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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李大釗與唯物史觀的傳播

  李大釗作為在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他的“微言如閃首傳真”的曆史性功績,拉開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帷幕。

  李大釗在熱情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對唯物史觀比較係統的、多方麵的介紹,以及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闡釋中國的和世界的曆史,是一個重要的方麵。他先後發表了一批諸如《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19年)、《史學思想史》(1920年)、《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1920年)、《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1920年)、《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1920年)、《原人社會於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研究曆史的任務》(1923年)、《史學要論》(1924年)等論述曆史唯物主義的文著。從1920年起,李大釗還率先在北京大學等校開設了《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1923年間,他還在複旦大學、上海大學等校作了《史學與哲學》、《研究曆史的任務》等講演。李大釗作為我國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科學的奠基人,他對唯物史觀的介紹並將其應用於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問題,不僅幫助了一批先進分子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和世界觀,而且對我國史學思想的革新以至對革命實踐的指導作用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

  李大釗作為在我國傳播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先驅,他努力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濃重存在的唯心史觀的迷霧,並運用這一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曆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的社會問題。

  如果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那時的啟蒙思想家在自然科學方麵,大體上是擁護唯物論的,那麽在社會曆史觀方麵,他們則仍然停留在進化論、唯心論的認識水平上。中國先進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社會曆史,把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等生物競爭說看作是適於社會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這種庸俗進化論思想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是中國先進分子在一個長時期內,不能正確理解“自強”與反帝、漸進與革命之間辯證統一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上的根源。

  這種情形,直到中國少數先進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之後,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李大釗作為在我國傳播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先驅,他努力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濃重存在的唯心史觀的迷霧,並運用這一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曆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的社會問題;這項理論工作,是隨著他自身認識的不斷提高和深化而日臻成熟的。

  李大釗深知確立新的科學曆史觀的重要性。他認為,就世界已有的史學論著而論,不論是康德的《通史概論》,還是黑格爾的《曆史哲學》,都是以“心的勢力”來解釋曆史現象的;而中國的史學,也同樣如此。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治史的國度,古代史籍卷帙浩瀚,有過很高的成就和優良的傳統。但在李大釗看來,這些古籍、文獻,還僅是曆史的記錄,是研究曆史所必須重視和加以利用的史料,還不是真正的曆史。他提出“什麽是活的曆史,真的曆史”的問題,他說簡明一句話,曆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因為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是進步的,發展的,常常變動的;所以換一句話,亦可以說曆史就是社會的變革。這樣說來,把人類的生活整個的縱著去看,便是曆史;橫著去看,便是社會。他強調以經濟為中心縱向考察社會變革的,為曆史學,並說:“曆史的真實有二意義:一是說曾經遭遇過的事的紀錄是正確的,一是說關於曾經遭遇過的事的解喻是正確的。”他不讚成“史料即史學”的舊史學觀,但他極重視史料和對史料的研究,認為重要的是要正確研究曆史現象,發現曆史發展的規律。他著力批判那種“循環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曆史觀,認為種種唯心史觀以“心之力”解釋曆史,實際上在這種隨意性的背後隱存著它的目的性,全在於討“權勢階級的歡心”,無論是周而複始的曆史循環論,還是“偉力神德”的英雄史觀,都把古往今來的興衰禍福,歸之於天命,使一般庶民順心接受“永沉在物質道德的卑屈地位”,使權勢階級“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權利”。他尖銳指出,唯心史觀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他進而說道:事實表明,對曆史這種“唯心的解釋的企圖,都一一的失敗了,於是不得不另辟一條新路。這就是曆史的唯物的解釋”。他期望進步的史學工作者共同肩起新史觀的樹立,對於舊史觀的抗辯的重任,而李大釗在這方麵確是做了開創性的工作。

  李大釗從在《法俄革命比較觀》中對唯物史觀的初步運用,到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對唯物史觀的著重闡述,以及那些相關的專論文章,說明他對唯物史觀有著比較全麵的深切的理解。他曾把唯物史觀概括為兩個基本觀點:其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思想變動的原因應從經濟中求得解釋;其二是階級鬥爭及與此相聯係的人民群眾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階級鬥爭和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是實現經濟革命的根本途徑。在李大釗論述唯物史觀的文論中都貫串了這樣兩個基本觀點。應當說,這個概括,是在理論與實際結合上比較準確地反映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這正如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所說的:唯物史觀的發現,“消除了以往的曆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以往的曆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曆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摸到社會關係體係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曆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隻有曆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大釗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從這裏也可以看到李大釗在這方麵的重要建樹是多麽傑出的貢獻。

  二

  李大釗在宣傳和論述唯物史觀方麵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社會曆史領域內,以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以階級論取代了進化論,奠定了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的基礎。

  如前所述,李大釗相當準確、深刻地把握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同舊的唯心史觀作了原則的區別。他指出:“舊曆史的方法與新曆史的方法絕對相反”,舊的曆史觀,即唯心史觀,是“尋社會情狀的原因於社會本身以外”,即求其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新的曆史觀,即唯物史觀,則是“於人類本身的性質內求達到較善的社會情狀的推進力與指導力”。他指出,唯物史觀對社會曆史的解釋,“不求其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求之於物的勢力,因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這裏所說的“物”,主要是指社會曆史中的經濟現象。他明確認為曆史的唯物論者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曆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曆史上惟一的物質的要件。“他進而對社會曆史變動的原因作了深層的分析,認為”經濟的生活“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基礎,人民群眾”生產衣食方法的進步與變動“是社會曆史發展的關鍵力量。因而離開了”物的勢力,便不能理解曆史變動的真正原因,那種用“心的變動”來解釋曆史的進化,是因果倒置,是對曆史發展的唯心的解釋。這就在紛繁複雜的曆史現象中指明了經濟的即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應當指出,李大釗強調經濟狀況決定一切曆史現象的觀點,堅持了唯物史觀的最基本的觀點,也就是他所反複指明的唯物史觀的“最重要”的觀點,從而把被唯心史觀顛倒了的曆史又顛倒了過來。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是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於它的真正基礎上。

  與此同時,李大釗又認為社會的進步不是等待“經濟生活”的自然變動,而是肯定“一切進步隻能由聯合以圖進步的人民造成”。他認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特征,一個重要的“要素”。他既認定階級鬥爭是“曆史的終極法則”,又指出它不是人類曆史的全部,“馬氏並非承認這階級競爭是與人類曆史相終始的”,但在階級社會裏各種政治活動其根本原因都在殊異經濟階級間的競爭。在他看來,這種經濟利益對立,即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這兩種階級,在種種時代,以種種形式表現出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現代資本家的,這些生產方法出現的次第,可作經濟組織進化的階段,而這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是社會的生產方法中采敵對形式的最後。他充分肯定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推動曆史發展的動力,是推翻舊的經濟製度、改造社會的”最後手段。他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充分肯定人民群眾是曆史的主人,要認識民眾勢力的偉大,豎起民眾萬能的大旗。他強調在當代的解放運動中,隻有用階級鬥爭學說發動工人運動,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發揮,經濟製度的變革才有可能實現。

  應當著重指出,正確認識人民群眾的作用這一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原理,對當時中國思想界有著深遠的意義。眾所周知,輕視人民群眾的力量,不敢或不屑發動和依靠群眾,曾是中國先進分子的一個致命弱點,也是近代民主主義運動屢遭失敗的一個根由。五四前期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雖然懷抱為民眾爭民主的目的,開始意識到啟迪民智對實現民主政治的重要意義,並為此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他們對群眾的智慧和創造力仍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也依然同廣大群眾相脫離。這不能不是初期新文化運動沒能發展成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李大釗在傳播唯物史觀的工作中,十分重視運用人民群眾是曆史創造者這一觀點去分析曆史、現實以及人生道路的選擇。例如,他在分析中國近代社會曆史時,指出自中英鴉片戰爭起,中經英法聯軍、中法、中日戰爭及八國聯軍諸役,直至1925年五卅運動,外國侵略者對於中國民眾的屠殺,“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史”。同時又指出,自三元裏的平英團奮起,中經太平天國、義和團和同盟會的運動,一直到由“五四”至“五彌漫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大運動,”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中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史。他在對近代中國曆史作規律性的探討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的曆史作用,認為這一浩浩蕩蕩的民族革命運動史的洪流,一瀉萬裏,必將是“非流注於勝利的歸宿而不止。再如,他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把人民群眾看作曆史的主體和革命的依靠力量,熱情歌頌俄國十月革命中表現出來的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認為這是滔滔滾滾的曆史潮流,是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別指出今後人類發展的前景必將是”勞工的世界,並在1919年紀念“五一”的文章中就預測了中國工人運動必然會發展起來。他批判了那種要以中產階級為中心勢力的舊觀點,斷定“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惟一的基礎。他提出人民群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曆史。這種以人民群眾為革命主體的思想,把近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又如,他從人民群眾是曆史主體的思想出發,寄希望於新興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號召先進的知識分子必須深入到工農中去,努力在他們中間工作,共同創造新的曆史。這正如他所說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上舉數端可以看出,李大釗大力宣傳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曆史觀,對於廓清當時思想界的迷霧和實際的革命運動都有深遠的意義。

  根據上述觀點,李大釗號召人們摒棄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舊曆史觀,樹立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新曆史觀。他指出,把曆史變動歸結於外力的作用,隻能“給人以怯懦無能的人生觀”,“把人當作一隻無帆、無楫、無羅盤針的棄舟,漂流於茫茫無涯的荒海中”。而把曆史的變動歸結於“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動,這種曆史觀完全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進而,他又明確提出曆史的研究任務在於:“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即把曆史科學作為“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並“依人類曆史上發展的過程的研究,於其中發見曆史的必然的法則”。這表明,李大釗第一次在我國使曆史學成為研究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成為指導和促進曆史進步的科學。

  三

  李大釗傳播唯物史觀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他運用曆史難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的實際問題,初步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使唯物史觀成為指導革命實踐鬥爭的銳利武器。

  李大釗根據曆史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關係的原理,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製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麵構造。表麵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這就正確地論證了一定社會的政治、法律、哲學、道德等上層建築,是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因而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它的上層建築也必然引起相應的變化。李大釗並不否認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但認為這種影響和作用是有限度的,作為上層建築又必須”隨著經濟全進程的大勢走。因而探究社會政治、思想現象必須從經濟根源中尋找。他寫道:“從來的曆史家欲單從上層上說明社會的變革即曆史而不顧基址,那樣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曆史。上層的變革,全靠經濟基礎的變動,故曆史非從經濟關係上說明不可。”他運用這一原理,具體分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並第一次對“五四”時期正在展開的思想文化戰線的鬥爭作了科學的論證。他認為中國封建的政治製度、倫理道德以及文化思想,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基礎結構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餘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而是因為“他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製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正因為這樣,才使得中國的學術思想,“停滯在靜止的狀態中,呈出一種死寂的現象”。也正因為這樣,它遂成為孔門教條得以沿襲的深刻根源。他認為,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重大變動,近代的思想潮流也發生了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的變化。一方麵,那種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和專製製度服務的孔門倫理道德,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在他看來,“孔子生於專製之社會,專製之時代,自不能不就當時之政治製度而立說,故其說確足以代表專製社會之道德,亦確足為專製君主所利用資以為護符也”。現在時代變了,“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中國的經濟變動了”,“大家族製度既入了崩頹粉碎的運命,孔子主義也不能不跟著崩頹粉碎了”。另一方麵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具有曆史的必然性。在這種解放運動的潮流麵前,縱有“幾個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禮,天天戴上洪憲衣冠去祭孔,到處建築些孔教堂,到處傳布‘子曰’的福音,也斷斷不能抵住經濟變動的勢力來維持他那‘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威靈了。他特別指出,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勞工階級的覺醒,發生了”勞工神聖的新倫理、新觀念,並預示了工人階級必將通過社會的根本變革實現自己的曆史使命。他的這些精到的見解,正確地運用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從根本上批判了封建複古主義的種種謬見,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一個曆史法則:在近代中國,封建倫理道德的根本動搖和新思潮的興起,都是不可逆轉的。

  這裏,李大釗對孔門學說的批判並不限於思想批判本身,而是深入剖析它的根源和本質,這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在輸入西方新思潮、批判舊思想舊倫理道德的戰鬥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偏頗,這就是當時的先進分子較普遍地誤認為,依靠這種思想的力量就能夠促使新的社會製度的誕生;又由於這種誇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因而在對待文化思想上又容易出現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義弊病,而李大釗的上述見解告訴人們:第一,孔子隻是一代哲人,並不是“萬世師表”。他批判的鋒芒主要是指向為封建經濟基礎和專製製度服務的封建綱常名教、倫理道德。第二,既然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麽,“經濟組織沒有改變,精神的改造很難成功”。這個科學的論斷,引導人們認識隻有經過社會革命才有可能實現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根本變革。

  李大釗在考察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時,對於根本改變中國社會經濟製度作了更加明確的論證和表述。他重視社會問題的研究,如在論述女權問題時,他既重視在現有社會條件下爭取女權,同時又指出女權問題的徹底解決,在於要“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製度”“五四”前夕,他在《廢娼問題》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主張,他說根本解決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後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這裏所謂”社會組織,就是指社會經濟製度及其上層建築。稍後,他在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篇論文中,又從理論上進一步論證了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見解。這一正確的主張,當時受到胡適等一些學者的非難。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對社會問題持改良主義主張,力主不觸動社會經濟製度的點滴改良。因而他把“根本解決”即社會革命的主張,視為“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五四“之後不久展開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實質上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一次論戰。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堅持了中國社會問題應當”根本解決“的革命主張。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科學地論證了隻有根本改變舊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的社會製度之後,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並強調階級鬥爭是實現”經濟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過這次論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五四之後先進分子所關注的中國社會改造問題指出了一條惟一正確的道路。

  四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釗傳播難物史觀的理論活動,不僅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以及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改造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當時先進分子開始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出路。

  李大釗曾描述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這生動地反映了上述兩方麵的情形。應當說,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初期,也隻是作為“五四”時期眾多新思潮中的一個流派出現的。真理是通過實踐和比較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也同樣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五四”以後,改造社會的呼聲迅速高漲,出現了百家競起、異說爭鳴的局麵。在名目繁多的改造社會的設想和方案中,具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工讀主義試驗,曾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發生過較廣泛的影響。例如青年毛澤東在改造社會的探索中,也在這時草擬過準備實踐工讀主義的建設新村計劃。北京等地“工讀互助團”的出現及其迅速失敗,使廣大進步青年從親身實踐中體驗到改良主義的舛誤。這種“創造新社會”幻想的破滅,促使他們轉向科學社會主義,選擇對社會問題根本解決的革命道路。從這個在比較中確立真理地位的認識過程中,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力量,也說明了李大釗傳播這一理論的深遠意義。

  李大釗對唯物史觀傳播的影響作用是多方麵的。如前所述,他在北京大學先後開設的《唯物史觀》等理論課程有五門,這是我國高校最早開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保存至今的一份1923年北大政治係賀姓學生的《唯物史觀》試卷——這份經李大釗批閱並給95分的試卷——對“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並其及於現代史學的影響”試題的回答,縱以今日之水平視之,其觀點也是正確而全麵的,令人刮目相看。試卷寫道自有馬氏唯物史觀,才把曆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曆史學開一新紀元。也是影響於史學上最大之點。18世紀和19世紀前半期的曆史者,研究曆史原因的人很少,他們多以為曆史家的職分不外敘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實,那偉人說或天才說解釋史實的還算深一點的,其餘的不是受神學觀念的支配,便是主張宗教是進化關鍵的人。還有些迷信君主萬能的曆史家,把君主的動作言語看成曆史。自馬克思唯物史觀出世後,這些唯心解釋的企圖都一一失敗了,不得不進取於唯物的解釋,史學的價值才日日提高,日日倡明,全都是受馬氏的影響。所以有曆史眼光的人,都說馬克思是辟新路的持刀者,是曆史上最大的新紀元。由他影響觀之,馬氏真不愧為紀元人。“這無疑是反映唯物史觀在我國早期傳播情況的一個彌足珍貴的佐證。又如,北大政治係學生蕭一山,1920年入校後致力於清史研究,他充分利用北大豐富的史料,並得到李大釗的指導,於1923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清代通史》。這成為當時轟動史壇的一件盛事。李大釗在為其撰寫的序文中,希望蕭氏能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把有清一代的曆史寫成中國國民的曆史;他並在序中專門論及史學研究的價值積累代學者之績業,必能發見足以解釋一切史象之法則,而與人生進路以豫見之導星,此史學之所以有大效用於人生也”。而作者在該書敘例中也專門寫道:“近世‘唯物史觀’之學說興起,謂經濟之趨勢,當求諸曆史;曆史之變遷,亦根據於經濟;二者有相互之關係,而曆史之因革,尤以經濟為轉樞。此蓋社會主義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實際生計問題為中心者也。”特別是直到40年之後,作者在台灣將此書修訂再版時,敘例中仍保留這一段話。這些都說明了李大釗傳播唯物史觀的影響之深刻。

  誠然,李大釗在指出當時高等學校的史學教授無不受唯物史觀影響的同時,還說在公立學校的初級史學教員,“尚未覺察到這樣程度的變動”。這種情形,隨著傳播工作的深入也有所變化。據統計,在1920年至1930年的10年間,公開出版的包括曆史唯物主義著述在內的馬列著作中譯本達80餘部,同時還翻譯出版國外學者研究唯物史觀的如荷蘭郭泰《唯物史觀解說》(1921年)、俄國普列漢諾夫《史的一元論》(1929年)、日本河上肇《唯物史觀研究》(1930年)等多種專著。在極端艱難的嚴重白色恐怖下,一些進步學者仍繼續從事這項傳播工作。如1928年中共黨員楚圖南和其他進步教員在山東曲阜二師公開講授馬列主義唯物史觀,便是一例。

  應當著重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傳播活動,也為正在醞釀的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李大釗在宣傳唯物史觀的工作中,注重於把史學與哲學、曆史觀和人生觀結合起來,啟迪青年在認識曆史發展的規律中,建立起積極的、向上的、健全的人生觀,使自己“在此無始無終,奔馳前湧的曆史長流中”,能夠“明察曆史的性象,以知所趨向”。從而認識到選擇“在艱難的國運中建造國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李大釗正是通過這樣的工作,引導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並使之同時能夠初步掌握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這對於當時的建黨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五四”前後,青年毛澤東曾有過兩次北京之行,特別是第一次曾在李大釗主持的北大圖書館任職約半年時間。他後來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他不但在這時讀到李大釗介紹十月革命的文章,而且在他們的交流中,李大釗所重視的唯物史觀方麵的思想作為一個重要話題,當是情理中的事。而毛談到的第二次北京之行讀過的幾本書,更是包含了對唯物史觀基本觀點的了解和掌握。1920年9月以後,在毛澤東與留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關於建黨問題的通信中,蔡和森在來信中專門指出: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顯然為無產階級的思想。以唯物史觀為人生哲學社會哲學的出發點。毛澤東在複信中表示完全讚同蔡的觀點,並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表明,把唯物史觀確定為黨的理論基礎,是這時從事建黨活動者的共識。由此可見李大釗最早在我國以極大熱情係統宣傳唯物史觀的重大意義。雖然,李大釗在傳播中還沒有直接把唯物史觀和建黨問題聯係在一起,但是,他把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希望,寄托在聯合工人的實際運動上麵,因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也就是一個必然的結論。

  從李大釗傳播唯物史觀的工作中可以看出,中國的先進分子一開始就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單純的學理來研討,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加以接受的。李大釗很早就提出要把“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他不僅努力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來分析中國的曆史和社會問題,而且對未來社會主義的實踐,也注意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他曾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製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這個思想的深刻性已為我們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命題所證明。這個思想的價值還不僅在其本身,更在於它所反映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堅持的理論必須與實際相結合的可貴的探索,及由此在長期革命與建設中所形成的黨的優良學風。這對於我們黨有著永恒的思想價值。

  五

  自李大釗最初傳播馬克思學說以來的80年間,中華大地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充分證明中國人民對這一革命指導思想所作出的曆史性選擇的正確性。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恩格斯曾把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的發現,視為馬克思一生的兩大貢獻;認為由於這些發現,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介紹,雖然個別處還未必精當,但從總體上,今天讀來仍強烈感受到那熠熠生輝的思想光芒,體味到它對今天實踐仍具有的現實意義。

  我們正在進行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事業,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新的時代條件和中國國情,堅持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的一次成功的實踐。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政策,關於改革開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一係列論述,都處處體現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從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這個基本點出發,深入論述了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問題,他在提出公有製實現形式要多樣化,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等重要思想的同時,又反複強調“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製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這樣既反對了那種否認多種所有製結構需要長期共存的“左”的傾向,同時也警惕在改革與發展中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右的傾向。毫無疑義,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不斷完善公有製經濟,這是一條非常明確的、貫串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主線。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前提和內涵,就必須堅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這是因為,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現實的社會生活都告訴我們:公有製是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隻有在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才能最終實現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公有製又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經濟基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公有製也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權利的基礎保障,隻有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才能鞏固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所以,對於社會主義來說,公有製是不可須臾離開的。若是否定了公有製,社會主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李大釗唯物史觀思想的現實意義當然會涉及許多方麵,這裏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總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戰鬥的、批判的。當年李大釗就是在批判各種唯心史觀中確立唯物史觀的,這種批判的精神仍然是我們應該加以繼承、發揚和正確對待的。在我們克服了過去“左”的幼稚病,恢複了本來意義的批判精神之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武器是不應被丟棄不用的。這正如恩格斯在致格·特裏爾的信中所說:“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的要素,……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

  (《高校理論戰線》,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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