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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考

  防止“和平演變”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一個嚴峻的曆史性任務。“和平演變”戰略是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幹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之後,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形式,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從而達到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目的。防止“和平演變”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如何保持政權的問題。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前後,特別是他的晚年,一再提出並力圖解決這一曆史課題,雖然在探索中曾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但他對此始終保持的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覺,以及他提出的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永遠是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對於鞏固我國社會主義製度,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仍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

  防止“和平演變”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一個曆史性任務,對此要有高度自覺自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地球上誕生以來,一個世界,兩種製度,就成為世界政治格局的一個主要特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不僅與國內的環境緊密聯係,而且也同國際大氣候息息相關。因而,在當今世界兩種社會製度將長期共存與鬥爭的態勢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抑製來自外部的各種壓力,戰勝國際帝國主義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陰謀,就成為一個十分尖銳和十分突出的問題。

  國際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製度對立鬥爭的產物。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打破了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由此開始了兩種不同社會製度之間的對立與鬥爭。從此以後,敵視和顛覆社會主義製度成為國際帝國主義堅定不變的既定戰略。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階級利益、兩種不同的思想體係鬥爭的必然表現,是剝削階級的本性決定的。它們對社會主義國家一貫采用武力幹涉與和平瓦解的兩手策略,或是兩手並用,或是交替使用,並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轉換它們策略的重點。當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幹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的“扼殺”、“遏製”戰略屢遭失敗以後,就逐步把重點轉移到以軍事威脅為後盾,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形式,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和平演變”戰略上來。

  十月革命宣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時候,當時的英國將領丘吉爾曾提出要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掐死在搖籃裏”,並參與策劃對蘇俄的武裝幹涉。1918—1920年間,英、美、法、日等14個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勾結俄國國內反動勢力,武裝侵犯蘇維埃俄國。遭到可恥的失敗後,它們又企圖通過和平方式瓦解蘇維埃政權。列寧在始終警惕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同時,又敏銳地預見到可能出現的隱蔽的“和平”的另一條戰線的鬥爭。1920年3月29日,列寧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曾尖銳地指出:“現在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極複雜的任務:在流血的戰線上獲勝之後,還要在不流血的戰線上獲得勝利。這一戰爭更加困難。這條戰線是最艱巨的戰線。我們向全體覺悟工人公開說到這點。經過了那次我們在火線上堅持下來的戰爭之後,一定還有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改變了戰線和形式。協約國現在是用商業、用投機倒把來進行戰爭,它使這種投機倒把成為國際性的。……他們想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帝國主義者老爺們,對不起,我們正在戒備著呢!我們說:我們打過仗,我們勝利過,所以我們繼續要把曾經幫助我們獲得勝利的口號提出來作為基本口號;我們要完全保留這個口號,並把它用到勞動方麵去,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和統一的意誌。”列寧這段話的意義,不僅在於指明了存在著西方帝國主義妄圖“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的危險,而且在於極富創見地提出了抵製和戰勝這種“和平演變”的基本方針,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和統一意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富有教益的。

  從廣義上說和平演變是資產階級企圖通過他們的思想理論、價值觀念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來影響和腐蝕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一種慣用手法。特別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為一定的曆史任務而結成聯合戰線的時候,尤其是如此。在這方麵,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的曆史進程中,就積累了抵製和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企圖腐蝕與演變無產階級政黨的豐富經驗。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勝利地進行反對蔣介石“溶共”方針的鬥爭,就是一個光輝的例證。

  抗日戰爭時期,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為這個時期的主要曆史任務,在這種情勢下,經過中國共產黨的艱苦努力,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對於實現全民族抗戰無疑是有著重要的進步作用。但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從其狹隘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仍然堅持其在聯共的同時反共的基本立場。還在國共談判合作抗日的過程中,國民黨就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口號下,主張把中共吸收到以蔣介石為領袖的一個黨內,達到“溶化”共產黨的目的。而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蔣介石則進一步製定了“溶共”、“限共”和“反共”的方針。所謂溶共,就是在思想上要求共產黨“收起”共產主義,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統一政令,統一軍令”,取消邊區,取消人民軍隊,使共產黨失去獨立性,失去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為此,他們不惜采取封官許願、金錢美色以至直接幹涉等卑劣手段,拉攏腐蝕,尋找代理人。對於蔣介石的溶共陰謀,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首先,抗戰初期就及時地指出,在統一戰線建立之後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旗幟鮮明地反對了黨內出現的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否認在統一戰線中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基本事實;輕視黨領導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等。毛澤東堅決批判了這種軟弱無能的思想,尖銳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從而堅持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作用;其次,正確地說明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既肯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階級矛盾的解決也是推動主要矛盾解決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從而把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正確而巧妙地結合起來。正是在這一正確理論的指導下,毛澤東強調在抗日統一戰線中,要“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於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堅持了獨立自主放手組織人民抗日力量的方針,並對國民黨反共方麵采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再其次,在複雜的鬥爭形勢和艱巨的曆史任務麵前,強調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進行了巨大的理論研究工作,科學地闡明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指明國際國內環境決定了資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從政治思想上剝奪了國民黨反共的精神武器,並從理論上武裝了全黨。毛澤東一再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強調在領導偉大的鬥爭中學習革命理論的重要意義,他特別提出:“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正確的指導路線結出了豐碩的勝利之果。中國共產黨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的溶共陰謀,獨立自主地發展了人民革命力量,使自己不僅成為打畋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而且為人民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抗日戰爭時期溶共與反溶共鬥爭的曆史經驗,對於在新的曆史時期進行的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仍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主義超出了一國範圍,相繼在歐洲和亞洲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美國憑借其空前膨脹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以軍事遏製為主的遏製戰略,其特點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周圍建立了一係列軍事集團,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企圖遏製“社會主義的擴大和蔓延”。但是,美國在推行軍事遏製政策的同時,也開始醞釀和尋求非軍事的,即“和平演變”的戰略。1946年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喬治·凱南首先提出的遏製理論中,就包含要采取多種辦法促使蘇聯“逐步趨於軟化”。以使“俄國早日建立任何同我們所熟悉的那種私人企業相類似的製度”。這就是凱南提出的“政治性遏製”即“和平演變”的戰略。而當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美國政府為推卸其在中國失敗的責任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為此在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提出:“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在艾奇遜看來,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必然選擇的社會主義製度,都是必須予以推翻的外來的“羈泮”;而他們強加的那套東西則必須給予“鼓勵”。其辦法就是寄希望於民主個人主義者“東山再起”。從這裏可以明顯看到“和平演變”戰略的端倪,也是西方企圖和平演變新中國的最早的表露。

  當西方帝國主義采用武力手段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屢遭失敗之後,就開始轉換手法,正式形成了“和平演變”戰略。1953年1月,杜勒斯出任美國國務卿在國會證詞中說,必須用“和平的方法”,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解放”出來。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後,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爾的話說在自由國家麵前擺著用和平手段取得勝利的明顯可能性。現在存在著一種獲得勝利的高尚戰略。“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複辟資本主義製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7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要有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他們繼續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子,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長期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國取代了日本在中國的地位,中國民族獨立又麵臨著新的威脅。為了達到獨占中國的目的,美國政府在積極扶蔣反共的同時,又玩弄和平欺騙一手,企圖軟化共產黨,搞所謂“你交出軍隊,我給你官做”的把戲。對此,毛澤東深刻總結了中國人民鬥爭的曆史經驗,指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破壞人民革命事業,總是交替使用戰爭威脅和和平欺騙的兩手,諄諄告誡全黨“要有清醒的頭腦,這裏包括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好話’和不害怕帝國主義的恐嚇。”而當中國人民革命勝利成為事實,美國又把希望寄托在民主個人主義者起來從內部推翻新中國的時候,毛澤東親自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等5篇文章以新華社評論的形式批駁了美國的白皮書,集中批判了曆史唯心主義,尖銳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特別揭露了他們暗地裏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的陰謀活動,同時也批評了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對帝國主義所抱有的幻想。

  50年代中期,國際上相繼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極大警愒;而對這時杜勒斯開始大力兜售的“和平演變”戰略,毛澤東也最早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1956年,《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兩篇重要文章,對於當時引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思想混亂的問題表明了自己的原則立場,著重論述了要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無產階級專政下所犯的錯誤的問題;文章還提醒人們警惕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施行的“和平演變”戰略,指出:“我們從來認為敵人是我們最好的教師。現在杜勒斯又在給我們上課了。”“帝國主義者還是時時刻刻都想消滅我們。因此,我們無論什麽時候也不能忘記敵人同我們之間的嚴重鬥爭,這就是世界範圍內的階級鬥爭。”1958年11月,毛澤東在對各協作區主任的一次談話中,就針對杜勒斯關於和平演變的言論要求高級幹部要研究國際問題,他說: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複辟,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爭方法所達不到的侵略目的。1959年11月,他在杭州召開的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印發了杜勒斯講“和平演變”的幾篇演說,要大家看。他說,杜勒斯講他們要以什麽“法律和正義”來代替武力,又說“在這方麵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毛澤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我們要提高對西方國家將采用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警惕性。此後毛澤東還多次講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問題,他反複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他特別指出,我們國家也不太平,還有貪汙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上述可知,當50年代杜勒斯剛一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時,毛澤東就首先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及時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敲響了防止和平演變的警鍾。曆史和現實表明,自杜勒斯以後,美國曆屆政要人物,包括肯尼迪、尼克鬆、裏根和布什,都一直奉行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雖然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對“和平演變”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論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鬆的“不戰而勝”戰略,或是布什的“超越遏製”的新戰略,究其實質都是一樣的。在新的曆史時期,正如江澤民在慶祝國慶40周年講話中指出的:西方敵對勢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暫時困難和實行改革的機會,進行滲透,施加影響,支持、收買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培養對於西方的盲目崇拜,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特別是在國際上出現的新的右傾投降主義的配合下,西方的“和平演變”愈演愈烈,並在東歐以至蘇聯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得逞。在那裏,共產黨的領導被取消,社會主義製度被顛覆,70餘年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毀於一旦。而在中國,自毛澤東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40餘年間,盡管經受過來自“左”的和右的曲折,但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經過全黨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西方預言家的夢囈一次又一次破滅。

  這裏應當著重指出,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是同他一貫致力於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如何鞏固政權的問題緊密聯係在一起。

  防止“和平演變”,實際上就是要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製度,防止黨和政權自身的蛻化變質。建國前夕,毛澤東鑒於黨將麵臨的新的情況,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告誡全黨:在革命勝利之後,必須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要“準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采用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興妖作怪”的策略。隨後不久,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時著重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毫無疑問,防止“和平演變”,就是要堅持和維護這個主要綱領。在我們長期麵臨著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曆史任務中,加強政權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都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任何企圖把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納入西方政治的模式,都隻能是適應西方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都是完全錯誤的。

  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是使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重要保證1964年以後,毛澤東把防止“和平演變”問題正式提上日程,並提出了一係列應采取的措施,積極開展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這時他考慮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如何使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特別提出要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

  在如何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問題上,毛澤東最早提出要反修防修的任務。早在1957年,他就針對當時國際國內的問題,指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又說:“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這裏,從一般意義上說,毛澤東對修正主義思潮的判斷基本上是準確的,特別是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這種修正主義思潮的危害,是要導致複辟資本主義製度,也是十分深刻的。到了60年代初期,毛澤東就幾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問題,誠然,毛澤東在60年代提出警愒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時候,他對什麽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恰如其分的解釋,相反還把黨內不同意見,把一些反對“左”的錯誤做法的正確意見當成了修正主義,甚至把一些屬於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的東西,也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這就使他對當時黨內狀況的估計越來越陷入了“左”的錯誤。這是值得永遠記取的深刻教訓。但是,應當肯定,毛澤東把警惕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作為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製度複辟的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提出來,是很有預見的。

  應當看到,國際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嚴重的外部威脅,是造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蜣變的外部原因。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曆史經驗表明,敵對勢力要從外部搞垮我們這個黨,並不是那麽容易的,但如果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和腐敗變質分子而不加以製止的話,這種來自內部的危險就可能對黨構成直接的威脅。毛澤東曾多次講過,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可是共產黨可以把共產黨打倒。這就是指堡壘是有可能從內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圖謀能否得逞,最終是取決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因素,而其中具有決定作用的是黨的領導層特別是中央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正如毛澤東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所強調的: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還是在於執政黨的高層領導。關於這一點,西方帝國主義是充分估計到了。它們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千方百計地在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高層領導中,尋找和培植他們的代理人,把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一再表明,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將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多麽嚴重的危害,如果說,第二國際後期出現的修正主義思潮危害的實質,是使一批無產階級政黨蛻變為本國資產階級的附庸,那麽,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勝利的曆史條件下,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危害的實質,就是使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蛻變為資本主義製度,使社會主義國家全麵倒退。毛澤東當時在國際上提出反修任務時,確是敏銳地看到已經出現的修正主義思潮將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嚴重的危害,把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同複辟資本主義的後果直接聯係起來。後來,他在喚起全黨警惕出修正主義時,也往往把修正主義同複辟資本主義看成是一回事,認定修正主義分子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他在1964年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時就說過什麽叫修正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雖然這時毛澤東對修正主義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內涵缺乏科學的界定,以及對具體對象的判斷和因此而進行的人為的鬥爭也都是錯誤的,但應當肯定,他發動和領導反修防修鬥爭的出發點是好的,特別是他指明黨的領導層出修正主義是最危險的,它會使黨蛻化變質、整個國家改變顏色,會導致資本主義製度複辟的嚴重後果,確是十分深刻、切中要害的。這已為20多年後國際上出現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右傾機會主義思潮侵蝕下被演變的現實所證明。雖然,毛澤東沒有看到90年代蘇聯演變的最終結局,但表現了他在這個問題上深邃的曆史洞察力。毫無疑問,毛澤東一再告誡要防止黨內出問題,特別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保證執政的共產黨的領導權牢固地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裏,這是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一項帶有根本意義的戰略措施。列寧曾經從無產階級所肩負的曆史使命的高度出發,提出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要有一個”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否則,無產階級事業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前夕也提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他說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他強調指出,這些幹部和領袖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毛澤東的這個論述,對於黨的幹部和領導集團的要求具有普遍意義。50年代中期,毛澤東總結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政治風潮教訓時曾指出,我們黨有成百萬經過長期考驗的幹部,”東歐一些國家不很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這樣一套幹部。我們有在不同革命時期經過考驗的這樣一套幹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這些都說明擁有堅強的、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幹部隊伍和領導核心,對於黨的事業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誠然,應當承認,黨的幹部隊伍的結構和狀況,不僅會隨著自然規律的作用而發生變化,而且在諸如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等新的曆史條件下也會帶來新的問題。近年來蘇東一些國家劇變的事實告訴我們,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滲透和壓力下,在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過程出現嚴重困難或挫折的情況下,以及在發展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共產黨內部的右傾思想可能抬頭,甚至發展成為機會主義思潮,這種機會主義思潮如果在黨內高層領導中占了上風,就會屈服於西方帝國主義和國內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壓力,逼迫黨改變自己的原則立場,一步一步地放棄自己的陣地,去適應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需要,最後使黨和國家改變性質。正因為這樣,毛澤東關於警惕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的告誡,對於我們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方向,都具有警笛長鳴的重要意義。

  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繼承了毛澤東這一重要思想,注重加強黨的領導核心特別是中央的領導集體的建設。鄧小平十分強調建設一個為人民群眾所信賴的、堅強的領導集體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個堅持,這不能動搖,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這是個根本問題。當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確立時,他就對新的中央領導同誌講,新的常委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隻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隻要它是團結的,努力工作的,能夠成為榜樣的,就是在艱苦創業反對腐敗方麵成為榜樣的,什麽亂子出來都擋得住,“這是最關鍵的問題。國家的命運,黨的命運,人民的命運需要有這樣一個領導集體。”他在南方講話中進一步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這確是十分深刻地指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加強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具有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如何保證老一代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後繼有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毛澤東考慮防止“和平演變”的具體措施的一個重點問題。

  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他說: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麽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就在這次講話中,他還具體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當具備的條件。隨後不久,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中,又發表了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重要論述,他指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他要求全黨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實際上把培養接班人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問題,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要求培養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馬克思主義的領導骨幹。雖然毛澤東在論述這個問題時還留有“左”的痕跡,但從總體上說,他提出的這些重要思想,確是指明了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至關重要的根本大計,是防止“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保證。

  正如毛澤東所強調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他特別指出,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革命接班人的問題,不僅具有長遠意義的極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個現實的緊迫任務。

  毛澤東還總結了國際的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要具備的條件。這主要是:第一,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第二,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第三,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第四,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製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第五,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這裏,毛澤東提出接班人要是馬列主義者,要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要團結大多數,要發揚民主作風,要自我批評等五項條件,是有機聯係的一個整體要求,是對堅持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骨幹的基本要求。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夠始終堅持馬列主義,是革命接班人條件的核心內容。馬列主義是中國革命惟一正確的指導思想,這已為中國革命的全部曆史所證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同樣需要馬列主義作為指針,因為馬列主義也就是科學社會主義,離開了馬列主義的指導,就不會有正確的社會主義實踐。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也隻有依靠馬列主義這一理論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毛澤東十分強調青年人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觀點,“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所以他反複教育幹部要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馬列主義的,不搞修正主義。第二,強調要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具備的政治品格。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根本標誌。我們黨的性質決定了共產黨人必須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黨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前後,毛澤東充分意識到在執政的條件下黨所麵臨的嚴峻考驗,不斷告誡全黨要警惕由人民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危險。而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計到新的一代的生長環境,有可能淡忘和背離老一輩所培育的革命傳統。所以,毛澤東十分重視對年輕一代的教育,他在1963年同一個外國代表團的談話時就說過:現在我們的年輕人不知道過去的困難,沒有經過階級鬥爭的鍛煉,要靠老一輩的人把過去的經曆告訴他們,對他們進行教育。在毛澤東看來,是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是搞馬列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第三,特別提出革命接班人還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風和道德品質,這主要是善於團結大多數人,有民主作風和自我批評精神。這對一個領導骨幹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條件。正如列寧在晚年批評斯大林性格弱點時所說的:“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麵同斯大林一樣,隻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誌,少任性等等。”由於種種原因,使列寧的遺囑未能實現。後來的事實發展證明,斯大林所犯的錯誤確是同他在這方麵的缺點緊密相關的。所以,作為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條件,是應該考慮他們在未來履行領導職務所必須具備的思想作風和道德品質的。

  毛澤東在具體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後還強調指出:“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其基本精神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遺憾的是,由於這時“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使這些本來正確的主張沒有能夠正確地貫徹下去,相反地卻采用了個人選定接班人等錯誤做法,造成了與主觀願望相悖的嚴重後果。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一方麵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糾正個人選接班人等的錯誤做法;另一方麵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培養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正確主張,繼續把培養和選拔接班人,加強後備幹部隊伍建設作為反“和平演變”的一個根本戰略措施,作為他們退下來之前要完成的最主要的、第一位任務來對待。鄧小平指出:“我們曆來講,這是個戰略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中國的穩定,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要有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性強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證。”陳雲也指出:“隻要把幹部隊伍的交接班問題解決好,我們黨的事業就一定會後繼有人。”他強調:一方麵要大膽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幹部,一方麵又要嚴格把好政治標準這一關。德才相比,我們要更注重於德,就是說,要確實提拔那些黨性強,作風正派,敢於堅持原則的人。這些重要思想,對於我們黨在新的曆史時期順利實現新老交替,造就一批經得起執政、改革開放和反“和平演變”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起了強有力的保證作用。

  當今世界,風雲變幻。在這種情勢下,培養造就革命接班人,使將來黨和國家的領導繼續掌握在能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裏,已成為保證我們國家繼續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最終粉碎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陰謀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江澤民根據新的曆史條件,提出各級幹部應當具備的素質:一是具有履行職責所需要的馬列主義的理論功底,懂得中國國情,注意理論聯係實際,努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是堅定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正確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自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經得起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不迷失方向;三是堅定不移地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有開創新局麵的信心和決心,有為實現黨中央提出的戰略目標而百折不撓地奮鬥的勇氣和能力,做到勝不驕,敗不餒,知難而進,臨危不懼;四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係群眾,走群眾路線,發揚黨的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做到在酒綠燈紅、紙醉金迷麵前不為所動,拒腐蝕,永不沾;五是貫徹民主集中製原則,胸襟開闊,有全局觀念,善於團結同誌,特別是能夠團結有不同意見的同誌一道工作,有領導和組織才能。這五條,既是對幹部素質的要求,也是培養造就接班人的目標。這是在新的曆史時期,對毛澤東關於培養造就革命接班人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構築社會主義中國防止“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的戰略措施。

  要防微杜漸,防腐拒變,保持人民政權的純潔性

  如何防止黨和國家各級幹部脫離群眾,蛻化變質,防止幹部隊伍中腐敗現象的滋生,是毛澤東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也是他最為擔心的一個問題。

  廉潔奉公、艱苦奮鬥,是共產黨人的本色,是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體現,也是黨所以能夠依靠群眾去奪取勝利的一個重要的自身作風的保證。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注意清除自身滋生的各種腐敗現象,永遠保持自己應具有的優良作風。早在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就向全黨發出關於堅決清洗貪汙腐化分子的《通告》,這是迄今看到的我黨最早的反對貪汙腐化的文件。通告指出在當前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會有一些投機腐敗分子混入革命隊伍,“一個革命的黨若是容留這些分子在內部,必定會使他的黨陷於腐化,不但不能執行革命的工作,且將為群眾所厭棄”。並指出當時各地發現的貪汙行為“不僅喪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為普通社會道德所不容”。為此要求各級組織,“迅速審查所屬同誌,如有此類行為者,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在黨中,使黨腐化,且敗壞黨在群眾中的威望”。在革命戰爭年代,對於革命隊伍中出現的違法亂紀、腐畋變質分子,黨都給予了堅決的處理,保持了黨、軍隊和根據地政權的純潔性,維係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係。

  毛澤東十分重視包括艱苦奮鬥在內的黨的作風建設,對於黨內出現的腐畋現象,嫉惡如仇。1938年4月,毛澤東曾生動地講述了在同國民黨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鬥爭中,建設優良作風的重大意義。

  他說,為什麽全國人民特別喜歡共產黨呢?第一,因為他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終堅持了這個方向;第二,因為他有一種作風,一種奮鬥的習慣。他對於每一個黨員,除了教育他們堅持政治方向以外,還要他們有一種作風。在這裏,毛澤東明確地把黨風作為實現黨的路線的保證,而二者又是使人心向我的具有同樣重要的基本因素。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著名史論《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300周年。在這部論著中,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了1644年李自成率起義軍進入北京以後,因為勝利而驕傲,生活腐化,以至於翌年陷於失敗的曆史教訓。此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並列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毛澤東對郭文極為重視,4月12日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特意推薦,他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年11月21日,他還給郭沫若寫信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並希望他能繼續寫總結太平軍經驗的文章。這時,革命勝利的曙光僅是初見端倪,毛澤東就敏銳地提出這個問題。

  因勝利而驕傲,因舒適環境而滋生享樂腐化思想,這在古今中外曆史上並不鮮見,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說也仍然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曆史課題。對於這一點,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的,而黨外一些有識之士也提出過善意的勸告。1945年黨的七大閉幕之後,毛澤東在延安同黃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作了長談,黃炎培提出希望中共諸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其興也浮,其亡也忽”的周期律的支配,當時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回答說:我們已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後來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又提出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著名警告,他說,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誌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麵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就實際上把黨執政後反腐蝕的問題提到了全黨麵前。

  在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年)中,曾記述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1949年3月23日上午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進北平的情景。書中寫道:

  臨行前,毛澤東和周恩來興奮地談笑著。周恩來對毛澤東說:“多休息一會兒好,長途行軍坐車也是很累的。”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很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麽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的確,執政是一個嚴格的考試。執政使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過去在戰爭年代做一名共產黨員,意味著要隨時準備為革命獻身,而在執政的情況下做一個共產黨員,則不僅意味著獻身,而且還在實際上意味著一定的權利。這就是說,執政黨的地位,是會使一些黨員和黨員幹部不像過去那樣容易體現一個共產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如果共產黨員,特別是擔負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對此不謹慎、不警惕,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和監督,就有可能在群眾麵前作威作福,嚴重脫離群眾,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謀一己私利,以至蛻化變質。這正如陳雲在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中所指出的:“大家是為革命來的,還是為做官來的呢?回答這個問題也容易。起初是幹革命來的,以後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後來官越做越大了,味道也越來越大,有人就隻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勝利了的國家裏頭,有電影、有照片,開會時熱烈鼓掌,閱兵時可威風啦。火車站歡迎的時候,送鮮花,夾道歡呼。物質享受是很具備的,很可以腐化。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

  對於執政後一些共產黨員可能經不住和平環境的考驗而腐化變質的危險性,黨的其他領導人也都給予了充分的注意。劉少奇在1948年12月的一次講話中就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在1957年4月也指出:“我們一旦取得全國政權,就帶來一個危險,就有一些人可能會被糖衣炮彈所腐蝕,被勝利衝昏頭腦,滋長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甚至會出現個人野心家,背叛群眾。這方麵的危險是隨時存在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警惕。”

  事實上,建國後的一個時期,在執政的環境中,黨麵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革命隊伍中確有少數人出現嚴重的蛻化變質傾向。對此,毛澤東從對人民負責、桿衛人民政權性質的高度,敏銳地抓住這個問題,及時地通過“三反”、整黨等鬥爭,製止住了這種腐敗現象,保持了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使黨經受了執政的考驗。在這次建國初期的反腐敗鬥爭中,毛澤東嚴肅地把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他指出:“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汙犯,對中小貪汙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七屆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七屆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他為這場鬥爭製定了“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的方針,要求各級黨政主要領導,以身作則,站在運動前列,做好發動群眾工作,主動公開檢查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鋪張浪費等錯誤。為了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幹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薄一波回顧這一鬥爭時曾提到,當時在處決大貪汙犯劉青山、張子善問題上,有同誌考慮劉、張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希望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當薄向毛澤東轉達這一意見後,他明確表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隻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薄寫道由此可見毛主席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所下的決心和所做的深思熟慮,他當時的心禺完全傾注在如何維護黨的事業上麵,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錯誤幹部的多數上麵,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幹部的腐化上麵。嚴懲劉青山、張子善的決定的果斷作出,實際上是再一次用行動向全社會表明:我們黨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會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

  在毛澤東看來,腐敗現象本身就是和平演變的一種表現,他甚至認為,資產階級糖彈的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因而對懲治腐敗現象毫不手軟。他始終堅持不懈地同黨內諸如貪汙受賄、以權營私、蛻化變質等腐敗現象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他曾經用“懶、饞、占、貪、變”五個字,形象地揭示了一個幹部發生蚊變的規律。他極力尋求克服陰暗麵的方法,並為此作了種種嚐試,由於當時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甚至走向了反麵,但他在這方麵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認真研究和學習的。

  十月革命前夕,列寧曾說過我們不知道,我們勝利後是不是會出現暫時的反動時期、暫時的反革命勝利時期,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所以我們勝利後一定要挖上‘三道戰壕’來防止這種可能性。今天,列寧的這個預言不幸而言中。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曆史大倒退固然有外部因素,但根本原因在於自己主動撤銷了這“三道戰壕”,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教訓。當前,我們是在一個極其複雜而嚴峻的國際環境中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以無比堅定的信念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構築防止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堅定不移地遵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抓住當前有利時機,進一步貫徹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在這種關鍵的曆史時刻,研究和繼承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對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北京大學學報》,1992〈1〉。收入本集時作了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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