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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李大釗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曆史地位

  1979年10月29日,是李大釗同誌的九十誕辰。

  李大釗同誌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他在中國近代政治舞台上積極活動的年代,正是中國曆史從舊民主主義階段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人民空前覺醒、鬥爭風起雲湧的偉大年代。處在這樣一個大轉變的時期,李大釗同誌站在曆史的前鋒,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和黨的創始人之一,作為一個著名學者和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作為參加領導了五四運動和第一次大革命的無畏的共產主義戰士,在中國革命的各條戰線上,進行過英勇的鬥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占有極為重要的曆史地位。

  李大釗同誌和北京大學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他從1918年1月進入北大,直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才被迫離開,前後將近九年。在這期間,他所進行的廣泛的革命活動,是以北京大學為基地的。今天,我們隆重紀念李大釗同誌九十誕辰,感到分外親切,無尚光榮。

  一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的。馬克思主義從產生到傳入中國,其間經過了整整七十年。中國人民和它的先進分子,為了尋找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先進思想武器,曾進行過長期的探索和艱苦的鬥爭,直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真理。從這時起,馬克思主義才傳入中國。而李大釗同誌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

  為什麽馬克思主義這時傳入中國,李大釗同誌成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呢?這決不是偶然的。第一,從根本上說,是因為這時的中國已有了一個由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壯大了的進步陣營。站在這個陣營最前頭的工人階級正在日趨覺醒,它迫切要求新的理論武裝,以完成曆史所賦予的使命。第二,從思想發展的曆史行程來說,到了20世紀20年代,不僅中國固有的封建文化思想已被證明是毫無出路的了,中國人民已下決心要堅決摒棄之,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證實了這一點。就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由於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奪國柄,上演帝製醜劇,共和傾覆,南北對立,它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特別是在先進分子的心目中,也已經發生了深刻的動搖以至破產了。這就是說,不論是中國固有的古老文明,還是從西方輸入的資本主義文明,都不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找到一條正確的出路,惟一有可能為中國人民指明前途的就隻有社會主義思想了。第三,也就在這個時候,爆發了俄國十月革命,社會主義在俄國取得了偉大勝利。這個勝利震動了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國。這真是一種少見的曆史巧合,難得的曆史機運,正當中國人民摒棄舊的思想武裝,迫切需要新的先進的思想武裝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勝利的十月光輝,照亮了中國的沉沉大地,無怪乎中國的先進分子立即把自己的目光從西方轉向了東方,從歐美轉向了俄國,從民主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在這個大轉向中,李大釗同誌是一位最傑出的代表。

  李大釗同誌對中國的封建文化思想是深惡痛絕的。十月革命前,他在我國新文化運動勃起的前幾年中,就曾發表過一係列極富戰鬥性的文章,抨擊孔教是“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號召青年要“衝決過去曆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表現了很強的徹底決裂的精神。對資產階級共和製度,他曾哀歎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並說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表示了極大的懷疑與保留。他並認為,如果代議政治要廢除,“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為校代議政治益能通民彝於國法之製,決非退於專製政治,可以篤信而無疑焉”。可見他是考慮過要用一種新製度來代替資產階級共和製度。正因為他具有這樣一種認識基礎,加以他於1913年至1916年在日本學習期間,早就接觸過社會主義思潮,喜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所以當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一旦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為曆史發展所證實,他就毫不躊躇,猛著先鞭,捷足高登,無條件地轉向十月革命,成為我國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

  李大釗同誌代表我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進分子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標誌,是他到北大後不久,於1918年先後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等三篇著名論文。這三篇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集中闡述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及其時代精神,批駁了認為第一次大戰是“公理戰勝強權”的謬論,指出第一次大戰所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是爆發了俄國十月革命,這是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回答了當時由於爆發十月革命和德奧聯盟被戰敗這兩件世界性的大事,人們普遍存在的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如何看待第一次大戰的勝利這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

  大家知道,中國人民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是通過俄國十月革命介紹的。因此,如何對待十月革命,就成為檢驗是否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標誌。李大釗同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等文章時,正是全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對十月革命大肆攻擊、汙蔑,進行輿論圍剿的時候。十月革命的真相,其時並不為國人所了解。隻要翻一翻當時國內的報章,就可以看到諸如“過激派陰謀”、“布爾紮維克之陰謀”、“過激派侵入之危險”等類標題報道,充斥版麵。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被視為異端、“新毒”,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被看做洪水猛獸。思想輿論界毒霧迷漫。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李大釗同誌衝破桎梏,異軍突起,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對於十月革命的擁護。他正確地區分了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20世紀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性質,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把十月革命比喻為“驚秋之桐葉”,“知運之鵑聲”,認為正是這個革命開辟了世界曆史的新時代。對於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惟有翹首以迎”。他預言:“20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對十月革命的時代精神和曆史意義,論述得是何等透徹,何等深刻呀!四個月後,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人們普遍迷惑於英美等協約國戰勝了德奧聯盟的現象,大肆慶祝勝利,宣傳什麽這是“公理戰勝強權”,是“正義”、“平等”、“互助”的勝利的時候,李大釗同誌在北京大學11月15日、16日兩天召開的天安門講演大會上,又作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不同凡響的演說。他掃除思想迷霧,尖銳地指出:“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揭示了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指出:“原來這回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這就從經濟的和階級的根源上揭示了第一次大戰中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表明他對帝國主義的本質已開始有了明確的認識。毛澤東同誌曾說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實質達到理性的認識階段,“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毫無疑問,李大釗同誌就是最早具有這種認識的一個傑出代表。他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深刻認識,正是他這時轉向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前提。

  與此同時,李大釗同誌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上發表了《Bolshe-vism的勝利》的著名論文。這篇文章是他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明白的、公開的宣言。比較上述兩篇文章,他的思想認識是更前進更明確了。他公開提出和宣傳布爾什維主義,即列寧主義,把第一次大戰後人民的廣泛覺醒和俄國十月革命突破帝國主義統治的鏈條而取得勝利的事實,明確地歸結為社會主義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是他批判帝國主義製度、讚揚十月革命的思想認識合乎邏輯的表現。他把當時被資產階級捧為領袖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拋在一旁,卻突出讚揚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馬克思和列寧,聲稱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Wilson)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的功業;是馬客士(Marx)的功業。堅定地站在馬克思和列寧一邊。他進一步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充滿了必勝的信念。李大釗同誌的這三篇文章,雖然還有一些唯心的表述,但基本傾向是唯物的,馬克思主義的。其筆鋒之犀利,文字之流暢,氣勢之磅礴,思想之敏銳、深刻,在當時國內都是僅見的。它代表了當時國內思想認識的最高水平。

  1919年5月,李大釗同誌發表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係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並指出:階級鬥爭學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表明他已有了係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兩個月後,在從五峰山發出的致胡適的公開信《再論問題與主義》中,李大釗同誌對胡適非難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實用主義觀點,進行了公開的論戰和批判,這表明他已不僅在理論上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在行動上能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進行作戰了。從這以後,李大釗同誌以北京大學為中心,展開了廣泛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

  第一,發起成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團體。其中最著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前者於1920年3月,在李大釗同誌指導下由北大學生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範鴻劼、何孟雄、朱務善、李駿、李梅羹、羅章龍、楊人杞、劉仁靜等十九人發起秘密成立,後者由李大釗同誌和費覺天、郭夢良、鄢祥提、何恩樞等八名北大學生於同年12月公開成立。這兩個研究會,特別是前者,在搜集整理馬克思主義文獻,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方麵,進行過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李大釗同誌多次在這兩個研究會上宣傳馬克思主義,像收入《李大釗選集》中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文,就是他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第一次公開講演。此外,李大釗同誌還和當時積極活動於北大的進步政治學術團體如“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等保持密切的聯係。由於這些團體有很大一部分成員是北大的學生(新潮社的成員幾乎全是北大學生),而李大釗同誌是北大圖書館主任。1920年7月以後,李大釗兼任經濟、政治、史學等係教授並任北大評議會評議員,他的革命思想、淵博學識和高尚情操,足為青年一代的楷模。因此,這些團體都奉他為導師,請他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進行指導。李大釗同誌也常在這些團體內講演、座談。與此同時,他還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中國》、《國民雜誌》、《新潮》、《晨報副刊》等報刊上發表了許多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闡明曆史發展規律和剖析社會重大事件的文章,極大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第二,正式開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課程。從1920年起,李大釗同誌在北大史學係、經濟係、政治係和法律係先後開設《唯物史觀》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或講座。當時的《北大日刊》上還登載著這樣的“布告”、“啟事”:

  注冊部布告:李大釗先生刻已來校,所授唯物史觀,本星期起照常授課。

  政治學係教授會啟事:本星期四之現代政治,仍由李守常先生繼續講演“工人的國際運動”。

  這是在我國大學裏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式列入課程,對學生講授,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據載,李大釗同誌在北大文科各係以及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開設的理論課程共有十門之多,計有“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唯物史觀研究”、“現代政治”、“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女權運動史”、“社會學”、“圖書館學”等。學生學了後要進行考核。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1923年北大政治係一位姓賀的學生的“唯物史觀”試卷。這份試卷的封麵印有“北京大學試卷”六個套紅大字,在考試科目欄下印有“唯物史觀”四大墨字。試題為“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並其及於現代史學的影響”。試卷的全部答題用毛筆書寫,字跡工整清晰,論述正確,不僅闡述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還對各種唯心史觀作了批判,並論述了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的重大意義。試卷寫道:“自馬克思唯物史觀出世後,這些唯心解釋的企圖都一一失敗了,不得不進取於唯物的解釋,史學的價值才日日提高,日日昌明。”“自有馬氏唯物史觀,才把曆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意即把曆史學變成了科學——引者)。此等功績實為曆史界開一新紀元,也是影響於史學上最大之點”。這份難得的考卷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李大釗同誌在北大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生動效果。

  李大釗同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對五四時期的北大以至全國一代青年的思想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所在的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和在城內的住宅,常常是北大進步學生和革命青年集會和討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地方。一代革命青年在他的思想的影響和教育下成長起來。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都受過他的影響。從1918年9月到1919年3月,整整有半年時間,毛澤東同誌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他管理的報刊閱覽室和李大釗同誌的辦公室同在紅樓一層,相距很近,因此能有機會朝夕相處,經常過從。後來毛澤東同誌曾回憶說,他就是1918年下半年,於北大圖書館工作學習期間,在李大釗同誌的領導下,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氣周恩來同誌在五四運動的高潮過去後不久,也和李大釗同誌有過直接的接觸。1919年9月21日,即覺悟社成立後第五天,覺悟社就曾請李大釗同誌去天津給他們作學術講演。在這次活動中,周恩來同誌會見了李大釗同誌。五四運動過去後一年,1920年8月,周恩來同誌又率領覺悟社到北京,和李大釗同誌領導的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會員一起在陶然亭開茶話會,相互學習,交流經驗,共同探討改造舊中國的道路。會上,李大釗同誌向覺悟社和其他幾個團體建議,有必要“標明主義”。“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想,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

  這裏所謂標明主義,就是要標明社會主義,標明馬克思主義。隨後,這幾個團體又在北大的圖書館開會,共同商定了“改造聯合”的方案,擬定了宣言和約章。也就在這一年的夏秋之間,李大釗同誌又幫助天津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五四前後以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受過李大釗同誌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影響的青年還可以舉出許多。像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範鴻劼、何孟雄、楊景山、趙世炎、繆伯英、張太雷、郭隆真等,就是一部分代表。另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毅同誌、鄧穎超同誌也都得到過李大釗同誌的幫助。陳毅同誌曾回憶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是在李大釗同誌的領導下,工作中受過不少教益氣完全可以這樣說,李大釗同誌是五四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一代革命青年的指路人。

  五四運動後,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日益結合,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逐漸成熟。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考察中國革命運動的實況,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他以記者的身份來到北京,經北京大學一位俄籍教員的介紹首先訪問了李大釗同誌;接著在北京的進步知識分子中開了幾次座談會。後經李大釗同誌介紹,維氏又去上海訪問了陳獨秀,並同上海的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舉行了座談。經過多次討論,交換意見,大家達到了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中國必須“走俄國人的路”,成立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於是陳獨秀就在上海發起建立共產主義小組,而李大釗同誌則成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

  1920年9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北大正式成立。參加者除李大釗同誌是教授外,全是北大學生。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小組已發展到十幾人。同年11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在北大成立,第一批團員四十多人,其中不少是北大學生。李大釗同誌也參加了青年團,並被選為執行委員和出版委員。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是北方黨組織的最早基礎。黨成立後,它發展為黨的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1924年以後,又進一步發展為黨的北方區執行委員會。在這個過程中,李大釗同誌一直是北方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一麵在北大教課,一麵領導北方的革命鬥爭。北大也一直設有黨的機關。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先驅》和北方區委機關刊物《政治生活》的發行通信處都設在北大第一院。在紅樓,還設有北方區委秘密接頭的地方。在北大三院,北方區委還秘密辦過黨校訓練班,訓練黨團幹部。從1918年到1926年,北大始終是李大釗同誌生活、戰鬥的重要陣地,這確是北大曆史上的光榮。

  二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隻需死記硬背和機械複述的教條。它僅僅提供出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具體運用,在不同的國家中,在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上,在同一發展階段的不同情況下,是各不相同的。隻有從本國革命的實際出發來運用這個理論,才能使這個理論發揮出偉大的威力來。

  李大釗同誌不僅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第一個指明了中國革命為什麽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同時,作為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還在中國最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這一思想原則,第一個指明了應當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

  眾所周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故鄉在歐洲。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來運用這個理論,就是要在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社會條件下來運用這個在歐洲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理論;舊中國社會的主要群眾是農民,首先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餘。這是一個困難而又特殊的任務。這個任務的解決方法,是無論在哪一部現成的共產主義書本裏都找不到的。

  正是利用了這樣的情況,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敵人幾乎從來就眾口一詞地宣稱:這個理論不適合中國國情。早在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右翼、持改良主義見解的胡適就曾經作過這種鼓吹。由於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使他“看不過了,忍不住了”,1919年7月,他拋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篇文章,公開發難,向馬克思主義進攻。胡適所持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認為“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因而否定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由此出發,他攻擊宣傳馬克思主義是“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思想懶惰的表現,隻起了“鸚鵡和留聲機”的作用。

  麵對這種公開的挑戰,李大釗同誌旗幟鮮明地率先投入了戰鬥。1919年8月,他發出了致胡適的公開信《再論問題與主義》,給予了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以及時的、有力的回擊。

  一方麵,李大釗同誌明確地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時代的偉大真理,具有普遍的意義。他引證日本《日日新聞》的評論,指出胡適等人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紮維主義的潮流”。但是這種民主主義已經陳舊了;而“布爾紮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是不可抗禦的。他強調說,這個布爾紮維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不僅適用於歐洲,也適用於中國;正如在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一樣,”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在這裏,他堅定不移地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旗幟。

  另一方麵,李大釗同誌又明確地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和“研究實際的問題”,這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不應當截然地把它們分割開來。他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正是在於它能夠而且必須和各國的實際結合在一起。他說:“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在他看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革命科學,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萬古不變的宗教教條。他認為,“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的。他並且告誡人們,不要“偏於紙上空談”,而應“誓向實際的方麵去作”。在這裏,他初步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必須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這一光輝的思想。

  李大釗同誌所提倡的這種理論聯係實際的革命學風,在當時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中是有所反映的。比如,研究會曾以“社會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為題,在北大舉行辯論會。參加辯論會的有北京各大學各專門學校的教員和學生,而李大釗同誌則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專家”被邀請為辯論會的評判員。辯論會經過幾天的熱烈爭辯,最後由李大釗同誌作結論。他的結論“引起了大多數聽眾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此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增加的會員達數十人之多”。研究會還進行過諸如“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奪之實況——特別注意於中國”這種聯係實際的專題研究當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正確地、有成效地結合起來,這是一項極其宏偉、艱巨的工程,它不僅有賴於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而且需要有一個在實踐的基礎上積累經驗的過程。但是,李大釗同誌遵循著理論聯係實際這一正確的方向,在這方麵也曾經進行過多方麵的、勇敢的探索,並因而在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上作出了自己的重要建樹。比如,關於中國民主革命的問題,他就提出過許多卓越的見解:

  (一)指明了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

  中國人民看出帝國主義自身的矛盾及其聯合中國封建買辦階級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是在五四運動前後。這個情況首先在李大釗同誌的著述中得到了證明。

  早在1919年1月1日,李大釗同誌就寫了《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者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它是與民族自決主義直接對立的。“據現在所能看到的當時文章,這是我國第一次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提出‘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同時,他還深刻地指出了外國駐華使館集中的地區“東交民巷裏有我們的太上政府”,從而揭露了帝國主義是中國封建軍閥反動統治的靠山,是中國內政的操縱者。

  在應該怎樣對待帝國主義這個問題上,李大釗同誌通過總結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曆史經驗,在《再論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提出了兩個互相關聯的重要的戰略思想。即:一方麵,要認清帝國主義的凶惡的本質,對它不應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說:“挾國際猜忌、利權競爭的私心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論他是東方的、歐美的,絕講不出公道話來”。“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不可再蹈從前‘以夷製夷’的覆轍”;另一方麵,要認清帝國主義外強中幹的本質,敢於同它進行鬥爭。他說世界上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像唐山煤礦坑上的建築物一樣,他的外形盡管華美崇閎,他的基礎,已經被下麵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轟然一聲,歸於烏有。我們應該在那威勢煊赫的中間,看出真理的威權,因而發生一種勇氣與確信,敢與他搏戰,信他必可摧拉。由於帝國主義慣於用自己的強大來嚇唬人們,用各種甜言蜜語來欺騙人們,因此,李大釗同誌所揭示的這兩個思想,對於處在半殖民地境況下的中國人民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一種極為重要的精神武裝,是一個十分巨大的鼓舞力量。

  (二)指明了無產階級是民主革命的先鋒。

  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它是由無產階級而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因此,對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具有原則性的意義。

  在建黨初期,李大釗同誌就批駁了“中國勞動者與社會無關”的錯誤論調,指出無產階級身受的壓迫是極為深重的。他們既受本國資本家又受外國資本家的壓榨,“他們這種受他國資本家間接壓迫的影響,比各國無產階級者受他們資本家直接壓迫的影響還要厲害”因而有著堅強的革命性。他們能夠組織起來,同世界各國無產者聯合,在本國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1923年京漢路罷工失敗後,黨內有的人對於工人階級的力量表示了悲觀,對於工人運動采取了消極的態度。與此相反,李大釗同誌卻從二七罷工鬥爭中,進一步看到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他特地寫了《追悼列寧並紀念“二七”》一文,熱情地謳歌“為自由而戰的勞動同誌何等壯烈”;堅定地宣告現在中國是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試看全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誰能反抗?隻有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當先鋒的亦隻有無產階級。“正是工人階級的這種革命精神在”引導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軍閥並國際帝國主義!在這裏,他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表現得何等鮮明!

  (三)指明了農民是偉大的革命力量。

  黨成立以後,李大釗同誌首先著力於領導工人運動。但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他也開始著手研究農民問題。他在1925年至1926年所寫的《土地與農民》等文章,就農民運動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意見,是黨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重要曆史文獻。

  李大釗同誌極為重視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經濟落後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農業尚為其國民經濟之基礎。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與那種所謂農民“散漫”、“保守”、“難以加入革命”的錯誤估計相反,他認定農民是一種偉大的革命力量。他說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

  為了把廣大農民廣泛深入地發動起來,李大釗同誌認為,應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首先,要“喚起貧農階級組織農民協會”。因為隻有農民自己的農民協會才能保障其階級的利益,因此這是在鄉村中作農民運動的人們“第一要緊的工作”;其次,要注意武裝農民。因為隨著帝國主義所造成的軍閥土匪擾亂範圍的擴大,“一般農民感有組織農民自衛軍的必要”。這種武裝農民自衛的組織應該是“屬於鄉村大多數群眾而從事於守望相助的”,必須嚴格防止軍閥、土豪、土匪加以利用;最後,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因為水潮似的全國農民破產的潮流正在那裏滔滔滾滾地向前湧進而未已,“‘耕地農有’便成了廣眾的貧農所急切要求的口號”。因此,革命當局應該“按耕地農有的方針,建立一種新土地政策,使耕地盡歸農民”。他並且號召革命者應當結合起來,到鄉村中去進行工作,以便引導在水深火熱的溝洫中倒臥著的廣大農民“走出這個陷溺,轉入光明的道路”。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個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農民問題上,李大釗同誌的主張是和毛澤東同誌所堅持的正確方向相一致的。

  (四)指明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正確的命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提出來的。而李大釗同誌早在這以前就已經對這個思想作過初步的表述了。比如,他在《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以其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口號喚起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使他們“在世界革命的陣線上聯合起來”。作為被壓迫的民族國家的中國人民,也“應該趕快的不躊躇的聯合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建設一個人民的政府,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在大革命時期,他更是不止一次地論述了“中國國民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正確的思想。

  正是從“中國國民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命題出發,李大釗同誌一方麵指明了“把中國國民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結起來”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個條件;另一方麵又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成功,將予偉大的影響於歐洲,乃至全世界”,從而充分地估計了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

  盡管在當時的條件下,李大釗同誌沒有也不可能係統地解決所有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而且從現時的認識水平來看,他的某些論述,也難免有其不精當之處,或者雖屬正確仍然缺少發揮;但是僅從上麵所舉的事例,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於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對於提高黨在理論上的成熟程度,確實作出過極其寶貴的貢獻。魯迅曾說:他的遺文“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這是完全正確的。

  認識的來源是實踐,而實踐的主體是群眾。為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最早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知識分子也必須使自己和中國的工農群眾結合起來。作為一代青年的導師,李大釗同誌在這方麵也起過重要的作用。

  當李大釗同誌還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時候,他就曾說過,“光明緝熙之運,唯待吾民之意誌造之,唯賴吾民之實力辟之對於人民群眾的直接行動是有所期待的。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借助於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他更建立了”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惟一的基礎“的堅定的信念。因此,早在五四的前夕,他就發出了”把知識階級和勞工階級打成一氣“的革命召喚。他教導革命青年要與勞動者同呼吸、共命運,諄諄告誡他們必須在群眾之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他要求青年深入到群眾中去,以便了解“痛苦的人,是些什麽人?痛苦的事,是些什麽事?痛苦的原因,在什麽地方?要想解脫他們的痛苦,應該用什麽方法?”並進而“把他們提醒,大家一齊消滅這痛苦的原因。他認為,知識分子固然是”民眾的先驅,但僅僅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必須把“三五文人的運動”變為“勞工階級的運動,把”紙麵上的筆墨運動“變為”街市上的群眾運動,才有意義。

  李大釗同誌的這種思想,對當時的革命青年是有影響的。這個情況我們從北大學生的活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1920年5月1日,北大中文係學生鄧中夏同誌組織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及“北大工讀互助團”在北京城內第一次發起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他們除在城區舉行小型示威外,還以《勞動紀念日與中國勞動界》等為題在街頭進行講演。北大校役夜班同日在北大第二院大講堂舉行大會,有工友、學生五百餘人參加。會上有人提出,要把工人階級“當作一盞指路明燈”,表示“我們要本著勞工神聖的信條,跟著這明燈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更是有計劃有組織地推進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工作。而向工人群眾作馬克思主義通俗宣傳的《勞動音》周刊在其出版的創刊號上就強調了社會主義運動不僅要作學理的宣傳,而且必須“向無產階級作實際的運動”為了這個目的,1920年冬天,李大釗同誌領導下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這個學校是與長辛店工人商議後,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義,由北大學生會和平民教育團捐款開辦的。1921年元旦,學校正式開學了。有將近二十個工人來上學。到四五月間,又進一步發展到四十來個人。幾名北大學生被派作學校的常駐教員。鄧中夏同誌每周來講課兩次。北京小組成員何孟雄、朱務善等輪流來上過課。李大釗同誌本人也來學校視察過。年輕的教員們拋開大學的學業,來擠著住在狹窄的房間裏,“一月拿七塊錢生活費,隻吃三塊錢飯,還省下幾塊錢來買茶葉糖果,好招待工人來學校裏座談。他們這份精神真把工人的心打動了,誰也不再把教員當成一般穿長褂兒的先生看待”;“先生也不再講客氣,不再分彼此”。這年的五一節,長辛店工人上千人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北大也有多人前來參加。會場上“一時叫號聲唱歌聲雜出,幾乎把火車汽笛的聲音都壓住了”。就是在這個中國工人自己召開的第一次慶祝五一的大會上,我國最早的現代工會之一的長辛店工會宣告成立。這年秋天,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補習學校的幾位先進工人都入了黨,成了我國最早的一批工人黨員。很明顯,李大釗同誌領導的北京小組在長辛店工人中的工作,既幫助革命知識分子學習了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和鬥爭經驗,推動了自身世界觀的改造;又幫助工人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武裝,提高了自己的階級覺悟。這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個生動範例。

  三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和優秀理論家的李大釗同誌,他是為挽救中國危亡而宣傳和研究革命真理並為之奮鬥的,因而他不僅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而且首先是一位傑出的戰士。在他身上體現了學者和戰士這樣兩種品質的和諧的統一。他無私無畏,勇於實踐,認定要“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他曾用詩一般的語言,抒發自己的戰鬥激情我們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

  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是一個革命基礎極為深厚的國家。我們黨成立後,立即投入了實際的革命鬥爭,肩負起了領導中國革命的曆史重任。從這時起,李大釗同誌除繼續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研究和傳播以外,開始更多地注意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並積極參與和領導廣大群眾的實際革命運動。

  黨在成立後的兩年間集中力量領導了工人運動。李大釗同誌是我們黨最早注意並從事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中,李大釗同誌作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的書記,全力領導了北方的工人運動。他首先以“正太路工業研究會”的名義,在石家莊建立了工會組織。後來,他又利用當時控製北京中央政權的直係軍閥和交通係的矛盾,派了何孟雄、張昆弟、安體誠等六位共產黨員,以鐵路“密查員”的身份,到京奉、津浦、京漢、京綏、正太、隴海等六條鐵路線工作。他們在李大釗同誌的指導下,在各路工人中紮下根基,幫助工人建立夜校和工會組織。僅京漢路沿線在1922年就建立了16個工人俱樂部。在這次罷工高潮中,由李大釗、鄧中夏等同誌領導的以鐵路工人為中心的北方罷工運動,轟轟烈烈,威震全國。李大釗同誌是“二七”大罷工的重要領導者之一。罷工的前幾天,他就親臨漢口。這時,京漢鐵路總工會已由鄭州遷到漢口江岸辦公。正是在鬥爭最緊張的時候,李大釗同誌參與了指導。罷工爆發後,他“親看同誌為集會結社自由做很大的運動,又見如狼似虎的軍人殘殺工人”。李大釗同誌對階級兄弟的犧牲無限悲憤。有同誌回憶,他當時“神色大非昔比,麵色蒼白但他對工人事業的勝利有堅定的信心。”二七罷工失敗後,他又立即投入了救濟被害烈士家屬和失業工人的工作。

  這時,革命的進程已經把建立統一戰線工作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它已成為發展革命運動、促進中國革命高潮迅速到來的具有決定性的步驟。於是,李大釗同誌也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傾注於統一戰線工作方麵,並為建立國共合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早在黨的二大前後,李大釗同誌就為貫徹黨關於成立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受黨的委托,同孫中山先生建立了聯係。他們曾多次就振興國民黨和振興中國的問題,“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李大釗同誌堅定的革命精神、深刻的分析能力和誠摯的態度,給中山先生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孫中山認為李大釗“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誌”,是他“特別欽佩和尊敬”的人。李大釗同誌也常到孫中山家裏去作客,就革命工作交換意見。在這期間,李大釗同誌還先後設法介紹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蘇俄政府特使越飛會見了孫中山。他們向孫中山介紹了十月革命的經驗,表達了國際無產階級援助中國革命的熱忱。在我們黨召開三大、正式確定了統一戰線的方針以後,李大釗同誌不辭辛苦,為促成國共合作多次奔走於北京、上海、武漢、廣州之間,進行了多方麵的工作。1924年1月5日和2月19日的《北大日刊》曾分別刊登了李大釗同誌因事請假離京和他回京到校上課的布告。在這一個多月時間裏,他正是在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負責領導參加大會的全體共產黨員,並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五人主席團的成員,參與大會的領導工作。在會上,國民黨右派分子提議在黨章中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對此,李大釗同誌發表了嚴正的聲明。他指出:“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強調“猜疑防製,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必須“明揭而掃除之”,從而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右派的破壞活動。正如何香凝先生後來所回憶的那時候,李大釗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藹與誠懇態度,以及他的透徹而偉大的言論,一見便使人折服。他對孫中山先生的改組國民黨與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發揮了極偉大的理論,現在想起來,那些話是非常正確的。

  統一戰線建立後,隨著革命鬥爭的發展,革命的實際運動已經把農民問題提到了最迫切最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在我們黨內,李大釗同誌是較早地注意到了農民問題的嚴重性的一個人。他不僅提出過解決農民問題的許多正確主張,而且他還親自訓練農運幹部,為當時秘密設在北大三院的北方區委黨校訓練班講授農民課程,並派出許多同誌擔任農民運動特派員,參加領導各地的農民鬥爭。與此同時,李大釗同誌還加強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早在1923年,他就經常和趙世炎、鄧中夏等同誌到北京蒙藏學校青年學生中進行活動,並培養了烏蘭夫、奎壁、吉雅泰等第一批蒙古族共產黨員。1925年10月,李大釗同誌親自到張家口,主持內蒙古地區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內蒙古工農兵大同盟”,並被選為大同盟的書記。會後,李大釗同誌積極領導了內蒙古人民特別是農民的革命鬥爭,在許多地區建立了農民協會、牧民協會。工農兵大同盟還出版了《內蒙古農民報》作為自己的機關報。隨著北方各省農民運動的興起,整個北方地區的革命鬥爭是更加深入發展了。

  與此同時,李大釗同誌還積極進行了軍事活動。他曾親自給馮玉祥做工作,在馮部國民軍中發展黨的組織。他還派出許多同誌到廣州黃埔軍校和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這些同誌學習結業回來,其中不少人在國民軍中擔任了重要職務,成為我們黨後來在西北軍中的一部分基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西北軍內日益發展了反對蔣介石統治的活動,廣大官兵日益傾向革命,這是和李大釗同誌為首的北方區委對馮玉祥所部進行的工作分不開的。

  這時,以廣東為根據地的南方革命力量正在加緊對北伐戰爭的準備,而李大釗同誌則一直戰鬥在北洋軍閥直接控製的心髒地區。由於他的正確領導,日益發展的北方革命運動,實際上成了配合即將開始的革命戰爭的第二條戰線。1924年以後,李大釗同誌除了領導我們黨的北方區委工作外,還擔負了領導整個北方地區國民黨的重任。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他堅持團結左派、打擊右派的正確方針,在發展國民革命運動的同時,堅持我黨獨立自主地領導工農群眾的鬥爭,從而促進了北方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1925年,他領導了支持孫中山北上、召集國民會議、反對段棋瑞製造的“善後會議”的鬥爭。這一年的11月,他和北方區委根據群眾日益革命化、北京段棋瑞軍閥政權搖搖欲墜的新形勢,又毅然決定了發動以推翻段祺瑞政府為目標的首都革命。11月28日這一天,北京許多街道的屋頂上都豎起了迎風招展的紅旗,幾十萬份號召人民起來革命的傳單到處飛舞,全城呈現了一片革命的氣氛。在李大釗同誌的親自率領下,幾萬群眾像軍隊一樣組織起來,前麵由北大學生軍為骨幹的學生敢死隊、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等為前導,組成了浩浩蕩蕩的示威隊伍。群眾隊伍包圍了段祺瑞執政府,趕跑了警察總監,一度占領了警察總署和郵電局,一些學生還占領了“國會”。他們還準備將段祺瑞提交民眾公審,驅逐這個賣國賊下台。這次鬥爭由於國民黨右派的挑撥和告密活動,破壞了原定國民軍配合行動的計劃,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它沉重地打擊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並由此掀起了全國範圍的反段的國民運動,有力地配合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

  李大釗同誌是一位大無畏的革命戰士,舊世界的不妥協的敵人。在艱苦的鬥爭中,他始終英勇頑強,不屈不撓。他曾用下麵這樣的話表達了自己隨時準備為革命事業獻身的高尚情操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還在五四運動時,他就曾冒著被逮捕的危險,親自到城南遊藝園等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號召群眾對於違背人民意願的政府,“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他曾多次作為北大教職工的代表去北京政府國務院請願,積極營救被捕學生。據一位當時運動的參加者回憶有一次,為了救援被捕學生,大家集隊往政府請願。隊伍走到國務院門前,隻見鐵門緊閉,門內架著機槍。守常憤怒非常,一個人跑出隊伍衝將上去,大家趕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險。在著名的三·一八運動中,北京十多萬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段棋瑞政府的英勇鬥爭。李大釗同誌親臨現場指揮,親自舉著大旗率領群眾隊伍前往執政府請願。當群眾遭到反動軍警預先布置的野蠻屠殺時,他不顧自己頭部和雙手受傷流血,從容不迫地指揮和掩護群眾退卻;他自己曾一度被捕,經他機警地脫險後,仍繼續留在現場,堅持和最後一批群眾一起離開,表現了共產黨人臨危不懼、心中惟有群眾的崇高革命精神。

  李大釗同誌的革命活動,使反動軍閥極端恐懼,也招致了他們的刻骨仇恨。早在1923年2月,直係軍閥頭子曹錕就從保定密電北京巡閱使王懷慶,聲稱北大管理圖書員李大釗在該校設有秘密機關,傳布過激謬說“應密飭幹探切實偵查,如有前項不法行為,望即密達政府依法懲辦,以遏亂源”。1924年5月,由於張國燾的出賣,反動政府對李大釗同誌明令通緝,6月又下了海捕文書,飭令各省“嚴速査拿,務緝歸案”1925年3月,軍閥政府教育部又訓令北京各校,對“北京大學首倡共產黨”的李大釗,要“嚴行防範”。對於這一切瘋狂的迫害,李大釗同誌都等閑視之,仍然戰鬥不息。由於他在廣大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愛戴,因此人民都站在他一邊,反對反動派對他的迫害。北大評議會曾專門通過決議質問教育部,並要求取消對李大釗的通緝令。在1924年8月7日致教育部的公函中,北大反駁了反動當局以“提倡共產主義”作為通緝李大釗的罪名,指出:“大學為講學之地,研究各科學問實為大學教授應盡之責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緝,事關國家學術前途,……請將通緝李大釗明令,迅予取消,以維學術。”並且提出:“嗣後對於大學教授,非依據法律確實證明其為現行犯者,絕對不能任意通緝。”“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反動政府再次下令通緝李大釗同誌,北方黨的工作被迫轉入地下。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下,李大釗同誌將個人安危置於度外,謝絕了同誌們要他暫時離京的勸告,繼續留下領導北方的革命鬥爭。在隱蔽期間,他還通過在漫雲女校工作的郭隆真同誌,和北大進步力量保持聯係,繼續關懷和指導北大的愛國民主鬥爭。1927年4月,李大釗同誌被捕後,受到了敵人的嚴刑折磨,但他堅貞不屈,氣節凜然。在敵人法庭上,他侃侃而談,宣傳革命真理,表現了共產黨人對黨的無限忠貞和革命英雄氣概。李大釗和北方區委其他主要負責同誌被捕後嚴守黨的機密,使北方區委所屬七個省的黨組織沒有遭到一點破壞。4月28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誌,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為了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其時年僅38歲。和李大釗同誌同時犧牲的,還有北大的範鴻劼、楊景山、李昆、張挹蘭等烈士。

  “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李大釗同誌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的偉大貢獻,彪炳日月,輝煌千古。它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人民革命史上的燦爛篇章,也是北大曆史上的燦爛篇章。

  李大釗同誌誕生後的九十年,是中國曆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九十年。先烈期望的“青春之中華”,已經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烈士鮮血澆灌的紅花,已經開遍祖國大地。李大釗同誌生活、戰鬥過八年的北京大學,也已經成為一所新型的社會主義大學。今天我們紀念李大釗同誌,就一定要學習他站在時代的前列、積極尋求真理、熱烈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精神;學習他為了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而研究馬克思主義、把理論和實際密切聯係起來的新的革命學風;學習他為了人民的革命事業而忘我鬥爭、英勇獻身的崇高的共產主義品德。我們一定要繼承和發揚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輩的這些光榮傳統,為早日實現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而更加努力地奮鬥。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6期,本文係與蕭超然、沙健孫教授合作;收入《李大釗研究論文集》(下),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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