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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論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

  “兼容並包”,是本世紀初期蔡元培對北京大學革新時提出的具有指導作用的辦學方針,同時也是他的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從一定意義上說,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在當時確起到了破舊催新的巨大作用;一個生機盎然、奮發有為的新北大脫穎而出,一掃過去暮氣沉沉、陳腐不堪的習氣,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無怪乎每當人們追思五四時期北大卓有成效的建樹時,總是很自然地把它歸功於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的主張及其實施。這正如1940年4月14日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大會的唁電所指出的:“先生清末從事革命,提倡民權;民六任北大校長,網羅人才,兼收並蓄,學術思想,主張自由。偉大的五四運動,實先生提倡誘掖,導其先路”。這個評價是恰當的、公允的。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革新,其意義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學校的範圍。這種革新及其所體現的辦學思想從基本的方麵說,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教育的客觀要求。今天,我們深入研究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剖析它提出的曆史條件、基本傾向和作用,這對於我們繼承前人的積極成果,認識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規律,都是很有意義的。

  一

  五四運動之前的中國,正經曆著辛亥革命從勝利又複歸於失敗的痛苦曆程,中國革命也處在新舊轉折的曆史交叉點上。正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蔡元培提出了“兼容並包主義”,對北大進行整頓、革新,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這不是偶然的。

  馬克思在19世紀60年代曾說過:“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複和鞏固。”這種曆史上常見的現象,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又一次得到了印證。當辛亥革命以其傑出的曆史作用,造成了銳不可擋的民主政治洪流的時候,封建統治營壘中的一些人物紛紛改換臉譜,利用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竊弄國柄,借共和之名,行封建專製主義之實。隨著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相繼失敗,文化思想領域的封建複古逆流也大肆泛濫起來。而在袁世凱的複辟陰謀破滅後,文化思想方麵的複古活動並沒有停止下來,尊孔複古的謬論、封建禮教的說教、鬼神迷信的猖厥,仍然交織成束縛人們思想、壓抑資產階級新學、扼殺民族生機的精神網羅。而這時的北京大學雖然經過民初初步的民主主義性質的某些改革,校內“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然就其主流而言,仍舊是一個頑固的封建文化堡壘,舊思想舊文化充斥各個學科;一些舊派教員公開提倡尊孔讀經,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竭力詆毀新學。文化思想領域這種萬馬齊喑、正氣衰微的局麵,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敗這一慘痛的曆史悲劇。

  然而,辛亥革命的影響不可低估。特別是這一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乘帝國主義各國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之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同時,知識分子的隊伍也在進一步擴大。隨著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經濟、文化力量的增強,他們迫切要求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束縛,探索新的救國道路。一場以挽救民族危亡為目的徹底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就在這樣廣闊的曆史背景下,以勇猛的姿態蓬勃發展起來。

  綜上可知,衝決封建文化思想的網羅,為民主政治開拓道路,已成為曆史發展的要求,“兼容並包”正是以其扶植新文化新思想的基本傾向,順應了這一曆史潮流的需要。這也是它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的深刻原因。當然,“兼容並包”能夠作為一種辦學方針提出並付諸實施,則也是與蔡元培自身所具備的主觀條件相關聯的。這主要是:

  首先,蔡元培作為一位傑出的民主革命家,他的民主革命活動是同從事培養革命人才的教育事業緊密相聯的。他在清季末年總結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時曾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個認識,不但使他開始衝決改良主義思想的藩籬,而且對他爾後一生的事業,即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委身教育事業同“倡言革命”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因而為革命而培養人才的目的始終是很明確的。他出任北大校長是在袁世凱死去之後,這時被袁廢棄的臨時約法和國會曾一度恢複,一些人又陶醉於民主共和勝利的迷夢之中,而身在歐洲的蔡元培,以一個革命家特有的敏感,在他寫的《對於送舊迎新二圖之感想》一文中,不但指明袁世凱實際上是封建專製、禮教和迷信愚昧的複合體,反袁是反對整個封建勢力的鬥爭,而且還特別指出繼續這種鬥爭的必要性。基於這種清醒的認識,他回國後謝絕了友人的勸阻,甘冒整頓失敗的風險,毅然同意到當時封建官僚習氣濃厚、校風腐敗的北大任職。他在致友人信中說:“在弟觀察,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欲不任大學校長而卒於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魯士受拿破侖蹂躪時,大學教授菲希脫為數次愛國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誌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群歸功於小學校教員,然所以有此等小學教員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發端於此。”這裏,雖然透露了蔡元培思想上仍有教育救國論的傾向,但是,他所說的從教育著手,“使吾國轉危為安”,既包含對國家富強的殷切期望,也指對已瀕臨絕境的民主共和事業的挽救,為此而從事啟迪民智、培育人才,確仍不失為一救國之途,也是民主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麵。正如當時孫中山支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並對此寄予厚望,“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誌,應當去那曆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教育”。就蘊含了此種深意。正是這樣,蔡元培提出的“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際上是在當時封建文化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爭得陣地。

  其次,蔡元培作為我國近代教育製度改革的先驅者,具有不畏艱險的革新勇氣。他作為一位清季翰林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是痛切地認識到封建教育製度對人才的摧殘和扼殺。他委身教育事業後,就把為民主革命培養人才同改革舊教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表現了勇於革新的精神。清季末年,他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時,就開始致力於打破封建專製教育。辛亥革命前後,他三次赴歐遊學、考察,注意學習西方先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製度。1912年他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對封建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進行改革,廢棄了前清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和“尊孔”的規定,小學廢止讀經並實行男女同校,大學取消經科,學校不行拜孔儀式,打破了兩千多年墨守孔學的舊習;同時提出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同時發展的新教育方針,改革學製,修訂課程,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雖然他任教育總長前後僅半年時間,就因不滿袁世凱的專製而被迫中斷了這項改革工作,但它確為全麵推行新式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次他出任北大校長進行的整頓工作,實際上是他在民元推行新教育的繼續,並進一步施展了他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他循“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原則,對學校從領導體製到學科設立,從教師陣容到課程建設,從學生觀念到課餘生活,都進行了全麵的整頓、改革和創新。在這期間,軍閥政府的壓迫,守舊勢力的責難,教育經費的奇缺,困難重重,舉步艱辛。麵對這一切,蔡元培以他對教育的熱忱,革新的勇氣,不畏懼,不退縮,苦苦周旋。在五四前夕爆發的新舊思潮大激戰中,北京大學成了封建勢力集中攻擊的目標,這時蔡元培挺身而出,保護新派,公開為新思潮辯護,重申要堅持“循思想自由原則,采兼容並包主義”,保護了新文化運動不被摧殘,使北京大學的改革也得以繼續。這一切表明,“兼容並包”作為辦學方針的提出,確是得助於蔡元培的改革勇氣。

  再者,蔡元培作為一位民權思想的篤行者,言行一致,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風。“兼容並包”辦學方針的實質,是反對封建文化專製主義。按照這一辦學方針的要求,在用人上,能不拘一格,不計資曆,選賢任能、兼收並用、唯才是舉;在學術上,允許不同學派樊然並峙,各派學者各抒己見,學術民主,百家爭鳴;因而在學校管理上,也要求民主治校,以利於學術的繁榮發展。

  唐人陸龜蒙詩雲:“大廈若掄才,亭亭托君子”。蔡元培正是以優良的民主作風和寬闊胸懷,不僅敢於實行“兼容並包”,而且善於容納各種學派和有各方麵專長的人才。他在北大建立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領導體製,使任職者人盡其才,能夠施展自己的才幹;在學術上切實貫徹學術民主,思想自由,使北大一時人才薈萃,各種學說競相傳播。這種學術民主的實行,使學校具有很大的凝聚力,五四時期的北大成為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個中心,不是偶然的。後來有人在評述蔡元培對北大的興革時,盛讚了這種民主的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說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製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製度不易推行也。“這是有道理的。因此兼容並包”辦學方針的提出,反映了蔡元培具有的良好的民主作風。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兼容並包”作為一種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的提出,既有鮮明的針對性,是為打破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又有明確的目的性,即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

  二

  對於“兼容並包”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一些論著多從其扶植新文化新思想上立論,這無疑是正確的,也反映了這一辦學思想及其作用的一個主要方麵。但僅僅從這一方麵論述還是不夠的,還不能完全表達蔡元培的原意,也沒有全麵反映這一辦學思想的特點。

  蔡元培作為一位傑出的民主教育家,是深知發展新教育與繁榮學術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因而兼容並包作為一種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的提出,及其所以能夠產生巨大的作用和影響,首先是在於它適應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要求,有利於人才培養、學術進步和新思想的傳播。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就開宗明義向學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三項要求,勉勵他們拋棄過去追求升官發財而無意於研究學問以及墮德毀行的舊校風,“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他特別強調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而不是當官發財之階梯。這是蔡元培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也是他革新北大的一個重要目的。從這個宗旨出發,他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並把這作為使大學具有研究高深學問機關性質的必要條件。“囊括大典”,是指對待古今中外不同學派、思想、典籍的態度,主張“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網羅眾家”,則指廣收人才並發揮其所長。自然,這兩者是相互依存和關聯的。蔡元培把他的這種辦學主張,概括為“兼容並包”(或“兼收並蓄”),以期通過廣收人才和包容不同學派的方法,達到革新大學的目的。

  所以說“兼容並包”辦學思想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規律,我們可以從蔡元培提出它的思想內涵加以分析。這主要為:

  首先,這種“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是和蔡元培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學術民主的原則分不開的。思想自由、學術民主,是發展新教育和繁榮學術的前提條件,是蔡元培辦學思想的核心。他深刻地認識到,文化專製和政治專製是互為依存條件的,是我國文化教育發展的嚴重障礙。他明確表示:“我素來不讚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子的主張。”認為這種罷黜百家、獨尊一己的文化專製,造成了我國學術停滯落伍的局麵。這正如他後來曾痛切指出的:“吾國承秦始皇漢武帝以來之習慣,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執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紛爭,社會百業之停滯,無不由此。”因而他主張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通例,允許不同學說並存,自由爭辯,提出“一己之學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束縛一己”,學術思想問題,應當“任吾人自由討論”。主張“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到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這就是他所主張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這裏,蔡元培從反封建文化專製主義出發,深刻地闡明了發展教育和學術的特殊規律,要實行學術民主,百家爭鳴,允許不同學派自由發展;對於教員,則主要看其是否“積學與熱心”,至於個人的政治傾向和政治見解,隻要不影響其所授的課程,同樣應該用其學術專長。所以,這一時期的北大,既集中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同時也有政治上保守而舊學深沉的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黃節、陳漢章等人。真可謂人才薈萃,眾家林立,競相發展,盛極一時。這對繁榮學術,培育具有各方麵專長的人才,是有著積極作用的。

  其次,“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也是和蔡元培一向反對專己守殘,注重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的主張相聯係的。封建政治和文化專製的製度,造成了抱殘守缺、武斷盲從、迷信教條、守一排他的惡劣學風。蔡元培對這種窒息人才的舊學風深惡痛絕,認為是數千年學術專製之積習,封建科舉製度的產物。他積極提倡新教育,反對封建舊教育對受教者的壓製和摧殘,主張“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他從這一教育思想出發,在大學教育中也注意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養成新的治學方法。他反對“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的治學方法,有兩方麵的含意:一是反對文理兩科自我封閉,彼此輕視。他認為這和近代科學相互聯係的事實不相符合,主張要溝通文、理兩科,習文者須兼習理科的基礎知識,習理者要兼修文科的基礎知識,使學生具備比較全麵寬厚的基礎知識。一是反對不同學派之間的宗派習氣,門戶之見,彼此排斥封閉。他認為對治學者來說,“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學說,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什麽學問都可以照他的說法去解決,其餘的學說都可置之不顧了”。這種“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見”,“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的治學方法,也是一種專己守殘,這就無從並采比較,因而不能推進學術的發展。蔡元培堅持采取“兼容並包”的方針,讓不同學派並存,各種學術觀點自由討論,使學生能夠廣泛接觸教員中不同學派的觀點,資以比較、鑒別、吸取,分出正誤優劣,而不囿於一己之見,一家之說。這種“令學生有自由選擇餘地”,有助於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使他們有可能從不同學派的比較中引出新義,提出自己的創見。

  再其次,“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不求全責備的人才觀。他深知在當時的中國,人才匱乏,是處於“青黃不接的時代,很難得品學兼備的人才”,要求“學生對於教職員不宜求全責備,隻要教職員係誠心為學生好,學生總宜原諒他們”。他還針對舊派勢力對北大教員的攻擊,指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對人不求全責備,是深知人才的特點,避其所短,揚其所長,這就是知人然後方能善任的道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處。他從這一正確的人才觀出發,采取用人唯才的態度,既不拘一格廣泛延攬人才,又堅持選擇教員的標準。他提出:“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這是比較全麵地闡述了他對選擇教員要以“學詣為主”的標準。對於那些學術水平低下、不適合在大學任教的,則不論中外教員,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約合同予以解聘。他曾經頂住外國公使館的壓力,堅持解聘了幾個不稱職的外籍教員,表現了堅強的原則性,維護了民族尊嚴。由於蔡元培大力延聘積學而熱心的教員,這時的北大不僅羅致了許多學術界知名度很高的專家學者,而且還引進了一些青年新秀。留美學生胡適曾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隨後又寫了一篇《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的翻案文章,受到蔡元培的賞識,聘為文科教授;沒有大學學曆的青年梁漱溟,寫了一篇推崇佛學的《究元決疑論》的文章,蔡認為不失為“一家之言”,破格聘為北大教員。這種不拘一格網羅眾家,使教師陣容得到了很大加強,這對於改變學校麵貌和人才的培育具有重要意義。

  綜上可知,“兼容並包”作為一種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是適應了發展新教育和發展學術的客觀要求,因而它的進步作用是顯明的。

  但是,僅僅指出這一方麵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強調,蔡元培在提出和實施他的“兼容並包”辦學方計時,並非對新舊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觀主義態度,而是有所抑揚的。也就是說,這種“兼容並包”並非無原則、無目的,任憑新舊良莠混雜,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進新思想傳播,適應革新需要為基本出發點的。應該指出,蔡元培主持北大進行革新之際,正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的發端時期,這時他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支持日益興盛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讚成文學革命,反對封建複古主義的舊思想,倡導以民主和科學為內容的新思潮。他對北大的整頓是以文科為重點,因為文科集中了北大的守舊勢力,這樣文科學長人選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經友人推薦,又翻閱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他十分讚同對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的評價,遂決定邀請他主持文科。隨後,又引進了大量新派人物,形成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蔡元培反對壓製新思潮,認為“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他積極支持和扶植新派,成為這支新文化大軍不可少的竭誠的保護者。五四前夕,當軍閥政府對蔡元培施加政治壓力和恐嚇時,曾有人勸他辭退陳獨秀,約束胡適,以緩和空氣;蔡元培毅然回答:“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無相幹。”隨後又公開為新派的“過激之論”辯護。這些都鮮明地表現了蔡元培的政治立場和“兼容並包”方針的基本傾向。誠然,蔡元培是以提倡“思想自由”而著稱的,他尊重講學自由和正當學術研究的自由,對舊派教員的學術性活動同樣給予支持,但絕不允許假借學術名義和大學講壇進行反動政治宣傳。當時北大教員中,辜鴻銘是一個帝製複辟論者,但精通英、德等國語言;劉師培是籌安會罪人之一,而對國學研究有素。蔡元培認為他們所授課程與政治無涉,應用其學術專長。他曾對學生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複辟或君主立憲。“可見,他對政治和學術的界限作了劃分的標準是明確的。正因為如此,”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起到了對北大這個新文化運動策源地的催生作用。

  由於蔡元培的悉心倡導和經營,這時的北大一掃過去腐敗的校風,造成了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校內社團有如夜空繁星,各種刊物宛似雨後春筍,眾家學說競相爭長,新思想新思潮應運而生。鸞飛魚躍,生動活潑。這種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使北大成為全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開創了學術民主思想自由的一代新風。應該特別指出,這種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新局麵,不僅有利於新文化新思潮的發展,而且又在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辟了道路。在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部主任期間,就從國外購進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從1918年冬起,北大就出現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1921年著名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公開成立時,就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可以說,北京大學成為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地方,五四時期在這裏成長出一枇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確是得助於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雖然,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並非蔡元培的本意,但他在客觀上的助成之功實不可沒。

  在封建文化占據時代舞台的時候,蔡元培提倡“兼容並包”,引進西方資產階級新學,並且給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以一席之地,這在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過程中起了積極的作用,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的。

  三

  蔡元培的“兼容並包”,就文化思想方麵而言,是包含容納古今中外的文化學術思想的。他從反對專己守殘之陋見出發,主張對東西文化要兼收並蓄,擇善而從,融匯貫通。

  在近代的中國,隨著西學東漸曾引起了巨大的衝擊波。圍繞著如何對待西方文明,學習外國的問題,在政治和思想領域中的鬥爭是十分激烈的,存在著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妄自尊大,抱殘守缺,主張閉關鎖國;另一種則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鼓吹全盤歐化。這雖然表現為完全相反的兩個極端,但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危害則是共同的。蔡元培作為一位革新者,曾實際考察和研究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製度、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承認“彼俗化之美,仍由於教育普及、科學發達、法律完備,人人於因果律知之甚明”。他正視我國近代落伍的現實,同時相信這隻是暫時的,中國有能力迎頭趕上西方先進國家。基於這種認識,在學術上,他既不讚同故步自封的國粹派,也反對消亡本民族特性的全盤歐化論,主張把繼承古代文化遺產同廣泛學習外國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吸收、消化、創新,求得我國學術的新發展。

  蔡元培對東西文化取兼收並蓄、融匯貫通的主張,不僅對我國學術的發展,而且對學術課程的建設,都有積極的意義。在這方麵,他有許多深刻的、精到的見解和做法,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

  其一,積極主張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提出大學教學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成就”。他把善於繼承前人成果,學習先進文化,視為人類進化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各民族間互相師法才能有進步和發展,在世界曆史上,一個民族文化的進步,都包含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人類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質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他舉例說,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國的文明而消化之,創造了燦爛的古希臘文明;高盧日耳曼諸民族吸收了希臘、羅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今日歐洲各國的文明。中國自漢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學、文學及美術方麵,“得此而放一異彩”。而自元以來的六百多年間,與歐洲文明雖有接觸,然未嚐有大量的吸收,隻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蟄之動物“日趣羸瘠”。他批判了那種單純指摘別人缺點而拒絕學習的妄自尊大態度,“……社會上一部分之黑暗,何國蔑有?不可以觀察未周而為懸斷也。”他在談到繪畫美術時,特別提到彼此要善於學習對方的優點和長處,他說今世為東西文化融和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采用。抑有人謂西洋昔時已采用中國畫法者,……彼西方美術家能采用我人之長,我人獨不能采用西人之長乎?為了使我國學術盡快趕上西方先進國家,他主張廣泛地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經驗,他說:“吾人為集思廣益起見,對於各友邦之文化,無不歡迎。以國體相同,而對於共和先進國之文化,尤所歡迎;以思想之自由,文學美術之優秀,彼此互相接近,而對於共和先進國中之法蘭西,更絕對的歡迎。”蔡元培從上述思想出發,在北大廣泛容納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許不同學派的觀點自由討論,使學生通過廣泛接觸加以比較、吸收和創新。同時,他還把對東西文化兼收並蓄的主張,作為學校課程改革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他在北大“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於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他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係,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理科的一些課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國的科學新成果,如物理係三、四年級的《近代物理》課,內容大部選自居裏夫人在巴黎大學講授的最新材料。1921年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期間,還親自邀請居裏夫人和愛因斯坦到北大講學(後因故未能實現)等等。

  其二,認為對外國文化思想應擇善而從,重在消化,反對簡單模仿和全盤歐化的錯誤傾向。蔡元培重視學習外國的同時,還十分強調學習時應取的態度和目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華和糟粕兩個部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即學習要擇善而從,取分析的態度,為我所需,為我所用。他曾引孔子的話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就是不守舊,不盲從的態度。現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擇善。這反映了他對待文化,包括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的正確態度。同時,他還特別強調吸收外國文化應重在消化,吸收是消化的預備,而隻有消化才會有益。“消化者,吸收外界適當之食料而製煉之,使物化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發達。”因而消化是以“我”為主體,對於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渾淪而吞之,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認為單純模仿、照搬照抄,隻是一種稚拙的舉動;而全盤歐化,則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同化於他人,是完全錯誤的。他以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責任感,殷切勉勵我國留學生應具堅強毅力,發憤圖強,”能保我性,則所得於外國之思想、言論、學術,吸收而消化之,盡為‘我’之一部,而不為其所同化。而切勿誌行薄弱,棄損其我同化於外人。他語重心長地說:“吾國學生遊學他國者,不患其科學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如若這樣,則”留德者為國內增加幾輩德人,留法者、留英者,為國內增加幾輩英人法人。他呼籲我國留學生,必須以‘我’食而化之,而毋為彼所同化這些針眨時弊的金石之言,擲地有聲,在今天看來也仍不失其價值。

  當時這種簡單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國的傾向,在北大也有嚴重反映。嚴複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全校積極推廣外語會話,在本科和預科課堂上除一些國學課程外,都用英語講授。課外活動如開會、講演、討論,也多用外語。預科教務會議全講英語,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難言。這種狀況,雖然對推廣外語學習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長了盲目崇洋和輕視祖國文化的傾向。特別是當時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留學生較多,他們當中有些人幾乎不用漢語講話,甚至有的教中國曆史的也要講幾句英語以顯示其有學問。對此,許多人表示不滿,連一些外國教員也不以為然歎為非興國之征。蔡元培長校後,既重視和推廣外語教學,又極力矯正這種不良風氣。他規定開教務會議一律改用中文,開始時一個外國教授起而反對,說我們不懂中國話。蔡元培從容回答: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都說中國話?使對方語塞,無言以對。從這時起,他明確要求除外國語文課外,其他課程都必須使用祖國語言。對《大學理科月刊》刊登的論文,則規定除有關專有名詞外,也一律要用中文書寫。這些措施受到了進步輿論的讚許。

  蔡元培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歐美各國學術文化的成就,同時又強調結合本國的實際,保存和發揚自己的“特性”。如中國文學係除增加世界文學外,又於中國文學中增加了詞曲、小說和小說史方麵的課程,並發起征集民間歌謠,供大學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麵,“於數理化等學科外,兼征集全國生物標本”,亦是一例。蔡元培到北大後為籌辦生物學係,曾與法國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後沒有實現),但他沒有單純依賴外國,而是努力發展我國自己的生物學。1918年聘請著名植物學家鍾觀光為北大理預科教授,擔負采集我國植物標本的工作。他曆時五載,遍及南北十一個省,搜集和積累了許多珍貴的植物標本和資料,對我國早期植物分類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24年創建了北大植物標本室,1925年北大生物學係正式成立。這個事實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歐美國家的先進文化,根本是著眼於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

  其三,蔡元培認為吸收外國文化,不僅要吸收外國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進的科學方法,並運用這種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舊有文化,以創造新義,求得更進一步的發展。蔡元培很重視在吸收、消化基礎上的創新,對外來文化是這樣,對傳統文化亦如此。他曾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這種主張反對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來束縛我國科學文化發展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見,比較正確地指明了對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應取的態度。這對於學術研究和學校的課程改革具有指導的意義,當時史學係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來,文科學長陳獨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學,整頓中國文學門,因而引起舊派教員的不滿。1917年秋成立中國史學門時,他們多改歸這新學門,想把這裏作為他們舊派的陣地。但蔡元培、陳獨秀同樣重視史學的改革,五四運動後在中國史學門增設西洋史各課,改稱史學係,由原來一國的史學變為世界的史學。蔡元培還將史學係和政治、經濟、法律等係一起編入第五學組,表示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密切關係。為了革新中國舊史學,這時將原為選修課的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課程,改為必修科,作為史學的基本知識課,並且聘請西洋史教授翻譯歐美新史學及唯物史觀方麵書籍。1920年李大釗任史學係教授後,曾先後講授過《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重要課程。這些措施改變了過去史學門隻重史料的偏向,開始重視以科學的方法從事曆史的研究。這時的史學界正如李大釗所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當然,這主要是指這時新思潮對學術界的影響而言,而對多數教授來說,其史學觀點主要還是唯心主義的。

  此外,蔡元培還主張史學必須以科學的依據為基礎,要學習歐美新史學的優點。他後來曾說中國的曆史人文之學,發達在自然科學未發達之前;西洋的曆史人文之學,則發達在自然科學既發達之後。所以他們現在的古學,有其他科學可資憑借;我們前代的古學,沒有其他科學可資憑借。這件事實固可表顯我們的前賢創造古學之才長;然亦正指示我們現在從事此項工作者所憑借之不如人。我們若不擴充我們的憑借,因以擴充或變易我們的立點和方法,那裏能夠使我們的學問隨著時代進步呢?他認為治史學者不僅要重視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質學也有密切關係。在他的倡導下,1923年北大考古會成立,開展了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這對建立科學的史學和豐富學生的史學知識是很有意義的。

  蔡元培在關於融合東西方文化的主張中,並提出要開設中外文化相比較的課程。他說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這時國文係除開設本國文學、文學史(包括小說史、詞史、戲曲史等)課程外,還開設了外國文學著作選讀、外國文學史等課程,以資比較。又如,他認為,“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仍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蔡元培是我國較早提出比較學問題的,這對於培養學生分析能力和開擴知識領域是有好處的。

  在上述關於融合東西文化的主張中,蔡元培對繼承傳統文化和廣泛學習外國這樣兩個關係學術發展的重大問題,都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新見解,特別是他提出對東西文化都要吸收、消化、創新,以求得發展與進步的思想,對我們今天也仍然是富有啟迪的。這些也同樣從一個方麵反映了他的“兼容並包”、“兼收並蓄”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

  四

  今天,距當年蔡元培提出“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時間的流逝已經過了四分之三的世紀。中國和世界的形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全麵、正確地評價蔡元培的辦學思想,還仍然有它的現實意義。

  如前所述,蔡元培以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的這一貢獻,無論是對我國文化學術和教育的發展,還是在政治上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而,我們對於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不僅要肯定它在曆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而且要研究在它特定的內涵中所蘊含的對發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而在這一方麵,對我們則更具有借鑒的作用,反映了思想的繼承性。

  具體地舉例說,諸如:第一,這一辦學思想反映了對學術與政治關係上的正確處理。這是發展學術常常遇到的問題。由於我國受長期封建社會的影響,又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突出。蔡元培並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而且是堅持學術、教育活動必須為民主共和政治,為振興國家服務,這是發展學術和教育的大前提。同時在學術研究領域,他又把學術和政治作了嚴格區分,主要表現為:一是不以人廢言;二是反對用政治幹涉學術,反對封建文化專製思想,允許學術研究的自由。這種對學術與政治二者關係的正確處理,既體現了蔡元培辦學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發展學術的客觀要求。陳獨秀在闡述蔡元培兼收並蓄的宗旨時曾說北京大學教員中,像崔懷慶、辜湯生、劉申叔、黃季剛四位先生,思想雖說是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有專門學問,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劇評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語。蔡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學術討論的自由並不是毫無分寸,將那不正當的猥褻小說,捧角劇評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劍俠,毫無常識的丹田術數,都包含在內。……他是對於各種學說,無論新舊都有討論的自由,不妨礙他們個性的發達;至於融合與否,乃聽從客觀的自然,並不是在主觀上強求他們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並蓄的主義,大概總是如此。這裏所說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也首先包含蔡元培對學術與政治關係的正確處理。陳獨秀對他辦學宗旨的解釋是正確的。第二,這一辦學思想所體現的學術民主、思想自由的原則,反映了發展學術、教育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規律。就學術研究而言,它實際上是探求真理的一個過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對性的;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有這樣的情形:今天被認為正確的事物,隨著新材料的發現或認的深化而成為謬誤,反之亦然。因而學術研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種簡單的、絕對的標準加以限製和判斷。蔡元培曾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應該允許他們並存,自由討論。他認為,我國先秦時代思想界所以出現百家爭鳴這種”空前絕後之偉觀,是因為“種種學說並興、相競相攻”使然的,到漢武帝采董仲舒獨尊儒家之主張,遂使“諸家之說熸矣。”他極力反對這種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的思想方法,反對封建政治和文化專製對學術思想的束縛。這些認識應該說是比較正確地反映了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他的思想自由,學術民主的原則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第三,這種辦學思想體現了發展學術、教育必不可少的民主領導作風。這方麵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本文不再贅述。上舉數端,說明蔡元培辦學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麵,在今天仍具有現實的意義,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當我們根據曆史的實際,充分肯定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和現實意義的時候,也並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無缺的。應該看到“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作為一定曆史時代的產物,不能不帶有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禮記·中庸》中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悼”的觀點,來解釋他的“兼容並包”主張。但他對這裏所說的“道”,並沒有作出性質和內容上的明確限定,人們可以進行隨心所欲的理解。其“容”與“包”的對象,既可以是新的、進步的思想、學說,也可以是舊的、落後的理論、流派。他自己曾認為哲學的唯物論和唯心論可以並行無害,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並不矛盾,可以並行不悖。如果對這一辦學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麽就會是不分主次地把新與舊相互對立的東西包容在一起,這就否認了對立物的質的區別,看不到發展過程中的飛躍和突變,抹煞了對立物的鬥爭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也就抹煞了人們在新舊事物鬥爭中催新破舊的曆史責任。由此可見,“兼容並包”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概括,表現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調和的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鬥爭中的不徹底性。這種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學地反映客觀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實踐。事實上,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對世界大勢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對北大的整頓中始終堅持革新進步的方向,而不是讓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無原則地混合並存。“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所以能夠孕育出一個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約束和反對封建舊文化的結果。

  總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成果,是我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重要遺產,是值得我們珍視、研究和借鑒的。曆史總是在前進,研究前人,是為了超過前人。特別是我們正處在一個嶄新的曆史時代,這是蔡元培生活的那個時代所無法比擬的。

  (《北京大學學報》,1988〈2〉;收入《論蔡元培》,旅遊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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