的許欽文，因為在《晨報副鐫》發表過小說，引起魯迅的注意，以後就經常為他的作品修改，指點，以至編定出版。基於培養新人的目的，魯迅還特意在自己的小說《幸福的家庭》的標題下麵，注上“擬許欽文”的字樣，為推薦青年作家做廣告。僅此一例，就可見到魯迅對青年學生的殷切期望。第二，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有助於新思想的傳播。如北大俄文係畢業的共產黨員任國楨，選譯了20年代初蘇聯文學界關於文學問題爭論的文章，匯編為《蘇俄的文藝論戰》論文集。他譯完後便請魯迅校訂譯稿。魯迅對這位初識者，同樣給予熱情幫助。1925年2月至4月間，魯迅日記就記載了他們之間的來往書信達11次之多。同年4月16日又載：“校《蘇俄之文藝論戰》訖。”並為它寫了《前記》。魯迅這樣認真校訂譯稿，是為了把蘇俄的新文藝介紹到中國來，正如他在《前記》中說：推翻舊來的傳統，“而建設起現今的新的活藝術來。……誕生日就是十月，在這日宣言自由的藝術，名之曰無產階級的革命藝術”。總之，魯迅是自覺地把培養青年學生的工作，作為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

　　魯迅對青年學生的愛護和培養，還體現在他和北大學生文學團體的密切關係上。他在北京期間，經他扶植、支持或參加發起的文學團體，如新潮社、淺草社、沉鍾社、語絲社、春光社、莽原社、未名社等等。其中有的社址就設在北大或它的附近，有的是以北大學生為主的，更多的是直接聽過魯迅課的學生。對於這些社團，魯迅也都傾注過心血。日記中常有他在北大講課後到那裏與其成員交談的記載。由英文係學生董秋芳發起組織的春光社，就聘請魯迅作它的導師。魯迅對新的幼芽寄托了無限的希望。

　　由北大文科學生發起的新潮社，正式成立於1918年12月。成員以北大學生為主，也有少數教員和校外人士。主要骨幹有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楊振聲等。它發行《新潮》雜誌，宣布“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在新文化運動中有著廣泛的影響。魯迅對新潮社在提倡白話文、批判封建禮教、鼓吹文學革命等積極方麵曾給以支持。但對新潮社因受胡適影響而表現出明顯的改良主義傾向，他是堅決反對的。魯迅在《新潮》第一卷第五期發表的致傅斯年的公開信，就是針對他主張刊物將多登所謂“純正科學的東西”，背離現實政治鬥爭的錯誤而發的。魯迅認為，在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始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時候，刊物裝滿了這些東西，隻能使封建複古派高興。他主張：“最好是無論如何總要對於中國的老病刺他幾針。……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而仍發議論，庶幾乎他們依然不得安穩，我們也可告無罪於天下了。”提倡科學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口號，魯迅不主張停留在純粹科學的宣傳上，而是要和現實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服務。“講科學而仍發議論”這個見地是異常深刻的，體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正確方向。魯迅這封信是在五四運動即將來臨時寫的，對《新潮》具有方向性的意義。可惜雜誌的編者們沒有接受這一正確主張，五四以後他們迅速向右轉了。

　　誠然，這時魯迅的思想還沒有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還籠統地認為青年總比老年好，有時對青年學生也未免過於寬容。但是，對青年學生的缺點，魯迅是很有原則的。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是位世界語學者，他同情東方被壓迫民族，1921年漫遊日本時，遭到日本當局野蠻迫害並被驅逐出境。魯迅對他深表同情，介紹他到北大教授世界語和俄羅斯文學。一次，愛羅先珂在看北大戲劇實驗社演出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時，對劇社采用男扮女角的演法表示不滿，並在他寫的觀後感中對此提出枇評。這篇文章由魯迅譯出在《晨報副刊》登出後，戲劇社的一位學生極為不滿，隨即寫了《不敢“盲從”》一文進行反駁。他的文章語言尖刻失態，故意在“觀”、“看”等字眼上加引號，對一位生理缺陷的人采取不道德的人身攻擊。魯迅看後很氣憤，立即寫文章斥責他的輕薄行為。但是，魯迅對青年的缺點並不抱成見，隻要改正了就一視同仁。這位學生仍一直聽魯迅的課，後來魯迅和他也很接近。五卅運動發生後，這位學生發起成立了一所黎明中學，以抗議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他邀請魯迅為該校高中班授課，魯迅立刻欣然接受，三天後就到校上課，對他的工作表示了熱烈的支持。

　　魯迅的教學實踐，為我們樹立了一個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典範。

　　三

　　對於北京大學進步師生的革命鬥爭，魯迅是旗幟鮮明、始終不渝地給予支持和讚助的。

　　1922年11月18日，魯迅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即小見大》一文，這是他就北大學生風潮發表的一篇評論。當時學校評議會以經費支絀為由，決定此後講義一律征費。這引起部分學生的反對，10月17和18日，學生先後擁入會計課和校長室請願，要求收回此項決定。學校主要負責人因此相繼辭職，各部門自19日起停止辦公，遂釀成風潮。後經各方斡旋，蔡元培於24日即回校視事，風潮平息。這次風潮雖達到取消講義費目的，但教務會議卻將參與事件的預科學生馮省三開除。魯迅就此事發表評論，指出學生是得勝了，而沒有人再去為“犧牲者祝福”；他在“即小見大”的感歎中，包含著對學生必須在鬥爭中加強團結的希望。

　　魯迅不但對學生運動寄予厚望，而且時時總結運動的經驗，提出自己正確的主張。他基於對中國反動勢力的深刻認識，不讚同對軍閥政府單純采取請願一類的舉動，但當學生行動遭到反動派鎮壓時，他則明確指出，反動勢力的強力壓迫，正是革命的導火線，“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麽？”在五卅運動中，北大等校學生前後堅持了三個多月的鬥爭，把學生運動和整個國民革命運動聯結起來。魯迅熱烈讚揚學生運動的進步，“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而在“三·一八”運動前夕，當舊勢力攻擊學生囂張的時候，魯迅在大學講堂上駁斥了這一謬論，他說：“其實，現在的學生是馴良的，或者竟可以說是太馴良了。”這些對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學生運動都有重要意義。

　　魯迅在北大任教期間，校內進步與保守、新派與舊派的鬥爭十分劇烈。五四以後，新文化統一戰線分裂，胡適等人站到了人民革命的對立麵。1924年12月，以胡適為首的一些教授在北京創辦《現代評論》雜誌。這個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胡適、陳源（西瀅）、王世傑、徐誌摩等，這時都是北大的教授。這樣形成了一個所謂現代評論派。圍繞著對待進步學生運動的問題，魯迅同這個派別有過幾次大的鬥爭。

　　先是在《青年必讀書》問題上爆發了一場鬥爭。1925年1月間，《京報副刊》發起為“青年必讀書十部”欄征求書目，於是，胡適、徐誌摩等名流學者，以青年“導師”自詡，紛紛開列尊孔複古的書目，引誘青年脫離現實鬥爭。這並不奇怪。五四以來，在曆次學生運動走向高漲的時候，胡適一些人總是用“救國必先求學”的說教，誘使青年“踱進研究室”，埋頭於“整理國故”。胡適曾給學生擬過一個所謂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開列了近二百部古書，其中甚至包括《阿彌陀經》、《妙法蓮華經》等二十多部佛教書。這在北大一部分學生中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五卅運動前夕的北京，保古之聲又囂然塵上，“反改革”的空氣十分濃厚。針對胡適們新“國學”的叫囂，魯迅在對《青年必讀書》的答複中，隻寫了：“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而在附注中則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他強調：“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魯迅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是號召青年要注重社會現實問題和投身實際鬥爭，是對“整理國故”主張的輕蔑和枇判。

　　魯迅曾把這次鬥爭稱之為“青年必讀書”事件，這實際是同現代評論派鬥爭的先聲，是兩種小同勢力爭奪青年的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之後不久，魯迅在給北大哲學係教授、《猛進周刊》主編徐炳昶的信中就說過，他正是從這一事件中；看出胡適等人提出的“進研究室”的口號，是誘騙青年的一個“圈套”，切忌上當。他明確提出：“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魯迅正是從堅持思想革命、反對任何尊孔複古傾向的高度，對待這一場鬥爭的。因而當他對《青年必讀書》的答複引起巨大反響，遭到一幫遺老遺少圍攻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給予堅決回擊。如雜文《聊答“……”》，就是對柯柏森《偏見的經驗》一文的答複；《奇哉所謂……》的發表，就是對熊以謙《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一文的駁斥。這些新“國粹”信徒在他們文章中惡毒攻擊魯迅，誣蔑魯迅是“賣國賊”，是“淺薄無知”，“貽誤青年”。魯迅以充分有力的論據，痛斥了他們的謬論，“這些聲音，可以嚇洋車夫，但是無力保存國粹的，或者倒反更丟國粹的臉”。當時有人擔心這樣連續作戰會影響魯迅的健康，魯迅以高度的革命責任感表示你隻要有一篇不答複他，他們就認為你失敗了。我就篇篇都答複他們，總要把他們弄得狗血淋頭，無法招架，躲回他們老巢去為止。“魯迅的工作幫助青年學生認識胡適”整理國故主張的危害性，使他們當中一些人擺脫胡適派的影響。

　　接著，圍繞“女師大風潮”同現代評論派展開了一場大的鬥爭。1925年5月，北京爆發了反對北洋軍閥及其在教育界代理人章士釗、楊蔭榆的“女師大事件”，魯迅（1923年10月至1926年8月兼任女師大國文係講師）參加並領導了這次有名的學生運動。8月間，反動政府焊然下令解散女師大，並在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釗的指使下，竟數次出動武裝警察和雇用流氓強迫女師大學生離校，毆打和拘捕反抗的同學。這一暴行在北大進步師生中引起了極大憤慨，8月18日，為抗議章士釗無理解散女師大和他在教育界的倒行逆施，北大評議會通過了北京大學與教育部脫離關係，宣布獨立的提案，並發出布告不承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拒絕接受由他簽署的教育部文件。北大學生會也發表宣言，聲援女師大同學的鬥爭。21日，魯迅同錢玄同、顧孟餘、沈尹默等四十一位北大教員聯名發表宣言，嚴正譴責了章士釗壓製學生愛國運動，以整頓學風為名摧殘教育等措施，指出這是“示威於教育界，並可借此壓製種種愛國運動，達到他一網打盡的目的”。堅決表示不承認這個“思想陳腐”抹殺時代精神的政客為教育總長。

　　女師大事件發生後，現代評論派陳源就連續在《現代評論》上製造流言蜚語，惡意詆毀進步學生運動，含沙射影地攻擊魯迅在女師大挑起風潮；繼之，在北大評議會通過與教育部脫離關係的提案後，胡適、陳源、王世傑等又糾集一些教授發表致本校同事的公開信，他們公然誣蔑廣大師生主持正義，反對章士釗專製壓迫的鬥爭，是剝奪他們“教學的自由”，是造成“叫囂哄鬧的風氣”，反對學校評議會的決定；進而，當這一年11月底在黨領導下，北方革命群眾運動空前高漲，章士釗被迫去職，女師大學生勝利返校的時候，成立了以陳源、王世傑、皮宗石、燕樹棠等一些北大教授為骨幹的所謂“教育界公理維持會”（旋即改稱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陰謀阻止女師大學生勝利複校，為章士釗、楊蔭榆在這次風潮中操縱成立的女子大學打氣。他們在《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中，誣女師大學生返校，是“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亂之際，率領暴徒攔入校內，強行霸占。”對支持女師大學生正義鬥爭的教員竟然提出“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繼續向魯迅施放暗箭。

　　為了支持進步學生運動，魯迅以韌性戰鬥的精神，寫下了如《並非閑話》、《碎話》、《“公理”的把戲》、《這回是“多數”的把戲》等一係列雜文，猛烈回擊了陳源等人的挑戰。他一針見血地指斥這些人“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力地戳穿了這些人為虎作倀的反動麵目；他以充分的事實說理，徹底揭露陳源這個“異類”慣用的流言伎倆，指出這不過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把他們玩弄的“公理”的把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魯迅深刻認識這場鬥爭的政治意義，他表示：“倘筆舌尚存，是總要使用的。”魯迅的有力揭露，使陳源之流聲名狼藉，他經受不住了，曾央人向魯迅求情；而這時北大教授周作人、林語堂等人，也出來兜售西方資產階級所謂“費厄潑賴”的主張，鼓吹“寬容”，用“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的說教來束縛革命人民，為北洋軍閥及其走卒解脫。魯迅不但不給陳源以喘息的機會，並且根據鬥爭的需要，寫下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一著名的戰鬥檄文，他把那些幫閑文人、走卒喻為“叭兒狗”，指出對於這種貌似折中，公允，調和，平正的“叭兒狗”，“應該先行打它落水，又從而打之”。他深刻總結了革命鬥爭的曆史經驗，提出了“痛打落水狗”這一鮮明的革命原則。

　　北大的右翼勢力不但在女師大問題上圍攻魯迅，而且在校內也極力排斥魯迅。他們一麵稱魯迅為“北大派”，指責他對進步師生的支持；一麵又以“教一兩點鍾的講師”不配與聞校事為借口，排斥魯迅。當1925年12月北大校慶二十七周年的時候，魯迅出席了紀念會，並應學生會征文請求，寫了《我觀北大》一文，回擊了他們的攻擊和詰難。他熱情洋溢地肯定了五四以來北大的進步作用，指出：“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他也嚴正指出北大同樣顯出的“一角灰色”，存在“很想勒轉馬頭”的逆流。但是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他以自己作為這一“改進的運動”的一員引為自豪北大派麽？就是北大派！怎麽樣呢！“魯迅這篇專論北大的文章，是對北大進步師生革命鬥爭的熱情肯定和支持，也是對妄圖”勒轉馬頭的複辟逆流的無情批判。

　　之後，在1926年，北大等校學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三·一八”群眾運動。這次反帝鬥爭遭到了軍閥政府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學生群眾被殺害四十七人，傷二百餘。當魯迅聽到慘案消息時，他正在撰寫雜文《無花的薔薇之二》，他無法壓抑胸中巨大的悲痛和憤激，立即在此文的後六節中痛斥了這一殘虐險狠的行為。他把這一天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他斷言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這時，北大教授陳源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閑話》，汙蔑運動的領袖有”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他不僅以筆充當段棋瑞的幫凶，並且用行動參預了對進步學生的迫害。北大英語係學生董秋芳曾針對陳源對”三·一八運動的汙蔑，發表了《可怕與可殺》一文，怒斥陳源的萬分陰狠：“簡直是畜生的畜生，這種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類裏麵，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殺的了。”陳源竟因此濫用他英語係主任職權實行報複，要取消他翻譯成績不讓畢業。董秋芳一麵公開在學校張貼啟事揭發陳源劣跡，一麵向魯迅陳述請求聲援。魯迅在題為《死地》的雜文中，徹底揭露了陳源之流以筆殺人的罪惡行徑中國的有誌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並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他後來還在《通信（複未名）》中，揭露了陳源對董秋芳的迫害，並親自推薦出版董秋芳的譯作，支持進步學生的鬥爭。

　　魯迅的無畏戰鬥，招致了反動派對他更大的迫害。3月26日，《京報》披露了軍閥政府要通緝魯迅的消息：“該項通緝令所羅織之罪犯聞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樹人（即魯迅）、許壽裳……均包括在內”。北大教授徐炳昶當即將此通知了魯迅。在親友的敦促下，從3月底到5月上旬，魯迅過著避難生活。但魯迅不顧形勢險惡，仍繼續戰鬥。他不但繼續著文揭露反動派，而且堅持到各校講課。4月12日日記載：“上午往北大講。”從4月26日至5月24日，仍是每星期一次到北大講課。6月30日日記載：“上午以小說史分數寄北大注冊部。”完成了全學年的教學工作。僅從這裏就可以看到魯迅頑強的戰鬥精神。這一年8月，魯迅離開了北大和他生活、戰鬥了十四年的北京，南下廈門任教。

　　魯迅雖然離開了北大，但他已成為北大進步師生的一麵戰鬥旗幟。1929年5月，魯迅第一次返平省親時，北大國文係主任馬裕藻和六位學生代表熱誠邀請魯迅返校任教，後又以國文學會名義請他到校講演。北大日刊專門刊登了這次講演啟事。29日下午，魯迅到北大作了一個小時講演。當時報紙曾報道魯迅受到學生熱烈歡迎的場麵離講演尚差一小時，北大第二院大講堂已有人滿之患，該校國文學會乃宣布將地址改至第三院大禮堂，數百聽眾一時蜂擁而出，向第三院奔跑爭先恐後惟恐不及，馬神廟一帶警察無意中又飽受一番虛驚。至七時餘，第三院大禮堂已積至一千餘人；掌聲雷動，魯迅登台。這次盛舉給寂寞已久的北大學生以極大的鼓舞。

　　1931年，白色恐怖極端嚴重，一月間上海一批左翼作家遭到逮捕。

　　消息傳到北京，誤以魯迅也被捕，北大學生曾為此發起營救運動。1月31日，北大學校當局給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報告中稱：“本校一二三三院及各宿舍，近日發現匿名傳單題為發起魯迅被捕後援會啟事，並於各院舍傳達處搜獲簽名簿八冊。”國民黨北平市黨務委員會、教育部和學校當局，還專門發了關於查禁援救魯迅事件的文件。這一事件反映了北大學生對魯迅的深深熱愛，也說明反動派對魯迅的極端畏懼。次年11月，魯迅第二次返平省親，這時白色恐怖籠罩著北平，北大進步教授和學生橫遭逮捕，革命團體屢被摧殘。為了支援北方革命運動，在黨的安排下，魯迅發表了著名的“北平五講”；其中第一講《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就是在北大作的。當時為了保證魯迅的安全，在開講前三小時才在北大一院布告欄張貼一張小小的通知，即使這樣，聞訊趕來的七百多聽眾仍然擠滿了三院禮堂。魯迅在講演中深刻揭露了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的實質都是官僚文學，是反動統治階級忠順的臣子和奴仆。他還尖銳指出現代評論派所鼓吹的“為藝術而藝術”一類的主張，就是這種官僚文學最巧妙的偽裝。魯迅的講演對廣大青年學生是戰鬥的召喚，這對引導他們擺脫胡適派的影響，走上正確的道路具有重要意義。

　　魯迅對北大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1948年，北大校慶五十周年時，還展出了魯迅的遺稿、遺劄和遺墨，同時還展出一幅魯迅木刻像。而這時正處在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北大和全國的學生運動已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魯迅精神鼓舞著北大師生去迎接祖國黎明的到來。

　　（《北京大學學報》，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