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逮捕許世友

　　◎ 姚金果 蘇 杭

　　張國燾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一個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從崛起、輝煌，到挫折、墮落，充滿了跌宕起伏、曲折坎坷。最近出版的由姚金果、蘇杭兩人合著的《張國燾傳》（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試圖通過大量材料，盡可能客觀地再現張國燾的一生。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為完整的有關張國燾的傳記。

　　此書向讀者介紹了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展開的對張國燾的批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插曲——

　　原在保安的紅軍大學，一九三七年一月隨黨中央遷至延安後，根據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將校名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由林彪任校長，劉亞樓任教育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

　　批判張國燾路線運動在抗大開展以後，抗大發生了四方麵軍高級幹部許世友等人準備拖槍出走的嚴重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在當時引起了轟動，而且多年後的今天，仍然眾說紛紜。

　　據《追求》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發表衡學明的《許世友蒙難記》一文所載：

　　在抗大開始有組織地揭批張國燾之後，四方麵軍學員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頭來。許世友見下麵幹部非常宗派，看不起四方麵軍的同誌，心裏非常生氣。可是他強壓怒火，依然抱著“隻要你不說到我頭上，我就不管”的超然態度。但他最終還是沒能做到這一點，他不同意那些說張國燾是逃跑主義的觀點，更不能容忍那些對四方麵軍的無理指責。在抗大一隊的批判會上，有人又把張國燾的問題與四方麵軍扯在一起，他再也坐不住了，徑直走到隊前放了一炮：“怎麽能說張國燾是逃跑主義呢！中央就沒逃跑？中央紅軍不也從中央蘇區撤出來了嗎？如果說逃跑，應該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紅軍有，四方麵軍有，所有紅軍都有！打不過敵人了，換個地方再打嘛，怎麽叫逃跑呢！四方麵軍撤到川北，部隊不是發展了嗎？這樣的逃跑，有什麽不好！有人說張國燾搞分裂，我不那麽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間走沒了。怎麽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沒跑的倒是搞分裂，真讓人想不通……”他發泄著自己心中的不滿。這時，有人坐在隊列裏高呼：“許世友，你這是反對中央！”“不許你胡說八道！”“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土匪！”喊聲打亂了許世友的發言，氣得他暴跳如雷：“我反對中央？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他說不下去了，雙手緊捂胸膛，口中噴出一道殷紅的鮮血……

　　許世友住院了，但抗大的鬥爭會一天比一天開得厲害。這時，四方麵軍的營、團、師、軍級幹部來看他，沒有一個不哭的。過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覺到沒有出路，對許世友的影響很大。當初，是他力排眾議，堅決把紅大和黨校學員帶到了保安，沒有想到會出現這麽一種結果。一連三個不眠之夜，他想起了當初對大家的許諾：“到中央去看看，不好再說嘛！”現在該怎樣辦？

　　一天上午，詹才芳、王建安、吳民安等人來看望他，各人又是淚流滿麵。他說：“你們就知道淌眼尿，哭有什麽屁用？！”“被人家捏在手心裏，咋辦呢？”“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們走！”“走？到哪兒？”“回四川找劉子才！他們還有一萬多人，又是我們的老部下，巴不得我們去哩。在這裏天天說我們是反革命，還要槍決。我們到四川去打遊擊，叫他們看看我們到底是不是革命的，願去的就走，不願去的也不要告訴中央。”大家舉手讚成。

　　計劃在秘密進行中。到第三天時，已有二十多名團級幹部、兩名營級幹部、六名師級幹部、五名軍級幹部願意走。許世友說：“當時，我們決定不帶張國燾、何畏、周純全，因他們都要騎馬。我們準備步行七天七夜，到四川漢中靠巴山會合劉子才再說。一切計劃都是我作的，路線也是我畫的，還有給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準備四月四日夜十時出發。”這一天是個星期日，夜間十點正是人們熟睡之機，他不想傷害那些把守城門口的哨兵，決定從北城牆下的一個下水道出城。

　　轉眼到了四月四日，準備出走的學員悄然整理行裝，采購食品。許世友不動聲色地從醫院回到抗大，選派了吳世安和兩名警衛員攜槍出城，準備夜間在北門外接應。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但在關鍵時刻，王建安變卦了，致使這一計劃敗露。

　　此文發表後，引起一些當事人的注意，莫文驊在《炎黃春秋》一九九三年第七期發表文章，對衡文的一些說法予以反駁，他寫道：

　　這次教育，完全是正麵學習，沒有搞任何的過火鬥爭。當然，鬥爭中可能有個別過火言論，但都及時糾正了。沒有說什麽“土匪”、“槍斃”的，更沒有動手打人，因為這是黨內思想鬥爭。……“抗大”沒有對張國燾麵對麵的鬥爭。他是紅軍總政治委員。“抗大”無權把他弄去鬥爭，就是中央擴大會議，對張國燾也隻是背靠背批判，他沒到會。……至於“托洛茨基”這個詞，當時沒有用過。隻在“七七”抗戰後，“抗大”才用這個詞，這是三個月以後的事啦。是批“張慕陶”，不是批“張國燾”，大概誤傳了。……由於張國燾統治四方麵軍多年，又一直掛著馬列主義知識分子的招牌，長期在四方麵軍內實行愚民教育，甚至偽造列寧的指示，說什麽“兩個工農分子監視一個知識分子”、“最落後的地區可以建立根據地”等等。所以四方麵軍的一些幹部出於對黨的樸素感情，對張國燾還有些盲目迷信，把他看做四方麵軍的化身和代表，不能把張國燾的錯誤和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奮鬥區別開來，對“抗大”進行的批判張國燾錯誤的學習討論產生了反感和不滿情緒，而且他們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不滿。於是，在“抗大”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如果事實確如莫文驊所說的那樣，那麽，下麵這種說法就更值得注意了。

　　詹才芳的女兒詹楊曾出版了《戰將的足跡——詹才芳將軍的故事》一書。詹楊在書中說，她為了澄清這一事件的真相，先後訪問了洪學智、陳再道、徐深吉、李中權、肖全夫、張貽祥等老將軍，他們“毫無顧忌地從各個側麵反映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那麽，詹楊經過訪問，所了解到的事實是什麽呢？她這樣寫道：

　　在此期間（即批判張國燾期間——引者），有個別人沒有按照中央的《決定》去做。在批判張國燾時，把四方麵軍的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說成是“張國燾的人”，是“張國燾的應聲蟲”……這大大激怒了許世友等同誌。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桂幹生、詹首奎等在下麵議論，認為有些違背中央的《決定》的精神，搞派性，搞山頭主義。還說什麽“我們中央”、“他們四方麵軍”怎麽怎麽。大家更加氣憤。

　　當四方麵軍幹部受到壓力後，許世友帶著情緒發牢騷道：“我們是中央的幹部嘛！為啥把我們說是張國燾的人？！”“在延安呆不下去，沒啥了不起的。回鄂豫皖或川陝根據地，打遊擊去！”其他同誌也有類似的語言。當時，謝富治等人聽到後，立即向抗大個別領導打了小報告，說“他們當中沒有一個好人”，又說“他們馬上要把隊伍拉走”，“要搞武裝暴動”等等。有人聽信了這些擴大事實的匯報和捏造的謠言，竟立即采取了緊急措施，把許世友和詹才芳他們都抓了起來。這就變成了“反革命事件”。

　　洪學智將軍在回顧此事時，曾這樣說：“那時候說‘到鄂豫皖打遊擊’這話，本是發泄一下不滿，結果給匯報成了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拉隊伍走’、‘帶槍走’……還說我們已‘建立了反革命組織’了呐……真是胡謅！”

　　徐向前元帥在《曆史的回顧》一書中這樣寫道：“其實，這是個冤案。起因在於抗大清算‘國燾路線’，矛頭指向四方麵軍的學員，整得好苦，引起強烈不滿情緒。”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還有待於新的資料的公布。但不管怎樣，“抗大”還是把許世友等人抓了起來，並進行了審訊。據莫文驊回憶，事情的經過是：

　　四月三日是星期日，天氣晴朗，學校放假休息，教職員、學員們大多到延安城內，到寶塔山和清涼山等地去玩了。莫文驊因為有些事要做，沒有外出。上午十一點鍾左右，校黨總書記鄧富連（現名鄧飛）突然跑來找莫文驊，他神情緊張，上氣不接下氣，急急忙忙地告訴了莫文驊一件意外的事情。原來，他剛剛接到第二隊的黨支部書記、校黨總支委員謝富治的報告：在“抗大”學習的少數四方麵軍的軍、師級學員，由於不滿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受張國燾拒不承認錯誤的頑固態度的影響，對黨中央開展批判張國燾錯誤的鬥爭心懷不滿，由學員許世友領頭，王建安、洪學智、陳再道、詹道奎、朱崇德、劉世模、詹才芳等十多名軍師級幹部參與，密謀帶領每人身邊的武裝警衛員共二十多人，攜槍逃跑。他們準備當晚午夜舉事，殺死×××，然後從北門城邊牆腳下的水溝爬出去（因為城門有衛兵），到山中去打遊擊。這是他們平時就偵察好的。水溝能同時爬出兩個人，可以避免被城門口和牆上的哨兵發覺。

　　王建安（軍長）是參與者，後來他覺得這一行動太不應該，認識到黨內矛盾可以在黨內解決，何必用暴力？況且又要殺死某某，這不是叛變革命嗎？這是非常危險的行為，政治上沒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險。所以他決定不走了。上午，當許世友問他準備情況時，他說有病不走了。但他們逼他一定得走，否則采取強製措施。這樣，王建安感到兩頭為難。走了不合適，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險。經過仔細考察，不得不親自向謝富治揭發了事變陰謀。

　　當莫文驊聽鄧富連講完這件意外事後，心情也非常緊張。他決定讓鄧富連留下，注意繼續了解情況，觀察動靜。他自己便去找劉亞樓、傅鍾等校領導。跑了幾處都沒找著，於是隻得直接去找林彪校長。他向林彪詳細報告了此事，林彪聽後，要他先回校，不動聲色，注意了解新的情況，並做好防備。而林彪自己則先向毛澤東主席和中央報告後，再回校處理。這樣，莫文驊便急忙回校向保衛科同誌及身邊人密告了此事，並布置好一切，以防萬一。

　　不久，林彪回來了，馬上召集劉亞樓、傅鍾、莫文驊、鄧富連、謝富治及保衛科同誌等開會，宣布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決定，立即將許世友等一夥人逮捕，以防止事變的爆發引起惡劣的後果。於是，當天下午四時，學校吹響了緊急集合號，召集學員在各隊開會，高幹的第一二隊學員也到各自教室開全體會議。第一隊由黨支部書記胡耀邦主持，第二隊由隊長倪誌亮主持，由傅鍾、謝富治分別向第一、第二隊宣布了許世友等人密謀拖槍逃跑和中央的逮捕決定。宣布前，陝甘寧邊區保安處長周興，已派人把兩個隊的教室包圍起來，各隊把參與密謀的人一一點名叫了出去，由保安處人員捆綁起來押走了，一共抓了有十多人。與此同時，由鄧富連帶幾個人到學員宿舍，收了所有的手槍。

　　六月六日上午，最高法院召開特別軍事法庭公審許世友等人拖槍逃跑一案。由各機關團體代表約一百五十人參加。審判長為董必武，書記為周景寧，陪審為雷經天、周興等四人。由國家檢察機關代表傅鍾報告被告人許世友等人的犯罪行為。許世友等人供認：因對抗日統一戰線發生懷疑，企圖拖槍逃跑，去打遊擊，承認這是一種反革命行為。法庭經過審理，認為他們過去對於革命有過功勞，決定從輕判決：判處許世友一年半徒刑，其餘分別判處一年、八個月或六個月不等。當時的《新中華報》於六月九日曾對判決許世友等人作了公開報道。沒過多久，黨中央又決定對所有參與事變的人進行特赦，予以釋放，重新安排了工作和生活。

　　那時，張國燾在延安。事情發生後，“抗大”震動很大，議論紛紛。學校在城隍廟門口坪裏開大會，向全體教職員、學員進行傳達解釋。中央要張國燾去給大家，尤其是四方麵軍的幹部講一次話，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評，啟發四方麵軍同誌認清他的錯誤，站到中央方麵來。張國燾迫不得已由朱德總司令、林彪陪同到會講了話。他對自己的錯誤和許世友等人的犯罪行為一字不提，卻哼哼哈哈、不痛不癢地說什麽“如果問題不能在抗大解決……每個同誌都有權將問題向上級黨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產國際控訴”。

　　此後，全校就此事開展了大討論，大家列舉了大量事實，憤怒地揭發了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逃跑主義、反黨反中央的罪行，也批判了許世友等人的罪過。

　　事件發生後，中央首先考慮張國燾是否是幕後操縱者。因為正在批判張國燾運動中發生此事，而且平時張國燾與四方麵軍的幹部又有許多接觸。鑒於張國燾過去的行為，中央有這種考慮也在情理之中。根據中央指示，董必武、李克農、杜理卿等人負責審理與事件有關的人。他們與被捕的四方麵軍幹部一個個談話，詳細詢問事情的來龍去脈，結果證明與張國燾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