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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常青的智慧之樹

  即將過去的20世紀,是中國社會發生極具意義的劇烈變動的一個世紀。在這社會政治、經濟的巨變中,文化思想的衝突較量和創新發展往往成為這種曆史巨變的先導。本世紀初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地位,及由此形成的傳統力量,顯示了這所百年上庠在中國世紀性變動中不同凡響的作用。究本溯源,北大所以能在新文化中執牛耳者,當首推蔡元培革新之功。這裏應當提到,蔡元培的進步文化觀,不僅對當年的新文化運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且在今天也是彌足珍貴的思想財富。

  誠然,一國的文化,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而創新。文化的發展和創新固然是十分複雜的問題,但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如何對待“古今中外”的關係問題。五四以來新舊文化的爭論,其實也就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在這方麵,長期以來存在著全盤保存國粹和全盤輸入歐化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主張,他們之間的激烈論爭實際上反映了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場。蔡元培曾指出這兩種主張的弊端,“主張保存國粹的,說西洋科學破產;主張輸入歐化的,說中國舊文明沒有價值。這是兩極端的主張”。他既反對那種拒絕外來文化、故步自封的國粹派,也不讚同消亡民族個性的全盤歐化論,而主張中西兼容、融匯創新。這確是正確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觀。這不僅反映了新文化運動進步的發展方向,而且對他在北京大學革新教育製度、教育內容、教學方法以至教員的選聘等方麵,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蔡元培中西文化觀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反對專己守殘之陋見,對中西文化要兼收並蓄,擇善而從,融匯貫通。他在1922年北大成立25周年紀念會的講話中,曾剴切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謂“中體西用”的思想對我國學術發展的嚴重束縛。他指出在民元之前,“北京環境多是為頑固派所包圍,辦學的人不敢過違社會上傾向,所以,當時學校的方針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故教者、學者都偏重舊學一方麵;西學方麵不容易請到好的教習,學的人也不很熱心,很有點看作裝飾品的樣子”。這就嚴重阻礙了科學的發展。而民國建立之後,由於“國體初更,百事務新”,一些人又“大有完全棄舊之概”。他認為這些都是片麵的,不足取的,因而在文化學術和課程建設的取向上,主張“貫通中西”。他在這方麵確有一些非常卓越的見解和做法。

  在對待外來文化問題上,蔡元培積極主張廣泛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提出大學教學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他把善於繼承前人成果,學習先進文化,視為人類進化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各民族間互相師法才能有進步和發展,在世界曆史上,一個民族文化的進步,都包含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他舉例說,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國的文明而消化之,創造了燦爛的古希臘文明;高盧日耳曼諸民族吸收了希臘、羅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今日歐洲各國的文明。而中國自漢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學、文學及美術方麵,“得此而放一異彩”。但自元以來的六百多年間,與歐洲文明雖有接觸,然未嚐有大量的吸收,隻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蟄之動物“日趣羸瘠”。他痛感近世中國由於封閉、隔絕,在學術文化發展上大大落後於西方,因而再不能繼續在“固有的範圍內、固有的特色上進化”,主張廣泛地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經驗。他在談到中國畫也要吸收西洋畫的優點時特別指出:“今世為東西文化融和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采用。抑有人謂西洋昔時已采用中國畫法者,……彼西方美術家能采用我人之長,我人獨不能采用西人之長乎?”他從上述思想出發,在北大廣泛容納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許不同學派的觀點自由討論,使學生通過廣泛接觸加以比較、吸收和創新。同時他還把對東西文化兼容的主張,作為學校課程改革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這時理科的一些課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國的科學新成果,包括居裏夫人在巴黎大學講授的最新材料。1921年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期間,還親自邀請居裏夫人和愛因斯坦到北大講學,後雖因故沒有實現,但推動了相對論學說等在中國的傳播。

  蔡元培還認為,對外國文化思想應擇善而從,重在消化,反對簡單模仿和全盤歐化的傾向。他在重視學習外國的同時,還十分重視學習時應取的態度和目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華和糟粕兩個部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即學習要擇善而從,取分析的態度,為我所需,為我所用。

  他曾引孔子的話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就是不守舊、不盲從的態度。現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擇善。這反映了他對待文化,包括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的正確態度。同時,他還特別強調吸收外國文化應重在消化,吸收是消化的預備,而隻有消化才會有益。“消化者,吸收外界適當之食料而製煉之,使物化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發達。”因而在他看來,消化應是以“我”為主體,對於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渾滄而吞之,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認為簡單模仿、照搬照抄,隻是一種稚拙的舉動;而全盤歐化,則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同化於他人,是完全錯誤的。他以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責任感,勉勵我國留學生應具堅強毅力,發奮圖強,“能保我性,則所得於外國之思想、言論、學術,吸收而消化之,盡為‘我’之一部,而不為其所同化”。而切勿誌行薄弱,“棄損其我同化於外人”。他語重心長地說吾國學生遊學他國者,不患其科學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如若這樣,則留德者為國內增加幾輩德人,留法者、留英者,為國內增加幾輩英人法人。這些針貶時弊的金石之言,擲地有聲,在今天也仍未失其思想價值和警世作用。

  蔡元培還認為吸收外國文化,不僅要吸收外國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進的科學方法,並運用這種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舊有文化,以創造新義,求得更進一步的發展。他舊學深沉,重視豐富的文化遺產,曾提出“我們一方麵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麵也應注意我們文明輸出”。但他不固守成法,而重視創新。他說販運傳譯,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創造的。又說:“研究者也,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他認為“歐化優點即在事事以科學為基礎”。這裏所說的科學主要是指科學的方法。他主張中國不但在“發明的科學”(指自然科學)方麵應采用“西洋方法來試驗”,而且“就是中國固有的學問”,即傳統文化方麵,也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他。他在闡述人類文化曆史演進的規律時曾說:綜觀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觸,必能產生一種新文化。這種借鑒與創新的統一,表現了蔡元培進步的中西文化觀,這對於學術研究和學校課程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綜上所述,蔡元培這種借鑒與創新相統一的中西文化觀,是適應近代中國發展的需要,反映了新的時代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生動活潑,在反封建的號角下,傳播新文化新思想,建立了不朽功勖。但其間存在的“好就絕對的好,壞就絕對的壞”的片麵性、絕對化的思維方法,以其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使它不僅對中國思想界產生惡劣影響,而且也困擾了爾後誕生的中國共產黨。中共黨內長期受到教條主義的幹擾,就是這種思想方法在黨內的表現。因而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即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就成為關係黨的興衰成敗的思想路線問題。從這樣的曆史角度來看,僅就文化的發展而言,蔡元培文化觀的進步性和時代精神就更加顯示出來了。這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經過蔡元培革新的北京大學,所以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以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最初基地,就不是曆史的偶然了。

  我們的時代大大向前發展了,今天的中國已處在自覺對外開放,全麵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史新時期,但在學習外國和文化發展方麵,麵臨的問題卻與曆史有某種近似之處。在北大即將走向新的百年輝煌的時候,蔡元培的上述思想也仍是常青的智慧之樹,對於今天的文化學術繁榮和發展仍不失其智者的眼光,是值得重視的。

  (《北京大學學報》,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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