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三十七章 李子洲的革命一生

　　李子洲，是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一位活躍的學生。在李大釗的引導下，他確立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作為陝西黨組織的主要創建人之一，他為中國革命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

　　一

　　李子洲，名登瀛，字子洲。1892年12月23日，他出生在陝北綏德縣城關鎮的一個貧民家庭裏，父輩兩代都以銀匠手藝營生，父親李元貞靠小本經營維持一家八口生計，艱辛度日。由於家境貧寒，無力送兒上學，李子洲直至十五六歲始入縣城一家私塾讀書。他成了班裏年齡最大、個頭最高的學生，常因此受到一些富家子弟的譏諷。李子洲少年時代就生性聰穎，窮困的生活又促使他早熟，懂得惜時苦讀，勤於勞作，考試時往往名列前茅，因而深得小夥伴的敬重和老師的讚許。

　　1912年，李子洲20歲那年考入了西安三秦公學中學班。三秦公學當時是陝西很有名望的一所學校。校長和許多教師都是孫中山先生的積極追隨者，不少人是同盟會會員。這些思想進步、學識淵博的新派人物，對李子洲的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校期間，李子洲在同學中結識了劉天章、魏野疇、楊鍾健、楊明軒等人。他們誌同道合，常常在一起閱讀介紹新思想的進步書刊，縱論天下大事，思索國家和民族的出路。這時西北地區雖然還很閉塞，但西安學界已經強烈感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震蕩。1915年5月，袁世凱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激起全國人民的同聲聲討？肖息傳到西安古城，李子洲悲憤已極，奔走呼號，聯絡同學在校內外散發傳單，發表演說，積極參加到陝西民眾反日反袁驅陸（袁世凱的爪牙，陝西督軍陸建章）的鬥爭中去。從這時起，李子洲開始在學生運動中嶄露頭角，成為陝西學生領袖人物。他不僅有很高的鬥爭勇氣和組織能力，而且有一副樂於助人的熱心暘，因而在廣大學生以至群眾中很有名氣和威信。及至後來，李子洲到北京學習之後，“不少學生家長們在打發孩子進京時，大都這樣囑咐：到了北京，找你子洲大哥，他會關照的！”

　　1917年夏，李子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後升入哲學係。他的好友劉天章、楊鍾健也相繼進入北大，楊明軒、媿野疇則亦先後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這時的北京大學經過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校長的革新，特別是先後引進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一批新派人物，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中心。李子洲這位來自西北高原的青年，對這裏的一切都很新鮮，更加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經常聆聽李大釗等新派教授的講演，積極參加校內各種進步社團活動。他對政治的興趣更加濃烈了。他以自己特有的淳樸、正直和耐勞肯幹的品格，成為北大學生進步運動的一名健將。

　　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北大校內新舊思潮展開了激烈的搏鬥，預示著革命風暴的即將來臨。在這場新舊思潮的激戰中，李子洲始終以極大的熱情站在新派一邊。1919年5月初，當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李子洲和他的同學被深深地激怒了。他立即投身到這場愛國鬥爭的洪流中去。5月3日晚，在有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應邀參加的北大全體學生大會上，李子洲和同學一起慷慨陳詞，在熱烈悲憤的氣氛中，大家共同決定了第二天向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示威的行動。5月4日下午，三千多愛國學生集會天安門，並舉行了震撼中外的遊行。李子洲在行進的隊伍中，振臂高呼，情緒激昂。據人們回憶，在火燒趙家樓這場鬥爭中，李子洲是“一員勇敢的闖將”。在整個五四運動過程中，李子洲積極協助李大釗等做了大量具體、細致的工作。他滿腔熱情，精力充沛，常常忙得飯顧不上吃，臉顧不上洗。他和同學一起到處發動組織“救國十人團”，大規模地開展講演活動。隨著鬥爭的深入，參加講演的學生越來越多，單是北大就有八百多名同學參加。李子洲和他的同學們深入到北京城內外的大街小巷以至家庭院落，向市民、軍警宣講愛國反日的道理，有許多同學講到激動處，聲淚俱下，情景十分感人。在6月3日開始的大逮捕中，監獄人滿為患，連北大三院（法科校舍）也被反動當局強行作為臨時監獄。這一天夜裏，李子洲也被捕關到這裏。

　　屈武同誌在1982年寫的《我的啟蒙老師李子洲》一文中，對李子洲在這場反帝愛國鬥爭中的英勇表現曾作了這樣感人的回憶。

　　“李子洲平日裏給人的印象，似乎有點兒文質彬彬的樣子。但他演說起來，感情非常激昂，嗓子特別宏亮，很有鼓動性。在新華門外的場地上，李子洲是個引人注目的活躍人物。當年有人評論說，李子洲的演說有‘氣壯山河之勢’，這話並不過獎。事過六十三年之久，李子洲同誌高大魁偉的身影，振臂高呼口號和發表演說時慷慨激昂的英姿，以及他那鼓舞人心的宏亮的聲音，還是那樣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裏”。

　　五四運動的洗禮，使李子洲在政治上更加關注國家的命運。他和同時代的先進知識分子一樣，通過這次鬥爭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因而促使他把目光轉向十月革命後的俄國。他認真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以及《國民》、《新潮》等進步刊物，從中汲取養料，受到鼓舞。這時他已是北大哲學係的一名學生，經常在哲學會等社團活動中抒發自己的見解。經過五四運動，他也有了更多機會直接向李大釗求教，成為圍繞在李大釗周圍的進步青年群體的一員。

　　李子洲在積極參加北大學生進步運動的同時，還十分關心家鄉陝西的學生運動和社會改造運動。還在五四運動進行的時候，屈武和李伍亭等作為陝西省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到京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鬥爭，李子洲曾組織旅京陝籍同學一百多人在北大集會歡迎，並陪同屈武等拜訪李大釗，一起暢談了陝西學運的現狀和今後發展的意見。這時，已有一批陝籍進步青年在北京求學，李子洲認為應當很好地組織並發揮他們的作用，把外界的新思想傳播到陝西去，促進陝西的社會改造。1919年秋，李子洲聯合魏野疇、楊鍾健等人，將原有的陝西旅京學生團改造成為陝西旅京學生聯合會，他被推舉負責會務工作。1920年1月20日，在李子洲等的努力下，聯合會主辦的《秦鍾》月刊創刊。其宗旨為：“第一是喚起陝人自覺心；第二是介紹新知識於陝西；第三是宣布陝西社會狀況於外界”。刊物辟有講演、論壇、學海、社會調查等欄目；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調查陝西社會狀況，揭露軍閥統治下陝西人民的痛苦生活。李子洲為創辦這個刊物傾注了很大精力，親自擔任發行工作。《秦鍾》在向陝西傳播新思想，反對陝西封建勢力等方麵，起到了積極作用。後因各校代表意見分歧和當時陝西軍閥勢力的阻撓，月刊出至第六期後停刊。

　　1921年10月，李子洲和劉天章、楊鍾健等人又創辦了陝西旅京學生的“共進半月刊社”，出版《共進》半月刊。他仍負責發行工作，並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該刊初期的宗旨為“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陝西社會”，地方色彩比較濃厚。刊物以宣傳新文化和反對陝西的軍閥統治為主要內容。翌年10月，“共進半月刊社”改稱“共進社”，成為陝籍進步青年組織，該刊也就成為“共進社”的機關刊物。從這時起，刊物轉而注意世界的革命潮流和國內的政治局勢，逐步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曾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號，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並積極探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李子洲為刊物的出版發行和社務的發展做了大量工作，社員最多時達到三四百人。由於他的出色工作，社員把他譽為“共進社”的“大腦”。

　　李子洲是一個愛憎分明的人，同學們稱他具有冰與火兩大特點的性格。他對封建官僚、軍閥勢力象塊堅冰，冷若冰霜，鬥爭勇敢堅決；但對友人，對同誌，則滿腔熱情。在同學的記憶中，他生活極為節儉，不吸煙，不喝酒，不進飯館，花一個銅板都要掂一掂重量；而他又是秉性豪爽，當同學們遇到經濟困難，急需資助的時候，熱心關照，慷慨解囊。為了便於陝籍來京報考學生的複習，“共進半月刊”社專門辦了一個補習班。李子洲對這項工作十分熱心，他負責指導國文、史地等多門課程的複習。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在指導複習中要求學生一律寫白話文，廢止八股腔，要求文章寫得有血有肉，切中時弊。經過他的悉心幫助，大家都有明顯的進步。屈武在回憶中曾提到：“那一年，我在北大文科考試中，得了第二名，主要得力於李子洲同誌的指導和幫助”。當時，北京有一座由延安、綏德等縣共同籌款興建的延安會館，供旅京同鄉住宿，但長期卻被陝籍官紳霸占，旅京學生常苦無住處。李子洲對此十分不滿，於是聯合旅京陝北同學成立了會館管理委員會，製定管理條例，並經過說理鬥爭，迫使長期占據的官紳眷屬遷走，為旅京學生解了燃眉之急。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北大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發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當時譯為馬克斯，現通用思），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和準備，於1921年11月，由鄧中夏等19人發起知登啟事，公開征求會員。這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之一。李子洲很快就成為這個研究會的成員，積極參加研究會組織的各種活動，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1923年初，由李大釗、劉天章介紹，李子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自覺的共產主義戰士。

　　從這時起，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李子洲以嶄新的姿態，更自覺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去。他先後在《共進》刊物上發表了十多篇筆鋒犀利、切中時弊的文章。如他在《澄清內政運動中的外交問題》一文中，猛烈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相勾結的罪行，尖銳地指出禍國殃民的北洋軍閥政府，已是“惡聲四揚，醜態百出”，“內外都是一塌糊塗”。他剖析了中國外交屢屢失敗的原因，指出：“內政不良，外交難望勝利”。文章呼籲國人立即行動起來，改造現存政治，澄清內政。在聲援“二七”罷工慘案的鬥爭中，他悲憤揮筆寫下《施、林二七被害諸烈士追悼會感》的詩篇，沉痛悼念死難烈士，同時也表露了自己的心扉。他寫道：

　　階級戰爭開始了，

　　我們平民階級的先鋒已被敵人殘害了！

　　我們站在後線的人嗬！

　　鼓舞起奮鬥的精神，

　　拿定犧牲的決心，

　　手槍、炸彈，

　　前仆、後繼，

　　爭我們最後的勝利！

　　那才對得起我們犧牲的諸烈士。

　　李子洲以他堅毅的革命精神和較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以及對同誌的滿腔熱情，使許多人從他那裏得到鼓舞和力量，不少人在他的具體幫助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從1919至1923年曾與李子洲親密相處的屈武在回憶中寫道：“在我的心目中，革命先烈李子洲同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是我的啟蒙老師和引路人，曾經對我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大革命時期在陝北從事兵運工作的李象九也回憶了這個時期受到李子洲的教育和影響，他說為了尋找真理，我於1921年借故請假回家，去北京遊曆。到北京後，我結識了陝西旅京學生李子洲、魏野疇、劉天章、劉含初、耿炳光、呼延震東等人。他們都是思想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特別是李子洲、魏野疇、劉天章，對我影響尤為深刻。當時，我和李子洲在陝西會館的一個房間裏同住，他喚起我讀馬列主義書籍和秘密書籍的興趣，使我對革命開始有了初步認識。1922年，我參加了陝西學生革命社團‘共進社’，社內成員大半是陝西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此年，李子洲勉勵我回陝北工作。

　　1923年夏，李子洲從北京大學哲學係畢業。從此，他告別了學習、生活和戰鬥了六年的北京大學。

　　二

　　李子洲從北大畢業後，受中共北京區委和李大釗的委托，決定回陝西從事革命運動。離京前，他曾滿懷激情地向陝籍同學屈武等表示：“我就要回陝西參加實際工作去了，希望你們繼續完成學業，為參加革命工作做好理論和知識技能的準備。我們青年一代，要做中華民族的柱石，做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他正是懷著這種崇高的革命激情返回家鄉的。這時，他應陝西三原渭北中學校長、“共進社”社員郝夢九的聘請，到該校擔任訓育主任兼國文教員。1924年春，時任陝北榆林中學校長的杜斌丞又慕名邀他到榆中任教務主任兼國文教員。這一年暑假後，他應聘回到家鄉綏德，出任設在這裏的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長。

　　陝西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以下簡稱“綏德四師”）創設於1923年，校政控製在陝北軍閥井嶽秀的爪牙手裏，校風保守落後，學生不問政治。1924年春，學生因不滿校方無理壓製學生正當要求而發生罷課風潮。這次罷課迫使教育廳在暑假撤了原校長的職務，同時委任李子洲來綏德四師主持校務。李子洲到任後，決心改造這所學校，使之成為在陝北開展革命工作的一個基地。他從整頓教職員隊伍入手，設法引進進步分子，取代原來的保守勢力和不稱職的教職員。他離開北大後仍一直保持同李大釗的聯係，取得黨組織的領導；出任綏德四師校長後，又專程去北京邀集人才。他通過李大釗的關係，從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聘請了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之一的王濡廷（發起署名王複生）及其弟王懋廷、田伯英，隨後又陸續聘請楊明軒、韓叔勳、李瑞陽、常漢三等。由楊明軒任教務主任，常漢三任訓育主任。由於教師實行了大換班，其中一部分是“共進社”社員，其他也多是思想進步的誌同道合者，因而學校的麵貌發生了根本變化。

　　李子洲辦學認真，注重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並且實行民主辦學，改革舊的教育方法。他在學生中有很高的威信。當時的學生杜嗣堯曾回憶說：李子洲出任校長後，“第一次講話就表明他的辦學態度，一百多名學生，便被他的話懾住了”。他在校內組織“共進社分社”，積極發展社員，向學生推薦閱讀《向導》、《中國青年》、《政治周刊》和《共進》等進步書刊，並且在圖書館陳列和借閱這些書刊。在他的指導和支持下，學校組織了學生會，舉行各種演講會、辯論會和文藝演習會等活動。學生還成立了陝北青年社等社團組織，出版《陝北青年》等刊物。他還吸收學生代表參加有關的校務會議，聽取同學的意見，共同商討和改進教務。這樣，就把原來死氣沉沉的學校，辦得虎虎有生氣。

　　李子洲除主持校務外，還親自給學生講課，他曾給學生講解過《馬克思主義淺說》、《社會主義淺說》、《資本論概要》和《共產黨宣言》等革命內容的課程。他還十分注意對學生進行時事教育，他自己和教員一起向學生講解如直奉戰爭、北京政變和俄國革命等國內外重大事件。在他的提倡下，教師也十分注意改進教學方法，他們不僅要在課堂上講好文化課，而且還主動在課下接觸學生，了解學生的身世和思想行為。他還指導各班成立各科學習討論會，養成學生研究新知識的風氣。有的教師還利用假期指導學生調查社會情況，指定閱讀書籍，開學後作調查和讀書報告。李子洲在綏德四師還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和社會教育，大力吸收貧家子弟入學，並組織學生走出校門，從事平民教育。當時綏德教育落後，又多被地方士紳把持，在李子洲的努力下，地方當局不得不把原來的勸學所改為教育局，撒換了把持教育經費的劣紳，將這些經費用來開辦簡易師範學校、平民學校和成人補習學校，使一些工農及其子弟有機會受到教育。平民學校校址緊靠綏德四師，李子洲進行建黨工作時，黨的活動多在這裏舉行，後來工會、農會和腳戶自保會的成立大會也都在這裏召開的。平民學校成了在綏德開展革命工作的一個重要基地。

　　1924年李子洲來綏德時，當時陝北還沒有建立黨組織。李子洲很重視建黨工作，他到北京聘請教員時，就向李大釗報告了在綏德工作的情況，商定了秘密通信的方法和地址。李大釗還代表北京區委批準李子洲、王懋廷暫以區委直屬特別通訊黨員身份建立黨組織，條件成熟後再成立支部，受北京區委直接領導。不久，經李子洲、王懋廷介紹，首先發展田伯英入黨。在李子洲、王懋廷、王複生等的努力下，暗地建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學生中發展青年團員。到1924年冬，經過考察在學生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小組。1925年初，李大釗派中共黨員耿炳光以於右任代表的身份來陝西向陝北鎮守使井嶽秀宣傳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並帶有秘密發展中共組織的使命。他到綏德四師，認為這裏政治條件較成熟，便與李子洲商定秘密建黨。1925年春成立了黨支部，直接歸北京區委領導，不久擴建為中共綏德四師特別支部。初期入黨的有韓叔勳、李瑞陽、白明善、喬國楨、馬明方、杜嗣堯、馬瑞昌等人。綏德四師黨團工作基礎紮實，發展工作比較順利迅速，據當事人回憶，到1926年冬全校400多學生，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加入了黨團組織。楊明軒曾深情回憶這時李子洲對他的影響，他說，原來自己有濃厚的超階級、超政治的觀點，“在綏德四師期間，我深受李子洲、王懋廷同誌（他們都是陝北黨的創始者）的影響和啟發，逐漸認識了自己脫離政治的自由主義思想的錯誤，並且向他們表示一定用實際行動改正錯誤，積極參加政治活動”。這時他積極參加反對軍閥統治和國民黨右派的鬥爭，並於1926年經李子洲等介紹加入黨組織。李子洲還十分重視以綏德四師為基地，派黨員向外發展黨團員和建立黨組織，1925年春夏之間，在他的主持下，分別在榆林中學、榆林女子師範學校和榆林街道建立黨的支部或小組。劉誌丹就是在榆林中學加入黨團組織的。延安的省立第四中學成立後，李子洲隨即協助校長呼延震東聘請王超北、劉尚達等到四中任教，通過他們的工作發展了一批黨團員，並建立了黨團支部，使這時的延安四中成為當地革命活動的中心。

　　隨著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的逐步深入，陝北地區的革命運動也有了新的發展。李子洲以很大精力領導綏德和陝北地區的革命鬥爭，但由於他擔任校長職務，一般不公開出麵，主要在幕後指揮。他曾表示：我以校長身份辦理交際，鏟除環境障礙，修平活動道路，明軒辦理內部計劃，叔勳辦理庶務（布置工作），以推動我們的工作。由於黨團力量得到了加強，各項工作進展順利。這時，李子洲以綏德四師學生會為依托，在各校各地組織學生會，並成立陝北學生聯合會，明確提出學生運動的方針是：（1）推進新文化運動；（2）到民間去，開展農民運動；（3）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進行文化侵略；（4）建立青年的各種團體組織；（5）鼓動學校風潮，反對封建教育。隨著革命活動的開展，綏德四師等校朝氣蓬勃，每逢星期天、假期，分期分批地組織學生到各村鎮去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並組織群眾開展鬥爭。1924年冬，當孫中山北上，全國開展國民會議運動時，李子洲領導綏德四師學生舉行擁護孫中山的國民大會，反對段祺瑞的善後會議，開展了陝北地區的國民促進會運動。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消息傳來，綏德四師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除師生外，還有當地的農民、地方士紳、高小、平民學校和女校的學生參加，約數千人。李子洲在會上作了激昂而沉痛的講話，號召繼承中山遺誌，積極投身到國民革命中去。國民會議運動的開展，曾引起陝北軍閥井嶽秀對李子洲等人的注意，叫嚷什麽：“年輕人辦學校、教書，怎麽歡迎起江洋大盜孫文來了？孫文叫青年學生歡迎，將置我幹何地？！”但這隻能是無可奈何的哀歎。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李子洲立即發動學生響應、聲援上海工人鬥爭，在綏德舉行了悲壯的示威遊行。學生還組織講演隊分赴各縣擴大反帝宣傳，開展援滬募捐活動。通過他們的發動，各縣都開展了學生的示威運動，促進了陝北地區革命群眾運動的深入發展。

　　這一時期，上海、北京等地進步學生針對帝國主義以宗教為外衣的文化侵略活動，發起組織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發動了非宗教運動。陝北雖地處偏遠地區，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同樣滲透窮鄉僻壤，而洋教堂常與官府勾結，為非作歹，為人民群眾所痛恨。李子洲因勢利導，也在陝北發動了非基督教運動。學生們組織講演隊、宣傳隊，深入農村，進行宣傳。各縣也都開展了非基督教運動，一時間許多教堂門口冷冷清清。延安天主教堂的西班牙籍教士易興化竟勾結地方當局，逮捕了正在進行非基督教宣傳的省立四中師生三十餘人。消息傳來，李子洲即召集黨團會議商討對策，決定以綏德四師學生會名義發布《為援助省立四中被難學生宣言》，強烈要求延安當局立即釋放被捕同學，驅逐易興化出境。《宣言》發出後，全國各地學生紛紛函電聲援，譴責當局勾結外人壓迫學生的罪行。懾於輿論壓力，反動當局被迫釋放了被捕師生，取得了鬥爭的勝利。

　　在李子洲等人的領導下，綏德和整個陝北地區的群眾革命運動日益高漲。工會、農會、腳戶自保會、天足會和小學教師教習會等各種群眾組織相繼成立，在黨組織的領導下，越來越多的群眾組織起來了。

　　陝北地區土地貧瘠，封建勢力對農民的盤剝和欺壓極為嚴重；境內軍閥割據，橫行無忌，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百姓苦不堪言。李子洲十分注意發動和組織農民工作，親自調查農村的階級狀況和組織狀況，派出學生講演隊深入農村宣傳，當時提出的口號有：“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汙吏”、“反對苛捐雜稅”、“抗糧抗稅”、“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等。他們還幫助農民建立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綏德等地農民為維持生計，常販運煤炭和食鹽，受到“騾櫃”的殘酷剝削。為了維護販運工的利益，許多地方建立了腳戶自保會，並於1925年秋在腳戶自保會基礎上建立了綏德縣工會。在群眾性的鬥爭中，一批有覺悟的工農分子加入了黨組織。當時在綏德四師當校工的王進峰曾回憶李子洲等分派他從事工農運動的情景：“入黨不久，組織派我搞工運，李仰旭搞農運，實際上我倆經常合辦。接受任務後，我們有機會就跑出去，背上話匣子宣傳，內容多是群眾所受的壓迫、組織起來的好處、減租減息等等，群眾很願聽。時間一長，發現誰可以就把他發展成黨員。還建立村農民協會，選出主任、副主任、會計等。”由於工作有了實際效果，學生的宣傳受到了農民的歡迎，如一位學生黨員被派到清澗成立縣農會，“本來計劃幾百人的大會，結果來了一萬多人。我們講完了話，閉了會群眾還不走，農民說農協是為窮人辦事的機關，‘好得很’”。

　　在這一時期，李子洲已開始注意軍事工作。1925年夏，馮玉祥所部國民軍入陝，協助驅逐軍閥吳新田。國民軍將領楊虎城曾率部途經綏德，李子洲利用過去與楊的私交宴請他，向他宣傳革命道理，並就形勢的發展和軍事問題交換了意見。他還派一枇黨團員和學生到楊虎城在耀縣創辦的軍官學校學習軍事。李子洲重視在有條件的軍隊中建黨和派黨員掌握部隊。如當時駐紮在陝北一帶的石謙部傾向革命，共產黨員李象九、謝子長就在這裏任連長等職。李子洲利用這個關係，先後派一批黨團員到石部任文化教員等職，開展黨的工作。同時還積極向官兵做宣傳工作，物色和發展黨員。李子洲還多次應邀來部隊講演，宣傳革命思想和黨的主張。如當時在石部任排長的呼延震東回憶道在綏德期間，我常去綏德師範，和李子洲、白樂亭（明善）等共產黨員經常接觸，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經白樂亭同誌的介紹，我參加了共產黨。到1926年底，石部（團）有近百名官兵加入黨團組織，李象九所在的連則有一半是共產黨員。由於爭取了石謙團（後改為旅）讚助革命，對陝北地區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在李子洲等的領導下，綏德四師成為陝北地區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基地，當時被人們譽為陝北的“上海大學”。

　　三

　　1926年12月，為開拓陝西的國共合作新局麵，根據黨組織的決定，李子洲調到西安從事統一戰線工作。這時，陝西的形勢正朝著有利於革命的方麵變化。1925年春，在中共陝西黨組織的號召下，先後開展了驅逐軍閥劉鎮華、吳新田的運動，7月間隨著國民軍入陝占領西安而暫告成功。不久，國民軍在直奉軍閥壓迫下失勢，劉鎮華在吳佩孚支持下卷土重來，將國民軍楊虎城部圍困西安達八個月之久。直至1926年11月國民聯軍二次入陝，在中共發動農民群眾的聲援下，才驅逐了劉鎮華，使陝西出現了有利的革命形勢。李子洲到西安後，由組織安排參與籌建國民聯軍駐陝總部的工作。1927年1月，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推動下，在西安召開國民黨陝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共產黨人魏野疇、李子洲、劉含初、史可軒、楊明軒等都以國民黨員身份出席大會，李子洲被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兼青年部部長。這時，在中共的推動和協助下，創辦了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和中山學院兩所幹部學校，黨選派一批優秀黨員到這兩所學校擔任領導職務和教學工作。中山學院院長由共產黨員劉含初擔任，李子洲任副院長兼總務長，主持日常工作。其他教育長徐夢周，總隊長任敬齋，總務科長呼延震東，以及許多學員大隊和中隊的領導，也都是共產黨員。學院下設軍事政治運動班、農民運動班、婦女運動班、組黨班和教育人員養成班，以“養成指導農民運動，辦理黨務及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才”為辦學宗旨。學員大都來自陝甘各地黨組織保送來的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尤以原來基礎較好的綏德四師、榆林中學等的學生為多。創辦時學員近七百人。在李子洲等人的籌劃下，各班都開設專業課、政治課和軍事訓練。政治理論課程有：《社會進化史》、《政治經濟學概論》、《中國政治狀況》、《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不平等條約》、《革命的三民主義》和《農民運動》等。男女學員一律過軍事生活，進行軍事訓練。李子洲親自給學員授課，並經常參加學員的專題討論會、講演會等活動。學院還經常邀請一些黨內外知名人士來講課或作政治軍事報告，如劉伯堅、鄧小平、潘自力、魏野疇、楊明軒以及蘇聯顧問烏斯曼諾夫、賽福林等都在這裏作過報告。中山學院實際上是中共創建和領導的一所新型軍政幹部學校，為發展西北地區的革命運動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時陝西的共產黨員約有400名左右，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共北方區委和李大釗強調陝西黨組織的“工作亦應統一起來”。並決定派耿炳光為臨時特派員指揮全陝黨的工作。1927年2月，經中共中央決定正式成立了黨的陝甘區委，由中央直接管理與指導。耿炳光任書記，李子洲、魏野疇分別負責組織和宣傳工作。3月，他們主持召開了中共陝甘區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陝甘區目前工作計劃》，指出過去黨的工作存在的缺點，提出“黨的工作原則是工作集中”，要求“黨到農民中去”。加強了黨的領導作用後，陝甘地區的革命形勢有了新的發展，黨團組織遍及兩省的四十多個縣市，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在整頓和改造駐陝國民軍的工作中也取得了明顯成效。

　　正當陝甘地區革命形勢向前發展的時刻，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奉係軍閥張作霖遙相呼應，在北京殺害了李大釗等革命誌士。風雲驟變，形勢開始逆轉。但李子洲和區委同誌堅持鬥爭，冷靜應付局麵。在黨組織的號召下，陝甘地區掀起了聲討蔣介石和奉張的鬥爭。5月5日，李子洲等領導西安各界數萬群眾舉行紀念“五一”、“五·五”暨聲討蔣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會，並參加會後的群眾示威遊行，反帝、討蔣的口號聲震西安古城。

　　同年7月，武漢政府追隨蔣介石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陝西地區同樣彌漫著白色恐怖。原來在國民軍、政權機構以及文化教育界工作的共產黨人，在“清黨”的名義下被驅趕出來，史可軒、劉含初等著名共產黨人被殺害，李子洲等被通緝，綏德四師也被軍閥井嶽秀勒令解散。

　　麵對這嚴重的白色恐怖，李子洲臨危不懼，在惡劣的環境下堅持黨的工作。1927年7月，中共陝甘區委改組為陝西省委，李子洲仍任常委兼組織部長。由於白色恐怖的到來，省委雖向中央提出當前措施的報告，但未能得到中央的指示，為溝通與中央的聯係，決定派李子洲赴武漢向中央請示工作。8月間，李子洲化裝成商人，秘密抵達武漢。他與已轉入地下的中央接上關係後，代表省委起草了《關於陝西工作開展問題向中央的請示》報告，對大革命失敗後陝西的局勢和馮玉祥國民軍的情況作了詳細匯報，對今後的工作方針，報告了省委議定的臨時計劃，要求中央對陝西今後工作的大方針決定示知，省委將據此研究詳細計劃；同時根據在陝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已暴露的情況，要求中央派得力幹部赴陝工作。在中央與李子洲的談話中，他還詳細報告了陝西的政治、黨的組織和農民運動的情況。在這次談話中，他對陝西農民的生活狀況和農民的武裝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提出當前發動農民鬥爭的口號是“打倒土劣貪汙，不過鬥爭要鄭重一點，有點勝利即可結束，不要遭大損失”。臨時中央指示目前陝西的工作任務是“推翻馮（玉祥）的統治”，“在民眾的基礎上來形成反馮勢力”；要在主要縣份組織暴動，為此，要深入到農村中去，要以農民群眾為基礎；在組織上要“改變黨員的質量和成分”，洗刷消極分子，在鬥爭中吸收積極分子入黨，加強黨的領導機關等等。這時正值中央召開了“八七”緊急會議，提出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和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於是，李子洲攜帶著“八七”會議的文件和中央對陝工作指示的精神返陝。

　　李子洲於9月初返抵西安後，即投入籌備召開省委擴大會議的工作。9月下旬，由省委書記耿炳光主持召開了陝西省委擴大會議，李子洲在會上傳達了“八七”會議的文件和臨時中央對陝西工作的指示精神，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政治形勢與工作方針決議案》及關於黨的組織工作、農民鬥爭和軍事運動等決議案。會議指出今後陝西黨的工作，是“要在土地革命政綱之下，加緊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準備總暴動”；確定“在西北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是黨在陝西的特要任務”；指明要“積極地用各種方式武裝農民，並予以簡單適用的軍事訓練，保存農民的武裝”，並強調“必要時亦可上山”。會議根據“八七”會議精神，提出了“黨到農村中去”，“黨到軍隊中去”，作為陝西黨組織今後工作發展方向的動員口號。會議總結了大革命時期陝西地區黨的工作，聯係檢查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陝西的影響及其危害，對陝甘區委主要負責人的工作提出了批評意見。李子洲在會上對過去的工作進行了全麵客觀的分析，既嚴肅指出陳獨秀錯誤對陝西的影響，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同時又實事求是地指出陝西地區黨在過去的工作中仍然取得很大成績，這是應當肯定的。他針對那種因個別領導人犯了錯誤而全盤否定黨組織工作的錯誤傾向，強調開展批評時應當注意：“第一，須顧及當時當地的事實，就是不要信口批評；第二，須正確，就是不要過火；第三，不可忽視了主觀的力量，就是不要以為過去的黨等於沒有，狗屁不值。”會議仍選舉耿炳光任省委書記，李子洲任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軍委書記。

　　會後，李子洲和省委大力抓了各地黨組織的恢複和整頓工作。他們派幹部分赴各地，經過艱苦的工作，如關中的長安、三原、渭南、臨潼、藍田、蒲城和陝北的綏德、米脂、葭縣、吳堡、清澗、神木、榆林、三邊、安定、延安、延長、延川等縣都先後恢複了黨的組織。1928年春在綏德召開了陝北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共陝北特委。這就為發動農民武裝鬥爭作了最重要的組織準備。

　　這時，李子洲以主要精力貫徹“八七”會議的決定，策劃陝西地區的武裝起義。1927年3月間，軍閥井嶽秀將讚助革命的石謙旅長誘殺，石部官兵情緒激忿，要求複仇。在石旅工作的李象九、謝子長等共產黨員聽了“八七”會議精神傳達後，按照省委部署準備起義。9月間，井嶽秀密謀將李象九營從清澗調往延安，謝子長連從安定開赴宜川，以乘機聚而殲之。正在陝北巡視工作的唐澍、白樂亭與李、謝研究了上述緊急情況後，及時向省委作了報告。主持省委軍委工作的李子洲獲悉後，當即指示：敵人陰謀已經充分暴露，部隊決不能坐以待斃，應立即行動，舉行暴動。並要求綏德、延安的黨組織選派黨員到李象九營加強力量。根據省軍委的決定，成立了以唐澍為書記的陝北軍事委員會，領導武裝起義。10月12日，在“為石旅長複仇”的口號下，舉行清澗起義，攻下延川、延長，不久占領宜川。由於對敵人可能的增援估計不足，部隊對今後行動方針又發生分歧，以致部隊滯留宜川，派唐澍向省委匯報。李子洲為援助起義部隊，曾代表省委決定派我黨掌握的許權中旅和甄壽珊師一部北上，匯合起義部隊在延安、宜川一帶建立軍事根據地，組織革命委員會堅持鬥爭，但當唐澍離開不久，井嶽秀即派大軍圍攻，起義部隊被逼退大南川，損失嚴重。在內部發生嚴重分歧的情況下，共產黨員和意誌堅強的官兵堅持鬥爭，經過整編，再次舉行起義，正式舉起革命旗幟，組成西北工農革命軍第一遊擊支隊，唐澍為總指揮，轉戰清澗、安定一帶，不久遭強敵襲擊，遂告失畋。

　　為了進一步推動陝西地區的武裝鬥爭，李子洲和省委精心策劃，進行多方麵的準備工作。1927年10月，李子洲與省委秘書長劉繼曾一道為省委起草《第五號通告》，提出要在農村“恢複農民協會，組織農民，在戰爭中奪取炮彈武裝自己”，發動農民開展“抗糧、抗捐、抗稅”，進而“領導農民奪取政權”。在省委內部，李子洲既反對那種認為西北農民落後、反對進行武裝鬥爭的錯誤觀點，同時也反對不顧客觀條件、盲目主張普遍舉行武裝起義的“左”的情緒，主張要積極地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善於利用敵人矛盾，發展自己的力量。1928年1月，省委會議決定改組省委領導機構，撤銷思想右傾的耿炳光的書記職務，選舉潘自力任省委書記（原任西安市委書記）。2月潘去上海參加中央會議，李子洲代理書記。

　　經陝西省委決定，首先組織渭（南）華（縣）起義。李子洲親自負責籌劃工作。當時駐紮渭華附近的商洛山區的許權中旅，是以原來史可軒領導的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學生為基礎的、由我黨領導的一支部隊，省委先後派劉誌丹、謝子長、唐澍等到許旅加強領導力量。3月，潘自力帶回中央批準渭華起義的行動計劃回陝。這時，陝軍李虎臣乘馮玉祥主力部隊離陝之機，率部進攻馮軍駐西安的宋哲元部，並調許權中旅進攻潼關配合作戰。在這種情勢下，李子洲與省委決定迅速擺脫李虎臣的控製，立即舉行渭華起義。5月初，許權中、劉誌丹、唐澍等率領該旅到渭華地區，與當地農民暴動相結合，舉行武裝起義，將所部改編為西北工農革命軍，唐澍任總指揮，劉誌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許權中為總顧問兼騎兵分隊長。起義部隊在渭南地區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國民黨隨即派重兵“圍剿”，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戰鬥，終因力量懸殊而告失敗。唐澍在碾子溝戰鬥中英勇犧牲。

　　清澗、渭華起義雖然先後失敗，但積累了黨領導武裝鬥爭的經驗，鍛煉了一批從事武裝鬥爭的幹部，為日後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礎。

　　盡管鬥爭的環境日益險惡，加上李子洲積勞成疾，病痛纏身，但他仍然充滿必勝的信心，以無比堅強的毅力，繼續抱病戰鬥。1929年1月底，陝西團省委書記馬雲藩被捕叛變，省委機關遭到破壞。2月2日深夜，李子洲和黨團省委的其他負責人劉繼曾、徐夢周、李大章、劉映勝等落入敵手。敵人妄想從這些負責人口中獲取我黨機密，對李子洲等采取嚴刑相逼、軟硬兼施等等卑劣手段。李子洲英勇不屈，冷眼相對，他把敵人的審訊變成宣傳我黨宗旨的場所，把敵人的牢獄變成團結、教育難友的學校，使敵人一無所獲。

　　時任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曾親自出馬，想“說服”李子洲放棄自己的信仰，在《中共黨史人物傳》的李子洲篇中曾記載了這次見麵的情景：

　　宋哲元裝模作樣地說：“李先生，你好！我來看望你們了！”子洲怒目而視，冷冷地回答了一句：“謝謝！”宋哲元又問：“李先生，你相信什麽主義呀？”子洲昂然答道：“我相信列寧主義！”宋反問：“信仰列寧主義有什麽好處？”子洲理直氣壯地回答：“列寧奉行共產主義，反對剝削和壓迫。他一生為人民謀利益，絲毫不顧自己。他領導俄國革命成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宋哲元無言對答，調轉話題，又以威脅的口吻問：“李先生你怕死不怕死？”子洲巧妙地回答說：“古人言，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嘛！”宋哲元碰了一鼻子灰，露出一副窘相，繼而又說：“我如果把你釋放了，你還幹不幹共產黨的事？”子洲坦然地回答：“你們是不會釋放我的！”宋哲元束手無策，半響說不出話來。

　　在敵人的折磨和摧殘下，李子洲的病體日見衰弱。他時刻以黨的事業為重，慮及黨的經費極端困難，婉言謝絕組織的照顧。他通過受他人格感動的看守和獄外友好人士的幫助，給在家鄉的妹妹登嶽寫信，坦然表示：“我不怕死，我一個人犧牲了，還有更多的人活著，將來的社會是光明的，不要為我傷心掉淚”。充分表達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完全徹底為人民的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和對祖國的光明未來、共產主義的事業充滿了堅定不移的必勝信念。在李子洲生命垂危之際，在獄中難友一再憤怒要求下，敵人才被迫派衛兵要為他卸去沉重的腳鐐，李子洲對此隻輕蔑地說了聲：“不用了！”

　　1929年6月18日，李子洲在獄中不幸病逝，年僅37歲。

　　為了緬懷這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1941年5月，中共綏德地委根據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在烈士家鄉綏德縣建立了紀念碑。翌年9月，又將綏德縣立圖書館更名為子洲圖書館，毛澤東、朱德親筆題字，高度評價了李子洲的革命功績。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劃綏德縣西部地區為子洲縣，並新辟了李子洲烈士陵園，以誌紀念。

　　（《北大英烈》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