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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蔡元培革新北大的一個重要思路

  蔡元培曾明確地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這是他革新北大的一個重要思路,是他進行各項革新工作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和歸宿。

  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學校學風不正,學生多為升官發財求學,於學問則興味索然。蔡元培在就任校長的演說中曾痛切指出:“若徒誌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唯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他勉勵學生去掉科舉時代的習氣,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為了改變學生的觀念,他多次向學生懇切地指出:“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文憑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他再三強調人生之目的為盡義務而來,現在求學是為將來服務社會的預備。“須知服務社會的能力,仍是以學問為基礎,仍不能不歸宿於切實用功。”蔡元培把這種轉變學生觀念作為改革的首要問題,這無疑是一個至今仍有啟迪意義的重要思路。

  一

  蔡元培深知,要革除封建科舉時代的習氣,培育學生一心向學的觀念,關鍵在於學校要有濃鬱的學術氛圍和良好的學風。所以,他把延聘積學而熱心的教員同轉變學生的觀念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並以此入手開始他對北大的革新工作。

  蔡元培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囊括大典”,指對待古今中外不同學派、思想和典籍的態度,主張“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網羅眾家”,則指廣收人才並發揮其所長。這是相互依存和關聯的兩個方麵。為此,他采取兼容並包方針,不拘一格廣泛延攬人才;同時,他對教員的選擇又堅持了很高的標準,而這個標準的核心要求,是要有利於學術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養。

  一方麵,他提出:“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這就是他所要求的教員要“積學與熱心”的標準。而對於那些學術水平低下、不適合在大學任教的,不論中外教員,他都一律按聘約合同予以解聘。蔡元培廣延積學而熱心的教員,反對罷黜百家、獨尊一己的文化專製主義,善於用人學術之專長。同時這個主張又同他整頓北大、改革其腐畋局麵的計劃相聯係。他曾說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淩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麵教授,一麵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因此,在引進人才方麵,他把政治傾向和學術做了區分,采取不求全責備和用人惟才的方針,同時又主要致力於引進新派學者,企求破舊催新,改變北大頑固守舊的風氣。他除了大量引進像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這樣新派人物外,還有這樣一個事例:他到校不久,擬在北大開設法國文學、哲學、美術等講座,並曾為此寫信委托巴黎華法教育會邀請法國學者來華講學,他提出受聘者的主要條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黨,一是能熱心教授中國人,且不與守舊派接近者。這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基本傾向,是和他在校內積極引進和支持新派教員的做法相一致的。

  另一方麵,還要求講究教授法。蔡元培很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他說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他要求教員能夠引導、啟發學生從事研究,反對那種“注水入瓶,注滿就算完事”的教學方法,認為大學中“全為注入式的講義,課程繁重,使學生無自修之餘暇,又安有自動之機會?”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為學科教授會的一項重要任務。他到校後,即針對當時教學上的弊病,把“改良講義”作為一項重要計劃提了出來,主張“以後所印講義,隻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教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當時講義多是隨講隨印隨發,由於講義與口授不同,教員編寫時自然格外要求材料精確明晰;課堂講授時也不便簡單重複講義內容,這就需要擇其要者作新的補充和發揮;同時也不能年年照發舊講義,而必須有新的增訂和安排,所以這樣做對教學雙方都大有益處。當時北大一些教員為學生所編寫的講義,經過修改潤色後,就是一部學術著作。同時,蔡元培還主張學生要廣泛接觸教員中不同學派的觀點,不囿於一己之見,一家之說。“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這樣有助於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使他們有可能從不同學派的比較中引發新義,提出自己的創見。當時胡適和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請他們各開一課,唱對台戲。王昆侖曾對此回憶說蔡先生長北大時,主張百家爭鳴,所以會有兩位教師唱對台戲的情況,……我那時在文科學習,選修文字學。教文字學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新派錢玄同,一位是老派黃侃。我選的是錢玄同的課。一天,我正在課堂聽錢老師講課,不料對麵教室裏正在講課的黃侃大聲地罵起錢玄同來了。錢聽了也滿不在乎,照樣講課。後來,我就既聽錢玄同的課,也聽聽黃侃的課,以便兩相對照。這種情況並非罕見,它生動地反映當時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領導下,‘兼容並包’,百家爭鳴,學術民主的氣氛。這確是反映了當時北大生動活潑的教學局麵。

  由於重視延聘選拔有真才實學的各方麵人才,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實可謂人才薈萃,學術空氣濃厚,盛極一時。這對於使大學成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此外,蔡元培還采取了許多革新措施,以造成良好的學術環境。下麵擇其要者分述之。

  一是改革招生製度,堅持以考生學業成績的優劣作為錄取的標準,使那些出身貧寒、學業優秀的青年有機會進入北大攻讀。過去京師大學堂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後來也多是由各地衙門推薦選送,絕大多數是縉紳豪富子弟。後來北京大學的學生,就是從京師大學堂這種“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招生也沒有嚴格的製度和標準,所招的學生不乏紈絝子弟,並無真才實學。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堅持不看資格、出身,注重以成績擇優錄取,使許多優秀青年能進入北大。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北大學生的組成,而且由於招收學生質量的提高,對於改變學校的風氣,提高學校的學術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後來成為北大名教授的楊晦曾深情地回憶說: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改革了招生製度,他是不可能進入北大的。

  二是重視課程的改革和建設,注重提高教學質量。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學校的教學思想仍很陳舊保守,課程設置也很落後,講課陳陳相因,敷衍塞責。他在課程改革和建設上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反對專己守殘之陋見,對中西文化要兼收並蓄,擇善而從,融匯貫通。他積極主張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提出大學教學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成就”。他還十分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學習,強調學生必須具備比較全麵的知識,紮實而寬厚的基礎。為了使學生具備比較全麵、寬厚的基礎知識,他還提出溝通大學文、理兩科的主張。他認為文、理兩科的截然劃分,和近代科學相互聯係的事實不相符合,因此主張習文者須兼習理科的基礎知識,習理者則要兼修文科的基礎知識。在學校的編製上實行學係製,廢止文、理、法等科別,使文、理學生能夠兼涉他科的課程;在教學管理上實行單位製(學分製)、選科製,使學生於選修課中有一定的選擇自由。這樣有利於發展學生的個性,能研究他們所向往的學科。在蔡元培的上述課程改革和建設的原則思路的指導下,加上這一時期北大集中了許多學有專長的知名教授,各學係的課程設置遠較過去充實,學術水平和教學質量都有顯著提高,這就大大引起學生求學的興趣。

  三是興辦學報,使師生“提起學理的研究心”,並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蔡元培認為大學教育要重在啟發學生有研究的興趣,求得新知,“有了學報,學生必要發布議論,斷不能抄講義,必要於人人所知的講義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學理了”。1918年校內曾發行《理科大學月刊》,由理科學長夏元瑮負責,理本、預科全體教師組成審查部,以理本、預科每班學生中舉學問最優者為本班編輯員,刊登自然科學方麵論文。1918年秋,蔡元培鑒於“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載長篇學說,於是有月刊之計劃”。1919年1月創辦了《北京大學月刊》,作為“本校教職員學生共同研究學術,發揮思想,披露心得之機關”。是全校性學術刊物,內容以刊登學術論文,“介紹東西洋最新最精之學術思想為主”,同時也刊登一些有文學價值的著作和譯文。當時決定除暑期停刊兩月外,月出一期,一期十萬字。開始由各研究所輪流編輯,後專門成立月刊編輯部。校內新舊兩派教員曾對月刊形式問題發生爭論,新派教員主張月刊文章一律橫排並加標點,一些舊派教員則堅持仍用豎排直行式。蔡元培為此在日刊刊登《啟事》,基本采納了新派教員的主張,但文學性質的不宜橫排者仍采用豎排法。1923年後,學校又創辦國學和社會科學兩種季刊,原計劃的自然科學和文藝季刊則因經費困難未能實現。學報的創辦,對破除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提高研究興趣,“求有所發明”貢獻於社會,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是重視辦好圖書館,並整頓擴充實驗室,為教學和科學研究提供條件。蔡元培深知圖書館在大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到校後即表示要盡力“籌集款項,多購新書”,要做到“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無虞缺乏矣”。原來學校預算沒有確定購書的款項,這時每年核定專款並規定不得移作他用。購書程序采取由圖書委員會向教授征集應購之書單辦法,再經審查確有必要後廣為采購。在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期間(1917年11月至1922年12月),“對各類圖書兼容互需”,積極充實,這時學校圖書館的規模有較大的發展。這時理科的教學實驗設備也有了改善。蔡元培很重視實驗室的建設,如他所說為研究學問計,最重要的是實驗室。在這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勉強騰出幾萬元,增設物理、化學、地質各係的儀表標本,並修理實驗室、陳列室,現在第二院已有與前不同之狀。

  五是創辦研究所。蔡元培從大學應研究高深學問,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的觀點出發,十分重視研究與提高的工作,大力主張“凡大學必有各種科學的研究所”。後來他還特別提出:“為北大發展計,與其求諸量,無寧求諸質,與其普及,無寧提高。”應著力辦好研究所。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學門(相當於係)先後成立了研究所。當時規定,凡本校畢業生都可誌願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級學生,取得研究所主任認可後可入所研究;外校同等學曆者經校長認可後得入所研究。凡符合規定者,根據自己的需要選定研究科目,誌願入所在教師指導下從事研究。範文瀾、馮友蘭、葉聖陶、俞平伯等都是這一時期的研究員或通信研究員。雖然這時的研究生製度還遠未完善,但在國內具有首創意義,它為畢業生和高年級學生提供了高深研究的機會。

  蔡元培在北大興利除弊的改革,為學生一心向學營造了良好的學術環境,也使北大對優秀青年具有了巨大的吸引力。這正如時人所稱:“蔡先生學界泰鬥,哲理名家,就職後厲行改革,大力擴充,本其曆年之蘊蓄,樂育國內之英才,使數年來無聲無息生機殆盡之北京大學校,挺然特出,褒然獨立,延名師,嚴去取,整頓校規,祛其弊習。……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各省士子莫不聞風興起,擔簦負笈,相屬於道,二十二行省,皆有來學者。”

  二

  蔡元培還十分注意把學生的課餘興趣引導到學術方麵來,以改變過去學生中冶遊懶散和追逐仕途利祿的不良風氣。他深知倡導學術研究對糾正社會頹風的重要作用,1918年2月,蔡元培曾與校內外一些學者發起成立學術講演會,他認為當時社會“民俗日偷,士風日敝”的一個原因,是由於“師法墮落,學術消沉”;認為舉辦各種講演會,有助於挽救士風,振興學術,引起求學問道之心。所以,他發起的學術講演會以傳布科學,引起研究興趣為宗旨,邀請高校教授和學者擔任講演員,分期講演,以期喚起國人學子研究學術之興趣,矯正“教者以沿襲塞責,而不求新知;學者以資格為的,而不重心得”的弊病。在他的倡導下,這時北大的各種學術活動頻仍,講演的內容有專題學術報告,也有普及性的介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史學、考古、新聞、教育、文學藝術和國際問題,以及物理、化學、地質、生物等各個方麵。校內外學者蔡元培、梁啟超、章太炎、李大釗、錢玄同、陳啟修、馬寅初、陶知行(行知)、周作人、李四光、李書華、何傑等都參加過這類學術講演活動。蔡元培還多方延請外國知名學者來校講學,如美國的杜威、英國的羅素、印度的泰戈爾、德國的杜裏舒、法國的維勃呂爾、蘇聯的耶爾朔夫等。1922年蔡元培曾邀約愛因斯坦(其時正在曰本講學訪問)來校講學,因來往信件被郵路延宕而沒有實現。當時各種學術講演的記錄經常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以資廣為傳播。這些豐富多彩的講演活動,形成了開闊學生知識領域和“引起研究的興味”的第二課堂,並成為流傳至今的一個傳統。

  蔡元培深知,要把學生的課餘興趣吸引到學術研究上來,重要的是要啟發學生的自動精神,因而他積極鼓勵學生組織各種學術研究團體,開展課餘學術活動。顧頡剛(餘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曾回憶道北大學生本來毫無組織,蔡先生來後,就把每班的班長召來,勸他們每一係成立一個學會。許多班長退下來躊躇道:這件事怎麽辦呢?因為同學間實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領導,以及學校在經費上的幫助,許多會居然組織起來了,不但每係有會,而且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音樂會,辯論會,武術會,靜坐會……一個個成立起來,誰高興組織什麽會就組織什麽會,誰有什麽技藝就會被拉進什麽技藝的會。平時一個人表現自己能力時很有出風頭的嫌疑,可是到了這個時候,雖欲不出風頭而不可能了。校中盡有消遣的地方,打牌聽戲的興致也就減少了許多。一校之內,無論教職員、學生、仆役,都覺得很親密的,很平等的。從此,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不但有正當而豐富的文體娛樂活動,而且具有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時人曾對此評論道:“蓋自蔡校長任事以來,集會一風,一時大盛,少年學子,既富於自動之本能,而校長職員,又複多方提倡,以故事業勃興,不可遏抑。”

  這一時期各係都組織了學會,如國文學會、史學會、哲學會、地質學會、數學會、心理學會等。這種學會是以本係學生為當然會員,本係畢業同學和旁聽生為特別會員,經費由學校津貼。蔡元培對學會的建立極為關心並給予很大支持,化學會、史學會和經濟學會等成立時,他都親自出席並發表演說。學會的活動多為分組研究,邀請學者講演,主辦定期刊物等。也有的學會是由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和需要組織的,如有誌於研究數學、物理的同學組織了數理學會,每月集會一次交流研究心得,並出版《數理雜誌》,刊登研究成果。又如化學係同學組織的化學講演會,“以練習化學講演之法,而收觀摩之益為旨趣”。並時常邀請中外學者介紹化學的最新理論和成就。這些學會在開展研究及助進本係發展方麵都做了很多切實的工作。地質學會(開始稱研究會)是北大理科中最早建立的一個學會,它在成立“公啟”中說我們的誌願,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質上的真理。就我們的學力所及提倡地質學,引起社會上對地質的注意,同時還要集合群力開展地質調查,一洗過去中國地質調查依賴外人之恥。它開展了多方麵的工作,如征集標本,辦了礦石室、圖書室;舉辦學術講演,組織討論會;舉辦地質展覽會;製訂課程改革計劃書,協助建設實驗室;出版北大地質叢書,約請王烈、李四光、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等教授編著地質學、古生物學方麵專論;出版《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成為我國地質學方麵最早的出版物之一。這個學會當時在校內相當活躍,也是很有成績的。文科如經濟學會發行的半月刊,在當時學生主辦刊物中有較大影響,它以“集思廣益,博采兼取,求學術之發展”為宗旨,辟有論著、研究、時評、譯叢、紀略、講演、調查等欄目。曾出過《勞動紀念號》、《馬克思紀念號》,李大釗在經濟學會講演的《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一文,就刊登在紀念號上。學會及其刊物還提倡開展社會調查,蔡元培對此極表讚同,他在經濟學會的演說中特別提到至調查一層,隨時隨地均有供我們調查之資料。即如東齋對麵之飯館,亦有足供我人調查者。凡調查經濟情況,須先從小處著手,再推及大事業之組織管理,可免頭忙腳亂之弊,調查所得之資料既多,然後參以學理,刊印雜誌,我決其必有價值。該會曾擬定過各地生活物價調查計劃,請教職員和同學假期代為調查,準備出一期《平民生活號》。

  此外,還有的是屬於全校範圍或係際的學術性社團,如新文學研究會、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考古學會、教育研究會、世界語研究會等。北大學術研究會則是由師生共同發起組織的,曾多次主辦講演會,講演分會內(專對會員)和公開(麵向校內外)兩種,並組織會員成立英國文學研究組、德文研究組、國際政治研究組、新聞研究組和國會製度研究組等,進行專門研究,取得不少成績。

  這一時期北大有的學術性社團,在校內和社會上有較大影響,如1919年1月由馬敘倫、陳大齊、楊昌濟、胡適和學生陳鍾凡等人發起成立的北大哲學研究會,其宗旨為“研究東西諸家哲學,瀹啟新知”。研究方法為講演、編輯和調查等項。該會在介紹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各派學說方麵起過一定作用。毛澤東在北大工作期間曾參加過這個研究會,在會中閱讀了大量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著作,其中包括18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又如,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是蔡元培在北大,也是在我國提倡有組織、有係統地研究新聞學的一個創舉。他對發起這個研究會極為重視,1918年7月他草擬了團體章程,確定以“灌輸新聞知識,培養新聞人材”為宗旨,隨後他又連續在北大日刊上刊登《校長布告》,發起招收會員,得到北大學生的積極響應,短期內即有數十人報名入會。在10月間的成立大會上,蔡元培被舉為會長,文科教授徐寶璜任主任導師,《京報》社長邵飄萍為兼任導師。該會每星期由導師講授《新聞學》兩小時。它出版的《新聞周刊》,是當時國內惟一傳播新聞知識的刊物。毛澤東曾參加這個研究會並獲得聽講半年證書。該會前後存在了約兩年時間,是五四時期的一個重要社團。再如,由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19位北大學生發起組織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是秘密從事研究,到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刊登啟事,招收會員,對外公開。蔡元培對這個研究會同樣給予了支持,他同意日刊刊登其對外公開招收會員的啟事,出席成立大會並作了簡短扼要的講話,事後又撥給兩間房子,一間當辦公室、一間作圖書室。研究會在北大活動時間前後達七八年之久,它對於研究、傳播馬克思學說,引導和組織青年學生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以及促進一批進步知識分子了解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等方麵,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蔡元培曾指出:“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倘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平民講演、校役夜班,與新潮雜誌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這就是蔡元培積極提倡的大學生應當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要革除科舉時代的觀念,要“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在五四前夕,校內的和以北大師生為主的革新社團和進步刊物已相繼出現。當時在校內和社會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主要有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等社團組織。這些著名社團已為人們所熟知,這裏不再贅述。但應指出的是,它們的建立及其在五四時期的重要作用,都是和蔡元培的熱情支持分不開的。

  由於蔡元培的熱心提倡和身體力行,北京大學一掃過去腐敗的校風,造成了深厚的學術研究空氣,師生間問難質疑,互相切磋;著書立說,受到鼓勵;學術爭辯,各抒己見。胡適在他的幾次講演中,曾盛讚他初到北大教書時,得到和一些學生相互討論之益。當時在教員以及師生之間的學術討論中,也有著良好的民主風氣。如蔡元培在他的《中國倫理學史》一書中曾以“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來作為孔子的“仁”的定義。青年教員梁漱溟不同意這個見解,認為“仁”隻是人們直覺的、情感的本能表現,即孟子所謂的“惻隱之心仁也”。他批評蔡的定義空洞籠統,“雖然表麵上無可非議,然它的價值也隻可到無可非議而止”。又如,蔡元培著有《石頭記索隱》一書,對《紅樓夢》詳加考證,稱其為“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書中,把蔡著歸於“附會的紅學”一類,指責其考證為“笨的猜謎走錯了道路”。蔡則寫了《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一文作為《索隱》第六版自序,為自己的見解辯護。在學術觀點上,蔡和梁、胡之間雖然有分歧,但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這種民主作風培育了良好的學術研究的風氣。這時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期望的成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

  經蔡元培大力提倡,北大學生中學術研究,蔚然成風;一些同學結合自己的興趣,從事著述,發表見解。如1918年9月,北大經濟係學生李亦軒所著《中國幣製統一論》一書,“甚為教授所激賞,且慫恿印行之”。蔡元培應其所請為之作序,稱讚“李君此書,有實述以詳陳我國幣製之現狀,有危言以窮其流弊。有芻議以進改良之策。根據學理,臚陳統計,綱舉目張,不特足以備當局之參考,即普通人亦不可不一讀也”。又如政治係學生蕭一山,1920年入北大後,致力於清史研究,充分利用北大豐富的史料,並得到李大釗的指導,完成了專著《清代通史》。李大釗為其撰寫的序文中,希望蕭氏能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把有清一代的曆史寫成中國國民的曆史。蕭一山在該書初版敘例中表示:“近世‘唯物史觀’之學說興起,謂經濟之趨勢,當求諸曆史;曆史之變遷,亦根據於經濟;二者有相互之關係,而曆史之因革,尤以經濟為轉樞。以蓋社會主義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實際生計問題為中心者也。”1923年蕭的《清代通史》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成為當時史壇的一件盛事,引起轟動。梁啟超稱讚他“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亦罕見也”。應當說,蔡元培這時大力提倡學術研究,培育了北京大學嚴謹勤奮、致力學術的學風。

  三

  蔡元培在引導學生研究學問的同時,還注意學問家之人格的養成,倡導道德文章並重。道德與文章(指人格修養與學術造詣)並重,是中國知識分子視為傳統的美德,也是對知識分子評價的一個重要標準。蔡元培認為,“研究學理,不可不屏除紛心的嗜好”。他對過去許多學生在校外“竟為不正當的消遣”深惡痛絕,極力矯正這種不良風氣。他指出:“德育實為完全人格之本。若無德,則雖體魄智力發達,適足助其為惡,無益也。”在他看來,像北大這樣的學校,不僅要把學生培養成將來在工作上稱職、在學術上有成就的人,而且還應負有培養及維護一種高標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而這種品德對於一個好學生以及今後做一個好國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常以砥礪德行的話來勉勵學生,指出在道德敗壞、世風日下的社會中,“必有卓越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己者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這就是大學生負有勵人以矯頹俗之責,而律人必先律己的道理。因此,他在扶植社團豐富學生課外生活的同時,還努力在師生中提倡道德修養。

  蔡元培1916年底由歐洲歸國後,目睹各地“見夫教育、實業各界,凡嶄然現頭角者,幾無不以嫖、賭為應酬之具,心竊傷之。比抵北京,此風尤盛”。他感到:“尤可駭者,往昔昏濁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與敝俗奮鬥,如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今則眾濁獨清之士,亦且踽踽獨行,不敢集同誌以矯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現象也。”因此,他出任北大校長後,決心集合同誌,矯弊易俗,增進道德修養。1918年1月,他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他草擬的《北京大學進德會旨趣書》,發起進德會組織。規定會員分為三種:甲種會員為不嫖、不賭、不娶妾三戒;乙種會員於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丙種會員則更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會章規定入會以前的行為,本會均不過問;成立以後,“當公定罰章,並舉糾察員若幹人執行之”。進德會在校內影響較大,教職員大部分加入,學生入會的也不少。如鄧中夏、高尚德、傅斯年、許德珩、張崧年、區聲白、張國燾、康白情、王有德、廖書倉、常惠等都加入過。進德會是以提倡培養個人高尚道德為宗旨的,這個組織的出現,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界對上層社會道德墮落、生活腐畋的不滿,對北大師生個人道德的提高產生過較好的影響作用。

  蔡元培十分重視美育的作用,把它和德、智、體諸育並列而稱之為“四育”,認為這是培育“健全的人格”所不可偏廢的。應當說,把美育作為德育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蔡元培德育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他把美育又稱作美感教育,即通過美感教育,激發、陶冶和完美人們的高尚感情,達到美與善的和諧的統一。他對美育做過這樣的解釋:“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是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為強,轉薄而為厚,有待於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他認為通過美育可以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即以純粹的美育,陶冶人們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純潔的情操。這正如他所說,不因“見小利,急近功”而“失節墮行”,不因幾次挫折而頹廢以致厭世,使人具有遠大的抱負和進取的精神。同時,他認為美育也是促進科學發展的一種原動力。蔡元培主張科學與美術並重,認為兩者同為新教育之要綱,也就是說,智育和美育應是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和相互推進的。他曾以“要透徹複雜的真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興會,應利用美術”來說明科學和美術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人們具備了上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即健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能夠有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撓的意誌。這正如他所說的,“有了美術的興趣,不但覺得人生很有意義,很有價值;就是治科學的時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潑的精神”他還認為美育可以革除人們的習俗,給人以正當有益的娛樂,以提起治學的興會。他說常常看見專治科學,不兼涉美術的人,難免有蕭索無聊的狀態。“這使有些人借低劣的娛樂作消遣,有些人甚至產生厭世的思想,他們”不但對於自己毫無生趣,對於社會毫無愛情,就是對於所治的科學,也不過‘依樣畫葫蘆’,決沒有創造精神。總之,他熱切希望國家富強,使中國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因而他要通過美育培養學生具有創業的誌向、冒險的精神和始終如一的事業心。

  蔡元培對美育的重視是在貫徹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也是他針對封建迷信觀念和外國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文化侵略活動而提出的一項進步主張。他從人類曆史的發展,指出宗教是人類蒙昧時代的產物,“迨後社會文化日漸進步,科學發達,學者遂舉古人所謂不可思議者,皆一一解釋之以科學”。他認為:“無論何等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擊異教之條件。”他特別指出一些宗教家“甚至為護法起見,不惜於共和時代附和專製”,即以“宗教為之累”的明顯例證。他反複強調美育的重要功能就是陶養人的高尚情感,如果美育和人的情感都依附於宗教,就會受到它的毒害。他說美育之附儷宗教者,常受宗教所累,失之陶養之作用,而轉以感情,產生褊狹性,誤人深矣。他指出:鑒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蔡元培除了為反對宗教愚昧和發揚科學而提倡美育外,還特別針對當時複古派要組織孔教的企圖,明確表示反對以任何宗教形式對人們思想的束縛。這些都反映了他要求思想解放、發展個性的民主精神。正是從上述思想出發,他明確主張大學不設神學科,學校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和教士不得參與教育,這是他反對宗教幹涉教育的三項重要原則。這時他在北大開設了《美學》課程,發起成立音樂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社團組織,校內沒有基督教團契一類的任何宗教活動,悠揚於校園的是優雅的音樂、悅目的繪畫書法,引導學生對崇高與純潔,對真、善、美的欣賞與追求。

  蔡元培注重培育學生“健全之人格”,是要通過體育、智育、德育和美育的和諧發展,使生理、體能與心理、精神兩方麵相協調。他認為:“研究學理,必要有一種活潑的精神,不是學古人‘三年不窺園’的死法能做到的。”他特別強調“有健全之身體,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體柔弱,則思想精神何由發達?”他反對把青年學生弄成“書癡”相,反對社會上一些人把所謂“文質彬彬”、“弱不勝衣”看作是“君子風度”的陳腐觀念,積極在北大學生中提倡體育鍛煉和軍事訓練。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學生組織了各種體育團體,體育鍛煉的風氣逐漸形成。他勉勵同學們應努力學業,充實自己,注重體育,健全體魄,以準備為國家效力。他希望同學們要自行振作,不要將自己國家的安危寄托於別國的維護。要國人努力以求自主自強,而後國家方有前途。他在校內倡導組織學生軍作為永久性軍事體育組織,進行軍事知識教育,以“喚醒青年尚武”,提倡以“忍勞耐苦,不畏嚴寒酷熱,為本軍必具之精神”。他熱情支持舉辦各種運動會,親自撰寫《運動會的需要》專論文章,論述運動會的作用在於“鼓勵運動的興會”,“增加校外同學的社交”,“養成公德”。他特別強調要通過運動會使人們理解團體的榮譽,就是個人的榮譽。寧正直而畋,毋詭詐而勝。敗則反求諸己,不怨尤,不嫉妒。“要善於”用運動會的規則,養成自重急公的習慣。經過蔡元培的提倡,體育成為培養學生具有健全之人格的一項重要內容。

  蔡元培不僅注重創造高尚人格養成的環境,提倡個人道德的自我修養,同時也注意對學生的紀律要求。當時學校章程規定:“各科得選品行敦篤學問優長之學生為優等生。”受免繳一年學費的優待。“班長或舍長在一學年內能恪守校規堪為同學之表率者,學年終酌給以獎品。”而“學生品行不修學業荒廢者,大學校長及各科學長得譴責之,或命其停學或退學。”如:“對於職員無禮者”、“屢次請假者”、“與同學交惡者”、“辱罵夫役人等不顧行檢者”,都要受學長譴責命其悛改。而上述之一情節較重或經譴責而不改者,以及“在校內或齋宿滋生事端破壞秩序者”、“一學期內曠課至十小時以上者”,則要受記過處分。對“所習各科功課有敷衍塞責屢戒不悛者”,任課教員認為必要時可命其對所授功課暫時停學。而對有“不法行為校長認為與本校秩序或名譽有重大關係者”、“學年內記過三次者”、“每學期由開學起二十日以上未曾到校亦未請假或假滿至一月以上而不續假者”等,則令其退學。雖然這些規定並沒有完全認真實行,但蔡元培對那些嚴重違反校規,特別是損害學校名譽的學生,是堅持原則的。

  經過蔡元培的熱心倡導,一變北大以往腐敗沉悶的局麵,使多數學生能夠專心向學,努力上進,確實是培養了學術研究、思想自由的空氣,開創了一種良好的風氣。

  總之,蔡元培把改變學生的觀念作為改革的首要問題,是基於對教育功能和教育工作者神聖職責的深刻理解,是他整頓革新北大目的的正確體現。這個命題對教育和教育工作者來說,是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在今天也值得我們加以認真思索和借鑒。

  (《北京大學學報》,1998〈2〉;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高等教育》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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