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二章 李大釗與五四精神

　　“五四”時期的先驅者們，高擎“民主”與“科學”兩麵大旗，以前所未有的戰鬥姿態，向封建主義的綱常倫理與吃人禮教、專製與愚昧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形成了至今仍為人們所樂道的五四精神。這一精神，不僅直接影響著近現代中國青年運動，而且也表示了整個國家與民族的新導向，其意義之深遠是十分顯然的。

　　眾所周知，“五四”時期是既包括1919年發生的愛國政治運動，又包括源起1915年9月《新青年》雜誌創刊直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這期間，正是我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的曆史時期。五四愛國運動成為這一新舊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因而作為五四精神，也就不能不表現出這一曆史轉換時期的特點，它的內涵和表現形式也不能不發生深刻的變化。

　　“五四”時期湧現出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癉精瘁力”的先進分子。李大釗正是這一精英群體的一個傑出代表。他是我國最早實現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他在自己的全部活動中所表現的特有的戰鬥性和深刻性，對許多先進分子的發展方向發生了明顯的作用。李大釗的思想和活動的軌跡，無疑對五四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

　　在近代中國，民主和科學思潮的出現，並非偶然。從根本上說，它們是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產物，是適應民主革命發展的需要。

　　鴉片戰爭失敗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麵對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在愛國拯民情懷的激勵下，開始了對曆史的思考。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要求掙脫封建傳統思想強力的束縛，窺探西方世界國富兵強的奧秘。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19世紀後半期的初步發展，也為接受西方新思潮準備了必要的社會條件。

　　曆史似乎在開玩笑。西方國家的大炮轟塌了古老中國的圍牆，隨之而來的是殘殺、掠奪和無窮的災難，但同時又輸入了諸如進化論、天賦人權說一類的新思想。一些聰明的中國人逐漸學會了把西方這一文明與強盜的兩麵人加以區別對待，企求從西方的文明中汲取振興中國的養料，用以遏製西方強盜的入侵。於是，一批代表資產階級傾向的知識分子，熱心於傳播西方的“新學”。應該說，發生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的變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運動，都在不同程度上宣傳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思想。然而，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民主和科學思想，在中國民主主義的實際運動中，卻不能取得與西方國家同樣的成效。

　　民主和科學作為鮮明的綱領性口號提出，則是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這次運動，是在辛亥革命成果喪失、封建軍閥勢力竊國弄權，民族的和社會的矛盾空前尖銳；同時民族資本主義又獲得暫時發展的機遇，政治的和文化的力量有一定的增強，這樣一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展開的。1915年9月，陳獨秀在他獨力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創刊號上，首先揭櫫民主和科學兩麵旗幟，聲稱“科學”與“人權”（即民主），“若舟車之有兩輪”，“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新文化運動的戰士以義無反顧的精神，用民主和科學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衡量一切的標準，批判與它們不相容的舊思想、舊道德和舊文化。這場以傳播民主和科學為特點的思想啟蒙運動，就其深度和廣度來說，無疑都超出了鼓吹者的前輩。

　　李大釗是在辛亥革命之後開始步入政治論壇的。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卓越戰士和主將之一，積極投身於這場深刻的反封建思想鬥爭。李大釗在“五四”前期發表的一係列政論文章中，反映了他從一個愛國者到革命民主主義者並逐步成熟的過程。可以說，在李大釗的早期思想中，已經顯露了他兼有思想家的銳敏深邃和戰士的勇猛無畏這樣兩種品格。他的思想文章以其深刻的和獨到的見解，以及氣勢恢宏的風格，為這一時期的民主和科學口號增添了戰鬥性很強的內容和新鮮的氣息。

　　誠然，李大釗早期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思想，與同時代的革命民主派相比較，存在著某些共同的不徹底性，然就其主要的方麵與一般新文化運動參加者相比較，又確有其自己突出的特點。這主要是：（一）注重政治上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辛亥革命後不久，他就以敏銳的洞察力，最早揭露了袁世凱竊奪革命成果後出現的“假共和、真專製”，憤怒地指出令人扼腕浩歎的現狀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當袁世凱的複辟麵目暴露之後，他立即投入維護共和的實際鬥爭。他深刻分析了封建專製是中國長期停滯落後的根源，發出衝決過去曆史之網羅，再造青春之國家的戰鬥號召。他尖銳指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製不並存”。明確表示今猶有敢播專製之餘燼，起君主之篝火者，不問其為籌安之徒與複辟之輩，一律認為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而誅其人，火其書，殄滅其醜類，摧拉其根株，無所姑息，不稍優容，永絕其萌，勿使滋蔓，而後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圖，中華維新之運命始有成功之望也“》。堅定地表達了要求根除封建專製、建立民主製度的政治信念。（二）鮮明的反帝愛國思想。他積極參加救亡圖存的實際鬥爭，並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作了一定深度的分析。當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他痛切剖析日本企圖獨占中國的一貫國策，”大欲難填，野心不死“二十一條”就是使我“斷絕根本興複之生機”的明證。他在深入揭露日本亡我野心及其既凶殘又陰險手法的同時，還縷析了帝國主義各國分割中國的態勢，特別指出，列強之於中國，都如同“虎狼”撲食，如若圖一時的牽製，取“引狼拒虎”的政策，喪權辱國的痛史“勢又緣茲以起，且至不可收拾”。這是對近代中國一個重要曆史教訓的深刻說明。（三）唯民主義的觀點。他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他曾說惡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誠可痛，亦宜亟謀所以自救之道。他把反侵略鬥爭的希望寄托在國民的奮起自救，“認定中國者為吾四萬萬國民之中國，苟吾四萬萬國民不甘於亡者，任何強敵，亦不能亡吾中國於吾四萬萬國民未死以前。”他相信光明緝熙之運，唯待吾民之意誌造之，唯賴吾民之實力辟之。表現了對群眾力量和奮鬥必勝的信心。（四）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因素。他在探求真理和參加實際鬥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初步的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他認為，宇宙是客觀存在的，是不斷發展和變化著的，“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而舊的毀滅”和“新的再生”是客觀世界運動發展的法則。基於這樣的觀點，他堅信“青春中華”必將代替白首中華，青年應奮其回春再造之努力。正是這種閃爍著唯物辯證法光輝的思想，指引並鼓舞了青年走向積極的、進取的革命人生道路。

　　上舉數端，表明李大釗早期思想所達到的深度，無疑是超越了同時代的進步思想家，反映了這一時期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傳播所達到的新高度。誠然，李大釗這時所熱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說，是“唯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製度為其形質之政治”，即企求的仍是以代議政治為特征的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而他的唯民主義主張的主體，則是“由中流社會之有恒產者自進而造成新中心勢力，以為國本之所托”。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資產階級身上。如果說，李大釗早期思想上的積極因素大大超出了他的前輩，那麽，他的政治主張則沒有增加多少新的東西。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國”，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提出，還是比較空泛、粗糙的，它的實際內容也仍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應當承認，任何思想家都隻能依據曆史所能提供的舞台進行活動，在科學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之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還是惟一可供中國人民選擇的出路。問題在於，曆史已經判明，近代的中國已經失去了實現這一方案的機緣，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國的流產就是有力的證明。

　　很顯然，在“五四”前期，包括李大釗在內的新文化運動戰士傳播的民主和科學思想，仍然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它雖然在當時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並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李大釗的政治視野當然不能不受到這種曆史的局限，例如，他從民族獨立的強烈願望出發，具有鮮明的反帝愛國思想，但對帝國主義的本質仍缺乏清醒的認識，他曾認為像日本這樣的“官僚政治”國家具有對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國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則不會向外侵略，他讚揚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還把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和平、公理、正義等口號，讚為“平和的曙光”等；又如，他猛烈抨擊了辛亥革命後出現的假共和、真專製，但對“民權旁落”的原因還主要看作是“少數豪暴狡獪者之竊權”，而對封建軍閥統治的階級本質缺乏深刻認識，因而他曾把袁世凱的死看作“青春中華之創造，實已肇基於此甚至把袁死後諸如元宵開禁之類的動作，也視為”共和複活之所賜“；再如，他提出”再造青春中華“的積極主張，但找不到實現的正確途徑，他雖然向往革命的變革，但又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從教育入手實現民權，認為”從事於國民教育，十年而後，其效可觀。民力既厚，權自歸焉，等等。

　　正如恩格斯在評論法國啟蒙運動時所說的：“18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製”。這種時代的局限，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思想家身上則表現得更明顯不過了。李大釗在政治上對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觀。他在1914年就曾無限感慨地說時至今日，術不能製，力亦弗能，謀遏洪濤，昌學而已。而當1917年張勳再演複辟醜劇時，他更為自己的“理想王國”夢幻的破滅而慨歎，一代聲華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

　　這種情形並非李大釗一人所獨有。魯迅後來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這確是道出了這時一般先進知識分子的心態。這種“失望”和“頹唐”，既反映了他們對資產階級領導的這場革命結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現了他們經過對民主和科學的呼喚之後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

　　當然，在這種失望和苦悶之中，還蘊含著對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1918年5月，李大釗通過自己深沉的觀察與思考後說：“中國今日的現象全是矛盾現象，舉國的人都在矛盾現象中討生活，當然覺得不安，當然覺得不快，既是覺得不安不快，當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階段，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寄頓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靈性”。

　　“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這反映了曆史的要求，它也將由曆史的發展給予正確的回答。

　　二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振奮了中國進步思想界，李大釗首先把目光從西方轉向了東方，從歐美轉向了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

　　馬克思主義在這時傳入中國並逐漸為中國人民所接受，這決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國工人階級正在日趨覺醒這一重要的社會條件外，還應該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以極端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舉世滔天之禍，全歐陸沉之憂使中國先進分子對資本主義製度發生了極大的懷疑；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在中國接連破滅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噩夢”，陷入彷徨無路的中國先進分子不能不開始新的探索；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十月革命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新的典範。本來，社會主義對中國先進分子來說，還隻是一種書本上的東西，陳獨秀在1917年初還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複雜，唯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現在社會主義在東方的一個大國成為現實，這使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人類曆史和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啟迪了他們對指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馬克思主義的濃厚興趣。於是，他們開始學習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李大釗早期思想中積極的、活躍的因素，和對社會主義思潮的初步接觸，為他迅速而堅定地向馬克思主義轉變奠定了基礎。特別是他反封建專製的不妥協的、徹底的戰鬥精神，熾熱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見解，使他勇於追求真理，不保守自己已有的認識。他曾說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表示了一定的懷疑和保留。他進而認為，如果代議政治難以實行，“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為校代議政治益能通民彝於國法之製，決非退於專製政治，可以篤信而無疑焉”。可見他對政治製度的選擇，是著眼於有利社會的進步。因而當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一傳入中國，他就敏銳地捕捉到新時代的信息，並給予了熱烈的歡迎和真誠的理解。誠然，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一批先進分子向馬克思主義轉變都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都經曆了對舊的思想不斷揚棄和對新學說的逐步理解，以及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深化和自我改造的過程。因而在李大釗最初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中，仍然夾雜著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也就是合乎思想發展邏輯的現象。但必須肯定，這時李大釗在他的傳播活動中，主要的和突出的方麵，是第一個向中國人民闡明了中國革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同時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倡導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學風。正因為這樣，他的傳播工作給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科學口號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使之發生了合乎新的時代要求的變化。原來企求以民主和科學為武器造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現在則變為要求人民民主，即李大釗所說的庶民的民主、勞工的民主，並把爭取民主同社會主義聯結起來。

　　李大釗首先集中論述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劃時代意義，並初步把中國革命同這個新的世界革命聯係起來，從而賦予民主政治以新的時代內容。我們知道，當一個曆史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人們要準確把握它的本質是不容易的。何況，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已成為全世界反動勢力竭力攻擊的目標，迷漫全球的是對革命俄國的歇斯底裏般的詛咒聲。這種反動宣傳曾使許多人對十月革命產生懷疑和恐懼。而李大釗則透過反動派欺騙宣傳的迷霧，看到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他在1918年7月同時發表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和《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兩篇文章，運用曆史比較的方法，透徹地說明了十月革命的性質、意義和人類曆史的新希望。先是，他從東西兩大文明體係的比較中，看到代表封建主義的東方文明和代表資本主義的西方文明都麵臨無法解脫的危機，從而把希望的目光轉向十月革命顯示的新文明上。他說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這裏所說的俄羅斯文明，是指十月革命形成的曆史新潮流、新文化，李大釗把它作為挽救世界危機的新文明的泉源。繼之，他把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20世紀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作了比較，指出：“法人當日之精神，為愛國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為愛人的精神。前者根於國家主義，後者傾於世界主義（按：指國際主義）；前者恒為戰爭之泉源，後者足為和平之曙光。”明確判定了處在不同曆史時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質，“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認為正是這一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開辟了世界曆史的新時代，他預言：“20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他強調對於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們的態度“惟有翹首以迎”，“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雖然文章還有一些唯心主義的表述，但對十月革命的洞察和認識的深度，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確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種同類文章在當時世界各國也是不多見的。

　　四個月後，李大釗又陸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和《新紀元》等論述十月革命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不僅更加堅定、更加熱烈地繼續謳歌十月革命，而且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十月革命這一曆史事件作了較深層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指明俄國革命所展示的基本內容。這主要是：（一）指出指導這個革命的是布爾什維主義即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二）指出這個革命的目的是要“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製度打破”。“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三）指明這個革命是依靠群眾運動的力量，認為這種20世紀的群眾運動必將戰勝一切反動勢力而取得勝利。李大釗從上述認識出發，把十月革命喻為“驚秋之桐葉”，“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他並從這個新的革命時代中看到建造新的中國的一線曙光。他說，十月革命對於中國，“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著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工作”在李大釗以後的論述中，則更加明確地把中國革命看作是“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

　　由此可知，這時的民主主義已不再是法國革命時代的舊民主主義，而是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相聯係的新的民主主義。雖然早期共產主義者還不能科學地區分中國革命發展的兩個步驟，往往把社會主義作為直接爭取的目標，但是對曆史時代發展的正確說明，卻確是使原來民主的口號發生了質的變化。

　　其次，深刻分析了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聯合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從而把爭取民主自由、民族獨立同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緊密結合起來。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這是中國民主革命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然而這卻是包括新文化運動參加者在內的中國先進分子長期沒能正確認識的問題。近代中國革命慘痛的曆史教訓都同這個帶根本性的缺陷相聯係著。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由感性進到理性認識的階段，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這個工作，也首先是在李大釗的著述中開始的。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人們普遍迷惑於所謂“公理戰勝強權”，慶祝英美等協約國勝利的時候，李大釗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揭露了這次大戰的真正原因，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從經濟的和階級的根源上開始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明確的認識。1919年1月1日，他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第一次準確地表述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日本軍國主義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實質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它是與民族自決主義直接對立的。他並明確提出了“我們主張拿民族解放作基礎，根本改造。凡是亞細亞的民族，被人吞並的都該解放即實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自決的鬥爭任務。在五四運動期間，他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中，正確指出當時正在發展的愛國運動，不能隻限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要求撤換幾個親日派官僚，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的分贓活動，已經徹底撕去了它們所謂的人道、正義、和平的虛偽麵紗，證明”現在的世界，還是強盜世界，我們若是沒有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把這強盜世界推翻，單是打死幾個人，開幾個公民大會，也還是沒有效果。引導人們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整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從而把反對帝國主義同反對封建勢力的鬥爭聯結起來。同時，他還深刻地指出外國駐華使館集中的東交民巷裏有我們的太上政府形象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軍閥統治者之間的主與奴的關係。

　　對於應當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問題，李大釗在《再論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深刻總結了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經驗，闡明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思想。這就是：一方麵，不畏懼帝國主義，不輕視“民眾勢力”。他說世界上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象唐山煤礦坑上的建築物一樣，他的外形盡管華美崇閎，他的基礎，已經被下麵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轟然一聲，歸於烏有。我們應該在那威勢煊赫的中間，看出真理的威權，因而產生一種勇氣與確信，敢與他搏戰，信他必可摧拉；另一方麵，要認清“挾國際猜忌、利權競爭的私心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論他是東方的、歐美的，絕講不出公道話來，對它不應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強調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不可再蹈從前‘以夷製夷’的覆轍”。這裏所揭示的兩個思想，是隻有在透徹了解帝國主義的本質的基礎上才可能提出的，這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無疑地，李大釗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深刻揭露並首先把反帝同反封建的鬥爭聯結起來，正確回答了中國人民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在認識上和實踐上沒有解決的問題，也為近代中國先進分子熱烈向往的民主科學指出了實現的正確道路。這個事實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

　　再其次，闡明以人民群眾為革命主體的思想，從而把資產階級民主發展為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十月革命後，李大釗開始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考察人民群眾在曆史上的作用。他熱情歌頌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中表現出來的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認為這是滔滔滾滾的曆史潮流，是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別指出今後人類發展的前景必將是“勞工的世界”，並在1919年紀念五一的文章中就預測了中國工人運動必然會發展起來。這時他已拋棄了要以中產階級為中心勢力的舊觀點，斷定“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唯一的基礎”。他闡發了人民群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觀點，他說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麵’，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他還提出人民群眾要依靠聯合的力量，去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曆史。由於李大釗這時已把人民群眾看作曆史的主體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開始用平民主義或平民政治代替資產階級的代議政治的提法。這就是說，他要求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製度。李大釗後來在論述平民政治時，就尖銳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明確指出：真實的平民政治非打破這虛偽的議會製度必不能實現。這表明，李大釗這時所指的平民政治，已經是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對立的，而與社會主義相聯係的民主政治。

　　這樣，“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潮，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改造，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由原來的舊民主主義開始向新民主主義的變化。這一變化，適應了新的時代要求和中國曆史發展的需要，從而也把民主的精神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也正因為這樣，民主已不再是一個空泛的“理想王國”的口號，而成為引導中國人民直接進行政治鬥爭的戰鬥旗幟。這種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說明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雖然還是很初步的，但已經開始顯示了這一新理論的特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從而不斷擴大它自身的影響。許多先進分子正是從這裏開始認識和接受這一學說的，走上了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例如這時的魯迅雖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但他從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先驅者的事業中看到了未來的希望，使他終於由沉默而呐喊而戰鬥，並為了“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有意識地“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亮色”由此可見李大釗的傳播工作所發生的深刻影響。

　　三

　　李大釗不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賦予民主以新的時代內容，使民主這麵旗幟發生了質的變化，而且還在科學領域，除了原來的自然科學而外，初步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真正的社會科學，並使之成為指導革命鬥爭和社會進步的銳利武器。

　　民主和科學是相互聯係的，正如專製和迷信也是互相依賴著的一樣。在“五四”前期民主和科學思潮中所講的科學，還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這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努力傳播並運用西方自然科學領域的新成就及其中自發的唯物論思想，去同鬼神迷信、封建教條和宗教唯心主義作鬥爭。他們在這方麵的工作雖然還有缺點，但應該肯定是有重要建樹的。這正如陳獨秀1919年為《新青年》寫的《本誌宣言》中所說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但是，如果說，這時的啟蒙思想家們在自然科學方麵，大體上是擁護唯物論的，那麽在社會曆史觀方麵，則仍然停留在進化論、唯心論的認識水平上。中國先進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進化論的觀點解釋社會曆史，把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等生物競爭說看作是適於社會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自從19世紀末，嚴複把赫胥黎的《天演論》（原名《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介紹到中國後，正在尋求民族自強的中國進步思想界就把它視為“經典”，成為鼓舞國人奮發圖存、自重自強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認，進化論的觀點，對於破除“曆史循環”論、“道德複舊”說等等陳腐說教，破除“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觀念，起過積極的作用；它使人們相信社會製度、倫理道德都要適於社會環境變化的需要而變化，相信新舊嬗替、青春戰勝白首的一般法則。但是，進化論的觀點並不能提供對社會曆史的科學認識，更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相反，那種“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庸俗進化論觀點，還往往掩蓋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甚至成為為帝國主義侵略辯護的工具。陳獨秀就是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認為中國落後的原因是在於自己的不長進，而不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在1914年由於激憤於國內政治的黑暗，竟至提出歡迎外國的幹涉，這純是十足的昏話。在近代中國，天演一說確是振奮了進步思想界，但同時又成為先進分子認識進一步發展的羈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新文化運動的前期，而早期的李大釗亦不能免。李大釗早期思想有雖不完備、卻頗活躍的唯物辯證法觀點，但他的哲學思想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進化論、唯心論，而後者的束縛作用也是明顯的。他在《青春》一文中對德意誌帝國的錯誤讚揚，便是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的一例。應該看到，庸俗進化論思想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是中國先進分子在一個長時期內，不能正確理解“自強”與反帝、漸進與革命之間辯證統一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上的根源。

　　這種情形，直到中國少數先進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後，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李大釗是在我國傳播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先驅，這在他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1918年以後，發表了一係列論述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文章，並先後在北大、女高師、師大、中國、朝陽等多所大學開設相關課程，發生了很大影響。他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濃重存在的唯心史觀迷霧，並運用這一新的曆史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曆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的社會問題，是隨著他自身認識的不斷提高和深化而日臻成熟的。他對唯物史觀的宣傳和運用——這在我國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李大釗在宣傳和論述曆史唯物主義方麵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社會曆史領域內，以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以階級論取代了進化論，奠定了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的基礎。他相當準確、深刻地把握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觀作了原則的區別。他指出：“舊曆史的方法與新曆史的方法絕對相反”，舊的曆史觀，即唯心史觀，是“尋社會情狀的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新的曆史觀，即唯物史觀，則是“於人類本身的性質內求達到較善的社會情狀的推進力與指導力”。他對社會曆史變動的原因作了深層的分析，認為“經濟的生活”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基礎，人民群眾“生產衣食方法的進步與變動”是社會曆史發展的關鍵力量。因而離開了“物的勢力”，便不能理解曆史變動的真正原因，那種用“心的變動”解釋曆史的進化，是因果倒置，是對曆史發展的唯心的解釋這就在紛繁複雜的曆史現象中，指明了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同時，他又認為社會的進步不是等待“經濟生活”的自然變動，而是肯定“一切進步隻能由聯合以圖進步的人民造成”。他認為階級鬥爭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特征，在階級社會裏各種政治活動，“其根本原因都在殊異經濟階級間的競爭”，因而在當代的解放運動中，隻有用這一學說發動工人運動，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發揮，經濟製度的變革才有可能實現。根據上述觀點，李大釗號召人們摒棄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舊曆史觀，樹立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新曆史觀。他指出，把曆史變動歸結於外力的作用，隻能“給人以怯懦無能的人生觀”，“把人當作一隻無帆、無楫、無羅盤針的棄舟，漂流於茫茫無涯的荒海中”。而把曆史變動歸結於“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動，這種曆史觀完全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進而，他明確提出曆史研究的任務在於：“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即把曆史科學作為“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於其中發見曆史的必然的法則”。這表明，李大釗在我國第一次使曆史學成為研究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成為指導和促進曆史進步的科學。

　　李大釗在論及曆史學時曾說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曆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而他在中國傳播和確立唯物史觀，也同樣具有這樣的意義。

　　李大釗傳播唯物史觀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他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問題，初步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導了革命的實踐鬥爭。他根據曆史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製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麵構造。表麵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這就正確地論證了一定社會的政治、法律、哲學、道德等上層建築，是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因而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它的上層建築也必然引起相應的變化。他運用這一原理，具體分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與上層建築，並第一次對“五四”時期正在展開的思想文化戰線的鬥爭作了科學的論證。他認為中國封建的政治製度、倫理道德、文化思想，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基礎結構”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餘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而是因為”他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這是孔門教條得以沿襲的深刻根源。他認為，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重大變動，近代的思想潮流也發生了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的變化。一方麵，為封建經濟基礎和專製製度服務的孔門倫理，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另一方麵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在這種解放運動的潮流麵前，縱有“幾個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禮，天天戴上洪憲衣冠去祭孔，到處建築些孔教堂，到處傳播‘子曰’的福音，也斷斷不能抵住經濟變動的勢力來維持他那‘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威靈了。他特別指出，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勞工階級的覺醒，發生了”勞工神聖的新倫理、新觀念，並預示了工人階級必將通過對社會的根本變革實現自己的曆史使命。他的這些精到的見解，從根本上批判了封建複古主義的種種謬論，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一個曆史法則：在近代中國，封建倫理道德的根本動搖和新思潮的興起，都是不可逆轉的。

　　這裏，李大釗對孔子學說的批判並不限於思想批判本身，而是深入剖析它的根源和本質，這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在輸入西方新思潮、“打倒孔家店”的戰鬥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偏頗，這就是當時的先進分子較普遍地誤認為，依靠這種思想的力量就能夠促使新的社會製度的誕生；又由於這種誇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因而在對待文化思想上又容易出現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義弊病。而李大釗的上述見解告訴人們：第一，孔子隻是一代哲人，並不是“萬世師表”，批判的鋒芒主要是指向為封建經濟基礎服務的封建綱常名教、倫理道德；第二，既然是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築，那麽，“經濟組織沒有改變，精神的改造很難成功”。這個科學的論斷，引導人們認識隻有經過社會革命才有可能實現經濟製度和社會製度的根本變革。

　　李大釗在考察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時，對於根本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製度作了更加明確的論證和表述。還在“五四”前夕，他在《廢娼問題》一文中，就提出了“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主張，他說根本解決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後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稍後，在他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篇論文中，又在理論上進一步論證了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見解。這一正確的主張，遭到了實用主義者胡適的非難，竟把它稱為“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五四“以後展開的李大釗與胡適派的爭論，即問題與主義之爭，實質上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一次大論戰。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堅持了中國社會問題應當”根本解決“的革命主張。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科學地論證了隻有根本改變舊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的社會製度之後，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才能隨之解決，並強調階級鬥爭是實現”經濟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過這次論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當時先進分子所關注的中國社會改造問題指出了一條惟一正確的道路。

　　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論述還涉及其他一些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由於本文不是專門討論他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思想，因而不再贅述。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唯物史觀的傳播，不僅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產生了巨大影響，更重要的是，它使先進分子開始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出路。李大釗曾描述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這反映了上述兩方麵的情形。

　　同樣需要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在它傳播的初期，也隻是作為“五四”時期眾多新思潮中的一個流派出現的。真理是通過實踐和比較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同樣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五四”以後，改造社會的呼聲迅速高漲，出現了百家競起、眾說爭鳴的局麵。在名目繁多的改造社會的設想和方案中，具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工讀主義試驗，曾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發生過較廣泛的影響。例如青年毛澤東在改造社會的探索中，也在這時草擬過準備實踐工讀主義的建設新村計劃。北京等地“工讀互助團”的出現及其迅速失敗，使廣大進步青年從親身實踐中體驗到改良主義的舛誤。這種“創造新社會”幻想的破滅，促使他們轉向科學社會主義，選擇對社會問題根本解決的革命道路。

　　綜上可知，“五四”以後的科學思潮，已經是包括自然科學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這樣兩方麵的內容。誠然，李大釗同樣是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的，他曾專門著文提出中國人民必須學習西方的科學思想，主張“竭力鏟除種族根性之偏執，啟發科學的精神以索真理，奮其勇氣以從事於動性之技藝與產業”。但他懂得單靠自然科學是改變不了舊中國的現狀的，而它自身也得不到充分發展。因此可見，李大釗對科學內涵的重要發展，不僅以無產階級的宇宙觀為科學精神奠立了牢靠的基礎，而且其社會革命學說的實行也為科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四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個知識分子運動；民主和科學的口號，也還主要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輕視人民群眾的力量，不敢或不屑發動和依靠群眾，曾是中國先進分子的一個致命弱點。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雖然懷抱為民眾爭民主的目的，開始意識到啟迪民智對實現民主政治的重要意義，並為此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對群眾的智慧和創造力仍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也依然同廣大群眾相脫離，這不能不是初期新文化運動沒能發展成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當李大釗還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時候，他就深切體察到“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的社會苦難並對人民群眾的力量有相當的了解和信賴；而當他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後，更是迅速提高了對人民群眾的認識。他在充分肯定人民群眾的曆史作用的同時，還號召先進的知識分子必須深入到工農中去，努力在他們中間工作，共同創造新的曆史。他在五四運動前夕就說過：“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並具體提出了“到農村去”的主張。李大釗在這裏所說的“現代的新文明”，就包含經過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賦予新的內容的民主和科學思想，也是指他認定的十月革命所展示的新思想潮流。李大釗的這個著名思想，應該說是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這一重要命題的最早的、然而也是明確的表述。

　　應當著重指出，李大釗這時能夠提出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結合的思想，是同他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寄希望於新興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這一新認識緊密聯係著的。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以極大的熱情注視中國工農階級苦難的現狀，努力喚起人們對工農大眾解放事業的重視。他在《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一文中，以無限的同情描述了中國工人遭受的非人待遇，指出那裏的工人“無晝無夜的象牛馬一般勞動”，他們的處境簡直如同地獄一般；他還對工人的自覺鬥爭寄予厚望，並在實際上指出組織工人團體的必要性。他在談到中國農民的生活時說：“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於極點。”認為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這裏明確地提出了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指明教育和發動農民的重要意義。而他在論述婦女解放的問題時，也明確指出婦女運動必須和勞工運動相聯係，婦女的真正解放隻有在工農大眾的解放中得到實現。李大釗特別強調現在的時代是解放的時代，現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這包括工人對於資本家要求解放，農夫對於地主要求解放，女子對於男子要求解放等等，現代政治或社會裏邊所起的運動，都是解放的運動。

　　李大釗還十分重視推動工農實際運動的開展，強調決不能把工農的解放僅僅停留在紙麵上。1919年5月1日，在他的直接幫助下，北京《晨報》副刊出了《勞動節紀念》專號，介紹國際勞動節的由來，揭露資本主義製度的不合理性，鼓吹工人階級的“直接行動”。到了1920年的五一勞動節，在李大釗的影響和領導下，北京大學的工人、學生五百多人舉行了紀念大會。這一天，北大的先進分子和工讀互助團的團員們，在北京城內第一次發起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示威遊行，沿途散發了幾萬張《北京勞工宣言》，號召大家起來，把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資本家驅逐淨盡，把田園工廠以及一切生產機關收歸自己管理。為紀念這一年勞動節，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五一運動史》專文，詳盡介紹各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曆史，號召中國的勞動者，要把“今年的五一紀念日作一個覺醒的日期”；同時他殷切希望：五一運動，不要“隻是三五文人的運動”隻是紙麵上的筆墨運動，而要成為勞工階級的運動，街市上的群眾運動。李大釗正是基於上述的認識，要求知識分子深入工農群眾中去，先進分子同工人運動相結合。

　　李大釗這時提出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相結合的號召，是包含著這樣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思想。一方麵，知識分子要深入工農群眾中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創造新的革命力量。李大釗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啟蒙教育作用，他曾說知識是引導人生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知識階級要作民眾的先驅，去“開發他們”，教育他們懂得“要求解放，陳說苦痛，脫去愚暗”的道理這種宣傳教育工作，就是要“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裏麵”，即把社會主義的原理，勞動人民解放的學理，灌輸到工農群眾中去。他在《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一文中，痛切地教導青年說：現在社會大多數勞動的人都被少數不勞動的人掠奪一空，因而最苦痛最悲慘的人就是這些勞動的人所以我們要打起精神來，尋著那苦痛悲慘的聲音走。我們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麽人？痛苦的事，是些什麽事？痛苦的原因，在什麽地方？要想解脫他們的苦痛，應該用什麽方法“？然後”把他們提醒，大家一齊消滅這苦痛的原因。這是對青年的戰鬥號召，它在實際上指明了要發動和組織群眾進行實際的革命鬥爭。另一方麵，知識分子在深入工農群眾的過程中，要努力改造自己。他號召知識青年回到農村，到最艱苦、最黑暗的地方去奮鬥。在工農群眾中，要采取“尊勞主義一鋤一犁的作那辛苦農民的伴侶，和工農群眾溶為一體吸煙休息的時間，田間籬下的場所，都有我們開發他們，慰安他們的機會”。他指出：“須知‘勞工神聖’的話，斷斷不配那一點不作手足勞動的人講的；那不勞而食的知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的。”他認為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應該是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後盾，而“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這就是說，革命知識分子必須是忠於人民，獻身於人民群眾的解放事業的。

　　誠然，李大釗提出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思想還是初步的，他在論證知識青年應當“到農村去”的主張時，也還表現出受到諸如民粹主義和新村主義一類思想影響的痕跡。這種對十月革命曆史的某種誤解，民主主義思想的殘留，在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言論中並不是個別的現象。應當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初期所不可避免的暫時性的現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大釗畢竟是真誠地從十月革命中尋求中國的出路，努力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因而他論述的方向及其基本精神，是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和革命鬥爭發展的需要，指引並鼓舞了一代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道路。例如，1919年3月，北京大學由鄧康即鄧中夏等發起組織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原來是在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影響下，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主要向市民進行宣傳活動。五四運動以後，在李大釗的影響和指導下，他們開始深入到豐台、長辛店等地農村工廠活動，同工農群眾建立了密切的聯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在原來講演團活動的基礎上，又派鄧中夏等到長辛店成立了工人勞動補習學校。隨後，在他們的具體幫助下，成立了工會組織性質的“長辛店工人倶樂部”。他們的工作，代表了十月革命之後中國先進分子活動的方向。

　　“五四”時期的曆史表明，中國先進分子從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實現這種本質的改造和飛躍，主要是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並在參加革命實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這正是以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走過的共同道路。

　　曆史是一麵鏡子。在“五四”時期，談論社會主義曾經是一種時髦。像羅家倫、戴季陶這樣的人也稱頌過十月革命，然而，他們卻是站在工農群眾對立的方麵，不過是一時趨新學舌，或幹脆是為了遏製科學社會主義潮流在中國發生。羅家倫就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一麵談論“社會革命”，一麵又說中國的普通人民一點智識沒有，若學習十月革命，中國將變為“生番的世界。戴季陶則公開承認他之所以談論社會主義，就是為了”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避免他們將來紛紛的趨向到不合理不合時的一方麵去。即防止工農革命的發生。他們後來所走的道路，正是這種敵視工農群眾的必然結果。

　　陳獨秀則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典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籌建時期，南陳與北李齊名，而他在這一時期的重要作用是勿須懷疑的。然而，陳獨秀在表示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人民群眾的態度，甚至繼續蔑視人民群眾。他在這時仍認為：“群眾心理都是盲目的，無論怎樣大的科學家，一旦置身群眾，便失了理性”。當然，陳獨秀後期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而對待人民群眾的錯誤態度，不能不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因。陳獨秀道路的悲劇性，值得後人長而思之。

　　最後還有必要指出，那種形式主義地理解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思想，甚至提出所謂“再教育”、“再改造”之類的口號，把它變成一種強製性、懲罰性的手段，是“左”的歪曲，是完全不足取的。但是，當我們徹底摒棄了這種“左”的幼稚病之後，應當肯定，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這一正確結論，確是代表了“五四”時期一代先進知識分子所開創、所走過的革命道路，確是從一個重要方麵體現了五四精神。這一精神的實質，正如李大釗所說的，知識分子應當成為“忠於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無疑地，這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並發揚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傳統。

　　五四精神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本文僅從李大釗思想的發展及其影響這一角度，論述了“五四”時期民主和科學思潮內涵的變化，表明這一時期提倡民主，提倡科學，已經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結合起來，而進步知識分子也開始走出狹小的天地，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結合起來。無可否認，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在這方麵的工作，確是代表了“五四”時期洶湧澎湃的新思想的主流，反映了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要求。我們所應當繼承和發揚的五四精神，正是這一曆史必然的集中體現。當然，我們在如實地反映這一曆史性變化的同時，也絕不能低估“五四”前期以民主科學為旗幟批判封建舊文化舊思想的積極意義；何況，它在今天也仍然是我們繼續麵臨的一個重要任務。應當肯定，新中國的誕生和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確立，為民主和科學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是舊中國所不能比擬的。但也毋庸諱言，由於我們黨在一個長時期內，對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清除封建主義的遺毒認識不足，特別是對封建意識形態在黨內，包括在黨的領導幹部中的影響認識不足，而片麵地把資產階級思想誇大成包羅萬象的東西，否認批判地吸取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的必要性。這種形而上學的猖獗，不能不嚴重阻礙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和科學事業的發展。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民主，就沒有科學的發展；沒有科學的進步，民主也難以鞏固。十年內亂這一曆史性的懲罰，使我們對中國仍然需要民主和科學的問題有了清醒的認識。我們深信：在新的曆史時期，我們將更好地發揚五四精神，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通過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化的建設和科學事業的發展。

　　（《高校社會科學》，1989〈4〉；收入《李大釗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