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海 外 書 情

　　法國大革命的犧牲品

　　◎ 羅　靈

　　《時裝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

　　在革命前穿什麽？》

　　Ch。威伯著

　　亨利·豪托出版社

　　法國大革命的高潮是法王路易十六在巴黎民眾的歡叫聲中被送上斷頭台處死，這也是這場革命的標誌性事件和以後所有革命都繞不過的一個象征。和路易十六同時走上斷頭台的有他的妻子，法國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這年她從鄰國奧地利嫁到法國有二十三年了。

　　圍觀殺頭的大眾對瑪麗·安托瓦內特的死更顯得高興，比起對他們的國王來，革命群眾更加憎恨他們的王後。這個招人厭的女人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瑪麗·安托瓦內特是奧地利的公主，是威勢遍及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女皇瑪麗亞·泰利薩的小女兒。女皇把瑪麗·安托瓦內特嫁給法國王儲，不是為了給自己的女兒找個好婆家，而是為了緩和這兩個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之間的敵對關係。可是，年僅十四歲的瑪麗·安托瓦內特怎麽來承擔這個外交重任呢？

　　泰利薩女皇生了一大群孩子，把他們當做歐洲外交的棋子。瑪麗·安托瓦內特太小，本輪不到去婚姻外交的第一線，因此女皇從小沒在她的教育上太費心思。但是天花奪去了她幾個姐姐的生命，女皇媽媽隻好讓她去遠嫁凡爾賽宮，事出倉促，能幹的女皇媽媽也來不及對瑪麗·安托瓦內特多加培養，就用一輛八駕馬車把她送去法國。這樣，一個一無所知的小女孩獨自地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環境中，擔負著她完全沒有準備的使命。

　　她所來到的凡爾賽宮確是一個奇怪的地方，這裏的一切都由嚴格的宮廷禮儀所規定，哪怕是起床用餐都有非常繁複的禮節，而且這整套禮儀還是一個世紀以前太陽王路易十四定下來的。在這個宮殿裏，禮儀就是一切，排場和名分壓倒了現實。如果規定給她倒水的女官不在，她再渴也得忍著，自己決不可親自動手拿起水瓶。如果給她穿衣的貴婦人走開了，她就隻能晨寒中站在空曠的廳堂裏挨凍。這就是作為法國王後的奧地利女孩瑪麗·安托瓦內特的生活。

　　但是作為王後，她不僅要成為宮廷禮儀的模範，她還要帶領國家。她沒有媽媽的智略，也不懂政治，有的隻是女孩子的本能：愛打扮。於是她自然地成了法國貴族衣飾時尚的領袖，時時以新奇的服飾出現在臣民的麵前，王後的新衣馬上就成為法蘭西王國裏貴婦人模仿的對象。也自有聰明伶俐的禦用服裝商不斷地向她提供最新服式，當然開出的價格也是與王家身份相配的。這樣，瑪麗·安托瓦內特以她的方式促使王家的債務越積越高，一直高到路易十六不得不召集臣民代表開會商量解決王國的財務問題。我們都知道這個會議的後果：法國大革命開始了。

　　一直到了斷頭台下，瑪麗·安托瓦內特恐怕也不明白發生在她身邊的這些事。她為自己的最後一天準備好了一身簡單的白衣白帽，靠著畫家大衛用簡潔的筆觸畫下的一幅速寫，這個奢華揮霍了一輩子的女人就以樸素得不能再樸素的形象定格在曆史的記憶中。

　　名人的百年紀念向來是出版社出版計劃的重點所在。今年是美國詩人朗費羅誕生兩百周年，當然少不了有新的關於朗費羅的著作上市。但是和紀念別的文學巨人不同，紀念朗費羅誕辰的專著並不僅僅是些應景的文章，而是顯示了朗費羅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轉折。

　　朗費羅不是中國讀者會感到陌生的詩人，他是中國近代以來詩作最早被譯出的外國詩人，中國的詩歌愛好者們對他的那些名作都是耳熟能詳的。但是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近幾十年來在中國作為研究成果申報的學術專著論文裏很少有以朗費羅為研究題目的。這裏的原因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很複雜。簡單地說，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大體跟著國外走，國外的顯學在國內肯定有連篇累牘的跟蹤，而國外的冷門在國內就更冷了。那麽朗費羅研究在國外為什麽會受到冷落呢？

　　朗費羅曾是美國最受歡迎的大詩人，在他那個時代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國詩人。但是，他的聲望到了二十世紀就一落千丈了，這並不是說讀者不再喜愛他的詩歌了，一般讀者還是樂於誦讀他的那些膾炙人口的名篇的，隻是當代的專業詩人們和文論家們走到了另一條道上去了。二十世紀是現代派的世紀，現代派雅好奇譎生澀的風格，風行的是似通非通的詩句，沉醉在似懂非懂的欣賞佳境裏。他們以反叛前現代傳統為己任，在他們看來如果寫不出些驚世駭俗的句子來就不配詩人的稱號。而朗費羅恰恰代表了他們所要反叛的一切，朗費羅的詩優雅平易，其風格和情感都適合有教養的上流社會的品位，這使他逐漸地失去了二十世紀的主流文學家們的歡心。龐德恥於承認他實際上是朗費羅的侄孫，處心積慮地要寫出點和朗費羅的詩作截然不同的東西來。很多自命前衛的詩人以戲仿嘲弄朗費羅為樂。在流行的美國詩選中留給朗費羅的篇幅越來越少，從原先的幾十篇縮減到隻選他的一兩首詩，聊備一格而已。到後來，《牛津美國詩選》的編者索性宣布現在是到了徹底打碎朗費羅的僵死偶像的時候了。

　　但是，朗費羅的愛好者們會說，人間自有公道。在文學精英的小圈子以外，現代派晦澀消沉的出品並沒有多大的讀者群，而朗費羅開朗雅致的詩倒一直擁有不少讀者。時至二十一世紀，我們終於看到潮流的回轉，近年來出現了不少重新評價朗費羅的論著。這部新著的出版迎來了朗費羅的兩百年誕辰，作者給我們描述了一個非常適合我們時代的朗費羅的形象。朗費羅整個文學生涯的特色就是他的開放精神，他不像同時代的愛默生和惠特曼那樣孜孜於發揚美國精神，而是心胸開闊地麵向整個世界的文化，他所從事的文學翻譯也使他能夠充分汲取其他語言的文學的養料。經過這麽多年現代主義的嚐試，我們應該明白，優美和平的風格不是朗費羅的缺點而是他的成就。作者對朗費羅的高度評價使人期待著美國詩學界裏將有一個朗費羅的複興，喜愛朗費羅的讀者也可以大聲地吟詠他的詩歌而不怕被時髦的評論家譏笑了。

　　中世紀是現代的前夜。從中世紀到現代的過渡是當代許多曆史學家注意的題目，因為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這個過渡不會像傳統的曆史教科書描寫的那樣是一個從黑夜到白天的突變：中世紀裏全是愚昧壓迫和貧困，現代世界則是理性自由和富饒的天地。許多我們認為是現代社會獨有的特性其實在中世紀社會裏都早已紮下了深深的根基。

　　人們過去都以為，爭取公民自由是現代人特有的企求，是人性蘇醒後才有的願望。在等級森嚴神性壓倒人性的中世紀是沒有人身自由和尊嚴的要求的。曆史學家近來的研究揭示出了一個不同的現實。

　　民眾起義暴力抗爭是中世紀社會裏常有的現象，這種社會暴力事件是社會矛盾的集中表現，最能體現社會的潛流。本書作者就是以這為題目，由此來研究西方中世紀民眾的社會要求。這位著名的曆史學家做的是紮實的史料調查，表現出令人佩服的實證工夫。他窮盡了所有能夠找到的關於中世紀晚期在意大利、法國和佛蘭德發生的群體事件（借用我們當代的一個名稱）的資料，統計下來這三個地方在一二○○年到一四二五年間總共爆發過一千一百一十二次集體反抗權勢的事件。他進而分析這些事件的起因和性質。一般的史書都會說，中世紀的暴動或起義大多是因為饑荒而起，收成不好，或征斂過多，老百姓沒飯吃了，於是就揭竿而起，在中國古代史上也一直這麽說的。但是本書作者發現，在他統計的這一千多次造反事件中，因為糧食問題而爆發的衝突非常罕見，總共隻有十一次，占總數的百分之一還不到。中外的許多史書還會把宗教信仰當做是一個重要的誘因，在許多起義團夥裏似乎都有一個有魅力的精神領袖的身影。但是作者的統計數字卻表明，總計隻有二十七次起義裏有教士或精神領袖在活動。

　　那麽中世紀的民眾暴動到底為了什麽呢？作者的調查顯示，為了直接的經濟問題而由農民發起的起義實際上相當少；民眾暴動在中世紀後期特別多發，並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發生在城鎮裏，絕大多數的暴動的起因是政治性的，經常是由貴族的驕橫暴虐或腐敗而引起的。許多表麵上是為了經濟爭端而爆發的起義，實際上還是有著深刻的政治動機的。最經常的政治動機是要求有政治參與權，要求有權利參加到市政或國家的權力運行中去，要求在決定稅收政策上有發言權。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常常因偶然事件而爆發的群體反抗中，沒受過什麽教育的平民們總能表現出令人驚歎的政治能力，他們會進行選舉，會組織隊伍，會提出政治綱領。正是在這樣的群體反抗中，“自由”的觀念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傳播，這個口號的內涵也從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所有人都應該擁有的平等的權利，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被認為是暗無天日的中世紀裏。顯然，支撐西方現代政治體製的思想理念和民眾信仰並不是啟蒙時代以後才突然出現的。早在中世紀裏，早在資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之前，“自由”與“平等”的觀念就已經在西方社會裏策動著人們的群體行動。

　　生命是什麽？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西方人，從哲學家到科學家都沒少在這上費腦筋，前者是為了給生命下定義，後者是為了找出生命的基礎。所有對生命的思索自然而然地都指向一個虛無飄渺但是令人著迷的概念：靈魂。自古以來人們總相信，人不會隻是一堆血肉，在肉體之外或之上肯定應該有些什麽東西使人不同於動物或者使有生物不同於無生物。

　　大概世界上所有的文明裏都有對生命本質的解說，西方文明的特點是它一直追求著用技術手段來抓住靈魂的影子。西方科技發展史上的種種新奇發明，常常被人用來顯示靈魂的存在。十八世紀時，意大利醫生加伐尼偶爾發現電能夠使死青蛙的大腿肌肉劇烈地抽搐，我們現在知道那是生物電流的作用，毫無神奇可言。但是當時電剛被發現不久，人們對看不見摸不著但又威力無比的電正充滿好奇，加伐尼很自然地認為是電讓僵死的動物肌肉活過來了，那麽電就應該是那個神秘的生命之力了，就是人們一直想找的靈魂的體現了。加伐尼的實驗震驚了整個歐洲，成了所有的沙龍裏熱烈討論的題目。有一天晚上雪萊夫人和朋友們談論了加伐尼現象，隨後她就構思了她的著名小說《弗朗肯斯坦》，小說的所謂科學根據就是電給組合起來的肉體注入了生命之力量。

　　認為人是由物質的肉體和無形的靈魂組合而成的信念源遠流長，西方人想盡一切辦法來使靈魂顯形。我們知道西方人有用蠟或其他材料為剛死去的人做麵部造像的習慣，翻開有的莎士比亞全集，我們還能看到莎翁死時的麵像的照片。但是做死時麵像的初衷實際上卻不是為了紀念，而是為了看到靈魂離開身體時的痕跡。這想法很自然，和捕獲獵物一樣，蟄伏在身體裏的靈魂當然難以抓住，隻有當它移動時才有可能窺視到它的蹤跡。

　　十七世紀的時候，一位耶穌會教士搞出了一種有點像中國的皮影戲的幻燈術，可以顯示活動的人影。自亞裏士多德以來西方人一直相信活動是生命的標誌，因此能夠表現人影動作的幻燈術就被當做是表現靈魂活動的一個新發明。這樣也開始了用創造幻覺來顯示靈魂的時代，在風行一時的幻燈術表演中，最吸引觀眾的是骷髏的舞蹈和魔鬼的現身。當攝影術發明以後，這個奇妙的留影技術又使追蹤靈魂的人士大大地興奮了一陣。現在沒人不知道在照片上是非常容易做手腳的，當時的公眾卻為照片上出現的種種奇異的影像而驚訝。就像古代的人們以為可以從鏡子裏看到妖異的真相一樣，十九世紀的人們以為真的能夠從照片上看到靈魂的現身。

　　最為聳人聽聞的是那個時代裏以“心理研究協會”的名義活動的江湖騙子的把戲，他們以人特別是女子為媒體，聲稱能夠與另一個世界溝通，能夠表現靈魂的種種超自然的力量，各色特異照片是這些超自然力量的證據。現在看來這些表演都不過是魔術，當時的許多大眾對此堅信不疑，以為科學手段終於把肉體之上的靈魂或精神揭示出來了。

　　不要認為這一切都過去了，當代社會科技空前發達，人們對精神靈魂等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卻一點也不減少，許多人和過去世紀裏“心理研究協會”的信徒一樣，把新的科技發明隻當做是進入超自然世界的新手段而已。

　　當代科學中最有名的圖像莫過於基因的雙螺旋結構圖了，當代科學中最令人矚目的也莫過於基因研究了，因為基因能告訴我們人之所以為人的秘密。為基因研究奠定基礎的是兩個生物學家傑姆·華生和弗朗西斯·克裏克，正是他們兩人在一九五三年推斷出了基因的雙螺旋結構。在確定了這個發現僅僅幾小時後，克裏克向世界宣布，他們發現了生命的秘密。他沒有誇大其詞，整個現代遺傳科學是建立在這個基因的雙螺旋結構理論上的，而遺傳科學最有希望最終揭示出生命的秘密。

　　發現雙螺旋結構之前的克裏克是個默默無聞的人，他過去的整個學術生涯似乎都是在為這個偉大發現做準備。他受過非常嚴格的科學訓練，和他的領域裏的其他學者不同，他既有一個非常紮實的物理學的基礎，也有一個非常紮實的生物學的基礎，這使他事業的學習階段特別的漫長和辛苦，但是卻讓他受用一輩子，因為現代遺傳學需要的就是物理學和生物學兩方麵的知識，克裏克在這兩門學科裏的學術功底，使他在遺傳學研究中如魚得水。他的同事們都承認，隻有像克裏克那樣同時擁有結晶學和生物學的精湛知識，才能夠在基因研究方麵具有如此的洞見。

　　雙螺旋結構的發現過程現在已經成了科學史家們熱衷探討的話題。確實，在這個發現過程中還有一些別的科學家的貢獻，特別是一位英國女科學家的關鍵性研究結果，許多人甚至為此而對華生和克裏克獨占榮譽感到憤憤不平。但是不管將來的科學史會怎樣來劃分這個偉大發現的功勞，克裏克作為一個當代最偉大的分子生物學家的地位是不會改變的，因為在以後幾十年的研究中，克裏克又在許多方麵有著不同尋常的發現。正是他的實驗表明了基因密碼是三個一組的，也是他在探明基因的六十四個三位密碼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預言RNA的存在，在確定遺傳學的順序原則等等方麵，他的貢獻都是決定性的，而正是這些他所完成的發展使遺傳科學有今天的成績。

　　在克裏克的學術生涯的最後幾年裏，他再沒有了震動學術界的輝煌成就。這不是因為他放鬆了努力，也不是因為他的創造力衰退了。興趣非常廣泛的克裏克在研究了生物學的許多領域裏的課題後，最後選擇了神經生物學，決定集中精力解決意識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或許是現代科學所麵臨的最大難題。克裏克在這個領域裏的工作的意義是無可否定的，但是，顯然我們的時代還沒有為解決意識問題作好準備，還缺乏解決這個困難問題的必要條件，所以克裏克的努力沒有取得他期望的成果。就像曆史上的許多大科學家一樣，克裏克不走現成的道，他選擇了攻堅，即便他失敗了，他的努力還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是眼前全人類的大問題，上至國際峰會下到民眾草根運動都在關注生態。在我們麵臨的種種生態失常問題中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全球性生態變化是大氣變暖。大氣變暖已經導致了自然災害的頻發，如果不加以遏止，將會帶來嚴重的自然環境的危機，地球的許多地方也將不再適合人類居住。

　　那麽大氣怎麽會變暖的呢？環境科學家們一致認為，人類生產活動中產生的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是導致大氣變暖的原因。因此我們必須立刻采取措施，改變目前的經濟活動方式，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但是，曾聽到有的曆史學家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大氣的變暖未必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後果，其論據是曆史上氣候也在變化。古代的中國並沒有大工業，沒有成萬噸地燒煤而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發電廠，但是中國史籍的記錄卻表明，幾千年來中國的氣候照樣是有時變暖有時變冷，可見我們並不能說氣候變化就是人類工業活動的後果。

　　提出這樣的異議的史學家對生態問題可說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國著名的環境科學家拉迪門，也是本書的作者對曆史上的生態變化問題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幾年前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環境變化理論。拉迪門發現，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絕不是從工業革命時代才開始的。有確實的證據顯示，人類對氣候的影響開始於農業時代。早在城市出現之前，大約在八千年以前當人類發明了農業技術後，大氣層就開始受到人類經濟活動的影響。各個文明地區大規模地砍伐森林焚燒植被以拓展農田，由此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被排放到地球的大氣層裏去了。到公元前一千年時，原來覆蓋中國和印度的大部分森林都被砍光了；南歐和北歐，北非，中美和安第斯山周圍的森林也都消失了。據拉迪門的統計，從農業生產開始到公元前一千年這五千年的時間裏，總共有二千億噸的碳被排放到大氣層去；而從工業革命到現在，排放到大氣層的碳大致是三千億噸。盡管農業時代產生溫室氣體的速度沒有工業時代那麽快那麽集中，從絕對的量來說也是差不多的。同時，起源於東南亞而擴展到中國以至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稻作水田大量地產生著甲烷（沼氣），而甲烷是一種比二氧化碳厲害二十倍的溫室氣體。總之，人類並不是從工業革命起才開始損害生態平衡的，農業生產同樣也有其生態危害性。

　　那麽是不是有證據表明曆史上的氣候冷暖變化就是由大規模農業生產造成的呢？拉迪門的回答是肯定的。通過比較幾千年的人類曆史記錄和留在冰層裏的二氧化碳痕跡，他發現人類活動的擴展和低落的走勢正好與地球大氣裏的二氧化碳的濃度的高低變化相一致。當發生了重大的瘟疫，人口大大減少，大片的農地荒蕪而重新變成叢林以後，大氣裏的二氧化碳濃度就會大大回落，例如在公元前五百四十年到五百四十二年發生的大瘟疫把舊大陸的人口減少了將近百分之四十之後，隨後的二氧化碳記錄就出現了很長一個低落期。而從公元七百四十年到十四世紀初期那段時間裏舊大陸沒有什麽大的瘟疫，人口持續地增長，這時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也跟著上升，氣候逐漸轉暖。一三四○年後突然出現的黑死病大瘟疫把歐洲的人口幾乎減少了三分之一，隨之而來的農業生產活動的大退縮顯然是那時開始的所謂的小冰河期的一個重要成因，這個小冰河期的結束正好和現代燃煤工業的興起同步，顯然後者是前者的原因。

　　拉迪門的研究結果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人類自己要對氣候的變化負起責任來。

　　享受著現代醫療保健服務的人常常會忘記，僅僅在並不遙遠的過去我們的醫學水平還停留在一個非常初步的階段，對許多嚴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還是用著荒唐可笑的方法，不僅治不好病，還給病人帶來更大的痛苦。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一種可怕的傳染病開始襲擊歐洲，那就是霍亂。這是黑死病以後歐洲遭受的又一場大瘟疫。盡管從發生黑死病的十四世紀到流行霍亂的十九世紀西方的科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世人的眼裏，人類的曆史從黑暗的中世紀經過了文藝複興、啟蒙時代和科學革命已經進步到了文明昌盛的現代了，按理說對付這場瘟疫歐洲各個文明國家應該很有辦法了，但是事實上當時的衛生當局和醫學權威們還是完全束手無策。

　　當然，進步還是有的。在黑死病襲來時歐洲人一點準備都沒有，至今也沒最後搞清這場殺死了千百萬人的可怕疾病到底是種什麽病，大多數專家認為是鼠疫，許多人以為不是。在霍亂爆發時，歐洲人早已知道霍亂是一種長期以來就流行在南亞的瘟疫，知道這場瘟疫正迅速地向西擴散，正很快地威脅著他們的邊疆。盡管知道這一切，他們沒人知道應該怎樣來防範和治療這場瘟疫。英國在歐洲的最西端，驚恐地看著她的東邊鄰居們成批地倒下去，但是就是沒有辦法拒霍亂於國門之外。英國當局規定來英倫三島的船隻都要隔離檢疫，但是霍亂還是上了岸，很快席卷了英國。這場大瘟疫最後總共導致了上億人的死亡，其致命性一點也不下於神秘的黑死病。

　　霍亂能如此傷人，是因為當時的醫生拘於偏見，一直沒能搞清霍亂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病。醫學界流行的是把霍亂看做是瘴氣的觀點，認為髒爛東西散發出的毒氣是引起霍亂的病因，大多數醫生居然不相信霍亂是種傳染病。用於霍亂病人的療法千奇百怪，沒有一樣是有效的，大多卻是有害的，包括許多有毒化學物，還有能加快病人死亡的放血療法。在這場瘟疫中醫生開出的藥方和療法事實上讓霍亂病人死得更多更快。霍亂病人的主要症狀是大量脫水，但是當時卻沒有一個醫生想到要給病人補液。虔誠的教徒們跪倒在十字架前，深信霍亂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隻有徹底擯棄世間的罪惡才能消除霍亂。這當然也無助於遏止霍亂的傳播。

　　有個在體製外工作的毫無名望的英國醫生名叫約翰·斯諾，他不信教條，隻信實證的經驗。經過仔細地收集材料和數據，經過反複的驗證，他得出結論：霍亂是一種傳染病，傳播霍亂的是受汙染的水而不是什麽瘴氣。支持這個結論的證據非常充分有力，可是因為這個解釋不符合權威的理論，過了好久，歐洲的醫學界才最後接受了斯諾的觀點，我們才有了控製和治療霍亂的有效方法。

　　這本書的出版在歐美知識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同領域的重量級人物紛紛撰文評論，主要的人文和科學期刊都提供了圍繞這本書的論戰空間，到處都有普通讀者寫信表達異議，一時之間作者成了媒體談論的熱點，他甚至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麵。

　　作者道金斯本不是個無名之輩，他是牛津大學講座教授，其教席的名稱頗不尋常，叫做“公眾科學理解”，顧名思義，他有向大眾傳播科學的職責。道金斯的學術專長是生物學，曾寫過一些很受歡迎的關於基因的科學普及讀物。這次他有點跨出了自己的專業，論述起了一個關係到整個社會甚至整個人類文明的大題目：宗教。

　　自從9·11事件之後，宗教驟然成了西方政界文化界熱切關注的問題。道金斯以科學家的身份來談宗教，這又涉及到了多少個世紀以來的宗教和科學之爭，因此，這本書令人矚目是很自然的。但是，它引起如此普遍的反響，主要還是因為道金斯的觀點相當的激烈。

　　道金斯的整部著作的立論可以以一句話來概括：宗教是萬惡之源。他首先毫不留情地摧毀了任何試圖證明上帝存在的論點和論據，指出所謂的上帝假說幾乎沒有被證實的可能性。這樣，道金斯排除了宗教作為一種信仰的基礎。然後，他更加猛烈地抨擊了宗教作為一種實踐在社會上的作用。在道金斯看來，宗教隻會起有害作用。世界上的最可怕的罪惡都是在宗教信仰的促動下發生的，甚至說隻有宗教才會讓人做出最壞的事來。如果沒有了宗教，我們的世界將更美好。

　　道金斯的這本書一出版，很快成了暢銷書，它曾是亞馬遜暢銷書單的第二名，曾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九周之久。從《哈潑斯月刊》到《經濟學家》，從《自然》到《科學》，各大雜誌都載文評價。在這些主流的又頗有精英色彩的期刊上，評論者們大體都讚同道金斯關於宗教的基本看法，但是也都著力修正道金斯的過於極端的論點。克勞斯在《自然》上著文，認為道金斯應該把力氣花在正麵宣講科學的好處上，而不是用在批評宗教上。羅賓遜在《哈潑斯月刊》上提出，正像我們需要區分真科學和偽科學一樣，我們也要區分真宗教和偽宗教。大多數論者都指出，曆史上無神論者們犯下的罪行決不在教徒之下。有意思的是，倒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而著稱於世的英國文論家伊格爾頓站了出來為宗教一辯。他在《倫敦書評》上發表文章，指責道金斯無知，認為他完全不懂現代神學理論，卻在那裏批判宗教。他把道金斯比做是個手裏拿著本《英國鳥類指南》就自以為能夠談談生物學的外行。

　　道金斯的書的批判鋒芒主要是針對基督教的，有的讚同他的觀點的人卻有別的宗教要反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溫伯格也是一個喜歡對社會政治問題發表議論的科學家，在他寫的書評中，他完全認同道金斯對宗教的基本評價，但是卻認為基督教現在已經沒什麽害處了，盡管基督教也是建立在謬誤的信念上的。在他看來當代科學文明的主要敵人是伊斯蘭教。溫伯格對伊斯蘭教的厭惡溢於言表，以至於還批評布什總統對伊斯蘭教的態度過於軟弱了。溫伯格是個猶太人，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而道金斯寫他那部論調激烈的書，其目標顯然是美國的那些鼓吹“有智慧的設計”論而反對在學校進行進化論教育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大家談的是哲學、科學和曆史，實際上都是有感於切身的現實政治而大發議論。更有許多普通讀者，他們在給編者來信中抗議說，宗教信仰是他們平和理性的善良人生的支柱，憑什麽要把宗教判定為罪惡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