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醇美的年華

　　——楊苡及其他

　　◎ 閩燕墨雨

　　上海的女導演彭小蓮來電話，邀請我和她一起寫一個關於文學巨匠巴金的愛情的電影劇本。巴金這個名字對於任何熟悉現代中國文學的人都不陌生，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就激勵了很多青年人走上了反對封建家庭之路。但是當我聽小蓮說作為劇本的前期準備，我們要去南京訪問巴金夫婦的好友楊苡的時候，我簡直要歡呼雀躍了！很多人知道巴金，不知道楊苡，但楊苡翻譯的《呼嘯山莊》對我的成長則有特別的意義。當然，我心裏也有一個小小的期望，就是通過感受楊苡，去感受經曆了抗戰、內戰、反右、“文革”等劫難的這一代知識分子。

　　初識楊苡

　　小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家的書原來比大部分同學家多得多，還以為每個人家裏都是一樣的。媽媽按照文學史讀書和買書，我和妹妹小的時候就徜徉在她的藏書世界裏，但我倆對書的興趣總有些不同。比如都是狄更斯的小說，我少時最喜歡《遠大前程》，她則喜歡我讀不下去的《匹克威克外傳》；我如癡如醉地讀《紅樓夢》時，她讀《堂·吉訶德》和《西遊記》讀到廢寢忘食；同樣是《三國演義》、《水滸》，我最關心讓男人犯錯誤的女性人物，她則欣賞張飛、李逵這樣魯直的漢子。但我們倆也有共同喜歡的書，那就是英國的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我們從初讀《簡愛》和《呼嘯山莊》的那個夏天，就相約將來要做文壇姐妹。我倆都反複讀過的《呼嘯山莊》正是楊苡的譯本。上大學的時候，翻譯老師極力推崇的譯壇怪才楊憲益，就是楊苡的哥哥。而所有馳騁文壇的姐妹、縱橫譯壇的兄弟們都曾經是我和妹妹少年時代的目標和榜樣。我們也會比較這些姐妹、兄弟的文風，同時暗暗地在心裏設定自己的目標。因為所讀的譯著都出自老一代翻譯，他們的白話文有時並不能讓我們這些“文革”後成長的讀者享受文字本身帶來的快樂。但是楊苡的文字卻有一種通透，令情感的激流不受文字的阻礙，這使得當年隻讀過她一部譯著的我也會對她念念不忘。

　　再讀美文

　　去南京之前，我開始尋找楊苡的文字，讀到她懷念巴金夫人的文章《夢蕭珊》，以及回憶巴金三哥的文章《夢李林》等散文。巴金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就稱讚她“可以駕馭中國文字”，其實她又何止“可以駕馭中國文字”，文字隻是她表達對人生的感悟、記錄友誼和生命的媒質。後來從楊苡編的巴金給她的書信集《雪泥集》當中得知，她最初想譯《呼嘯山莊》的時候隻有二十五歲，而且那時時世動蕩，她已經做了母親。雖然她譯成書時已經又過了十年，但沒有最初的衝動，也不會有後來譯著的誕生。我又想到《呼嘯山莊》必須要一位年輕女性敏感的神經末梢去詮釋，才會在另一種語言裏獲得生命力。

　　去年春天，我終於見到了楊苡，她已年近九十，但仍然很健康，歲月竟沒能給她滄桑感。有很多人文如其人，也有很多人人不如其文，楊苡本人卻超越了她文字的豐富和美麗。多年以後，再次閱讀了楊苡送我的精裝新版《呼嘯山莊》時，我發現曾經震撼我的詞句依然震撼著我，而且這部書仍然有力量把我的精神帶到另一個世界去徜徉幾天。我終於確信，譯著真的可以有自己的生命與價值，而且不是任何譯者都可以承載年輕的艾米麗·勃朗特文字中那種燃燒的激情。這種激情毀壞了艾米麗的健康，但是讓楊苡青年時代的熱誠得到了釋放。

　　聆聽其人

　　我用相機拍下了楊苡從少女時代開始各個時期的老照片，每一幀照片都給我一個抹不掉的印象，即她似乎和世俗的世界有著天然的距離。我一見到她就愛上了她，不像是愛我的祖母，倒像愛一個同齡女友。這是因為聽她談話的時候，她講過去的事就好像講昨天的事情一樣。她從十六歲起作為讀者給巴金寫信，當時是巴金的一位“小友”，幻想著像書中的三少爺“覺慧”那樣離家出走。現在她也有自己的“小友”——上海一位桀驁不馴的才子。他原本隻認識楊苡已過世的先生趙瑞霟，趙先生去世後對楊苡說起對其文章的崇拜，沒想到她說：“有人說，我的文章比他的好。”小友證明她沒有誇張，而且聽她聊天更是像喝酒一樣，“會醉的。”楊苡並不喜歡太多熱鬧，我們有了巴金女兒和這位“小友”的引薦才見到她的。享受和她聊天，是因為她態度中絕無自傲，也無中庸，但其觀點和其勇氣一樣是令人佩服的。巴金被打倒的時候，大家都燒他的信，她也因為要保護巴金燒了一部分當時的信件，但是她仍舊保留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不少信件，甚至為此捱了紅衛兵的耳光。楊苡說起她上個世紀還和哥哥楊憲益談論過到底什麽是“修正主義”，是要修正“共產主義”還是“馬列主義”。兄妹倆的討論讓我在想，在當時逼人的政治環境中，他們依然保持了自己清醒、獨立的人格，而且歲月竟沒能改變他們麵對世界時的純樸真摯。可能正是這一份需要膽識才能做到的“見素抱樸”，讓他們在失去親人之後，還可以好好保留著記憶中的影像。

　　夢裏尋他

　　我們的劇本創作開始時，小蓮通過閱讀蕭珊給巴金的書信捕捉到了夫婦二人的精神麵貌，而我則主要通過細讀楊苡的文字以感受從抗戰到“文革”結束的時代脈搏。用電影的詞匯說，楊苡給了我們一個Point of View（即攝影機的“視點”），也讓我們聽到舊時代的聲音。楊苡經常做夢，她說近來常在夢中見到故人。我想也許是夢讓她不斷地刷新著本來會被歲月模糊的畫麵，讓她記得那麽多過去的細節。而這些有聲有畫的細節對一部電影真是太重要了。楊苡給我們講起當年在西南聯大時期的趣事，說起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在昆明讀書時，課上到一半就常常要“跑警報”：凡到晴天，日軍的飛機必來轟炸了，城樓上的綠燈籠被換成紅燈籠，警報就會響；但是教授仍然繼續講課，直到警報一長一短地響起來，大家才不慌不忙地夾起書本向城外走。走到了曠野裏等待警報解除的時候，會摘地裏的野蠶豆充饑。最有趣的是十幾人一間的女生宿舍，條件很差，不但“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還曾經有臭蟲爬到女同學的耳朵裏，令她大哭起來，以為自己要死了，再也見不到父母了。於是大家深夜集體點著小蠟燭捉臭蟲，天亮時把捉住的四十隻臭蟲拿給女學監看……那位因為醉酒而沒能聽到這些故事的“小友”後來感到幾分嫉妒：“她怎麽沒給我講過！”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能有一個人聽得完她一輩子的故事嗎？她隨意中給我們的已經遠遠超過我們百般努力能夠給她的了。這個想法讓我的心突然溢滿了感動，原來年華真的好比佳釀，會醇美到醉人。那一刻之後良久，我除了對生命充滿感激竟再無語表達了。■

　　胡適談郭沫若

　　1960年6月2日

　　今天先生說起：“郭沫若這個人反複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誌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誌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

　　胡適談馮友蘭等

　　1961年4月30日

　　晚飯後，錢思亮夫婦來，大家就在客廳裏隨便談天。先生說：“翁文灝的父親是個大少爺，他本人也是個大少爺出身。後來在比利時進一個修士辦的學校，又受了這些修士的訓練，養成一種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難做他的下屬的。據說翁文灝已經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後來談到陳寅恪，又談到薑立夫。“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一百三十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一九五○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裏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錢。此外，現在‘三反五反’之後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談起，“思杜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之後就沒有信來過，恐怕是不免了。”

　　（選自《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 編著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