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十五章 論毛澤東另辟蹊徑的思想理論基礎

　　胡繩同誌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很有見地的看法：在1956年，當我們黨在已經發現蘇聯模式的弊端及其不適合中國國情之後，如果不是另辟蹊徑去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而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走，那不僅意味著中國會走上一條不是那麽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意味著中國會成為在蘇聯指揮棒下的一個大的“衛星國”。可以設想，當90年代初蘇東劇變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時，中國也將難以幸免。這雖是一個假設，但卻是以曆史經驗為依據的符合曆史發展邏輯的假設。這個看法無疑是深刻的，但筆者認為對這個看法還須要進一步深化。如果說另辟蹊徑就可能避免後來的厄運，而事實上當年另辟蹊徑的並非中國一家。拿經濟體製來說，當時除了蘇聯的以高度中央集權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製外，還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經濟體製，匈牙利的計劃加市場經濟體製，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時也全都覆沒。而中國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之後，其間又曾經曆過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大的震蕩，卻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這確是值得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應當指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進程中，特別是在曆史轉折的重要關頭，總是十分重視並善於進行理論思考和理論建設，用正確的思想理論武裝全黨，指導曆史前進。這可以說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個表現。1956年，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一年，又是國際上的多事之秋。在這種情勢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就成為一個嶄新的曆史課題。毛澤東在深刻總結國內和國際的曆史經驗的基礎上，果斷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並圍繞這一曆史性課題回答了曆史和現實的、國際和國內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從而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奠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正因為這樣，我們在另辟蹊徑的艱難事業中，比較能夠經得住風浪，而當我們出現失誤的時候也比較容易回到正確的思想上來並加以糾正，因而能夠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應當說，這是我們黨堅持走自己的建設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從一定意義上說，在這方麵更具有繼承性的意義。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的理論思考和理想建設是多方麵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問題上：

　　第一，指明要正確對待社會主義曆史和曆史經驗，這是我們另辟蹊徑建設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此引發了世界範圍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嚴重衝擊。為了回擊帝國主義勢力的進攻，桿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我們黨於同年4月和12月先後發表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討論和修改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兩篇文章。經過40多年的風風雨雨，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兩篇文章的基本觀點仍然能站得住腳；其所表現出來的深邃思想和曆史的預見性，則已為歲月所證明。

　　“兩論”回答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麵臨的一係列重大問題，特別是正確評價了蘇聯社會主義曆史及其曆史經驗，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和現實的意義。

　　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這絕不隻是對一個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領導的近30年蘇聯社會主義的曆史問題。帝國主義正是利用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全麵否定社會主義製度及其曆史實踐，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斯大林，確是關係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就針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做法，明確指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曆又那麽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麽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麵，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勝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因此，“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這樣具體的、全麵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曆史實際的，也是有說服力的。“兩論”進一步分析了斯大林的錯誤在他的一生及他所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曆史中的位置，指出，“斯大林盡管在後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說來，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曆史潮流前麵指導鬥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於，他相信那是桿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侵害所必需的”。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蘇聯的內外政策方麵所犯的嚴重錯誤及其危害，同時又客觀地指出，這是共產主義者在工作中的錯誤，是共產主義隊伍內部的是非問題，因而不應該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同誌的錯誤。文章針對當時一些人大反所謂“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做法，嚴肅指出：“共產主義者采取這種說法是極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說什麽斯大林主義的話，就隻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麵，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而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實質上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這是十分有害的。事實表明，隻有采取客觀的分析的態度，才能正確地認識和對待斯大林錯誤及與其相關的社會主義曆史問題，也才能捍衛我們應當捍衛的原則。

　　文章還針對當時出現的把斯大林的錯誤歸結於社會主義製度的荒謬論調，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的，政治製度也是基本上適合於經濟基礎的需要的。在1956年，蘇聯的工業總產量已達到沙俄最高年份1913年的30倍，由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強國，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很顯然，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製度而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製度。西方資產階級想用斯大林的錯誤來證明社會主義製度的“錯誤”，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那麽，斯大林錯誤產生的原因何在？其一，在基本製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與經濟基層之間仍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經濟、政治的具體製度方麵仍不完善，還存在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但如不及時地加以調整則會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工作上就會出現失誤。其二，主觀認識脫離了客觀實際，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和集體，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製。在這裏，決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狀況。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正是同上述兩方麵的問題緊密相關。正確認識這些原因，不僅有助於我們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教訓，而且能夠全麵地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既要旗幟鮮明地捍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又要善於及時地調整和改革其具體製度，即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

　　在1956年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中，還涉及如何看待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問題，也就是說，十月革命的道路還靈不靈？這是同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曆史緊密相關的，必須給予正確回答的一個重大問題。文章指出：“關於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國際意義說，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曆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麵。另一部分不具有這種普遍意義。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文章概括了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這主要是：建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經過革命鬥爭從資產階級手裏取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被壓迫人民和民族。指明這是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經驗。上述這種區分，為我們回答十月革命道路還靈不靈提供了一個科學的方法，同時也指明了應如何正確對待蘇聯的經驗。“蘇聯的全部經驗，包括某些錯誤和失畋的經驗在內，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經驗尤其重要。”這就是說要取分析的態度，重要的是要從本國的實際出發運用這些基本經驗。

　　上述表明，正確對待社會主義的曆史和曆史經驗，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欲去其國，必先去其史”。這是曆史經驗之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看到了它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實際上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30多年後眾所周知的曆史悲劇，證明了毛澤東這一深邃的曆史洞察力。戈爾巴喬夫正是以“徹底粉碎斯大林主義以及新斯大林主義的一切形式”、“告別過去”等蠱惑人心的口號為幌子，推行他的一套所謂的改革，這樣的改革鬧劇，最終隻能以葬送社會主義製度而告終。這個慘痛的曆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總結的。

　　“兩論”所闡述的基本思想，對於我們樹立正確的曆史觀和方法論具有深遠的意義，它對我們黨在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及後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事業中，能夠正確處理繼承與發展的關係，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用。

　　第二，提出以蘇聯為鑒戒、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初步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曆史轉變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及時提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任務。應當指出，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鑒戒蘇聯的經驗相聯係的。

　　在建國的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事情確是如此。建國初期從蘇聯學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在恢複國民經濟、保證重點建設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正是運用這種體製，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建設了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體現了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生活多樣性的發展，這種高度集中的體製的弊端也開始暴露出來。由於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反對教條主義的經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思想路線，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建設道路也同樣不能照搬外國。這正如毛澤東後來談到的，對建國初期照抄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發覺統得太死，不行，著手改進體製”。

　　如前所述，蘇共20大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不讚成全盤否定斯大林及其領導時期蘇聯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曆史，認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於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保衛十月革命所開創的這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曾聲言要‘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他們所要改變的正是這條革命道路。”與此同時，毛澤東又認為，揭開斯大林的蓋子，打破神化主義，這對於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包括我們黨，破除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也都有積極的意義。

　　正是通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並在大量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報告。他在報告中開宗明義提出：“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對此，我們要“引以為戒”，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論十大關係》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具有長遠的指導作用。毛澤東後來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又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比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誠然，這時對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路線、對中國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還是初步的，但應當指出，《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思想，確是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指明了方向。

　　其一，明確提出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的基本方針。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他說：過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在這期間，毛澤東一再強調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黴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他強調：“這是一種責任”。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隻有建立在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上，才能獲得鞏固和發展。他在報告中率先明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而其所論述的十大問題也都是圍繞著如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展開的。40多年的曲折發展，證明這個方針是正確的，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

　　其二，開辟了一條與蘇聯有別的中國工業化道路。蘇聯的做法是片麵注重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造成農、輕、重發展的不平衡。我們在這方麵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毛澤東強調，思考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即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一基本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抄外國的經驗；他特別指出蘇聯和東歐國家走片麵發展重工業的道路是一個嚴重教訓，要以此為戒。他明確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就是要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問題。他說：“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這裏，他辯證地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係。在他看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的位置，這是毛澤東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後來，毛澤東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明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到60年代，他更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並把它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它的基本內涵是：既要搞好生產資料的生產，加快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又要搞好生活資料的生產，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把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起來，使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大部類之間按一定比例協調發展。這就是毛澤東一向主張的”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經濟建設思想。這個總方針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深化。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開辟，展現了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一個重要方麵的內容。

　　其三，提出對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管理體製和經濟體製進行改革的某些設想。毛澤東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並借鑒蘇聯東歐各國的經驗，針對社會主義管理體製上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他認為，“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同時又要“顧全大局，互助互讓”。在利益分配方麵，他提出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三者兼顧的原則。他特別強調：“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無論隻顧哪一頭，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對向企業擴權的問題，他提出，應當有“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要有點“獨立王國”，這涉及了企業自主權的問題。他還曾支持在一些工業、交通運輸部門試辦托拉斯的倡議，等等。在這期間，他還提出“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這是毛澤東關於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所有製結構和經營方式上的一個重要思想。

　　《論十大關係》提出的許多重要原則和思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成為我們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正如毛澤東在報告中所指出的，這十種關係，都是矛盾，“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在實踐中是否能完全處理好，也要準備兩種可能性，而且在處理這些矛盾的過程中，一定還會遇到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但是，像我們常說的那樣，道路總是曲折的，前途總是光明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曲折發展的曆史證明了《論十大關係》對保證我國政治經濟生活的健康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指導作用。對此，鄧小平給予了充分重視。1975年鄧小平在主持全麵整頓工作時，他在這篇講話被整理成文稿之後，寫信給毛澤東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我國4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曆史，證明了鄧小平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第三，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1957年毛澤東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是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發展的一個高峰，它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所具有的長遠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已為40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曆史發展所證明。在一定意義上說，這篇文章代表了我們黨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課題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論上的探索。

　　這就是說，如何認識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它存不存在矛盾？它的發展動力是什麽？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作過某些原則的論述，表現了經典作家的深邃的洞察力，但限於曆史條件，他們還不可能對此作出全麵的解答。在1936年斯大林宣布蘇聯建成社會主義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他就錯誤地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是“完全適合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之間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中，他才開始承認社會主義製度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存在著矛盾，要領導者經常注意發現矛盾和克服矛盾，並認為如果注意不夠，搞不好的話，還可能發生衝突。但是，這時他還是沒有把它作為全麵性的問題提出來，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動力，因而在理論上是不徹底的。

　　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的觀點，不僅在理論認識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極其有害。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他們在社會矛盾麵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由於斯大林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否認蘇聯社會存在矛盾，這就勢必對現實政治生活中出現的矛盾問題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而把一切矛盾歸結於國外帝國主義的指使和挑動，結果導致混淆敵我的嚴重錯誤。這是社會主義運動曆史上的一個沉痛的教訓。

　　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毛澤東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開始對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的社會運動的本質和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發現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組矛盾規定為社會基本矛盾，並認定這種社會基本矛盾是貫穿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進而，他又具體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特殊矛盾及其相互關係。這個分析涉及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裏的矛盾，包括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指明這些矛盾同以往社會一樣，都是受社會基本矛盾所規定和製約的。他由此作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毛澤東正是從對社會主義社會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社會基本矛盾，並同樣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的結論，這是他對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

　　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事實證明，隻有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並懂得這些矛盾可以通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才能使我們在社會矛盾運動中處於主動的地位。應該說，這對於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例如，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為確定新時期的主要任務指明了方向。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是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其中適應是主要方麵，不適應是次要方麵。他說我國現在的社會製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製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製度就不會被推翻，新製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基於這樣的分析，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他認定，我們之所以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主要是為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黨的根本任務的轉變問題。這同中共八大作出的將黨的工作重心從革命轉移到建設上來，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的戰略決策，是一致的。

　　這就深刻地告訴我們：一方麵，在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我國現階段生產力水平低下同國家和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突出表現，也是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的深刻根源，因而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成為新時期的中心任務。這就是說，黨和國家要由原來占據主要地位的階級鬥爭轉變為主要向自然界開戰。事實表明，隻有堅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一項長期的中心任務，從根本上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地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另一方麵，提出要自覺調整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不適應的方麵，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這不僅指明了今後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而且也為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同時他提出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實際上是不斷調整和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和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其結果必將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應當指出，毛澤東在這期間不止一次地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尚未完成”的思想。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進一步把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與“建成”作了明確的區分。他說：“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在他看來，還未建成的重要原因在於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他強調隻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雖然這時對建成時間的估計顯然太短，但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製度的根本建成要有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要有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無疑是一個極其深刻而重要的思想，是關係到社會主義能否鞏固和發展的根本性的問題。

　　又如，指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反映到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上，就表現為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突出的，在社會矛盾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而必須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是毛澤東關於兩類矛盾學說的核心，它反映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特點，反映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基本規律。

　　毛澤東在指明正確認識和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的前提條件的同時，進而指出，兩類矛盾雖然有明確的嚴格的界限，但也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也會互相轉化的。因而，要善於創造條件，使矛盾的性質向著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轉化；要堅持用民主的、說服的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防止矛盾向著不利於人民的方向轉化。在毛澤東看來，在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總的趨勢，是人民的範疇越來越擴大，敵人的範疇越來越縮小。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日益發展，促進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的可能性愈益增加，而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化的可能性則趨向縮小。這個總趨勢是要通過一個相當長的曆史發展過程才能夠逐步實現的，但應是我們工作努力的方向。這些都深刻說明在我國條件下兩類矛盾運行的規律，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有重要意義的。

　　這時，毛澤東在探索如何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時，強調了我們需要的是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進一步指出，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這時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雖然已經開始，但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上，毛澤東在理論上仍基本上堅持了他在《正處》一文中所闡發的思想。誠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需要經曆一個不斷探索和逐步完善的曆程，特別是不久毛澤東偏離了自己的正確思想，理論上走入誤區，實踐上也就不可能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主題堅持下去。但必須肯定，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確是為民主政治建設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上舉兩端，表明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也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和創新的重要理論依據。鄧小平在新時期談及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時，他說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並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他在新時期反複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兩個文明建設一起抓的方針，正確處理了我國生產力與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事業中日益發揮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理論的威力。

　　綜上所述，表明在50年代中期黨和毛澤東進行的一係列理論思考和理論工作，對於我們另辟蹊徑、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糾正在前進中出現的自身的失誤，使之沿著健康而正確的方向發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導和保證作用。曆史和現實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改革和創新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隻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善於依據現實提出的問題進行理論思考，才能正確地指導現實，預見未來，保證航向的正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1999〈4〉；收入《探索新路，構築輝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