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

　　◎ 楊啟先

　　編者的話

　　今年二月號《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八十三歲高齡的謝韜撰寫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思想學術界和許多關心中國改革的人士的熱烈討論。讚成者認為此文是一篇難得的啟人深思的好文章；反對者則以為是“嚴重歪曲馬列主義理論的謬論”。一時間，有的在報刊上發文章，有的組織討論會，有的爭相傳閱，煞是熱鬧。盡管爭得臉紅耳赤，但大部分人對謝韜文章的學術價值都充分肯定；有的觀點相左，可對要使中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國家這一目標上，也都一致。

　　正如前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所說：這是很好的現象，這表明我們黨的理論思維相當活躍。一個黨，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理論思維，一定會衰敗下去。

　　討論的核心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民主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討論中人們對瑞典式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爭訴紛紜。瑞典模式當然不是可以照搬的公式，但按照中共中央所提“三個創新”（理論創新、製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之精神，一切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成果，我們都應該借鑒吸收。進一步了解瑞典的過去和現狀對我們不無裨益。正因如此，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先生的一篇有關瑞典的“考察紀要”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這是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一九八五年，楊啟先先生以國家體改委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對瑞典的經濟狀況進行了考察。一九八八年底又應瑞典社會民主黨和奧地利社會黨的邀請，對兩國考察了半個月。一九八九年初回國後起草了一份“考察紀要”，可是由於國內形勢的變化，未能印發。最近，作者又重新整理成文，刊登在《經濟觀察報》上，現摘錄如下：

　　通過認真回憶，現將這兩次考察中的種種見聞，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麵，擇要加以整理成文，以供對此比較關心和有興趣研究的人士參考。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瑞典社會民主黨是一個修正主義的政黨，瑞典社會是一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在考察中，我們曾經非常直率地提出：他們究竟是一個什麽性質的黨和什麽性質的社會？他們明確地回答：時至今日，他們自己仍然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社會主義社會。其主要理由是：

　　從瑞典社民黨的曆史看，在一八八九年成立時，他們就沒有自己的黨綱黨章，而完全是一字不變地采用了當時由恩格斯創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黨章。他們散發的修改黨綱的宣傳資料中仍然載明：瑞典社會黨的理論基礎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主義；階級基礎是廣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階級。隻不過是明確了，工人階級不僅包括藍領工人，也包括白領工人。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白領人員的比重越來越大，為了擴大黨的基礎，明確規定，白領工人同藍領工人一樣都是工人，隻是分工不同。

　　為此，他們還特地邀請我們參觀了他們的黨史展覽館。從展覽館內的照片陳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薩爾，第四位才是瑞典社民黨最早的領導人布藍亭。奧地利社會黨展覽館中的照片排列就更有意思，除了前三位同瑞典一樣以外，第四位竟是列寧，第五位才是他們黨的最早領導人。我們不禁提問：為什麽還有列寧？他們答複說：我們堅持反映實際，因為在曆史上曾經信奉過一段列寧主義。我們問他們為什麽後來不信奉了？他們說：列寧主義太殘酷了，革命時要犧牲許多人，革命成功後又要鎮壓許多人，會大量流血，所以後來就改了。

　　瑞典社民黨的一些理論研究工作者特別強調說：他們所講的社會主義是有條件的，即在前麵必須加上“民主”兩個字，完整地說應該是“民主社會主義”。如果不加“民主”兩個字，他們寧肯你說他是資本主義，也不願你說他是社會主義。因為那種社會主義，是代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對人民沒有吸引力。

　　關於瑞典的經濟性質

　　瑞典經濟的性質，用他們的話來說，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而是一種混合經濟。所謂混合經濟，就是在所有製上，實行公有製與私有製混合；在分配製度上，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混合；在經濟運行方式上，實行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製的混合，因為，隻有做到了所有製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製度與經濟運行方式的混合。據他們介紹，瑞典社民黨在一八八九年成立時，瑞典還是當時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人稱“海盜之國”，即居民多為海盜和西歐國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後裔，連最起碼的普選權都沒有。到一九二○年選舉，社民黨的議席超過保守黨，組成聯合內閣上台執政，就有條件推行黨綱中規定的經濟綱領，開始用收購贖買的辦法，在全國搞起來了一大批以國有製為主的公有製企業。但由於沒有能夠解決公有製企業如何管理好的問題，很快就導致了企業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高，經濟出現了困難。在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中，社民黨的選票大幅下降，隨即被迫退出內閣，把黨的執政權也丟掉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冷靜下來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經過全黨上下討論，得出了一條十分重要的結論。就是：瑞典社民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必須堅持搞社會主義，但搞社會主義，所有權的社會化，不是一個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在於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財富如何進行公平分配，來保障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利益。與其搞大量的公有製企業，國家投資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創造不出很多財富，要公平分配沒有強大的經濟和物質基礎，那還不如除必須由國家興辦的以外，不搞那麽多公有製企業，鼓勵支持非公有製發展，讓私人企業去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由政府合理分配來滿足勞動者的需要更為有利。對於私人企業在發展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與弊病，可以從兩個方麵加以克服和解決：一是通過工會勢力在基層進行必要的鬥爭；二是通過議會立法從上層加以限製。並且根據這一結論，修改了原來的黨綱黨章，從而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到一九三二年大選重新掌握議會的多數而上台執政，一直連續執政四十四年，在此期間，他們把瑞典從一個歐洲經濟最落後的國家，發展建設為世界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占第二位的經濟發達國家（第一位為瑞士）。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全部國民財富的社會化分配部分，按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達到了百分之五十七至五十八。從而有條件把瑞典建成一個世界上社會福利最多的國家，使分配社會化的理論在實踐中運用到了淋漓盡致。

　　關於瑞典的分配原則

　　瑞典的分配原則，據他們介紹說：是既要有利於充分調動和發揮各方麵的積極性與勞動效率的提高，又不能讓分配差距過於懸殊。其主要的做法是：在初次分配中始終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即對勞動多、貢獻大的人，必須做到多得；反之，隻能少得。但在再分配中，要進行合理的調節，以做到最終分配的差距不致過大。因此，至今他們全國除了極少數優秀企業家，如沃爾沃汽車公司的老總那樣的人物，年收入可達上百萬克朗以外，絕大多數人實際收入的差距都不是很大的。如政府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比一般職工的工資，在稅前的差距可能達四五倍，但稅後往往隻有兩三倍。特別是他們除工資以外，並沒有其他級別津貼和職務消費，應該說這個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他們在介紹時說，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國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謂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在瑞典可以說已基本消除。對此，開始我們還半信半疑，但經過到幾類居民的家中實地觀察以後，感到確實已大致如此。如：

　　我們曾經造訪過一家所謂最低收入的家庭，丈夫是一個小學負責修桌椅的，妻子是負責管理教室鑰匙和開門的。因為都是勤雜工，隻能領取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月薪各五千多克朗，相當於一千五百美元左右。但由於這個工資檔次可以免交所得稅，加上還有一部分多子女補貼，所以生活得也很不錯。一家人住在斯德哥爾摩市內一棟五層帶電梯的公寓裏，四室一廳，最小的一個女孩還不到兩歲也有自己的單獨房間，每月所需支付的房租占工資的比例不大。

　　我們也曾應邀造訪過一個所謂較高收入的家庭，是瑞典哥德堡省政府的辦公廳主任，相當於我們一個大省的秘書長，一家住在哥德堡市郊一棟別墅式的小洋房裏，上下兩層帶部分地下室至少有四百平方米，還有兩三畝地的一塊綠地和花園。按理，他家的生活應當比上述工人夫婦寬裕得多，但實際情況卻比較狼狽，不僅家裏不很整潔，陳設也比上述家庭好不了多少。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工資雖然較高，月薪達兩萬克朗，但納稅比例也很大，交了百分之四十五的所得稅以後，隻剩下一萬一千克朗，實際收入就基本上與上述夫婦的總和持平。由於他的妻子跟別人走了，家務沒有人照顧，本想雇一個女傭也雇不起。因為按國家法律規定，雇一個人每月至少要支付給五千克朗的最低工資，這樣他隻能剩下六千克朗，生活並不寬裕。

　　在許多國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級特權、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等，在瑞典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所見所聞確實不多。為什麽瑞典的社會能夠做到比較公正？

　　關於瑞典的福利製度

　　瑞典的社會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國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歐國家一樣，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險——退休養老、公費醫療、失業和工傷以外，還有這樣那樣名目繁多的各種社會福利項目，以致人們把他們形容為“從搖籃到墳墓”都有福利的國家。根據我們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例看，可以說確實是“名不虛傳”。如：

　　在養老方麵：一個勞動者如果退休了，不僅可以依法定期領取足夠生活的退休金；而且，年老了生活自理困難，還可以住進國家辦的養老院，除了可以免費就近享受各種醫療護理外，其生活條件不比我們現在的三星級賓館差。

　　在失業方麵：一個勞動者如果失業了，不僅可以定期領取法定的失業救濟金，而且可以免費通過國家舉辦的職業介紹所，在全國範圍內幫助其介紹新的工作。如果新的工作崗位同其技能條件不符，可以免費參加國家組織的各種培訓。如果新的工作崗位同其現在的居住地不在一地，國家還可以資助部分搬家費。

　　在教育方麵：不僅人人都可以享受終身免費教育，而且法律規定，從幼兒園到中小學，隻要有一個外籍子女在上學，學校就必須為其配備一位“母語”教師。當然一般不是專職的，但每月必須為其講一定時間的“母語”課。大學教育，從入校到畢業，雖然有一定學年，但法律規定，隻要學生認為找不到比較合適的工作，不願離校，就可以繼續免費讀下去。因此，據他們講，現在每個學校幾乎都有一批連續讀了七八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老大學生。

　　在生育方麵：一個婦女生了孩子以後，不僅可以享受長達一年半的帶薪假期，其中一年為百分之一百，半年為百分之九十，而且在第十八個月時，如果檢查確認又懷孕了，還可以繼續享受百分之九十的帶薪休假，一直到孩子出生，重新享受十八個月的帶薪假期。同時，夫妻雙方可以協商，如果女方工作比較重要，不能或者不願在家休息這樣長的時間，也可以由男方代替在家休假。

　　在監獄方麵：對於被拘留者或者正在服刑的犯人，不僅一切生活開支國家全部供給，而且每月還要發給一筆雖然不是很豐厚，但也不是很少的現金津貼。

　　正因為有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使全國每個公民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得到必要的保障。因此，瑞典的社會風氣普遍良好，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真有點“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樣子。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瑞典的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從我們接觸和聽到的一些情況看，至少也帶來了以下兩個方麵的問題與矛盾。

　　一是這種高福利製度，是靠高稅收來支撐的。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有一些高收入的居民，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瑞典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網球運動員博格，因不滿瑞典的累進稅率太高而不願繼續在瑞典居住，跑到英國定居去了。

　　二是這種高福利製度，很容易被人鑽空子，利用它來獲取自己本不應得到的利益。如上麵講到過的，在我們造訪那戶所謂最低收入的工人家庭時，就發現了這方麵的一個問題，即這家人已經有了三個女孩，但女主人又懷了一個孩子。我們感到很奇怪，就向男主人提問說：在你們瑞典，女人不是不願意生孩子嗎，為什麽你們已經有三個女孩，你的妻子又懷孕了？是不是瑞典人也有些重男輕女，想再生一個男孩。他答複說，不是！因為在瑞典男女都一樣，是完全平等的。我們又問，那為什麽還要生呢？他竟答複說，我早核計好了，我妻子在家生孩子最劃算。這不僅因為，生了孩子有一年半的帶薪假期，滿十八個月時如果又懷上了孩子，還可以繼續帶薪在家休假，等於我妻子長期都可以休假在家，管理種種繁雜的家務；而且瑞典政府鼓勵生育，對多生孩子實行累進補貼製度，多一個孩子每月至少將多得一千多克朗的補貼，還免交所得稅，這樣可以明顯增加我家的收入。當我們又問他：那對你有沒有什麽損失呢？他開始說：沒有！待想了一會兒才說，也有！那就是不能到比較遠的地方去旅遊，因為帶上老婆和一大堆孩子不方便。

　　在這方麵，我還曾經看到過這樣一則報道：就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原蘇聯東歐國家發生政治劇變以後，經濟下滑，就業不足，生活普遍比較困難。有少數年輕人就利用歐洲國家互相間邊境檢查比較鬆的條件，偷偷跑到瑞典去，故意犯點小錯誤，進拘留所或監獄呆上一段不長的時間，不僅生活問題解決了，出來時還可以帶一些美元回家。說明這種太多太高的社會福利製度，也還有合理調整改進的必要。

　　關於瑞典的社會公正

　　瑞典的社會，從我們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觸的種種事實來看，可以說是比較公正的。在許多國家中盛行的等級特權、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等，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所見所聞確實不多。為什麽瑞典的社會能夠做到比較公正？主要是：

　　一、完善的法律製度，有效限製了種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發生。例如：

　　法律曾經明確規定，除國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內，外出時都不能配帶警衛。正因為如此，在一九八八年底我們去考察前不久，瑞典首相也是社民黨的主席帕爾梅，於下班後偕夫人乘地鐵到斯德哥爾摩最熱鬧街區的一家電影院看電影，看完出來順人行道步行回家，正準備進入地鐵站時，被一個來曆不明的凶手槍殺了。從此以後，才修改法律，規定首相外出可以帶警衛。我們去時看到，人行道上的血跡還在，還不時有人把鮮花放在有血跡的地上，以示哀悼。

　　法律還明文規定，全國隻有議長、首相、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等少數幾位領導人，由國家配給公務專車，其他人一律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車代步。這不僅大大減少了政府部門的人員編製和經費開支，而且也杜絕了利用公車辦私事的種種不正之風。

　　法律還具體規定了各個級別的領導人，在對外公務交往中可以接受禮物的限額。這一條，我們曾經有過一次親身體驗。一九八五年，我第一次隨體改委代表團去瑞典考察，對方主要的接待單位是工業部。在我們會見工業部長（一位女士）時，禮節性地送給她一對北京出產約七八英寸高的景泰藍小花瓶，作為紀念。她打開包裝盒看後很驚訝地說：真美！但隨即歎了一口氣又說：很可惜我不能拿回家。

　　二、公開的輿論監督，有力地製約了種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滋長和蔓延。我們一九八八年底考察瑞典時，正趕上瑞典社民黨一位中央執行委員（相當於我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當時全國工會主席的女兒，在不應該分給住房的條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輿論曝光了，並公開批評這位工會主席是依靠社民黨執政的特權搞以權謀私。為此，社民黨中央專門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向輿論公開解釋和表態，並由工會主席在會上據實說明，這件事事先他並不知情，是他女兒自己搞的。當然，他也有教女不嚴之責，一定盡快督促女兒把這套房子退出來，其問題按法律該怎麽辦就怎麽處理。從而才把這一事件基本“擺平”。

　　三、政黨之間的激烈競爭和黨的生存危機，迫使各級領導與公職人員，必須以平等的態度對待群眾和以公正的原則處理社會事務。

　　瑞典在政治上實行的是所謂西方式的民主製度，政黨之間競爭十分激烈，不僅能否上台執政取決於群眾的選票，黨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選票。因為，他們國家財政對各個政黨都沒有無條件的撥款，政黨的經費來源，除黨員交納的黨費和其他自籌以外，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進入議會的議員人數定額撥給的費用。一個政黨如果沒有民眾的較多選票，進入不了議會，就沒有這筆資金，是很難長期存在的。因此，無論他們的主觀願望如何，在各項活動中，都勢必力求保持一種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會公正的形象。例如：瑞典社民黨，雖然是一個多次上台甚至一次連續執政四十多年的大黨，但他們的中央機關，在我們去訪問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還隻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員。一個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員隻有五六個人。當我們代表團去該地訪問時，從介紹情況、交流會談、帶領參觀、導遊一直到司機的任務都由一個人全包了。而且據該人士講，哥德堡省委所屬有三四百個支部，都分散在各個社區（因他們法律規定，黨的組織是不能進入企業和單位的），他們每個月至少都要去一遍，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或傳達上級黨的指示，所以非常繁忙。

　　在一九八五年我隨體改委代表團第一次去瑞典訪問時，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個星期天，該省的省長和議長，在鄰近挪威邊境的一個山頂城堡裏共同設宴歡迎我們，場麵雖較正規，但吃的卻很簡單。而且吃完飯後在城堡內一個廣場招待我們聽剛從莫斯科演出歸來的交響音樂時，從我們代表團全體成員到省長、議長，自始至終也沒有擺一個座位，而隻是同一般遊覽的群眾一起，站著聽一個多小時。特別是在歸來的路上，當我們的汽車正準備上船過渡時，前麵一輛車突然打不著火了，坐在車門口的議長（還是個腿瘸的人）和省長，一句話沒講率先跳下車去幫助一起推車，一直到汽車發動了才上車。其情景頗令人感動。

　　對於如何保持這種良好的社會形象，他們的領導人在生時很重視，在逝世以後中央對後事的處理也很注意。如前麵講過一九八八年被刺殺逝世的帕爾梅，他生前不僅是瑞典的首相、社民黨主席，而且是社會黨國際的主席，在歐洲和世界上都有比較大的影響，在國內也有頗高的威望，對社民黨和國家的貢獻都不小。但在遇刺逝世後，既沒有給他建立什麽紀念堂、紀念館或紀念碑之類，也沒有給他修豪華的墳墓，而隻是將他的骨灰埋在被刺街道附近教堂後麵的一個公墓裏，地上沒有任何建築物，隻有一塊約四平方米用黑色大理石鋪成的平麵墓地，上麵豎立著一塊約一米高有帕爾梅簽名的鵝卵石。據說這塊鵝卵石原在帕爾梅的家鄉，因為帕爾梅每次回家鄉競選時，都要站在上麵發表競選演說，故移此以作紀念。

　　關於瑞典式社會主義對

　　人類發展的曆史性貢獻

　　多年以來，對於瑞典式社會主義，我們不僅一直視為異端，持嚴厲批判的態度；而且時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實，這是不夠公正的。如果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暫時還難以作出一般都能夠接受的結論外；在經濟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要求的——無論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促進人民生活提高；還是實現分配公平、社會公正、保障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應有利益等方麵——不僅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一樣，成就巨大，而且可以說前者比後者做得更好。對此，我們不但可以從前文所述的種種事例中得到理解，而且可以通過兩國家經濟發展的對比得到證明。

　　瑞典和蘇聯，在本世紀初，都是歐洲比較落後的國家。瑞典社會民主黨與蘇聯共產黨，開始上台執政、推行社會主義的時間差不多。前者為一九二一年，後者為一九一七年；前者為間歇執政，但主要時間都執政；後者為連續執政，從來沒有間斷過。但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可以明顯看出，瑞典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蘇聯要高得多，人民生活要好得多。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因為蘇聯發生了政治動蕩，黨和國家解體，經濟出現停滯甚至下降，這種差距更進一步擴大。

　　瑞典式社會主義，還有一種重要的曆史性貢獻是，其社會影響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它所推行的一套行政公開、分配公平、社會公正的政策，不僅對促進社會進步起了顯著的作用；而且其發展的勢頭，一般不會因為執政黨的更迭或領導人的改變而受到根本的扭轉或夭折。瑞典式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政策因為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是受到大多數人民擁護的，一經實行，是很難再按傳統資本主義的方式重新改變的。同時也可以證明，為什麽歐洲、特別是北歐各國的社會黨，都能夠先後通過選舉上台執政，推行他們的社會主義；而且幾十年來，由於其執政的次數頗多，時間較長，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良好作用。

　　通過這次訪問，對瑞典社民黨和奧地利社會黨的情況有了較多較深的了解，我們都感到收獲頗大。但是，對於瑞典式的社會主義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麽異同，對於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修正主義與列寧主義、瑞典式社會黨與蘇聯式共產黨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分析與認識，也感到有些迷惑和難解。

　　以上回憶供讀者把它當做一種素材來研究參考。■

　　瘋狂股市的代價

　　進入二○○七年後，不少中國人最關心的話題是什麽？——股市！

　　這簡直是一個全民炒股的時代。至五月份，證券賬戶開戶總數超過一億一千萬戶。單月開戶也超過了曆史紀錄，比去年同期幾乎增長了十倍。媒體上充斥著“保姆炒股”、“農民工炒股”，甚至“和尚炒股”的報道……美國經濟權威格林斯潘也受到了震動，公開表態：中國股市近期上漲勢頭肯定難以持續。

　　股市的起伏牽動著幾億人的心。然而，股市是充滿風險的。每一次股市崩盤都是觸目驚心的！《中國新聞周刊》發表的蔣明倬撰寫的《瘋狂股市的代價》，記錄了世界上幾次股市崩盤的情景，頗有參考價值。不知，這些材料能否幫助人們免於貪婪的誘惑，使那注定要發生的悲劇，來得慢一些，來得不要那麽慘烈。

　　股市裏隻有兩種情感——希望和恐懼。問題隻是，當你該恐懼的時候你卻滿懷希望；而該滿懷希望的時候，卻又十分恐懼。

　　在牛市來臨的時候，坊間流傳的多數是讓人嘖嘖稱道的股市暴富神話，這樣的神話廣泛的流傳燃起了更多人的希望，而另外一種情緒——恐懼卻慢慢地被淡化。喚醒曆史上那些令人恐懼的時刻，也許才會讓更多的滿懷希望的人不至於滑向瘋狂……

　　紐約一九二九年大崩盤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第一天，也給人們燙上了關於股市崩盤的最深刻的烙印。

　　那一天，換手的股票達到一百二十八萬多股，而且其中的許多股票售價之低，足以導致其持有人的希望和美夢破滅。

　　但回頭來看時，災難的發生甚至是毫無征兆的。開盤時，並沒有出現什麽值得注意的跡象，而且有一段時間股指還非常堅挺，但交易量非常大。

　　突然，股價開始下跌。到了上午十一點，股市陷入了瘋狂，人們競相拋盤。

　　到了十一時三十分，股市已經完全聽憑盲目無情的恐慌擺布，狂跌不止。自殺風從那時起開始蔓延，一個小時內，就有十一個知名的投機者自殺身亡。

　　隨後的一段日子，紐約證券交易所迎來了自成立一百一十二年來最為艱難的一個時期，大崩盤發生，而且持續的時間也超過以往經曆的任何一次。

　　而那些活著的投機者，接下來的日子也是生不如死，小弗雷德·施維德在《客戶的遊艇在哪裏》講述的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前後的一個故事，成為那一時期投機者的經典寫照。

　　一個投資者在一九二九年初的財產有七百五十萬美元，最初他還保持著理智，用其中的一百五十萬購買了自由國債，然後把它交給了自己的妻子，並且告訴她，那將是他們以後所需的一切花銷，如果萬一有一天他再向她要回這些債券，一定不可以給他，因為那時候他已經喪失理智了。

　　而在一九二九年底，那一天就來了。他就向妻子開口了，說需要追加保證金來保護他投到股市上的另外六百萬美元。他妻子剛開始拒絕了，但最終還是被他說服了。故事的結局可想而知，他們以傾家蕩產而告終。

　　實際上，這種遭遇不僅僅降臨到普通的缺乏理智的投資者身上，即使是一些睿智的經濟學家也沒有逃脫噩運。二十世紀最為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也在此次危機中幾近破產。

　　像其他人一樣，凱恩斯也沒有預料到一九二九年大崩盤，而且還低估了這次危機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凱恩斯積累的財富在一九二九年崩盤時受到重創，幾乎變得兩手空空。

　　後來憑借著敏銳的判斷力，到一九三六年的時候，他靠投資股市把財富又增長到了五十萬英鎊以上（相當於現在四千五百萬美金）。但是在一九三八年的熊市中，他的資金又縮水了百分之六十二。一直到他一九四六年去世，一九二九年的崩盤都是他心理上抹不掉的陰影。

　　盡管股市暴跌最初影響到的隻是富人，但這些人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群體，其成員掌握著大部分消費收入，構成了最大部分的個人儲蓄和投資來源。因此，股市崩盤導致美國經濟失去了由證券投資盈利形成的對支出的支撐。

　　股市崩盤以後，控股公司體係和投資信托的崩潰，大幅削弱了借貸能力和為投資籌措資金的意願，這迅速轉化為訂單的減少和失業的增加。

　　從一九二九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一月間，道瓊斯三十種工業股票的價格從平均每股三百六十四點九美元跌落到六十二點七美元，二十種公用事業的股票的平均價格從一百四十一點九跌到二十八美元，二十種鐵路的股票平均價格則從一百八十美元跌到二十八點一美元。

　　受股市影響，金融動蕩也因泡沫的破滅而出現。幾千家銀行倒閉、數以萬計的企業關門，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短短的四年間出現了四次銀行恐慌。盡管在泡沫崩潰的過程中，直接受到損失的人有限，但銀行無法避免大量壞賬的出現，而銀行係統的問題對所有人造成間接衝擊。

　　大崩盤之後，隨即發生了大蕭條。大蕭條以不同以往的嚴重程度持續了十個年頭。從一九二九年九月繁榮的頂峰到一九三二年夏天大蕭條的穀底，道瓊斯工業指數從三百八十一點跌至三十六點，縮水百分之九十，到一九三三年底，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幾乎還達不到一九二九年的三分之一。實際產量直到一九三七年才恢複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接著又迅速滑坡。直到一九四一年，以美元計算的產值仍然低於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一九三○至一九四○年期間，隻有一九三七年全年平均失業人數少於八百萬。一九三三年，大約有一千三百萬人失業，幾乎在四個勞動力中就有一個失業。

　　更嚴重的是，股市崩盤徹底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一直到一九五四年，美國股市才恢複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

　　一九八七年：大恐慌再臨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又是一段美國股市的黑色記憶，這一天美國股市又一次大崩盤。

　　股市開盤，久違了半個世紀的恐怖重現。僅三小時，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指數下跌五百零八點三二點，跌幅達百分之二十二點六二。

　　這意味著持股者手中的股票一天之內即貶值了二成多，總計有五千億美元消遁於無形，相當於美國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八分之一的財產瞬間蒸發了。

　　隨即，恐慌波及了美國以外的其他地區。十月十九日當天，倫敦、東京、香港、巴黎、法蘭克福、多倫多、悉尼、惠靈頓等地的股市也紛紛告跌。

　　隨後的一周內，恐慌加劇。十月二十日，東京證券交易所股票跌幅達百分之十四點九，創下東京證券下跌最高紀錄。十月二十六日香港恒生指數狂瀉一千一百二十六點，跌幅達百分之三十三點五，創香港股市跌幅曆史最高紀錄，將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以來的全部收益統統吞沒。與此相呼應，東京、悉尼、曼穀、新加坡、馬尼拉的股市也紛紛下跌。於是亞洲股市崩潰的信息又回傳歐美，導致歐美的股市下瀉。

　　據統計，在從十月十九日到二十六日八天內，因股市狂跌損失的財富高達二萬億美元之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直接及間接損失總和三千三百八十億美元的五點九二倍。美林證券公司的經濟學家瓦赫特爾因此將十月十九、二十六日的股市暴跌稱之為“失控的大屠殺”。

　　一九八七年十月的股市暴跌，首先影響到的還是那些富人。之前在九月十五日《福布斯》雜誌上公布的美國四百名最富的人中，就有三十八人的名字從榜上抹去了。十月十九日當天，當時的世界頭號首富薩姆·沃爾頓就損失了二十一億美元，丟掉了首富的位置。

　　更悲慘的是那些將自己一生積蓄投入股市的普通民眾，他們本來期望借著股市的牛氣，賺一些養老的錢，結果一天工夫一生的積蓄便在跌落的股價之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股市的震蕩剛剛有所緩解，社會經濟生活又陷入了恐慌的波動之中。銀行破產、工廠關閉、企業大量裁員，一九二九年發生的悲劇再度重演。

　　比一九二九年幸運的是，當時美國經濟保持著比較高速的增長，股市崩盤並沒有導致整體的經濟危機。但股災對美國經濟的打擊仍然巨大，隨之而來的是美國經濟的一段長時間的停滯。

　　日本股市夢魘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美國“黑色星期一”過後，率先恢複的是日本股市，並且帶動了全球股市的回升。

　　此後，日本股市一直呈上升態勢，但另外一個噩夢般的恐慌卻在醞釀之中。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東京交易所最後一次開市的日經平均股指高達三萬八千九百十五點，這也是投資者們最後一次賺取暴利的機會。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股市價格旋即暴跌。到一九九○年十月份股指已跌破二萬點。一九九一年上半年略有回升，但下半年跌勢更猛。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東京證券市場的日經平均指數跌破了一萬七千點，日本股市陷入恐慌。八月十八日降至一萬四千三百零九點，基本上回到了一九八五年的水平。

　　到此為止，股指比最高峰期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上市股票時價總額由一九八九年底的六百三十萬億日元降至二百九十九萬億日元，三年減少了三百三十一萬億日元，日本股市的泡沫徹底破滅。

　　股市泡沫的破滅帶來的後果是嚴重的。一方麵證券業空前蕭條。一九九一年股市大幅下跌以來的兩年中股票市場的交易量隻有以往的百分之二十。主要靠賺取交易手續費生存的二百多家證券公司全部入不敷出，且經營赤字越來越大。一九九二年不少大公司的赤字高達四百億日元以上。

　　對外資本交易方麵，由於對外證券交易額減少，出現長期資本收支盈餘，日本戲劇性地變為了資本輸入大國。

　　另一方麵由於股市瘋狂上漲，吸引企業都轉向直接融資，銀行被迫以風險大的企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主要融資對象，從而間接地導致了銀行業的危機。

　　泡沫破滅後，日本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立即呈現設備投資停滯、企業庫存增加、工業生產下降、經濟增長緩慢的局麵。影響所至，連房地產也未能幸免。日本房地產價格在一九九○年達到了聳人聽聞的高位，當時日本皇宮地塊的價格相當於美國加利福尼亞所有房地產價格的總和。泡沫破滅後，日本房地產價格跌幅近半才剛剛開始穩住，整個國家的財富縮水了近百分之五十。

　　當年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激發人們借貸投機的欲望，日本銀行當初急切地給房地產商放貸終於釀下了苦果。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和不良貸款不可避免地增加，使日本銀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引發了通縮，使得日本經濟經曆了更持久、更痛苦的蕭條。

　　日本經曆了長期熊市，即使在二○○五年的反彈之後，日本股市離它的曆史最高點還有百分之七十之遙。

　　中國式股災

　　目光放回國內。雖然與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中國股市發展曆程較為短暫，但依然經曆了兩次驚心動魄的股災。一次發生在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六年國慶節後，股市全線飄紅。從四月一日到十二月九日，上證綜合指數漲幅達百分之一百二十，深證成份指數漲幅達百分之三百四十。證監會連續發布了後來被稱作“十二道金牌”的各種規定和通知，意圖降溫，但行情仍節節攀高。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給股市定性：“最近一個時期的暴漲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漲勢終於被遏止。上證指數開盤就到達跌停位置，除個別小盤股外，全日封死跌停，次日仍然跌停。全體持倉股民三天前的紙上富貴全部蒸發。

　　另一次發生在二○○一年。當年七月二十六日，國有股減持在新股發行中正式開始，股市暴跌，滬指跌三十二點五五點。到十月十九日，滬指已從六月十四日的二千二百四十五點猛跌至一千五百十四點，五十多隻股票跌停。當年百分之八十的投資者被套牢，基金淨值縮水了百分之四十，而券商傭金收入下降百分之三十。

　　與國外股災相比，中國股災的發生原因不盡相同，但都有一些共性：股市的走勢大大脫離經濟的基本麵，因此注定難以持續，一有風吹草動，便全線潰敗，而股市中人則投機心態過盛，或風雨將至仍勉力為之，或追漲賣跌全憑感覺，終不免悲劇收場。■

　　“國際兒童節”並不國際

　　Blog： http：//blog。sina。com。cn/funv 父女博客

　　這些年，博客逐漸成為生活中經常聽到的一個名詞。

　　blog的全名應該是Web log，中文意思是“網絡日誌”，後來縮寫為Blog，而博客（Blogger）就是寫Blog的人。可以理解為博客是“一種表達個人思想和網絡鏈接，內容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並且不斷更新的出版方式”。博客（Blogger）這個概念也可解釋為使用特定的軟件，在網絡上出版、發表和張貼個人文章的人。

　　這類人習慣於在網上寫日記。 Blog是繼Email、BBS、ICQ之後出現的第四種網絡交流方式，是網絡時代以超級鏈接為武器的網絡日記。

　　一個Blog其實就是一個網頁，它通常是由簡短且經常更新的帖子所構成，這些張貼的文章都按照年份和日期順序排列。Blog的內容和目的有很大的不同，從對其他網站的超級鏈接和評論，有關公司、個人、構想的新聞到日記、照片、詩歌、散文，甚至科幻小說的發表或張貼都有。許多Blogs是個人心中所想之事情的發表，其他Blogs則是一群人基於某個特定主題或共同利益領域的集體創作。

　　博客作為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它傳播的不僅蘊涵著你的情感，還包括你大量的智慧、意見和思想。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中國的博客是從二○○二年開始發展的，如今規模將突破一億大關，成為全球博客發展最活躍的國家之一。以下選摘的是幾篇博客上的文章——

　　今天是六月一日，國內的孩子們都放假歡度“國際兒童節”。可在美國，俺家十一歲的閨女還得照常上學。因為美國壓根兒就沒有“兒童節”一說。這多少讓人覺得有點意外。美國不是自詡為“兒童的天堂”嗎？怎麽也不給孩子們定一個節日？美國人的回答同樣出人意料：美國的孩子們天天都過節，所以就沒有必要設立專門的“兒童節”了。

　　我原以為，“六一”既然是“國際兒童節”，那麽這一天應該是全世界孩子們的共同節日（國內一些媒體的報道就這麽寫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在課間問了來自韓國、墨西哥、秘魯、德國的同學，才知道他們的國家也有“兒童節”，但都不在六月一日。比如，墨西哥的“兒童節”是四月三十日，秘魯的是四月二十八日，德國的是九月二十日，韓國的是五月五日。中國“兒童節”僅僅是孩子們放假，而韓國的“兒童節”是全國公眾的假日，連大人都放假，家長們可以帶著孩子們出去遊玩。

　　那麽，哪些國家的“兒童節”和中國一樣是在六月一日呢？從網絡上查到的資料，目前能夠確定的隻有俄羅斯、朝鮮、波蘭、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和前東德。顯然，這些都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再看看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的來曆，就不難理解為何隻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在這一天過“兒童節”了。據來自官方網站的資料，“一九四二年六月，德國法西斯槍殺了捷克利迪策村十六歲以上的男性公民一百四十餘人和全部嬰兒，並把婦女和九十名兒童押往集中營。為了保障世界各國兒童的生存權、保健權和受教育權，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會議決定以每年的六月一日為國際兒童節。”當時正值冷戰初期，莫斯科會議作出的決議肯定不可能得到西方國家的響應，而積極響應的隻會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

　　所以，準確地說，六一“國際兒童節”隻是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的節日。■

　　新股民傳奇

　　Blog： http：//blog。sina。com。cn/Pengpaidexin 澎湃的心的博客

　　小新剛開戶來到股票市場。

　　小新在門口買了一張證券報，這時有個人說：“嘿！新股民吧！”

　　小新愣了：“你怎麽知道？”

　　那人說：“報紙沒有多少新聞，老股民哪有買的！”

　　小新進了大廳，這時人已經很多了，他站在人家身後看電腦，有人跟他打招呼：“喂！新股民吧！”

　　“你怎麽知道？”

　　“老股民都早來占機器，哪有你這麽晚的！”

　　中午，小新到外麵買了一個盒飯，賣盒飯的說：“新股民吧！”

　　“你怎麽知道！？”

　　“老股民哪有買盒飯的，都是三點以後回家吃的。”

　　小新覺得被人說了一上午新股民，有點煩了，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學，爭取早日成為老股民。

　　下午了，小新決定買個股票，他看好一個叫申華控股的，上個月還八塊多，現在才四塊多，他剛想買，邊上有人：說“嘿！新股民吧！”

　　“你怎麽知道！！！？？？”

　　“老股民哪有買除權股票的！”

　　快收市了，小新終於決定買個股票，他買了一百股600839.

　　不想被人看見了，那人說：“嘿！新股民吧！”

　　“你怎麽知道的！？！？！？”

　　“老股民哪有買長虹的！”

　　收盤了，營業部有股評，小新在認真地聽，有人說：“喲！新股民吧！”

　　“你怎麽知道的！！！！”

　　“老股民哪有聽股評的。”

　　小新徹底暈了，不敢騎車，隻好推著車往回走，一老頭回過頭打量他片刻，“年輕人，新股民吧？”

　　小新隻感覺自己像是光著身子在街上走，無地自容了。老大爺笑著說：“老股民哪有穿著綠衣裳來證券部看股票的？瞧，你那挎包上居然印著一頭熊！！” ■

　　奢侈的兩重天

　　Blog： http：//ichich。bokee。com/ 賊有靈的博客

　　很久以前，我曾經讀到過安妮寶貝的一段文字。她買了一盒哈根達斯，用幹冰包裹起來，坐在出租車裏，小心翼翼地捧著，然後不停地流淚，悲傷地想：那個愛我的人到哪兒去了？彼時，我是一個靠家裏供錢讀書的窮學生，出租車都很少打，更不要說去買哈根達斯那樣“昂貴而美麗”的食物。

　　若幹年後，我輾轉到了美國，站在食品店冷藏櫃前發呆。原來哈根達斯在這裏賣得如此便宜，三美元多一大桶，買兩桶的話還有優惠。即使換算成人民幣，它也稱不上昂貴。既然不昂貴，姿色也就大減。它與一堆雜七雜八的我沒有聽說過的冰淇淋推推搡搡地擠在櫥窗後麵，如同遭遇戰亂流落風塵的宮女。而陪我購物的美國友人的一句話粉碎了我最後的幻想：“哈根達斯？那是什麽東西？我從不吃這個牌子。”

　　我在這種若有所失的感傷情緒中展開了在美國的生活，逐步接受了一連串新的打擊。比如，有朋友托我買CK的內衣。然後我發現CK在這裏大約隻相當於班尼路在國內的地位。不，準確地說，GAP才是班尼路，CK的品位稍微高那麽一點。再比如，有朋友托我買倩碧的黃油——倩碧一直以黃油的暢銷而引以為自豪。果然，暢銷得像大寶，便宜得也像大寶。

　　我脆弱的心靈在備受打擊之後終於痛定思痛。我想說的是一個經濟問題，即，美國人的生活成本為何這樣低？

　　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他們的生活成本究竟有多低。美國勞動者（注意不是全體國民）的人均年收入是四萬美元，稅後到手一個月也就兩千多美元。在北京，一個剛工作的年輕人，月薪大概也就是三千元人民幣。

　　那麽，同樣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國家，可以維持什麽樣的生活？

　　首先來看食物。美國的食品賣得很便宜。我昨天的購物清單是芒果、蘋果、香蕉、生菜、小蘿卜、酸奶、麥片、番茄醬、大米，一共是二十一元美金。假如是二十一元人民幣，你在北京的超市裏可以買到什麽？也許隻有兩個芒果。

　　我詢問過很多朋友，單身或者夫婦兩人的家庭，一個月的食物支出，包括下館子，大約也就是兩百多元。這隻占個人月收入的百分之六左右。而在北京，你去一趟家樂福出來，恐怕就得兩百多元。

　　其次看衣服。這一點更讓人氣憤。一個國內來的MM深有感觸地說，在國內時逛一次街買一次衣服就要一千多元；在美國，除非你買LV或ARMANI這樣一線的牌子，否則，若隻是CK、DKNY之流，想一次花掉一千塊還真是不容易。當然他們的房子還是很貴的。大家的花銷，基本都用在養車和供房子上。

　　東西方，奢侈品的兩重天，也許，這就是全球化的效果。■

　　中國人的錢為什麽這麽多

　　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怎麽現在有一部分中國人這樣有錢：買房、買車、買奢侈品……《證券市場周刊》刊登陳誌武的文章對此做了分析——

　　中國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一九九八年之後，讓企業資產、土地和各類自然資源、勞動者未來收入流，都可通過產權化、證券化或者金融票據化轉變成流通的資本，把死資產和未來收入流變成可以花的錢。一個國家已經資本化或能被資本化的財產和未來收入流越多，它的“錢”自然就越多。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核心資本源有三方麵，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資源，第二是企業財產和未來收入流，第三是社會個人和家庭的未來勞動收入。把這些資產、未來收入流轉變成“錢”或“資本”的前提是這些資本源能被買賣，最好是能自由買賣。

　　我國於一九九○年推出股票市場，當時還圍繞股份製和產權開展了激烈的討論。當然，在明晰了產權製度的同時，企業產權還必須從國有轉變成可以私有，否則，就不能真正做市場化的交易，從而就不能被資本化。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一方麵國有企業不斷民營化，私有經濟不斷發展，另一方麵股市也在發展，這兩方麵大大強化了中國經濟資本化的能力，境內外股市共為中國經濟提供了二十萬億元的資本。這二十萬億元資本代表什麽呢？其中一部分是這些公司有形資產的價值，比如廠房、設備等，相當於公司的賬麵價值或說淨資產，反映公司過去的投入，但這隻是公司市值的小部分，更大部分市值是公司未來收入的折現，是對未來收入的資本化。

　　第二個資本源是土地、自然資源和房地產。在一九九八年之前，由於住房和土地屬國有不能交易，這塊財富巨大但是死的。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土地以兩種方式資本供房地產開發或工業建設，這是土地的直接貨幣化，本身還沒資本化。其二，在住房私有並可交易的情況下，房產可拿來作抵押借貸，通過住房按揭貸款，將房產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資產以及業主自己的未來勞動收入作金融資本化。

　　第三個資本源是眾多個人的未來收入流。雖然住房按揭貸款已將勞動者的部分未來收入資本化，但那隻是一小部分，中國的個人收入資本化空間還很巨大。其他消費信貸還在起步階段，有待進一步發展，如汽車信貸、信用卡借貸、學生信貸等都可看成是將個人未來收入流提前資本化的金融契約，這些工具當然也增加中國的資本供應。■

　　高等學校負債累累

　　國家教育部一位司長最近測算出一個數據，公辦高校的貸款總額應該接近4000億元。

　　此前兩個數據已經在海內外引起了爆炸性的轟動。

　　據《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透露：高校向銀行貸款總量約在1500億至2000元之間。

　　廈門大學鄔大光教授帶領他的學生調查了二十多個省的逾百家學校得出的數據是：公辦高校的貸款規模在2000億到2500億元。據參加調查的一位教師說：“即使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廳的領導也未必掌握高校貸款的真實數據，這個數據隻有各個高校的財務處長們掌握，匯總他們的數據才是真正真實的數據。”

　　那麽，高校貸款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呢？如何揭開這個數字謎局呢？

　　始於一九九九年擴招引發的高校貸款風潮從二○○三年陸續亮起了“紅燈”，這在業內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從一些支離破碎的公開資料就已初現端倪。

　　據國家審計署的審計數字：至二○○三年末，教育部等中央部門直屬的清華、北大等十八所高校負債72億元，其中基本建設形成的債務占82%。

　　正是由於這種大手筆的借貸，我國大學校園近幾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據統計，在過去三年，我國高校的校均建築麵積在不斷提高，二○○四年，全國校均建築麵積是26.6萬平方米，二○○五年是28萬平方米，二○○六年是30萬平方米。

　　近期出版的《2006年：中國教育的轉型與發展》教育藍皮書向社會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高校急速擴張所引發的貸款黑洞正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據參加調查的教師分析，“按原來的設想，大學貸款的主要依據是擴招和高收費，而現在高校的學費已經超過了老百姓承受的極限，不可能再增加；而依靠學生數量擴張的擴招模式也很難持續下去。”但是，根據國家發布的《全國教育發展規劃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國未來的高等教育發展目標是：到二○一○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要達到25%~27%左右，在校生要達到2900萬左右，而二○○六年的毛入學率僅為21%。根據這一發展目標，目前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與該目標尚有700餘萬的差距，似乎在數量擴張方麵尚有很大“潛力”。

　　顯然，再通過學生數量的擴張和高收費的辦法還貸已經成了一條“死胡同”。■

　　我國肺癌死亡率三十年增加500%

　　衛生部公布的二○○六年城鄉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惡性腫瘤超過腦血管疾病，成為中國居民的首要死因。據全國30個城市和78個農村縣死亡原因統計，二○○六年城市居民死於惡性腫瘤的比率比上一年上升18.6%；農村居民因惡性腫瘤死亡的比率比上一年上升23.1%。

　　新中國成立以來，衛生部門分別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九二年和二○○二年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針對惡性腫瘤的死因調查。全國腫瘤登記中心一位見證過一九七五年那次全國範圍的死因回顧調查的老同誌說，周恩來一九七四年夏天得知自己得的是膀胱癌後，推己及人，想到普通癌症患者的痛苦，指示衛生部對全國癌症發病死亡狀況做一個調研。衛生部組織人員從一九七五年全麵開展全國人口死因調查工作，於一九七八年全部完成。

　　這次調查的範圍涵蓋了除台灣省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的395個城市和2392個縣（旗）合計8500萬人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三年期間惡性腫瘤病例和人口資料。沒有調查的隻有西藏阿裏地區和四川西藏邊境的35個縣。調查抽樣人口之多、覆蓋之廣泛，迄今仍沒有被超過。後來的兩次抽樣調查都是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在死亡率高、中、低的地區選取樣本。

　　三次調查的結果顯示，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中國惡性腫瘤的死亡率是99.5/10萬；九十年代初達到124.46/10萬；二○○二年提高到148/10萬。三十年間，中國惡性腫瘤死亡率上升了近50%。

　　有些癌症的死亡率更是增長了500%以上，比如與環境汙染、化學品使用關係密切的肺癌，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男性肺癌死亡率為6.82/10萬，女性為3.20/10萬，在惡性腫瘤中排名第四；九十年代初增加到男性死亡率29.70/10萬，女性11.72/10萬，排名第三；到二○○二年則增加到男性35/10萬，女性14/10萬，成為中國死亡率排名第一的惡性腫瘤。三十年裏，年均增長26.9%。■

　　中國將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

　　現在，如果還有人要說中國廣袤的農村有取之不竭的勞動力，將會遭到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雙重反駁。

　　三十年前，中國開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其結果簡而概之，就是中國計生委進行工作總結時的一句口號：“計劃生育三十年，人口減少三個億”。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指出，計劃生育的成功其實是把雙刃劍；中國在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億張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億勞動力。

　　一份聯合國的預測表示，到二○一五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停止增長，屆時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十億人左右的峰值，隨後即開始逐漸下降。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所預見的中國人口變化趨勢與之類似。該中心稱，到二○一三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將達到百分之七十二點一的峰值，而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峰值將出現在二○一六年，屆時將達到九億九千七百萬。

　　由此產生的勞動力現實是，二○○六至二○一○年期間，非農產業的用工人數還將持續增加，中國的勞動力供需很快就將出現缺口。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說。他和同事們使用三個經濟增長率設想值（百分之十的高增長率、百分之九的中等增長率以及百分之八的低增長率）以及兩個就業彈性指標，測算出六種勞動力供需局麵。

　　“自二○○四年以來，無論出現上述哪種勞動力供需局麵，中國每年新增就業人口的淨增長量都低於新增加的勞動力需求量，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之間的差距還將逐步擴大。盡管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部門將持續釋放出多餘的勞動力，但具體到不同的地區、行業和工種，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預計仍將不時出現。”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長蔡昉如此勾畫我國的勞動力供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