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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五四·北大·傳統——兼評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觀

  五四運動至今80周年了。這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鬥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曆史新起點,是愛國主義的盛大節日。

  北京大學作為五四運動的發祥地,與現代中國社會進步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五四運動對北大曆史發展及其優良傳統的形成也發生了深遠影響。作為高等學府,像北大這樣與國家命運和民族解放鬥爭聯係如此緊密的,是不多見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北大確是與近現代中國曆史同行。因而北大傳統同這一曆史特點緊密相關,並為後人所繼承、豐富和發展。

  誠然,北大傳統的內涵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多年來,北大師生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和研究,把它定位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相對地說,這比較全麵、準確地反映了北大曆史的特點和精神,因而得到了北大師生和海內外校友的廣泛認同。科學地概括北大傳統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要正確對待曆史的遺產,而且關係到究竟用什麽樣的傳統精神引導今天的青年學生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

  在98北大百年校慶時麵世的《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選輯了康有為、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一批曆史名人的文章,按編者的意圖精心編排,主旨是為了說明北大的傳統是自由主義,而不是現在北大師生所認同的那些內涵。特別是一位曾擔任過國內社會科學最高研究機構領導職務者,以長者、學者的身份為該書作序,對這種所謂的自由主義傳統作了刻意渲染和深化,認為這不僅是今天的北大應該加以“複興”的“最要緊”的傳統,而且還要把它作為一種政治學說、經濟思想和社會政治製度加以實現,這樣才“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既然問題被提到如此嚇人的重要地步,這倒使本文有興趣在行文中順便議及這些問題。

  一

  百年北大誕生於民族憂患深重之秋,它作為維新變法進步運動的產物,在它的曆史行程中,又始終同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富強所進行的探索與奮鬥息息相關。正是在這樣大的曆史背景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的火炬首先在北大點燃,並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內涵豐富的北大優良傳統,就不是偶然的曆史現象。

  應當指出,本世紀初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革新,對北大的曆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施展了他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他趨時更新,整頓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他網羅各派學者,容納不同學派,學術民主,自由爭辯,對促進思想解放、百家爭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改革學校體製,破除學生的舊觀念,倡導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為培育新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蔡元培的積極支持下,這時北大集中了一批像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這樣思想激進,勇於尋求救國真理的新派人物,他們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國民》、《新潮》等進步刊物為陣地,提倡白話文,高張文學革命,同舊思想、舊道德展開了不調和的鬥爭。革新後的北京大學,一掃過去腐敗沉悶的風氣,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這時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也是由時代風雲激蕩下進步師生中高昂的愛國思想直接促成的。

  愛國,是一種崇高的信念,也是一種激越的情感。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惡性循環,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在我國民族精神中所蘊含的憂患意識的基礎上形成了更加明確的愛國主義思想,並在這一旗幟下尋求救亡自強之道。百年北大特別是五四以來形成的愛國傳統,就反映了這樣深刻的曆史內涵,同時又體現了新的時代特點。其一,顯示了在新的曆史時期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從而使之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發揮了某種先鋒和橋梁的作用。北大進步師生在各個曆史時期,從五四運動到一·二九運動,從三·一八運動到一二·一運動,都是在國家和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站在鬥爭的前列。他們鬥爭的鋒芒,始終是對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他們奮鬥的目標,始終是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同人民革命取同一方向,從而為中國青年運動提供了極可寶貴的曆史經驗。其二,把愛國主義鬥爭同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相統一,走曆史必由之路。我們知道,不同的時代條件,愛國主義也有不同的思想內涵和要求。在近代的起始階段,以林則徐為代表的愛國主義是和他們的忠君思想相聯係的,雖然他們的愛國情懷和無畏的犧牲精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終因這一曆史的局限而注定了他們演的是一出悲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愛國主義,則比較自覺地同民主主義的理想相結合,並取得推翻封建帝製這一曆史性勝利。但是,時不予我,外國有的,中國卻不能有。辛亥革命的結局及爾後的局麵,深刻表明近代中國已經失去了通過發展資本主義求得富強的曆史機遇。經過痛苦的摸索,隻有當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前途相聯係,並獲得掌握這一曆史自覺的先進政黨領導的時候,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理想與目標——救亡與自強,才有了真正實現的可能。而這正是當時北大教授李大釗在新的世界觀指導下獲得的理性認識。從上列兩端不難看出,北大的愛國傳統,是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對後人富有啟迪意義的。而《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的編者卻認為,愛國是所有學校共有的,因而不能作為北大的傳統。其實這是並不了解北大以至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本質特點,隻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很膚淺的看法。

  正如馬克思主義所認為的,反封建(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鬥爭愈徹底,對無產階級事業愈有利。經過蔡元培革新的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學術空氣活躍,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落腳點和生長點。所以在80年前,時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釗首先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曙光裏,敏銳地看到人類社會“新紀元”的肇始。“微言如閃首傳真”(林伯渠對李讚詩),他成為在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並引導一批以北大師生為主的先進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從而使北京大學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最初基地。

  李大釗以北大為基地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作是多方麵的。除了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中國》、《晨報》副刊、《星期評論》、《新生活》以及北大學生創辦的一些學會會刊上,發表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剖析中國社會問題的文章外,他還在北大史學、政治、經濟和法律等係先後開設了“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工人的國際運動”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講座,加上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所授的共有十門之多。至今保存在北京檔案館的一份1923年北大政治係賀姓學生的“唯物史觀”試卷,其對“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及其於現代史學的影響”試題的回答,縱以今日之水平視之,其觀點也還是全麵而正確,應令人刮目相看的。這無疑是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一個彌足珍貴的佐證。同時,在李大釗的指導下,1920年先後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這是我國最早成立的研究馬克思學說的社團組織。特別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大活動時間前後達七八年之久,它對於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和組織青年學生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以及推動全國一些地區先進分子研究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等方麵,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建黨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對五四時期的北大以及許多先進分子的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所在的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以及他的住宅,成了北大進步師生和革命青年集會和討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場所。他不但引導青年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還鼓勵他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他諄諄教導青年:“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在他的教育下,北大的一些先進分子脫下學生裝,穿上工人服,走向工棚,深入礦井。這不僅使他們自身得到鍛煉,而且也促進了在工人中灌輸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正是在李大釗的教育和影響下,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範鴻劼、何孟雄等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北大成長起來。青年毛澤東也是“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應當說,李大釗的上述工作,不僅使北京大學成為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而且也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一個搖籃。據統計,在黨的一大之前,在全國8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中,有6位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全國早期53名黨員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名是北大的師生和校友。北大確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李大釗的引導和影響下,北大不僅在五四時期,而且在爾後的曆史進程中,都存在一個堅持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群體,許多進步師生在白色恐怖的艱難環境裏也仍然孜孜追求這一革命真理。如在40年代後期北大院係聯合會設立了兩個公開出借進步書刊的圖書室,即五四圖書室和孑民圖書室,前者主要收集進步的報刊,後者主要收集馬列主義理論書籍。當時孑民圖書室有圖書5000多冊,中外雜誌40多種。閱覽室由同學輪流管理,讀者十分踴躍,每天借出次數平均為108次,日常流通書籍達到七八百本左右。人們稱它是“北大人的精神營養站”。由此可見,學習、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成為北大優良傳統的一個部分,是有充分曆史依據的。北京大學作為當代中國著名的最高學府,它不僅在學術上有過輝煌建樹,而且在政治上也始終處於我國進步運動的前鋒地位。而這種進步作用是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緊密聯係著的,這是不能否認的曆史事實。而持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觀的此書編者,僅僅因為後來有過“馬列學院”、“黨校”,就斷言“不能說傳播什麽,其傳統就是什麽”。這隻能說,武斷往往是同偏見相聯姻,而偏見則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據這位編者的意見,“近現代中國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文化守成主義、進化論思想、虛無主義等等,都是以北大為重要的中轉站和發祥地才進入中國社會的”。所以學習馬克思主義不能作為北大的傳統。這真是不說還明白,越說越湖塗了。既然都是作為中轉站和發祥地,為什麽偏偏自由主義能成為北大“最要緊”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卻不能呢?試問,在這些政治思潮中,究竟什麽是代表北大曆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呢?答案應當是明確的。

  誠然,作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義,在北大曆史上確曾存在過。如五四時期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它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部分人。五四運動後,隨著鬥爭的深入,這個統一戰線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傳統,並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加以發展;另一部分人則向右發展,走所謂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後來這部分人實際上是同蔣介石政權相結合。這兩種思潮、兩種勢力不同的發展趨勢以及他們之間的交鋒,可以說是貫串在民主革命時期北大曆史發展的全過程。而人民革命的勝利則為他們作出了公正的結論和曆史性的選擇。怎麽能夠把北大曆史發展中非本質的方麵,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為北大傳統加以頌揚,並要求今日之北大給以複興和弘揚呢?!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一樁怪事。

  其實怪事不怪。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在北大曆史上確是有兩種傳統,即愛國進步、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它們代表了近代中國曆史發展兩種截然相反的要求和方向,雖然曆史已經對此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但開曆史倒車、逆時代潮流者卻大有人在。這在過去有,現在仍然有,以後也還會有。這是並不奇怪的曆史現象。

  二

  持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觀者立論的主要依據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使北大正式成為在中國引進和發揚自由主義的基地”。這倒是值得議一議的。

  如前所述,蔡元培在北大革新時提出的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原則,在當時確是一個具有指導作用的辦學方針,同時也是他的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這一辦學思想,就發展新教育和繁榮學術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而言,確是適應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要求,有利於人才培養和學術進步,因而在一定意義上是符合文化教育發展客觀規律要求的。具體地說,第一,這一辦學思想所體現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則,反映了發展學術、教育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規律。就學術研究而言,它實際上是探求真理的一個過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對性的。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有這樣的情形:今天被認為是正確的事物,隨著新材料的發現或認識的深化而成為謬誤,反之亦然。因而學術研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種簡單的、絕對的標準加以限製和判斷。蔡元培曾說我素信學術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應該允許它們並存,自由討論。他認為,我國先秦時期思想界所以出現百家爭鳴這種”空前絕後之偉觀,是因為“種種學說並興、相競相攻”使然的,到漢武帝采董仲舒獨尊儒術之主張,遂使“諸家之說熠矣。他極力反對這種”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的思想方法,反對封建性政治和文化專製主義對學術思想的束縛。這些認識應該說是比較正確地反映了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原則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第二,這一辦學思想反映了對學術與政治關係的正確處理。這是發展學術常常遇到的問題。由於我國長期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又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突出。蔡元培並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而且是堅持學術和教育活動必須為民主共和政治,為振興國家服務,這是發展學術和教育的大前提。同時在學術研究領域,他又把學術和政治作了嚴格區分,主要表現為:一是不以人廢言;二是反對用政治幹涉學術,反對封建文化專製思想,允許學術研究的自由。這在當時的教授的聘任和對待不同學派的態度上,都得到了體現。這種對學術與政治二者關係的正確處理,既體現了蔡元培辦學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發展學術的客觀要求。第三,這種辦學思想體現了發展學術、教育所必不可少的民主領導作風。這方麵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蔡元培善於發現和愛護人才,他曾針對舊派勢力對北大教員的攻訐,指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對人不求全責備,是深知人才的特點,避其所短,揚其所長,這就是知人然後方能善任的道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處。他建立在這一人才觀基礎上的民主領導作風,對北大的革新起了重要作用。上列數端,反映了蔡元培辦學思想中所蘊含的對發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義的方麵,這對今天仍有現實的借鑒作用,表現了思想的繼承性。

  這裏有必要強調,蔡元培在提出和實施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時,並非像時下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對新舊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觀主義態度,而是有所抑揚的。這就是說,這種“兼容並包”並非無原則、無目的,任憑新舊良莠混雜,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進新思想傳播,適應革新需要為基本出發點的。應該指出,蔡元培主持北大進行革新之際,正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的發端時期,這時他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支持日益興盛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讚成文學革命,反對封建複古主義的舊思潮。他對北大的整頓是以文科為重點,因為文科集中了北大的守舊勢力,這樣文科學長人選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經友人推薦,又翻閱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他十分讚同對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的評價,遂決定邀請他主持文科。隨之,又引進了大量新派人物,形成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他曾寫信委托巴黎法華教育會邀請法國學者來華講學,他也提出了受聘者的主要條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黨”,一是能“熱心教授中國人,且不與守舊派接近者”。蔡元培反對壓製新思潮,認為“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他積極支持和扶植新派,成為這支新文化大軍不可少的竭誠的保護者。五四前夕,當軍閥政府對蔡元培施加政治壓力和恐嚇時,曾有人勸他辭退陳獨秀,約束胡適,以緩和空氣。他毅然回答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無相幹。“隨後又公開為新派的”過激之論“辯護。這些都鮮明地表現了蔡元培的政治立場和他的”兼容並包“辦學思想的基本傾向。誠然,蔡元培是以倡導”思想自由“而著稱的,他尊重講學自由和正當學術研究的自由,對舊派教員的學術性活動同樣給予支持,但絕不允許假借學術名義和大學講壇進行反動政治宣傳。當時北大教員中,辜鴻銘是一個帝製複辟論者,但精通英、德等國語言;劉師培是籌安會罪人之一,而對國學研究有素。蔡元培認為他們所授課程與政治無涉,應用其學術專長。新潮社的同學對聘用守舊教員有微詞,蔡元培對學生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複辟或君主立憲。”這大體反映了蔡元培的基本主張。

  當時北大教授中也有人對“兼容並包”持有異議,陳獨秀為此專門寫信闡述蔡元培的學術主張。他寫道:“先生說:‘蔡先生欲兼收並蓄,宗旨錯了。’這話我卻不以為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像崔懷慶、辜湯生、劉申叔、黃季剛四位先生,思想雖說是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有專門學問,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劇評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語。蔡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學術討論的自由;並不是毫無分寸,將那不正當的猥褻小說、捧角劇評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劍俠,毫無常識的丹田術數,都包含在內。……他是對於各種學說,無論新舊都有討論的自由,不妨礙他們個性的發達;至於融合與否,乃聽從客觀的自然,並不是在主觀上強求他們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並蓄的主義,大概總是如此。”這裏所說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說明了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是有原則性的,而決不是“毫無分寸”,放任自流的。陳獨秀對這一辦學宗旨的解釋是正確的。

  這裏還須要指出,當我們根據曆史的實際,充分肯定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和現實意義的時候,也並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無缺的。應該看到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作為一定曆史時代的產物,不能不帶有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禮記·中庸》篇中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兼容並包”主張。但他對這裏所說的“道”,並沒有作出性質和內容上的明確限定,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理解;其“容”與“包”的對象,既可以是新的進步的思想、學說,也可以是舊的、落後的理論、流派。他自己曾認為哲學上的唯物論和唯心論可以並行無害,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並不矛盾,可以並行不悖。如果對這一辦學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麽就會是不分主次地把新與舊相互對立的東西包容在一起,這就否認了對立物的質的區別,看不到發展過程中的飛躍和突變,抹煞了對立物的鬥爭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也就抹煞了人們在新舊事物鬥爭中催新破舊的曆史責任。由此可見,“兼容並包”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概括,表現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調和的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鬥爭中的不徹底性。這種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學地反映客觀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實踐。事實上,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對世界大勢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對北大的整頓中始終堅持革新進步的方向,而不是讓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無原則地混合並存。“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所以能夠孕育出一個新的北大,能夠對北大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起了催生作用,正是和他扶植新思想、約束舊事物和反對封建舊文化分不開的。所以,具體就蔡元培的辦學思想,或擴而大之就一般的曆史遺產的繼承來說,重要的是要挖掘它內在的深層次的思想內涵,而不是要人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去重複舊的口號。

  由此可見,“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作為一定的曆史時代的產物,有它特定的內涵和特點,決不能僅僅因為它倡導思想自由的原則,就不加分析地據此斷言自由主義是北大的傳統。這種不顧曆史事實的主觀臆斷,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學風。

  三

  持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觀者的本意,不隻是為了說明一所大學的傳統問題。

  作序者說得很明白:“自由主義可以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哲學,它更是一種社會政治製度”。的確如此。自由主義是作為19世紀初出現的資產階級的一種政治思潮,它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民主”口號按照資產階級政權確立後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補充,主張個人活動和發展的完全自由,實現毫無限製的企業主的自由競爭,擁護有財產限製的選舉權和兩院製議會,等等。很清楚,作為一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所要求所維護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製度。

  被持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觀者認為好得了不得的自由主義,已為他們點明“更是一種社會政治製度”的含義。這是無需多加一字解釋的。在他們看來,這種發軔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曾有九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隻是“一九四九年後”,被“持續地、徹底地、大規模地‘肅清’”了,現在的任務就是使之“在今天的複興”,使“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這裏已不存在一層需要捅破的薄薄的窗戶紙,也無需有勞旁人來“破題”了。

  問題在於:北大是不是存在這種占主導的、被認定為“光榮”傳統的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潮?這還是要讓曆史來講話。

  五四時期的中國,風雲際會,各種社會思潮活躍。這時的北京大學,由於高張民主和科學兩麵旗幟,從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但五四前期,包括李大釗在內的新文化運動戰士傳播的民主和科學思想,仍然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它雖然在當時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並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這時李大釗的政治視野也不能不受到這種曆史的局限,例如,他這時所熱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說,是“唯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製度為其形質之政治”。即企求的仍是以代議政治為特征的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而他的唯民主義主張的主體,則是“由中流社會之有恒產者,自進而造成新的中心勢力,以為國本所托”。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資產階級身上。又如,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國”,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提出,還是比較空泛、粗糙的,它的實際內容也仍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再造青春中華”的途徑,也隻是從教育入手實現民權,認為“從事於國民教育,十年而後,其效可觀,民力既厚,權自歸焉”。應當承認,任何思想家都隻能依據曆史所能提供的舞台進行活動,在科學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之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還是惟一可供中國人民選擇的出路。問題在於,曆史已經判明,近代的中國已經失去了實現這一方案的機緣,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國的流產就是有力的證明。

  李大釗在政治上對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觀。他在1914年就曾無限感慨地說時至今日,術不能製,力亦弗能,謀遏洪濤,昌學而已。而當1917年張勳再演複辟醜劇時,他更為自己的“理想王國”夢幻的破滅而慨歎,“一代華聲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這種情形並非李大釗一人所獨有。魯迅後來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這確是道出了這時一般知識分子的心態。這種”失望“和”頹唐,既反映了他們對資產階級領導的這場革命結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現了他們經過對民主和科學的呼喚之後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

  當然,在這種失望和苦悶之中,還蘊含著對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1918年5月,李大釗通過自己深沉的觀察與思考後說中國人今日的現象,全是矛盾的現象,舉國人都在矛盾現象中討生活,當然覺得不安,當然覺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當然要打破這種矛盾的生活,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寄頓吾人的身心,安慰吾人的性靈。這裏提出的“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這反映了曆史的要求,它也將由曆史的發展給予正確的回答。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振奮了中國進步思想界,李大釗首先把目光從西方移向了東方,從歐美轉向了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北京大學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最早基地。

  馬克思主義在這時傳入中國並逐漸為中國人民所接受,這決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國無產階級正在日趨覺醒這一重要的社會條件外,還應該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以極端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舉世滔天之禍,全歐陸沉之憂使中國先進分子對資本主義製度發生了極大的懷疑;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在中國接連破滅,“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噩夢”,陷入彷徨無路的中國先進分子不能不開始新的探索;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十月革命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新的典範。本來,社會主義對中國先進分子來說,還隻是一種書本上的東西,陳獨秀在1917年初還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現在社會主義在東方的一個大國成為現實,這使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人類曆史和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啟迪了他們對指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馬克思主義的濃厚興趣。

  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當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一傳入中國,李大釗就敏銳地捕捉到新時代的信息,並給予了熱烈的歡迎和真誠的理解。於是,他們開始學習“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誠然,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一批先進分子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都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都經曆了對舊的思想不斷揚棄和對新學說的逐步理解,以及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深化和自我改造的過程。盡管這樣,在他們初期的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就已經開始顯示了這一新的世界觀、曆史觀和人生觀的特有魅力。

  應當指出,這時李大釗在他的傳播活動中,主要的和突出的方麵,是第一個向中國人民闡明了中國革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同時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倡導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學風。正因為這樣,他的傳播工作給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使之發生了合乎新的時代要求的變化。

  李大釗從東西方兩大文明的比較中,看到代表封建主義的東方文明和代表資本主義的西方文明都麵臨無法解脫的危機,從而把希望的目光轉向十月革命顯示的新文明上。他說:“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這裏所說的俄羅斯文明是指十月革命形成的曆史新潮流、新文化,李大釗把它視為挽救世界危機的新文明的泉源。他把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20世紀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作了比較,明確判定處在不同曆史時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質,認定“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認為正是這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開辟了世界曆史的新紀元、新時代,他預言:“20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他強調對於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們的態度“惟有翹首以迎”,“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隨後他更加明確地把中國革命看作是“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這時李大釗已拋棄了要以中產階級為中心勢力的舊觀點,斷定“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惟一的基礎”。他特別指出今後人類發展的前景必將是“勞工的世界”,並在1919年紀念五一的文章中就預測了中國工人運動必然會發展起來。他還提出人民群眾要依靠聯合的力量去實現解放自己的任務,去“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曆史”。由於李大釗這時已把人民群眾看作曆史的主體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開始用平民主義或平民政治代替資產階級的代議政治的提法,要求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製度。他在論述平民政治的主張時,尖銳地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明確指出:“真正的平民政治非打破這虛偽的議會製度必不能實現。”這表明,李大釗這時所指的平民政治,已經是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對立的,而且是要求人民民主並與社會主義相聯係的民主政治。

  這樣,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潮,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改造,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由原來的舊民主主義開始向新民主主義的轉變。這一變化,適應了新的時代要求和中國曆史發展的需要,從而也把民主的精神和北大民主的傳統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是曆史的進步。

  這時科學的口號也增添了新的內容。在五四前期所提倡的科學,還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這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努力傳播並運用西方自然科學領域的新成就及其中自發的唯物論思想,去同鬼神迷信、封建教條和宗教唯心主義作鬥爭。他們在這方麵的工作是有重要建樹的,也是近代中國所需要的。但在社會曆史觀方麵,他們則仍然停留在進化論、唯心論的水平上,因而不能提供對社會曆史的科學認識,更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李大釗就致力於唯物史觀的傳播工作。他努力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濃重存在的唯心史觀的迷霧,並運用這一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曆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的社會問題。他在這方麵的突出貢獻,是在社會曆史領域內,以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以階級論取代了進化論,奠定了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的基礎。五四之後不久展開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實質上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一次論戰。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堅持了中國社會問題應當“根本解決”的革命主張。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科學地論證了隻有根本改變舊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的社會製度之後,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並強調階級鬥爭是實現“經濟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這次論爭為五四之後先進分子所關注的中國社會改造問題指出了一條惟一正確的道路。

  由此可見,五四以後的科學思潮,已經包括自然科學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這樣兩方麵的內容,而唯物史觀則成為指導革命實踐鬥爭的銳利武器。

  總之,原來人們企求以民主和科學為武器造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現在則賦予了民主以新的時代內容和要求,民主已不再是一個空泛的“理想王國”的口號,而成為引導中國人民直接進行政治鬥爭的戰鬥旗幟。五四時期北大許多先進分子正是通過自己的實踐和比較,開始認識和接受這一新的學說,努力使自己的活動與曆史發展的要求取一致方向例如這時的魯迅雖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但他從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先驅者的事業中看到了未來的希望,使他終於由沉默而呐喊而戰鬥,並為了“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有意識地“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亮色”李大釗也描述過這時史學界的情形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工作所發生的深刻影響,確實顯示了這一新理論的特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從以上簡略的回顧中,難道可以得出作為政治學說和社會政治製度的自由主義是北大的傳統嗎?在曆史已經作出新的選擇,已經大大地向前發展,特別是在人民革命已經勝利半個世紀之久的社會主義中國,繼續呼喚這樣的自由主義,是令人費解的。

  四

  事實上,這個令人費解的問題已經由這本書的編者和序者不費解地說出來了。他們對自己的意圖是不隱瞞的、坦誠的。他們之所以如此熱心為自由主義而鼓與呼,是基於他們的曆史觀所作出的一個判斷:“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這顯然已大大超出對一個學校傳統的議論,而是指他們所認定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曆史取向。他們確是對這種自由主義有準確的理解,認定“西方的自由主義者一開始就是從經濟角度(財產權與經濟自由)切入自由主義的”,“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在所有製與經濟體製問題上的立場一向是旗幟鮮明的”。在他們看來,這正是還受到傳統觀念影響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弱點,因此要呼喚“發軔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複興”,特別要人們認識“市場經濟必須發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並強調所謂“曆史證明,凡是經濟最自由的國家,其績效總是最好的”。他們把自己的經濟政治主張和要求說得如此明白,這並不奇怪,正是反映了近年來出現的那股來勢頗洶的私有化的思潮。從這裏不難看出他們熱衷於把所謂自由主義傳統強加給北大的真實的和最終的意圖。

  傳統是曆史上形成並反映曆史發展的帶主流性的方麵,是為後人所認同和弘揚的一種精神力量。對傳統的概括必須以曆史發展的事實為依據。遺憾的是,持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論者,完全不顧曆史事實,而按自己的主觀願望對曆史進行重新設計和塑造,隨心所欲地任意打扮曆史,這難道是實事求是的、嚴肅的學風?

  傳統既然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必然在現實生活中發揮重要的影響作用。用什麽樣的傳統引導青年學生,直接關係到青年學生的成長問題。北大所以能成為北大,是同一代代學子繼承和發揚“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分不開的。如果拋棄了這樣的曆史傳統,而要青年學生“最要緊的是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去致力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說、經濟思想和社會政治製度。這究竟是促進曆史的進步,還是逆曆史的潮流?究竟是對青年的愛護,還是極不負責任?這值得人們深而思之。

  (《高校理論戰線》,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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