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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一代哲人蔡元培

  蔡元培是我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是近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卓越先驅。毛澤東對他的“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崇高讚譽,恰當地表現了他的足以垂範後世的道德文章,同時也反映了他在中國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和科學史上所做的傑出貢獻和應有的地位。蔡元培作為本世紀初期新舊交替、繼往開來的曆史巨匠,既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熱忱的支持者,是值得後人景仰和紀念的。

  求索新路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山明水秀、人文薈萃的浙江紹興。

  蔡氏世為商人家庭。蔡元培的父親光普曾任錢莊經理,為人厚道,樂於助人。在蔡元培11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靠母親勤儉持家撫養他們兄弟。母親周氏是一位賢惠的女性。她平時常勉勵他們兄弟要“自立”、“不依賴”和“不妄言”,要他們謹慎處世。蔡元培從小受這種母愛的教育,並且生活在這樣一個已經衰弱了的商人家庭裏,這對於形成他的進取而又寬厚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蔡元培6歲入塾讀書,發蒙開始,攻讀四書五經,學作八股文。他的叔父恩銘曾鄉試中舉,是父輩惟一讀書登第的人。在叔父的悉心指導下,他讀了《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等書,並影響了他未承父業而走上了治學的道路。和同時代人一樣,他在青少年時期也深受封建禮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學,言動拘謹。他事親至孝,母病則躬侍湯藥,甚至仿效古人到臂和藥;他20歲那年母親病逝,他則堅守寢苫枕塊古製。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賦、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備了躋身宦海的條件。但是,他在青年時期就無意於功名祿利。他畢竟生逢國家多事之秋,這時紹興的政治環境雖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同樣在這裏激起了點點浪花,震撼著這位有為青年的心。他希望於學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後,就不治舉子業,轉而專治小學、經學,作駢體文,並開始自由閱讀。他讀書重思考,不盲從,並且注意從書中汲取民主思想的精華。如他讀清末學者俞正燮的《癸已類稿》和《癸已存稿》時,不僅對俞的曆史考據方法甚為稱讚,而且對他著作中“從各方麵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備至。蔡元培在青年時代就大力肯定和讚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權的思想,說明這時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已經開始萌發。

  從1884年起的兩年間,蔡元培在家設塾授徒,授業國文,教對句與製藝。他雖肯定八股文不失為“一種學文的方法”,但對它“重床疊架”的繁瑣刻板的文體,尤其束縛思想之流弊,則深惡痛絕。他自己偶爾也作八股文,但已不再嚴守老八股的格調,而喜用古書通假的字調換常字,並用古書中奇特的句法變換常調。這種別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使那些老八股家幾乎讀不懂。這反映了蔡元培這時已刻意追求思想自由,不願附庸清雅,靠做那種無用的製藝,作為攀登宦門的階梯。蔡元培反對用文體箝製思想和對科舉製度的蔑視,孕育了他後來反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兩年後,他受聘於同鄉藏書家徐樹蘭家校訂圖書,前後達四年之久。徐家藏書豐富,使他得以博覽群書,為他後來成為大學問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蔡元培在科舉仕途上是幸運的。他應試時仍是做不合時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而得到了主考官的賞識,1889年鄉試中舉人。1890年赴京會考告捷,但由於他事先認為文章不合考製獲中無望,便離京南下,以至未能參加殿試。1892年補殿試取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他的才華獲得了時人的賞識,如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新庶常來見者十餘人,內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1894年授翰林院編修。

  正當蔡元培踏上宦門坦途之時,卻是國家內憂外患紛至遝來、清王朝處於日暮途窮之日。雖然蔡元培在這時還不可能了解事變的全部和中國積弱的病根,但他畢竟是生活在清王朝統治的中心,比過去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局勢的發展。他敏銳地感到了國家危機的緊迫,覺察到當時知識界中要求變革的新思想的潛流。從這時起,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維新派的著作,披閱報章時事,並且開始接觸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在他出任翰林院編修的這一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給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動,他痛感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憤怒譴責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閾葺(卑賤之意),外內狼狽,虛疑恫愒,以成煬灶(放在爐火上烤的意思)之計,聚鐵鑄錯,一至於此。”認為這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簽訂的《中俄密約》,是“推誠於俄,不自強而恃人,開門揖盜,真無策之尤也。”這時他對清政府的誤國賣國行徑有了較深入的認識。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以救亡圖存、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為目的的變法維新運動。蔡元培對這場變革要求是深表同情的。他這時已受到維新派的影響,傾向改良主義的主張,對維新派人物,尤其是對表現出“衝決一切網羅”勇氣的譚嗣同十分欽佩。然而,蔡元培並沒有和康、梁們一起行動。這固然是由於他仍然沒有擺脫士大夫的習氣,認為他們正在炙手可熱之時,雖與梁有己醜鄉試同年的關係,也不往納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他認為欲圖變革,必須首先從辦教育入手,對維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並不完全讚同。戊戌變法的失敗給蔡元培的教訓十分深刻,他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個認識,對他爾後一生的事業,即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都無作官意,惟有讀書聲”。這是蔡元培寫在京師寓所書齋中的一幀條幅,也是他數載翰林生活的真實寫照。戊戌政變後,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無可希望”,因而他斷然決定托疾請假,決絕仕途,離京南下從事教育。

  委身教育 倡言革命

  蔡元培拋棄了為當時世俗所稱羨的功名前程,卸卻了一個沉重的因襲重擔。這是他向封建叛逆者道路邁出的決定性一步。1898年冬,他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即校長),開始了他從事新式教育的活動。這個學堂依學生程度的不同分為三齋,大致相當於後來的高級小學、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和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等,都曾是這裏的學生。蔡元培到校後,為了推行新學,增聘教員,加強文理科和外語的課程,注意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使這個學堂“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當時教員中有新舊兩派,新派教員提倡物競生存的進化論,提倡民權女權思想;舊派教員則仍要學生習詩詞和古文,宣揚尊君卑民思想。在新舊兩派的爭論中,蔡元培總是傾向革新方麵。這就招致了校內和地方上頑固勢力的忌恨。次年,學堂堂董出麵幹涉,竟要蔡元培親自恭書清廷所頒的、指斥同情變法倡言維新者為“援引匪人,心懷叵測”,要求“正人心”的所謂上諭懸掛在禮堂上。對舊勢力采取的這種警告方式,蔡元培大為憤怒,複出痛詆,隨即辭職而去。他在這所學堂任職前後不及一年。

  在此後的兩年裏,蔡元培仍繼續在浙江及上海等地從事教育工作。他曾數易學堂,祈改進校務,推行新學,但限於客觀條件,收效甚微。

  蔡元培23歲時與王昭女士結婚,1900年夏王昭病故,此後說媒撮合者絡繹不絕。這時蔡為實踐自己倡言的男女平等,特在書屋張貼征婚啟事,提出擇偶的條件是:(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這在當時確是令人駭怪的石破天驚之舉,而這出自一位翰林之手筆,人以為奇,一些衛道士則視為“離經叛道”、“淆亂綱常”。他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擇偶條件。後終覓得知音,1901年底他與黃仲玉在杭州結婚。婚禮也很特別,他用綴有孔子兩字的紅幛子代替浙俗的三星畫軸,用演說會代替鬧洞房。賓主在歡悅的交談中,多涉男女平權的話題。當有客人問及:“倘黃夫人學行高於蔡先生,則蔡先生自應以師禮事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蔡從容答道學行雖有先後之分,就人格言,總是平等。這些,表現了蔡元培勇於衝破舊禮教的束縛。

  1901年秋,蔡元培應聘為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這是清廷官僚盛宣懷於1897年創辦的一所培養洋務人材的學校,為交通大學的前身。這一年新增的特班是為高材生辦的,習外語及經世之學,準備將來擇優保送經濟特科。蔡元培主持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規定學生半天自己讀書,半天學習英文和數學,中間還安排了體操課。他親自編訂學生的修學門類及每門應讀的書目,以及由淺入深的閱讀次序。每個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每天都要寫劄記,由他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題多側重啟發學生的愛國思想,如《試列舉春秋戰國時愛國事實而加以評論》之類。課外,他還指導學生練習演說、辯論。他認為,演說是喚醒民眾,挽救國家危亡的重要途徑,因而在他的指導下學生成立了演說會,定期輪流練習演說。蔡元培很重視對學生的課外指導,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三兩學生談話,或發問,或令自述讀書心得,或對時事發表感想。這種把學生閱讀和教師指導結合起來的方法,既提高了學生主動鑽研的興趣,又收到了師生間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

  在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動中,已表現了他不因襲陳規、勇於革新的精神。他經常教導學生說:“世界日在進化,事物日在發明,學說日新月異,今後學人須具有世界知識。”他的學生黃炎培後來深情回憶這時蔡師的教人主旨:“蓋在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小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昭示,千言萬語,一歸之於愛國。”“吾師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隨地湧現矣。”蔡元培在南洋公學特班確也培養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黃炎培、謝無量、王世澄、胡仁源、項驤、貝壽同等,都是他所賞識的;其中有些人後來成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學者。

  這一時期,蔡元培的思想趨向激烈,開始突破改良主義思想的藩籬,傾向革命。1902年春,他與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蔣智由(觀雲)、林獬(少泉後改名白水)、葉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發起建立團體,定名為中國教育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他們“表麵辦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中國教育會在宣傳反清革命,聯絡東南地區革命誌士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麵,都起過積極的作用。

  此時蔡元培為培養革命人才,還提倡女學。他認為:“革命精神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而以教育為根本”。他與友人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於1902年在上海正式創立愛國女學。初舉蔣智由為總理,不久由蔡元培繼任。開始時學生很少,愛國學社成立後,社員眷屬多入女學,由是人數大增。這所女校成立後成為革命黨人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

  1902年底,南洋公學學生因不滿學校當局的高壓政策發生了退學風潮。蔡元培支持並參加了這次學生運動,他在向校方力爭接受學生合理要求遭拒絕後,也同學生一道憤而離校。這次退學的學生達145人。經蔡提議,由中國教育會資助,這些退學生組成了愛國學社。蔡元培被推舉為學社總理。這時學生一文不名,教員義務教學。蔡元培為學社開辦,嘔心瀝血,苦心經營。為了解決學生吃飯問題,他強忍長子病逝的失子之痛,含淚登程借款應急。他在愛國學社注重培育學生的革命精神,鼓勵學生自由閱讀,定期帶領學生舉行革命演說。學社章程規定:“重精神教育,重軍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為鍛煉精神、激發誌氣之助。”蔡元培除主持社務外,還兼教倫理學。

  為解決學社經費和擴大革命宣傳,蔡元培等與《蘇報》社約定,由蔡元培、章炳麟、吳稚暉等七人輪流每日寫一篇評論,報社每月送銀一百元。《蘇報》原為日人於1896年所辦的平庸小報,後由中國人陳範接辦,開始鼓吹維新。蔡元培等成為撰稿人後,《蘇報》轉而成為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機關報,辟《學界風潮》欄,言論激烈,“崇論橫議,震撼一世。”

  這時蔡元培已“公言革命無所忌”。正如時人所稱蔡孑民辦愛國學社,與群弟子大聲講革命,四出演說,亦無所諱。“他和章太炎等組織張園演說會,宣傳反清革命。1903年4月間,針對法在廣西、俄在東北的侵略活動,蔡等先後率領學生參加在張園舉行的拒法、拒俄會。蔡元培在演說中,號召組織團體議論國事。隨後成立上海拒俄義勇隊,不久改稱軍國民教育會。愛國學社以蔡元培、吳稚暉等為首共96人加入,分隊早晚進行軍事操練。蔡元培也”剪發,服操衣,與諸生同練步伐。表現了高昂的愛國革命熱情。

  1903年6月,《蘇報》因刊登章炳麟等介紹鄒容《革命軍》一書的激烈文字,遭清廷封閉,章炳麟被捕,鄒容自動投獄。這就是轟動全國的“蘇報案”。在這之前,清廷上海道等就已震驚張園演說會的影響,曾兩次擬定包括蔡元培在內的捕人名單,親友多勸他暫避風頭,加之這時教育會內部發生裂痕,遇事爭吵不休,蔡憤而辭去會內職務,於6月中避居青島,從事譯作。9月間,蔡元培回滬後仍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並按時往獄中探視章、鄒。

  1903年12月,蔡元培等鑒於東北方麵“俄事日急”,遂發起組織對俄同誌會,並創辦《俄事警聞》日報,“專錄載俄兵侵滿消息,及排擊清政府外交之失敗,以喚起國人之注意成為同誌會鼓吹愛國革命的機關報。蔡元培全力以赴負責編輯,而且自己每晚都要分別撰寫文言與白話的兩篇文章,題目多為富有鼓動性的告學生,告軍人之類。翌年2月,對俄同誌會改名爭存會,《俄事警聞》改名《警鍾日報》,不久蔡元培接任主編,直至4月間辭去職務為止。蔡元培”在愛國學社時,自號曰‘民友’。至《警鍾》時代,則曰:‘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仍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兩句中字,而號曰‘孑民’。“他在這兩份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文章。1卯4年2月,他創作的白話小說《新年夢》,在《俄事警聞》連載發表。他在小說中猛烈抨擊了隱喻清政府的”冒充管賬的人,並描述了小說主人公“中國一民”在夢境中所追求的帶有無政府主義和烏托邦色彩的理想社會。這篇小說雖有濃鬱的浪漫氣息,但表達了這時先進知識分子強烈要求改變現狀,造個新中國的美好願望,有著積極的意義。

  蔡元培辭去《警鍾日報》主編後,任愛國女學總理。這時他認為,革命隻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他認定女子更適於搞暗殺,因而女學辦學宗旨“並不取賢母良妻主義,乃欲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在女學,他自己講授法國革命史和俄國虛無黨曆史,並請鍾期光等講授理化,為學生將來製造炸彈作知識準備。隨後蔡元培在上海加入由留日一些學生秘密組織的暗殺團,被舉為負責人,自己也學習製作炸藥。1904年11月,暗殺團改組為光複會,又名複古會。蔡被推舉為會長。章炳麟在獄中參與了創立工作,他和陶成章、徐錫麟等均為光複會的著名人物。光複會以“光複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誓詞,它的成立,使東南地區革命黨人有了統一組織。

  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10月27日,黃興到滬主盟吸收蔡元培入盟,並由孫中山委任蔡為上海分部負責人。

  此後,蔡元培以很大精力秘密開展盟務,發展盟員。他的學生黃炎培曾回憶道:

  民國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師忽召至其寓廬,鄭重而言曰:“我國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諸強鄰虎視於外,清廷魚爛於內,欲救亡,舍革命無他道。君謂然乎?”則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須有組織。否則,力不集,事不成。今有會焉,君亦願加盟乎?”則敬答曰:“苟師有命,何敢不從。”期以某曰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逐韃虜,光複中華。”吾師既指“平均地權”句說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師之前,宣誓加盟焉。

  蔡元培以一位清朝翰林,在國家危亡之秋,堅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兩任教育總長

  1906年春,蔡元培由於對革命麵臨的重重困難思想準備不足,又憂於革命隊伍內部的分裂,“見上海所圖皆不成,意頗倦”,於是回鄉出任紹興學務公所總理。不久因事務受阻辭職。同年秋,他得知清廷有派遣翰林院編修出國留學之議,他渴望出洋擴充知識,了解世界,遂把同盟會上海會務交黃炎培接辦自己到京銷假申請赴德留學。1907年7月,他得到駐德公使孫寶琦和商務印書館的資助,得以成行。他初在柏林學習德語一年,後入萊比錫大學學習,這時他已是41歲的“老學生”。他一麵刻苦學習和研究,著重於實驗心理學和美學,一麵從事譯著,編著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中國倫理學史》一冊,並翻譯了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一書,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倫理學原理》一書對國內知識界產生了較大影響,青年毛澤東曾精心研讀了這部10萬字的譯著,並在書上寫了12100多字的批語。

  1911年10月,蔡元培在德國獲悉武昌首義勝利的消息,“為之喜而不寐”,隨即從萊比錫趕到柏林,在留學生中開展宣傳工作。11月中旬,他經西伯利亞回到了闊別四年的祖國。他在上海與黃興、章炳麟等參加了各省代表會議。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為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

  蔡元培認為,民國草創,政府機構應不講排場,因陋就簡,反對官署化。他自己“躑躅裏巷”,尋租辦公用房。他注意網羅人材,講求辦事效率。魯迅、許壽裳、夏曾佑等都被聘為部員;全部人員僅30多人,從總長到錄事一律每人每月30元薪水。在臨時政府三個月期間,蔡元培主持製訂了改革教育的各種方案和法令。

  1912年2月,蔡元培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中,闡明了改革舊教育的基本主張。他把清末學部製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實五項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宗旨,改成為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觀和美育五項,刪去了違背共和政體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則的忠君、尊孔兩項教育宗旨,而用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來代替。他強調新的五項教育宗旨中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並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公民道德教育的綱領。這時,蔡元培還主持改革學製,修訂課程,改編不合共和宗旨的教科書;規定小學廢止讀經,初級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各省學堂一律改稱學校。他還積極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在教育部除設普通教育司和專門教育司外,又特設社會教育司,冀望把教育事業從學校擴大到整個社會。蔡元培的上述主張和措施,貫徹了他所提出的“養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教育方針,大體上仿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製度,建立起我國近代的教育體製。這些都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為富國強兵、發展實業而建立新教育的要求,適應了當時鞏固剛建立的共和製度的需要,具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

  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伊始,就同還控製北方的袁世凱舉行南北和談,最後達成清帝退位和南方讓袁接任臨時大總統的妥協方案。2月18日,孫中山委派蔡元培為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的專使。當時南京為革命派勢力較強的地方,狡詐的袁世凱是決不會離開自己的巢穴南下的,因而迎袁差事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袁表麵上對蔡等一行故作歡迎姿態,虛與委蛇;暗地裏,則布置輿論,甚至製造“兵變”,造成袁離開必“釀大禍”的架式,借以恐嚇要挾。忠厚為人的蔡元培顯然無力應付這種複雜局麵,他先是輕信袁的虛偽許諾,後當事態惡化又惟有妥協一途。他致電南京方麵表示:“培等睹此情形,集議以為速建統一政府,為今日最要問題,餘盡可遷就,以定大局。”孫中山複電表示讓步,迎袁終以失敗告終,新生的南京共和政府也很快夭折在搖籃期中。

  在北京政府唐紹儀內閣期間,蔡元培繼續擔任教育總長。他繼續推進南京政府任內開始的改革舊教育工作,確定了整頓學務的各項任務。7月間,在他主持下召開了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他在開會詞中表示:“中國政體既然更新,即社會上一般思想,亦隨之改革;此次教育會議,即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他提出的新教育五項宗旨,在這次會議上獲得通過。他還在會上提出“學校不應拜孔子案”,列舉了前清學堂管理規定拜孔子儀式,實是崇奉宗教儀式,既乖教育目的,又悖信仰自由原則,實不合理,應在學校刪去此項禮儀,要求公決後施行。經會議熱烈辯論,決議在學校管理規程內刪去拜孔的條文。蔡元培采取的小學廢止讀經、大學取消經科、學校刪去拜孔禮儀等措施,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這一大膽的革新,對頑固的封建文化思想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同時對後來五四時期新文化的傳播起了某種開啟的作用。

  蔡元培兩任教育總長的時間前後僅半年多。他在北京政府任職期間,對袁世凱的擅權專製日益不滿,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閣員。6月21日,他在辭職書中就表達了對現狀的不滿:兩月於茲,“不圖理想與事實,積不相容。受事以來,旅進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袁世凱雖表示慰留,但他去誌已堅。7月初,他邀約入閣的同盟會會員王寵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一同退出內閣,辭去總長職務,不與袁世凱合作。轟動一時的四總長聯名辭職函,即出自蔡元培的手筆。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歐遊學,繼續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聽講並進行學術研究。

  1913年3月,袁世凱指使刺殺宋教仁的血案發生。袁的反動麵目暴露無遺。宋案發生,舉國震驚,孫中山決計興兵倒袁。6月初,應孫中山之召,蔡元培由德國回到上海。這時革命派內部意見不一,黃興等人對武力討袁信心不足,主張法律解決。蔡元培開始也“不主極端進取”,而以書生之見,試圖調和南北之間的衝突。袁世凱卻變本加厲,先發動了對南方的進攻。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決計反擊,舉行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在調停的幻想破滅後,蔡元培毫不猶豫地參加了討袁戰鬥。在這期間,他發表了《敬告全國同胞》、《袁氏不能辭激成戰禍之咎》等一係列文章,列舉事實,揭露袁的野心,指出:“今厭亂之人,無不疾首痛心於此次之戰禍。當知罪魁禍首,實維袁氏。”但由於這時的國民黨完全脫離人民,討袁成了單純的軍事冒險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凱鎮壓下去,孫中山等再度流亡國外。1913年9月,蔡元培隻得再度攜妻孥赴歐,開始了遊學法國的生涯。

  旅法期間,蔡元培與李石曾、吳玉章等人,於1915年6月組織了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知識”為宗旨。蔡元培重視向西方學習先進文化,早在民國元年就同有留法經曆的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發起留法儉學會;他任教育總長期內,在北京設立了留法預備學校,並選派學生赴歐美深造。為深入開展勤工儉學和旅法華工教育,1916年3月,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等,聯同法國學者名流,在巴黎發起成立華法教育會,蔡元培被舉為中方會長。他們一方麵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赴法的大批華工辦學校,蔡元培並為此編寫了一本《華工學校講義》;一方麵組織國內有誌青年以半工半讀方式到法國留學。這項工作在國內產生很大影響,一時以勤工儉學赴法留學者不下千人。有許多進步知識分子在法國勤工儉學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著名的如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陳延年、向警予、鄧小平、陳毅、李富春等。蔡元培倡導勤工儉學運動是有重大曆史功績的。

  革新北京大學

  1916年6月6日,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死去。蔡元培在《旅歐雜誌》上著文剴切剖析了這一曆史事件,認為袁稱帝複辟不僅是個人的罪惡,而且是代表了官僚、頑舊和迂怪三種腐惡的社會勢力。他不無憂慮地提醒國人:“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這是很有見地的。9月初,他接到教育總長範源濂請其歸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電報,電文稱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群倫。“敦請俯允,早日回國。蔡元培一生重視教育,”教育救國的抱負早已有之,因而他接到電報後決計束裝歸國,於11月間抵達上海。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

  這時的北大雖經過初步的民主主義的改革,但很不徹底,官僚積習很深,校風還相當腐敗,仍被視為是非之地。對蔡元培出長北大一事,不少友人多以“整頓不好於己名聲有礙”為由,勸他不要就職。蔡元培則認為既然知道北大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了,也算盡了心。他在致汪精衛的信中說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表達了他革新北大的目的和決心。他的這些想法得到一些友人的理解和讚助,特別是孫中山對他出任北大校長給予了熱情支持並寄予厚望。孫中山認為,北方需要傳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誌,應當去那帝王思想和官僚習氣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帶有全國性的教育。後來的事實證明,孫中山的支持確是一種遠見卓識。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校視事。他所賦有的革新精神和民主作風,給暮氣很深的北大帶來了新的氣息。他在就任校長的演說中,為了改變科舉時代的舊觀念,向學生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礪德行”和“敬愛師友”三項要求。他強調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正是在這種宗旨下,他開始了對學校的全麵革新。

  蔡元培深知教師隊伍的素質對辦學成效有著決定的意義,因而,“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是他在北大實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學術空氣的一項重要措施。他認為北大之弊,一在學課之淩雜,一在風紀之敗壞,而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既教授又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成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因此,他是把延聘積學與熱心之士同改造北大相聯係的。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允許和鼓勵不同學派的發展。從表麵上看,這似乎是一種不偏不倚、客觀主義的方針,其實不然。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其基本傾向正是為了打破封建文化專製主義的桎梏,為資產階級新文化的發展爭得地盤。所以他在北大大力反對“數千年學術專製之積習”,“一道同風之舊見”,大量引進和扶植新派人物,積極支持新文化新思潮。他到北大後,是從整頓文科入手的。因為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人物不少,原來崇尚宋儒理學的桐城派占據優勢,亟需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蔡元培到校後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請了以編輯《新青年》著名的陳獨秀來北大任文科學長。這樣陳獨秀同時把《新青年》編輯部遷到北京,並加以改組擴大,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參加了編輯工作。這些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也都是經由蔡元培先後引進或延續聘請到北大任教的,從而在校內形成了以《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同時也有舊學深沉的黃侃、劉師培、黃節、陳介石、陳漢章等人。對於政治上保守但在學術上有造詣的學者,蔡元培不允許他們在課堂上宣揚帝製複辟一類言論,但也用其學術所長,不拘一格網羅眾家。理科方麵,知名學者如夏元堞、李四光、顏任光、何傑、翁文灝、鍾觀光、任鴻雋、李書華、俞同奎、葛利普(美籍教授)等都在北大任教。法科教員中,也有陶孟和、馬寅初、周鯁生、陳啟修等知名學者。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實可謂人才薈萃,學術空氣濃厚,盛極一時。

  對於那些學術水平低下,或素行不檢,不適合在北大任教的,不論中外教員,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約合同予以解聘。當時北大有幾位外籍教員,多是由外國駐華公使館或我國駐外使館私人介紹來的。其中有的人不學無術,個別的品行不端,蔡元培即按照合同將他們停聘。一個法國教員要控告他,另一個英國教員竟要英駐北京公使朱爾典出麵幹涉。蔡元培不為所動。朱爾典竟放風威脅說看你蔡元培還能做幾天校長?蔡元培對此十分輕蔑,一笑置之,仍堅決讓他們走開。蔡元培為了祖國的教育事業,敢於頂住壓力,表現了他革新的決心和勇氣,顯示了中國人的氣概。

  蔡元培還對學校的體製進行改革。他為了改變原來學校由少數人掌權的舊體製,參照歐美各國的教育製度,按“教授治校”的原則,設立由教授和職員代表組成的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同時廢“門”設“係”,調整學科的設置,使北大成為文理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全校設十三係,係設教授會,係主任由教授選舉產生,並討論決定全係的重大事宜。這種教授治校的原則,在當時處在封建軍閥統治的曆史條件下,是有著進步意義的。他還改“學年製”為“選科製”,規定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在教師指導下啟迪學生的主動性。此外,他還十分重視課程的改革和建設,提出大學的教學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積極主張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同時強調對外國學術文化應重在消化,反對簡單模仿和全盤歐化的錯誤傾向。蔡元培還在北大大力貫徹他的“凡大學必有各種學科的研究所”的主張,到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學科先後分別成立了研究所。

  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開始招收女生入學,開創了我國公立大學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他痛感當時高等學校既不許男女同校,又不為女子特設的落後狀態,奮勉革新。1920年初,先後有九位女生申請入學,因考期已過,蔡元培準許她們旁聽,同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此事雖遭頑固勢力攻擊,但一經北大首倡,各地各校紛起仿效,終成不可阻擋的進步潮流。

  蔡元培還在北大提倡平民教育,招收學生堅持不看資格、出身,注重以成績優劣為標準,使許多有誌青年能進入北大。他主張學校的學術活動和教學活動向社會公開,除正式學生外還招收一定數量的旁聽生、選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他還積極讚助學生會創辦平民學校,作為溝通學校與社會的一個渠道,大學生為社會服務的一項重要措施。

  蔡元培為了矯正不良風氣,改變學生觀念,積極鼓勵學術研究,扶植各種社團組織。由於蔡元培的大力倡導,校內社團有如夜空繁星,各種刊物宛似雨後春筍。鳶飛魚躍,生動活潑。這種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使北大成為當時全國惟一的一個百家爭鳴的學校。

  蔡元培在北大任職十年半,實際在校主持工作僅五年半。在這期間,北大完成了有重大意義的改革,使它不僅贏得了崇高的學術地位,而且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為近現代中國的社會進步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是蔡元培一生事業中輝煌的一頁。

  新文化的倡導者與保護者

  蔡元培主持北大進行革新之際,正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的發端時期。這時,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支持日益興盛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讚成文學革命,反對封建複古主義的舊思想,倡導以科學和民主為內容的新思潮。這在當時,對北大、對整個文化思想界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蔡元培始終關心和支持《新青年》雜誌,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說》、《洪水與猛獸》等重要文章,就是在這個刊物上發表的。1917年初,他在一些講演中,批判了複古派要以孔教為國教的謬論,從科學的角度解釋了宗教的起源,掃除封建迷信和愚昧的觀念。他特別指出:“孔教二字不成名詞,按之理論,絕勿能通。”駁斥了那些“今日尊孔之徒”。他還進一步用發展的觀點,著文批判了複古派把古代典籍奉為萬古不變之教條的錯誤觀點。蔡元培還是近代科學的熱心提倡者。他在北大學科和課程建設上,十分注意突出自然科學的地位,鼓勵學生組織各種學會,深入研究高深學問。他希望青年學生立誌發展科學文化事業,使中國“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

  他到北大後不久,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新文學運動,給予了積極的支持。他對新派人物提倡寫白話文,十分讚同,並且“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他在北大發起成立了歌謠征集處。征集的民歌民謠陸續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並出版《歌謠周刊》和《歌謠叢書》。文科研究所也開設研究民間文學的專題。這些都促進了白話文和白話文學的發展。

  他對北大的進步社團,如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哲學會、新聞研究會等,都給予熱情的支持。由鄧中夏等發起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經蔡元培同意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撥給辦公用房,並出席成立大會和講話。在當時世界進步潮流的鼓舞下,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天安門舉行的慶祝歐戰勝利講演大會的講演中,熱情洋溢地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雖然這時他所說的“勞工”還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概念,但這個口號一經蔡元培喊出後,很快就在北大和整個知識界流傳開來,成為青年學生和許多報刊的時髦用語,同時也在客觀上激勵了進步青年走向工農之中。

  隨著新思想的傳播,守舊頑固勢力把它視同“洪水猛獸”,必欲滅之而後快。五四前夕發生的“林蔡之爭”,就是這種新舊思潮大激戰的一個突出表現。當時,社會上謠言四起,一些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攻擊北大、詆毀蔡元培和新派教授的文字。1919年2月,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衛道士林紓,帶頭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文言小說《荊生》,以影射手法對北大新派人物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進行辱罵和攻擊,並幻想借助一個名叫“荊生”的“偉丈夫”,以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3月,他又拋出文言小說《妖夢》,以“白話學堂”來影射北京大學,並極其無聊地寫了一個讚助“毀聖滅倫”的人物“元緒”來影射蔡元培。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致蔡鶴卿太史書》,羅織罪狀,攻擊北大宣傳新文化是“覆孔孟,鏟倫常”,咒罵新文化的傳播者為“人頭畜鳴”;誣蔡“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公然告誡他要“守常為是”。他在信中破口大罵一通之後,又裝模作樣地說“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複。”林紓還直接插手北大,鼓動法科學生張厚載在報端造謠惑眾。一時間大有黑雲壓城之勢。

  但是,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沒有退縮。林紓的謬說一出籠,立即遭到北大新派教授和進步輿論的猛烈回擊。蔡元培也竭誠保護被攻擊的新派人物,他慨然表示:“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與陳(獨秀)、胡(適)等毫不相幹。”他在公開答複林紓的信中,就林紓攻擊北大“覆孔孟、鏟倫常”和“盡廢古書,引用土語為文字”兩說,分別作了駁斥。他的反駁雖然還是比較溫和的,但以蔡元培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對林紓作這樣義正詞嚴的公開答複,這對新派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和支持。蔡元培還對屢屢造謠、毀壞校譽而又不肯悔改的張厚載給予除名處理。

  蔡元培對學生參加政治活動是不很讚成的。他曾說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但在五四運動中,麵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他對學生的愛國舉動給予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5月3日,當他獲悉北京政府已決定要在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震驚之餘,即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學生身上。他立即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北大學生代表,並召集教職員會議,商討挽救良策。當五四學生舉行愛國遊行,32名學生被捕後,蔡元培參加了北大學生當晚舉行的大會,在講話中同情學生的行動,並保證負責營救被捕的同學。他為營救被捕學生而四處奔走。他多次和北京其他十三所大專院校校長舉行會議,商討營救辦法;連日來,他們奔走於警察廳、教育部和總統府之間;蔡元培到警廳甚至表示願以一人抵罪,要求保釋學生,但都沒有結果。

  直至6日晚,反動當局迫於壓力才同意具保釋放學生,這時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使被捕學生於7日勝利返校。而反動當局仍繼續壓迫北大,策劃撤換校長。蔡元培同情學生,憎惡軍閥政府,但又深恐因自己累及學校,於是采取辭職出走的消極抵抗辦法。他於9日晨潛行離京前,給北大師生留下了一個離職聲明,表示:“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蔡元培深受廣大學生愛戴,這次他又因同情學生為軍閥政府忌恨而出走,於是“挽蔡”鬥爭就成為這時愛國運動的一項內容。

  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堅決鬥爭下,至6月中旬,五四愛國運動開始提出的懲辦曹、章、陸和拒簽和約的兩個具體鬥爭目標得到了實現。在這種情勢下,經北大師生一再勸駕,蔡元培於7月初表示同意放棄辭職,並於9月間回校視事。

  1920年4月,蔡元培在《新青年》發表《洪水與猛獸》一文,針對封建勢力視新思潮為“洪水猛獸”的攻擊,反其道而用之,指出:“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象。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他憤怒地指出:“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吃食人的樣子麽?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麽?”他認為中國現在是處在洪水與猛獸競爭的狀態,他期望猛獸馴伏,洪水疏導暢通,國家安定太平的新局麵早日出現。

  在曲折中繼續前進

  1923年7月,蔡元培因不滿素有惡行的彭允彝擔任教育總長以及軍閥政府的種種倒行逆施,決計采取不合作主義,再度攜眷旅居比利時和法、英、德等國,以事著述和研究。他雖身居國外,仍密切注視國內政局的變化。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經孫中山提名,蔡元培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五卅運動發生後,他在國外著文駁斥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正義鬥爭的誣蔑,要求帝國主義無條件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1926年2月,蔡元培回到上海。這時他因北方的政局更糟,已無意北上返職,而準備在江浙皖組織力量響應北伐。

  在此後的一年間,蔡元培往返於浙江、福建等地,多次發表演說,痛斥軍閥禍國,宣傳和支持北伐戰爭。1927年3月24日,蔡元培由杭州抵達上海。這時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在右派勢力掀起的所謂清黨反共的險惡氣氛中,在這場革命與反革命的激烈搏鬥中,蔡元培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在蔣介石的策動和反動政客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之流的影響下,蔡元培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身份,列名附和清共,站到了擁蔣反共一邊。在這期間,作為清黨發難的所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幾次會議(到會僅8人,不及全體委員20人的半數),蔡都被推為主席;4月9日公開發表的所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護黨救國》通電,蔡也列名其間;隨後又參加了蔣介石、馮玉祥的徐州會議。這種政治上的失誤,使他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反映了他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工農覺悟的情勢下表現的動搖性和妥協性。同時也反映了他固有的社會改良主義和中庸思想對他的影響。當然,就蔡元培的一生來說,這還隻是他一時的失誤,曆史既不應為賢者諱,又要給以全麵的評價,何況實際的教訓也使他很快認清了蔣介石的麵目。

  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後,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他為了改革中國教育行政製度,主張以法國的教育製度為藍圖,實行大學區製。所謂大學區製,即將全國分為若幹大學區,每區內設立一所國立大學,大學區以內的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都由大學負責辦理;每一大學區就是一個獨立的教育行政單位。1927年6月,經蔡元培等提議,決定設大學院為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任命蔡元培為大學院院長。此後,曾在江蘇、浙江和北平等部分地區,先後推行過這種大學區製。蔡元培實行此項計劃的意圖,是要改變教育行政的官僚化狀況,使教育行政與學術相結合。但是,這項改革還隻是簡單仿效外國教育製度,特別是在當時中國的專製政治、派係林立的情況下,這項計劃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大學區製在上述地區試驗的兩年時間,受到了各方的掣肘和反對,最後以失敗結束。

  蔡元培雖然走過一段彎路,但嚴酷的現實很快使他驚醒。他不滿國民黨當局血腥屠殺共產黨人、排斥異己的做法,出力營救過楊開慧、胡也頻和牛蘭夫婦等人。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對國民黨當局對外妥協、對內專製的政策有了一定的認識,深為國家的命運擔憂。他在這時曾出任國民黨中央特種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負責辦理各地學生抗日請願事宜;他雖身受請願學生的衝擊,仍表示:“對於學生救國之軌內行動,純潔熱情,仍願政府與社會加以愛護。”後來他在給魯迅的兩首贈詩中寫道養兵千日知何用,大敵當前喑不聲。汝輩尚容說威信,十重顏甲對蒼生。幾多恩怨爭牛李,有數人才走越胡。顧犬補牢猶未晚,祇今誰是藺相如。深深地表達了他的憤懣與憂慮的心情。

  麵對嚴重的白色恐怖,蔡元培終於拍案而起,保障人權。1932年12月17日,蔡元培與宋慶齡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由宋慶齡、蔡元培任正副主席,楊杏佛任總幹事,魯迅、胡愈之、林語堂等為執行委員。同盟成立宣言曆數那抑製輿論與非法逮捕殺戮之黑暗,指出“中國民眾以革命之大犧牲所要求之民權,至今尚未實現,實為最可痛心之事”。蔡元培在會上鄭重提出:要“超越國家黨派的關係”,實現“對於普遍人權的保障”。同盟成立後,為營救政治犯,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暴虐行為,做了許多工作。如牛蘭夫婦、許德珩、陳獨秀、侯外廬、馬哲民、丁玲、潘梓年、羅登賢、廖承誌、陳賡等先後被捕後,都得到過同盟的出力營救和辯護。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以極大勇氣同陶行知、李公樸、陳望道等100餘人在上海發起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發起的啟事高度評價了馬克思的偉大貢獻。當日,蔡元培作了題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概論》的公開講演。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雖然是基於“純正研究學術之立場”,但在言者獲罪的文化專製主義下,無異是一重磅炸彈。

  民權保障同盟伸張正義的活動,使國民黨當局極為惱怒,造謠誣蔑,威脅恫嚇,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決定先對楊杏佛下毒手,妄圖借此警告蔡元培、宋慶齡。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蔡元培聞訊悲憤交加。他不顧個人安危,趕赴現場視察,並到醫院審視遺體。他隨即召集會議討論善後事宜,委托律師追究法律責任。這時法西斯分子放出風聲,要在楊氏入殮當天暗殺蔡元培、魯迅等人。蔡元培大義凜然,置個人生死於度外,親自為楊杏佛主持一切喪葬事宜,並在公祭儀式上宣讀他揮淚寫下的祭文。此後,同盟被迫停止活動。但蔡元培並沒有後退。他不顧各種流言和恐嚇信的威脅,仍繼續同宋慶齡等一道為維護民權而奮鬥。

  主持中央研究院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蔡元培曾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1928年8月,他四上辭呈,以“去誌早決,義無返顧”的態度,辭去除中央研究院以外的本兼各職。不久,又被推舉為監察院院長,他堅不就任。所以,從這時起,他實際是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極為艱難條件下從事科學事業的領導工作。由於這時他已不願與蔣介石集團為伍,遂舉家遷滬,在中研院上海辦事處統籌院務。

  1927年10月間,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期間,即依據大學院組織條例,主持中央研究院的籌備工作。1928年6月9日,他在上海東亞酒樓召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務會議,宣告了研究院的正式成立。按其組織法規定,中央研究院是“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其宗旨為:“實行科學研究,並指導、聯絡、獎勵全國研究事業,以謀科學之進步,人類之光明。”院長之下,設行政、研究、評議三大部門。蔡元培聘任楊杏佛為總幹事,主持全院行政事宜,成為蔡創辦和領導研究院的最得力助手。蔡元培後來回憶說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這反映了他們之間的親密合作關係。

  蔡元培主持中研院的工作,仍實行他在北大所倡導的學術自由、學者治院和人才主義原則。他設立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評議機關,除院長及各研究所所長為當然評議員外,由院長及國立大學校長組織選舉會,選舉學術界中堅人物30人為聘任評議員。評議會具有決定學術研究之方針、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合作互助和推舉院長候選人等職權。由於各種原因,評議會遲至1935年始成立,但這時的評議會確網羅了一批國內著名學者,如陳寅恪、趙元任、陳垣、丁文江、翁文灝、李書華、葉企孫、秉誌、林可勝、胡適、梁思成、李濟、茅以升、胡光騎、張其昀等;當然評議員有丁燮林、李四光、竺可楨、周仁、陶孟和、汪敬熙等,具有較大的權威性。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先後建立了十個研究所。這些研究所為:物理研究所,丁燮林任所長;化學研究所,莊長恭任所長;工程研究所,周仁任所長;地質研究所,李四光任所長;天文研究所,俞青鬆任所長;氣象研究所,竺可楨任所長;曆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長;心理研究所,汪敬熙任所長;社會科學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長;動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長。原計劃設立的國文學、考古學和教育三個研究所,終因經費等原因而未能實現,考古學僅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內設組。由於蔡元培重視人才,仍本其兼容並包思想,使各個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優秀人才。至1931年初,研究院有專任、兼任、特約和名譽研究員270人,助理研究員120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種學科的有成就的專家學者在內的研究隊伍。

  在當時政治昏暗、社會動蕩的情勢下,科學事業的發展步履艱難,困難重重。僅經費短缺一項,就極大地掣肘了科學研究的開展。蔡元培曾說本院經費異常支絀。以經常費數目而論,用之辦理一二研究所,尚嫌不足,現本院已成立之研究所處館等計有十一處之多,雖平均盡量從事節省,而欲求計劃之實現,頗感困難。這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但由於蔡元培的苦心經營,特別是他的知人善任、雍容大度,使中研院不但集合了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而且也吸引了一些精明幹練、勇於謀事的行政人才,從而使舊中國的科學事業在困境中獲得一定的發展。這是蔡元培對我國科學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

  翁文灝曾回憶說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的主要辦法,是挑選純正有為的學者做各研究所的所長,用有科學知識並有領導能力的人做總幹事,延聘科學人才,推進研究工作。他自身則因德望素孚,人心悅服,天然成為全院的中心。不過他隻總持大體不務瑣屑幹涉,所以總幹事、各所長以及幹部人員,均各能行其應有職權,發揮所長。對於學術研究,蔡先生更充分尊重各學者的意見,便其自行發揚,以尋求真理。因此種種,所以中央研究院雖經費並不甚多,卻能於短時期內,得到若幹引起世界學者注目的成績。陳翰笙在回憶他協助蔡元培主持社會科學研究所,開展農村經濟調查,並參加發起組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等進步活動時,也深情地寫道當時就是蔡先生掩護了我們這些地下革命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沒有蔡先生的掩護,我們的工作是無法進行的。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前後十三年,直至逝世為止。這些回憶正是這段曆史的生動寫照。

  “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這時蔡元培已是衰老病軀,難以參加更多的救亡工作,遂移居香港養病。

  蔡元培極力主張抗日救國,團結禦侮。早在1931年日軍在東北製造“萬寶山慘案”時,他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報告會上疾呼:中國應“急起直追,尚有可為,若再因循,就不可救藥了”。1934年當民族危機日亟之際,蔡元培曾在一次宴會上,對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曉以民族大義,勸其改變親日立場。他沉痛說道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隻要我們抵抗,我們的後輩也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說著,兩行熱淚簌簌而下,他把滴進湯盤的淚和湯一道喝下。這時,舉座動容,而汪精衛則局促不安。

  1936年9月,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毛澤東懇切致函蔡元培,深情回憶“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湘城講座,數聆先生之崇論宏議”的情景;痛陳了當前麵臨的曠古曠世無與倫比的亡國滅種之危機,表達了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之主張。他在信中對蔡元培近些年“發表了嶄然不同於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和“同情抗日救國事業”表示敬意,希望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持此大義,起而率先”,“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蔡元培對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與努力深表同情和讚許。1938年4月,吳玉章由歐洲回國,途經香港得與蔡元培晤談時,“他猶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陳翰笙回憶1939年5月從國外到達香港去看望蔡元培時的情景也寫到:“一見麵,他就雙手緊緊地握著我,很激動地說:‘周恩來了不起!’我當時深受感動。顯然,他這句話指的是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同誌促成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績。”這些都表達了這位老人真切愛國、以民族大義為重的拳拳赤子之心。

  蔡元培雖息影香港,但仍關心中研院院務,尤以國事為念。1939年7月,他當選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第二屆名譽主席。12月,他為該會撰寫會歌,一曲《滿江紅》直抒胸臆:

  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概不問,領土大小,軍容贏詘。文化同肩維護任,武裝合組抵抗術。把野心軍閥盡排除,齊努力。

  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禦強敵。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獨立寧辭經百戰,眾擎無愧參全責。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蔡元培晚年痛感國難深重,國事多艱,加上生活清苦,營養欠佳,日見衰老。這一年途經香港的劉海粟拜望他時,曾勸他為國珍重:“中國很需要您這樣的老前輩。”蔡元培也動情地說你的好心我謝謝!現在大片國土淪喪,人民流離失所,當權者對救國大業是包而不辦,我老了……憂慮沉痛之心情可見一斑。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因病在港逝世,終年73歲。

  斯人長逝,舉國哀悼。毛澤東在唁電中,以“學界泰鬥,人世楷模”高度評價了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在延安各界代表舉行的追悼大會上,周恩來的挽聯高度概括了蔡元培的畢生事業:

  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

  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這是對蔡元培一生的高度概括和崇高而公允的評價。

  (《中共北京黨史人物傳》,中央黨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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