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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一生的光輝業績和卓越思想,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和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李大釗的名字是同北京大學相聯係的。他的革命活動是從北大的“紅樓”、北大圖書館開始的。他在北大培育的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形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主要發祥地之一的光榮革命傳統,已成為北大師生的驕傲,並為之堅守不渝,發揚光大。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楷模,是值得後人永久紀念和學習的。

  矢誌於民族解放事業

  1889年10月29日(農曆十月初六),李大釗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幼年蒙師為其取名耆年,字壽昌,後改名大釗,字守常。

  李大釗幼失怙恃,其父李任榮(1867—1889)在他出生前即因肺病早逝;母親周氏(1865—1891)也因喪夫哀傷過度,在生下他一年多後離開人世。正如他後來在《獄中自述》中所寫的在繈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姐妹,孤苦伶仃,靠垂老之祖父撫養,相依為命。祖父李如珍(1827—1907)早年考取過秀才,後行商,置有房產土地,屬小康之家。李如珍作為一個讀書人,有著強烈的科舉仕途、光耀門楣的傳統觀念,這時他則把這種希望寄托在孫兒身上,既撫愛有加,又嚴加管教。

  李大釗自幼聰穎好學,從三歲起就學著認字,四五歲開始讀蒙學課本,七歲入私塾讀四書經史,屢經當地名師指教。所有教過他的老師,都交口稱讚他的勤奮求學精神和取得的優異成績,誇他是嗜讀書手不釋卷,博聞強記,品學兼優。近年發現的李大釗九歲時(1898年)書錄亞當·斯密《富國策》部分譯文的墨跡,萬餘字的抄錄均正楷小字,工整端正,運筆熟練。這不僅是李大釗童年刻苦學習的寫照,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戊戌維新運動對這個冀東鄉間的影響。我們可以從這個抄錄的墨跡中看出當時李大釗幼小心靈追求的端倪。

  因為家中缺少人手,同時當地也有早婚習俗,李大釗十一歲那年同本村趙紉蘭結婚。趙紉蘭(1882—1933)是一位賢惠熱誠、樸實正直的農村姑娘,比李大釗年長七歲。在李大釗上學期間,她獨自操持家務,典當挪借,供應丈夫求學。李大釗對她十分敬重,彼此感情真摯。在北京共同生活期間,她深明大義,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生涯。李大釗犧牲後,她含辛茹苦擔負起培育六個子女的責任。1933年參加李大釗葬禮後不久,含憤病逝,合葬於李大釗墓。

  1905年,李大釗到永平府應試,雖然考中秀才,但因清廷停辦科舉,遂考入永平府中學就讀。在這所新式學校裏,他開始接觸新學,攻讀文史數理和英語,並在課餘廣泛捜尋傳播新思想的書刊,尤喜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時論文章。少年時期欽慕文天祥、洪秀全等英雄人物的朦朧的愛國思想,這時有了比較清晰的憂國痛時的熾熱感情,開始了對救國拯民願望的理性思考。他在這裏結識了熱血青年蔣衛平,倆人誌同道合,引為知己。1910年蔣衛平在東北黑河地區為捍衛祖國領土主權而慘遭沙俄殺害,其時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李大釗,聞訊悲慟萬分,賦詩哭亡友,同時也抒發了自己憂慮國運的激烈情懷。詩雲:

  國殤滿地都堪哭,淚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靈沈漠北,經年骸骨冷江頭。

  遼東化鶴歸來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萬裏招魂竟何處?斷腸風雨上高樓。

  1907年,當李大釗所在的班級即將畢業之際,他已不滿足於中學學堂的教育,決計另辟新徑求得深造,以施展自己報國之壯誌。正如他後來所追述的:“感於國勢之每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這年暑期,他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在這裏,他從預科到正科度過了六年的學習生活。

  在這期間,青年李大釗目睹了辛亥革命由勝利複歸失敗這一偉大的曆史事件,這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他的老師白毓昆因參加灤州起義不幸被捕,就義時立而不跪,昂首怒斥敵人:“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白毓昆烈士為共和流血犧牲的革命精神和壯烈事跡,給李大釗以深刻的影響,他一直懷念這位為革命獻身的老師,多年後仍一再在文章中表示他的景仰之情。這時的李大釗已有較多機會了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廣泛地接觸了社會,這使他更加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和人民大眾的苦難,政治思想日趨激進。1912年11月,李大釗與同學見到日本人中島端所著《支那分割之運命》一書,他與同學“休於亡國之痛”,憤而寫出數萬言駁議文字。他們將該書全文譯出並逐章逐句加以批駁,“字字皆薪膽之血淚”,以冀“為國人當頭之棒,警夢之鍾”。此書一出,立即風行全國。同年冬,李大釗為籌辦北洋法政學會的刊物《言治》雜誌來到北京。在京期間,他接觸了中國社會黨,結識社會黨北京部主任陳翼龍(後被袁世凱殺害),並經曹百善介紹加入該黨,後曾任社會黨天津支部幹事。《言治》雜誌於1913年4月創刊,李大釗作為北洋法政學會的編輯部長,成為該刊的主要撰稿人。青年李大釗思想敏銳,文筆流暢,時人稱“其文章渾厚磅礴為全校冠”。他在校期間先後寫的《隱憂篇》和《大哀篇》兩文,對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國造成的政治局麵表示了深切的“隱憂”和“哀痛”,揭露了這種假共和真專製的實質。

  1913年6月,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幾年的學習,如他後來在《獄中自述》中所說:“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誌趣亦日益騰高”。這進一步堅定了他“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1913年夏,李大釗來到北京,一度主編《法言報》。此時正值“二次革命”失敗,李大釗對辛亥革命的結局甚為失望,深感為救國仍須作學問上的準備,於是在湯化龍等人的資助下,這年冬東渡日本留學。出國前夕,他借憶念在軍中的友人郭厚庵,寫下了抒發自己無限關注祖國命運的愛國詩章:

  班生此去意何雲?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國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說嶽家軍。

  風塵河北音書斷,戎馬江南羽檄紛。

  無限傷心劫後話,連天烽火獨思君。

  他後來曾記述了這次去國東渡的情景曩者去國,航海東來,落日狂濤,一碧萬頃,過黃海,望三韓故墟,追尋甲午覆師之陳跡,渺不可睹。但聞怒潮哀咽,海水東流,若有殉國亡靈淒淒埋恨於其間者。感時傷世,無限惆悵。至東京,參觀其陳列館,見到虜自中華之寶物,“莫不標名誌由,誇為國榮”,使他“睹物傷懷,徘徊不忍去”,“人以紀其功,我以銘其恥;人以壯其氣,我以痛其心”。這一切,都極大地激發了遊子的愛國情懷,砥礪國人“一經創辱,痛自振勵,起未死之人心,挽狂瀾於既倒”。

  1914年9月,李大釗未經預科直接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本科學習。他在這裏廣泛地閱讀了中外文的社會科學著作,並開始接觸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

  留學日本期間,李大釗的愛國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他除了勤奮攻讀外,還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組織反日倒袁運動。1914年11月,李大釗在《甲寅》月刊發表了《國情》一文,揭露了袁世凱勾結帝國主義分子,矯稱國情,製造輿論,企圖集權稱帝的陰謀。1915年1月,日本利用袁世凱急於稱帝的野心,向袁世凱提出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作為支持他稱帝的交換條件。消息傳出,舉國憤怒。留曰學生更是情緒激昂,成立留日學生總會,公推李大釗為文牘幹事,起草抗議通電。李大釗慷慨命筆,“泣血陳辭”,六千餘字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痛陳亡國慘禍迫在眉睫,呼籲全國民眾奮起自救,他寫道認定中國者為吾四萬萬國民之中國,苟吾四萬萬國民不甘於亡者,任何強敵,亦不能亡吾中國於吾四萬萬國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與國同盡耳。這篇通電,迅速傳遍全國,鼓舞和推動了國內的反日愛國鬥爭。這時,他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

  不久,留日學生總會解散,李大釗仍堅持鬥爭。5月9日,權欲熏心的袁世凱,竟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脅迫下,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條”。6月,李大釗編印了《國恥紀念錄》,並發表《國民之薪膽》一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在於斷絕根本興複之生機,毀滅國家獨立之體麵,使我永無自存圖強之實力。激勵國人堅持鬥爭到底。這時,袁世凱複辟帝製活動公開化,國內討袁浪潮日益高漲。1916年初,在國內討袁鬥爭的推動下,留日學生恢複了留日學生總會,李大釗被推舉為文事委員會編輯主任,並主編機關刊物《民彝》。1月底,李大釗因聯絡討袁事回上海,滯留兩周返回東京後,竟被學校當局以“長期欠席”為由除名。這時離畢業僅幾個月時間,李大釗不計個人得失,傾全力從事討袁鬥爭。他與留日愛國知識分子一道發起組織神州學會,這個團體得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的支持,團結了一批留日學生的骨幹分子。5月間,李大釗在袁世凱被迫取消帝製後,立即啟程回國。經過留學日本兩年多的充實、探索和實際鬥爭,使他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

  李大釗在反袁鬥爭中的突出表現,使他在國內思想界成為一位有影響的人物。回國後不久,他立即投入了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1916年6月,他應湯化龍等的邀請,到北京辦報。他擔任總編輯,並將報紙取名為《晨鍾》。在8月15日出版的《晨鍾報》創刊號上,李大釗發表了《〈晨鍾〉的使命》一文,明確指明:“《晨鍾》當努力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此則《晨鍾》出世之始,所當昭告於吾同胞之前者矣”。文章對青年寄予了殷切的希望,“青年所以貢其精誠於吾之國家若民族者,不在白發中華之保存,而在青春中華之創造”。

  與此同時,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二卷一號上,李大釗發表了他在留日時寫就的《青春》一文。這篇文章氣勢磅礴,才氣橫溢,以活躍的辯證法思想,充分論證了“再造青春中華”這一曆史的要求,號召青年“衝決曆史之桎梏,滌蕩曆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同前文一樣,它以特有的青春力量,極大地激勵了中國青年為創造“青春中國”而鬥爭。

  李大釗以極大的熱情,以《晨鍾》為陣地,大力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猛烈抨擊軍閥政治。而他的這些思想激進、筆鋒犀利的文字,卻引起了實際控製這張報紙的研究係政客的不滿,時加掣肘。李大釗無法忍容這種現象,同時他對這些政客日益暴露出來的依附軍閥的麵目,也十分鄙視。這樣,他在艱辛創刊二十多天後,就於9月5日憤而辭職,毅然離開了他曾經寄予厚望的《晨鍾報》。此後數月,他“天天讀書和研究問題”,並為《憲法公言》、《言治季刊》等撰稿。

  1917年1月,章士釗主辦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出版,李大釗應邀參加編輯工作。這時正值一班封建遺老遺少掀起尊孔複古逆流,要求定孔教為“國教”,鼓吹以孔孟倫理為立國之精神,而《憲法》草案也公然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因而新文化運動的鬥爭鋒芒便集中指向了維護封建專製的孔子學說。李大釗不顧章士釗的勸告,以《甲寅》日刊為陣地,向封建文化思想展開了猛烈的攻擊。他在日刊上發表的《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十分深刻地指明批判孔學的目的,他說餘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製政治之靈魂也。“把文化思想上的反複古同政治上的反複辟聯係起來,認定”古今之社會不同,古今之道德自異。

  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李大釗在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他這時的政治視野也不能不受到仍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曆史局限;他雖然提出“再造青春中華”這一振聾發聵的主張,但仍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李大釗在政治上對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觀。他在1914年就曾無限感慨地說過:“時至今日,術不能製,力亦弗勝,謀遏洪濤,昌學而已”。而當1917年張勳再演複辟醜劇時,他不得不避走上海,在“淹滯滬濱”期間,他“百感交集”,慨歎十餘年“流離轉徙”,卻還未能看到光明的前景。這種心情正如他在一首贈友人詩中所表露的:“一代華聲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但是,這種看似消沉的心態,卻既反映出五四一代先進分子對過去種種努力仍無積極結果的深刻反省,也蘊含著他們對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李大釗是一位對於理想“期於必達,勿稍怠荒,月異歲新,與時俱進”的人,他仍在痛苦中繼續求索著。早在留日時寫的並發表於1916年5月《民彝》創刊號上的《民彝與政治》一文,在對中國出路問題的思考時,提出“惟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製度為其形質”的設想,雖然仍以西方議會政治製度為模式,但同時又提出這種“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相信若“其不良、其當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為校代議政治益能通民彝於國法之製,決非退於專製政治,可以篤信而無疑”。這種對西方政治製度的懷疑和對未來社會必定進步的信念,為他接受科學的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礎。1918年5月,李大釗在經過自己深沉的觀察與思考後說:“中國今日的現象全是矛盾現象。舉國的人都在矛盾現象中討生活,當然覺得不安,當然覺得不快。既是覺得不安不快,當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階級,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寄頓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靈性”。

  李大釗發出“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的呼聲,這確是反映了曆史的要求,它也將由曆史的發展給予正確的回答。

  任職北京大學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引進了陳獨秀等一批新派人物。經過革新,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李大釗把這時的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燈塔”,心向往之。這年11月,經章士釗之薦應聘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章曾對此回憶道時校長為蔡孑民,學長陳獨秀,兩君皆推重守常,當然一說即行。

  李大釗一入北大,就以他的道德文章和在實際鬥爭中的傑出表現,逐漸成為北大以至整個思想界一麵最先進的、最有影響的旗幟。章士釗在回憶中繼續寫道守常先充圖書館主任,而後為教授,還有一段可笑之回憶。蓋守常雖學問優良,其時實至而聲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歐美大學之鍍金品質,獨守常無有,淺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噲視守常。時北京民主運動正在萌芽,守常誌在得北大一席,以便發蹤指示,初於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緒,了不厝意。由今觀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之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後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何也?守常北方之強,其誠摯性之感人深也。這一頗為生動的描述,雖比喻不盡確當,但卻也可以從一個側麵看作是李大釗一生最重要的這個曆史時期的寫照。

  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至1922年12月改任校長室秘書止,前後達五年之久。原來北大圖書館藏書少,設備差,製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頓學校時,很重視圖書館的建設;李大釗主事後,製定改革方案,建立和健全圖書管理借閱製度,並從國內外購進大量圖書,其中有許多是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書籍和一批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1918年10月,圖書館遷入了沙灘紅樓一層新址,李大釗在這裏開辟了二十一個書庫和六個大閱覽室。李大釗非常重視圖書館的作用,指出古代圖書館不過是藏書的地方,而“現在圖書館是研究室,管理員不僅隻保存書籍,還要使各種書籍發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質”。這就從理論上說明了現代圖書館的性質和作用。經過李大釗的大力整頓,圖書館麵貌煥然一新,成為宣傳新文化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許多進步學生經常在這裏聚會,向李大釗請教問題,共同商討革命工作。

  李大釗進入北大不久,就參加了《新青年》編輯部的工作。《新青年》雜誌原是由陳獨秀一人負責編輯的。1918年1月編輯部改組擴大,李大釗和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都參加了編輯工作。魯迅回憶說我最初首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這樣,就以《新青年》編者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勇於革新的新文化陣營。在這期間,李大釗繼續撰寫文章,宣傳新思想,同時對企圖摧殘新文化運動的舊勢力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在五四前夕發生的新舊思潮的激戰中,李大釗著文尖銳揭露和猛烈抨擊了封建衛道士林紓對北大、對新文化運動的惡毒攻擊,他滿懷信心地說:反動勢力斷不能摧殘真正覺醒的青年們的精神,滔滔滾滾的新潮流,是任何力量也擋不住的。

  1920年7月8日,北大評議會特別會議決定將“圖書部主任改為教授”,因而學校又聘請李大釗兼任史學、政治、經濟等係教授,同時他還在女子高等師範、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兼過課。他先後開設了《現代政治》、《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社會主義史》、《女權運動史》、《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他受聘為教授後,還連續四年當選為評議員,參與作為北大立法機構的評議會工作。

  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期間是一位十分活躍的核心人物,他廣泛參加校內外的各種社會活動。1918年6月,蔡元培在北大發起組織了進德會,李大釗加入為甲種會員,並當選為糾察員。進德會是以提倡培養個人高尚道德為宗旨的,這個組織的出現,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上層社會道德墮落、生活腐朽的不滿,對北大部分知識分子個人道德的提高產生過較好的影響。1919年初,李大釗還同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了學餘倶樂部,以求“學餘間藉以聯絡感情交換學識為宗旨”,由會員捐助購置書報,布置古物和美術品展覽,組織詩社、詞社等。其他如發起成立北京大學教職員會、賑災會、太平洋問題研究會、俄國災荒賑濟會,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非宗教大同盟等,李大釗也都列名其間。

  1918年6月,李大釗參加發起籌備建立少年中國學會,並被推舉為《少年中國》月刊編輯主任。翌年正式成立。北大社團的許多重要成員,如鄧中夏、毛澤東、黃日葵、高尚德、許德珩、朱自清、楊鍾健等,在李大釗邀約下都參加了這個學會。少年中國學會在五四時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這個學會成員後來發生了很大的分化。

  李大釗在北大工作期間,是一位最受學生愛戴和歡迎的導師。他熱忱支持和指導學生的各種進步活動,並曾擔任過北大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1918年10月以北大學生為骨幹成立的國民社,一開始就邀聘李大釗為導師。它創辦的《國民》雜誌,具有明顯的反帝愛國色彩,積極關心政治。李大釗熱心為它撰稿,他的重要文章《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就發表在《國民》第一卷第二號上。在李大釗的關心和指導下,它的許多重要成員,如鄧中夏、許德珩、黃日葵、高尚德等,在五四運動中起到了中堅的作用,而其中的一些人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同年12月,北大文科一部分學生發起成立了新潮社,李大釗也被聘為顧問。新潮社創辦的《新潮》雜誌在反對封建文化思想、提倡新文學方麵,在新文化運動中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新潮社以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為主要骨幹,較多地受到胡適的影響,在政治上傾向改良主義;但它也受到李大釗的積極影響,在五四運動中仍起了較好的作用。而1919年3月由鄧中夏等發起成立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它的主要成員與李大釗的關係更為密切。講演團雖然是以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即“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為宗旨,但在李大釗的影響和指導下,深入郊區農村,這對促進五四時期北大青年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大釗嚴以律己,誠懇待人,無私奉獻,助人為樂,贏得了青年學生的深深敬重。他平常“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每天步行上下班,而他任教每月的薪水一百二十元,卻有一多半被用來接濟貧寒的青年。蔡元培校長對他這種心懷天下寒士、惟獨不顧自己的高尚行為十分感動,為了不使操持家政的夫人為難,特意叮囑會計,發薪時先為李先生代扣下家庭生活費,免得李夫人難為無米之炊。而在事業上,他更是對青年關懷備至。一位同時代人後來回憶李大釗時曾深情地說:“我們把他當老大哥看待,大家把他視為道德上的最高典範”。

  微言如閃首傳真

  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成為我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

  這不是偶然的。早在留學日本期間,李大釗就“喜讀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介紹馬克思的經濟學和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著作”,對社會主義學說有一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嚴酷的現實使李大釗對民主主義政治產生了懷疑,繼續為民族解放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這時,他已開始注意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1917年三、四月間,他曾連續著文介紹歐洲一些國家的革命運動,特別是俄國二月革命發生後,他歡呼俄國羅曼諾夫王朝的倒塌,熱情歌頌高舉赤旗的社會民主工黨。他曾寫道:“今以俄人莊嚴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間接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製之不可複活,民權之不可複抑,共和之不可複毀,帝政之不可複興。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於今亦可不嚐試。苟嚐試焉,必且攖國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終以激成險烈可怖之變動。”這表明,這時李大釗的政治視野,已開始逐漸轉向了正處在劇烈變動中的東方。

  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了李大釗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使他從中看到了中國民族解放以至全人類的新希望,他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1918年7月,李大釗在《言治》季刊上發表了《法俄革命比較觀》,這篇文章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比較準確地分析了剛發生不久的這一曆史事件的時代意義,指出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敏銳地看到:“20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失敗而告終。為慶祝勝利,北京大學在天安門舉行了為期三天的講演大會。校長蔡元培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勞工神聖》的演說,提出“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雖然他在這裏所說的“勞工”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科學概念,而且還不恰當地抹煞了資本家和工人的界限。但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一般知識分子對勞動群眾的新認識。所以,“勞工神聖”的口號一經蔡元培喊出後,很快就在北大和整個知識界流傳開來,成為青年學生和很多報刊的時髦用語。在這次講演大會上,包括蔡元培在內的許多人對帝國主義還缺乏認識,把協約國擊敗德國,看作“公理”戰勝了“強權”,幻想依靠英美等國實現戰後的持久和平。而李大釗則在大會上發表了不同凡響的《庶民的勝利》的講演(同時寫成文章),接著又發表了《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文。在這兩篇著名論文中,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揭示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指明帝國主義製度是戰爭的根源。他明確指出,這次勝利是勞工主義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他把十月革命比作“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一切曆史的殘餘,不論是皇帝、貴族、官僚,還是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將被不可阻擋的群眾運動所摧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這裏,李大釗向中國人民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社會主義必將代替資本主義這一曆史規律,同時也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的真誠而熱烈的信念。由上可見,李大釗最初介紹十月革命的幾篇文章,已具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公開擁護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事業。這是在中國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標誌,也是李大釗開始由革命民主主義者轉為共產主義者的標誌。

  從此以後,李大釗又連續發表了一係列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的文章。1919年5月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係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並特別強調了階級鬥爭的思想,指出階級鬥爭有“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在這前後,他還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表了《階級競爭與互助》、《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文章,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並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社會曆史和近代思想演變的若幹問題。在李大釗的影響和帶動下,北京大學首先出現了一批熱心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1920年12月,由李大釗、費覺天、鄔祥提等九人發起,公開成立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其宗旨為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誌互相來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會當時提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字宣傳:A。編譯社會主義叢書,B。翻譯社會主義研究集,C。發表社會主義論文;2.講演”。在此之前,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由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何孟雄、範鴻劼、朱務善等十九人,於1920年3月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於次年11月公開對外招收會員。這個研究會定期舉行討論會和演講會,組織各種專題研究組,深入研究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等問題。研究會還積極設法從國內外搜集、采購馬克思主義書籍和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並建立了一個供會員和非會員借閱的藏書室。他們給它取名為“亢慕義齋”。亢慕義為德文譯音(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即共產主義小室。這是我國建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圖書室,它對於在北大以至中國迅速傳播馬克思主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李大釗熱情宣傳馬克思主義,使他成為許多進步青年的引路人。曾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林伯渠回憶說約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間,連續接到李大釗同誌幾次信,詳細給我介紹了十月革命情況及一些小冊子、文件,並對目前中國形勢闡述了他的所見,得到很大的啟發。1918年8月,青年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時,曾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半年,與李大釗朝夕相處,直接受到他的影響。毛澤東後來回憶道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可以說,我國許多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李大釗的影響。

  李大釗首先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不朽功績,正如林伯渠為《李大釗選集》出版題寫的詩中所概括的:

  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閃首傳真。

  在五四運動中

  李大釗十分關注現實的政治鬥爭。他感到《新青年》一月一期,多是長篇闡明學理的文章,這已不能適應國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1918年12月,他與陳獨秀發起創辦了《每周評論》,主要刊登短篇文章,重在批評時政,以與《新青年》相配合,推動當前的政治鬥爭。李大釗為這份政治性很強的刊物傾注了許多心血。張申府曾回憶道:“12月21日,第一號編好,當夜就由李大釗與我,同到宣外大街印刷地點從事校對,直到深夜四點,校完印好,二人各攜一張,歡喜地走回宣內西單各人的寓所。”他曾用各種筆名為這個刊物撰寫了五十五篇文章。1919年元旦,他寫了一篇題名為《新紀元》的社論,繼續宣傳了十月革命所開辟的曆史新紀元。《每周評論》在五四時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這個刊物發行至第37期(1919年8月31日),就被北洋軍閥政府封禁了。1919年2月,李大釗還利用過去與《晨鍾報》(《晨報》的前身)的關係,幫助《晨報》第七版(副刊),設立了“自由論壇”欄目,作為傳播新思潮和評述社會問題的園地。他的《戰後之世界潮流》、《勞動教育問題》、《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現在與將來》等文,就是在這個副刊上發表的。這些文章對於引導青年關心政治,深入到工農實際生活中去,起了重要的作用。

  這時,帝國主義分贓的巴黎和會正在舉行。國內各界密切注視巴黎外交交涉的消息,北京政治空氣日趨緊張,預示著一場猛烈的暴風雨即將來臨。2月5日晚間,北京大學三千多學生就在第三院禮堂舉行全體大會,電致巴黎專使要求絕日本的無理要求,並推出幹事十餘人,分頭聯絡各校學生。4月間,剛成立不久的平民教育講演團走上街頭,講題多圍繞山東問題,鼓吹“抵抗強權”、“爭回青島”,揭露日本的野心。這時,團結在李大釗周圍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對於日益逼近的革命形勢,已經在經常地討論要采取“直接行動”的問題,這就是說,要不受反動法律的限製,發動群眾起來采取必要的行動,以挽救國家的危亡。五四前夕,李大釗幫助《晨報》副刊出版了“勞動節紀念專號”,並刊登了他寫的《五一節May Day雜感》。在這篇文章裏,他第一次公開提出“直接行動”的思想,並稱國際勞動節“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直接行動”的號召,鼓舞了廣大青年投身於實際的革命鬥爭。

  1919年5月4日,以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為導火線,爆發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這一天下午一時許,北京三千多學生集會天安門,並舉行遊行示威,演出了一幕火燒趙家樓的威武雄壯的活劇。五四愛國鬥爭從北京開始,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6月3日以後,中國工人階級加入了鬥爭的行列,並表現了它特有的革命精神。這次運動以它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態,標誌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在這次愛國運動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起了中堅的作用。李大釗積極參與了運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五四當天出版的《每周評論》,就把巴黎和會稱作分贓會議,揭露了和會的帝國主義性質。運動爆發後,《每周評論》又以特大字號“山東問題”為標題,連續報道運動的進展。5月18日,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深刻揭露了巴黎和會的分贓性質,明確指出帝國主義“強盜世界中的一切強盜團體、秘密外交這一類的一切強盜行為,都是我們的仇敵”!號召要“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為運動的深入發展指出了明確而遠大的政治目標。

  在五四運動中,李大釗積極參加營救被捕學生。當蔡元培被迫離京出走後,他又與北大教授馬敘倫等一起到教育部請願,要求挽留蔡元培。6月11日,李大釗和陳獨秀分別到城南遊藝園和“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這個宣言為運動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並指出政府如不接受,“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在散發傳單時當場被捕,李大釗大力設法營救。陳獨秀被捕後,胡適乘機把持《每周評論》。五四運動胡適沒有參加,其時他正陪同他的美國老師杜威到上海等地講演。這時他把持了刊物後,連續兩期幾乎用全部篇幅刊載杜威的講演錄。《每周評論》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胡適這樣做,顯然對運動不利。李大釗對此十分不滿,經過努力,他又連續在《每周評論》上發表短小精悍的評論文章,繼續發揮這個刊物的戰鬥作用。

  五四運動前後,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李大釗更加勤奮地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年5月5日,他乘紀念馬克思誕生101周年之機,幫助《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前後辦了六個多月。這個專欄第一次刊登了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全譯本,發表了有關馬克思、列寧的傳記,並以《新共產黨宣言》為題,登載了《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同時,李大釗還把由他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辟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全部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前麵提到的由他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重要長文,就是發表在這個專號及第6號上。

  五四運動的激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引起了新文化運動內部的分化。原來同在新文化營壘的胡適,最先出來向馬克思主義發難。7月間,他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鼓吹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根本解決”,並攻擊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中國思想界的破產的鐵證”。李大釗在離京時,已看到這篇文章,因急於出京,沒有來得及回答。回到家鄉昌黎五峰山後,他以公開信的形式寫下了著名的《再論問題與主義》,有力地批駁了胡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明確指出中國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在闡明“宣傳理想的主義”和“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道理時,特別強調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初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必須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這一光輝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五四”以後,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工人運動的新發展,在中國建立工人階級的政黨也就提上了曆史的日程。

  李大釗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日益堅定了中國革命必須以蘇俄為榜樣,因而他很早就開始了與俄共(布)黨人的聯係,以便直接取得蘇俄和第三國際的幫助。據蘇聯繆勒爾《在革命烈火中》一書的記載,還在1919年夏天,俄共(布)老黨員、後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主席的布爾特曼來到天津,曾與李大釗見麵,並向他介紹了蘇俄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情況,李大釗也向他了解俄國布爾什維克聯合工人、組織工會方麵的經驗。布爾特曼對這次會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稱讚李大釗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1920年1月,李大釗得悉陳獨秀出獄後仍受到反動政府的監視,決定化裝護送他到天津,以轉道避居上海。離京途中,他們討論了建黨的問題。在津期間,李大釗曾與章誌、黃淩霜等到舊俄租界會見了俄人鮑立維(不久鮑到北大任教),鮑雖不是蘇共黨人,但有與蘇俄聯係的背景。這次見麵被敵探察覺,披露報端,李大釗隻得離津返京。過後不久,鮑立維還介紹來華的蘇俄人士荷荷諾夫金到北大會見李大釗,他們一起商談了建黨問題。荷荷諾夫金讚揚李大釗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功績,希望李大釗著手籌建共產主義組織。李大釗表示要和上海的陳獨秀商討,當陳複信同意後,荷荷諾夫金便欣然返回伊爾庫茨克。這些情況都說明,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上,李大釗很早就同蘇俄方麵建立了某種聯係。

  在這期間,李大釗還曾同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等醞釀過建黨問題。從這時李大釗的思考和活動的方向看,1920年3月間在他指導下秘密建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顯然是同醞釀建黨有關,是為創建黨的組織作思想和幹部準備的。

  1920年四五月間,共產國際派東方局負責遠東事務的維經斯基和馬馬耶夫、薩赫雅諾娃,以及翻譯俄藉華人、俄共黨員楊明齋等來中國。他們在北京經已在北大任教的鮑立維介紹,與李大釗會麵。李大釗熱情接待來自第三國際和蘇俄的使者,邀集進步分子與他們多次座談,並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名義舉行歡迎會和講演會。李大釗與維經斯基經過深入交換意見,對建黨問題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隨後,維經斯基等帶著李大釗寫的介紹信到上海會見陳獨秀,馬馬耶夫繼續留在北京,幫助李大釗籌備建黨工作。此後,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等地,都先後開始了建立黨的早期組織的工作。

  在建黨活動中,李大釗與陳獨秀保持著密切聯係。例如關於黨的名稱問題,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陳獨秀拿不定主意,就寫信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立即複信明確回答:叫共產黨,認為隻有這個名稱才和共產國際的主張相一致。所以上海建立的組織一開始就叫共產黨,它創辦的黨刊也定名為《共產黨》。在這期間,李大釗還先後委托因事到上海的張國燾、張申府同陳獨秀“直接商討”,統一了意見和步驟。

  經過李大釗等人的努力,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先後參加小組的成員有:李大釗、張國燾、張申府、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張太雷、範鴻劼、繆伯英(女)、朱務善等。開始,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如黃淩霜、區聲白等也加入小組,後因主張分歧,他們很快就退出了。李大釗為小組的負責人,不久小組改稱北京共產黨支部,李大釗任書記。小組一成立,李大釗就宣布每月從他120元月薪中拿出80元作為小組活動經費。

  在建黨過程中,李大釗就很重視開展工人運動。還在1919年5月1日,他就著文介紹國際勞動節的由來,鼓吹工人階級的“直接行動”。到了1920年的五一勞動節,在李大釗的影響和領導下,北京大學的工人、學生五百多人舉行了紀念大會。這一天,北大的先進分子和工讀互助團的團員們,在北京城內第一次發起了紀念國際勞動者的示威遊行,沿途散發了幾萬張《北京勞工宣言》,號召大家起來,把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資本家驅逐淨盡,把田園工廠以及一切生產機關收回自己管理。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後,創辦了向工人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通俗小報——《勞動音》周刊,同時小組還決定在長辛店籌辦一所勞動補習學校,作為活動的據點。補習學校於1921年元旦正式開學。李大釗非常重視勞動補習學校的工作,經常進行具體的指導。1921年5月1日,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成立了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為我國最早建立的現代工會之一。

  1921年3月,李大釗發表了《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最早在中國公開提出建立共產黨的主張。他指出:“我們現在還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社會主義團體。”他強調要以蘇俄共產黨為榜樣,“以第三國際為之中樞”,使建立的新團體“強固精密”。他深信:中國“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的精密的組織,並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麽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這作為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基本上闡明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建黨的正確主張。

  1921年初,維經斯基從南方返抵北京,李大釗同他在北大圖書館又進行了多次交談,雙方一致認為,各地共產黨組織聯合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李大釗並表示要努力促使全國性的黨組織早日建立。“一大”前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達北京。李大釗與馬林親切會見,一起研究了召開黨的代表大會的事宜。隨後他委派鄧中夏陪同馬林去上海,具體商定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事宜。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其時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教職員正向軍閥政府開展索薪鬥爭,李大釗任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代理主席,直接參與領導工作,因而無法抽身參加大會。

  中共“一大”以後,在北方建立了北京區執行委員會,李大釗負責主持區委工作,領導包括河北、河南、山西、陝西、察哈爾、熱河、內蒙古和東北等廣大北方地區黨的工作和革命運動。李大釗先後派黨員到各地逐步建立了黨的組織。

  根據“一大”通過的關於加強工人運動的決議精神,李大釗在這個時期集中很大精力領導北方的工人運動。7月間,他領導創辦了《工人周刊》,成為“北方勞動界的言論機關”。為了開展工人運動,他利用軍閥、政客之間的矛盾,親自到洛陽會見吳佩孚。李大釗十分重視鐵路工人運動。這時吳佩孚企圖從交通係手中奪過路權,以便從鐵路收入中取得軍費,所以當李大釗向直係的交通部長高洪恩建議向鐵路派遣密查員時,竟得到允許。於是黨組織派何孟雄、張昆弟、安體誠、包惠僧、陳為人和袁子貞六位共產黨員到北方六條鐵路充任密查員。黨利用這個便利條件,發展了鐵路沿線的工人運動,到1922年底,先後建立了十六個工人倶樂部。在李大釗為首的北方黨組織領導下,以1922年8月長辛店鐵路工人的罷工為起點,先後發生了京奉鐵路山海關、唐山工人罷工、開灤五礦大罷工,京綏路車務工人罷工,正太路石家莊機器廠工人罷工,直至1923年爆發的震驚全國的“二七”大罷工。這些罷工鬥爭成為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重要組成部分。

  促進國共第一次合作

  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製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同時還通過了關於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二七”慘案後,更加迫切地把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提到了黨的議事日程上來。

  如前所述,李大釗在大力領導工人運動的過程中,就注意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爭取社會的同情。這時由於共產國際一度采取聯合吳佩孚的策略,李大釗肩負使命,也通過他的多年好友、吳的親信白堅武,多次做過爭取吳佩孚的工作。“二七”慘案發生,吳佩孚的凶殘麵目進一步暴露,共產國際改變了對他的策略,這時李大釗也與白堅武徹底決裂。這裏應該提到的是,李大釗在爭取吳佩孚的工作過程中,曾於1922年5月,與胡適、蔡元培等十六人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了建立“好人政府”改良中國政治的主張。這在當時中國的曆史條件下是一個改良主義的錯誤主張。李大釗列名其間,固然同他這時做爭取吳佩孚的工作有關,希望有一個諸如表麵高喊“保護勞工”的吳佩孚式的人主政,以發展革命的群眾運動,這正如他所認為的這是“一種差強人意的辦法”;但對黨外人士提出的“好政府”的主張的讚同,確是反映了他對國內複雜的政治形勢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反映了思想上還有某種舊的東西的羈絆。他當時即向黨中央寫信報告了自己的想法。李大釗堅定的革命立場,使他很快認識並改變了這個不正確的主張。6月1日,李大釗與鄧中夏、黃日葵等六人聯名向少年中國學會杭州年會提出了《北京同人提案——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義)》,認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惟一方法,就是“引導被壓迫民眾為有目的的政治鬥爭”,這就是通過“革命的手段”,“打倒軍閥和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提案批評了改良主義的幻想,明確指出“我們的敵人不是個人,而是製度的本身”。提案還提出聯合戰線的問題,特別指出要對“抱民主主義的理想”、“與惡勢力奮鬥”的國民黨,“從今以後我們要扶助他們,再不可取旁觀的態度”。不久,李大釗收到《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這個文件批評了包括“好政府主義”在內的各種錯誤的政治主張。李大釗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見,並把這一公開文件分送給主張“好政府主義”的黨外朋友,他表示:這不是仲甫先生一個人的意見,而是連他自己在內的一個新興的集團的慎重主張,因而才特別分送給大家看,希望獲得諒解。這一舉動爭取了一些人讚同中共的主張,使之認識到“好政府”的主張將難收效。而對於這個“主張”和隨後黨的二大作出的關於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定,李大釗則積極付諸實現。

  中共二大提出的聯合戰線的設想,是通過國共兩黨的黨外合作來實現的。當時,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提出了黨內合作的倡議,即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造成為各革命階級的聯盟。這個意見得到共產國際讚同。1922年8月,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在杭州舉行特別會議,集中討論實行黨內合作的問題。開始時多數人不同意馬林的倡議。李大釗明確支持共產國際的意見。他中肯地分析了國民黨的狀況,認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做到不受它的約束,又是在目前情況下實現聯合戰線能夠行得通的辦法,所以采取有條件地加入國民黨去實現兩黨合作是一種適宜的政策。經過李大釗的說服和反複討論,會議接受了黨內合作的建議,同時要求國民黨實行改組,並在黨內改變過去封建會黨的落後辦法,采用民主主義的原則。

  會後,李大釗根據黨的決定,前往上海會見孫中山。早在1919年,李大釗就通過好友林伯渠同孫中山有過接觸,並向他介紹過十月革命的情況。1922年6月後,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避居上海,陷入失望和苦悶之中,李大釗的到來,給他帶來了新的希望。在這期間,他們多次晤談,著重“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他們之間“暢談不倦,幾乎忘食”。他們還一起討論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當李大釗坦率地告訴孫中山,自己是中共黨員也就是第三國際黨員時,孫中山誠懇地表示: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麵作第三國際的黨員,一麵加入本黨幫助我。隨即由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正式加入了國民黨。

  經過頻繁接觸和深入交談,李大釗的革命激情、淵博學識和坦誠為人,給孫中山留下深刻印象。宋慶齡在回憶中說:“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孫中山也是通過和李大釗等人的接觸,使“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誌。他知道,在鬥爭中他能依靠他們的明確思想和無畏的勇氣”。經過李大釗等人的工作,孫中山采納了關於黨內合作和改組國民黨的建議。此後,李大釗一直參與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深得孫中山的信賴。1923年1月,經李大釗、林伯渠的安排,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並於1月26日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加快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計劃。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李大釗出席了這次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委員。大會正確估計了孫中山的革命立場和國民黨改組的可能性,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把國民黨改組成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李大釗等堅持正確意見對大會通過上述決定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期間,李大釗還與孫中山在廣州共同商討了國共合作及有關外交政策等一係列問題。

  會後,李大釗返回北京。經過他深入細致的工作,統一了北京區委的同誌對國共合作的正確認識,使北京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加入了國民黨。同時,他還同在北京的國民黨負責人一起,改組和重建北京的國民黨組織,清除了那些依附軍閥勢力的反動分子,積極吸收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到11月,北京的國民黨員總數達千餘名,其中約三分之一為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

  1923年12月,孫中山委派李大釗和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等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並請孫洪伊密電李大釗即赴滬會商國民黨本部的改組事宜。隨後,孫中山在致黨內同誌函中,宣布組成國民黨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李大釗被委任候補委員。臨時中央全麵負責籌備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各項工作。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正式召開。李大釗由孫中山指定為北京的代表出席大會。同時中共中央還決定由李大釗、瞿秋白、譚平山組成黨的指導小組,李大釗任指導小組負責人,負責指導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中共黨員。孫中山在開幕會上指派李大釗、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等五人組成主席團,協助孫中山主持大會。大會設立五個工作委員會,李大釗擔任其中的宣言審查、宣傳問題審查和章程審查三個委員會委員,成為大會領導成員中兼職最多的一個。大會在討論黨員問題時,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竭力反對共產黨員跨黨,提出要在黨章中增加“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文,並誣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一種“陰謀”。對此,李大釗在大會上發表了義正詞嚴的聲明,嚴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他還明確表示:對於黨內這種“猜疑防製,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李大釗的發言贏得大多數代表的同情和支持,挫敗了右派分子企圖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的重要作用,正如何香凝所回憶的那時候,李大釗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藹與誠懇的態度,以及他的透徹而偉大的言論,一見便使人折服。他對孫中山先生的改組國民黨與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發揮了極其偉大的理論。現在想起來,那些話是非常正確的。在國民黨一大,李大釗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這次大會標誌著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掀起北方革命運動高潮

  1924年2月底,李大釗即以全副精力投入領導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在他的大力推動下,4月間組建了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並任執行部組織部長,成為執行部的實際主持人。原來國民黨在北方的組織基礎十分薄弱,除少數黨員外,沒有什麽黨部組織和活動。經過李大釗的努力,先是在北京建立了特別市黨部,隨後又委派一批共產黨員到各地,先後建立了直隸、天津、熱河、綏遠、察哈爾、內蒙、陝西、大連、哈爾濱等省市黨部。各地國民黨黨部的主要負責人都有共產黨人。李大釗通過以國民黨的名義開展工作,使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逐步發展起來。當時國民黨中央曾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和四川等地設立地方執行部,結果,“其成績較著,而存在最久者,唯北京執行部一處”。

  5月,由於張國燾被捕後的叛賣行為,李大釗被北洋軍閥政府明令通緝,李大釗被迫避居昌黎五峰山。反動軍警不但到他在北京的住處搜捕,並且到他的樂亭老家抓人。李大釗臨難毫不畏懼,繼續工作和寫作,並斷然拒絕家人要他向白堅武托情說項。他在給夫人的信中說明了他與白已站在了敵對的兩邊,“就是親兄胞弟,站在敵對戰線上也是常有的,何況我與白堅武?”他輕蔑地說那張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緝令,沒有什麽可怕,這種無恥的迫害是嚇不倒我的。他勉勵夫人說現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後再沒有時間來照顧家庭了。你應當堅強起來,千萬不要為我的生活顛沛流離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來撫養和教育子女。最後,他以一個共產黨人無比堅定的信念寫道:目前統治者的這種猖狂行為,隻不過是一時的恐怖罷了。不出十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看那時的天下,竟是誰人的天下!

  6月,中共中央決定由李大釗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後,他繼續留在蘇聯參觀訪問。這年初冬,他懷著“我又要回到戰場上去了”的激情,不顧反動政府的通緝,秘密回到北京,迎接正在興起的北方革命運動。

  10月間,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所部改稱國民軍,並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大計。李大釗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在積極開展聯合馮玉祥及其國民軍工作的同時,立即著手恢複和發展“二七”慘案後被破壞的工會組織,營救被捕的工人領袖,使北方工人運動重新發展起來。

  11月,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毅然抱病北上,並在北上宣言中提出了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是中國共產黨在1923年8月發表的第二次對時局的主張中就提出的,這時為孫中山所接受,因而在國共兩黨共同推動下,掀起了全國規模的國民會議運動,北京成為這次運動的中心。但當孫中山北上時,北方的政局已發生了變化,段棋瑞利用直奉戰爭控製了北京政府。他為討好帝國主義,竟提出“外崇國信”,反對取消不平等條約,並要以召開所謂善後會議來對抗國民會議。為抵製和反對段祺瑞的善後會議,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堅決支持孫中山,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善後會議、召開國民會議的群眾性鬥爭,同時加緊籌備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由軍閥、官僚和政客把持的善後會議於1925年2月1日開張,全國人民擁護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則於3月1日隆重開幕。兩軍對壘,陣線分明。重病中的孫中山,對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的召開,極感欣慰。這次體現人民意誌的大會,在李大釗全力指導下,開得認真而熱烈,取得了積極的結果。大會雖然不可能實現召集國民會議建立人民政權的目的,但極大地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性,顯示了人民群眾巨大的組織力量,有力地促進了革命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在會議進行期間,孫中山於3月12日病逝。孫中山在京病重時,曾特加委李大釗等為政治委員會委員,參加國民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孫中山逝世後,李大釗是治喪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發動了一次以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為內容的悼念活動。李大釗懷著對孫中山無限崇敬和深厚友誼的悲痛心情,撰寫了《挽孫中山》的214字的長聯,稱頌孫中山“砥柱於革命中流,啟後承先,滌新淘舊,揚民族大義,決將再造乾坤;四十餘年,殫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喚起自由獨立之精神,要為人間留正氣”。表示要依靠工農群眾,“遵依犧牲奮鬥諸遺訓,成厥大業慰英靈”。這次悼念活動,形成了一次廣泛的、強大的政治宣傳運動。

  孫中山逝世後不久,上海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五卅運動。在中共北京區委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人的領導下,發動了強大的聲援鬥爭,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北方地區大革命高潮。6月間,在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心——北京,連續三次舉行了每次人數達二三十萬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不僅有學生、工人和市民,而且還有從郊區趕來的農民。同時組織了由四百八十多個群眾團體聯合發起的“北京各界對英日帝國主義慘殺同胞雪恥大會”,作為發動聲援鬥爭的公開性的聯合團體。李大釗為擴大反帝運動,還派趙世炎等到天津、唐山等地,發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

  在中國人民掀起的五卅革命風暴的打擊下,帝國主義改變策略,提出要在中國召開關稅會議,企圖用微小的讓步來欺騙中國人民,借以平息反帝的怒潮。中國共產黨及時揭穿了帝國主義的陰謀,領導人民堅決抵製關稅會議,主張關稅自主,收回中國主權。於是在全國發動了關稅自主運動,北京地區的鬥爭則成為這場運動的主要戰場。從10月中旬開始,在李大釗主持的國共兩黨組織的發動下,北京連續多次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反動軍警如臨大敵,流血事件時有發生。隨著革命群眾運動的迅猛發展,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認為建立民眾政權的時機逐漸成熟,開始考慮發動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嚐試。11月18日,李大釗在《政治生活》周刊發表了《民眾勢力發展中的國內戰局》,具體分析了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和當前形勢,認為目前已出現以“民眾勢力作最後勝利以結束國內戰爭的朕兆”。這時國內的政治形勢也確有了變化,正在進行的反奉戰爭削弱了奉係軍閥的勢力,特別是奉係重要將領郭鬆齡在李大釗、馮玉祥等的策動下,倒戈反奉,將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並揮師逼近奉係的老巢沈陽。同時馮玉祥的國民軍也控製了京、津及直隸全境。這就為發動首都革命奪取政權創造了有利時機。

  李大釗主持的中共北方區委會議,決定利用當前有利的時機,在關稅自主運動的基礎上,發動一場旨在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政權的鬥爭。這就是當時所稱作的“首都革命”。為此,一方麵,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造成強大的革命聲勢,逼迫段祺瑞下野,組織國民委員會;另一方麵,爭取國民軍的支持,配合群眾奪取政權。為了加強對這次鬥爭的領導,北方區委決定成立由趙世炎、陳喬年、陳為人、鄧鶴皋、鄧潔五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11月28日,北京革命群眾開始了一次奪取政權的英勇嚐試。這天上午,學生敢死隊和工人保衛隊開始活動,全城紅旗飄場,傳單飛舞。下午,示威群眾齊集神武門前,“人山人海,旌旗蔽天”。組織嚴密、規模浩大的示威群眾,包圍執政府,占領警察局和國會,隨後又直抵段棋瑞私宅,嚇得安福係的中堅人物紛紛逃匿。原準備捉住段棋瑞之後,宣布罪狀,逼其辭職,還政於民。但由於右派的告密,段棋瑞已早有準備;而這時國民軍的將領又臨陣動搖,違背原先的約定,不但沒有配合行動,反而采取了保護段政府的措施。這次首都革命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鍛煉了黨和群眾,積累了經驗,推動了北伐戰爭的到來。

  李大釗在領導北方革命運動中,十分注意做好統一戰線的工作,依靠和發揮國民黨左派的力量,廣泛團結中派,同時對右派的破壞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國共合作後,右派勢力在北京的活動十分猖獗,他們組織各種右派團體,唱對台戲,抵消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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