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參與曆史的曆史學家

　　◎ 蕭文泉

　　去年年底，《紐約書評》刊載了一篇小施萊辛格的文章，文章不長但辭意充沛氣勢沉雄，不看署名，老讀者們就能認出這篇文章出自美國二十世紀政壇最有名的一支筆。更令讀者難忘的是文章內含的激情。在字裏行間能感到，小施萊辛格滿腹憤慨，痛惜美國政治的現狀淪落到了目前的地步，他對當政者們的政治曆史意識的幼稚荒謬怒不可遏。這篇短論如果不是小施萊辛格的絕筆，也肯定是其最後公開發表的文章之一。今年二月，小施萊辛格溘然去世，這個在美國當代政治生活中活躍了幾十年的才子，正當他為之奔走呼叫了一輩子的政治理念在美國處於最低潮的時候離開了世界，他可謂能擇時而生卻沒能擇時而死。

　　小施萊辛格生於一九一七年，他是一個來自舊大陸的移民家庭的第三代。經典的美國成功故事說的都是一文不名的窮移民經過奮鬥成為百萬富翁而最終進入美國的上流社會；其實美國社會還有一條不通過財富的成功之路，那就是施萊辛格家庭走的路。憑著學習成績的優異，憑著對知識的追求，小施萊辛格的父親得以離開俄亥俄州的一個地圖上難以找到的小鎮來到哈佛大學，成為聞名遐邇的大教授。小施萊辛格步其後塵而一淩絕頂，以其文才睿智進入了華盛頓的權力中心。從施萊辛格一家的成功故事我們也能感到曆史在美國的驚人步伐，這不僅是指整個國家的變化，個人的演變也一樣地迅速。他的祖父母從德國的東普魯士移民美國，終其一生英語還不是很流利，心裏總還保持著對遠方祖國的眷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時他們還是親德的，直到美國加入了協約國陣營與德國開戰了，他們才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的忠誠轉移給了美國。但是他們的孫子小施萊辛格就已經是一個頗有造詣的英語文體大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美國戰時情報部門為美國最高統帥部服務，沒人能在他的身上嗅出丁點德國氣味來。

　　由於老施萊辛格獲得了哈佛的教席，他們一家子移居到波士頓的坎布裏奇。在這個自由派的重鎮裏，小施萊辛格得到了他最初的教育，潛移默化中感受到了自由寬容氛圍的熏陶，不知不覺中沉澱下了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思想根基。老施萊辛格家裏往來無白丁，談笑有鴻儒，小施萊辛格從孩提時期開始就慣於和名流大師們交際。一次，出版家克諾伯夫（他的出版社至今還是美國出版界的名牌）邀請了施萊辛格一家和大文豪《美國語》的作者門肯一起吃飯，熱衷於集郵的小施萊辛格席間向門肯討郵票，門肯回去後果然給他寄來了一包郵票，這事還在門肯的日記裏留下了一條記載。小施萊辛格進了一所私立寄宿中學後，他的同室的媽媽有個女友叫羅斯，羅斯嫁了個叫約瑟夫·肯尼迪的人並生了一群一個比一個更有名的孩子。在這個中學同學的家裏，小施萊辛格第一次遇見了老肯尼迪的女兒，這是他與肯尼迪家族的最初接觸。他當時肯定想像不到，多年以後他會成為這個女孩的哥哥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的特別顧問，並且和肯尼迪一家人都建立深厚的關係。

　　小施萊辛格在其漫長的一生閱曆廣泛，見證並參與了美國曆史的滄海變遷。晚年時他打算寫下他的生平回憶，計劃中的兩卷回憶錄《二十世紀中的一生》在他的生前隻來得及出版了上卷，題為《純真的開端，1917~1950》，敘述了他的前半生。

　　當小施萊辛格在世紀末回首往事時，不禁有恍若隔世之感。他的母親第一次帶他去紐約市遊玩時，紐約最高的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樓還是一棟名叫伍爾沃斯的五十五層的大廈，帝國大廈還沒有影子。當時的美國社會也似乎尚在史前階段，種族矛盾當然有，但是嚴重的種族問題主要存在在英裔美國人和愛爾蘭裔美國人之間，黑人還不被看做是種族間爭鬥的對象。小施萊辛格就讀的學校有位思想開明的校長，他每年招收新生時要限製猶太人孩子的數量，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這不是一個反猶政策而是謹慎的管理方法；至於黑人子弟，校長先生對他們滿懷善意，他隻是認為如果讓黑人進這所上層階級的私立學校隻會傷害他們而不是幫助他們。

　　美國當時基本上是一個僻處一角的邊遠國家。習慣於噴氣機旅行的當代人很難設想那時侯美國人的旅行方法。倫敦大學邀請哈佛名教授老施萊辛格去做演講，現在這樣的出國學術演講是再簡便不過的事了。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施萊辛格一家，這則是一項人生的宏偉行動。定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倫敦的演講，施萊辛格教授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在前一年的九月就出發了，直到一九三四年的八月才回到了波士頓的家，在路上整整花了一年。父親的出國演講，同時成了兒子環遊世界見識世麵的機會，這場旅遊，是小施萊辛格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他驚訝地看到了與家鄉非常不同的日本、中國和印度，也興奮地遊覽了他在書中讀了那麽多的英國和法國。

　　在這個漫長的旅途中，小施萊辛格不僅看到了世界這個舞台，也遇見了這個舞台上的一些重要演員。到了東京之後，在船上認識的日本作家鶴見祐輔把他的父母引見給了近衛文麿公爵以及齋藤首相和他內閣的主要成員，他們還和近衛文麿共進晚餐。沒幾年後，這些人都成了美國的可怕敵手。沒想到和藹可親的鶴見祐輔居然也是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在戰時的電台上大罵“野蠻的美國”，深深失望的老施萊辛格在戰後拒絕和他重敘友情。

　　一家子隨後從日本渡海來到中國，小施萊辛格的十六歲生日是在北京的故宮裏度過的。自幼偏好曆史的他顯然很喜歡這個古老的皇宮，隻是發現它有點太破舊了。有個年輕的哈佛研究生特地到旅館來拜訪施萊辛格老師，他的名字叫費正清，他似乎知道關於中國的一切；然後他們又去郊外的燕京大學，在一位中國學者住的美式房子裏喝茶，在一位美國教授住的中式房子裏吃了飯。

　　小施萊辛格發現上海是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活力四溢，節奏飛快，四方雜處，精致優雅。如果他有機會重遊世紀末的上海，他或許還會辨認出些熟悉的風貌。但是他也感覺到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朋友告訴他，倘若政府不為農民做些事，中國早晚就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這大概是小施萊辛格第一次實地直麵共產主義問題，這個他以後一輩子都關注的問題。

　　不久，他們終於到達了倫敦。小施萊辛格遊覽訪問之間，在海德公園裏正好遇上英國共產黨組織的一場示威和集會。擠在五千名聽眾中聽了一下午後，年輕的小施萊辛格在日記中寫道：“我不知道哪個更使我冒火：聽共產黨談論保守黨呢還是聽保守黨談論共產黨？”這個幾乎是直覺的反應預示了他生平的政治立場：他同等地討厭二十世紀政治色譜上的兩端；他既決意防範共產主義的災難，也受不了保守主義的愚蠢、短見和偏頗。

　　何處才是他向往的明智而正確的政治道路呢？美國的政壇上那時正好有合他心意的一股政治新潮，那就是羅斯福的新政。羅斯福是小施萊辛格自有了最初的政治意識後的第一個偶像。羅斯福的新政是他傾心服膺的政治信條，他實際上一生都自視為是個新政派，盡管新政的遺產在當代美國已經無處尋覓了。他在二十世紀結束時還公開聲言：“我直到今天還是一個純正的絕不悔改的新政派。”

　　然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羅斯福遠不是一個萬眾愛戴的領袖。有錢階級特別憎恨他，把他看做是他們中的叛逆。小施萊辛格讀書的寄宿製私立中學收費昂貴，他的同學都是些上流社會家庭的子弟。當競選中的羅斯福路過學校所在的小城時，他在那裏遇到非常冷淡的回應，學生們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羅斯福的對手胡佛。在學校裏組織的模擬選舉中胡佛以壓倒的票數得勝。但是小施萊辛格立場堅定，一點也不受周圍那些共和黨保守分子的影響，在給父親的信中，他預言羅斯福將以八百萬張選票的優勢當選，結果羅斯福比胡佛多得了七百萬張選票而勝出。小施萊辛格顯示了他的政治智慧，興高采烈的他和一小群羅斯福的支持者圍著收音機聽羅斯福總統的演講。“我們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羅斯福的這句話在他的腦中留下不滅的印記，三十多年後同樣的話出現在另一位民主黨總統的就職演講裏而傳遍了全世界，那時他是肯尼迪信任的特別顧問，參加了這篇著名的就職演講的起草。

　　羅斯福為把美國從經濟大蕭條裏拯救出來，力主加強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以解救千萬個無靠的失業貧民於水火之中，這個政策引起了大企業大資本家的仇恨。羅斯福蔑視針對他的仇恨，針鋒相對地說“有組織的金錢的統治和有組織的暴民的統治一樣危險”。在他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他聲言，“衡量我們的進步的不是我們給富有者又奉上了什麽，而是我們是否給一無所有者提供了足夠的生計”。小施萊辛格衷心地讚賞這樣的政見，他在他的哈佛學位論文裏引用了美國一位基督教作家的話說，“執政者要拋棄‘讓政府照顧好富人，富人會照顧好窮人的’這個箴言而采納更可靠的‘讓政府照顧好弱者，強者會照顧好自己’這個箴言”。他深信隻有羅斯福能夠按照這個精神來拯救美國。

　　但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小施萊辛格還不是一個毫無保留地支持羅斯福的人。那時的美國在內政外交兩方麵都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羅斯福有著應付這些挑戰的整套方針。對羅斯福的內政大政，小施萊辛格傾心讚同；對於羅斯福積極反法西斯的外交政策，他就頗不認同。小施萊辛格不親德，他隻是有著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的信念，歐洲的事該由歐洲人自己解決，美國人犯不著卷入到這場血腥的戰爭中去。不過，日本人很快就給這位年輕的曆史學家上了一課。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這個羅斯福稱為“永久恥辱”的日子，日軍偷襲珍珠港，使小施萊辛格信服了羅斯福在國際事務中的遠見卓識，也使他的生活軌跡發生了巨大變化。從一個埋頭書齋的讀書人變成了美國戰爭機器的一部分，他從此與華盛頓的現實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

　　美國參戰時小施萊辛格的年齡正可以讓他上戰場，但是他的近視眼使他隻能以其他方式來為祖國服務。他加入了羅斯福下令新組建的作戰新聞處，作為研究員和撰稿人任職於這個處裏的撰稿人部。他的任務除了根據材料撰寫戰時宣傳文章以外，還要為政府的長官們起草文稿，有時甚至要起草一些由羅斯福簽署的文件。交給他寫的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文件，羅斯福甚至未必會費神讀他的稿子，但是這是在以一位偉人的名義寫作，這還是他的寫作生涯裏一項重要活動的開端。

　　就在戰時服務期間小施萊辛格的文才開始受到賞識。他不久從作戰新聞處轉到更加秘密的戰略情報局，任職於那裏的研究與分析處。這個處雇用了一大批學者博士，竟使小施萊辛格感到像是又回到了學術界，他的同事中不乏戰後名滿世界的大家，法蘭克福學派的大師馬爾庫斯就在這個處的中歐室工作。這些專家學識出眾思辨深邃，但是寫出的東西難免佶屈聱牙，試想哪個官員會有耐性讀馬爾庫斯寫的句子。這樣就需要小施萊辛格的幫助，他有本領把專家們寫的冗長拗口的研究報告以簡潔明晰的文字綜述出來。分配給他的具體任務是把研究和分析處的專家們的報告編寫成一份秘密的《心理戰周報》，這份簡報編號分發，第一號送到美國全球戰略指揮的神經中樞：白宮的地圖室。沒人知道在那裏工作的羅斯福和他的助手們是不是真的讀這份簡報，但是在華盛頓高層裏讀到它的人肯定不少。漸漸地越來越多的同事和上司注意到了他的出色文筆，在政界裏慢慢地傳開了他才子的名望。由此開端，他在戰後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斯蒂文森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的兩次競選的演講撰稿；一九六○年為約翰·肯尼迪撰寫演講稿，後來長期擔任肯尼迪總統的撰稿人；約翰·肯尼迪死後他為羅伯特·肯尼迪一九六八年的競選寫講稿；隨後，在一九七二年又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戈文寫演講稿，儼然成了民主黨裏的第一支筆。

　　小施萊辛格多年來為政治家代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隻是個闡述別人思想的傳聲筒。他有自己堅信的觀點和輝煌成就，他在大戰期間出版的史學專著《傑克遜時代》得到如潮好評，一舉奠定了他曆史學家的地位。靠著這部名著的力量，他被哈佛聘為教授。這樣，父子成同事，哈佛曆史係同時有了兩個施萊辛格教授。戰後他出版了他最重要的政論著作《活力中心》，有的評論者認為，這部著作為以後四十年的民主黨政綱提供了思想基礎。

　　無論是寫史學著作還是寫政論，小施萊辛格的目的都是在為羅斯福的新政辯護，為西方的自由民主製度尋找一條新路。這條路既不會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有別於右翼的保守主義。小施萊辛格並不親共，從來都對蘇聯沒有好感，但是他堅信必須改造西方的製度，認為政府一定要擔負起社會經濟責任來為民眾謀福利。這在右翼保守派看來是條危險的道路，事實上，在小施萊辛格的政治生涯中，他遇到的麻煩大多來自右翼人士對他的攻訐。他有好幾次切身體會到了神經過敏的反共鬥士給人造成的傷害。當他在戰略情報局工作時他曾申請去海外工作，但是他的申請居然通不過海軍方麵的安全審查，因為在他的檔案裏有來自美國陸軍情報部門的這麽一條記載：“在一九四一年新英格蘭地區有一個名叫阿瑟·施萊辛格的共產黨”，盡管審查人員承認沒法確定記錄中的施萊辛格就是小施萊辛格本人，他還是得不到海軍的安全認可。另外一次是在戰後，哈裏曼要帶他去歐洲執行馬歇爾計劃，急切地等待著出發的小施萊辛格就是通不過聯邦調查局的安全審查，原因還是檔案裏的這條記載以及別人的一個無中生有的告發。當然，靠著有權勢的朋友的幫忙，他最後還是成行了。後來，當肯尼迪總統任命他為特別顧問的時候，又有一些國會議員抓住他在十五年前的一篇文章裏對北歐式社會主義說的幾句好話，要肯尼迪撤了他。盡管肯尼迪沒有理睬這些鼓噪，這樣的經曆還是讓他心裏十分窩火，對他一輩子的政治立場不能說沒有影響。

　　像小施萊辛格這樣的人物也會被懷疑是共產黨或親共，這很能說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國的清共運動已經到了怎樣的走火入魔的狀態。小施萊辛格對此的觀點很明確，他認為美國共產黨的力量和影響被過分地誇大了，他說共產黨是外部對美國的一個威脅，但不是在美國內部的一個威脅。倘若用極權主義的方法來反極權主義，美國自己就會變成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了。如果我們把他這個看法裏的“極權主義”換成“恐怖主義”，那麽這也就是小施萊辛格對本世紀布什政府反恐戰爭的態度了。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政治經曆了令人眼花繚亂的變遷，但是小施萊辛格始終堅持他的自由派立場。

　　小施萊辛格在中學和大學時期形成的政治觀點代表了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的兩大流派中的一派，和它對立的那派觀點差不多也形成在那個時代，由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作了最完整的表述。小施萊辛格很不以哈耶克的理論為然，哈耶克以哲學家而來談社會政治，他的煌煌巨著從哲學原理上判定了社會福利政策的謬誤，指出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幹涉在邏輯上必定會導致極權製度的產生。小施萊辛格是個曆史學家，他以曆史為鑒來認識現實，不從抽象的哲學思想上來推理福利社會的對錯，他指出，從福利國家而演變到極權製，這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先例，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哈耶克的理論是荒謬的。德、意、日、西班牙淪為極權國家，決不是如哈耶克的理論所說的是因為民主政府太強勢了，而恰恰是因為那裏的民主政府太軟弱了。政府應該管理社會幫助勞工大眾而不是企業主，這在小施萊辛格看來是理所當然的政治理念。

　　小施萊辛格信奉的政治理想在美國曾經有過風行一時的日子，最令他神往的當然是羅斯福的新政時代，後來肯尼迪總統的政策也讓他興奮。但是裏根以後，新政之星在美國星座裏已黯然失色。現在，“福利社會”成了美國政治家口裏的貶義詞，哈耶克成了先知，這不能不使小施萊辛格神傷。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裏，他所為之奮鬥的一切被當政者棄若敝屣，他這樣的人仿佛完全是另一個時代的人。但是，他並不悲觀。他的回憶錄的基調明快，“生活的回轉”是他這部書裏反複出現的一個詞。站在曆史的高度，小施萊辛格不會不知道，他的時代還是有機會回歸的。■

　　（《二十世紀裏的一生：純真的開端，1917~1950》，阿瑟·小施萊辛格著，休夫頓·密夫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