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十一章 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最大障礙——重讀毛澤東的有關論述

　　從根本上說，官僚主義是舊社會製度的產物。社會主義國家機關中官僚主義的存在，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是剝削階級的腐朽的政治遺產的突出表現。官僚主義完全違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同人民民主政權的性質根本對立的。毛澤東對官僚主義作風一貫深惡痛絕。他為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防止國家政權由社會公仆向“社會主人”蜣變的危險，提出了許多反對和克服官僚主義的重要思想，闡明了反對官僚主義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意義，並指明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官僚主義從根本上破壞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和民主集中製原則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製度下，人民群眾是社會的主人，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是社會的公仆。這是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曆史經驗而提出的一個著名思想。這一思想已成為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工作人員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同任何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的一個顯著區別。

　　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階級在法蘭西土地上發動的人類曆史上破天荒的壯舉，第一次創建了嶄新的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巴黎公社鏟除了資產階級軍事官僚機器，成為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政權。公社為防止公職人員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重新成為壓迫人民的新官僚，采取了一切公職人員普遍選舉，隨時可以撤換以及隻付給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工資等措施，防止官僚特權的滋生。公社的這些措施是有鑒於曆史上的深刻教訓而作出的。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初稿中曾指出，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是“集權化的、組織起來的、竊據社會主人地位而不是為社會做公仆的政府權力”。而公社實行的普遍選舉和隨時撤換的原則，使權力始終掌握在選民手中，而不是在選出的代表和官員的手中。馬克思稱這種公社“嚴格負責的官吏”為“社會的負責的公仆”。恩格斯在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一書寫的《導言》中，稱公社的國家和國家機關是“社會公仆”，並進而同以往的國家作了比較，他說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麽呢？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的辦法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恩格斯高度評價了公社的普遍選舉並隨時撤換和限製薪俸這兩項措施，認為這是”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這也正如列寧後來所指出的，這些原則對擴大民主和根絕官僚製具有重要意義。

　　列寧是非常重視巴黎公社的這些原則的。十月革命前夕，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就運用巴黎公社的經驗，設想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之後，立即徹底摧毀舊官僚機構，並為防止新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變成官僚，新政權應采取如下措施：“（1）不但實行選舉製度，而且隨時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3）立即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列寧在這裏明確提出了防止官僚主義滋生的重要思想和措施。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強調蘇維埃政權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繼續”。但由於種種原因，在蘇維埃政權機關以至布爾什維克黨內，官僚主義還是逐漸地滋生並蔓延開來，這主要表現為：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脫離群眾，辦事拖拉，文牘主義盛行，工作效率低下，營私舞弊等等。這種情況，引起了列寧的高度重視。1919年3月，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就號召全黨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1920年9月，列寧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進一步指出官僚主義的嚴重危害，警告全黨官僚主義已經成為對黨產生不滿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銳地指出：“我們所有經濟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麽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為此，列寧以極大的精力同官僚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他強調要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灌輸“社會公仆”的思想，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思想體係，這樣才能逐步減少官僚主義。同時，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的五六年中，列寧始終堅持和探索如何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特別是如何發動人民群眾管理監督國家來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這個禍害的問題。盡管由於列寧過早辭世，使他關於改革國家機關和反對官僚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還遠未完成，但他在這方麵的重要思想和實踐經驗，對於防止和反對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官僚主義，搞好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著重大的意義。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對如何實踐和發展巴黎公社原則進行了認真嚴肅的思考。他畢生為徹底實現人民民主而奮鬥，反複強調我們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早在延安時代他就引用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勉勵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要以魯迅為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新中國成立後他一再要求黨的幹部要永遠做人民的勤務員，他說，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才是一種高級趣味。他對那種依仗權勢，高高在上、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義的惡習深惡痛絕，鼓勵廣大人民群眾要敢於挺身而出反對官僚主義。

　　中國共產黨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不自全國性政權建立之後開始。黨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獨立領導的武裝鬥爭，是以根據地為依托的武裝鬥爭，在各根據地內部建立了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政權。在此後長達22年的時間，實際上是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時期。因而，反對官僚主義作風，保障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也就成為根據地民主政治建設的一項任務。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夥拋到糞缸裏去，因為沒有一個同誌喜歡它。”他列舉了官僚主義在當時的兩種表現，即命令主義和不理不睬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號召大家“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鬥爭”。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中也提出要“堅持不屈的反對一切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抗日戰爭時期，在我們黨同資產階級聯合，國共兩黨再度合作的曆史條件下，使得一些黨員、幹部容易沾染國民黨的作風，在政府機關中官僚主義有所滋生和發展。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中就指出：“從事經濟和財政業務的工作人員，還必須克服存在著的有些還是很嚴重的官僚主義，例如貪汙現象，擺空架子，無益的‘正規化’，文牘主義等等。”這時劉少奇在致陳毅的信中也寫道政府機關中，以及部隊與民眾團體中，官僚主義與宗派主義的作風還極端嚴重。不少的幹部是站在民眾之上，而不是站在民眾之中；他們是以人民的上司自居，而不是以人民的勤務員自任；他們是越權壟斷包辦一切，而沒有盡到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他們自以為是人民的統治者，而不是人民的公仆；他們不是聽命於人民，以民意為依歸。“認為這些現象的存在，是我們黨在根據地組織民主政治生活的極大障礙。毛澤東極端重視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建設，強調敵後抗日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在保證黨的領導地位的前提下，在人員分配上應嚴格實行三三製的原則。共產黨人要提倡民主作風，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要接受人民的監督。當時，陝北開明士紳李鼎銘先生提出”精兵簡政“的建議，一些人不以為然，懷疑它的正確性，毛澤東卻高度評價說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並為《解放日報》寫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隨後他提出要嚴格、徹底、普遍地實行“精兵簡政”，並指出“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精兵簡政政策的普遍實施，對於密切幹群關係，提高效能，克服官僚主義，起了極大推動作用，同時也為政權建設積累了豐富經驗。

　　誠然，民主革命時期雖然在黨內和政權機構中存在著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但畢竟還不是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因為殘酷的革命戰爭環境不允許我們脫離群眾，逼迫我們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但是，取得全國性政權以後，情況就不同了。執政黨的地位既為建設新國家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同時又存在被腐蝕而蛻變的潛在的和現實的危險。因而當革命臨近勝利的時候，如何避免曆史上農民戰爭由勝利複歸失敗的教訓，如何防止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切實保證人民政權的性質，成為這時黨和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批評過那種由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小生產狹隘意識，強調人民是國家主人的重要思想原則。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他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並且告誡全黨，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毛澤東的這個預見和警告是及時的和深刻的，它實際上指明了黨將長期麵臨著勝利後的執政的考驗。對於一些共產黨員在執政後由於經不住考驗而變質的危險，黨的其他領導人也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如劉少奇在1948年12月對馬列學院第一班李員的講話就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周恩來在1957年4月又一次指出：“我們一旦取得全國政權，就帶來一個危險，就有一些人可能會被糖衣炮彈所腐蝕，被勝利衝昏頭腦，滋長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甚至會出現個人野心家，背叛群眾。這方麵的危險是隨時存在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警惕。”

　　在毛澤東看來，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大敵，是民主政治發展的主要障礙，是從根本上破壞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和民主集中製的原則。毛澤東曾引用一首詠泥神詩來給官僚主義者畫過像，他說，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不像外，官僚主義者的其他方麵都很像一個神像：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麵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後來鄧小平對官僚主義的表現也作過很好的概括，這就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麵，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複，壓製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種官僚主義就其對待群眾的態度和作風來說，實際上是一種專製主義的表現，因而對社會主義民主具有極大的危害。

　　首先，窒息社會主義民主，損害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我們知道，官僚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以往一切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所固有的特征。這是因為剝削階級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拚命維護他們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借助龐大的官僚國家機器實施對社會的嚴密控製，使國家日益成為脫離社會的機關。這種國家的階級本質，決定了官僚與社會的分離和對立。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現象消失了，主權回到了人民手中。但必須看到，由於曆史的原因，人民群眾在相當長的時期還難以達到直接地、普遍地參加社會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群眾掌握的權力是通過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產黨和國家權力機關來實現的。這樣，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與人民的關係如何，就直接關係到這個政權的性質。當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官僚主義與舊社會的不同，但確又是反映了剝削階級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這也就不能不關係到社會主義國家本質的問題。毛澤東曾尖銳地把官僚主義稱作“反人民的作風”，他說，官僚主義作風，“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他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很顯然，官僚主義者實際上是以社會的主人自居，而把人民群眾置於供其任意驅使的奴仆地位。如若聽任這種反人民的作風滋生和蔓延，勢必損害和破壞人民民主，甚至嚴重的會使人民政權名存實亡。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之所以始終警惕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的滋長，堅持不懈地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就是基於反腐蝕，防止人民政權蛻變的需要。建國初期開展的反腐蝕的三反運動，毛澤東就認定這”是全黨一件大事，對那些腐化分子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1953年1月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說：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製裁，如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各級黨委應有決心將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政組織，最嚴重者應處以極刑，以平民憤，並借以教育幹部和人民群眾。1956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又一次指出：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由此可見，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的主張，是同他一貫的捍衛人民主權思想相一致的，是為了捍衛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

　　其次，妨礙群眾積極性的發揮，嚴重阻礙國家民主生活的發展。毛澤東始終把革命和建設事業看作是億萬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極端尊重和注意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認定隻有充分調動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的積極性，才能使我們有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才能有效地克服困難，也才能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充分發揚民主，廣大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首先要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人民群眾。毛澤東強調，全國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幹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係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氣。”而在我們國家機關中存在的那種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級和群眾的意見，對於下級和群眾的意見加以壓製，對於群眾生活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恰恰是壓抑和妨礙了廣大群眾積極性的發揮，妨礙了國家民主生活的發展。毛澤東曾嚴厲批評那種“壓抑群眾積極性，不讓人家講話”的行為，指出“這種態度非常惡劣”。對於群眾積極性的壓抑，不僅損害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而且也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在談到鎮壓反革命解放生產力的問題時，曾風趣地說，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官僚主義對社會生產力的阻礙作用同樣也是這樣。所以，毛澤東在分析個別地方發生的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事件的具體原因時，特別強調指出：“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中共中央在1957年3月發出的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中提出：“為了防止罷工罷課一類事件的發生，根本辦法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把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作為調整內部關係的首要措施，是十分正確的。

　　再其次，損害黨群、幹群關係，影響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毛澤東指出，領導我們革命事業的核心是我們的黨，但是，單有黨還不行，黨是一個核心，它必須要有群眾。我們的各項具體工作，包括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黨員做的，而是非黨員做的。因而，黨的幹部隻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正確處理黨群、幹群關係，真正體現國家管理者向人民負責，這樣才能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建國後曾經出現過的“黨員高人一等，黨外低人一等；黨員盛氣淩人，非黨員做小媳婦”的現象，實際上是扭曲了黨群關係，降低了黨在群眾中的威望。中共中央對此曾嚴肅地指出，“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搬過來”。毛澤東也不斷對“擺老爺架子擺官僚架子”和不顧群眾死活的幹部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要求幹部要密切聯係群眾，指出，“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他極力反對並要求切實改變幹群之間不平等的“貓鼠關係”。

　　毛澤東認為，要維護良好的黨群和幹群關係，反對官僚主義作風，黨員和黨員幹部就要保持和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他在1956年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曾講述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他說，1949年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他舉的理由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裏麵就出政治就出模範。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當然，還有別的。現在部隊的夥食改善了，已經比專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鬥，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在1957年以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批評了在革命勝利後一部分同誌中出現的鬧名譽，鬧地位，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等革命意誌衰退的現象，提出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鬥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這些都深刻地說明，隻有堅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才能密切聯係群眾，防止官僚主義作風對黨的隊伍的侵襲。

　　民主治國，吸引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加國家管理，是根治官僚主義的根本途徑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礙。毛澤東認為，要根治官僚主義，重要的是要擴大民主，特別是要吸引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加國家管理。

　　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群眾是權力的主體。雖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廣大群眾還難以達到直接地、普遍地參與社會管理的水平，但黨和國家要盡可能地創造條件，吸收越來越多的群眾參加管理，使生機蓬勃的社會主義事業真正成為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使人民主權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證。這無疑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十月革命後，列寧就把發展和完善人民參與製和人民監督製作為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重要內容，並以此來根除官僚製。列寧曾指出：“隻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把反官僚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勝利。”同樣，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就非常重視人民在國家中的主人地位，使人民主權真正由概念轉化為實際生活。他非常讚賞列寧的一句名言社會主義不是按上麵的命令創立的，它和官場中的官僚機械主義根本不能相容；生機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建國後毛澤東就發現蘇聯社會生活中存在的民主不足的問題，並由此認為：社會主義不是平靜的河流，應當有領導指引方向。但是，人民應當有對社會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應的直接可能性。這裏著重講的是擴大民主的問題，實際上是把廣泛吸收人民群眾參加國家管理問題提上了實踐日程。這是全國性政權建立之後毛澤東經常思考並付諸實現的一個中心問題。

　　1956年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主體地位確立之後，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問題。”他認為，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建立，深刻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企業管理人員和職工群眾之間建立了互相合作的同誌式關係。但是，這種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須有與社會主義公有製相適應的管理製度作保證，否則，就有可能被損害和破壞，甚至嚴重的還有可能在一定範圍內出現實際上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關係。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人民隻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麵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毛澤東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證，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就是說，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築，不管上層建築是不行的。隻有勞動者的管理權得到保證，即能夠以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才能使一切國家機關、部隊、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從而從根本上保證社會主義的人民主權得到實現。

　　無疑，毛澤東的上述思想，是從更加廣闊、更加深刻的基礎上論述了人民主權這一重大的問題的。他把管理問題作為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改造基本完成之後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提出，這是因為：勞動者是不是切實有效地參與企業和國家的管理，不僅關係到能不能發揮廣大勞動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且還關係到是不是堅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一根本性的問題。毛澤東總是把實現和捍衛人民主權的思想同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向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在他看來，人民群眾如果不能參與管理上層建築，而隻是處在一種被領導被管理的狀態，那就不但使官僚主義得不到遏製，而且政治上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經濟上的公有製基礎也難以得到保證。因此，毛澤東十分重視並強調在黨和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國家的同時，還要積極創造條件使人民群眾能夠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其中包括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製訂和執行。事實表明，社會主義事業是前所未有的偉大創新的事業，是億萬勞動人民創造自己新生活的事業。隻有充分依靠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使群眾能夠通過一定的渠道和形式真正參與決策，才能使領導者的決策符合客觀實際，也才能有利於集中群眾力量把正確的決策付諸實現。這正如列寧所告誡的：“對我們來說，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勞動者來管理國家。”雖然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還不具備使所有勞動者參加管理的條件，但逐步創造條件盡可能多地吸收勞動者管理國家確是至關重要的。新中國建立伊始，毛澤東主持製定的具有國家大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這個體現新中國的國家性質的根本原則，為後來製定的國家憲法所確認。我國現行憲法對人民群眾參與管理國家的權利也作了明確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這些規定，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的人民主權的思想，並以法律的形式保證它的實現。

　　毛澤東認為，要使群眾參與管理國家事務除了法律和製度的規定外，重要的是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真正平等的關係。他反對“官貴民賤，等級森嚴”的封建殘餘，強調領導者與一般群眾隻有職業之分，決無高低貴賤之別。他經常教育幹部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群眾中，與群眾打成一片。為了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經毛澤東提議，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規定了六條：一曰不作壽；二曰不送禮；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誌和馬、恩、列、斯並列。後來他在重申這些規定時強調說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和其他主要領導人嚴格遵守這些規定。1950年9月，毛澤東得悉湖南準備為他修繕韶山舊居和修建從長沙通往韶山的公路，他立即寫信要求湖南省委負責人加以製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同年5月和10月，他對沈陽、北京兩地請示中央計劃在沈陽市區和天安門前修建毛澤東銅像的報告上批示，堅決反對這樣做，說這樣做影響不好，隻有諷刺意義。他反對幹部及其子女特殊化，1952年6月14日，他致信周恩來指出：“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1954年起草憲法時，他斷然拒絕有人提議把這部憲法定名為“毛澤東憲法”，並親自刪去了過分稱頌他的條文，他說這不是謙虛，而是因為那樣寫不適當，不合理，不科學。在我們這樣的人民民主國家裏，不應當寫那樣不適當的條文。“在這裏，他把突出個人的不適當做法看做是與人民民主國家的性質相違背的，這無疑是一個中肯而深刻的看法。他還十分厭惡和反對某些黨政機關動員群眾給中央領導人寫致敬信和送禮品、錦旗一類的做法，指出這”不但是一種浪費，而且是一種政治錯誤。中央並規定，今後任何黨政機關及群眾團體均不許動員群眾給中央和中央領導寫致敬信和發致敬電，機關團體一律不許送禮，過節不許送食品等。在建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毛澤東仍然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聯係，注意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這對於他製定正確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在回憶他重視群眾信訪的工作時曾寫道：解放初期實行“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的方針，減輕大專院校課程負擔，改善學生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即新三反）的鬥爭以及其他重要政策，許多都是根據人民來信反映的意見和建議製定的。1951年5月16日，毛澤東在批發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關於處理群眾來信的報告時曾指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係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這些都生動地表明，隻有領導者和一切管理人員以真正平等的身份對待人民群眾，才能夠吸引越來越多的群眾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參與管理國家事務，也才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保持黨和國家的政策的正確性。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作的談話中，進一步強調了建立幹群之間的平等關係，改進企業管理的問題，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思想。他指出，我們的經驗，如果幹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幹部的。幹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願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不能認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合作。他總結了建國以來在人與人的關係方麵發生的深刻變化，指出：在這方麵，我們做了很多文章，對企業的管理，采取了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等等。他是把這些措施，作為改善企業管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提出的。

　　I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驗為鑒戒，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強調把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作為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方針。經過許多大型企業試行後，1961年製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了這個管理製度，並確定把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作為實行這種製度的有效形式。這就把吸收勞動者參加管理的思想加以製度化，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必須遵循的原則。同時，毛澤東當時稱之為“鞍鋼憲法”的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等原則，並不隻限於企業管理，而且也是作為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防範國家機關和管理人員中滋生官僚主義的一項重大措施提出的。

　　如前所述，使全體勞動者參與管理，是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要求，同時社會主義又為它的實現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和保證。毛澤東提出的“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正是體現了在社會主義社會工人當家作主的權利，反映了管理人員和職工群眾之間、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之間是平等互助的同誌式關係。而要做到工人參加管理，並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中實行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的原則，毛澤東強調重要的是幹部要參加勞動，同時要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

　　毛澤東曾經指出，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對於社會主義製度來說，是帶根本性的一件大事。1964年12月12日，他在為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報告寫的批示中，要求管理人員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並說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就工業企業管理來說，幹部隻有堅持經常參加生產勞動，才能同工人群眾保持密切的聯係，才能深入實際，取得管理企業的主動權；就幹部隊伍的建設來看，也隻有這樣，才能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有效地防止官僚主義的滋生，永遠保持社會公仆的本色。

　　合理的科學的規章製度，是社會化生產的客觀要求，它對發展生產力起著保護和促進的作用。社會主義企業的規章製度，有一類是屬於生產過程所要求的技術規範和操作方麵的製度，反映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另一類則是反映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製度，是通過調整生產關係來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這些規章製度，是職工生產實踐經驗的結晶，它既需要隨著生產的發展不斷完善，又要求有相對的穩定性，以利於生產有秩序地協調地發展。毛澤東提出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是著眼於解放生產力，反對用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來束縛和壓製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保護和發展職工群眾在企業中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由於“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片麵強調不斷變革生產關係，輕視甚至否定必要的規章製度。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期間，林彪、“四人幫”倒行逆施，把一切規章製度和管理工作都斥之為“管、卡、壓”，嚴重衝擊和破壞了企業生產秩序，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這不僅搞亂了生產，而且也毒害了工人隊伍。這是一個極為沉痛的教訓。

　　綜上可知，毛澤東關於廣泛吸收人民群眾參加管理的主張，確實精辟地發揮了列寧的思想，是立足於他一貫堅持的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通過群眾路線的方法，反對官僚主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毫無疑義，這些主張，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要防範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滋生，還必須改革和完善國家領導製度社會主義政治製度比起被它取代的舊製度，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和優越性，但是，它仍然會在某些環節上存在缺陷，仍然會在其體製上出現妨礙社會生產力發展、束縛人民群眾積極性發揮的問題，因而在新製度產生之後仍然需要改革和完善。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製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列寧在領導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過程中，也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改革問題，他指出：“今後在發展生產力和文化方麵，我們每前進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時改善和改造我們的蘇維埃製度。”列寧還把蘇維埃製度必須改革的思想同克服官僚主義的問題聯係起來考慮，認為隻有改善和整頓國家機關，才能戰勝官僚主義，完成新時期的新任務。列寧認為國家機關改革的重要途徑，就是要直接依靠廣大工農群眾。他指出，凡是有助於同官僚主義作鬥爭，有助於維護民主，有助於廣泛聯係工農群眾的工作，都是絕對需要的。列寧在1923年口授寫成的《怎樣改組工農檢査院》一文中，再次指出，為了真正革新國家機關，應當到我國專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發掘新的力量，並為此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變革的理論，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也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製度必須不斷地自我改革和完善的思想。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是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因而在具體製度和某些環節上還不可避免地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或弊端。而這些不完善的方麵，則是“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他還曾強調，要按照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方向，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正是在指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存在與發展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改革和完善政治體製的若幹戰略設想。同樣，毛澤東在思考如何防範和反對官僚主義滋生的問題時，也不僅限於這一問題的本身，而是涉及到如何改革和完善國家領導製度這一更深層次的問題，並且在實踐上進行了某些重要而可貴的探索。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直接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提出了要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史性任務，並提出了一係列進行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活躍了黨內思想，在黨的八大前後出現了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認真探索中國建設道路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在這些有益的探索中，有的也開始涉及到領導製度的改革問題。1956年7月，周恩來在上海的一次講話中就明確提出在擴大民主的問題上，要在我們的國家製度上想一些辦法。他說現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應該是：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所以能夠這樣做，“這一方麵是形勢許可，另一方麵是從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中得來的經驗。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消滅剝削階級。專政的權力雖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但這個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曆史經驗可以借鑒。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為此，他在國家製度上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設想，例如要使人大代表經常去接觸人民，要允許唱“對台戲”，當然這是社會主義的“戲”。要進一步使人大代表參加對政府工作的檢查，一直到檢查公安、司法工作。中央與地方也要互相監督，以推動我們的工作，減少官僚主義。同年9月，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關於“國家的政治生活”部分專門論述了“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的任務，提出必須認真地、有係統地改善國家機關，精簡機構，明確職責，密切聯係群眾；加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的監督，加強各級政府機關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監督；要適當地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既能夠發揮中央機關的積極性，也能夠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機動，又便於實行相互的監督。這些論述，對於當時改善國家領導製度，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都有重要意義。

　　在這期間，毛澤東已覺察到國家領導製度方麵存在的弊端，他在領導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同時，也在製度方麵探索改革和完善的辦法，在解決諸如權力過分集中、機構臃腫和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等問題上都提出過許多積極的主張。他特別針對當時照搬蘇聯的模式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批評有些人認為蘇聯的東西都好，一切照搬，以至於不應當搬的也搬來了不少。他強調指出：“那些搬得不對的，不適合我們這塊土地的東西，必須改過來。”要求在製度上改革那些與中國國情相違背的東西。

　　建國初期，我國行政管理體製和經濟管理體製，主要是借鑒蘇聯的經驗和做法，在許多方麵照搬了蘇聯模式。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也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種體製存在的中央權力過分集中，地方被卡得過死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出來，嚴重影響了地方積極性的發揮，給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毛澤東曾說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現在幾十隻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這種情況，必須糾正。”毛澤東認為，像中國這樣幅員大、人口多、情況複雜的國家，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這樣做，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毛澤東特別強調，我們要統一，也要特殊。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各級地方都應當有，都應當爭。“這種從全國整體利益出發的爭權，不是從本位利益出發的爭權，不能叫做地方主義，不能叫做鬧獨立性。”

　　黨的八大依據毛澤東的上述精神，提出了“正確調整中央同地方的關係”的任務，要求“根據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因地製宜、因事製宜的原則，改進國家的行政體製，劃分企業、事業、計劃和財政的管理範圍，適當擴大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管理權限，並且注意改進和加強中央各部門的工作”。並規定了企業的適當的自主權利。隨後，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一部分經濟管理權力下放，以利於發揮地方的積極性。這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管理體製的最初嚐試。

　　在黨的八大以後，毛澤東仍繼續探討如何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解決集權與分權的問題。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把我國同歐洲曆史發展的不同特點作比較，他說：歐洲的好處之一，是各國林立，各搞一套，使歐洲經濟發展較快。我國自秦以來形成大帝國，那時以後，少數時間是分裂、割據，多數時間保持統一局麵。缺點之一是官僚主義，統治很嚴，控製太死，地方沒有獨立性，不能獨立發展，大家拖拖遝遝，懶懶散散，過一天算一天，經濟發展很慢。雖然現在情況有了根本變化，但在集權和分權的問題上，毛澤東認為，中央管得多，統得死，仍然是我們國家管理體製中的主要傾向。他強調指出，隻要一個積極性還是要兩個積極性，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經常注意解決的至關重要的問題。他主張中央和地方各級管的企業，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有沒有這種自治權，是關係到是促進還是阻礙生產的發展。

　　毛澤東重視改革管理機構的工作。他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國家機關工作是需要一點人，但是越少越好。毛澤東認為，機構龐大，部門重疊，人浮於事，勢必為官僚主義滋生造成一個有利的條件。他指出：“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他曾經設想黨政軍機關以2/3的幹部到基層參加勞動和幫助工作，少數幹部留在機關處理日常工作。當時，黨中央是把認真實現“精兵簡政”，作為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加強同群眾的聯係，提高工作效率，節省開支，保證建設，增加生產的一個根本方針，以解決機構龐大，冗員眾多的問題。

　　毛澤東對實際存在的幹部職務終身製的問題也有所覺察。他針對幹部隊伍中存在的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的傾向，曾以讚賞的口氣談到：以前北洋軍閥政府裏有個內閣總理，叫唐紹儀，後來當了廣東中山縣的縣長。他說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什麽我們的部長倒不能去當縣長？我看，那些鬧級別，升得降不得的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這個舊官僚。他認為，幹部的下降，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査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又利於實行領導班子的精簡和調整。在50年代中期，毛澤東曾身體力行地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度的建議，並考慮在將來適當時候也不再任黨的主席。雖然當時主要是為了擺脫雜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問題，但這樣做顯然是有助於克服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的弊端。早在1956年夏天，毛澤東就在黨內幾十人的會上談過這個問題，大家認為可行。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向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了下屆人大選舉國家主席時不提他的名的意見。當時民主黨派負責人還多有想不通的。如陳叔通、黃炎培於次日聯名寫信給劉少奇和周恩來，誠摯地說：不說擁戴的空話，而要從我們國家的現實著想，最高領導人還是不更動為好。認為“集體領導中突出的個人威信，仍是維係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並列舉理由陳述變動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期期以為未可”。5月5日，毛澤東看信後寫了枇語，認為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主席、副主席連選時可以再任一期，但“第一任主席有兩個理由說清楚可以不連選：（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已滿八年，可不連選；（二）按憲法製定時算起，可連選一次，但不連選，留下四年，待將來如有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時，再選一次，而從一九五八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以做主題報告）。這樣，比較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現在雜事太多，極端妨礙研究問題”。在毛澤東的堅持和說服下，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誌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並於1959年4月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後，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後來的發展雖然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膨脹而沒有實現這個退居二線的設想，甚至權力更加集中於個人手中，並形成了事實上的領導職務終身製，但這時提出限製國家主席和黨的主席連任期數的思想，仍然是很有意義的。

　　毫無疑問，毛澤東關於領導製度改革、防止和反對官僚主義的若幹設想，雖然從總體上這時還未形成和提出一套係統的改革思路，但其中確有不少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思想光芒之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至今都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地研究。但是，自50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逐步發展了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的錯誤理論，把現實的反對官僚主義等問題提到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不適當高度，甚至認為黨和國家機關發生了質變，非搞一場“文化大革命”不可。原來他曾提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還隻是一種議論，還沒有付諸實踐，而這時則得到鼓勵和提倡。用這種所謂“造反有理”的大民主形式去解決所謂“走資派”和官僚主義的問題，結果適得其反，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受到嚴重摧殘，大大損傷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的元氣。

　　鄧小平在談到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時提到，當時毛澤東曾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指出：“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製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果斷地停止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同時領導開展了經濟和政治體製的改革。鄧小平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深刻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

　　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更帶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製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因此，他提出要“從製度方麵解決問題”，“從改革製度著手。”他強調社會主義改革“是對體製的革命”。鄧小平從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的高度，闡明了體製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在新的曆史時期發展了毛澤東思想。

　　官僚主義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防止腐濁的方針，1951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貪汙、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1953年又領導開展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新“三反”運動。在這些鬥爭中，毛澤東既要求全黨把它作為一件大事，大張旗鼓地進行，“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毒洗幹淨”！同時他又清醒地看到，“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這就指明了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

　　應該看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官僚主義現象會長期存在，是有其深刻的曆史的、社會的和思想的根源，是有它生長的複雜的原因的。

　　第一，與舊思想、舊傳統的影響密切相關。思想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舊的思想意識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舊製度一起被埋葬掉的，它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繼續存在，並對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產生影響。同樣，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形成的傳統習慣勢力，諸如宗法社會的家長製、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以及崇尚人治等等，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相反它還會在新的條件下變換方式繼續作祟。總之，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曆了2000多年封建統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麵的遺毒根深蒂固，這不能不是官僚主義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得以複活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曆史原因。這正如列寧在分析蘇維埃國家機關中存在的那些“即使不令人厭惡，至少也非常可悲”的問題時所指出的：“這些缺點根源於過去，過去的東西雖已被打破，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退到早已成為陳跡的舊文化的階段去。”毛澤東則直接把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的影響看作是官僚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這同列寧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同經濟文化落後相關。列寧在分析官僚主義的經濟根源時曾指出，在俄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官僚主義，與資產階級為維護其利益而需要官僚機構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小生產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們的貧困、不開化，交通的閉塞，文盲現象的存在，工農業間的缺乏流轉，缺乏聯係和協作”。這也就是說，它是“小生產者散漫性和萎靡狀態的上層建築”。無論是俄國還是中國，革命前都長期是小生產經濟占統治的國家，革命後雖然小生產者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但經濟文化的落後狀況不可能一下子改變，小生產的心理和習慣勢力仍會長期留存。這種社會發展程度的相對低下，就為官僚主義的滋長造成了適宜的土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說我們苦於俄國資本主義的不夠發達。在德國，大概這種痛苦要輕一些，因為德國的官僚機構受過充分的訓練，它把官僚們弄得精疲力竭，但是迫使他們做事情，而不像我國辦公室裏的一些人那樣，坐在安樂椅上安閑度日。在經濟文化落後的社會環境裏，容易產生那種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是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的官僚主義者，而且小生產的群眾也往往表現出安於現狀、盲目聽命的心態。我們知道，小生產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他們需要由別人來代表自己，因而盲目崇拜權威，輕視自身的力量，習慣於把權力的代表神化和偶像化，就成了他們帶普遍性的心理狀態。這種小生產者的固有弱點，既是官僚主義產生的一個溫床，又為官僚主義的存在和施行提供了條件。這正如劉少奇所說的：官僚主義寄托在群眾的愚昧、落後那種情況上。

　　第三，同社會主義製度還不完善相聯係。毛澤東在1957年就曾經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剛剛建立，還很不完善，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還都存在著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而“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製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就是這種相矛盾方麵的具體表現。這實際指出社會主義製度的某些缺陷的存在，也是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原因。我們知道，社會主義製度就其本質特征來說，如社會主義公有製、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等，是完全排斥官僚主義的，同時也是克服官僚主義的根本保證。但是，就社會主義的具體製度來說，即體現和實施社會主義根本製度的具體政策、具體辦法，還可能存在著缺陷和不完善之處，有的還可能與社會主義製度相違背、相抵觸。如在我們國家的政治體製中存在的權力過分集中、實際上的幹部終身製、機構臃腫和監督機製不健全等等，都會造成產生官僚主義的條件。當然，在社會主義具體製度存在的缺陷與官僚主義複活的關係問題上，毛澤東在原則上提出了，但沒有在理論上進行深入的探討和闡發，因而沒有能夠注重從製度上解決問題。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對這個問題有了進一步的深刻的認識。1980年8月，鄧小平在關於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製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這對於我們深刻認識產生官僚主義的原因和克服官僚主義的途徑，都是富有意義的。

　　此外，黨內驕傲情緒的出現，也是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1949年3月，毛澤東在全國的勝利局勢已定、進入城市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特別提出力戒驕傲，防止勝利時驕傲情緒的滋長。他常常告誡全黨：要在捧場、鼓掌、喊萬歲的聲浪中，聽出不滿和反對的聲音；要常常從反麵聽一聽，想一想，要常常聽一些逆耳之音，不要隻聽順耳之音。他曾特別向全黨推薦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記取這個因勝利時驕傲而導致失敗的曆史教訓。建國初期在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現象，就是同某些黨員以功臣自居的驕傲情緒分不開的。因為驕傲，誇大個人的力量和作用，就必定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滿足於高高在上，發號施令。這種現象，對於處在執政地位的黨來說，如果不去加強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則是比較容易發生的。這正如劉少奇所指出的：“處於這種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滋長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風。”毛澤東在領導反對官僚主義鬥爭中，在1953年4月的一個批語中，就十分強調要把那些無領導，無政治，也不認真管業務的部門——專門吃飯、做官、當老爺的衙門徹底整垮，使之“改換麵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機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在1953年2月的一份關於檢查官僚主義報告批語中強調指出：“在很多部門中極端缺乏思想領導和政治領導的狀況是完全不能容忍的，這是官僚主義存在和發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須在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研究加強思想領導和政治領導的辦法。”

　　綜上可知，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官僚主義現象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曆史根源和思想認識根源的，它既反映來自母體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殘餘，又是根源於經濟不發達和現代化程度不高這一深刻的基礎之上。因而，要徹底克服和根治官僚主義，就要在堅持不懈地開展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同時，逐步改變官僚主義得以產生的條件，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物質生產和精神文明建設，這不能不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列寧曾經說過在一個農民的和極端貧困的國家中同官僚主義作鬥爭，需要很長的時間，要堅持不懈地進行這種鬥爭。那種企圖在一個早上就能徹底消滅官僚主義現象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幼稚的想法，在實踐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這裏還應當指出，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官僚主義是隨著私有製和階級的出現，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雖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官僚主義同舊社會的不同，但隻要存在著國家權力，就會有濫用權力現象的出現。周恩來在談到要經常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時曾指出：“官僚主義不是能夠一下子徹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來了。你掌握政權，總有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時就會有偏向。”他強調說特別是因為我們搞社會主義，為最大多數人民謀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權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較滿意，在這樣的情況下做錯了一點事情，容易為人民諒解，這就使我們很容易忽視發揚民主而犯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這裏從國家政權的存在和社會主義國家權力集中的特點，分析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長期性，這是一個很深刻的見解，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事實上，徹底根除官僚主義的現象，隻有在國家消亡之後，它是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指出這一點，決不是說可以原宥官僚主義或放鬆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恰恰相反，而是說明反對官僚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在整個社會主義的曆史階段，隻有堅持不懈地反對官僚主義，積極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才能把官僚主義的危害及其活動範圍限製在盡可能小的程度上，也才能有利於逐步創造消除官僚主義賴以產生的條件。

　　（《高校理論戰線》，1992〈3〉。收入本集時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