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第六節 雲南經濟在抗戰時期的新發展

　　雲南是祖國的西南邊陲，由於多民族、多山區以及曆史上的種種因素，造成了雲南地區生產水平的多層次經濟的特點，直到抗戰前夕，雲南經濟的發展比起內地要緩慢得多。到抗戰時期，雲南成了大後方，同時又是滇西抗戰的前方，這就形成了雲南特殊的戰略地位，與此同時，雲南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為此，本文擬對雲南經濟在抗戰時期新發展的問題作些探討，不妥之處，請指正。

一、抗戰前的雲南社會經濟

雲南財政在近代史上是收不敷支的，每年由四川、湖北、湖南等省酌量補助。經過“護法”、“靖國”戰爭的對外用兵，接著又是連年的軍閥混戰，造成了經濟蕭條、財政拮據，於是隻得濫發紙幣，結果，通貨膨脹、貨幣貶值，這種惡性循環，使財政金融危機日益嚴重。軍、政薪餉積欠半年以上，中小學教師連生活也無法維持。龍雲統治雲南時期，他感到如果經濟上危機重重，政治統治也就難以鞏固，因此下決心對財政金融進行“整理”。到抗戰前夕，雲南分別形成了以財政廳長陸子安及富滇新銀行行長繆雲台為首腦的兩大財政金融係統。這兩大係統的經濟實力，掌握著雲南的經濟命脈，成為處於半獨立狀態的龍雲地方政權的經濟基礎。

抗戰前，雲南省財政廳首先整理各項稅收及征收本位為滇鑄半開銀元，提出廢苛雜，取消60多種苛捐雜稅。其實，這隻是把一些稅目加以歸類，根據物產情況，增加許多新稅目，並使財政商業化，以增加雲南省政府的財政收入。例如：

整理了煙酒稅和厘金；成立了契稅局；整頓印花稅；清丈田地，改田賦為耕地稅；設立“雲南特貨統運處”；代商鑄幣，還有鎢砂稅幣，對日用消費品實行專賣。

總之，抗戰前，雲南省財政廳通過整理各項稅收及滇鑄半開之後，財政收入大大增加，金融也相對穩定，如能把這項巨額款項用於雲南經濟發展，的確可為雲南人民做許多福利事業，可是財政搜刮得的巨款，除軍費、政費兩項開支外，多數進入少數貪官汙吏的腰包，而多數公務、教育界人員及廣大勞動人民卻依然在饑餓線上掙紮。

雲南金融業，抗戰前共有10家銀行，以富滇新銀行為主，控製著雲南的金融業。1934年，繆雲台任富滇新銀行行長後，針對以往積弊，報經省政府同意，采取兩條措施：第一，富滇新銀行不代理省金庫；第二，省裏軍政首腦不能憑權勢地位在富滇新銀行內開設透支戶。並且采取了另外一些有效的措施：

首先，管理貨幣，統一幣製；其次，頒布《考核現金移動辦法》，嚴禁白銀出境；再次，購買白銀，增鑄半開銀幣，對新滇幣的鞏固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時改進外匯管理辦法，爭取掌握大錫的銷售權，從根本上動搖了東方匯理銀行的地位。

以上對金融業的整頓，控製了雲南金融及外匯，為雲南金融帶來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麵，也為雲南金融業、地方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可見，抗戰前夕，雲南財政金融大權基本上為繆、陸兩係所控製，它們各有其特點，對雲南的經濟發展都起過一定作用。龍雲就是依靠繆、陸這兩個財政金融係統作為統治雲南的經濟基礎，而且也是依靠這兩個係統改變了雲南過去金融的混亂、財政入不敷出的狀況，對發展雲南的經濟、支持抗日戰爭，起到一定的作用。

雲南抗戰前的近代工商業，隨著滇越鐵路通車後，英、美、法、日、希臘、土耳其等國，紛紛在昆明、蒙自開設洋行，當時，昆明有洋行34家，蒙自有20多家，其中以法商為最多，英商次之。由於帝國主義成本低廉的機製商品大量輸入，嚴重摧殘了雲南的手工業和農副業生產，也扼製了剛剛產生的民族資本的發展，使地方產品無力與之競爭而失去市場，土貨行業紛紛倒閉，洋貨充斥雲南市場，一些洋行又將其代理店、代銷點滲透到全省各地；為洋行推銷商品、收購原料的買辦階級也隨之出現了。與此同時，也刺激了雲南的資本主義有了一些發展，主要表現為：一種是官僚資本在“護國運動”以後開始形成，“九一八”以後開始發展，它具有買辦及濃厚的封建性；另一種是民族資本，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昆明地區和個舊等少數礦區，以及處於交通要道的少數城鎮，一些工場手工業性質的民族資本也有發展。雲南經濟從總體來說，到抗日戰爭前，還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工礦企業、火柴、食品、卷煙和城市信用事業中，都是以手工業勞動為主、部分機器操作為輔，因此，雲南的近代工業是在艱難的道路上緩慢地發展著。

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使雲南出現了以下一些工礦企業單位：耀龍電燈公司、阿米通電燈公司、騰衝電燈公司、蒙自大光電燈公司、河口漢光電燈公司等，都是由商人集股開辦的民族資本工業。自來水公司，為官商合股創辦。冶金工業中民族資本的發展最為突出的是錫礦。雲南的重要煤礦區，分布於滇越鐵路之北段及昆明附近。此外，在昆明附近，昆陽、呈貢等都有鐵礦石，金、銀、鉛、鋅、礦石也很多，磷礦、硫黃礦石分布也很廣。總之，雲南礦藏極為豐富，除個舊錫礦外，在抗戰前，其他礦藏多半未得到開發。

此外，亞細亞煙草公司，是雲南第一家以機器製造卷煙的工廠；雲興火柴公司成立於1912年，到抗戰前，是雲南火柴業發展的時期；大道生織布廠因價廉物美，深受群眾歡迎；開智印刷公司的設備基本上用機械製作；製革業、銅鐵機器工業以及造紙、製糖、豬毛、磚瓦、玻璃等工業也相繼建立。

從民國到抗戰前夕，雲南民族工業開始有了一些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艱難和畸形的，因為有帝國主義的壓迫、封建主義的束縛、官僚資本的侵吞，加上社會秩序的動亂，再加上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等等原因，所以長期堅持發展下來的不多，事業開創之後，得不到扶助而歇業、改組的現象出現得較為頻繁。

雲南地方官僚資本創業有較大發展的是雲南紡織廠，它生產的“金龍”、“碧雞”兩種產品較有名氣；電氣製銅廠，為官商合辦的有限公司；1929年，開辟了民航昆、黔、渝航線；1937年，發起組織雲南運輸公司。

可見，抗日戰爭以前，雲南工礦企業其規模較大，設備比較新式的，隻有雲南紡織廠，其次是一些小型企業。地方官僚資本或官商合辦的企業，比民族工商業發展較容易些，但總體上說，雲南工礦企業落後於同時期全國水平。

抗日戰爭前雲南民族商業發展的表現，是形成了若幹商幫。最先是以臨安幫為首，後為迤西幫代替。

此外，抗戰前，除以上大商業外，也出現了許多為城市消費服務的商業，還成立了商會。這些商業的經營，不僅方便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同時，對繁榮雲南城市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城鄉物資的交流。

抗戰前，雲南廣大農村地區以封建生產關係為主，同時存在著不同層次的生產關係，農業發展極不平衡，加上雲南山多地少，科技文化落後，生產方式粗放、糧食產量低，經濟作物生產艱難，畜牧業發展緩慢，漁業捕獲量不大，森林覆蓋麵積較高，但後來采伐量過多，使覆蓋麵積下降。因而，雲南農業生產水平比同時期全國農業生產水平落後。然而，鴉片種植在雲南農業中卻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這也阻礙著農業生產的正常發展。

雲南農業人口總數約占全省人口的90%，經濟作物種植指數很低，種類單調，商品率低下，經濟作物發展緩慢。畜牧業在雲南農業中占有相當的比重。1929年龍雲統治時，政局趨於穩定，農田水利才進行了修築。地權集中比較明顯。雲南一些地區較廣泛地種植鴉片，結果，就破壞了農業經濟生產的正常發展，從而使雲南農村經濟在戰前呈現出發展非常困難、非常緩慢的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小農經濟。

二、雲南積極發展戰時經濟

當時，雲南省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建設雲南，於1934年3月30日，即議決成立省經濟委員會，並指定民政、財政、建設、實業、教育各廳廳長為當然委員，以繆雲台為常務委員，12月1日，在富滇新銀行內正式成立雲南省經濟委員會。這是一個開發經濟、辦企業的專門機構，它的職責是依靠省政府所賦予的權力及資金，進行規劃、開發、經營。

雲南省經濟委員會的經濟建設計劃與實施，在抗戰前就已經注意到從本省經濟地理的實際情況出發，與鄰省及中央有關機構建設計劃的配合。全國抗戰爆發後，國家銀行及中央事業機關、工礦企業等，紛紛遷入雲南，因而，雲南經濟委員會在原來的計劃方麵，又作了進一步的擴充，資金方麵得到更多的投資和借款，如國家銀行、中央事業機關、富滇新銀行及本省機關都給予了該會投資與借款，所以，抗戰時期的雲南經濟，較抗日戰爭前發展得更迅速。同時，隨著華北、華東、華南和華中的大片國土相繼淪入敵手，國民政府才不得不考慮對西南、西北的開發。由於西南除資源豐富外，自然條件較為優越，農產品也比較西北豐富，國際交通要道比西北方便，加上地理上的條件，是國防的安全地帶，因此，決定先開發西南，後開發西北，即以西南為中心。

國民政府開發雲南主要是通過資源委員會來進行的。抗戰以前，雲南處於半獨立狀態，抗戰爆發後，沿海廠礦企業紛紛內遷，蔣介石以“抗戰建國”為名，決定在沿海工礦企業遷入西南的同時，乘機把蔣介石的中央勢力伸入西南，特別是雲南。為此，中國四大銀行先後遷入雲南，對雲南的一些工礦企業進行了開發投資。至於全麵的開發部署，則由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實施。

龍雲本意是不願蔣介石的中央勢力染指雲南，可是從抗戰全局，以及雲南的開發著想，認為這對促進經濟發展有好處，因此，願意與資源委員會合作。結果雙方達成協議：由資源委員會同雲南省政府在滇合辦廠礦協議：由資源委員會同雲南省政府在滇合辦廠礦企業，資源委員會出資金和人員，並負責工程技術方麵的職責，如有盈利，雙方均分；如有虧損，雲南方麵不承擔責任。至於雲南省政府一直抓得很緊的個舊錫礦，資源委員會與雲南省政府商定：雲南省方麵指定繆雲台為總經理，資源委員會派孟憲民到個舊，開發新礦井。這樣，中央勢力進入雲南後，不至影響雲南省政府對大錫出口的外匯收入。由於以上協定對雲南有利，所以雙方沒有產生多大矛盾，從而，開發雲南的事情也就能較順利地進行。

1937年到1938年間，資源委員會在雲南開辦的廠礦企業共有7家，以後又辦了一批，名義上都是資源委員會與雲南省政府合辦的，這些都為雲南工礦企業建設創造了條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東南沿海工商企業大批遷入雲南

抗日戰爭時期，雲南是後方比較安全的地帶，是發展軍事工業的好地方；還有滇越鐵路、滇緬公路等國際路線，因而，國民政府把開發雲南作為主要目標之一。沿海工商企業家，本著保持實力，堅持長期抗戰到底，以爭取最後勝利的愛國主義精神，克服各種困難，作出不少犧牲，內遷雲南，支援抗戰，這就促進了雲南近代工業的開發與發展。如：

中央機器廠，於1938年春遷往昆明。後來形成現在國內外有名的昆明機床廠。它遷到雲南後，不僅製造了戰爭所需要的軍用物資，還製造了機械工業所必須的工作母機及修築滇緬公路上的大橋必需的鋼索樁柱，創造了我國工業史上的不少個“第一”。它為抗戰作出重大貢獻，為促進雲南近代工業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中央電工器材廠，於1938年遷到昆明馬街子，1940年全部投產，改變了過去電工器材依靠進口或依靠私人辦的小工廠生產簡易產品的狀況。它對抗戰作出了貢獻，特別是為雲南民用電工器材的生產和發展作了不可忽視的貢獻，為中國西南奠定了最初的電器工業基礎。

第二十二兵工廠，於1938年1月遷入昆明，1939年1月投產，1941年12月與五十三廠合並，它會同機關槍廠等兵工單位，先後組成11個遊動修理隊，配合屬於遠征軍司令部的滇西遊動修理隊，參加了收複騰衝、龍陵、芒市、遮放的戰鬥，受到盟軍及遠征軍司令部的嘉獎。該廠為雲南建立兵器工業打下了基礎，它的後身就是今天的雲南光學儀器廠。1988年2月，中共雲南省委書記普朝柱在該廠廠慶50周年大會上稱它是“抗戰烽火中散落在雲南的一顆光輝燦爛的明珠”。

空軍第一飛機製造廠，抗戰爆發後遷入昆明，1940年試製成功“複興號”雙翼輕型飛機，共生產20餘架及E-15型蘇聯飛機30餘架。該廠為雲南培養了航空事業的技術人才，在奠定航空事業的基礎上，起過一定作用。

中國電力製鋼廠，是1941年遷入昆明後建立的一座以新設備、新技術裝備起來的新型煉鋼廠，它培養了一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為支援抗日戰爭，取得抗戰最後勝利作出了貢獻，並為雲南發展鋼鐵工業培養了一批工程技術人才、生產管理人才，這些人後來有許多人成為昆明鋼鐵公司的骨幹。

與此同時，抗戰爆發後，有許多民營工廠表示誓不以廠資敵，願意克服各種困難向內地遷移的愛國熱忱。在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國呼聲中，國民政府於1937年8月10日決定組成“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幫助大批民營工廠向內地遷移，僅僅上海內遷的民營工廠就有148家。它們在數量、規模與技術等方麵均占很大優勢，因此，促進了西南大後方民族工業的發展，同時，它們以生產製造手榴彈、迫擊炮彈、各式炸彈、炮彈引線、飛機炸彈、機槍零件等軍火為主，積極地支援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另外，它們也生產民用工業、輕工業品，如針織機、紡織機、碾米機、切麵機、軋粉機等，對後方工業、輕工業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此外，馳名中外的食品企業冠生園，也在昆明金碧路正式成立，為繁榮昆明食品業起到積極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堅強地團結起來，積極進行抵禦外辱的神聖的反侵略戰爭，在日寇步步加緊侵略中國的危急時刻，東南沿海大批愛國工商業者、科學家、實業家紛紛內遷，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三省比較齊全的戰時工業基礎，為西南地區增加了巨大的工業實力，帶來了比較先進的工業設備和科學技術，培養了一批專門技術骨幹和管理人才，改變了這一地區，特別是雲南地區的封閉落後麵貌，促進了雲南近代工業體係的建立，積極支援了抗日戰爭，為雲南近代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雲南新興工礦企業的初步發展

雲南省工業落後，抗戰前除東川銅礦和個舊錫礦外，隻有兩個煤礦、一個鹽礦和紡織廠等少數輕工業企業，抗戰爆發後，工廠內遷，這些廠都需要一定數量的鑄鐵，特別是機械廠和軍工廠，當時的幾座小土爐生產的土鐵，顯然是不能滿足需要的。因此，在克服了各種困難的情況下，雲南鋼鐵廠終於在1943年5月開爐生產，並達到日產生鐵50噸的設計能力，所產鐵的質量很好，矽高硫磷都低，適於鑄造，也適用於側吹空氣轉爐煉鋼。1.5噸轉爐也按計劃竣工，進行試吹，但由於鋼錠軋鋼材依靠外部供給，故開開停停，未能正常持續生產。然而，雲南畢竟有了自己生產的高質量生鐵以及少量的鋼材，基本滿足了本省抗戰時期工業生產的需要，產品還可以支援川黔。從此雲南鋼鐵廠在抗日烽火中誕生。

昆湖電廠，抗戰爆發後，能源的需要日益緊張，原有的耀龍電燈公司設備不敷供應，於是選擇在昆明馬街籌建昆湖電廠，1939年6月，四千瓦發電所完成供電計劃。1940年9月初，備用鍋爐四千瓦汽輪發電設備全部安裝完畢。由於電力供應需求日益增長，1940年又開始籌建噴水洞發電廠，1944年竣工。與此同時，還在馬街子發電所新增兩千瓦機組，並積極籌建螳螂川水力發電廠工程。昆湖電廠是在抗戰期間，為了適應地方工業的發展及人民生活的需要以及抗戰的需要而建立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是為昆明及郊區工業提供了動力，後來不斷擴充發展，成為西南電力工業的重點工廠，該廠促進了昆明大小工業的生產與發展，為抗日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為雲南電力工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雲南水泥廠，是雲南第一家水泥企業。過去雲南所需水泥依靠進口，抗戰爆發後，國際通道曾被日軍封鎖，外貨斷絕，當時的經濟建設和軍事設施等等，都急需水泥，為此，雲南工商界人士約請華中水泥廠廠長王濤來昆明創建水泥廠，於是，1939年5月4日，“昆明水泥公司”正式成立。1940年12月20日，工廠正式投產，稱為“新華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水泥廠”。產品主要供給修建滇緬公路、呈貢飛機場、楊林、昆明機場跑道等工程，這個廠不僅為雲南城鄉建設提供了大量水泥，還為雲南省及全國造就了一批水泥工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他們當中不少人以後都成為中國水泥工業的權威人士，從而對雲南水泥工業的開拓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建立以後，昆明水泥廠改名為雲南水泥廠。

明良煤礦，是雲南重要產煤基地之一，抗戰爆發後，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1939年，官商合辦的“明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從1939年至1945年，共產煤382435噸，供應滇越鐵路，個碧石鐵路，昆明、昆湖兩家發電廠，以及國防工業和個舊煉錫業等工業用煤，明良煤礦不僅為抗日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使自身得到了發展，為雲南煤礦工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抗戰時期，雲南除工業得到發展外，商業貿易與城市建設也都得到發展。如：

1938年12月組成的“雲南中國茶葉有限公司”，在宜良、景穀、佛海、順寧、緬寧、雙江、耿馬、臨滄等地設立茶區，在抗日救國的思想激勵下，全體職工克服了許多困難，在上述各地建立了一批茶葉生產基地，為雲南茶葉生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昆明啟華貿易行。由於雲南到處是崇山峻嶺，交通很不方便，運輸的80%依靠汽車運輸，因而經營汽車材料的“啟華貿易行”就得到較大的發展，成為昆明的汽車材料商行，為雲南的抗戰作出貢獻。

昆明德利新記，是抗戰時期昆明第一家經營桐油出口貿易的商行。

與此同時，昆明建築業也蓬勃興起，抗戰時期，不僅建設了一批工廠，還進行了新居住區的集中開發，如“篆塘新村”、“靖國新村”、“吳井新村”，另外，建成了昆明市主要金融與商業大街南屏街。還建了各具特色的幾座公共建築物，如昆明劇院、南屏電影院、溫泉賓館、人民勝利堂。戰時昆明建築業的發展，為昆明城市建設作出了貢獻，同時，也促進了雲南建築業的發展。

總之，抗戰時期，沿海工業內遷雲南，給雲南帶來了新機器、新設備及先進的技術，為雲南培養了各種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既支援了抗戰，又促進了雲南新興工業的發展，並為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矗。

五、雲南戰時財政金融的發展

抗戰爆發後，雲南是全國的大後方，日軍侵入緬甸和滇西邊疆，雲南又變成抗戰的前方，戰略地位更加重要。省財政廳利用這一形勢的變化，增加稅收，使雲南戰時財政收入不斷增加。如：增加特種消費稅，以昆明一稅局為例，1931年時，年收新滇幣340多萬元，雖逐年增加，亦隻有400萬左右，到1940年，激增至1200多萬元，比戰前增加了兩倍。

新辦特種營業稅。雲南在1941年開始征收特種營業稅，先後數年合計收新滇幣35萬多元。

此外，國民政府財政部還與雲南財政廳大做鴉片買賣，毒害人民，雙方都大獲其利。

富滇新銀行是雲南當局的金融機構，控製著全省的金融大權。富滇新銀行首先采取“跟單押匯”的方法，實施外匯管理，把個舊廠商出口大錫的外匯全部納入富滇新銀行控製中，進而又將原由東方匯理銀行承匯和保管的雲南全省征收的國家稅款，改由富滇新銀行辦理，並發行新滇幣，擠走市場上的越幣。接著又成立了“雲南經濟委員會”辦實體，先後在雲南興辦40多個中小型企業。為了掌握農村金融，還開辦農業信貸業務。

富滇新銀行擴張金融實力的重要辦法是控製貨幣的發行權。1938年，國民政府與雲南省政府對幣製統一的問題達成協議，規定新滇幣不再發行和流通，富滇新銀行並不遵行，其庫存的鈔票已不敷運用，即暗中繼續發行新滇幣，向美國訂印五千萬元，於是業務發展很快，迅速在各縣設立機構，各地的匯兌、農貸、兌換白銀等工作開展起來後，又成立了“雲南省合作金庫”，把增加發行新滇幣用於收兌市場上的半開銀幣，先後收兌半開銀元達四百萬元以上。可見，發行鈔票和壟斷外匯及糧價等手段，進行操縱國計民生的大事，使富滇新銀行為首的雲南地方官僚資本，在抗日戰爭中大大膨脹。

這段時間，國民政府中央勢力也從各個領域滲入雲南。在金融方麵，1939年後，法幣逐漸代替滇幣取得統治地位，昆明中央銀行逐漸取代了富滇新銀行對雲南的金融領導權。1940年以後，社會遊資多半投向商業和其他投機事業，因此，昆明的金融市場即產生了有形的資金市場，如貨幣市場、匯兌市場、拆借市場和黃金市場。

多年來，雲南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處於半獨立狀態，這是中央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抗戰時期，隨著中央勢力在雲南的加強，也就采取措施逐漸將雲南地方金融納入中央金融體係中。如1940年3月14日，財政部給雲南令函中指出：“查滇省有關金融各種措施尚係沿襲以往成規，與中央法令不盡符合，自應設法調度，以為一致，所有省辦各金融機構如雲南富滇新銀行、財政廳勸業銀行、興文官銀行暨實行合作銀行等，均未呈部注冊有案，應請轉飭各該行號遵照銀行注冊章程實施細則之規定，具備法定文件、呈報本部核準注冊，以符法令。”於是，在雲南采取了許多措施，設立了一些機構，以對雲南地方金融加強控製。

隨著抗戰的持久深入，“四行”聯合辦事處對金融的管理日漸加強，國家銀行在滇分支行機構發行鈔票日益增多，法幣流通的範圍也就日益廣泛。1944年2月，財政部限令雲南省政府於1946年3月底前將新滇幣全部收回。以後，國民中央政府的法幣基本上占領了雲南市場。戰時，由於雲南貨幣的多元化，法幣不斷貶值，加以外匯管理不善等原因，使昆明成為十分活躍的金融投機市場。

總之，抗戰時期，是雲南近代史上大開放的時期，內地的資金、技術力量進入雲南這個地處偏僻、經濟落後的省份，為雲南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戰時雲南的對外大開放是特殊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因此，戰時雲南經濟繁榮是短暫的、有限的，而隨著戰後雲南重要戰略地位的消失，社會經濟逐漸走向衰落。

六、雲南戰時農業的發展

雲南山多田少，糧食不能自給。抗戰前，長期從越南、緬甸、羅等國進口大米，抗戰爆發後，特別是1941年日軍強占東南亞各地後，糧食不能輸入。當時大軍雲集雲南，工商企業、文化教育事業以及避難的民眾紛紛來到雲南，軍糧民食一時成為雲南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可是，當時雲南自然災害頻繁，農業不斷歉收，農民死於饑荒、瘟疫者不少，雲南省政府為了支援抗戰，解決軍糧民食問題，製定了一些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

首先是墾荒，其次是實行田賦征實，再次是加緊增填積穀，最後是組織農村合作金庫和合作社。

與此同時，推廣了農業技術及水利建設；抗戰時期，還增設了雲南農業科學研究機構和人員，增加了經費。1938年8月，雲南建設廳成立了“稻麥改進所”，接著還成立茶葉、棉業、蠶桑、畜產、園藝、草藥等研究機構，並與農業部合辦“宣威綿羊試驗場”，與中國醫藥研究所合辦“藥物改進所”，與北平研究院合辦“水產試驗所”。

國民政府也在雲南增設了農科機構。有“中央農業試驗所昆明工作站”、“農業部開遠木棉試驗潮、”農業部西南獸疫防治處雲南獸疫聯治站“，這些農業科學研究機構的建立及其工作的開展，對雲南農業產量的提高、耕作技術的改進，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也有了初步的開展，1941年先在昆明示範推廣水稻良種、小麥良種，取得一定的成績。其他如棉花、蠶桑、畜牧的推廣工作，也都有一定的成效。

抗戰爆發後，積極興辦小型水利工程，同時也貸款興建大型水利工程。如各縣興辦的小型水利，在昆明車家壁、王家橋等興建小型示範工程7處。1939年至1943年完工的有”四渠工程“，即宜良龍公渠、文子渠，彌勒甸惠渠，沾益華總渠，1944年至1946年又完成了盤龍江蓄水工程，此外還有在草壩等興建排水工程。

由於采取了各種措施，抗戰時期，雲南糧食產量逐步增長。1937年，水稻產量為2470萬擔，1941年，增為3160萬擔。1937年，小麥產量為557萬擔，1941年增為839擔。1936年包穀總產量為735萬擔，1941年為624萬擔，略有下降。甘薯同時期從287萬擔增為369萬擔，其他如洋芋、蠶豆、豌豆都有所增長。據”中央農業實驗所雲南工作站“對雲南70個縣的稻穀調查統計，自給之外，尚有盈餘者有16個縣，能自給者38個縣，不能自給者16個縣。從總體看來，如果互相調劑餘缺，勉強可實現低水平的自給。雲南有了自己的糧食基礎，所以未出現過影響全局的糧食恐慌危機，從而穩定了抗戰的大後方。

雲南農民在抗戰中，克服了水災、旱災、蟲災、地震、戰爭破壞等各種困難，努力生產，增加糧食，支援了抗日戰爭。

首先，政府實行田賦征實、征購、征借政策，集中了大量的糧食；其次，農墾工作的開展，使耕地有所增加；再次，積穀填倉，支援前線；最後，克服運輸困難，在交通不便的山區發動農民背、馬幫馱，農民往往是自帶幹糧、義務送糧。

當時，先後入滇部隊有60萬～70萬人之多，軍糧大部由雲南供應；官兵的副食品、馬料等等，都由地方供應。數目巨大，軍隊所需的肉食、菜油、蔬菜、稻草、胡豆、黃豆、柴薪等等，全由地方按定價供應，其與市場相差的部分，完全由地方補貼。以1943年物價平均指標為例，每個士兵每月之補貼數，至少不下2000元，每匹馬每月之補貼數，至少不下3000元，八年抗戰，60萬～70萬大軍的補貼數一項就在130億元以上，加上馬料補貼就更多了。至於美軍供應，駐滇美軍2萬餘人，每日需用肉牛百頭、羊500隻、雞以千計、蛋以萬計，蔬菜以卡車計，五六年間，供應不缺，部隊所到之處，舉行慰勞，贈送牛、羊、豬、雞也不在小數，部隊每到一地駐紮，向當地居民借炊具、臥具、鍋、缸、水桶、桌椅、板凳等，其中的損失，都是當地人民無償地作了貢獻。

雲南人民，特別是雲南農民，含辛茹苦，對國家、對民族盡了最大的努力，為中華民族解放戰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犧牲與貢獻。我們在重溫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曆史時，應當特別感激雲南農民對抗戰所作出的重大犧牲和無私貢獻！

　　§§第三章 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