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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自序

  在近代中國的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頗具特色的。他以一個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卻轉變成為真誠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在反清鬥爭中曾提出以暗殺和暴動為手段的激烈主張,而卻是一位以寬容和恬淡自處而著稱的長者;他舊學深沉,深刻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卻有明確的開放意識,取文化世界主義的主張;在舊中國十分艱難的條件下,他卻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為祖國的文化教育和科學事業做出了寶貴的貢獻;他的一生雖然有過曲折和失誤,但始終追求真理,憎惡暴虐,為民族的解放和進步嘔心浙血;他雖然身居要職,卻自始至終是兩袖清風,一身正氣,道德文章垂範人間。毛澤東曾讚譽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揩模”;周恩來則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曆史功績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這確是正確地反映了這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一生。對蔡元培這樣一個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有過重要貢獻、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曆史人物,給予正確而恰當的評價,深入研究他的思想和事業,這對於我們正確總結曆史經驗,以借鑒於現在,是很有意義的。

  蔡元培一生的貢獻是多方麵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為巨大。他作為中國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傑出的先驅者。他委身教育事業後,即明確要為革新政治而培養人才。民國建立後,他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和北京政府的教育總長,雖然時間很短,但開始了施展他的改革中國教育的抱負,在他的倡議和努力下,初步建立了我國新式的、與共和政治相適應的教育體製。當然,蔡元培在教育事業上最傑出的貢獻,是對北京大學的革新。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積極倡導並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允許和鼓勵不同學派發展的辦學方計,熱心引進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這樣的新派人物到北大執教,使各種人才薈萃於沙灘“紅樓”;大力扶植各種學術政治社團,培養了學術研究、思想爭辯之風,使新思潮新思想在這裏應運而生;實行民主辦學,教授治校,對學校領導體製、學製與課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北大成為人才輩出的最高學府。經過整頓和革新,把一個陳腐不堪的“封建文化營壘”,改造成為生機勃勃的新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蔡元培對北大的革新,其意義已遠遠超出一個學校的範圍,而影響到整個文化思想界。這是蔡元培一生事業中最輝煌的一個時期,從此以後,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學緊緊地聯係在一起了。這裏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居北大校長名義雖十年有半,實際在校視事僅五年餘,在這樣短的時間,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產生如此廣大而深遠的影響,以致至今仍為人們所懷念,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見的。而他在豐富的教育實踐基礎上提出的大學教育思想,也確有許多創見和卓識,一些精到的見解,確是反映了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

  因此,我在寫作這本書時,冀望能夠通過它再現當年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生動情景,能夠鏤刻絲析其中所體現的大學教育思想,以使我們從中得到啟迪,獲得教益;同時也借以表達對這位一代宗師的景仰之情。

  毛澤東曾說過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是對整個曆史應取的態度說的。如果就教育方麵而言,我們不也應該對從孔夫子到蔡元培來一番總結嗎?誠然,不同時代和不同階級的教育,應該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教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社會的永恒範疇,千百年教育實踐積累起來的經驗,就不能不反映出某些共同的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這就是說,教育也同其他領域一樣,不應當割斷曆史,要承認曆史的繼承性。我們在建國初期,基本上是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我們的教育體製,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幫了忙的,但後來的事實說明蘇聯模式並不完全適合我國的實際。1956年,黨和毛澤東及時地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新路的任務。不幸的是,在這關係到我國繼續前進的重要時刻,黨內“左”的思潮急速增長,致使從探索新路這一正確的命題出發,卻導向了錯誤的結果。從50年代中期起,學校更是和“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1958年開展的“教育大革命”,批判了所謂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和學術觀點,不加分析地否定了曆史遺產,否定了老教師、老教授的作用。此後,頻頻“折騰”。“文化大革命”到來後,連大學要不要辦竟也成了問題,遑論其他?二十多年來,我都在教育領域體驗了一次又一次的“震蕩”,經曆了從新奇到迷惘到失望的過程。“文化大革命”從反麵使我深深體會到,造成這種局麵雖然有許多因素,而蔑視曆史,否認曆史(包括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曆史)的繼承性,以為靠批判一切便能創造出一個紅彤彤的無產階級教育的新製度來,這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原因。否定一切,最後否定了自己,被傳為笑談的所謂“和十七年對著幹”,便是一個否定自己的典型的口號。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這些經曆和體會,也使我對蔡元培,對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能夠通過深入研究,從中汲取有益的養分。這大概就是古人所雲:“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的道理吧。自然,我也希望這本還很粗淺的著作,能引起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研究教育史,研究教育發展規律的興趣,借以充實自己,真正成為辦學的裏手、內行。如能這樣,也就足以補償我為此付出的一點辛勞了。

  誠然,對待曆史人物及其思想和事業,重要的是要取曆史分析的態度。簡單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是最便當不過了,然而這恰恰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表現;因為這樣做,極有可能違背曆史實際,因而是不科學的。對待蔡元培這樣一位曆史人物,同樣也要取曆史分析的態度。拿他在北大革新時提出的著名的“兼容並包”辦學思想來說,這在當時確是一個具有指導作用的辦學方針,同時也是他的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在當時曆史條件下,這一方針在扶植新文化新思想方麵所起的進步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就發展新教育和繁榮學術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來說,它又確是適應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要求,有利於人才培養和學術進步,因而在一定意義上是符合文化教育發展客觀規律要求的。我們對於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不僅要肯定它在曆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而且還要研究在它特定的內涵中所蘊含的對發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在這一方麵,對我們則更具有借鑒的作用,反映了思想的繼承性。

  當我們根據曆史的實際,充分肯定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和現實意義的時候,也並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無缺的。應該看到“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作為一定曆史時代的產物,不能不帶有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禮記·中庸》篇中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兼容並包”主張。但他對這裏所說的“道”,並沒有作出性質和內容上的明確限定。如果對這一辦學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麽就會是不分主次地把新與舊相互對立的東西包容在一起,這就否認了對立物的質的區別,看不到發展過程中的飛躍和突變,抹煞了對立物的鬥爭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也就抹煞了人們在新舊事物鬥爭中催新破舊的曆史責任。由此可見,“兼容並包”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概括,表現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調和的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鬥爭中的不徹底性。這種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學地反映客觀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實踐。事實上,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對世界大勢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對北大的整頓中始終堅持革新進步的方向,而不是讓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無原則地混合並存。“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所以能夠孕育出一個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約束舊事物和反對封建舊文化的結果。所以,具體就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或擴而大之就一般的曆史遺產的繼承來說,重要的是要挖掘它內在的深層次的思想內涵,而不是要人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去重複舊的口號。

  總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成果,是我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重要遺產,是值得我們珍視、研究和借鑒的。曆史總是在前進,研究前人,是為了超過前人。特別是我們正處在一個嶄新的曆史時代,這是蔡元培生活的那個時代所無法比擬的。蔡元培生前最後一次表達對北京大學的祝願,是在1938年北京大學誕生四十周年的時候,那時中華大地戰火彌漫,寇深國危,北大被迫南遷,但他仍充滿信心地說:“他日河山還我,重返故鄉,再接再勵,一定有特殊之進步。”雖然今日已時過境遷,但老校長這一祝願的深情,特別是深信未來的北大定會有特殊的進步,這對於即將迎來建校百年慶典的北京大學來說,仍是一個寓意深遠的激勵。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收入本集時作部分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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