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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毛澤東關於人民民主與法製建設的思想探析

  中國是一個缺少民主傳統的國家。我國封建專製製度延續了兩千多年,形成了源遠流長、盤根錯節的封建傳統勢力和封建傳統思想。在近代,這種封建勢力又與外國侵略勢力相勾結,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種狀況,不僅大大地增加了爭取民主鬥爭的艱巨性,使反帝與反封建成為兩大密不可分的任務,而且在我們取得國家獨立和人民民主之後,封建殘餘思想的長期存在還會是一個沉重的曆史包袱,它勢必要影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進程。這一點正為建國以來民主政治建設曲折發展的曆史所證明。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由於中國革命的特殊發展道路,即首先通過武裝鬥爭在局部地區建立根據地政權而後獲得全國政權的曆史發展進程,因而有著長時期的在根據地政權中進行民主與法製建設的曆史,積累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形成了人民民主的傳統。新中國的民主政治與法製的建立和建設,正是解放區的人民民主傳統的繼續發展。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突出的優點和特點。我們研究毛澤東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的思想,應當對這個曆史特點給予充分的注意。

  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經曆了一個新舊交替、曲折發展的過程。

  一積80年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使“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對原有追求的懷疑,蘊含著對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正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一枇先進分子獲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理論武器。這時,李大釗就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賦予了民主以新的時代內容,徹底拋棄了過去孜孜以求的以代議政治為特征的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的理想,指明中國革命所要締造的新社會,應該是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對立的,而與社會主義相聯係的人民民主政治。青年毛澤東隨後也認為,資產階級有“議會”以製定保護資本家並防製無產階級的法律;有“政府”執行這些法律;有“軍隊”和“警察”來保障資本家的安樂和禁止無產者的要求,所以要變革舊的社會製度,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是不行的。曆史上凡是專製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他對旅法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來信中提出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讚同”。而中國共產黨誕生後提出的第一個綱領,就確立了武裝奪取政權,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的奮鬥目標,雖然這時還不能提出民主革命的具體綱領,但確指明了民主政治發展的正確方向。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始終認定“曆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自覺地為實現人民民主而奮鬥。中國共產黨早在1922年第一次對時局的宣言中,就向全國人民提出了“打倒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行動綱領。當1925到1927年大革命風暴興起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迅猛發展的地區,地主豪紳的權力被摧毀,建立了農民自己的政權,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人民民主得到了伸張。這時湖南一些縣紛紛出現了由農會、工會等群眾團體代表和縣長共同參加的各界“聯合會議”,凡事取決於這種縣長和革命民眾團體的聯合會議。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眾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惟命是從。毛澤東曾對此稱讚說現在的縣政府,形式和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被迫由城市轉入農村,開始了獨立領導的以農村根據地為依托的革命戰爭。從這時起,在中國,實際上長期存在著兩種政權並存的局麵,作為一種國家製度,人民民主已不僅是一個爭取的目標,而是在各個革命根據地成為客觀現實。在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先是依據民主原則對起義部隊進行改造,克服舊軍隊的”軍閥殘餘製度和習氣的影響;在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同時,建立具有很大權威性的士兵委員會,奠定了革命軍隊的新型的官兵關係,逐步形成了人民軍隊優良的民主傳統。同時,毛澤東還十分重視根據地革命政權的建設,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麵確保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逐步形成了人民民主傳統。

  這種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傳統,發端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成熟於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它的主要內涵及其基本經驗,無疑對新中國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應當指出,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建立的工農民主專政,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各抗日階級的聯合專政,都是把對敵人的專政和對人民的民主相結合的革命政權。這種新型的人民政權,有力地鞏固了革命的果實,使廣大人民擁有確保當家作主的各項民主權利。1931年11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宣布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這就從法律上確認了工農兵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和參與政權管理的權利。中華蘇維埃選舉法還規定,上述公民在16歲以上均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接選派代表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和地方的政治事務。由於取消了對勞動人民的一切限製,並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保證了根據地的工農兵及所有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充分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使廣大工農群眾能夠參加根據地政權和社會生活的管理與監督。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這種普選製和公民的各項民主權利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擴大了普選製的範圍,一切抗日的階級和個人,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士兵等勞動群眾和讚成抗日的資本家、富農、地主等,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抗日根據地,共產黨以外的抗日政黨、團體有進行競選的自由;采取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原則,並根據不同的文化程度,分別用票選法、圈選法和投豆法進行選舉。廣泛的民主權利的有效施行,使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成為全國模範的民主政府。

  毛澤東在指導根據地的民主政治建設中,十分注意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使之具有中國的特色。他力排當時黨內嚴重存在的“左”的偏向,矯正單純搬用蘇聯經驗的不恰當做法。他後來在談到人民代表會議製度時說過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製度,又叫‘蘇維埃’,又叫‘大會’,就成了‘大會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他總結民主革命時期的政權建設的經驗,以民主集中製作為政府的組織形式,確定新民主主義政權構成的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選舉的政府。後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也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的政治製度。事實證明,這種民主集中製的、議行合一的政權組織形式,既利於發揚民主,又便於集中群眾意誌,是能夠充分體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適合中國國情的。同時,他還善於根據變化了的形勢,及時調整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並采取適當方式擴大民主的範圍。如早在1935年11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就根據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及時地指出:“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末,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將工農共和國口號改為人民共和國,隨後又改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適應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勢的需要。1940年3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中,進一步提出了“三三製”的政權組織原則,即在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中,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進步分子占1/3,中間分子占1/3.於是“三三製”成為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對毛澤東的“三三製”思想,周恩來曾作過深刻的闡述,他說‘三三製’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共產黨不一定要在數量上占多數,而爭取其他民主人士與我們合作。任何一個大黨不應以絕對多數去壓倒人家,而要容納各方,以自己的主張取得勝利。第二個特點就是要各方協商,一致協議,取得共同綱領,以作為施政的方針。這兩個特點是毛澤東同誌‘三三製’的思想。“這個闡釋是十分正確的。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權,主要是從依靠黨的正確主張,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所擁護、所信賴的政治聲望中去取得,也就是說,黨的優勢不僅在於政權中的適當數量,主要在於群眾的擁護。即黨對政權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而不是包辦一切。因而,在政權建設問題上,毛澤東既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又堅決反對黨包辦一切,一意孤行,要求”共產黨員隻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並強調”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這種“三三製”原則所體現的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政治協商的思想,成為黨指導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而當中國革命接近全國勝利的時候,一些黨內同誌片麵地提出所謂“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毛澤東嚴肅指出這是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他說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堅持了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思想,堅決反對了那種”左的冒險政策。由此可知,抗日根據地政權的三三製原則,已經具有日後發展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的雛形。

  毛澤東依據中國國情和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實踐經驗,探討了民主革命勝利後國家政權的性質。他在1939年《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製度”,並準備將來走向社會主義。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又一次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建立的政權,“隻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采取的必要的過渡形式。而他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又明確提出要“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製度”,認為“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製度”。後來,他又科學地將新中國的國體確定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而與這種新型國體相適應的政體,是按照民主集中製原則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選舉的政府。這種國體與政體的結合,便是民主的名與實的統一。

  毛澤東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孕育並成熟於民主革命時期,同時又奠定了社會主義的政權形式。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鬥爭中的一個偉大創造。應當說,由於中國革命的特殊發展道路,即首先在局部地區建立根據地政權而後獲得全國政權的曆史發展進程,因而有著成功的、豐富的人民民主的傳統。新中國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建設,正是解放區的人民民主傳統的繼續和發展。

  新中國的成立,繼承了解放區的民主政治傳統,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全國政權。毛澤東指出,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體現了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和基本內容。應當看到,在人民民主專政中,民主是處於主要的或主導的方麵。這是因為人民是國家政權的階級基礎,是國家政權的主人,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同時,專政也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來行使的,目的是為了桿衛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人民的和平勞動。因而,人民民主越擴大,對敵人的專政就越有效。毛澤東說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

  列寧說過,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類型上,每一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鬥爭中創造的新型民主和新型專政的國家政權。它的最大特點在於,能夠承擔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兩個不同曆史時期的任務。在社會主義時期,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因為:它都是共產黨領導體現著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掌握國家領導權,都是對少數反動勢力實行政治統治,都是以最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為使命的。同時,人民民主專政又是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專政,更適合中國的國情。第一,更好地體現了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由於中國的特點,無產階級在人口中隻占少數,占人口大多數的是農民。以人民來表述,更能體現是以工農為基礎的大多數人的專政;第二,更好地體現了我國革命統一戰線的曆史特點,這時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了,但其政治代表人物仍可以參加政權;第三,更好地體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最高類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越發展,民主也就越發展,人民民主專政在民主和專政的關係上,往往表現為民主占主導方麵,因此,也可以叫做人民民主製度。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注重加強黨的建設,保持和發揚黨內民主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製,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這就為發展人民民主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證。建國初期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人民政協及其選舉產生的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奠定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民主製度。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這時是把民主作為使我們避免曆史上“其興也浮,其亡也忽”的一條新路提出來的,比較重視民主政治建設,要求國家管理者向人民負責,希望人民能夠監督政府。這時,人民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公仆”本色得到發揚,特別是有力地進行了反腐敗的鬥爭,一掃舊官場習氣,政壇氣象煥然一新,從而保證了人民民主權利的有效實施。1953年開始實施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為此實行全國範圍的普選,采取基層直接選舉和縣以上間接選舉相結合的辦法,大大推動了我國人民民主製度的發展。1954年製定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保障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憲法,成為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在這前後,國家陸續製定和頒布了一批法律、法令和法規,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律化、製度化。國家憲法規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種社會主義民主,也通過各種有效的措施得到初步的實現。雖然這個時期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還很不完善,但在共和國曆史上確實寫下了輝煌的一頁,為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國內形勢作了正確的分析並確定以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這標誌著我國進入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為適應新時期的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需要,黨適時地提出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任務,並為此進行了可貴的探索。黨的“八大”規定了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的政治發展戰略,並提出了擴大民主、健全法製的一係列措施。根據我國社會經濟關係和社會矛盾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的新情況,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係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並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從而為進一步發展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政策依據。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發展科學文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原則和方法,等等。毛澤東希望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立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並把它作為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目標提了出來。特別是毛澤東這時還提出:“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問題。”為使群眾直接參加管理作了可貴的探索,總結出了諸如“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經驗等等。應當肯定,在這一階段,黨和毛澤東在探索擴大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方麵有重大的建樹,在實踐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這些積極的成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但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不僅嚴重挫傷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和積極性,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理論上動搖和修改了黨的“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陷入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迷誤。思想理論上偏離了正確軌道,導致了實踐的頻頻失誤,使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都出現了不正常的局麵。其間,黨和毛澤東也曾幾次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於沒有認識到這種錯誤是屬於指導思想的錯誤,糾正錯誤又是在肯定這種指導思想的前提下進行的,因而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麵。後來,特別是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在階級鬥爭問題上,從理論到實踐,“左”的錯誤愈來愈嚴重。黨內的野心家如林彪、康生、江青等正是利用了這個錯誤,興風作浪,終於導致了一場持續十年之久的大災難。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社會主義民主被扭曲,已有的民主和法製受到嚴重摧殘,使黨和國家陷入了長時期內亂局麵。這是一個極其深刻而沉痛的曆史教訓。

  盡管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經曆了這樣曲折發展的曆程,但我們仍可從中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所培育的人民民主傳統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從上述曆史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人民民主專政所實行的民主集中製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以及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所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都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的特色。而這些具有特色的政治製度,都是在長期革命政權建設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偉大的生命力。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的優勢所在。但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由於曆史的和現實的,國際的和國內的,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等等複雜的原因,民主政治建設又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有了這樣一種清醒的認識,我們就能自覺地克服來自“左”的和右的幹擾,保證民主政治建設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健康發展。

  二

  社會主義製度確立以後,如何使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以法律的權威和形式確保民主政治的實施,無疑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所有通過革命取得政權的政黨或階級,就其本性說,都要求由革命創造的新的法製基礎得到絕對承認,並被奉為神聖的東西。”無產階級也不例外。因而,對於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來說,必須用體現本階級意誌的法製來維護自己的政治統治,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就明確提出要摧毀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部法製,用社會主義法製來確認和維護無產階級爭得的民主權利。這就是列寧所說的“摧毀壓迫人民的機關,奪取政權,創立新法製”的革命任務。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民主與法製是緊密相關的。無產階級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利益,革命勝利後,為了鞏固這一革命的成果,就必須把體現勞動人民共同利益的社會主義民主原則上升為國家意誌,使這一民主原則奠定在法律的牢固基礎上。

  如前所述,在民主革命時期,由於長期存在著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麵,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時期革命根據地的建設中就逐步創造了“新的法製”,用革命的法製維護革命的權威,維護根據地人民爭得的民主權利,積累了民主與法製建設的經驗。應當說毛澤東是重視法製的作用的,決不是像有些論者所說的他隻重人治不重法製。他很早就說過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作法,那就會亡國。新中國成立伊始,就製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鞏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果實。新中國的民主與法製建設雖然經曆了很大的曲折,但就其基本方麵來說,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的,這是不能輕率地加以否定的。同樣,毛澤東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和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個時期內是重視法製的作用和建設的,並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見解,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進行研究。

  毛澤東早在青年時期思考社會改造問題時,就通過對中外曆史的研究,了解了法律對治理國家的作用。1912年他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學讀書時曾作《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縱論“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的見解。他寫道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係,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這篇600字的短文宏論,正如他的老師所讚譽的:“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歎之筆出之,……是有功於社會文字。”後來毛澤東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之後,初步運用這一新的世界觀分析法令的問題並爭取為勞動人民立法。當1920年他在領導湖南人民自治運動時,就以十月革命後俄國工農掌權這一新的世界曆史潮流為根據,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後,政治易位,法律改觀。從前的政治法律,現在一點都不中用。以後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裏,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裏。他們對於政治,要怎麽辦就怎麽辦。他們對於法律要怎麽定就怎麽定。議政法,辦政法,要有職業的人才配議,才配辦。無職業的人,對於政治法律,簡直沒有發言權。”這時毛澤東認為工人、農民、商人、手工業者和知識分子是屬於有職業者,而軍閥、官僚、政客、地主和流氓等則是屬於不配與聞政治法律的無職業者。針對湖南軍閥趙恒惕玩弄湘人治湘、製定省憲的騙局,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揭露這個憲法草案的“第一個最大缺點,是人民的權利規定得不夠”。他提出人民應不分男女均有以下三項基本權利,即“承受其親屬遺產之權”、“自由主張其婚姻之權”、“依其自由意誌求得正當職業之權”。同時認為憲法草案的第二個最大缺點是“無正當職業之人也有被選舉權,和關於勞動的事項全沒有規定”,這就必定將來“事實上仍然是有錢的人當選,無錢的人落空”,“仍然是一種不利於平民的政治”。他明確提出必須維護勞工的生存權、勞動權和勞動全收權,假若省憲全然撇開勞工,任何冠以全民政治的美名都隻能是虛偽荒唐的。這些都體現了毛澤東在這時所倡導的立法要以人民為主體,在反動統治下要盡可能爭取有利於勞工的法律條文的思想。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對一個青年革命者來說,上述這些也是很有深度的認識。可以肯定,毛澤東早期關於民主與法製的思想,對於他後來從事直接的民主革命鬥爭起了積極的作用。

  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後,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一條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工農武裝割據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武裝鬥爭新道路,從而開始了農村革命政權的建設工作。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不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還是抗日戰爭時期在敵後建立的統一戰線政權,都是具有毛澤東所指明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性質的人民政權。而當時進行的革命法製建設,就是為了鞏固革命政權,服務革命戰爭的需要。這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革命根據地各項基本政策的製定,是“為了鞏固已經勝利了的工農民主專政,為了發展這種專政到全國範圍去,為了動員組織武裝全蘇區全中國的工農勞苦群眾以堅決的革命戰爭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統治,來鞏固發展這個專政,並且為了從現時工農民主專政準備將來變到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蘇維埃一切政策的出發點”。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立法工作,是從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時開始的,在不同時期都頒布了各種法律、法令和條例。特別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宣布“中華蘇維埃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憲法大綱》明確規定了工農勞苦民眾享有的廣泛的民主權利。臨時中央政府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發揚了人民的民主製度,人民有充分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以及宗教等自由權;男女一律平等地享有民主權利;實行城市和鄉村人民代表由勞動人民直接選舉,等等。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及其後陸續製定了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地方蘇維埃組織法、選舉法、訴訟法等法規,這些法規雖然還受到當時黨內“左”傾錯誤的影響,但已開始突破生硬套用蘇聯經驗的做法,各種法規、人民的權利等等,都規定得很具體,比較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對保衛人民民主權利和鞏固革命根據地政權起了積極的作用,也積累了法製建設的經驗。

  抗日戰爭時期,建立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而實現了全民族的抗戰。這時,毛澤東及時指出:“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為此,他提出: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麵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麵,將政治製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麵,要從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國民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製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第二方麵,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製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行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複失地的勝利。毛澤東特別強調:“政治製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上重要部分,同時也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他還強調,我們應該規定人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但是,蔣介石沒有順應曆史潮流的要求,拒絕了徹底的民主改革,仍然堅持其反人民的獨裁政體。而廣大敵後解放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毛澤東主持製定的全麵抗戰路線為指針,積極推進民主政治建設。1941年11月通過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是一部憲法性的重要文獻,它事實上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內實行的基本政策。施政綱領及其他重要法令規定:實行在政府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非黨進步分子、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製”政權製度,使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的民意機關和邊區的行政管理;實行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投票的選舉製度;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此外,各抗日根據地政權還製定諸如法院組織條例、懲治漢奸及盜匪條例、選舉條例、土地租佃條例、勞動保護條例、婚姻條例和人權保障條例等一些重要的法令條文。這些具有一定規模的民主法製及其施行,使敵後根據地政權成為模範的民主政權。抗戰後期,派往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經過實地考察,承認在根據地“他們講民主,在敵後進行遊擊戰爭,並宣布基於私有財產的開明的經濟政策,……”“具有這種顯著的生氣和力量的原因,是簡單而又基本的,即是群眾的支持和群眾的參加。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它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這確是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真實情況。

  解放戰爭時期,廣大解放區的政權和法製建設繼續加強。當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日益接近全國性勝利的時候,毛澤東發出了廢除蔣介石獨裁統治製度,實行人民民主製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項自由,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中國共產黨願意在包括廢除偽憲法和偽法統在內的八項條件的基礎上,同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以便盡快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頒發了《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為新中國的法製建設指明了方向。而當籌建新中國的工作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毛澤東於1949年7月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文章深刻總結了中國革命鬥爭的曆史經驗,指明中國人民革命勝利以後隻能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而不能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強調現階段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毛澤東的這篇重要文章,為新中國的民主與法製建設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指導了新中國的開國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徹底廢除了反動的法製體係,在總結革命根據地立法工作的經驗和學習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法製建設經驗的基礎上,開始了人民立法的新時期。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製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成為開國最重要的三個法製文獻。《共同綱領》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是一部人民革命建國綱領,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關於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的思想。這部綱領是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主持起草工作的,在起草過程中,毛澤東曾多次審閱修改草稿並寫了一些批語。《共同綱領》這個名稱,就是毛澤東提出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國家的政權屬於人民;公民享有選舉、被選舉權和其他各項政治上的自由權利,等等。這些規定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製度,成為新中國民主與法製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定了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這部憲法總結了中國近代關於憲法問題的曆史經驗,總結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曆史經驗,真正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和意誌。從此,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應當著重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個時期,毛澤東是很重視國家的法製建設的,據統計,從1949年到1957年,僅中央一級頒布的法律法規就達900多件。這一時期有關民主與法製的重大建設,都是在毛澤東親自領導和過問下進行的,都是他把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的學說,應用於我國民主與法製建設所取得的積極成果。他為此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取得了治國安民、促進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良好效果。同時,他還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法製建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見解。這主要是:

  第一,指明了法製建設的必要性,強調了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指出,“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這時他很強調實行憲法的必要性和嚴肅性。他認為法律的嚴肅性不僅在於立法過程,更在於要守法,保證有法必依,依法辦事。他指出憲法“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他強調在法律麵前要人人平等,他說:“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製,並不是隻要你民主人士守法。”毛澤東作為一位領袖,帶頭守法的事例是很多的。解放初期,按照當時的土地法規定,他的家庭應劃為富農,當地領導對此拿不定主意,這時,毛澤東派兒子毛岸英、毛岸青來到韶山,轉達他的囑托:①所有財產給農民;②劃為富農,則無旁議,付來300元,作退押金;③人民的政府執法不徇情,照政策辦事,人民會相信政府。樹立了帶頭守法的人民公仆的光輝榜樣。他說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當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基本勝利後,客觀形勢的發展對民主與法製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一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及時地提出:“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因此,鬥爭的方法也就必須跟著改變,完備的法製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我們目前在國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是著手係統地製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製。”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毛澤東也強調建立革命法製的必要性,他說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製。法律是上層建築。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製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在他看來,法律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這就從理論上強調了健全法律的重要性,反映了這時黨對健全法製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他十分憎恨國家機關中的違法亂紀行為和特權分子的胡作非為,他曾嚴肅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製裁”。即使是在“文革”的極左年代,他對林彪、四人幫亂押亂捕、體罰逼供的行為也表示極大的氣憤,嚴厲追問:這種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是誰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第二,法製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重要的立法要采取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毛澤東在民主與法製建設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是他認定的: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必須對人民負責,必須最大限度地發動人民參與。在1954年憲法製定過程中,毛澤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對憲法草稿進行了多次審閱修改,他認為製定憲法是一項極其嚴肅的工作,他強調:“搞憲法是搞科學。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麽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同時,他還十分重視憲法製定過程的民主程序,采取群眾路線的方法,廣泛聽取並集中廣大群眾的意見。在起草工作進行期間,全國政協及各大行政區、各省市的領導機關,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各級組織和武裝部隊的領導機關,組織了各方麵人士8000多人,先後對憲法草案初稿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討論,提出了5900餘條修改意見。後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又決定將已通過的憲法草案公布交付全國人民討論,全國各地共有1.5億多人參加討論並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補充的意見。據統計,這兩次討論共征集到各方麵的意見118萬多條。毛澤東總結了這種立法過程的群眾路線的方法,認為這是這個憲法草案所以得人心的一個重要原因。他進而認為:“這就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領導和廣大積極分子相結合的方法。過去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今後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這個方法。”同時,他還強調在執法過程中也要遵循群眾路線,發揮群眾對執法的監督作用。我國實行的人民調解製度、管製刑種和群防群治的一套辦法,就體現了執法過程依靠群眾的行之有效的製度性建設。毛澤東指出:“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複辟的可能。”此外,他還要求領導機關要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他說發現了錯誤,一定要改正。無論公安部門、檢察部門、司法部門、監獄、勞動改造的管理機關,都應該采取這個態度。這些都體現了依靠和尊重群眾,尊重事實的原則立場。

  第三,毛澤東強調法製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既要從根本上劃清社會主義民主同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同時又要善於吸收包括資產階級民主某些形式在內的一切有用的東西。列寧曾經說過法律就是取得勝利、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的意誌的表現。毛澤東在指導製定1954年憲法時,明確指示憲法要體現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於資產階級類型。”這是毛澤東在領導法製建設時始終堅持的最根本的一個原則,但這並不排斥對外國經驗,包括對資本主義國家有用經驗的吸收。應當說,這部憲法的製定,既總結了我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也是把我國的經驗和國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晶。毛澤東十分重視學習外國一切有用的東西,這裏所說的國際經驗,主要是參考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同時,也注意借鑒資本主義國家憲法中的先進思想,他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曆史上沒有地位。”這就是說,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是采取曆史分析的態度的。毛澤東為了便於中央政治局討論憲法草案初稿,當時曾為中央負責同誌開列了國內外有關憲法的參考文件,其中就包括法國1946年憲法,並特別注明它“可代表較進步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製憲法”。當然,民主有著鮮明的階級性,法律是統治階級意誌的體現,但就民主和法製的某些形式來說,又具有曆史的繼承性。我們曆史唯物主義者不割斷曆史,要善於吸收曆史上進步的、包括資產階級民主有用的東西。劉少奇在一次關於要防止領導人員特殊化的講話中,提出要建立群眾監督製度,領導人員的權力應該有一定的限製,生活不要過分特殊等措施,他說我們還可以考慮一些其他的辦法。毛主席有一次講過,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那麽一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我們比那個時候不是更進步了,而是更退步了。“劉少奇認為,對資產階級的東西,”當然我們不一定完全照那樣辦,但恐怕有些東西,資產階級的有些製度也可以參考。這裏轉述的毛澤東的意見,同以上所引的思想是一致的。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法製思想是很豐富的,是值得認真研究和繼承的。在民主與法製的關係上,他深刻地認識到健全的製度對社會主義民主正常運行的保證作用。他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現象的產生以及如何從中吸取教訓有著深刻的見解,他認為斯大林的錯誤,主要是“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因而在其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期間犯了一些重大的錯誤。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具體分析斯大林問題的教訓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這就是:為了防止個人突出和個人崇拜現象的發生,使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得以貫徹實施,就必須建立一定的製度作為保證。他說:“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裏去的話,也就更加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製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麵性。”他進而總結中國共產黨人反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的經驗,指出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製,依靠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製度。”雖然毛澤東在這裏還主要是談改進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問題,但他提出要建立一定的製度作保證,應該說是包含了要使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化、法律化的思想的。

  總而言之,毛澤東在建國後的一個時期對法製建設工作曾給予了積極的指導,取得了很大成效,並且直到60年代初期還提出“沒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僅要製定法律,還要編案例”的要求。這些積極的方麵對我們今天社會主義法製建設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也應該看到,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化、法律化的工作,對以法治國的重要性,還未能給予充分的重視。特別是隨著黨在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的滋長,日益偏離了中共八大確定的擴大民主,健全法製的正確軌道,使原來還很不完備的法製受到嚴重損害。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法製建設史上的一大憾事。毛澤東曾在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之後說過,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各種規章製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條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他又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這顯然離開了他原來一貫堅持的正確主張。這種實際上的人治思想,助長了“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現象的發展。由於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瘋狂破壞,使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被任意踐踏,導致了黨和人民的一場大災難。這是一個極為沉痛的曆史教訓。

  三

  在近代中國,有多少民族精英曾經為解除人民苦難、爭取實現人民民主、人民主權而不懈努力。但是,他們大都脫離了中國的國情,生吞活剝西方的模式,且其民主要求還多屬於在近代中國已經失去實現價值的資產階級範疇,因而結局難免是失敗的。而真正站在中華大地上,為實現人民民主而奮鬥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是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代表。

  毛澤東與前人的不同點在於,他始終立足於中華大地,深切理解人民的苦難、願望和要求,以對中國曆史的透徹了解和對中國現實的深刻把握為前提,緊扣時代的脈搏,孜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為實現人民民主指明了通過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惟一正確的方向。在社會主義曆史的新時期,他一如既往,始終以一個共產黨人對人民無限赤誠之心,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道路,為擴大民主,桿衛人民主權作了不懈的努力。應當說,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思想是豐富的,其中不乏具有永久性的、有指導意義和重大價值的思想,但又不能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係統的體係;他領導的民主政治建設既有輝煌成就的一麵,又有他晚年失誤的一麵。總之,在一定意義上說,還帶有探索的性質。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要加以總結、繼承和發展的問題。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誤的教訓,對於探索的整個曆史過程來說,都是一份可貴的思想財富,既給人以啟迪,又留下深深的思考。

  那麽,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曲折發展的過程,為我們提供了哪些主要經驗教訓,又給了我們哪些啟迪和思考呢?簡要地說,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認識社會主要矛盾及其發展,是製定新時期政治和經濟文化發展戰略的主要根據。如前所述,黨的“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論斷和新時期主要任務的確定,從根本上說是正確的。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中,作出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的結論,指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國家生活的主題。隨後,他又進一步指出: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以後,這個政權同人民的關係就基本是人民內部的關係了。正是這些正確的判斷,使這個時期的民主政治建設呈現出了勃勃生機。但是,反右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實踐,使毛澤東偏離和修改了“八大”這一正確的論斷,對中國社會狀況作出了主要是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越來越不切實際的描述,為後來發生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不斷升級提供了理論根據。1959年的廬山會議開展了一場錯誤的黨內鬥爭,給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它進一步造成了黨內隻許反右不許反“左”的局麵,並且直接把階級鬥爭的迷誤引到了黨內;1963年開始在全國城鄉發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裏錯誤開展的一係列的批判和鬥爭,把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更為嚴重,並提出了所謂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錯誤的鬥爭最後終於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十年內亂,更把這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推向了極端,使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和摧殘。實踐表明,無論是出於多麽善良、多麽崇高的動機,如果不能對階級鬥爭作出符合實際的估計,過分誇大階級鬥爭,把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定範圍內存在著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繼續當成國內的主要矛盾,搞所謂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給黨和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這充分說明,能否對新時期階級鬥爭的狀況作出正確的判斷,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關係重大。人為地誇大階級鬥爭的形勢,或者無視實際存在著的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都會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造成危害。

  第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民主與專政的關係,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隻有這樣,才能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無產階級專政即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對人民民主和對敵人專政的結合;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人民民主方麵將得到不斷的擴大和發展,這反映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本質的內容和要求。但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的條件下,由於我們黨內“左”的指導思想的膨脹,片麵強調對資產階級專政,嚴重忽視以至損害了人民民主,特別是把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指導,更加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它嚴重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人為地尋找階級鬥爭的依據,把本來屬於民主範圍內的人當成了專政的對象,完全錯誤地鼓吹“全麵專政”;它錯誤地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大革命,要在社會主義社會,在人民已經實現了當家作主的條件下,繼續搞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這種以”奪權“為中心的政治大革命,損害以至摧殘了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已經取得的各項權利;這種”大民主“的鬥爭方法,導致了對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種錯誤的指導理論引發了十年內亂,並被黨內野心家林彪、四人幫“所利用,他們”拉大旗作虎皮,橫行無忌,製造內戰,亂中奪權,使人民民主專政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第三,健全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體製,嚴格貫徹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製原則,是抵製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作風,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保證。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作風的逐步發展,不斷地削弱以至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製原則,是“左”的錯誤得以發生並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發生的重大根源。應當指出,由於我們黨處在執政的地位,黨內民主狀況如何,對民主政治建設關係極大。而毛澤東在晚年,也未能擺脫他早在延安時期就十分警惕的“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的毛病。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勝利之後,開始不那麽謹慎了,並逐漸滋長了驕傲情緒和個人淩駕於集體之上的專斷作風。曆史經驗表明,驕傲是錯誤產生的重要根源,驕傲的產生,必將導致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誇大個人主觀意誌的作用的錯誤;這就會導致政治上的失誤。50年代中期以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已逐漸名存實亡,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賦予毛澤東的“最後決定之權”,在未加重新審定的情況下被沿用了,黨的許多重大決策往往由毛澤東個人的意誌來決定。這就使黨和國家民主生活逐漸變得不正常起來,而這種不正常的黨內生活和錯誤的過火的黨內鬥爭,也使集體失去了抵製錯誤的能力。這反過來又滋長了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等家長製現象。“文化大革命”正是在黨內民主生活極端不正常的情況下,由毛澤東以他個人的“膽略”和“氣魄”發動的,而黨的許多集體領導的成員都處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尷尬境地。黨內的個人野心家林彪、康生等人則充分利用這個時機施展鬼蜮伎倆,大搞陰謀活動,大肆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借機撈取自己的政治資本。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人民民主被任意踐踏,社會主義法製蕩然無存。“文革”破壞之烈,以此為大。毛澤東固然要對這個時期的嚴重失誤負主要責任,但“文革”的發生,也深刻地說明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還存在著弊端。這方麵的教訓更為重要。鄧小平在回顧這個時期的曆史時曾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製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這是對這個時期的曆史教訓的深刻總結,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應當指出,社會主義民主是人類曆史上最高類型的民主,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真正的絕大多數人的民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稱它“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社會主義民主是新型的國家製度。這種民主兼含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社會主義法製既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又是它們的保障。而這種社會主義民主同樣包含著兩方麵的含義:一是從國體上說,是指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成為國家的主人,全體人民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二是從政體上說,必須相應建立國家的各項民主製度和民主生活,並使它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這兩者之間是緊密相聯、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反映國家的本質的方麵,具有決定的意義,後者則是前者的必然要求和體現,具有對前者的實現和保證的作用。由此可見,列寧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是“最高類型的民主”的論斷,是同以往剝削階級的民主相比較而言,是指這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嶄新階段,真正實現了絕大多數人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種“最高類型的”民主製度的建立,為社會主義民主的高度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條件,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各項民主製度與法製的高度發展和完善,決不能一蹴而就,短時期內就能完成的,而是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過程。這是因為,社會主義民主在它發展的進程中,同樣要受到曆史遺留的和現實存在的諸多因素的製約,需要一個不斷認識和發展反複實踐的過程,需要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條件的逐步成熟。我國民主政治和法製建設所經曆的曲折發展,就反映了它的不成熟性。所以,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曆史進程中,建設高度發展和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

  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這是確信無疑的。

  (《毛澤東思想若幹理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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