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二十八章 論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革新

　　蔡元培一生重視教育，尤其重視大學教育。他在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施展了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他聘請各派學者，實行學術民主，自由爭辯，對促進思想解放、百家爭鳴起了重要作用。他勇於破除舊觀念，倡導德、智、體、美諸育全麵發展，為培育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改革工作，是他一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最重要實踐，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僅在當時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意義的。

　　一

　　辛亥革命後，清末建立的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並曾進行過一些初步的改革。但由於官僚積習很深，改革極不徹底，校政仍相當腐敗。不少人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他們對專任的教學認真的教員不歡迎，甚至反對；而對由政府官吏兼任教員的，雖時時請假，亦十分歡迎，以為可作自己將來仕途的靠山。教員中也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課堂講授陳陳相因，敷衍塞責。這時的北大缺乏學術研究的空氣，封建複古主義的陳腐思想泛濫。

　　1916年9月，蔡元培從國外接到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廉的電報，促其歸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回到上海後，不少友人勸他莫進北大這個是非之地，弄得不好反而壞了自己的名聲。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都持反對態度。但是，他也得到了一些友人的讚助，特別是得到孫中山的支持。孫中山很重視開辟北方地區的革命工作，對蔡元培也十分了解和信任，認為蔡元培去北京主持高等教育，有利於向北方傳播革命思想。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長，也是出於他的教育救國思想，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中說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他抱定了整頓和改革的決心，於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長職務。

　　蔡元培是一位既具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風的人，他的到任，給暮氣很深的北大帶來了新的氣息。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役們也列隊在門口向他行禮表示歡迎，他即脫下禮帽向他們鞠躬還禮。當時北大校長是由大總統任命的特任官，從不理睬校役。蔡元培的這個行動使歡迎的師生和校役們都感到驚訝和新鮮。此後，他每次出入校門，校警向他行禮，他都脫帽點頭。他還宣布，學生要稱工人為“工友”，不準再叫“聽差”。蔡元培和師生之間的關係也十分密切、融洽。從前有事和校長接洽，須寫呈文，校長批複之後，張貼在告示牌上。蔡元培厭惡這種衙門作風，他到校後立即出布告此後學生對校長應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學生對學校有改進建議時，他就把提議送校刊登載，擇其可行者付諸實行。他和學生之間還常有文字交往，研討學術，為學生的著述和發行的刊物題辭寫序。

　　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教育的資產階級先進代表。他曾多次到歐美各國留學、考察，著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製度和文化教育製度。他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影響，在政治製度上，他讚成議會製和內閣製，反對專製獨裁；在學校體製上，他反對校長權力過分集中，成為國內提倡教授治校最早的人。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起草頒行的《大學令》中，就規定了大學要建立評議會、教授會的組織，並對它的權限作了相應的規定。他長校後銳意改革，首先按照教授治校和歐美各國資產階級民主製的原則，革新學校領導體製。

　　1917年，蔡元培主持設立了評議會，作為學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校長和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並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預科分別推舉兩名教授代表為評議員。1919年後改為每五名教授選一人的辦法，一年改選一次。評議會製定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條令，凡大學立法均須經評議會通過；決定學科的廢立；審核教師的學銜和學生的成績；提出學校的預決算費用，擁有很大的權力。評議會主要由教授組成，實際上是一個教授會，是教授治校的重要體現。評議會民主討論的氣氛十分突出，李書華教授後來回憶這一時期評議會工作情景時說：“我曾被選作過評議員，目睹開會時對於各種議案的爭辯，有時極為激烈”。由於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立場的影響，新派人物在評議會中占有相當數量，因此這一時期北大評議會在政治上曾起過較好的進步作用。它曾多次發表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宣言，支持過學生的愛國運動，並曾幾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脫離關係。

　　1917年12月，蔡元培還根據評議會通過的教授會組織法，分別按學門主持成立了教授會。沈尹默、胡適、顧孟餘、馬寅初、俞同奎等都分別擔任過這一時期國文、英文、德文、經濟、化學等門教授會主任。教授會負責規劃本係的教學工作，如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采擇，教授法的改進，學生選科的指導和學生成績的考核等。

　　蔡元培對校政改革的設想，是要按學校的行政、教務和事務方麵分別設立各種相關的委員會，由有關教授分別領導，統一管理，做到“學校的內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開始他是采取加強各科學長的職責，由學長分別負責領導各科的行政和教務。五四運動後，除原有評議會司立法外，還建立行政會議及各行政委員會司行政；設教務處、各學係教授會、預科委員會和研究所等司教務；設總務處司事務。這就基本上確立和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領導體製。蔡元培在工作中作風民主，凡事都讓大家盡量發表意見。對各方麵的人員一經任定，就信任他們，把全部工作交給他們負責，不多去幹涉。所以能人盡其才，使他們能夠施展自己的本領。這種教授治校的原則，在當時處在封建軍閥統治的曆史條件下，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對學校的建設也起了積極的作用。顧孟餘對這種領導方法曾稱讚道先生長北大數年，以政治環境關係，在校之時少，而離校之時多。離校之時，校務不但不陷停頓，且能依計劃以進行者，則以先生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之製度，決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然而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製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製度不易推行也。蔡元培對這種分工協力的民主治校也很滿意。1920年10月他赴歐考察教育，與學生話別時說：我這次出去，若是於本校不免發生困難，我一定不去。但是現在校中組織很周密；職員辦事很能和衷，職員與學生間，也都是開誠布公。我沒有什麽不放心的事了。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長的去留，而影響校務的進行。

　　在健全學校領導體製的同時，蔡元培還對北大學科的設置進行了改革。他從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宗旨出發，十分推重理論科學的獨特作用。因而他致力於把北大辦成文理科的綜合性大學，成為研究學理的中心。北大原先是文、理、法、商、工五科並立，沒有重點。蔡元培大力擴充文、理兩科，文科原來僅有國文、哲學、英國文學三學門，後又陸續增設了中國史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和俄國文學，理科則除原有的數學、物理、化學三門外，1917年增設了地質學門。廢止商、工兩科。法科原計劃與法專合並組成法科大學，後因法科方麵反對沒有實現。蔡元培還主張要融通文、理兩科的界限，使學生能兼習對方學科中的某些門；認為按文、理科分門辦法，易造成兩者之間的界限，也往往出現使習文者輕理、學理者輕文的傾向。1919年起采取了分係製，廢去文、理、法科之名稱，改門為係。全校共設十四個係。原來分屬於文、理、法三科的各學係，分別稱為第一、二、三院。院隻是各學係所在地區的名稱，不再是一級機構。經過改革，北大成了一所以文、理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

　　蔡元培委身教育事業後，就積極倡言平民教育，主張讓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反對那種把大學看作“隻有大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觀念和做法。他長校後對北大原來的招生製度進行了改革，堅持以考生學業成績的優劣作為錄取學生的標準，而不看資格和出身，這就使那些出身貧寒、學業優秀的有為青年有機會進入北大學習。同時，他還主張學校的學術活動和課堂的教學活動，都可以向社會公開，學校要招收一定數量的旁聽生、選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由於這一製度的實行，京津以至遠近省份的知識青年來北大聽講學習的很多，他們環繞在沙灘、北河沿一帶居住，利用北大的課堂、圖書館進行攻讀，並且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除了正式辦了手續的旁聽生外，還有一些是沒有辦手續的。他們當中有中小學教師、政府公務員、報社編者和失業失學青年，他們或是慕名而來聽某教授的課，或長期和本科生一起聽講。這些旁聽生中後來有不少人都成為革命者或在學術上有造詣的人才。此外，在蔡元培的積極倡議和讚助下，北大還在1918年4月開辦了校役夜班，全校230多名工友也都得到了業餘讀書的機會。一些學生也創辦了平民夜校，開展平民教育。

　　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開始招收女生入學，開創了我國國立大學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大學實行男女同校是對舊禮教的一次大衝擊，它勢必引起封建衛道者的恐懼和仇恨。教育部曾給北大公函指責，大總統徐世昌也為此對北大進行所謂“告誡”。這時控製北京政府的直奉兩係軍閥，對蔡元培極為不滿，男女同校問題也竟然成為他們對他進行迫害的一個口實。但是，男女同校一經北大首倡，逐漸釀成潮流，全國各地學校紛起仿效。這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從這裏可以看出，在二十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北大實行男女同校革新的重大意義。

　　經過蔡元培革故鼎新的整頓，北大進一步發展成為一所名實相副的近代大學。

　　二

　　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是蔡元培革新北大，造成良好學術風氣的一項重要措施。他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主張大學應是包容不同學派，廣收各種人才並發揮其所長。即在教員選擇上，采取兼容並包的方針。這個方針是和他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原則分不開的。他反對宗派習氣，門戶之見，主張“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到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這就是他所說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他還認為，不同學派的並存，各種學術觀點的自由討論，使學生能夠較廣泛接觸教員中不同學派的觀點，不囿於一己之見，一家之說。“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這樣有助於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使他們有可能從不同學派的比較中引出新義，提出自己的創見。同時，采取這一方針，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風。他深知在當時的中國，人才匱乏，難得品學兼備的人才。他針對林紓為代表的舊勢力對北大教員的攻擊，指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處。

　　蔡元培采兼容並包方針，不拘一格廣泛延攬人才。同時，他對教員的選擇，又堅持了很高的標準。他要求：“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他還組織了一個聘任委員會，協助校長聘任教員。委員以教授為限。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經過委員會的審查與投票決定。審核是很嚴格的。1918年校評議會通過的《教員延聘施行細則》，規定第一年為初聘，有效期為一學年，具試用性質；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續聘書，這才長期有效。過期未送續聘書者，即作為解約。由於重視延聘選拔有真才實學的各方麵人才，使北大的教員隊伍發生了很大變化。文科方麵，集中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同時也有舊學深沉的黃侃、劉師培、黃節、陳介石、陳漢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馬敘倫、陳垣、馬裕藻、朱希祖、崔適，法科的馬寅初、陶孟和、周覽、陳啟修等人也都是國內聞名的專家學者。理科方麵，知名教授如李四光、夏元琛、顏任光、何傑、俞同奎、翁文灝、鍾觀光、李書華，外籍教授葛利普等。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實可謂人才薈萃，學術空氣濃厚，盛極一時。

　　對於那些學術水平低下，不適合在大學任教的，不論中外教員，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約合同予以解聘。一個被辭退的英國教員，竟要英國公使找蔡元培談判，要求續聘。蔡元培拒絕了。另一個被辭退的法國教員竟向法庭控告，因有聘約為據，對方的無理要求沒能得逞。蔡元培為了祖國的教育事業，敢於頂住帝國主義分子的壓力，表現了他革新的決心和勇氣，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氣概。

　　蔡元培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允許和鼓勵不同學派發展的方針的基本傾向，是為了打破當時嚴重存在的封建文化專製主義的桎梏，為資產階級新文化的發展爭得地盤。所以他在北大大力反對“數千年學術專製之積習”，“一道同風之舊見”，大量引進和扶植新派人物，積極支持新文化新思潮。他在北大是從整頓文科入手的。因為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人物不少，原來崇尚宋儒理學的桐城派占據優勢，亟需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對於文科學長一職，沈尹默、湯爾和等人向他推薦《新青年》主編陳獨秀，他翻閱了《新青年》雜誌，十分讚同對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的評價；而他自己對陳獨秀（當時叫陳由己）早年發行白話報，鼓吹民主思想，也懷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因而在他到校後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請陳獨秀主持文科。這時陳獨秀才36歲，他和蔡元培一道，推動了北大文科的改革。《新青年》雜誌原是由陳獨秀一個人負責編輯的，編輯部隨他遷京後於1918年1月改組擴大。經由蔡元培先後引進或延續聘請來到北大的新派教員，如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參加了編輯工作。這樣，就迅速地在校內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他們以《新青年》為陣地，積極鼓吹新思潮。如李大釗就是在十月革命後成為北大、也是全國第一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他是1918年1月由蔡元培聘請為北大圖書部主任，1920年又兼任史學、經濟等係教授。北大圖書館於1918年10月遷入沙灘紅樓一層新址，李大釗在這裏開辟了二十一個書庫和六個大閱覽室，並從國內外購進大量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書籍和一批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使它成為宣傳新文化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許多進步學生經常在這裏聚會，向李大釗請教問題。1918年8月，毛澤東同誌第一次到北京後，就曾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半年，並在這裏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李大釗還先後在史學、政治等係開設了《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課程，以及《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馬克思的曆史哲學》、《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等講座；有的講演如《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等，曾由學生記錄並在《北大日刊》上登載。這是我國大學第一次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它影響並推動了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蔡元培引進和扶植新派人物的深遠意義。

　　蔡元培為了羅致新派人物，還注意從青年新進和國外留學生中物色人才。如胡適原是第二批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他在留學期間常向國內《新青年》投稿，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對文學改良的八點主張；4月又發表了《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的翻案文章。蔡元培對這個留美青年十分欣賞；而這時陳獨秀也向他作了推薦，遂決定邀請他來北大任教。1917年7月胡適回國，9月就正式被聘為北大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在反封建文化的鬥爭中，他的文學主張和他的政治主張一樣，都具有明顯的改良主義色彩。但他積極提倡白話文，後來還作白話文學史以證明白話文的價值，對當時的文學革命運動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一定意義上說，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方針，助成了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五四運動的發源地。

　　蔡元培雖然致力於引進新派人物，但他反對那種罷黜百家、獨尊一己的文化專製主義。他曾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思想自由、兼收並蓄的主張。他在北大實行學術自由、百家爭鳴，允許不同學派自由發展，發揮各方麵人才的專長；對於那些政治思想頑固守舊的人，則認為隻要所授課程與政治無涉，同樣應該用其學術專長。如辜鴻銘是辛亥革命後到北大任教的，他反對民主共和，持帝製複辟論，繼續頭束發辮，身穿棗紅馬褂。1917年張勳複辟時，他曾被列名於外務部。但他精通英、德等國語言，在文科講授西洋文學，後又主講文科研究所的《英詩》。蔡元培認為他所授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而繼續延聘。劉師培曾背叛過同盟會，袁世凱複辟帝製時又成為發起籌安會的“六君子”之一，遭到人民群眾的唾罵。袁死後，他潦倒天津。蔡元培則取其國學所長，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古文學史課程。對於舊派學者，蔡元培同樣是注意物色和延攬人才。例如梁漱溟當時是一位年僅24歲的青年，中學畢業後自修哲學。1916年他在《東方雜誌》發表了一篇《究元決疑論》的文章，探究宇宙與人生的本源問題。中心是批評古今中外的各家學說，惟獨推崇佛學。蔡元培看到後，認為也是“一家之言”，經與陳獨秀商議，決定破格請他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梁漱溟這時以“研究東方學”為名，在校內帶頭維護孔教。他到校第一天就問蔡元培對孔子持什麽態度，他公開表示自己對孔子“不僅不反對而已，我此來除去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夕卜，更不作旁的事”。後來他在北大發起成立了孔子研究會，參加創辦《國故》月刊社，成為北大舊派中的一個活躍人物。

　　蔡元培在延聘教員的工作中，注意學力，不重資曆，能夠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從而使這一時期北大的教師隊伍相當“年輕化”。據1918年初的統計，全校共有教授90人，其中35歲以下者共43人，最年輕的文科教授徐寶璜為25歲，其他如胡適、劉半農等也都是二十七八歲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長時也隻有50歲。北大教師隊伍的年輕化給學校帶來了朝氣，推動了學校的革新。

　　三

　　蔡元培在北大還十分重視學製與課程的改革和建設。1917年10月，教育部召集在京各高等學校代表會議，修改大學規程時，蔡元培提出廢除年級製，采用選科製議案，與會代表通過決定，先由北大試行。蔡元培提倡選科製，是和他主張發展個性的新教育觀相一致的。他認為，“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按照原來的舊學製，各係所開設的課程，對本係學生均為必修科，且不能兼習他係課程。蔡元培認為這種年級製的流弊是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又因幾門不及格須全部重學，失去興味。實行選科製，學生除了本係規定的必修科外，還有在總學時中占一定比例的輔助學科作為選修課程，供自由選擇；選修科還可選習相關學係開設的課程》這樣可以發揮學生之所長，能研究他們所向往的學科。學生修滿學校規定的學分即可結業。實行這種學製，可以增長學生的學習興趣，發揮學生的專長，有利於培養專門人才。當然，選科製如果缺乏必要的指導，也會有弊病。如有的學生從興趣出發，旁聽的課程過多，有的專攻冷門，忽視對基本理論、基本知識的掌握。蔡元培強調選科製隻能在高等學校實行，且規定各係教授會負責編印課程指導書和分學年課程表；學校還專門成立由教授組成的新生指導委員會，作為新生入學選課事宜的顧問。蔡元培不但認為普通教育不宜采用選科製，而且也反對中學實行文理分科製，認為這樣不僅對造就理、工科人才不利，而且培養出來的文、法，商諸科學生，也由於“科學知識太缺乏，仍為變相的舉子，而不適於科學萬能之新時代。”這個意見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視。

　　自1919年起，北大在將學門改為學係的同時，正式實行選科製。從1922年起，全國其他高等學校也都先後采用選科製。

　　在課程內容上，辛亥革命後北大曾進行過某些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改革，增加了資產階級新學的課程，但很不徹底。這時北大的教學思想仍很陳舊保守，課程設置也很落後。蔡元培任校長後，在課程改革和建設上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反對專己守殘之陋見，主張對中西文化要兼收並蓄，擇善而從，融匯貫通。他在這方麵有一些很好的見解和做法：比如，他積極主張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提出大學教學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他請國內第一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夏元琛（浮筠）作理科學長，理科一些課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國的科學新成果，如物理係三、四年級的《近代物理》課，內容大部選自居裏夫人在巴黎大學講授的最新材料。又如，他主張對外國學術文化應重在消化，反對簡單模仿和全盤歐化的錯誤傾向。認為消化應以“我”為主體，對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渾淪而吞之”。他曾語重心長地說吾國學生留學他國者，不患其科學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告誡留學生“不可捐棄其‘我’而同化於外人，否則，”留德者，為國內增加幾輩德人，留法者，留英者，為國內增加幾輩英人法人。這在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確是針砭時弊的金石之言。蔡元培重視學生的外語課程，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北大並成為我國提倡世界語較早的一個學校。但他反對這時北大嚴重存在的盲目崇拜外國的傾向。嚴複主持校政時曾全全校積極推廣外語會話，在課堂上除一些國學課程外，都用英語講授。課外活動，如開會、講演、討論也多用外語。預科教務會議全講英語，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難言。這雖對學習外語收到一定效果，但也助長了盲目崇洋和輕視祖國文化的傾向。蔡元培極力矯正這種不良風氣，規定開會一律講國語。他還明確要求除外國語文課外，其他課程必須使用祖國語言講授。蔡元培在課程建設上既注意吸收歐美各國的學術文化成就，同時又強調保存和發揚自己的“特性。像中國文學係除增加世界文學外，又於中國文學中增加了詞曲、小說和小說史方麵的課程，並發起征集民間歌謠，供大學生和研究生研究。再如，他認為吸收外國文化，不僅要吸收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進的科學方法，並運用這種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舊有文化，以創造新義，求得更進一步的發展。這種主張反對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來束縛我國科學文化發展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見，對於改革學校課程也有重要意義。1917年秋北大成立了中國史學門，蔡元培很重視對史學的改革，他在五四後增設了西洋史各課，改稱史學係，由原來一國的史學變為世界的史學。他還將史學係和政治、經濟、法律等係編為一個學組，表示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密切關係。為了改革中國舊史學，又將原來選修課的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課程，改為必修科，作為史學的基本知識課，並且聘請西洋史教授翻譯歐美新史學及唯物史觀等書。1920年李大釗任史學係教授後，曾先後講授過《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課程。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史學門隻重史料的偏向，開始重視以科學的方法從事曆史的研究。

　　蔡元培在關於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張中，還提出要開設中外文化相比較的課程。他說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這時國文係除開設本國文學、文學史（包括小說史、詞史、戲曲史等）課程外，還開設了外國文學著作選讀、外國文學史等課程，以資比較。又如，他認為：“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他是我國較早提出比較學的，這對於培養學生分析能力和開擴知識領域是有積極意義的。

　　在課程設置上，蔡元培還十分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他在解釋學術這一名詞時，認為學為學理，術為應用，而文、理兩科都屬於學的範圍。這裏所說的學理，就是指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他對於中小學基礎教育（即普通教育）和大學專業教育（即職業教育），都很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他認為基礎教育有如房屋的地基，專業教育有如地麵上的樓台亭閣；未有地基不牢而能建起高屋的。他不讚同中學實行選科製和文理分科製，就是重視基礎知識教育的表現。在大學的專業教育中，他同樣重視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的學習，強調學生必須具備比較全麵的知識。因而，加強學理的研究是他在北大進行課程改革和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

　　這一時期的北大由於集中了許多學有專長的知名教授，使課程設置遠較過去充實，並且提高了學術水平。在文、法科開設的課程中，如李大釗的《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錢玄同的《文字學》（聲韻），劉複的《語音學》，吳虞的《文學名著選》，劉師培的《中國古代文學史》，黃節、沈尹默的《詩》，馬敘倫的《莊子哲學》，胡適的《中國哲學史》，陳啟修的《現代政治》，陳大齊的《認識論》，陶孟和的《教育社會學》，馬衡的《金石學》，周覽的《國際法》，馬寅初的《貨幣》、《銀行》等，都具有較高的水平，受到學生的歡迎。理科各係的基礎理論和專業課程也比過去大為加強。例如，地質學係由於薈集了許多地質學、古生物學方麵的知名學者，是北大理科和國內同專業中教授較多的一個係，課程內容比較豐富。其中如李四光的《岩石學》、《高等岩石學》、《地質測量及地質構造學》；何傑的《地質學概論》、《經濟地質學》、《采礦工程學》、《鋼鐵專論》；王烈的《礦物學》、《普通地質學》；葛利普的《高等地質學》、《高等古生物學》等，都具有較高的水平。這一時期還開設了一些關於中國地質、礦產和古生物的課程，如翁文灝的《中國地質》、何傑的《中國礦產專論》和葛利普的《中國古生物學》等。課程的充實和加強，使學生的學業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據物理係教授李書華後來稱這時北大理預科物理課程與美國大學本科一年級課程相當，物理係本科畢業生水平比美國大學本科畢業（得B。Sc學位，以物理為主科）水平為高，比美國得碩士學位水平的為低。

　　為了不斷提高教學質量，蔡元培還十分重視教師的科學研究工作。他曾指出：“一地方若是沒有一個大學，把有學問的人團聚在一處，一麵研究高等學術，一麵推行教育事業，永沒有發展教育的希望。”他把教學和科研作為高等學校的兩個職能，認為是並行不悖的。他認為教學與科研應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一個教員如果不從事科學的研究，則他的教學就難免不陷入抄發講義不求進步的狀態。在蔡元培的提倡下，這一時期北大文、理科教員中的學術研究取得了進展，對教學起了促進作用。如李四光關於中國第四紀冰川、地質力學理論等重要課題的研究，就是他在北大任教時開始進行並取得成就的。

　　蔡元培不僅重視課程建設以加強對學生的智育，而且還注意學生的全麵發展。大力提倡美育，就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他認為教育的方麵，雖也很多，他的內容，不外乎科學與美術。他把美育作為德育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並且為了強調美育的重要，又把它和德、智、體諸育並列而稱之為“四育”。在他的倡導下，北大文科開設了《美學》和《美術史》課程。如1918年文科的國文門和英國文學門二年級，哲學門三年級等，都開設有《美學》課。1921年10月因沒有教員講授《美學》課，他即親自講授，並開始編著《美學通論》一書。此外，蔡元培還提倡學生注重音樂、書法、繪畫的修養，以培養對美育的興趣，陶冶高尚的情操。1918年他發起成立了音樂研究會，以研究中西音樂為宗旨，並聘請名樂師肖友梅為導師。1918年4月，他還發起成立畫法研究會，並為研究會撰寫“旨趣書”，聘請名家陳師曾、賀履之、湯定之、徐悲鴻等為導師。1922年8月，畫法與書法兩個研究會合並組成造型美術研究會，由蔡元培兼任會長。

　　蔡元培對美育的重視，也是在貫徹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也是他針對封建迷信觀念和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文化侵略而提出的一項進步主張。1917年8月，蔡元培就正式提出了這一主張。1922年3月，他進一步明確提出：（一）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但在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二）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三）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並表示：“我的意思，是絕對的不願以宗教參入教育的”。所以北大完全沒有基督教青年會、孔教會一類的宗教組織和活動。

　　蔡元培還主張要培育學生“健全的人格”，體育應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認為研究學理，必要有一種活潑的精神，不是學古人‘三年不窺園’的死法能做到的。他極力矯正北大學生一向輕視體育的傾向，成立體育會等各種體育運動組織，增加設備。自1919年秋起實行新生入學體格檢查。他還仿照歐洲各國組織國民軍的辦法建立學生軍，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規定軍事教育和其他體育項目，每周三小時，定為正式課程，與其他課程並重。

　　四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革新的另一重要方麵，是對思想自由、學術研究風氣的培養和提倡。明確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北大原來學風不正，學生多為升官發財而求學，他們不願進文、理科，而要入法科，認為“法科為幹祿之終南捷徑”。他們平日放蕩冶遊，無意於學術研究，卻醉心於運動官吏議員；有的甚而捧坤角，逛妓院，搞什麽“探豔團”之類的下流組織。為了改變學生的觀念，蔡元培曾多次向學生指出：“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文憑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他勉勵學生去掉科舉時代的習氣，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為了達到上述目的，蔡元培采取引導的方法，把學生興趣引到學術研究上來。他除了積極延聘積學而熱心的教員，加強課程建設，以引起學生研究的興趣，還在1917年底創辦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為畢業生和高年級學生提供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會。此外，他還為學生研究學問創造各種有利條件。比如，重視辦好圖書館，並整頓擴充實驗室。蔡元培到校後即表示要盡力“籌集款項，多購新書”。要求做到“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無慮缺乏”。這時購書程序采取由圖書委員會向教授征集應購之書單，再經審查確有必要後廣為采購。又如，興辦學報，使師生“提起學理的研究心”，並有“交換知識之機會”。1918年出版了《理科大學月刊》。1919年1月，創辦了《北京大學月刊》。蔡元培很重視學報的作用，認為“有了學報，學生必要發布議論，斷不能抄講義，必要於人人所知的講義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學理了”。再如，積極延請中外著名學者到校講演，開擴學生知識領域和“引起研究的興味”。在蔡元培的倡導下，校內經常舉辦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麵的講演活動，由教授會以及各種學會、研究會發起組織。1918年2月，蔡元培曾與校內外一些學者發起成立學術講演會，校內外學者如梁啟超、章太炎、錢玄同、李大釗、馬寅初、李四光等都參加過學術講演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十分注意把學生的課餘興趣吸引到學術研究方麵來，鼓勵學生組織各種學術研究團體。這一時期各係都組織了學會，如史學會、國文學會、哲學會、地質學會、數學會、心理學會等。還有的是屬於全校範圍或係際的學術性社團，如北大學術研究會、教育研究會、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査會、考古學會、世界語研究會等。1917年11月組成的雄辯會，1918年10月成立的新聞研究會，以及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學研究會，在校內和社會上都發生了較大影響。

　　由於蔡元培的熱心提倡和身體力行，北大一掃過去腐敗的校風，造成了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師生間問難質疑，互相切磋；著書立說，受到鼓勵；學術爭辯，各抒己見。這時在學術討論中有著良好的民主風氣，如蔡元培在他的《中國倫理學史》一書中，曾以“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來作為孔子所說的“仁”的定義。青年教員梁漱溟不同意這個見解，認為“仁”隻是人們直覺的、情感的本能表現，即孟子所謂的“惻隱之心仁也”。批評蔡的定義空洞籠統雖然表麵上無可非議，然它的價值也隻可到無可非議而止。又如，蔡元培著有《石頭記索隱》一書，對《紅樓夢》詳加考證，名其為“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而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一書中，把蔡著歸於”附會的紅學“一類，指責其考證為”笨的猜謎，走錯了道路。在學術觀點上，蔡元培和梁、胡之間雖然有分歧，但並沒因此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這種學術民主的作風培育了學術研究的風氣。這時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期望的成了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

　　這時除了為數眾多的學術性團體外，在北大師生中還出現了許多具有鮮明政治傾向的社團組織。蔡元培積極提倡大學生應當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要革除科舉時代的觀念，要“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他曾指出：“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倘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平民講演，校役夜班與新潮雜誌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正是從提高學生研究學術的興趣、培養學生服務社會的精神出發，他本著思想自由的原則，對這些社團都給予了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在五四運動前夕，校內的和以北大師生為主的革新社團和進步刊物已相繼出現，著名的如1918年10月成立的以北大學生鄧中夏、高尚德、黃日葵、許德珩等為骨幹的國民社；1918年12月成立的以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徐彥之等為骨幹的新潮社；1919年3月由鄧中夏、黃日葵、張國燾、許德珩等發起成立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在社會上和新文化運動中都發生過重大影響；國民社和平民教育講演團的許多成員，在五四運動中起到了中堅作用。這些進步社團都得到了蔡元培的熱情支持，像《新潮》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宣傳，曾招致舊勢力的忌恨，一個安福係國會議員曾向教育部指控《新青年》、《新潮》等雜誌為“綱常名教之罪人”，要求取締；教育部長傅增湘曾致書蔡元培，指責《新潮》持論逾於學術範圍之外，蔡元培當即作書麵回答，為《新潮》作了辯護，保護了這個刊物。

　　與上述革新社團相對立的，當時校內的守舊派也建立了他們的社團組織。如1919年1月由劉師培、黃侃、梁漱溟等發起成立了國故月刊社。他們以篤守國粹為己任，攻擊新文化的傳播。《國故》上的文章，全用文言文寫成，不用新式標點。但在新思潮澎湃發展的北大，國粹家們已無力招徠看客，《國故》出了四期後就草草收場了。對於國故社一類的守舊團體，蔡元培本著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在經濟上也給予了支持。

　　由於蔡元培的大力扶植，北大校內社團有如夜空繁星，刊物宛似雨後春筍，各種學說競相爭長。鳶飛魚躍，生動活潑。這種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使北大成為當時全國惟一的一個百家爭鳴的學校。應該特別指出，這種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新局麵，不僅有利於資產階級新文化的發展，而且又在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辟了道路。北大圖書館在李大釗的領導下，是我國最早擁有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社會主義文獻的一個圖書館；北大也是我國最早開設過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一個學校；同時北大也是我國最早出現研究馬克思學說團體的一個地方。應該說，北大成為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五四時期在這裏成長出一枇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並不是偶然的。誠然，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並非蔡元培的本意，但他卻確實為此做了好事。

　　蔡元培在扶植社團、豐富學生課外生活的同時，還努力在師生中提倡道德修養。他認為任何挽救時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他常以砥礪德行的話勉勵學生，指出在道德敗壞、世風日下的社會中，“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苛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他在北大發起組織了一個以提倡培養個人高尚道德為宗旨的進德會，1918年6月開成立大會時，教職員中入會的有160多人，學生有300多人。蔡元培對教職員在校外言動雖取自由主義態度，但對那些行為失檢者則要求“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如果教員的行為有影響學生墮落的危險，則無論他們的學識如何淵博，也不姑息，決意解聘。對學生同樣不僅注重提倡個人道德的自我修養，同時也注意對學生的紀律要求。有一次，在北大西齋學生宿舍發生了一個男學生欺負女學生的事，蔡元培聽後大怒，痛斥了這個男學生，並召開學生大會，指出中國女子由於幾千年的曆史關係，有著某些弱點，男子對於這些弱點，決不應當利用，而是應當同情和幫助。結果，這個男學生被學校開除了。但蔡元培並沒有因此就對這個學生拋開不管，而是一直關心著這個學生的情況，並且曾幾次找他到自己的辦公室來談話。這樣熱切的關懷與不倦的教誨，終於把一個被人目為桀騖不馴的青年，感化得力求上進了。

　　蔡元培雖然在北大實際任職的時間並不很長，但對北大的影響是很深的。在這個期間，北大完成了有重大意義的改革，它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成為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它點燃了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的火炬，發揮了先鋒的作用；它為我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成績。這是北大曆史發展上的一個興盛時期。在這段時間裏，由於蔡元培對教育事業的熱忱，革新的勇氣和成就，使他的名字和北京大學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蔡元培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事業，他在我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史上，是一位起過重要影響的人物。為了振興中國，他致力於提倡科學，培育人才。本世紀初期他在北京大學的單新，其意義已超出了一個學校的範圍。這種革新從基本的方麵說，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教育的客觀要求，而在這方麵所體現出的大學教育思想和一些重要的做法，則是值得我們很好地總結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