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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兼收並蓄:蔡元培學習外國先進文化主張

  五四時期,蔡元培在對北京大學的整頓和革新中,提出了著名的“兼容並包、兼收並蓄”的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在他的悉心倡導和努力下,北大一掃過去腐敗的校風,造成了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校內社團有如夜空繁星,各種刊物宛似雨後春筍,眾家學說競相爭長,新思想、新思潮應運而生。鳶飛魚躍,生動活潑。這種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使北大成為全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開創了學術民主、思想自由的一代新風。這是近代中國教育和文化思想史上值得稱頌的重大事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近代的中國,隨著西學東漸,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引起了巨大的衝擊波。圍繞著如何對待西方文明的問題,在政治和思想領域中的鬥爭是十分激烈的,存在著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妄自尊大,抱殘守缺,主張閉關鎖國;另一種則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鼓吹全盤歐化。這雖然表現為完全相反的兩個極端,但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危害則是共同的。蔡元培作為一位革新者,曾實際考察和研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製度、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承認“彼俗化之美,仍由於教育普及、科學發達、法律完備、人人於因果律知之甚明”。他正視我國近代落伍的現實,同時相信這隻是暫時的,中國有能力迎頭趕上西方先進國家。基於這種認識,在學術上,他既不讚成故步自封的國粹派,也反對消亡本民族特性的全盤歐化論,主張把繼承古代文化遺產同廣泛學習外國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吸收、消化、創新,求得我國學術的新發展。

  蔡元培對中西文化取兼收並蓄、融匯貫通的主張,對我國學術的發展及學校課程的建設,都有積極的意義。他的一些深刻的、精到的見解和做法,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

  首先,他積極主張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並提出大學課程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成就”。

  他把善於繼承前人成果,學習先進文化,視為人類進化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各民族間互相師法才能有進步和發展,在世界曆史上,一個民族文化的進步,都包含著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人類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質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他舉例說,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國的文明而消化之,創造了燦爛的古希臘文明;高盧、日耳曼諸民族吸收了希臘、羅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歐洲今日的文明。中國自漢至宋逐步吸收了印度文明,而在哲學、文學及美術,“得此而放一異彩”。但自元以來的六百多年間,與歐洲文明雖有接觸,然未嚐有大量的吸收,隻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蟄之動物“日趨羸瘠”。這種曆史的回顧和比較是很有說服力的。他批判了那種單純指摘別人缺點而拒絕學習的妄自尊大態度:“……社會上一部分之黑暗,何國蔑有?不可以觀察未周而為懸斷也。”

  為了使我國學術盡快趕上西方先進國家,他主張廣泛地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經驗。他說吾人為集思廣益起見,對於各友邦之文化,無不歡迎。以國體相同,而對於共和先進國之文化,尤所歡迎;以思想之自由,文學美術之優秀,彼此互相接近,而對於共和先進國中之法蘭西,更絕對的歡迎。蔡元培從上述思想出發,在北大廣泛容納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許不同學派的觀點自由討論,使學生通過廣泛接觸加以比較、吸收和創新。同時,他還把對中西文化兼收並蓄的主張,作為學校課程改革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他在北大,“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於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他還“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係,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理科的一些課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國的科學新成果,如物理係三四年級的《近代物理》課,內容大部選自居裏夫人在巴黎大學講授的最新材料。

  為了更好地吸收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蔡元培重視學生的外語學習。以世界語為例,北大是我國提倡世界語較早的一個學校。蔡元培主持北大後,即聘世界語學者孫麵璋(字芾仲)來校主講世界語,於文科設立講習班,參加學習的達到五百多人。他為了利於世界語學者作高深的研究,於1920年創立北大世界語研究會,自兼會長,孫國璋為副會長。1922年俄國學者、盲詩人愛羅先珂受聘來校講授世界語會話,孫國璋講文法及讀本,使世界語班學生倍增。1922年春由北大發起組織了北京世界語學會。是年全國教育聯合會一致通過北大提出的“以世界語首先加入師範學校課程”的議案。這一年12月15日,世界語研究會開展紀念柴門霍甫誕辰的活動,在北大召開了全國世界語聯合大會,參加者達兩千多人。蔡元培出席並發表演說,主張中國應普及世界語,以利於中外文化的交流。會上通過的議案,要求在各級學校增加世界語課程,多方麵推廣世界語,並籌辦世界語專門學校。由北大負責籌辦的這所學校,於1923年在北京西城孟端學校內成立,蔡元培兼任校長,校董有蔡元培、魯迅、張季鸞、愛羅先珂、周作人等。

  其次,蔡元培認為對外國文化思想應擇善而從,重在消化,反對簡單模仿和全盤歐化的錯誤傾向。

  他在重視學習外國的同時,還十分強調學習時應取的態度和目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華和糟粕兩個部分,學習要擇善而從,取分析的態度,為我所需,為我所用。他曾引孔子的話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就是不守舊、不盲從的態度。現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擇善。這反映了蔡元培對待文化,包括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的正確態度。同時,他還特別強調吸收外國文化應重在消化,吸收是消化的預備,而隻有消化才會有益。“消化者,吸收外界適當之食料而製煉之,使物化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發達。”因而消化是以“我”為主體,對於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渾淪而吞之,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認為單純模仿、照搬照抄,隻是一種稚拙的舉動;而全盤歐化,則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同化於他人,是完全錯誤的。他以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責任感,殷切勉勵我國留學生應具堅強毅力,發憤圖強,“能保我性,則所得於外國之思想、言論、學術吸收而消化之,盡可為‘我’之一部,而不為其所同化”。而切勿誌行薄弱,“棄損其我同化於外人”。他語重心長地說:“吾國學生遊學他國者,不患其科學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如若這樣,則“留德者為國內增加幾輩德人,留法者留英者,為國內增加幾輩英人法人。”這些針砭時弊的金石之言,在今天看來也仍不失其價值。

  當時這種簡單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國的傾向,在北大也有嚴重反映。

  嚴複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全校積極推廣外語會話,在本科和預科課堂上除一些國學課程外,都用英語講授。課外活動如開會、講演、討論,也多用外語。預科教務會議全講英語,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難言。這種狀況,雖然對推廣外語學習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長了盲目崇洋和輕視祖國文化的傾向。特別是當時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留學生較多,他們當中有些人幾乎不用漢語講話,甚至有的教中國曆史時也要講幾句英語以顯示其有學問。對此,許多人表示不滿,連一些外國教員也不以為然,“歎為非興國之征”。蔡元培長校後,既重視和推廣外語教學,又極力矯正這種不良風氣。他規定開教務會議一律改用中文。開始時,一個外國教授起而反對,說:“我們不懂中國話。”蔡元培從容回答:“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都說中國話?”使對方無言以對。從這時起,他明確要求除外國語文課外,其他課程必須使用祖國語言。對《大學理科月刊》刊登的論文,則規定除有關專有名詞外,也一律要用中文書寫。這些措施受到了進步輿論的讚許。

  蔡元培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歐美各國學術文化的成就,同時又強調結合本國的實際,保存和發揚自己的“特性”。如中國文學係除增加世界文學外,又於中國文學中增加了詞曲、小說和小說史方麵的課程,並發起征集民間歌謠,供大學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麵,“於數理化等學科外,兼征集全國生物標本”,亦是一例。

  蔡元培到北大後為籌辦生物學係,曾與法國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後沒有實現),但他沒有單純依賴外國,而是努力發展我國自己的生物學。1918年他聘請著名植物學家鍾觀光(1868—1940)為北大理預科教授。鍾觀光不顧自己年事已高,先後深入十幾個省調查我國植物分布情況,曆時五載,搜集和積累了許多珍貴植物標本與資料,對我國早期植物分類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24年,他創建了北大植物標本室,先後整理出植物標本八千多種,為教學提供了較好的條件。1925年北大生物學係正式成立。這個事實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歐美國家先進文化的根本是著眼於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

  再次,蔡元培認為吸收外國文化,不僅要吸收外國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進的科學方法,並運用這種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舊有文化,以創造新義,求得更進一步的發展。

  蔡元培很重視在吸收、消化基礎上的創新,對外來文化是這樣,對傳統文化亦如此。他曾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這種主張反對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來束縛我國科學文化發展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見,比較正確地指明了對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應取的態度。這對於學術研究和學校的課程改革具有指導的意義,當時北大史學係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來,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學,整頓中國文學門(即學係),因而引起舊派教員的不滿;1917年秋成立中國史學門時,他們多改歸這新學門,想把這裏作為他們舊派的陣地。但蔡元培、陳獨秀同樣重視史學的改革,五四運動後在中國史學門增設西洋史各課,改稱史學係,由原來一國的史學變為世界的史學。蔡元培還將史學係同政治、經濟、法律等係一起編入同一學組,表示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密切關係。為了革新中國舊史學,這時將原為選修課的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課程,改為必修科,作為史學的基本知識課,並且聘請西洋史教授翻譯歐美新史學及唯物史觀方麵書籍。1920年李大釗任史學係教授後,曾先後講授過《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重要課程。這些措施改變了過去史學門隻重史料的偏向,開始重視以科學的方法從事曆史的研究。這時的史學界正如李大釗所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

  此外,蔡元培還主張史學必須以科學的依據為基礎,要學習歐美新史學的優點。他後來曾說中國的曆史人文之學,發達在自然科學未發達之前;西洋的曆史人文之學,則發達在自然科學既發達之後。所以他們現在的古學,有其他科學可資憑藉;我們前代的古學,沒有其他科學可資憑藉。這件事實固可表顯我們的前賢創造古學之才長;然亦正指示我們現在從事此項工作者所憑藉之不如人。我們若不擴充我們的憑藉,因以擴充或變易我們的立點和方法,哪裏能夠使我們的學問隨著時代進步呢?他認為治史學者不僅要重視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質學也有密切關係。在他的倡導下,1923年北大考古學會成立,先後進行過多次考古調査和發掘工作,如河南新鄭、孟津兩縣出土的周代銅器,洛陽北邙山出土文物,北京宮山明代古跡和甘肅敦煌古跡調查等,這對建立科學的史學和豐富學生的史學知識是很有意義的。

  蔡元培在關於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張中,還提出要開設中外文化相比較的課程。他說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這時國文係除開設本國文學、文學史課程外,還開設了外國文學著作選讀、外國文學史等課程,以資比較。又如,他認為,“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仍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蔡元培是我國較早提出比較學問題的,這對於培養學生分析能力和開擴知識領域是有好處的。

  除了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國外的先進科學文化外,蔡元培還重視直接邀請外國著名學者來校講學。如現代唯心主義哲學家杜威經胡適等邀請來華後,蔡元培曾出麵與杜威任職的哥倫比亞大學商議,留他在北大講授一年哲學。蔡元培對杜威是推崇的,但他並不讚同實用主義教育觀點。如他在學與術的關係上重學理的研究,在科學研究上,他認為並不是所有項目都能立即得到應用,更難短期就有明顯的效果,但並不能因此而貶低這些科學研究的意義。這些觀點有助於抵製實用主義思想對教育、學術領域的影響。

  1921年蔡元培到歐洲考察教育時,曾親自分別訪問了居裏夫人和愛因斯坦,邀請他們來華講學。1922年秋愛因斯坦到日本訪問時,表示願順道來華講學,蔡元培即去電表示歡迎,並商妥了待遇條件。但因中國方麵要用各團體名義聯合發出正式邀請信,往返征求意見延宕了時間,愛因斯坦則因在日本等了五個星期尚未接到中國來信,誤以為未能踐約而延長了在日訪問時間,致使來華講學計劃未能實現。後來他接到蔡元培來信,方知是誤解,當即寫信給蔡元培說明原委,表示:“雖然極願意且有從前鄭重的約言,而我現在不能到中國來,這於我是一種莫大的苦痛。”並說先生能夠想見,倘使我現在能到北京,我的興趣將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實希望,這種因誤解而發生的延誤,將來再有彌補的機會。當時北大為愛因斯坦訪華講學作準備,專門舉行了愛因斯坦學說公開講演,校內還組織了相對論學說研究會。

  蔡元培也很重視派遣教員、學生出國留學,直接學習外國文化科學知識,以便回國後開設新課,充實課程建設。

  在上述關於融匯中西文化的主張和做法中,蔡元培對繼承傳統文化和廣泛學習外國這樣兩個關係學術發展的重大問題,都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見解,特別是他提出對中西文化都要吸收、消化、創新,以求得發展與進步的思想,對我們今天也仍然是富有啟迪的。

  (《北京日報》,198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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