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戲劇兩則

　　◎ 嚴搏非

　　《烏托邦彼岸》及其他

　　今年三月，我到紐約呆了一周。去之前，有朋友介紹說，紐約的林肯藝術中心正在演一個話劇，非常好看。話劇叫《烏托邦彼岸》，話劇的作者是湯姆·斯托帕（Tom Stoppard），一個捷克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移居英國，當時才九歲，成年後幾乎就是個地道的英國人。但他終於在一九七七年回到了捷克，東歐國家殘存的政治烏托邦和極權下的反抗吸引了他，他和剛從監獄中出來的哈維爾成了至交，從此關心起公共事務成為政治活躍分子。二○○二年，斯托帕在史料中整整浸泡了四年以後，在柏林牆推倒的十三年後，寫完了這個劇本：《烏托邦彼岸》。

　　《烏托邦彼岸》（The Coast of Utopia）共有三場：“航行”、“失事”、“獲救”，每場三個多小時，整部戲演完要將近十一個小時。這是部關於“革命”的戲劇，它寫了整個十九世紀俄國的思想風暴，從巴枯寧、赫爾岑、別林斯基，到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盧格、科蘇特，從“四十年代人”到“六十年代人”，而它的跨度，則從對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和一八一二年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的追溯，一直到對二十世紀俄國十月革命的預言。三場戲的名字“航行”、“失事”、“獲救”，則意味著革命由希望、挫折、轉機、成功以及成功後的泛濫。據說劇作家寫作此劇的主要思想和價值的來源，就是以賽亞·伯林的那部《俄國思想家》。

　　伯林是西方少數幾個能深入看清俄國革命涵義的人之一，在他看來，十九世紀俄國激進知識分子的“走火入魔”，其實身上附著的是那個巨大的來自於西方的政治烏托邦：去找到那個宇宙的終極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描寫的“魔鬼”（俄國激進知識分子），他們衝向盲目的自我毀滅，還帶著整個國家同歸於盡，隨後更貽害世界許多地區，其實正是這一信念的幾種最極端形式之一。然而它的問題來源和它的困境，卻就是那個從實然到應然即從事實到價值的斷裂，那個五百年的現代性至今仍繞不過去的“休謨問題”。

　　“休謨問題”是要求選擇的，十九世紀俄國那些最敏感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迷人之處就在於他們在激烈矛盾中的選擇，這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因為明知道可能導致災難。十九世紀的俄國思想家們，用他們徹底的道德精神，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世紀的災難和許多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先知式的洞見。於是才有了伯林的說法：隻有了解了右派和左派的“巨大專製幻想”在思想和道德上吸引力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並維護自由主義的價值。

　　從表麵上看，各種革命的意識形態似乎已經與我們今天失去了聯係，但事實上，引起這些意識形態的問題並未過去，它可能更深入地隱藏到今天的生活事件中，我們可能已經更深刻地回到了它的原點：關於自由和暴政。盡管在形態上可能非常不同。因而，選擇仍然必要，就像伯林曾引述過的一句話：“明白自己的信念隻相對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撓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別於野蠻人之處！”

　　我到紐約的時候，這部戲已經上演了兩個半月了，朋友在電話裏說，你要提前訂票，不然會買不到。我提前了一周去訂，開始的回答是有票，但不連座，猶豫了半小時，再去，一張也沒了。在這同一段時間裏，書店裏伯林的《俄國思想家》，則從原來的全美每月銷售三十六本賣到脫銷。這本《烏托邦彼岸》已有中文本，是國內一位年輕的圖書策劃人引進的，二○○六年四月由南海出版社出版，印了五千本，一年過去，賣了不到三千。在中國當下的精神生活中，不僅烏托邦死了，連同對烏托邦的反省也死了。而在這些的背後，則是知識精英的平庸化和死亡，但這是另一個大問題了。

　　薩拉·凱恩和她的戲劇

　　值得說的還有另一部戲和這位劇作家的集子。二○○六年十月，上海話劇中心的D6空間上演薩拉·凱恩的戲，當時我們正準備出版薩拉·凱恩的戲劇集，話劇中心來聯係過幾次，還送來了一些票，我找了個晚上去了。

　　走進劇場的時候戲已經開始。D6空間就像一個微型排球場，兩邊的梯形座位上坐滿了觀眾，一束燈光照在中間的矩形舞台上。女演員蜷曲在一個玻璃盒子中，痛苦而絕望地扭動，長時間地靜默。她終於從盒子中走出來，目光向空間注視著，獨自地、靜態地開始大聲吟誦。在那些不連貫的、強烈的喊叫和吟誦聲中，角色（一個精神病人）似乎攜帶著這個資本主義後工業社會的靈魂，表現出對當下時代精神最清醒的理智。這是英國女劇作家薩拉·凱恩在自殺前一周時完成的戲劇：《4·48精神崩潰》。

　　這位在千禧年前自殺的二十八歲的劇作家隻寫了五部戲劇，但每一部都在歐洲和北美引發轟動。在這個謹小慎微的物質主義時代，薩拉·凱恩以她清晰的理智來描述依然存在的地獄。《小世界》的作者大衛·洛奇曾經說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地獄消失了。這意味著，批判知識分子也消失了。為地獄存在的知識分子，失去了他們的批判對象，他們的“鴉片”沒了。在洛奇筆下的知識分子，坐著噴氣機趕往全世界參加各種會議，為各式各樣的瑣細學問撰寫長篇論文，順便尋求可以點綴生活的豔遇。而他們試圖構建的烏托邦，則假扮成物質主義降臨了。然而這正是韋伯在一百年前預言的資本主義文化異化的結果：“沒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這鐵籠裏生活……（我們）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來評說這個文化的發展的最後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而這個廢物卻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批判知識分子當然並沒有完全消失，薩拉·凱恩就清醒地看到地獄：“我一直不斷地寫劇作隻是為了逃避地獄——然而始終未能如願——但從事情的另一端來看，當你們坐在席間一邊看一邊覺得那是對地獄最完美的表述時，我又感到這也許是值得的。”在她自殺前寫下的《4·48精神崩潰》有這樣的句子：我們是受詛咒的/理性的賤民（按：現代性/工具理性）；我為何被擊殘？/我看到了上帝的顯現/它將來臨並隱去；我們是絕望無助的人/誰廢黜了我們的領路者/而焚香參拜太陽神（按：就像韋伯說的“世界不再迷人”，現代性切斷了世俗與超越的神聖事物的連接，“我們不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會不會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最後，薩拉說：我為死者而寫/為未出生者……

　　這位年輕早夭的作家，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深度。

　　薩拉·凱恩是張獻和胡開奇推薦的，聯係版權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時間，遠在紐約的胡開奇還負責劇本的翻譯。二○○六年十一月，《薩拉·凱恩戲劇集》在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它包括：《摧毀》、《渴求》、《清洗》、《給菲德拉的愛》和我們上麵說的《4·48精神崩潰》。此外還有一個將近三萬字的附錄，那是從三本不同的評論中選出來的。

　　《烏托邦彼岸》和《薩拉·凱恩戲劇集》，在少數幾個書店裏應該還能買到。■

　　胡適談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

　　1961年2月7日

　　“書，是要它流通出去給人看的。印書的人不能有錯字。在從前的讀書人想借閱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難的，自己沒有財力買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過我這一生向人借的書從來沒有人不借給我。商務印書館，名字叫做商務，其實做了很大的貢獻。像張元濟先生為了影印《四部叢刊》，都是選用最好最早的版本，裏麵有許多宋版的書。讀書人花了並不太多的錢，買有這部書，就可以看到了。這部書對中國、日本的貢獻之大，也可以說對全世界都有貢獻的。像《百衲本廿四史》，都是頂好的書。當時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報上以重價征求，始終沒有出來。商務的確替國家學術做了很大的貢獻，所以張元濟當選院士之後，全國沒有一個人說話。”

　　（選自《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 編著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