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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毛澤東對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曆史性貢獻

  1956年是我國曆史發生重大轉變的一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開始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的曆史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在理論上提出了許多具有獨創性的新見解,大大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推進了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但是,任何開拓者的道路都不會是平坦而筆直的。毛澤東在開拓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行程中,往往是正確與迷誤相伴隨,成功與挫折相交錯。這是不足為怪的曆史現象。應當肯定,毛澤東的錯誤是對自己的建設道路探索實踐中的錯誤,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否定探索本身的意義,不能否定毛澤東思想在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新發展,同時還要善於在那些錯誤的背後發現其值得後人繼承的合理因素。這是我們研究毛澤東思想應取的科學態度。

  以蘇聯為鑒戒,走自己的道路

  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鑒戒蘇聯的經驗相聯係的。

  在建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事情確是如此。建國初期從蘇聯學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在恢複國民經濟,保證重點建設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五”計劃期間,正是在這種體製的組織下,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建設了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體現了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這種高度集中體製的弊端也開始暴露出來。由於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反對教條主義的經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建設道路也同樣不能照搬外國。這正如毛澤東後來談到建國初期照搬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這使得毛澤東等人對當時經濟及管理體製,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發覺統得太死,不行,著手改進體製”。這樣,在“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新課題麵前,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工作。

  應當指出,這種探索始於1956年不是偶然的,除了上述國內原因外,還同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相關聯。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尖銳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在蘇聯國內和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西方國家乘機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困難。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不讚成全盤否定斯大林及其領導時期蘇聯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曆史;同時認為,揭開斯大林的蓋子,打破神化主義,這對於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包括我們黨,破除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有積極的意義。正是通過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通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促使中國共產黨重新審視蘇聯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審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以蘇聯為鑒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確了。

  為了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1956年2月14日至4月22日,毛澤東先後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委、辦負責人的匯報。5月,他又親自為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各省市區黨委向中央匯報工作的具體安排的通知》及其《補充通知》,要求各地向中央匯報包括經濟、幹部、統一戰線、失業安排等11個方麵的問題,要求“匯報的時候除第一書記應來之外,可以帶幾個與工作有關的助手來”,“匯報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議論,要突出批評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並提出解決意見。不成熟的意見也可以提出”。他還采納李富春的建議,通知全國工交部門約200到300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向中央寫出書麵匯報材料。這是建國以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也是一次深入的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

  在這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報告,開宗明義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強調要“引以為戒”,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道路。毛澤東後來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又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比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這些論述表明,以蘇聯為鑒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貫穿《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指導思想。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從批評體製的弊端入手,初步總結了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論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一係列的重大關係。這些反映了當時黨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提出了一係列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和政策。

  《論十大關係》中的前五個關係,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

  第一,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肯定了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做,不僅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要避免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片麵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的問題。

  第二,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上,要積極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同時要爭取和利用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要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這樣使我們有更多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對發展沿海工業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害內地工業的發展。

  第三,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上,國防不可不有。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但是,隻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因此,要加強國防,就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

  這三條對於產業關係、地域經濟關係的分析,實際上是提出一條與蘇聯不同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第四,在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上,必須堅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要避免蘇聯過去的做法,把農民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把農民挖得很苦。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要兼顧,不得隻顧一頭。無論隻顧哪一頭,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係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同時,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係的獨立性,把什麽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

  第五,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積極性。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都沒有。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總之,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對於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以上第四、五兩條,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實際上已涉及對過分集中的經濟體製進行改革的問題。

  《論十大關係》的後五個關係,論述了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以及處理好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

  第六,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讚成的。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要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

  第七,黨和非黨關係。究竟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我們要改善同民主黨派的關係。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學校、部隊裏麵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予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第九,是非關係。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對於犯錯誤的同誌,要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

  第十,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要反對“賈桂思想”,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

  毛澤東提出這十天關係,雖然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還是初步的,但確在某些重要方麵已經指向蘇聯模式的弊端,從而開啟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這篇報告的產生,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確立了走自己的道路,把我國建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思想。《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正如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所說,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今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

  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的提出和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發展戰略的思考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製度已在我國確立起來。這時黨和國家麵臨著如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即關係到國家的治理和社會走向這一根本性問題。在這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以其特有的敏銳而深邃的哲學思維,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各種複雜的矛盾,在深刻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並係統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並且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些理論觀點,集中體現於他在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及在此前後的一係列講話中。它從哲學的高度回答了時代麵臨的重大課題,具有長遠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國家學說的重要貢獻。

  毛澤東這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是同當時國內、國際出現的一些新情況緊密相關的。

  1956年秋冬,國內出現了一些不安定的情況。由於國際上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對我國的影響,國內社會主義改造的急促和變化的深刻,加之經濟建設中未能完全克服冒進,使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出現某些緊張狀態,因而出現了某些新的情況。少數學生、工人和複員轉業軍人在升學、就業和安置方麵遇到困難,一些地方發生了少數人鬧事。同時,對時局變化最為敏感的知識分子,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舞下,思想活躍。有些人對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以及方針政策方麵問題提出公開批評,其中有不少尖銳意見,還有一些錯誤議論。麵對這些新出現的矛盾,許多黨員和幹部缺乏思想準備,處於被動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問題,把群眾鬧事和尖銳意見一概視為階級鬥爭表現,企圖采取簡單粗暴的辦法進行壓製。這些情況說明,在國內的敵我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情況下,層出不窮的人民內部矛盾日漸顯現和突出。因而在由革命轉入建設的新形勢下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新課題,是黨必須加以認真研究和解決的。

  國際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及隨後出現的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也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思考。1956年3月,毛澤東在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矛盾無所不在,無時不在,斯大林的錯誤正證明了這一點。有矛盾就有鬥爭,隻不過鬥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於階級社會而已。根據政治局多次討論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文章指出,那種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會再有矛盾存在的認識,是一種天真爛漫的想法。文章認為,隻要還存在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先進和落後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那麽,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必然存在,並且會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文章還指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一定要反對主觀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深入群眾,深入實際,防止思想僵化,要用唯物辯證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指導自己的工作。

  同年12月,毛澤東在給黃炎培的信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他說:“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便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敵(這指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他還指出:“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層出不窮,解決的辦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隨後,他又多次發揮了這個思想,他特別強調:“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

  經過反複醞釀和深入研究,毛澤東在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的觀點,不僅在理論認識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中也是極其有害的。他說: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他們在社會矛盾麵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團結日益鞏固。他在講話中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發現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種矛盾規定為社會基本矛盾,並認為這種社會基本矛盾是貫穿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他由此作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地得到解決。他深入研究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出現的各種新問題,科學地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決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時他又指明,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他還聯係我國的實際問題,係統地分析和闡明了正確處理各方麵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方法。他指出:“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麵歡迎新製度,一麵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毛澤東認為,在這個時期,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發展我們的經濟和文化,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

  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對於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所處的曆史階段這些基本問題,有著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我們知道,對一個國家社會製度及其發展階段的準確判斷,是關係到對這個國家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社會主義要經曆什麽樣的曆史階段,是實踐中社會主義亟須研究和回答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時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還是作為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一種預測。他們是在批判舊世界的基礎上發現新世界,是在論證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同時,也預見到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將經曆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將經曆三個曆史階段:過渡時期、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共產主義高級階段。至於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即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將要經曆哪些發展階段,他們並沒有論及。列寧接受了上述三個階段的劃分,並明確稱這三個階段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列寧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有過一些論述,曾提出過“還沒有穩固基礎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完全的社會主義”、“徹底勝利和鞏固了的社會主義”等概念,但對發展階段也沒有作出明確的劃分。這些論述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但同時也說明這個問題還有待後來社會主義者依據實踐經驗加以解決。

  在蘇聯,1936年基本上完成了對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斯大林依據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消滅這個事實,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就宣布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而三年之後斯大林在聯共(布)十八大的報告中又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任務。事實證明這些是超越發展階段的冒進的提法,是不符合蘇聯社會的實際情況。

  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毛澤東作了有益的探索。在1956年1月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他依據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第一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尚未完成”的思想。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他進一步把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與“建成”作了明確的區分。他說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隨後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進而指出,之所以說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成,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他強調:“隻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但不久由於急於求成、急於過渡錯誤的發生,使毛澤東對建成社會主義需要很長時間這一正確估計發生變化,一度出現迷誤。隨後在糾正已經認識到的“左”的錯誤的過程中,毛澤東又率先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階段問題重新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別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索。他在談話中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值得注意的是,他從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富裕的實際狀況考察,明確提出我國還處在“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這時把社會主義劃分為不發達的和比較發達的兩個階段的思想,是探索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富有創見的一個理論成果。這個認識後來在實踐中雖然沒有被堅持下來,且又發生很大的反複,但仍不失其重要的思想理論價值,它確實為我們今天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還對曆史新時期的主要任務作了論述。他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他認定,我們之所以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主要是為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並指明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黨的根本任務的轉變問題。這同黨的八大作出的將黨的工作重心從革命轉移到建設上來,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的戰略決策,是一致的。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就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實踐。1955年10月,他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說:“將來的趨勢如何?趨勢就是:大約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約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時間內,就是十個五年計劃到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初步形成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思想。1957年3月他在南京的講話中,還講過一段很有創見的話,他說:沒有生產就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沒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分幾步走:大概有十幾年要稍微好一點;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這裏,“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同鄧小平後來講的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相似;一百年才能“了不起”,那就是下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了。

  1959年底,毛澤東在杭州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進一步探討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就形成了四個現代化的完整提法。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公布“四個現代化”的戰略任務。同時周恩來在報告中還重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就比較完整地概括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開創了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的新領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它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對於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有長遠的理論指導意義。當然,這一重大理論課題還需要在今後的實踐中繼續加以探索和研究,使之更加完善。正如鄧小平後來在論及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時所說,“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並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

  探索走自己的道路的初步成果

  如前所述,毛澤東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探索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的自己的建設道路。這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開拓性事業。

  我們知道,在新時期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重要標誌。對這一理論的探索,“始於毛、成於鄧”的提法,恰當地評價了兩代領導人對這項偉業的曆史性功績。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探索者,在建國初期,他對於尋找我們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即黨的八大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則進行了多方麵的、集中的探索。後來雖然發生了“左”的失誤,但他沒有停止這一探索工作。應當說,這次探索的起步是正確的,但由於還不成熟,因而在指導思想上存在向著正確和錯誤兩個趨向發展,最終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但是,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就其正確和比較正確方麵的趨勢來說,確是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積累了探索的實踐經驗,這對於我們正在從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來說是起了開拓性的積極作用,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

  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集中全黨智慧的產物。這些成果,除了上述《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外,主要是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

  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考,毛澤東強調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即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一基本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抄外國的經驗;他特別指出蘇聯和東歐國家走片麵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是一個嚴重教訓,要以蘇為戒。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就是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他說我們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這裏,毛澤東辯證地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係。在他看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的位置,這是毛澤東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又集中論述了他關於重視發展農業的基本觀點。他指出,農業關係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重要市場;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他強調指出:“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麵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他在這裏提出的“農業就是工業”的思想,是經濟學上一個深刻而獨特的命題,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確立了重要思想基礎。

  後來,毛澤東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明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到60年代他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井把它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對於這個總方針,從毛澤東及當時其他領導人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內涵是:既要搞好生產資料的生產,加快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又要搞好生活資料的生產,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把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起來,使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大部類之間按一定比例協調發展。這就是毛澤東一向主張的“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經濟建設思想,這個總方針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綜上可知,在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探索方麵,毛澤東破除了對蘇聯建設經驗的迷信,提倡獨立思考,提倡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應當肯定,毛澤東在這方麵作出了突破性理論貢獻。

  第二,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初步探索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就針對建國初期學習“蘇聯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提出了經濟體製改革的問題。隨後國務院在1956年5月召開全國體製問題會議,擬出了改革經濟體製的初步草案。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的講話都闡述了有關經濟體製改革的許多重要思想。1957年初,中央指定陳雲主持財經五人小組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研究。經過半年多的調查、討論和修改,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基本通過了關於改進工業、商業和財政三個管理體製的決定。這是我們黨在毛澤東領導下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最初嚐試。

  在這期間,毛澤東也提出了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若幹設想。他對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占優勢的前提下允許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存在的問題作了探討,提出“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他認為,“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私人可以開廠”。要允許處在非法狀態的“地下工廠”、“地下商場”合法化,變成地上的,合法雇工,可以開夫妻店,也可以開私營大廠,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還可以吸引華僑投資,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他甚至提出可以在一定時候讓外國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他在分配方麵鑒於蘇聯的教訓,提出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的原則。這時陳雲也就所有製、生產和流通方麵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著名思想,這就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國家市場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主體,一定範圍的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蘇聯模式,是在當時條件下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所作的探索和構思。

  第三,有關管理體製改革的初步探索。

  毛澤東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和國際經驗,針對在體製上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認為“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同時又要“顧全大局,互助互讓”。對向企業擴權的問題,提出“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要有點“獨立王國”。他還曾支持在一些工業、交通運輸部門試辦托拉斯的倡議,等等。

  在我國公有製的主體地位確立之後,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問題”。他認為,人們在生產中的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驗為鑒戒,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強調把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作為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方針。經過許多大型企業試行後,1961年製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了這個管理製度,並確定把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作為實行這種製度的有效形式。這就把吸收勞動者參加管理的思想加以製度化。當時毛澤東把這種“兩參一改三結合”管理製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製管理方法)相對立。“鞍鋼憲法”的基本精神不隻限於企業管理,而且也是作為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防範國家機關和管理人員中滋長官僚主義的一項重大措施提出的。

  第四,關於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探索

  毛澤東強調在新的曆史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民主的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原則。因而,發展民主和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在要求。他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總題目下,提出了建設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的設想和要求,提出了一係列正確的方針政策。例如,在肅反問題上,提出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主張今後的鎮反要少抓少殺,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在少數民族問題上,提出了正確處理好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的原則,既要克服大漢族主義,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義,要誠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黨和非黨關係問題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在對待民主黨派的態度上,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了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兩個萬歲”的思想,重視來自民主黨派方麵的監督,等等。

  毛澤東這時十分重視要進一步擴大民主,把加強民主政治建設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他在八大期間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代表團時說:我們社會主義必須想些辦法來擴大民主,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誌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是也有缺點,缺點在於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在考慮這些問題。在這期間,“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要在我們的國家製度上想一些辦法”,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共識。在八大會議上,擴大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成為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八大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明確指出:“在我們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後,進一步地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有迫切的重要的意義”。

  1956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他本人不再作下屆主席。黨的主席將來在適當時候也可以實行這種任期製。八大前夕,他在談到中央領導機構設置時說我是準備了的,就是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1957年4月,他對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以需要集中精力研究問題為由說服他們,表示到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並說:瑞士有七人委員會,總統是輪流當的,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逐步采取脫身政策。中共中央讚成毛澤東的意見,八大黨章中規定的“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就是為毛澤東在適當時候辭去黨的主席的考慮安排的。這時他還多次提倡幹部應當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認為這樣做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情況,又利於實行領導班子的精簡和調整。這些都說明在斯大林問題被揭露之後,毛澤東對曆史經驗所作的深沉思考,實際上把廢除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毛澤東在探索如何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時,強調了我們需要的是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這就是黨和國家機關實行的民主集中製度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又進一步指出: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這時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雖然已經開始,但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上,毛澤東在理論上仍基本上堅持了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所闡發的思想,表達了他所期望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希望通過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關係,即通過民主集中製的途徑,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以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毛澤東的這些設想,既是這一時期黨為擴大人民民主而進行探索的重要依據,也為今天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指明了方向。

  第五,關於文化思想建設的問題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麵展開,適時地調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改善文化思想工作,就成為一個十分必要而迫切的問題。1956年黨中央和毛澤東在這方麵作出了許多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決策,使這一年出現了文化思想工作較為生動活潑的局麵。

  毛澤東這時十分強調要改變我國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必須“有足夠數量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他向全黨提出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要求,力爭在十年內建立宏大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他針對當時存在的對知識分子“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的問題,要求全黨認真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他指出:“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誌不善於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地幹預那些不應當幹預的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在當時較為民主、健康的政治氛圍下,周恩來在1956年初代表黨中央明確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黨中央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並集中600多位科學家編製了全國科學發展的12年遠景規劃,以突破高、精、尖、新技術為戰略目標,為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科學文化工作方麵,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張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他認為,對待科學文化,“可以采用兩種不同的方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他反對那種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的“收”的方針,主張采取“放”的方針,這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這個方針正確地反映了真理發展的規律,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毛澤東指出:百花齊放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百家爭鳴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在這期間毛澤東還多次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問題,凡是外國的好東西,我們統統拿過來。他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他提出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隻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1965年9月30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外賓,當客人談到現代科學技術已經不為帝國主義所壟斷時,他高興地說:是嘛。全部開放,全部交流,不要壟斷。表達了他的世界應當是開放的思想。

  第六,關於實現祖國統一的設想

  毛澤東提出“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的思想與和平解放台灣的倡議。他曾表示,台灣如果回歸祖國,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可以搞他們的一套,並且可以保存軍隊。在新時期,鄧小平根據新的形勢,把毛澤東提出的對台工作的原則進一步係統化、理論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構想。

  綜上所述,毛澤東為尋求一條既有別於蘇聯又符合於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的這種探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積累的實踐經驗,為後來形成比較係統、比較成熟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重要基礎。這種探索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重要性和深遠意義,不僅為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新局麵所證明,而且蘇聯東歐國家所發生的嚴重倒退也從反麵作了證明。毫無疑義,毛澤東作為這種開創者的曆史功績應當用最濃的筆墨記載在史冊上。當然,毛澤東在探索中提出的思想觀點,有的是成熟的和比較成熟的;有的提出了沒有做好;有的提出了沒有堅持甚至後退了。由於這種探索本身所代表的正確的發展趨勢還不成熟、不徹底,以致在它隨後的發展中還受到錯誤趨勢的暫時壓抑。之所以會這樣,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我們麵臨的是回答“什麽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新的曆史課題,我們對此還缺乏經驗,還不能不經曆一個從幼年到成熟的過程。正因為這樣,包括“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都應當說是在這種探索的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因此,我們既要正視這種錯誤,又要正確地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把壞事變成好事,不斷開拓、完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

  理論上的重大貢獻和曆史的局限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這是毛澤東最早提出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的命題。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從而取得勝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同樣要找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方能取得成功。鄧小平曾把這稱作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從1956年《論十大關係》發表算起,毛澤東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他生前經過了整整20年曲折發展的曆程。他在20年探索中的成功與挫折、正確與失誤,都為以後的繼續探索前進提供了重要的曆史經驗,這是在我國偉大的新的長征中邁出的可貴的第一步。更有意義的是,在這曲折的探索中,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係列基本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富有遠見卓識的思想理論觀點。這些雖然還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曆史的局限,但作為探求真理、認識客觀規律的具有開拓性的階段成果,表現了其特有的睿智和深邃的思想內涵,對於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著重要的參照借鑒的意義,是我們黨彌足珍貴的理論財富。這正如鄧小平所說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誌有哪些貢獻。……我們要恢複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麵,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他要求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

  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是十分豐富的,有些已被實踐證明是成熟和比較成熟的。比如,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內部還存在著各種矛盾,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內部要在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經濟工作中實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統籌安排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等一係列正確方針。他多次強調不要機械搬用外國的經驗,而要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種情況出發,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充分重視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他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漢族和少數民族,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等各種關係,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注意綜合平衡。他還強調工人是企業的主人,要實行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和技術人員、工人、幹部“三結合”。他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戰略思想,等等。

  當然,還有些重要的理論觀點提出了,但後來沒有繼續探索或又退回去了,但就其思想本身來說仍是富有啟發性的。如在本文前麵論及的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探索,將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劃分為“不發達的”和“比較發達的”兩個不同階段,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理論成果。

  又如,毛澤東對社會主義製度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問題,就提出過許多深刻的理論觀點。他曾十分讚同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製度下商品生產的提法,並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概念。他認為,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係,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係,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為什麽叫商朝呢,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他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隻要還存在兩種所有製,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他還突破斯大林把商品範疇隻限於生活資料的經濟理論觀點,認為商品的範圍包括生產資料這種講法比較好。主張商品經濟要搞長久一點好。毛澤東強調,公社的生產不可太單調,不能隻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要多搞商品生產,要盡可能多地生產能夠交換的東西,向全省、全國、全世界交換。他指出:現在有些同誌怕商品,無非怕資本主義。怕商品幹什麽?不要怕。他認為隻要很好地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我們可以發展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毛澤東說: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作用呢?有就限製它,否定它,過去的資本主義的鬼已經吃掉了,將來再出現資本主義的鬼,就再吃掉它。他反複強調,商品生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有利的工具。與此同時,他還明確指出,在中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起作用。他認為,所有的經濟單位,都要利用價值規律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斷地改善經營管理工作,合理地進行擴大再生產。毛澤東指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些閃爍著理論智慧的思想觀點,反映了毛澤東一個時期對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深刻認識,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理論。

  綜上可知,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對“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性重大課題的回答,確是為後人做了開創性的工作。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些理論觀點都是成熟和完善的,其中也還有欠缺和不完善的方麵。這是並不奇怪的。任何傑出的曆史人物的巨大功績都是一定的曆史時代的產物,同時又不能不帶有那個曆史時代的局限。這是一切站在時代前麵指導曆史潮流前進的曆史巨人常有的一種曆史現象。應該看到,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還不長,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間更短,對社會主義建設基本規律和我國基本國情的認識還不足。加之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段鬥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在一定意義上說,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比民主革命時期對中國革命規律的探索更困難,更艱巨,要花費更長的時間。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一文中曾指出:“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他說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中找出它的固有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就反映了這樣一種情況。因而,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程中,他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貢獻也往往與失誤相互交織或交替出現的;他提出的許多有重要理論價值的思想觀點,有的還不夠成熟,有的處於萌芽狀態,有的未能付諸實施,有的沒能堅持下去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肯定,毛澤東在探索中提出的許多真知灼見,確是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重要準備。

  在新時期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即鄧小平理論,是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重要標誌。對這一理論的形成,薄一波提出的“始於毛,成於鄧”的概括,恰當地評價了兩代領導核心對這項偉業的曆史性功績。從毛澤東對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曆史性貢獻中,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鄧小平理論同毛澤東思想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表明前者是對後者的堅持、繼承、發展和創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一方麵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又堅持和發展他的正確思想。這是完全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鄭重態度。正如鄧小平所說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複毛澤東同誌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這對於指導新時期的工作有重要意義,也為我們黨科學地對待曆史遺產提供了範例。

  (《毛澤東思想概論》,北京出版社,收入本集時作了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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