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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石

  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製度已在我國確立起來。這時黨和國家麵臨著如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即關係到國家的治理和社會走向這一根本性問題。在這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以其特有的敏銳而深邃的哲學思維,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各種複雜的矛盾,在深刻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並係統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並且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些理論觀點,集中體現於他在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及在此前後的一係列講話中,它從哲學的高度回答了時代麵臨的重大課題,具有長遠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國家學說的重要貢獻。

  一

  社會基本矛盾原理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石。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根據他對人類社會的演進和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的長期研究,指明了推動社會發展的具有決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寫道:“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雖然他在這裏沒有使用“基本矛盾”這一概念,但實際上已指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種基本的矛盾是社會發展動力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後來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曾明確使用過基本矛盾這一概念,他指出:社會化生產與資本主義占有製之間的矛盾,“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現代社會就在這一切矛盾中運動,而大工業把他們明顯地暴露出來了”。這個深刻的理論觀點還主要是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而沒有涵蓋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這樣人類社會的另一個基本矛盾,因而還不能反映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全部特點。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把經典作家發現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種矛盾規定為社會基本矛盾,並認定這種社會矛盾是貫穿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他說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那個時候還有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表明,社會基本矛盾存在於包括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內的一切社會發展過程的始終,是一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它規定和製約著社會各種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進而,毛澤東具體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特殊矛盾及其相互關係,這個分析涉及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裏的矛盾,包括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指明這些矛盾同以往社會一樣,都是受社會基本矛盾所規定和製約的。他由此作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毛澤東正是從對社會主義社會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社會基本矛盾,並同樣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的結論,這是他對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又一個重要貢獻。

  本來,既然承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那就必然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之中。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形態,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自然也是在社會基本矛盾的推動下不斷向前發展的。但這是從理論上說的,實際上對它的認識過程卻要複雜得多。

  大家知道,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新課題。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作過某些原則的論述,表現了經典作家的深邃的洞察力,但限於曆史條件,他們還不可能對此作出全麵的解答。比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科學地考察了未來共產主義的發展問題,第一次論證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兩個階段的思想。他敏銳地預見到,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在經濟、道德和精神等各方麵還不可避免地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並且具體指出在這個階段上還存在著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城鄉之間的差別以及分配問題上的事實上的不平等。這些差別,實際上說明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這對於我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是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的。應該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資產階級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由於當時還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實踐,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還沒有提到他們麵前,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未來的發展和變化,隻應該也隻能說出個大的方向。”而不可能作出全麵的和具體的描述和論證。

  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後,根據建立和鞏固蘇維埃政權鬥爭的實踐經驗,在他的許多論述中,具體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許多矛盾。他論述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兼有兩種經濟結構的特點;分析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繼續存在及其特點;談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及處理辦法,等等。他在批判布哈林寫的《過渡時期經濟》一文時,曾經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的重要思想。應該特別指出,這時列寧已預見到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將發生變化。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除了原來意義的即各階級之間鬥爭的政治以外,還有“從事國家建設的政治”,而階級鬥爭的勝利“會使鬥爭的重心逐漸轉向經濟方麵的政治。”這顯然是一個十分深刻並富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思想。列寧的這些論述,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是大大地前進了。但是,由於列寧辭世過早,沒有經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的實踐,因而也不可能充分地和係統地回答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

  曆史留給了斯大林比較充分的時間來研究和回答這個問題。在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斯大林還比較多地講到蘇聯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包括已經大量表現出來的人民內部矛盾。他曾指出,當時的蘇聯存在著兩種矛盾,一種是“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另一種是“外部的矛盾”,即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他在20年代末批駁托洛茨基的“二次革命論”時,還把無產階級和農民基本群眾之間的矛盾稱為“結合內部的矛盾”,把工農群眾和國內資產階級分子之間的矛盾稱為“結合外部的矛盾”。對這兩種矛盾作了區別。他認為,前一種矛盾,將“隨著工業化的增長,即隨著無產階級在國內的力量和影響的增長,這種矛盾將日益緩和並順利解決”。而後一種矛盾,“在我們還沒有消滅富農階級以前,這種矛盾是會日益增長並尖銳的。”斯大林的這些觀點基本是正確的,但他這裏所講的矛盾,主要是指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存在著的社會矛盾,而沒有回答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是否仍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因而還遠沒有形成完整準確的科學理論。相反,在1936年宣布蘇聯建成社會主義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斯大林就錯誤地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是“完全適合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之間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中,才開始承認社會主義製度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存在著矛盾,要領導者經常注意發現矛盾和克服矛盾,並認為如果注意不夠,搞不好的話還可能發生衝突。但是,這時他還是沒有把它作為全麵性的問題提出來,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動力,因而在理論上是不徹底的。

  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的觀點,不僅在理論認識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極其有害的。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他們在社會矛盾麵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由於斯大林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否認蘇聯社會存在矛盾,這就勢必對現實政治生活中出現的矛盾問題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而把一切矛盾歸結於國外帝國主義的指使和挑動,結果導致混淆敵我的嚴重錯誤。蘇聯這種長期積累下來的社會矛盾,以及由於蘇聯對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錯誤做法造成的嚴重後果,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後,特別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進一步暴露出來了。

  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毛澤東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開始對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的社會運動的本質和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1956年12月4日,毛澤東在致黃炎培的信中,明確地提出了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思想。他指出:“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他強調,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

  同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這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蘇共二十大以來國際共運問題的討論而寫的,並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文章從國際範圍上第一次明確地闡述了兩類矛盾問題,它寫道:“在我們麵前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衝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矛盾(在這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內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同誌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利害的根本衝突,而是由於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於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於對敵鬥爭的總的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達到新的團結。”文章還指出,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為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文章還總結了斯大林破壞社會主義民主的嚴重教訓,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要逐步地發展和健全各種民主的程序,健全社會主義法製,加強人民對國家機關的監督,發展國家管理工作和企業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國家機關和企業管理機關同廣大群眾的聯係。由上可知,這篇反映毛澤東觀點的著名文章,已經大體上勾勒出了兩類矛盾學說的基本輪廓。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又一次指出:“社會上的事情總是對立統一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對立統一的,有人民內部的對立統一,有敵我之間的對立統一。”他批評有些人在社會矛盾麵前總是被動,其根本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他強調,“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學問,值得好好研究。”

  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不僅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而且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也具有重要的指導實踐的意義。曆史經驗告訴我們,那種“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麵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事實證明,隻有懂得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可以通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才能使我們在社會矛盾運動中處於主動的地位。應該說,這對於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二

  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表明我國曆史處在一個大轉變的關頭。能否對這樣一個曆史轉變作出科學的判斷並適時地確定新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關係到社會主義社會能否繼續前進的根本性問題。

  毛澤東根據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進一步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是既相適應又相矛盾,其中適應是主要方麵,不適應是次要方麵。他說我國現在的社會製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製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製度就不會被推翻,新製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基於這樣的分析,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他認定,我們之所以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主要是為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黨的根本任務的轉變問題。這同中共八大作出的將黨的工作中心從革命轉移到建設上來,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的戰略決策,是一致的。

  這就深刻地告訴我們:一方麵,在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我國現階段生產力水平低下同國家和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突出表現,也是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的深刻根源,因而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成為新時期的中心任務。這就是說,黨和國家要由原來占居主要地位的階級鬥爭轉變為主要向自然界開戰。事實證明,隻有堅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一項長期的中心任務,從根本上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地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另一方麵,提出要自覺地調整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不適應的方麵,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不僅指明了今後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而且也為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實際上是不斷調整和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和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其結果必將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應該指出,一些論者在分析毛澤東爾後在經濟建設上失誤的原因時,歸結於是他不重視生產力,或是隻抓階級鬥爭而忽視經濟建設。實際上這是一種簡單化的結論,是有失偏頗的。從毛澤東的一係列理論和實踐活動中,表明他不僅重視發展生產力問題,而且還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作為一個根本性任務,提到全黨麵前。眾所周知,他在臨近民主革命勝利的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生產力標準問題,他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隻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這個著名原理的重要性,為以後的實踐所證明。1947年,毛澤東進一步把發展生產、搞好經濟建設作為衡量一個幹部的重要標準提了出來,他在晉綏幹部會議上對廣大幹部提出:“希望你們好好地領導這些生產事業,否則就不能算作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當全國勝利前夕,黨的工作重心準備由鄉村轉入城市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全黨立即把恢複和發展生產的經濟工作提到首要的中心位置上來。他明確指出:“隻有將城市的生產恢複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而在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過渡時期,毛澤東領導製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總路線,就是著眼於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他在這時曾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所有製,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雖然這條總路線在執行過程中有過偏差,但就其基本方麵來說無疑是正確的。上舉數端,說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命題,在毛澤東的理論思考和工作部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同樣,毛澤東在提出要“走自己的路”,思考如何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問題時,也是圍繞著發展生產力這個中心環節展開的。他在《論十大關係》中著重論述的幾個關係,都是關係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各種矛盾,且主要是指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內部矛盾。在他看來,隻有生產力發展了,經濟搞上去了,才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徑。他在八大預備會議上曾尖銳地指出:如果生產力還上不去,你像什麽樣子?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在此期間,毛澤東曾多次提出實現我國的現代化問題。他特別強調要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中國,我們麵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於學習。1957年3月毛澤東在南京的講話中就提出要用100年時間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他說:沒有生產就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沒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分幾步走:大概有十幾年要稍微好一點;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現在不同了。這的確是很有創見的。從時間上說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同鄧小平提出的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相似,一百年就了不起,也相當於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應當說,在基本思路上,毛澤東同鄧小平是一致的。

  當然,這時毛澤東對在社會基本矛盾中生產力起主導的、決定的作用還缺乏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實踐中還不能正確處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不能按經濟規律辦事,同時又常常把經濟建設中黨內的不同意見錯誤地當作階級鬥爭問題來處理。這就使我們在一個長時期內頻頻失誤,以致毛澤東關於主要矛盾和黨的根本任務轉變的正確主張,未能得到堅持和貫徹,在實際工作中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這是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

  三

  毛澤東深入研究了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出現的各類新問題,科學地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同時又指明,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毛澤東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一個總題目。……在這裏,也要說到敵我矛盾的問題,但是重點是討論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這裏所說的“總題目”,就是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突出的,在社會矛盾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而必須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應該說,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思想,是毛澤東關於兩類矛盾學說的核心,它反映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特點,反映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基本規律。

  應當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及其以前的階級社會裏,社會基本矛盾反映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一般都表現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樣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但是,在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過程中,在階級社會和由有階級向無階級轉變的社會中,兩類矛盾運行的特點不同,在社會矛盾總體中所處的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階級對抗社會,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處於主要的地位,這種矛盾的對抗的性質決定了它們之間必然表現為激烈的階級鬥爭,而人民內部矛盾則處於次要的地位,這種人民內部矛盾的調整和解決,是為了團結人民內部,服從和服務於反對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因而這種矛盾不是主要的、突出的。在社會主義社會,情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確立,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與生產資料相脫離的曆史,結束了人與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了。這時社會主義社會雖然還存在著敵我矛盾,但它已退居為次要地位,而人民內部矛盾則成為大量的、突出的矛盾,上升到主導的地位,成為關係到國家政局穩定、人民團結以至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盛衰成敗的全局性的問題。這種狀況也決定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毛澤東在指明正確認識和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的前提條件的同時,進而指出,兩類矛盾雖然有明確的嚴格的界限,但也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也會互相轉化。這是對兩類矛盾運行規律的一個深刻說明。

  毛澤東在《矛盾論》一文中就曾指出:“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運動中也同樣會出現這種情形。當然,這種相互轉化都需要在一定條件下才有可能。

  在一定條件下,敵我矛盾可以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矛盾可以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例如,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本來是對抗性的,但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黨和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和平改造和贖買的政策,同時民族資產階級也接受這一政策,從而使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的。又如,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是敵我矛盾,但其中一些人在黨的政策的感召下,經過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認罪悔過重新做人,這樣也就由對抗性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

  同樣,人民內部矛盾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激化,發生對抗的形式。毛澤東指出:“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這種情形,在社會生活中是時有發生的。顯然,在理論上正確認識並指明這個問題,是有重要意義的。

  應當看到,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它不僅廣泛存在於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和一切方麵,而且其表現形式也是十分複雜的。如果對人民內部矛盾這種廣泛性和複雜性缺乏正確的認識,采取簡單化的辦法、官僚主義的辦法,甚至用對待敵我矛盾的辦法來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就有可能發生局部的暫時的對抗現象。

  這就是說,人民內部矛盾雖然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但如果處理不當也蘊含著激化的可能。這裏,特別應該看到:(1)在我國生產力仍不發達的情況下,產生人民內部矛盾的最深刻原因在於經濟方麵。而且大量表現在分配問題上。如工農之間矛盾、城鄉之間矛盾、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矛盾、積累和消費的矛盾等等,往往都與分配問題相關聯。這些矛盾關係到群眾的切身利益,如果處理不適當,損害了群眾的合理的經濟利益又不及時糾正,矛盾就有可能激化。劉少奇曾說:“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滿意,就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不按勞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他在研究了一些地方由於人民內部之間的矛盾激化而出現的鬧事事件後,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幾乎全部是為了經濟性質的切身問題。”這是符合實際並對我們富有啟示的。(2)人民內部矛盾還突出地表現在人民群眾與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由於我們黨處在執政的地位,對國家負有領導的責任,因而如何正確處理各方麵的關係,諸如國家、集體與個人之間、整體與局部之間以及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關係等等,都直接關係到人民內部的矛盾。還有許多人民內部的矛盾,諸如工農之間、工人內部和農民內部之間的矛盾,雖然並不直接表現為領導與群眾的矛盾,但領導者也負有正確調節和處理的責任,如果處理不當,人民內部矛盾也會通過領導與群眾的矛盾形式表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領導機關如果犯了官僚主義錯誤,采取簡單化甚至粗暴的態度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就有可能使本來能夠合理解決的矛盾尖銳化,以至被激化成對抗性矛盾。(3)還應該看到,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利用群眾關注的切身利益問題和政治思想問題進行挑撥,煽動群眾鬧事,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當然,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由非對抗性矛盾轉化成對抗性矛盾,通常隻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製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出現長期的、全局性的對抗。但毛澤東在指出這一基本特點的同時,他在分析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少數人鬧事這種新現象時,又深刻地指出:“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曆史走一點回頭路,有點回歸,這還是很可能的。”他滿懷信心地說:“經過那樣一次大亂子,膿包破了以後,我們的國家隻會更加鞏固。中國總是要前進的。”

  毛澤東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的思想告訴我們,要善於創造條件,使矛盾的性質向著有利於人民的方麵轉化;要堅持用民主的、說服的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防止矛盾向不利於人民的方向轉化。

  在毛澤東看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總的趨勢,是人民的範疇越來越擴大,敵人的範疇越來越縮小。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日益發展,促進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的可能性愈益增加,而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化的可能性則趨向縮小。這是就社會主義社會曆史發展的總趨勢說的,而這個總趨勢是要通過一個相當長的曆史發展過程才能夠逐步實現的。

  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這種總趨勢,是多方麵的因素決定的。

  首先,是同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基本規律和發展趨勢相聯係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剝削階級作為階級雖然已經消滅,但階級鬥爭仍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不過,這時的階級鬥爭已不同於過去曆史上那種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是曆史上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這就是說,這種階級鬥爭不是社會主義製度本身引起的,它是廣大人民同零散的而不是完整的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和一小撮新生的敵對分子的鬥爭。我們既要看到這種鬥爭是長期的,在某種條件下有可能激化,同時又要承認階級鬥爭不是越來越尖銳,它的總的發展趨勢是趨向緩和,直至最後完全止熄。而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敵我矛盾,實質上是帶有階級鬥爭性質的社會矛盾,因而它的發展趨勢是和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相一致的。

  其次,是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科學文化將獲得高度發展的曆史前景相聯係的。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還相對低下,由於經濟關係的多層次結構還將長期存在,還不可能根絕國外反社會主義勢力和國內剝削階級遺毒的侵蝕和滲透,這不僅決定了一定的敵我矛盾的產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說明人民內部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發生逆向轉化是存在著深刻的經濟原因的。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文化高度發達,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得到充分湧流,那時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將獲得充分顯示,使她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吸引力。在這個曆史發展的進程中,不但將有力地促使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而且也將逐步造成敵我矛盾不能重新產生的條件。

  再其次,也是同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斷完善和成熟相聯係的。社會主義作為新生的社會製度,它還不夠完善,還存在著許多薄弱環節,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極少數的刑事犯罪分子和經濟犯罪分子。同時,社會主義製度的這種不完善性和許多方麵缺陷的存在,也使國家機關會產生官僚主義、個人專斷作風等問題。而這種惡劣作風的存在,是使一些人民內部矛盾發生逆向轉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隨著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斷完善和成熟,隨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建設的日臻完善以及國家工作人員的經驗積累,發生各種社會弊端的可能性將日益縮小,這也有利於促使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同時也能有效地避免和防止人民內部矛盾的逆向發展。

  毛澤東強調必須遵循民主的原則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他根據中國共產黨解決黨內矛盾的經驗教訓,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原則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公式的內涵是相互聯係並相互製約的統一整體。在這裏,團結既是出發點又是目的和歸宿。首先要有團結的願望,這是由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前提條件。如果主觀上沒有團結的願望,就不但不能解決矛盾,還可能導致矛盾的尖銳化。但是,講團結並不是取消積極的思想鬥爭,相反,正確地開展批評或鬥爭,是實現團結願望和達到團結目的的必要手段。隻有堅持原則,開展批評或鬥爭,才能分清是非,達到新的團結。我們既反對搞無原則的庸俗的“關係學”,也反對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因為這樣做都不可能達到團結的目的。毛澤東總結並提出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這一公式,是長期革命實踐證明了的完全正確的方法,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政治生活主題的新形勢下,進一步要求“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部門和單位,“都采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

  毛澤東強調要普遍提倡和善於運用“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公式,充分體現了要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總的原則。應當肯定,毛澤東提出的這一公式對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因為人民內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出現的矛盾,都應當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當然,這一公式主要還是側重從政治思想方麵來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而人民內部矛盾是多種多樣的,它涉及諸如經濟利益等方麵的許多具體矛盾,因而必須堅持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和解決的原則,不能簡單化地套用一個公式。

  毛澤東強調在新的曆史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民主的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原則。因而,發展民主和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在要求。他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總題目下,提出了建設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的設想和要求。他既指明專政的辦法不適用於人民內部,同時又反對無政府狀態,因為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這時,毛澤東在探索如何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時,強調了我們需要的是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這就是黨和國家機關實行的民主集中製度,“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1957年7月,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進一步指出: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這時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雖然已經開始,但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上,毛澤東在理論上仍基本上堅持了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所闡發的思想,表達了他所期望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希望通過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關係,即通過民主集中製的途徑,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以便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毛澤東的這些設想,也正是這一時期黨為擴大人民民主而進行探索的重要依據,並在實踐中取得了一些可貴的進展。誠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需要經曆一個不斷探索和逐步完善的曆程,特別是不久毛澤東就偏離了他自己的正確思想,又重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理論上走入誤區,實踐上也就不可能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主題堅持下去。但必須肯定,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確是為民主政治建設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四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是同國內階級關係的重大變化緊密相關聯的。我國自1957年以來的幾十年政治生活的實踐證明,能否科學地估量我國社會階級關係已經發生的重大變化,是直接關係到能否正確地貫徹這一政治生活的主題。

  還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剛完成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看到並指出了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1956年9月,毛澤東主持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全麵地分析了國內階級關係發生的根本變化,特別指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並由此提出了工作重點的轉移以及進一步發揚民主等方針。毛澤東在“八大”的開幕詞中也指出,我們已經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隨後,毛澤東又多次肯定了“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肯定黨的八大所作的結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進一步明確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並說,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正是基於上述正確的判斷,他才提出並肯定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毫無疑問,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我國的階級狀況和階級鬥爭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的主要標誌,就是資產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生產資料的私有製是產生階級的惟一經濟根源,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的不同是劃分階級的主要標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對社會階級關係的分析以及在土地改革中對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都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標準。應當肯定,階級的劃分與階級消滅的依據是同一的。當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問題基本解決後,這時資產階級已失去了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失去了剝削勞動者的手段和奴役勞動者的條件,這也就使資產階級失去了得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和本質特征,所以作為階級的資產階級已不複存在。但同時還應當肯定,階級的徹底消滅又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過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仍將長期存在。這是因為在剝削階級的所有製廢除之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仍將長期存在,還會影響和腐蝕人們的靈魂;還存在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和各種敵視與破壞社會主義的分子;國際上的敵對勢力不可避免地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和破壞活動;在各種複雜的因素下,國內還可能產生少數新剝削分子和新的敵對勢力,等等。因此,階級鬥爭還將長期地在一定範圍內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這時毛澤東既肯定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同時又明確指出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毛澤東的這個科學論斷,是符合我國社會實際的。

  應當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還存在著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表現了哪些新的特點?在這個新的曆史時期裏還要不要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是關係到像我們這樣的國家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的問題。

  為了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總是提醒人們要正確分析國際和國內的階級鬥爭狀況。他在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裏就曾說過現在一方麵有社會主義世界同帝國主義世界的嚴重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麵,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曆史和現實證明,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往往是同國際上的階級鬥爭互相配合,互相呼應的。這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個顯著特點,並且也使這種鬥爭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麵。毛澤東在考察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時,總是把國內的階級鬥爭同國際的階級鬥爭聯係起來,並且提醒人們對這兩個方麵都要充分估計到,這無疑是十分正確和深刻的。

  毛澤東指出:“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麽厲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那麽厲害了,也沒有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那麽厲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餘。但是,對於這個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作鬥爭。”他還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如前所述,所有製變更是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的基本標誌,但是,階級的徹底消滅又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這是因為,在地主、資產階級的所有製廢除之後,作為階級的剝削階級雖然已被消滅,但剝削階級思想還會長期存在,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還可能故態複萌,還存在著各種敵視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等等。這裏不但存在著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還企圖複辟,而且我們同各種敵視和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分子的鬥爭,從本質上說,還是屬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範疇,因為他們的活動以及他們代表人物的政治、經濟綱領,歸根結底是為了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製度。同時還應該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產生新的剝削分子的經濟根源和思想根源,即在生產力相對低下的情況下所必要的、一定範圍的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和小生產的存在,以及剝削階級意識形態遺留的影響,也還存在著這種新剝削分子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外部條件,即國際帝國主義的存在及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活動。由於上述原因,我國社會仍處在逐步消滅階級的過程之中,剝削階級的完全消亡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因此,階級鬥爭還將長期地在一定範圍內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這正如列寧曾指出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存在著寄生蟲、老爺、騙子手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護者,還存在著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和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人們。這些正是國際帝國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策劃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存在的這種階級鬥爭的基本內容是兩條道路鬥爭,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他強調指出,要好好地認識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話,我們這個國家還是會走向反麵,即走向資本主義。如果我們麻痹大意,資產階級就會奪取政權,複辟資本主義。這就告訴我們,以兩條道路鬥爭為基本內容的階級鬥爭的中心問題仍然是政權問題,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鬥爭。國內外敵對勢力依然是從改變政權入手,來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性質。在我國已經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維護其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就是一項長期的帶根本性的任務。毛澤東正是基於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作為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反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根本出發點。

  曆史經驗表明,階級鬥爭往往是以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為先導,這在社會主義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毛澤東曾經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是正確地反映了階級鬥爭的一條客觀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總是采用“奪權先奪人,奪人先奪心”的策略,從意識形態方麵入手,攻擊和否定馬克思主義,醜化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鼓吹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蠱惑人心,煽動群眾,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結成“政治反對派”,進行旨在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鬥爭。而國際敵對勢力加緊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也主要是搞“攻心戰”,大力強化意識形態滲透,通過各種渠道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從而導致社會動蕩,政局失控,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我們知道,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有史以來最先進的社會思想體係。但它的曆史還很短,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成熟程度及其擁有充分的傳播工具相比,與這種舊意識形態具有的某種傳統優勢相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還需要一個繼續加強和完善的過程。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從全局上分析估量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和階級鬥爭的特點後所作出的一個符合實際的深刻的判斷。因而,意識形態的陣地社會主義思想不去占領,資本主義思想就一定會去占領。這是沒有調和的餘地的。

  當然,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是非常複雜的。意識形態領域不同思想理論觀點的分歧和爭論雖然都存在著是非之分,有的則是表現或反映了階級鬥爭的內容,但又決不能把這些分歧和爭論都籠統地看作是階級鬥爭或階級鬥爭的反映。這就需要我們正確處理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關係。無疑,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是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的,決不能把兩者隨便混淆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有過嚴重的教訓,那種用粗暴的態度對待思想學術問題,把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對待,既扼殺了學術的發展,又窒息了社會主義民主,後果是嚴重的,我們不應當重犯這種簡單化的錯誤。但是,不可否認,在學術領域裏同樣存在著真理與謬誤的鬥爭,某些錯誤的、有害的學術觀點若任其泛濫,也會直接危害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和社會主義製度;特別是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搞自由化的人往往從學術領域入手,在學術討論的名義下散布錯誤思想,並在一定的時機又從錯誤的學術觀點中引出現實的政治主張。而後者則恰恰反映了意識形態領域中階級鬥爭的這一特點。所以我們不能否認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有相聯係的一麵。

  總而言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思想理論。這些思想理論對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指導意義,已經為我國的現實政治鬥爭,特別是近10餘年國際國內的階級力量反複較量所充分證明。誠然,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過嚴重的失誤,但我們在糾正毛澤東對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時,決不能走到階級鬥爭已經熄滅的另一個極端。實踐證明,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誇大和縮小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都會導致直接危害社會主義事業的同樣結果。正如鄧小平深刻指出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誇大。”“無論縮小或者誇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和創新的重要理論依據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中談及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時,他說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並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他在新時期反複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兩個文明建設一起抓的方針,正確處理了我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事業中日益發揮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理論的威力。

  (《毛澤東思想若幹理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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