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十四章 毛澤東對外開放的思想探析

　　在我國，對外開放是相對於封建時代後期的閉關鎖國而言的。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同一個國家與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緊密關聯著的，也是近代世界曆史潮流所要求的。近些年有的論者把毛澤東晚年失誤絕對化、擴大化，進而認為在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上他是搞閉關鎖國的，甚至冠以“封建”倒退一類的字眼。其實大謬不然。雖然毛澤東晚年的嚴重失誤曾使我國一個時期在政治經濟和科技文化發展上處於封閉狀態，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損失，但縱觀他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應當說恰恰是他奠立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指導思想，他的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主張和做法，推動了我國與世界的交往。在深入擴大對外開放的今天，認真研究毛澤東在這一方麵的思想和實踐，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當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還行進在艱難的長征途中時，毛澤東率領這支奇異的隊伍登上了夏日的岷山，他極目遠望，麵對那橫空出世、閱盡人間春色的莽莽昆侖，思緒萬千。他征塵未洗，慨然命筆，一曲《念奴嬌》，直抒胸臆：“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後來他對此加了一段說明：“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民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作為一位詩人，毛澤東有著豐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觸景生情，浮想聯翩，遨遊在詩的王國裏；作為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又往往在他的優美的詩章裏，透露出自己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抱負。上引詞句，可謂充分表達了他放眼世界的恢宏氣魄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還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己任。他處在新舊潮流交替的社會大變革時期，具有強烈的開放意識和奮進精神，他痛恨那種用“閉鎖一個洞庭湖”的做法，不給青年人用武的餘地。他發起組織新民學會，激勵會員要立誌“向外發展”，主張大留學政策，組織留法勤工儉學，並計劃組建遊俄隊，遊曆“世界第一個文明國”蘇俄，學習世界各國的進步思想，尋求改造中國的科學真理。他反對封閉的、落後的部落思想，主張取世界主義，謀全體人類的幸福，認為：“世界主義，願自己好，也願別人好，質言之，即願大家好的主義”。隨後他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則明確把這種世界主義稱作社會主義，並說：“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的。”可以說，毛澤東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之後，就始終認定中國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同世界各國有廣泛的聯係，取得國際的援助，同時又對世界事務作出自己的積極貢獻。這是毛澤東觀察和思考問題的一個重要思路，它貫串於他一生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之中。

　　由於中國革命走的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特殊道路，在兩種政權的長期對峙中，革命政權是處在嚴酷的農村遊擊戰爭環境中，因而很難實現和外部世界的有效接觸與交往。即使這樣，在毛澤東主持下，也力求打破封鎖，製定正確的外交政策，爭取發展與外部世界的交往。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和《對外宣言》，明確規定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宣布中國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宣布一切與反革命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無效”。表明了中國人民在對外交往中的原則立場。同時又明確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並不反對與世界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重新訂立完全平等的條約。在蘇維埃區域內，這些國家的人民在不違反蘇維埃一切法令條件之下，可以有經營工商業的自由。這表明即使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政權仍然是主張對外往來的，而不是自我封閉。

　　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活動的日益猖撅，極大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也發生了極大變動。這時中國革命大本營已轉移到陝北，中國共產黨也已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穩定的第一代領導，因而有可能根據形勢的變化深入研究黨的對外政策。1936年深秋，毛澤東在保安的窯洞同美國記者斯諾探討“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的問題時，就充分表達了黨對發展與友好國家交往的願望和基本主張。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根據世界局勢的變化，在政治策略上，提出了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思想。他認為日本的侵略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蘇等國，是這些國家的共同敵人，因而能夠組成一個包括不同類型的國家，即反戰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黨對這些友好國家都采取歡迎的態度。他特別強調，在中國抗戰實現後，英、美等國如能對中國抗日力量提供切實的援助並對日本進行封鎖，“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和英國人民之間將會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誼和同情”。同時毛澤東在談話中還闡述了中國共產黨與友好國家發展經濟合作的主張，他說，如果中國取得真正獨立和民主之後，“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四億五千萬人民生產和消費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國人來管的事情，而必須要許多國家來參加”。“中國將同友好國家商訂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條約”。“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人民政府對“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隻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全國範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而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則“一概不予承認”。等等。而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更明確地提出：“中國與世界緊密聯係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早已不能閉關。”這些論述，雖是初步地但確是比較清晰地勾勒了在政治和經濟活動領域內黨的對外開放的構想和政策，也大體展示了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輪廓。

　　實行對外開放，就有一個學習外國、如何對待外來文化的問題。1940年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正確而深刻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從而為對外開放奠定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他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這就是：“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在這裏，毛澤東強調了大量吸收外國進步文化的必要性。但是，對待外國文化又必須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說：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這是對待外國文化應取的正確的學習態度。毛澤東堅決反對了所謂“全盤西化”和形式主義的錯誤傾向。他嚴肅指出，前者，實際上是屬於奴化思想的文化，是極端錯誤的；而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也是有害無益的。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已深刻地表達了他後來所概括的“洋為中用”的思想。

　　毛澤東上述對外開放的思想，在抗戰時期我們黨所處的環境中具備了一定的付諸實踐的條件。這不僅在敵後抗日政府製定的法規中有相應的明確規定，如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就有“在尊重中國主權與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遊曆，參與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等”的條款，而且在這期間還聘請了一些外國友好人士擔任八路軍的電訊和廣播技術顧問，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幫助下，成立了延安工業合作事務所，發展邊區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還聘請英國人喬治·何克在甘肅山丹創辦培黎學校，培養工業技術人才。這些都表明中共與外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的誠意。同時，經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國際問題研究室、外文書籍編譯部和外國語學院，以便更有效地了解外國和培養外交人才。此外，還在國統區集中一枇黨的外交幹部，積極從事對外聯絡工作，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同情和援助。當然，我們黨在對外工作中，首先是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爭取同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等國的友好交往，也同樣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一個重點。當時，為了打破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為了“增進中美兩大盟邦的團結，並加速最後戰勝日寇的進程”，在重慶的周恩來曾多次向美國官方人士表示，歡迎美國政府派代表訪問延安和敵後解放區。我們黨希望並相信通過實地考察，“會使美軍統帥部對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團結抗戰、實行民主的政策，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力量，獲得真實的了解，並據以決定正確的政策。”經過許多周折，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得以成行。這是美國官方的代表第一次訪問延安。中共中央對此十分重視，這時發出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把這次訪問看做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強調我們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須站穩民族立場，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應放在擴大影響和爭取國際合作上麵，“我們一方麵應加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麵要學習人家的長處，並善於與人家合作，決不是懼外。”並在發展對外經濟合作方麵規定：“在雙方有利的原則下，我們歡迎外國投資與技術合作。”

　　這時，毛澤東對發展同美國的交往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在修改《解放日報》歡迎美軍觀察組的社論時，熱情地加上了“戰友們”的親密稱呼，並稱這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毛澤東在同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的多次談話中，不僅表達了在抗擊日寇中中共軍隊將與美軍積極合作的願望，而且更多地涉及戰後中國的形勢和美國應采取的對華政策問題。他明確表示：中美利益是相互聯係的，有共同的地方，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政治上、經濟上合作共事。他深刻估計了戰後國民黨政策走向，指明戰後中國存在著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極大危險性，希望美國不要片麵援助和支持一個腐朽無能、失道寡助，僅可與當年北洋政府並論的國民黨政府，希望美國政府對國民黨、共產黨采取正確的態度和政策，促進國民黨內部的改革，避免內戰。他通過對大量事實的分析後指出，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對各方麵來說，都將是有益的；與國民黨比較而言，共產黨是更容易合作的。他在談話中還表達了發展中美經濟合作的願望，指出通過外國資本的援助是實現中國工業化的一個重要條件。他特別指出，在中國工業化的問題上，“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關聯的。他們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不久他在同美軍觀察組負責人包瑞德上校的談話中還提出，如果美國政府同意，他將和周恩來一起或單獨訪問美國。這些都體現了共產黨人願意發展中美友好合作關係的善良願望。當時，觀察組成員根據廣泛的實地考察，向美國國務院寫了大量報告，比較客觀地介紹了解放區的實際情況，斷定未來中國的命運將掌握在受到人民廣泛而積極支持的共產黨人手裏，要求美國政府“不能無限期地擔包一個政治上破產的”國民黨政權。但是，美國決策者的對華政策出於帝國主義利益和意識形態的考慮，最後選擇了“扶蔣反共”的錯誤道路。美國決策者這個錯誤而又是必然的選擇，導致了在一個長時期內關閉了同中共及隨後誕生的新中國的交往的大門。這就是後來美國某些研究者所稱的一次“在中國失落的機會”。

　　綜上可知，在革命戰爭年代，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上，毛澤東就是明確反對自我封閉，主張對外開放的。雖然毛澤東這時還沒有提出對外開放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對外開放的內涵和原則是明晰的，從而為新中國的對外交往奠立了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

　　二

　　新中國成立伊始，在國際關係上，毛澤東明確宣布了“一邊倒”的方針，即表明“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的”。這在當時國際上存在兩大陣營尖銳對立的格局下，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對新中國采取敵視和封鎖政策的情勢下，實行這一方針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在這個問題上，那種把“一邊倒”方針與自我封閉混同起來的觀點，顯然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但因此而認為“一邊倒”隻是一種政治方針或政治態度，而不是外交政策，也是有失偏頗的。誠然一邊倒“的宣布，確是表明了我們鮮明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方針，打破了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幻想，也消除了國內某些人要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幻想。但同時又必須肯定一邊倒”確是當時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麵，隻不過它不是對外政策的全部，不能加以絕對化的理解。

　　建國初期，當時任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在一次關於外交問題的重要講話中，就全麵闡述了毛澤東外交政策的思想，指明我們要在政治上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關係，實行“另起爐灶”的方針，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這是對於發展同東西方外交關係都同樣適用的一條重要原則。在這個講話中，周恩來在闡明“一邊倒”外交方計的同時，還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即先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軍事、經濟以及文化領域中的殘餘勢力清除掉再建立外交關係。這正如1949年2月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米高揚，談及新中國對外關係總方針時所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髒了。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從各個角落以至門窗縫裏，把那些髒東西統統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幹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來”。這表明，我們在首先同民主陣營國家發展外交關係的同時，還要同西方各國在內的一切國家發展外交關係；對西方國家，在堅持上述原則的前提下還是要請客的，而且在客未請或請而未來之前，還可以“互通有無”，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同外國做買賣。所以，“一邊倒”的方針決不意味著關閉同西方的往來，恰恰相反，這時中國的大門卻是被美國的禁運政策所封鎖。這正如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寫的《“友誼”，還是侵略？》一文所揭露的：“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在那裏‘仍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我們隻要認真研究毛澤東在建國前後對新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思考，就會清晰地看到，他十分注意從實際出發，把原則的堅定性同策略的靈活性巧妙地結合起來，善於利用矛盾，區別對待，多方位、多層次地發展和擴大對外關係，盡可能地為新中國的建設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條件。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論述黨在全國勝利後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時，指出我們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估計到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因此，“隻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但即使這樣，“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隨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他在論述“一邊倒”的主張之後，同樣明確地提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隻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並不反對任何人。”並且確信在革命勝利之後，我們不但有生意可做，而且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些外交方麵基本政策的重要構想，建國後在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中都有了相應的規定。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後，在同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國家以及一些民族獨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後不久，就在英國、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和荷蘭等資本主義國家承認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分別同這些國家建立了不同級別的外交關係，同時還盡最大可能地同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關係。對於後者，毛澤東也給予了充分的重視，他在1949年12月訪蘇期間，曾兩次就對外貿易問題致電中央，提出要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在蘇聯是第一位的情況下，要準備和波、捷、德、日、美各國做生意，還特別提出注意統籌蘇、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緬、越、羅、澳、加、日、美各國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種類及數量。當時，我國同西方國家政府間經濟合作難以實現，我們采取“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西方不肯投資，就設立華僑投資公司，吸引僑資。1953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技術一邊倒”錯誤口號的指示，指出技術問題不同於政治問題，不存在階級和陣營的區別，“在技術上並不存在不是倒向這邊就是倒向那邊的問題。”學習蘇聯，但“並不排斥可以吸收資本主義國家中技術上某些好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同時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采取靈活的策略，以打開同西方國家友好往來和經濟合作的局麵。由上可見，建國後毛澤東仍然是十分重視發展對外往來的，他著眼於新中國建設的需要，致力於發展同不同社會製度國家的往來。

　　但是，新中國發展同不同社會製度國家之間的往來麵臨著重重障礙，障礙來自美國在一個長時期內堅持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在當時政治格局下，美國的這種對華政策在西方起了惡劣的帶頭作用。為了打破美國的封鎖，毛澤東以他高超的鬥爭藝術，在首先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合作關係的同時，對西方世界則靈活而巧妙地把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政治與經濟、官方與民間，加以區別對待，多渠道、多層次地發展和擴大對外往來。這樣，就使新中國贏得越來越多的朋友，同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不同層次的合作關係，有力地打擊了美國政府的對華封鎖政策。毛澤東這種廣泛的國際合作、對外開放的思想，正如他在1954年8月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的談話中所表示的：“一要和平，二要通商”，是我們發展與不同社會製度國家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他說我們和你們也可以合作，“我們這類國家，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而不是國外市場。”這並不是說不要國外聯係，不做生意。不，需要聯係，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表達了願意同包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封建王國在內的一切國家和平共處，在經濟上政治上合作的願望。

　　盡管由於美國奉行對華門戶封鎖政策，導致了中美關係長達20餘年的非正常狀態，但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毛澤東仍采取積極的步驟以期實現中美之間政治經濟交往的正常化。他深刻了解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意義。早在建國之前，當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南京的時候，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這裏並試圖與我方接觸，毛澤東、周恩來等對美方的這個信息是重視的，當時曾派黃華以南京軍管會外國僑民事務處處長的身份與司徒會晤，表達了我們希望美國從此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改變對華政策，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建立中美關係的願望，並歡迎他按慣例北上參加燕京大學畢業典禮和過生日。但是，當時的美國政府仍然堅持敵視中國共產黨的立場，致使這次微弱的聯係很快便被其掐斷了。而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對新中國實行的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包圍和經濟上封鎖，並且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更加變本加厲。麵對這一險惡的情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以大無畏的精神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同時，又對國際形勢及其走向作了縝密而冷靜的分析。1951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對朝鮮戰爭宣傳應注意之點的電報稿上，刪去了原有的“帝國主義發動世界戰爭的狂妄打算已遭受嚴重的打擊”這句話，並在旁邊加了一句批語美國並沒有準備在目前發動世界戰爭。這個判斷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它對於我們黨對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國際問題的決策是有重要意義的。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之後，毛澤東就開始考慮與美國緩和關係，並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作了許多努力。1954年1月，毛澤東就通過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透露了這個信息，他表示，我們也願意同美國合作，隻要美國願意。後來經過中國政府的努力和許多國家的促進，從1955年8月開始，中美兩國先後在日內瓦和華沙舉行大使級代表會談，結束了中美雙方不接觸的局麵。這次會談前後延續了15年之久，雖然沒有在實質性問題上取得任何進展，但在中美關係非正常化的情況下，為兩國開辟了保持某種接觸和溝通意見的渠道，仍然是有意義的。

　　這時毛澤東注重發展新中國的對外往來，反映了他的對外開放思想。他不僅認為要廣泛發展同各國的政治經濟合作，而且明確提出要學習外國的長處。在他看來，向外國學習，不僅要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也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不僅要學習他們先進的技術科學，而且要研究和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文化方麵的一切有用東西。1954年，在我國製定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的過程中，毛澤東就研究了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各國憲法，並要求政治局委員和在京中央委員“抽暇閱看”，而指定閱看的內容就包括“法國一九四六年憲法”，並特別注明它“可代表較進步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製憲法”。他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曆史上沒有地位。”當時周恩來也指出，作為剝削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製度我們不能學，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麵來發現問題。”1956年，當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問題被揭露出來後，毛澤東就曾指出，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裏，就包含著對社會主義國家領導製度存在的弊端和借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深沉思考。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對於學習外國、擴大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思考，在1956年以後，就成為他提出要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一曆史性任務的一個重要方麵。1956年是新中國曆史發展的關鍵的一年，又是國際上風雲驟起的多事之秋。毛澤東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深刻論述了我國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他從指導思想的高度上談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他指出：“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他強調，任何國家和民族總是有優點和缺點，任何時候都不能隻提一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如果隻說一點不說兩點，就叫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要放下架子，拿出勇氣，敢於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他特別指出，即使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還要堅持革命立場，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一萬年都要學習。因此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並明確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他提出，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在這裏，實際上是把對外開放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針提了出來。此後，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雖然經曆了嚴重的曲折和失誤，但在這方麵還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如在這一年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他就提出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並在設想可以開一些私營工廠的同時，還可以允許境外投資，華僑投資20年、100年不要沒收。他在1956年一次聽取匯報時專門談到派留學生出國學習問題，他說：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隻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他還教育大家不要守舊，拒絕接受外國先進的東西，他風趣地說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輪船代替？為什麽人們不喜歡舊茅廁，要有抽水馬桶？飛機、汽車、坦克哪一樣是民族形式？這是說，要提倡進步，反對保守。1964年6月，國家經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參照美、英、法、日等國的經驗，在一部分工業、交通企業中試辦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效。60年代初期，蘇聯單方麵撤走專家，中斷經濟援助，給我國經濟建設造成嚴重困難。在這期間，毛澤東曾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問題。他曾對法國議員代表團說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使兩國間在商業上，在文化上互相往來。希望你們把什麽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我說，總有一天會突破這個缺口。他還甚至提出，我考慮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1965年9月30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來賓，當客人談到現代科學技術已經不為帝國主義所壟斷時，他高興地說：是嘛。全部開放，全部交流，不要壟斷。這雖然是具體指科學技術而言的，但同樣表達了他的世界應當是開放的思想。

　　毛澤東的晚年，由於思想認識上陷入了“左”的錯誤，這使得他的對外開放的主張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同時也不能不使我們正常的對外交往受到嚴重影響。但是，毛澤東在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上仍然是慎重而清醒的，在“文化大革命”正在進行的70年代，他和周恩來力排極左的幹擾，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嗣後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聯邦德國等先後正式建交，從而為今天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還應當指出，這次我國外交戰略的重大轉變，也開拓了對外經濟工作的新局麵。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同尼克鬆談話中批評了與西方貿易工作中閉關自守的錯誤做法，他說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就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在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具體組織下，形成了繼50年代引進156項目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高潮，取得了重大成效。誠然，由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的條件的限製，以及毛澤東本人對外部世界還缺乏充分的了解，這都不能不使他的對外開放思想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這是需要我們在今天新的條件下加以完善和發展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主導方麵。

　　三

　　對外開放是一項大政策，在它實施過程中必然會涉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因而要正確處理與之相關的各種關係，要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如前所述，毛澤東不僅有著明確的對外開放思想，而且對如何對外開放的問題也同樣有過很好的論述，值得認真研究。

　　首先，要正確處理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關係。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點。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針對黨內嚴重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強調“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明確提出了獨立自主的思想。遵義會議以後，這成為毛澤東處理黨同外部關係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從而使中國共產黨能夠排除幹擾，獨立自主地製定方針、政策，按中國情況辦事。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不僅依據獨立自主原則成功地處理了統一戰線內部關係，而且也在外交戰線上積累了這方麵的經驗。抗戰後期，毛澤東曾概述了中國共產黨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又說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裏已經包含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即要正確處理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關係。前麵提到的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提出的”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就生動地體現了這一原則。

　　毛澤東關於在對外關係中要堅持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辯證統一的思想，有著重要的意義。第一，這是對近代中國對外交往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體現了共產黨人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近代中國是在列強的炮艦政策下被迫開放的，是以喪失主權、備受淩辱為代價的。這種狀況自晚清開始，又為北洋軍閥和蔣介石統治時期所繼續。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就是為了結束這種悲慘的局麵，因而在處理對外事務中，既是主張對外開放的，又決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支配。抗戰時期，毛澤東就明確表示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援助，但當抗戰後期美方提出要中共接受蔣介石無理提案作為軍事援助的交換條件時，他就在與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的談話中強調指出不能指望我們付出這樣的代價，“我們不像蔣介石，我們並非必須要別的國家的支持，我們能夠挺立著像自由的人們一樣靠自己的雙腳行走。”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有成效的反對美國封鎖禁運的鬥爭，努力爭取和擴大對外交往，同時他又明確表示我們不怕美國的封鎖，我們也不急於要同美國建交，不急於進聯合國，我們奉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這些都表明，我們主張對外開放，但中國事務必須由中國做主，事關國家領土、主權問題是決不含糊的。第二，使對外開放有利於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對外開放當然包括向西方世界開放，這是兩種不同社會製度之間的交往。我國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要求我們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辯證統一，既有利於維護社會主義製度，又能為國家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外部條件。第三，體現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們的立足點。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是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國援助為輔。那種喪失信心，以為自己什麽也不行，決定中國命運的不是中國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賴外國的援助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

　　其次，要正確處理學習外國與為我所需、所用的關係。毛澤東一向重視並提倡向外國學習，不僅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他強調：資產階級的東西也要認真學，非學不可。但是這種學習不是照搬，而是要分析、研究、理解。他在1956年8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就指出：“學外國不等於一切照搬。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這就是他後來所概括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他還以曆史事實為依據，引導人們認識中外交流源遠流長，闡明學習外國應重在吸收、創新的正確態度。他以音樂為例，說：“隋朝、唐朝的九部樂、十部樂，多數是西域音樂，還有高麗、印度來的中國音樂。”他指出，演外國音樂並沒有使我們自己的音樂消失了，“而是繼續在發展”，“外國音樂我們能夠消化它，吸收它的長處”。在毛澤東看來，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由於近代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曆史，曆來受人欺負，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麵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全盤西化論”就反映了這樣的心理狀態。毛澤東曆來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強調指出，“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同樣，毛澤東也十分鄙視教條主義的學習，認為教條論是最無出息的，最可醜的。他強調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主張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長處，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國的麵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麵，吸收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這些思想，無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再其次，要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防止和平演變的關係。毛澤東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又明確指出對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在毛澤東看來，我們既要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時又不要因此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50年代中期，西方反共勢力利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的困難局麵，大力向社會主義國家兜售和平演變戰略，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這首先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注意，及時敲響了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警鍾，並提出了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誠然，毛澤東晚年由於錯誤地估計當時的黨內外形勢，使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恰當地重複“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在政治上、經濟上導致了嚴重後果，使我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處於自我封閉的狀態。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但是，就毛澤東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來說，對於我們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防止和平演變的關係卻是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新的曆史時期，就是要堅定不移、全麵準確地貫徹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形勢下，要善於抵製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58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報告的一個批語中，曾對我國實現現代化的路線作過這樣的表述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這裏雖然主要是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但同時也把爭取外援和學習外國放到了一定的位置上，應該說，這是毛澤東在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時，對對外開放——爭取外援與學習外國的一種思考。

　　四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晰的基本結論，毛澤東對外開放的思想是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內涵的。他作為一位目光遠大、思想深邃的中國必須走向世界的積極倡導者，在對外開放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以及應遵循的方針政策等方麵，都為今天的全麵開放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這一點上說，他決不是如有些人所指摘的是什麽閉關鎖國者。但也應當看到，他的這些積極的有益的探索，確未能完全在實踐中貫徹始終，而他晚年的錯誤又在某種程度上延誤了我國對外開放的進程。這種曆史的矛盾現象，隻有從對曆史的全麵把握中方能得到正確的解答，離開了曆史的真實是不能認識事物的真理的，何況有時真理與謬誤之間也僅有一步之遙。

　　新中國對外開放的願望，包括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的交往與合作，是真誠的。但這並不完全取決於這種願望的主體，而是需要能夠與之呼應的客體，要有必要的國際環境。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政府便把人民共和國視作“一個‘邪惡的’非法的政權”，悍然宣布“美國決不要承認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與此相反，美國必須創造種種條件，促使這個政府垮台”。他們還斷定共產主義理論同中國具體現實之間第一個衝突，大概會具體在經濟領域中產生，正是對華經濟關係領域中美國具有對付中共政權最有效的武器。如前所述，在中共中央派黃華以南京市政府外國僑民事務處長的身份與司徒雷登接觸的過程中，中央曾指示黃華：對於傅涇波（司徒雷登的秘書）所提司徒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而美國決策者基於上述考慮，掐斷了中美之間的一切聯係。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悍然宣布管製中國在美全部公私財產，並禁止在美注冊船隻開往中國。1951年5月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脅迫其他國家參與對我國的全麵經濟封鎖。而且美國國會還通過“巴特爾法案，竟以停止美援來挾持受援國對中國實行禁運。1952年9月，美國又操縱”巴黎統籌委員會“增設”中國委員會，以作為執行對華禁運的專門機構。它所確定的對華禁運項目竟達500種以上。1956年，美國政府還頒布不許美國人訪問中國的禁令。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70年代才開始鬆動，前後達20多年之久。還應該看到，從60年代初開始，原蘇共領導人把中蘇兩黨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單方麵中斷合作，撤走專家，脅迫東歐國家也斷絕對華往來，這使我國向蘇聯和東歐國家開放的大門也被堵死了。這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一個基本方麵。

　　正是在這樣複雜的曆史條件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在緊緊依靠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的同時，以高超的鬥爭藝術卓有成效地打破美國政府的封鎖和禁運政策，為我國的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如果不顧這種特定的曆史事實，把毛澤東誣稱為封建式的閉關鎖國者，這顯然是對曆史的無知，或是有意戲弄曆史。對此，韓素音女士曾憤然說道：怎麽不顧到曆史事實呢？是美國想閉中國的關，封鎖新中國嘛！而毛澤東、周恩來千方百計突破封鎖嘛！為什麽你們要自己往自己臉上抹灰呢？誠哉斯言。

　　誠然，毛澤東晚年的思想開始離開他自己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加上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重大勝利之後，驕傲的情緒也開始滋長起來，這就使得在路線和政策上“左”的傾向日益發展。同時，也由於毛澤東對外部世界的感性認識不夠充分，特別是對70年代以來世界發展中的新情況，新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以及世界經濟整體性的加強，等等，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和相應的對策研究。這不能不使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有著一定的曆史局限性，還沒有把對外開放看作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重要條件和巨大動力。而在“左”的思想影響下，誇大了主觀的能動性，片麵地強調自力更生，使原來一些正確的思想沒能堅持下來，甚至出現了實踐與理論脫軌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夥則把這種“左”的錯誤推向了極端，出現了所謂“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一類的笑話。這些自然對我國的對外交往和合作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但這裏應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這樣極為嚴重的全局性錯誤中，毛澤東在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上沒有改變，並且注意糾正在這方麵出現的極左思潮和做法。鄧小平曾正確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如前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毛澤東根據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敏銳而果敢地抓住時機，打開僵持了20多年的中美大門，迎來了我國第二次建交高潮。與此同時，中國對外貿易也隨之迅速發展，而且70年代還出現了我國第二次引進高潮。這表明，新中國的大門是從外麵被關閉的；當西方國家鬆動、開啟之後，中國方麵的對外開放是不會有障礙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使之成為一項更加自覺的、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20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這一思想和決策的重大意義。而在這裏，新中國的曆史將會記住，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所起的重大的先導作用。

　　鄧小平曾指出：“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就對外開放的思想和政策而言，同樣是這樣。在改革開放已成為強國之路的今天，重溫毛澤東在這方麵的論述仍然是富有教益的。

　　《教學與研究》，1993〈6〉；收入《永遠的旗幟——全國高校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毛澤東百周年紀念——全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收入本集時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