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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毛澤東統一戰線理論和策略思想辨析

  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政黨在解放運動中實現自身團結統一和爭取聯合廣大同盟軍的一個重大戰略和策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獲取勝利的一大法寶。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創建新中國的實踐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堅持並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統一戰線理論,緊密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解決了一係列新的問題,為中國共產黨奠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統一戰線理論和策略原則。它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政黨為了反對主要敵人實現自己的曆史使命,同一切可能聯合的階級、階層、政黨和集團在一定的目標下結成廣泛的政治聯盟。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的革命運動。”比如,“在德國,隻要資產階級采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製君主製、封建土地所有製和小市民的反動性”。列寧在指導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中,進一步發揮了馬恩的上述思想,他指出:“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就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麵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個集團或各種類別之間利益上的一切對立,另一方麵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不可靠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列寧提出的民族殖民地理論中,也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民主革命運動中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意義。

  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隻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無產階級盡管革命性很強,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它的人數畢竟比較少,在全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及百分之一,力量比較弱;地主大資產階級雖然人數也不多,但它畢竟有全國性的政權,有國際帝國主義的支持力量仍然是比較強大的。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去孤軍奮鬥,是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的。因而,無產階級要戰勝強大的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支持者帝國主義,就必須使自己的各項政策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利益,必須同這些階級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

  由於得到外國帝國主義支持的中國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勢力在一個時期內超過了革命勢力,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不是短時間就可以成功的,必須準備花費長久的時間,不是花少一點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須聚積雄厚的力量。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要把這種不平衡的狀態變到大體平衡的狀態,要經過很長的時間,要花費很大的氣力,要依靠黨的策略路線的正確。“過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老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是幹不出大事情來的”。正因為中國革命發展是不平衡的,革命鬥爭是持久的、艱苦的,黨就更加有必要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努力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注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以便在長期鬥爭中逐步地改變革命與反革命的力量對比的狀況,逐步地擴大革命的陣地,爭取革命的勝利。上述這些,說明在中國建立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有充分的客觀依據,是極端重要的。

  毛澤東科學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把統一戰線提高到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的戰略地位,認定“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毫無疑義,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是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是革命的、正義的戰爭,這種戰爭的政治性質使它不僅具備了勝利的可能性,而且具備了勝利的必然性。但是革命戰爭要勝利,還要依靠正確的政策。這裏除了孤立和瓦解敵人的政策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團結和壯大自己的問題,或者說,就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問題。曆史的經驗證明,“革命戰爭必須由黨所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統一戰線來擔負,黨的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是革命戰爭勝利的政治保證”。如果中國共產黨沒有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不能正確地處理各階級的關係,以達到團結和壯大自己及瓦解敵人的目的,那麽革命戰爭就不可能勝利,甚至可能遭到失敗。他把建立統一戰線看作是“革命的根本政策”,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在全國勝利前夕,他進一步指出:“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這就是“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這就從深刻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高度,指明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

  事實證明,在中國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不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我國原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廣大人民群眾長期處於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深重災難之中,最大的壓迫是民族壓迫。這種曆史條件決定了我國無產階級擁有廣大的同盟軍,可以把一切愛國的、不甘心受帝國主義奴役的人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結成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在內的規模宏大的統一戰線。這是中國革命和中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最大的優點。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不僅占了人口的大多數、而且革命要求強烈,他們是統一戰線的左翼集團,是共產黨的基本依靠力量。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受到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軍閥政府的壓迫和排擠,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或者可以在鬥爭中保持中立;又由於它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缺乏革命的徹底性,而且在一定的曆史時期有可能同革命的敵人妥協,可能動搖變節,他們是統一戰線中的中間集團,是共產黨應當努力爭取的力量。“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並為它們所豢養的階級。因此,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曆來都是革命的對象。但是,由於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是以不同的帝國主義為背景的,在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尖銳化的時候,在革命的鋒芒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係統的大資產階級集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參加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鬥爭。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中國無產階級為了削弱敵人和加強自己的後備力量,可以同這樣的大資產階級集團建立可能的統一戰線,並在有利於革命的一定條件下盡可能地保持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成為統一戰線中的右翼集團,是共產黨的暫時的同盟者。這些說明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已為黨的曆史發展所證明。

  早在1922年黨的二大就正式作出了關於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而1922年至1923年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被反動派鎮壓下去這個事實,使黨進一步懂得要戰勝強大的敵人,“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於是,1923年黨的三大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國民黨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正是在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條件下,中國人民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

  在大革命的緊要關頭,共產黨內發生了放棄統一戰線中領導權的錯誤,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實行了公開的叛變,而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的反動。在大革命失敗以後的一個時期內,革命統一戰線中隻剩下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三個階級。中國共產黨主要依靠農民,堅持革命的旗幟,推動革命走上複興之路。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階段,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國內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但這時黨內發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他們采取“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錯誤政策,結果,喪失了九·一八事變以後利用全國興起的抗日高潮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有利時機,使無產階級陷於孤軍作戰的境地,革命事業再次遭受極大損失。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毛澤東領導下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並通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個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在中國的各個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都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因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十分廣泛的包容性。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抗日戰爭得以堅持、發展並最終贏得勝利的重要條件。

  解放戰爭時期,由於國民黨統治集團依仗美國政府的支持,實行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的政策,迫使廣大人民除了奮起鬥爭之外別無出路,由於中國共產黨實行了正確的政策和卓有成效的工作,由於受到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的鼓舞,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達到了包括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民主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在內的偉大規模。“這個統一戰線是如此鞏固,它具備了戰勝任何敵人和克服任何困難的堅強的意誌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新中國的建立,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在無產階級政黨取得執政地位後,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大法寶。早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強調指出了繼續加強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說:

  “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種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時也要求我們黨去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在革命時期使反革命勢力陷於孤立,徹底地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定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還針對建國初期黨內嚴重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在1950年3月全國第一次統戰工作會議期間,專門講了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強調要在黨內廣泛開展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教育。他指出,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說被剝削和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因此整個《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工人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他還特別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黨派的作用,從整體上看,從長遠看,必須要民主黨派。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從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的理論高度上,指明了統一戰線的根本指導思想。同年6月,毛澤東在一屆全國政協二次全體會議的閉幕詞中,又著重指出一定要鞏固和擴大我國的統一戰線,他說我們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必須鞏固我們這個已經建立的偉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統一戰線。不論什麽人,凡對於這個革命統一戰線的鞏固工作有所貢獻者,我們就歡迎他,他就是正確的;凡對於這個革命統一戰線的鞏固工作有所損害者,我們就反對他,他就是錯誤的。要達到鞏固革命統一戰線的目的,必須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在這裏,他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統一戰線仍是一項基本政策,並指明處理統一戰線內部關係的基本方法。

  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如何對待曾經是同盟者的民族資產階級,是黨麵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毛澤東認為,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方法逐步地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並不是取消階級鬥爭,而是一種比較巧妙、比較溫和、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我們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就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我們的戰略目標是要消滅資產階級,但可以采取比較文明的辦法改造,可以開協商會,用協商的辦法來消滅它。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黨在政治上繼續同民族資產階級保持聯盟,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在經濟上采取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地通過和平的方法,達到消滅資產階級又把這個階級的絕大多數人逐步改造成為勞動者的目的,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

  誠然,毛澤東晚年由於“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曾給統一戰線工作帶來嚴重損失,使之經曆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但應當肯定,毛澤東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他提出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統一戰線應當繼續發展的思想;關於長期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基本製度;關於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區域自治與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關於和平統一祖國與爭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等,奠定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實現國家統一的堅實基礎,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既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學說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根本經驗領導權問題,是統一戰線的最根本的問題。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既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學說的根本原則,也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根本經驗。曆史事實證明,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集中地表現在對統一戰線領導權的爭奪上。這是因為哪一個階級掌握了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就決定了革命和建設走哪一條道路,采取哪一種方法,這是關係到革命和建設的命運與前途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時曾深刻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這個統一戰線還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之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這一真理,已是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所充分證明。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革命統一戰線的內在要求。如同前麵所述,黨在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都是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不同的階級、階層和社會政治集團之間為了反對當前的共同敵人,實現當前的某種共同要求而結成的政治聯盟。也正因為參加統一戰線的各種力量代表著不同的階級、階層和社會政治集團的利益,他們之間除了有某種共同點,即結成統一戰線的共同的政治綱領以外,在所追求的社會目標、各自其他的綱領和戰線,以及所采取的鬥爭方法等方麵,不可能是沒有區別的,有的區別甚至具有某種對抗的性質。所以,統一戰線本身就是一種對立的統一,它既有統一的一麵,又有鬥爭的一麵。在這種情況下,在統一戰線中,正如無產階級力圖吸引、影響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一樣,資產階級也力圖影響仍至“溶化”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曾經這樣尖銳地指出:“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他強調共產黨的全麵抗戰主張和國民黨的片麵抗戰主張存在著原則分歧,“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麵性,就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於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誠然,這個誰吸引誰,誰領導誰的鬥爭,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具體的內容會不同,尖銳性的程度會不同,但這無疑是統一戰線中任何時候都存在的鬥爭。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鬥爭,實際上,就是要在政治上把同盟者盡可能提高到當時革命鬥爭所要求的水平。工人階級在統一戰線中,不但決不可以被其他的階級、階層所影響和動搖,以至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而且相反,必須積極地影響和吸引其他階級、階層,盡可能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必須發展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力量,從根本上說,就是必須有一個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這顯然是堅持和發展統一戰線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由此可見,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獨立性,是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領導權的中心環節。拋棄了這種獨立性,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在統一戰線中犯投降主義或尾巴主義的錯誤,這就實際上失去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這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曆史經驗。黨在大革命時期曾犯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自動放棄無產階級的獨立性,使黨失去了遏製資產階級叛變的能力,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慘遭失畋。毛澤東曾一再告誡全黨要牢記這一“血的教訓”。所以在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盡管蔣介石集團從一開始就企圖限共、“溶共”,而共產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及時克服抗戰初期黨內出現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采取正確的鬥爭策略,衝破了國民黨的限製和束縛,維護了統一戰線的正確方向,保證了抗日戰爭取得最後的勝利。

  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必須依靠正確的路線和政策。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首先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為此,必須既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又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右傾投降主義采取“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實行妥協、退讓政策,放棄了黨的領導權;“左”傾關門主義則主張“一切鬥爭,否認聯合”,把同盟者拒之門外,使自己成為孤家寡人。因此要保持黨的政治領導的正確性,就必須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同時,還要依靠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毛澤東說:“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淩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他要求全黨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這無疑是實現黨的領導權的重要保證。

  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必須正確處理兩個聯盟的關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統一戰線,實際上包含著兩個聯盟。一個是工人階級同農民階級、廣大知識分子及其他勞動者的聯盟,也稱工農聯盟;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和非勞動人民的聯盟,主要是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農民階級是中國民主革命最雄厚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在我國,隻要真正地把廣大農民群眾組織起來,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可靠的保證。毛澤東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也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廣大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屬於勞動人民的範疇。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從整體上說,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這三支基本力量組成的聯盟是統一戰線的基礎。與此同時,工人階級還必須同一切可以聯合的非勞動者結成聯盟,這主要是同民族資產階級,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也包括一部分可以聯合的大資產階級。這同樣是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聯盟。第一個聯盟是統一戰線的基礎和依靠,有了強大而鞏固的工農聯盟,才會有強大而廣泛的統一戰線,也才有可能真正實現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當然,盡最大可能去擴大第二個聯盟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夠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壯大自己,孤立敵人,這樣反過來又能鞏固和發展工農聯盟。

  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還要善於處理同同盟者的關係,即既要照顧同盟者的利益,又要在政治上提高同盟者。毛澤東指出,領導的階級和政黨,要實現自己對於被領導的階級、階層、政黨和人民團體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敵人作堅決的鬥爭,並取得勝利;二是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這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他以共產黨要領導中農為例說:必須率領中農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階級作堅決的勝利的鬥爭(消滅地主武裝,平分地主土地),否則,中農便會動搖。同時,在土改中不損害富裕中農的利益;在農會和區鄉政府中要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不錯定中農成分;還要給中農以政治教育。“如果沒有這些,我們就要喪失中農的擁護。”

  毛澤東還為實現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製定了又聯合又鬥爭的基本策略原則。這一正確的革命策略原則,是在深刻分析和把握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特性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毛澤東在深入分析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階級狀況的基礎上,把中國資產階級區分為大資產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兩個部分。這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特有的一個社會現象,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區別於歐美資產階級的一個顯著特點。把兩者加以區分,采取不同的政策,為正確解決中國資產階級問題指明了方向,這是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理論和策略的一個創造性的貢獻。

  中國的官僚資本和官僚資產階級是具有買辦性的資本和階級,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曆來是中國革命的對象。由於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中國大資產階級又分別依附於美英日等不同的帝國主義集團。當革命的鋒芒主要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附屬於其他帝國主義的買辦資產階級集團就有可能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參加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鬥爭。在抗日戰爭時期,黨和毛澤東實行了“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充分利用了依附於不同帝國主義國家的各派大資產階級集團之間的矛盾,實現了同英美派大資產階級聯合抗日。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針對蔣介石集團實行“限共”、“溶共”的錯誤政策,毛澤東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采取“先斬後奏”、“先奏後斬”、“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等靈活策略,既堅持了獨立自主原則,又維持了國共合作的關係。而對於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摩擦,以至以武力進攻敵後抗日部隊的反動措施,則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使之不脫離統一戰線。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黨和毛澤東對國民黨頑固派尚能抗日的方麵加以聯合,對其分裂、反共、妥協的方麵進行鬥爭,從而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了持久抗戰並贏得最後勝利。曆史經驗表明,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所以,鬥爭是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鞏固國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帶有兩麵性的階級:一方麵,他們遭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和束縛,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麵,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又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因而他們對革命又表現出很大的妥協性和動搖性。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麵性,決定了他們可以成為革命的聯合力量。民族資產階級是屬於“人民大眾”的範疇,毛澤東說:“參加這個革命的人們所組成的統一戰線是十分廣大的,這裏包括了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一部分開明紳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眾。”因而民族資產階級是作為人民大眾的一部分來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共產黨要在政治上爭取他們,並在經濟上實行保護民族工商業政策。同時,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和動搖的階級,“他們是人民大眾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眾的主體,也不是決定革命的力量”。要對其動搖性進行必要的批評或鬥爭,對其右翼分子企圖改變革命方向、篡奪革命領導權的傾向則要進行揭露和打擊。隨著新中國的建立,我國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期,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有兩麵性:既有剝削工人取得利潤的一麵,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麵,因而中國共產黨能夠繼續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並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成功地實現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

  總之,毛澤東總結黨的曆史經驗,在統一戰線中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基本策略,這是根據統一戰線中的不同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之間既在共同目標下實行聯合,又由於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政見而存在著矛盾和鬥爭這樣一種情況,具體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處理統一戰線內部分關係。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原則,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根據不同的對象和情況,采取不同程度的聯合和不同形式的鬥爭。正如毛澤東所說對於統一戰線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所以,又聯合又鬥爭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辯證統一,目的是為了鞏固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

  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和統一戰線思想的重要發展采取實際步驟,實現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定的綱領基礎上同其他進步政黨的政治合作,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學說中的一個重要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了“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這一重要的策略思想。在巴黎公社革命爆發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一偉大實踐經驗時,曾深入探討了無產階級政黨與其他政黨、黨派的政治關係問題,進一步論證了無產階級政黨與其他階級的代表和黨派建立合作關係的可能性。同時他們又反複強調,在同其他政黨采取一致行動時,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批評同盟者的自由,“必須以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不致因此發生問題為前提。對我們來說,這是絕對的界限”。

  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列寧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者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同人數眾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分子等等)或同他們的大多數結成的特種形式的階級聯盟”。他把這種階級聯盟看作是“絕對必要的”。“在各種活動領域中,不同非黨員結成聯盟,就根本談不上什麽順利的共產主義建設。”列寧還一度努力爭取在蘇維埃政權中采用多黨合作的政治領導方式。在十月革命後的一個時期內,在蘇維埃政權中曾出現布爾什維克和其他政黨多黨合作的局麵,隨後由於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動搖,使這種合作僅維持了三個多月。1919年初,右翼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聲明表示改變政治態度,列寧隨即同意他們重新取得蘇維埃的合法地位。後來由於右翼社會革命黨等幾乎所有的小資產階級政黨都卷入了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炮台叛亂,因而最終喪失了自己在蘇維埃政治中的地位。這樣,蘇聯無產階級政黨在國家政權中曆史地采取了一黨執政製度。正如毛澤東所說俄國的曆史形成了俄國的製度,……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

  我國實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多黨合作發展而來的,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多次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隻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他還特別強調:“在一切有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產黨員必須采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敵後抗日民主政權中,普遍實行了“三三製”的政權組織原則,即在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中,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進步分子占1/3,中間分子占1/3.對毛澤東“三三製”的政權建設思想,周恩來曾作過深刻的闡述,他說:“‘三三製’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共產黨不一定要在數量上占多數,而爭取其他民主人士與我們合作。任何一個大黨不應以絕對多數去壓倒人家,而要容納各方,以自己的主張取得勝利。第二個特點就是要各方協商,一致協議,取得共同綱領,以作為施政的方針。這兩特點是毛澤東同誌‘三三製’的思想”。這種“三三製”原則所體現的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政治協商的思想,成為黨指導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為日後發展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積累了經驗。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提出了由中共和各民主、進步的政黨共同組織聯合政府,建立新型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治製度的設想,並進一步重申:“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這就從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製度的高度闡述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合作關係。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下,由包括國共兩黨和其他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終於在重慶召開,開始了多黨派的政治協商在中國政治發展中的第一次嚐試。正如周恩來在會議開幕式致詞中所說:這樣的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國的政治曆史上還是創舉。他誠摯地表示:中共代表團願以極大的誠懇和容忍,與各黨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是,努力合作。在政協會議期間,中共與民盟通力合作,彼此協商,互相配合,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奮鬥。此後,由於蔣介石集團依仗美國政府支持桿然發動內戰,粗暴地撕毀了政協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在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爭取建立新中國的共同目標下,形成了一種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政治合作關係。1948年中共在紀念“五一”的口號中,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商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同時,毛澤東在致李濟深、沈鈞儒的信中,也指明現在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擬定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這一號召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中國致公黨發表聲明說中共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的鬥爭中,貢獻最大而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範作用,因此,新政協的召開,理所當然的應該以中共為領導者和召集人。“1949年2月26日,在北平各界隆重歡迎民主人士的大會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代表各民主黨派講話。他說為什麽這一空前未有的人民大團結會出現於今日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路線的正確。”“因之,全國各民主黨派都衷心地願在中共主席毛澤東先生領導之下,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而貢獻其可能貢獻的力量。”這是各民主黨派第一次公開而明確地表示,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努力。這樣,中國共產黨堅持與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合作的方針,同時民主黨派確認中共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這兩個方麵結合就現實地構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格局。

  建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從團結他們出發,對他們的錯誤和缺點進行認真的和適當的批評或鬥爭,達到團結他們的目的。對他們的錯誤或缺點采取遷就態度,是不對的。對他們采取關門態度或敷衍態度,也是不對的。”他還指出,這時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麵。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召開。人民政協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等11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了政協會議。新政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確定了新誕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各項施政方針。新政協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人民民主政權。通過《共同綱領》法律性條文規定,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基本政治製度的確立。因而,人民政協會議也就在實際上開創了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真誠合作、共商國家大計的新中國政治發展的新格局。這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成果。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和人民代表大會製的實行,使人民政協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時中共中央明確指出,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實行,決不意味著要削弱統一戰線,而是要使統一戰線更加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統一戰線組織將繼續存在,並在國家政治生活和鞏固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方麵,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從此以後,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組織,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存在,繼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從而形成了我國人民民主製度的一個重要特色。這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繼續得到加強。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公有製主體地位的確立,標誌著社會主義製度已在中國基本建立,也標誌著我國各民主黨派發展史上的一個新起點。隨著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改造任務的基本完成,各民主黨派原有的階級基礎發生了變化。這時民主黨派的性質實際上已經開始變成各自聯係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黨,而多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也由《共同綱領》中所確定的新民主主義變為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全麵地建設這個嶄新的社會?多黨合作還要不要繼續堅持發展?就成為一個曆史的新課題提到了中國共產黨麵前。此時,國際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西方國家乘機掀起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同時蘇聯在體製上暴露出的弊端,斯大林破壞民主與法製的嚴重錯誤,也引起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極大關注和深入思考。1955年底毛澤東提出了要“以蘇為鑒”的思想,1956年初,又開展了深入的調查研究,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在思考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問題時,毛澤東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他提出”兩個萬歲“的思想,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在我們國內民主黨派林立,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很有利。他基於對蘇聯斯大林時期嚴重教訓的認識,強調指出,“打倒一切,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隻剩下共產黨的辦法,使同誌們中很少不同意見,弄得大家無所顧忌,這樣做很不好。毛澤東很重視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作用,他說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毛澤東曾對黨的高級幹部講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而我們共產黨有“二怕”:一“怕”農民,二“怕”民主人士。他在這裏把“怕”民主人士與畏聖人之言相比,表明了他希望民主黨派進行監督的誠意和對來自民主黨派監督的重視程度。毛澤東提出的這一重要思想,成為隨後召開的中共八大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並由此確定了今後將“采取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1957年毛澤東在回顧這一方針形成過程時曾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是我國具體的曆史條件的產物。這個口號並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幾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會主義製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這一方針的確立,是毛澤東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道路這一開創性工作的重要成果,為我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指明了方向。

  綜上可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是我國社會主義製度下新型政黨關係的生動體現,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創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首先,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國各民主黨派原來的社會基礎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同這些階級相聯係的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同時也有一定數量的革命知識分子和少數共產黨員參加。他們不是單一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具有某種階級聯盟和統一戰線的性質。各民主黨派主要反映上述階級、階層的政治要求。在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良好的政治合作關係,對於團結這些階級、階層起了重要作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各民主黨派原來所聯係的階級、階層的人們,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主義勞動者,以及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在新時期堅持和發展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不僅有利於調動各民主黨派所聯係的這一部分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反映他們的利益和要求,促進人民內部團結和社會穩定,而且通過長期合作,有效地發揮各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共商國家大政方針,必將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同時,多黨合作也有利於加強和改善共產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毛澤東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多黨合作的基本方針提了出來,充分表明他對這種監督作用的極端重視。正如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指出的:“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麵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毛澤東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是同他高度重視處在執政地位的黨的建設問題緊密相關的。在他看來,執政地位使我們黨麵臨著新的考驗,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需要浄友忠言。各民主黨派作為有比較高的知識水平、較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有組織的社會政治力量,在執政黨進行決策的過程中,他們往往能夠提出比較中肯的意見和建議,這對於保證決策的科學化,避免失誤,使社會主義事業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民主黨派的監督,也有助於防止在執政條件下領導幹部脫離群眾、滋生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危險傾向,使共產黨能夠永遠保持密切聯係群眾、忠誠地為人民服務的旺盛的生命力。

  總之,毛澤東關於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方麵的思想,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完全新型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遺憾的是,1957年後由於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和“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特別是曆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受到嚴重破壞。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情況下,毛澤東從未否定過多黨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也曾多次提到要對民主黨派加以保護。當紅衛兵到處“造反”並開始衝擊到民主黨派機關和人士的時候,毛澤東就特地告誡他們,要懂得“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這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1966年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李宗仁說:政協還是要的,民主黨派還是要的,我們不改初衷,將堅持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共事。同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又表達了同樣的意見。1975年10月,毛澤東還提出要及早召開五屆全國政協會議。這些都表明毛澤東仍然堅持多黨合作的初衷。粉碎“四人幫”後,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我國進入了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鄧小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從而使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鞏固和發展國內各民族團結並實行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統一戰線思想在民族問題上的重要發展實現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發展和繁榮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事業,實現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遵循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社會主義國家的曆史經驗表明,能否正確處理國內的民族問題,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關係極大。

  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總問題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把民族自決權、聯邦製和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至於具體采取哪一種形式,則要依照各國的具體情況而定。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中,注重從中國民族問題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原則,逐步形成了適合我國國情的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和政策。幾十年的實際經驗證明,民族區域自治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形式和重要製度,是實現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共同繁榮進步的成功道路。

  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和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通過實踐的探索逐步確立起來的。1922年中共二大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一般原理,提出在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由邦以建立聯邦製國家,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綱領。這個設想雖然體現了民族平等的精神,但並不切合中國的國情。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對國情認識的逐步深化,對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方式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比較明確地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主張,他指出:應當允許蒙、回、藏、苗、瑤、彝、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抗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在1939年發表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又在深入研究中國曆史和曆史上的民族關係的基礎上,指明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族人民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成員,他們讚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讚成互相壓迫;同時指出中華民族的曆史發展趨向是統一、團結。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作為黨的具體綱領的內容之一。並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問題的政策,他說:共產黨人必須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而奮鬥;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係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他們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當尊重。這些論述,為我們黨在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統一、團結的基礎上正確解決我國民族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

  按照黨和毛澤東的上述政策主張,陝甘寧邊區政府在1941年5月公布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對民族區域自治作出了具體規定:“依照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1942年4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劃定了定邊縣的若幹區和城關鎮的自然村為回民自治區,後又劃定曲子縣的三岔鎮為回民自治區。在少數民族自治區內,由少數民族自己選舉區、鄉長,管理自治區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事業。1945年10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於內蒙工作的意見給晉察冀中央局和晉綏分局電中提出,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實行區域自治”,並決定“首先從各旗開始,爭取時間,放手發動與組織蒙人的地方自治運動,建立自治政府”。經過卓有成效的籌建工作,於1947年5月1日,中國第一個省一級的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它的成立及日後的成就,為中國共產黨最終確定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提供了成功的範例。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又多次代表中國共產黨強調:黨要領導人民建立的人民共和國是各民族大團結的國家,建立的人民政府是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民主聯合政府;同時總結過去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經驗,明確地將在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作為一項基本政策確定下來。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在“民族政策”一章中,明確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這樣,就以法律的形式,使民族區域自治成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一項基本的政治製度。

  列寧曾指出:“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曆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於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民族區域自治,是黨和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曆史和現狀而製定的政策,是實現國內各民族平等、團結、繁榮、進步的有效形式,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有效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具體地講:第一,在我國曆史上,中華民族一元多體的發展,使各民族之間很早就建立了在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密切聯係和交融,並自秦漢以來,就形成了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在此後長達二千多年的曆史發展中,雖然存在著民族壓迫,也曾多次發生過民族之間的衝突和戰亂,出現過短暫的分裂和割據局麵,但總的來說,各民族之間主要是在統一的國家內發展相互關係的。中國的曆史經驗表明,中華民族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各民族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存在著互相依存、共同發展的根本利益。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是中國曆史發展形成的傳統優勢。這一曆史特點決定了,在統一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既適合中國國情,也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願望。第二,從國內民族分布的特點看,是一種以漢族為主體的大雜居、小聚居的局麵。漢族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少數民族隻占總人口的8.04%。一個民族完全聚居在一個地區的情況極少,絕大多數少數民族都是一個或幾個大小不一的聚居地與漢族交錯雜處。我國已建立的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大抵都是這種情形。例如新疆地區是維吾爾族比較集中居住的地區,但在那裏還交錯雜居著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錫伯、烏孜別克、俄羅斯等十多個民族,漢族也有相當數量。這種民族分布的複雜狀況,決定了我國隻有實行較靈活的民族區域自治,依據少數民族聚居的狀況建立不同級別的自治地區,這樣才能有利於民族團結和民族自治的要求。第三,從中國革命發展的特點來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獲得了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中國革命又是由農村向城市發展,在長期的農村鬥爭中,許多少數民族直接匯入到革命洪流中來,與無產階級政黨建立了鞏固的聯盟。應當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各族人民團結戰鬥的共同成果。因而,新中國采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式,實行統一國家的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革命曆史發展的必然。

  總而言之,黨和毛澤東通過民族區域自治解決中國民族問題,而不是采用聯邦製的形式,是符合中國曆史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正如周恩來所說在中國適宜於實行民族自治,而不宜於建立也無法建立民族共和國。曆史發展沒有給我們造成這樣的條件,我們就不能采取這樣的辦法。“曆史發展給了我們民族合作的條件,革命運動的發展也給了我們合作的基礎。因此,解放後我們采取的是適合我國情況的有利於民族合作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

  新中國成立後,從1950年起開始在少數民族聚居區進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試點工作,以取得經驗在全國範圍內推廣。1951年2月,毛澤東在他起草的一份黨內通報中特別強調認真在各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推行區域自治和訓練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是兩項中心工作。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它作為新中國第一部民族問題的立法,使民族區域自治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些都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區域自治工作在全國範圍內有序地展開。到1956年底,全國已先後建立了新疆維吾爾族、廣西壯族、寧夏回族三個自治區和西藏藏族自治區籌委會,以及二十九個自治州、五十四個自治縣(旗)。這些自治區域遍及全國二十六個省區。至1960年初,全國又新建立了西藏藏族自治區和十四個自治縣。至此,全國範圍內民族區域自治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基本確立以後,毛澤東進一步把鞏固和發展國內各民族的團結作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這一總課題的一部分,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他在著名的《論十大關係》中專門把“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列為一大關係,提出要接受“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的教訓,強調“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並指出“我們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又一次專門談到“少數民族問題”,強調“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一定要搞好”。指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於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十分重視民族問題,重視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強調漢族先進地區有責任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這是進一步實現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的重要保證。毛澤東指出:“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這些重要思想,指導了民族自治區域的各項建設和民主改革。到1959年,除個別地區外,先後在全國各少數民族中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共同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曆史性勝利,徹底結束了剝削階級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使勞動人民成為各民族的主人翁,決定著民族的命運和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從此我國各民族間的關係基本上成為勞動人民間的關係,這就是建立在平等、團結、互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新型民族關係。

  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人民民主專政在民族地區的具體的實現形式,是在國家的集中領導下有效地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地位。民族區域自治的施行,使少數民族享有處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利,這有利於調動民族自治地區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利於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和發展,從而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通路。

  (《毛澤東思想概論》,北京出版社。收入本集時作了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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