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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現代雲南與周邊國家的外貿關係

  一、現代雲南的政治形勢

辛亥革命像黑夜裏的熒光,一劃而過,袁世凱一箭雙雕,獲得了大總統的寶座,他不以此為足,進而複辟帝製。護國運動使袁世凱的美夢破滅,從此,中國出現了各派軍閥割據和互相火拚的混戰局麵。

以唐繼堯為首的滇係軍閥,占據雲南、貴州兩省地方及四川的部分地區,其間經過與顧品珍的爭權後,唐繼堯重掌雲南政權,他依靠日本的支持,向日本購買軍火,並且聘用日本顧問於身邊,隨時為其出謀劃策,同時,聘日本軍官土肥原等數人,充當他在1919年開辦的雲南高等軍事學校的教官。由於法帝國主義早在清末就將雲南劃入其侵略勢力範圍,並修了一條滇越鐵路,以控製雲南的經濟命脈。日本與法國爭奪雲南控製權的結果,法國占優勢,而且日本侵略中國的重點在東北,因此,不久就把土肥原等人調往東北。唐繼堯在法帝國主義支持下,又從法國購入大量的軍火,還購買了飛機,開辦航空學校,以建立空軍,由法國派軍事教官和顧問來幫助訓練。為了擴充軍隊,大肆征兵拉夫,編成五個軍,胡若愚、龍雲、張汝驥、唐繼虞、胡瑛分任軍長,唐繼堯自稱滇、川、黔、贛、鄂、陝七省建國聯軍總司令。為了支持軍事上的開支,對人民進行橫征暴斂,大開煙禁,強迫農民多種鴉片,以便征收煙畝罰金,鼓勵商人運銷鴉片出境,以增加特種稅收,甚至官辦製造嗎啡出售,毒害人民。

1924年冬,唐繼堯派出4個軍開往廣西擴張勢力,1925年4個軍失利回滇,唐繼堯害怕他們擁兵自重,於是采取縮編分化的辦法,把各軍縮編為旅團,任命龍雲為昆明鎮守使,胡若愚為蒙自鎮守使,張汝驥為昭通鎮守使,李顯遷為大理鎮守使,讓他們各守一方,不易串聯,接著又頒布了“點名發餉”的命令,加強唐繼虞的近衛隊、翊衛隊,因而,四鎮守使人人自危。1926年,經過中共雲南地下黨遊說串聯、動員,促成了四鎮守使倒唐條件的成熟,1927年2月6日,四鎮守使發出通電,向唐繼堯提出“請發欠餉,懲辦貪汙,摒除宵小,驅逐唐三”等條件。當天龍雲派兵把守各城門及交通要道,逮捕了唐繼堯親信官兵20餘人,唐繼堯的近衛隊的兩個頭目也投靠了龍雲,唐繼堯隻得接受條件。2月中旬,四鎮守使發出了第二次通電,提出改組省政府,廢除省長製,確立合議製,成立雲南省務委員會,指定9人為委員,推舉胡若愚為主席,給唐繼堯一個有名無實的“總裁”名義。5月5日,唐繼堯憂憤成疾而死,這就是雲南史稱的“二六”政變。唐繼堯死後不到一個月,就爆發了龍、胡、張的混戰,“六一四”事件之後,龍雲同胡若愚、張汝驥、李顯遷打了3年的內戰,最後,龍雲取得了獨占雲南政權的勝利。於是,龍雲派代表到南京,向蔣介石表示擁戴,唯命是聽。1929年,國民黨中央政府發表明令,組成以龍雲為首的雲南省政府。龍雲取得了中央的承認,實現了他的願望,至此,龍雲統治雲南整整18年。

龍雲統治雲南初期,得到過法帝國主義的支持,龍雲在“二六”政變及“六一四”事件中,都得到過法帝國主義駐昆領事的幫忙,因此,龍雲任用與法國親近的張邦翰、王占琪做外交特派員,並派了他的兩個兒子去法國留學。龍雲也大力幫助過法帝國主義者:滇南匪首李紹宗綁架了滇越鐵路法籍經理巴杜,因巴杜等法人在滇越鐵路沿途及列車上作威作福,凶殘無度,任意打人罵人,收稅等等,故而出於教訓巴杜而綁架他,結果,龍雲為營救巴杜,經多方策劃,招安了李紹宗;龍雲要購買軍火時,首先要征得法國方麵的同意,並由法商一手包辦,盡量首先采購法國的軍火;為了招待法國人在昆明避暑,讓繆雲台修建了翠湖酒樓;1929年前,法國東方匯理銀行趁雲南金融紊亂之機,吸收了大量無息存款,操縱雲南對外貿易和匯兌市場;滇越鐵路局還有每日向富滇銀行兌現3萬元的特權,這些現金又以存款方式控製在東方匯理銀行手裏,用來吸取雲南人民的血汗。龍雲統治雲南時期,對法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大開方便之門,加深了雲南政治經濟的半殖民地化。

雲南財政在近代史上是收不敷支的,每年由四川、湖北、湖南等省酌量補助。由於地域軍閥混戰,造成了經濟蕭條,財政拮據,於是隻得濫發紙幣,結果,通貨膨脹,貨幣貶值,這種惡性循環,使財政金融危機日益嚴重,軍、政薪餉積欠半年以上,中、小學教師連生活也無法維持。龍雲感到這樣下去,其政治統治就難以鞏固,因此,下決心對財政金融進行整治。

雲南財政廳首先整治各項稅收,提出廢除苛雜,取消了60多種苛捐雜稅。當然,其中有些是把幾項稅目加以概括,又根據物產情況,增加許多新稅目,使財政商業化,以達到增加省政府的財政收入的目的。如:煙酒稅、屠宰稅和厘金,經過調整,逐步增加,煙酒、牲屠兩稅,據不完全統計,達到新滇幣7.80萬元,厘金達到新滇幣10多萬元。1933年後,又將全省的煙酒稅和牲屠稅合而為一,據不完全統計,增加新滇幣約在百萬元以上。

1931年1月1日,開始征收特種消費稅,以昆明特種消費稅總局為樞紐,在宜良、碧色寨、河口等地和昆明東西兩關設立分局或查驗所,歸昆明總局直轄,掌握了滇越鐵路沿線的稅收。又在迤西設騰衝消費稅局、下關設消費稅局、迤東設昭通消費稅局、迤南設個舊消費稅局、思茅消費稅局,其他關隘還設許多分局。又以出產品和集中地為重點,征收消費稅,據公布,1931年至1938年全省特種消費稅總共收入新滇幣8800多萬元。

成立契稅局,從1931年至1938年,契稅收入共合新滇幣98萬多元,登記費29萬多元,合計127萬多元。印花稅由1萬多元增加到100多萬元。又清丈田地,改田賦為耕地稅,田地稅費兩項共收新滇幣1000萬元左右。

黑、白二貨,即鴉片白銀,一直是雲南統治者的兩大經濟命脈。通過特貨統運,大獲其利,以此肮髒行為,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造幣餘利,官商都得到好處,而勞動人民手中的財富無形中從這些低成色的半開銀元轉落入統治者手中。此外還通過鎢銻統銷、紙煙火柴專賣等等,增加財政收入。

到抗戰前夕,雲南分別形成了以財政廳長陸子安及富滇新銀行行長繆雲台為首腦的兩大財政金融係統。這兩大係統的經濟實力,掌握了雲南的經濟命脈,成為處於半獨立狀態的龍雲地方政權的經濟基礎。

在龍雲統治雲南的18年中,表麵上對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服從”,而實際上在雲南建立一個獨立小王朝,做著名副其實的“土皇帝”,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麵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在金融上,發行地方通貨“紙幣”,使民國中央政府的法幣在雲南境內不能流通;在軍事上,抗戰前夕,陸續由法國購入軍火,裝備了40個步兵團的地方軍隊。對此,蔣介石雖然對龍雲不滿,但他忙於對革命根據地的圍剿,對雲南的龍雲,鞭長莫及,也就采取互相敷衍的辦法了事。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利用“抗戰”的名義,把他的嫡係部隊大批開入雲南,許多國民政府的中央機關遷到昆明和一些縣區,與此同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經濟勢力也隨之伸入雲南,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以法幣1元換老滇幣10元的辦法,把滇幣收回,讓法幣在雲南市場上流通,加上抗日大後方的供應,如美國空軍、陸軍、中央軍駐在雲南,機場、營房、糧食、副食品等等都需要雲南供給,於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趨惡化。但是,此時蔣介石對龍雲表麵上還是很客氣,並給予加官晉爵,任龍雲為軍事委員會行營主任,陸軍副總司令,而實際上在昆明又設立防守司令部,任命杜聿明為司令,率其所部第五軍駐防昆明,又派龍滌波率中央憲兵第十三團也駐在昆明,其他中統、軍統特務在雲南都設有分站機構。特別是征兵、征糧,大軍雲集雲南,天天要吃飯,壯丁當兵,農田勞力大減,使龍雲日漸感到惱火,於是對蔣介石所作所為,進行公開抨擊,1944年5月10日,龍雲在雲南臨時省參議會上講話中,以“為民請命”為名說:“三迤遍成災象,迤東各屬,雜糧已乏,掘草根樹皮觀音土之災民,所在皆是”,攻擊蔣介石不斷征兵、征糧,使得地方不得安寧,並說:“仍繼續征調,實難達到目的。”當時,《雲南日報》《正義報》都登了龍雲的講話。1945年5月,龍雲通過中央內政部長周鍾獲向蔣介石提出書麵質問,其中有幾條很尖銳:“1.昆明既有行營、綏靖署、省政府,又有陸軍總司令部,盡可維持治安,又設防守司令部,意將何為?2.滇西又另設警備司令部,為防護列多公路,自屬當然,及其管轄區域直到安寧?3.前方滇軍歸前方軍事長官指揮,自屬當然,但更調長官,委員長原許由此間主持,而近來更調人員,此間並不得以聞,甚至保薦人員亦置不複。以上種種情形,是否對某不加信任?”蔣介石看後,非常不滿,回答說:“國家要政必須執行,政府綱紀必須維護,不能因誌舟之不願或反對而遽以取消。”此時,中共雲南地下黨在昆明領導了一批較大的民主力量,組織了一些民主運動,對國民黨腐化的陰暗麵不斷揭露,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不斷抨擊,對此種種,龍雲的態度是,隻要不涉及他的地方勢力,一般他都不加以幹涉。蔣介石更是氣憤不能容忍,蔣、龍矛盾也就達到了尖銳化。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積極發動內戰,妄圖奪取中國人民八年的艱辛抗戰果實,美帝國主義也借此機會,企圖取日本而代之,以達到獨占中國的目的。蔣介石要發動內戰,就必須先解決其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主要的仍然是蔣介石中央政權和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其中西南的雲、貴、川三省,由於抗戰時期蔣介石地盤日益縮小,退守西南一隅,使四川、貴州基本為蔣介石所控製,唯有雲南還處半獨立狀態,對蔣介石又不是那麽恭順,因而,戰後蔣、龍矛盾日益突出和明顯。要解決龍雲,蔣介石認為首先就要把他的軍隊調走,於是,以派滇軍到越南受降為名,命盧漢率領第一方麵軍的三個軍及龍雲長子龍繩武統率的一個師和另外一個師,開入越南對日寇受降,削弱龍雲的實力。龍雲以為滇越近在咫尺,遇有急事,一個電話即可調回,於是同意雲南部隊入越受降。蔣介石見計已成,立即調嫡係率部隊三個軍和一個師,控製滇越邊境,以堵斷入越滇軍的歸路,同時通知杜聿明“令到行事”。

1945年10月3日,晨2時,杜聿明按照蔣介石的命令,以原計劃好的布置行事,向龍雲留在昆明的部隊發動突然襲擊,將龍雲部隊封鎖包圍,不到一個鍾頭,除五華山外,全部解決滇軍,事變後,杜聿明發布了蔣介石9月27日的3個命令:1.免去龍雲本兼各職,雲南地方軍隊交杜聿明接收改編;2.任命龍雲為軍事參議院院長;3.任命盧漢為雲南省主席,未到任前,由民政廳長李宗黃代理。龍雲據五華山與蔣介石形成僵局,指望盧漢率隊救駕,結果,盧漢派員單獨會見龍雲,表達了盧漢的意見:促駕早日履新。龍雲眼見大勢已去,10月9日隨宋子文飛重慶。

龍雲下台後,李宗黃以代理省主席登台,他和警備司令關麟征製造了鎮壓民主運動的“一二·一”慘案,激起全雲南及全國人民的憤怒和聲討,昆明反內戰、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更為高漲,在廣大人民的強烈抗議下,蔣介石不得不把李宗黃和關麟征調走,命令盧漢立即走馬上任,以此緩和一下空氣,於是1945年12月盧漢任雲南省主席職,開始了盧漢統治雲南的時期。解放戰爭結束,盧漢在雲南和平起義。雲南的對外貿易,就是在雲南這樣的政治形勢下開展的。

二、帝國主義對雲南的經濟侵略

雲南與東南亞鄰國越南、老撾、緬甸等國,有著數千公裏長的國境線,是中國西南地區的重要門戶。長期以來,雲南人民與周邊國家人民進行著平等互利的經濟貿易交往。近代《中英煙台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簽訂以後,從此,帝國主義列強對雲南進行直接的經濟掠奪,從而加速了雲南半殖民地化的演變過程。1887年《中法續訂界務專條》指明:雲南在蒙自開關。由於蠻耗位於蒙自與保勝之間水道必經之路,中國同意在蠻耗設分關,允許法國駐蒙自領事館派下屬人員一名在蠻耗駐紮,中國亦在蒙自及蠻耗駐海關人員。1889年7月28日,蒙自正式開關,於縣城東門外設立正關,於蠻耗街設立分關,並於蒙自西門外及河口設立查卡。1895年《中法續議商務專條》決定,將蠻耗分關設於河口,法國駐蒙自領事館的下屬人員及中國海關人員各一人亦派駐河口,1897年河口正式開關,原蠻耗改為分卡。1896年12月29日思茅正式開關,於城東門外及永靖哨設立查卡,易武、猛烈各設分關。在1894年簽訂的《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約》中,英國取得了在蠻允及盞西兩條商道運貨通商,在蠻允派駐英國領事館的許可,1897年訂立續約,將蠻允的領事館改設於騰越,1901年騰越正式開關,於騰越南城外設立正關,蠻允及弄璋街設立分關,騰越東門外及盞西、蠻線設立分卡。1902年,移騰越東門外分卡於龍江,10月,增設遮放分關及龍陵分卡,爾後又移遮放分關於龍陵。

蒙自、河口、思茅、騰越商埠的開設,都根據於英法兩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及章程,因而稱為“約開商埠”。1905年,昆明地方人士出於保護本地商業的主觀意願,向清政府提出在昆明設立海關的要求,同年,設立昆明關作為蒙自關的分關,昆明開埠通商,稱為“自辟商埠”,並且英法在昆明設立了領事館,他們都想奪取雲南變為他們的殖民地,1907年,法國以讓英國占埃及為條件,英國對法國實行讓步,於是法國便取得了控製雲南的權利,雲南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中國人民的反帝浪潮,特別是義和團運動的興起,粉碎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美夢,此後,法國對雲南的控製,隨著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演變,主要是進行經濟上的掠奪,使雲南成為法帝國主義的投資場所、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從而加深了雲南的半殖民地化。

雲南五口通商以後,洋貨充斥雲南市常法國以滇越鐵路操縱雲南交通命脈,壟斷獨攬雲南出口越南等方麵的運輸機關,法國侵略雲南的政策是:“任何貨物,如不經過法國同意並繳納通過稅,絕對不許入境,軍需品惟有法國可以專利……”法國獨占雲南的市場,英、美、德、日四國的貿易總額,不過占雲南外貿的40%左右,而法國則獨占60%~70%,越南的進口出口貨物,照規定法國要一概抽取2%的通過稅,但是實際上他們對於一切貨物稅都可以任意增減,本國貨物稅卻可以全免,而除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每個旅客所帶貨物,卻往往被抽取高出貨價數倍之稅率。

日用品多為外貨,除棉貨外,如:

煤油:從1920年起,約10年左右,美油常占6/10,英油常占4/10,由於帝國主義操縱煤油價格,越來越被提高,而煤油又是人民生活之必需品,因此,也隻能忍受剝削。

紙煙和煙絲,在進口貨中常居第三位,雲南人民用於買這兩項物品的錢,大約百萬以上,為了銷售紙煙,英、美煙公司經常出廣告,誘騙雲南人民吸用。如:“活邊香煙出現,附送貴重贈品。”又如:“司令牌煙,英國製造,煙質佳麗,氣味不燥,煙支偉大,世無其儔。”再如:“老刀牌,天下知,味極香,價相宜,同價煙,不能比,凡吸者,都喜歡。”帝國主義列強就是用這種手段,使雲南人民在毫無戒備中,被他們吸幹血汗。

小小的火柴,因為家家戶戶日用必需,列強也不放過,大半從外國輸入,1920年,火柴的進口約十六萬二千籮,至1928年增至四十二萬九千八百多籮。

大家都要食用的糖,有進口白糖、冰糖,1923年起,進口白糖有五千七百零八擔,冰糖有三千五百一十一擔,兩項共值銀約五六萬兩。至1928年,約增至一萬七千擔,價額增為三十七萬四千七十九兩銀。

食品類:煉乳罐頭、蜜柑、啤酒、竹筍、金線魚、醬油、汽水、酒精,還有各種藥品,文教用品(紙張、墨類等)、裝飾品、器皿雜貨等等。外貨大量充斥雲南市場,不僅吸吮雲南人民的血汗,而且使社會風化成為:服者西緞、食者洋食、吸者紙煙、飲者洋酒。上行下效,結果,從城市到農村,一方麵使農村的自然經濟破產,另一方麵影響了雲南民族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

帝國主義列強,利用直接輸出資本控製雲南的金融業。法國控製雲南的主要金融機構,是在1914年1月1日在蒙自成立的“東方匯理銀行支行”,它是外國在雲南省銀行中曆史最久,勢力最大,危害最甚者。該行成立後,就向個舊、昆明等地進行擴張,利用買辦在個舊、昆明等地設立商號,代理業務。1919年,東方匯理銀行蒙自分行借口承匯鐵路公司客貨運費和海關稅款等所得雲南紙幣,富滇銀行蒙自分行不能隨時兌現,要求由省城富滇總行兌現,經富滇總行同意後,就在昆明廣聚街(金碧路)設立辦事處,專辦雲南紙幣兌現業務。1921年,改為正式辦事處,展開匯理銀行一切業務,並對外營業。1931年,昆明辦事處改為分行,1932年,蒙自匯理支行隨蒙自海關和法國領事館遷到昆明,並入昆明分行。

東方匯理銀行在越南發行紙幣,流入雲南,稱法紙,該行不僅用法紙來換取雲南的貨物,還以此來擾亂雲南的金融,從中牟取暴利。如1929年7月間,該行昆明辦事處利用城防吃緊的機會,把法紙的價格由每百元換滇票四百七十元,抬高到九百四十五元,到8月底,忽然降低到六百元以下,同時,法紙抬價,匯率便跟著上漲,法紙跌價,匯率便跟著下跌。這一漲一跌之間,該行不僅剝奪了雲南的很多錢,而且擾亂了雲南的金融秩序,使商民無形中受到很大的虧損,使之紛紛破產,讓滇幣信譽大大降低,同時,大量吸收雲南的銀元,根據中國海關統計,1914年至1930年間,東方匯理銀行蒙自支行由雲南運往越南東京的越南銀元為1306.2799萬元,運往上海的墨西哥銀元和中國銀元為149.65萬元,共值我國關平銀972.6312萬兩。由於雲南白銀大量被搜運出口,紙幣不能兌現,外匯也被該行操縱壟斷,使得雲南金融秩序日益混亂。

東方匯理銀行盤剝雲南人民的血汗,操縱雲南的外匯,支配雲南的金融,最重要的手段是辦理個舊港銷大錫的跟單押匯。因為蒙自海關出口貨值占雲南三關出口總值的80%以上,而大錫出口值又占蒙自關出口總值的80%左右,可見,個舊大錫是雲南最大的出口貨。東方匯理銀行利用這種跟單押匯辦法,把雲南港銷大錫所換得的外匯大部分吸收到自己手裏,再以此賣給進口商,從中牟取暴利。有時該行任意操縱,抬價出賣,牟取暴利。外匯上漲,對東方匯理銀行是絕對有利的,押匯的錫商卻不能不忍受損失。這種辦法對錫商來說是一種高利貸剝削,對雲南財政金融來說則是操縱壟斷,從而使雲南經濟在其支配之下。該行自從蒙自支行成立到抗日戰爭前的20多年時間裏,一直壟斷著雲南出口大錫外匯的60%以上,成為雲南外匯市場的掌握者。直到1935年初,雲南富滇新銀行經過整頓之後,強化了對地方金融的管理,並改進外匯管理辦法,在龍雲政權的支持下,繆雲台與東方匯理銀行反複交涉,並在上海中央銀行存下了大筆巨款之後,到1936年6月,雙方才簽訂了協約:富滇銀行以優惠價格,每月供給鐵路公司和東方匯理銀行港匯6萬元,東方匯理銀行應承“不再妨礙本省金融”,不在富行“業務範圍內尋求外款”。

此外,東方匯理銀行成立後,還奪取雲南全省的鹽課和蒙自、思茅、騰越三海關的稅款以及郵政收益的保管匯解特權。這些款項每年有200萬兩白銀以上,又是無息存款,使雲南的財政為東方匯理銀行所控製。

東方匯理銀行還壟斷了雲南存放匯兌業務,從該行成立到1935年以前,銀行辦理存放款匯兌業務,以法商東方匯理銀行為主,外商存款全部被吸收,該行存入月息為4厘,放出月息為8厘,外加經理“惠傭”50%,實際月息是一分二厘,而且除洋行外,其他的向該行貸款,必須用實物抵押,如不按期歸還貸款,即嚴加追收,甚至強迫借款人定期投標拍賣抵押品。

1935年,雲南富滇新銀行基礎逐漸穩定,並向中央財政部申請富滇新銀行代匯解款,財政部亦認為富滇新銀行可靠,電令海關稅務司照辦,不久,郵局款項亦由富滇新銀行匯解,於是,富滇新銀行奪回了東方匯理銀行控製的雲南財政的權利。

中法實業銀行於1918年由法商在昆明巡津街21號正式開業,主要業務為國外匯兌兼辦存放款、大錫出口,中國人投資及存款甚多,到1921年業務正盛時,該行接巴黎銀行電雲:營業虧本即令停業。該行立即關閉,存款者紛紛要求退款,法商避而不見,置之不理,引起存款者的憤怒,乃組織債權團力爭,並報批省政府,結果協商決定,以折半退款,雲南人民的財富,就是這樣被帝國主義掠奪。此外,萬國儲蓄會、保險公司都是帝國主義掠奪雲南人民財富的一種手段。

帝國主義通過各種手段,使雲南成為帝國主義的商品銷售地和原料掠奪地,其中,外國洋行起著重要的作用。法國在滇開設的洋行有:

安興洋行,原為代理亞細亞水火油公司,後因業務發展,法商另組亞細亞水火油公司,主要業務為經營水火油、機油等,地址於慶雲街。

商務酒店,地址於火車站。

少厘爺洋行,主要業務為進口洋紗、洋雜貨,地址於新成鋪。

福利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各種雜貨,地址於威遠街。

寶多洋行,主要業務為外國毛呢、雜貨、五金等,地址於巡津街。

法國大藥房,主要業務為專售各種西藥,地址於巡津街。

徐壁雅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進出口貨物:洋酒、疋頭、棉紗、五金、電料等,兼營豬鬃生意,並在東門外打草巷設漂染作坊,又派人駐個舊收購大錫出口,並代辦萬國儲蓄會的業務,斂財不少,中日戰爭爆發後停業,徐壁雅卷款逃走,地址於巡津街。

亞細亞水火油公司,主要業務為經營水火油,油源自蘇門答臘運至海防入昆,中日戰爭爆發後停業,地址於雲津街。

龍東公司,是一個半公開的交易所,專做投機走私生意,接洽軍火交易、大煙生意,製造嗎啡,危害中國人民心身健康,地址於巡津街歌臚士洋商後麵,直到1945年才停業。

豬鬃公司,為法沙厘、寶多二行出資開設,主要業務為專辦豬毛,地址於打草巷20號。

英國在滇開設的洋行有:

英美煙草公司,主要業務為經營:美國煙葉、呂宋煙、紙煙、煙絲、煙鬥等,品種有黃雀、稱人、老刀、飛馬、仙島、金花、哈德門、藍橋、紅錫包、白蘭地、多福等多種,係一般煙。此外高級煙有:司令、三炮台、金片、大炮台等,卷煙盒裝有呂宋煙、埃及牌雪茄煙。初以低價宣傳銷售,待民眾上癮後,提高價格,壟斷全省市場,中日戰爭爆發後停止,地址於巡津街。

卜內門洋梘公司,主要業務為專經營肥皂,地址於廣聚街。

滇英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進口貨碾米機、百貨等,地址於三市街。

旗昌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進口英國發電機、電料、抽水機等,1930年停業,地址於羊市口。

美國在滇開設的洋行有:

三達水火油公司,主要業務為專售水火油,地址於巡津街。

勝家公司,主要業務為專售縫紉機,地址於金馬坊。

慎昌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發電機、洋雜貨等,地址於崇仁街。

芙泉水火油公司,主要業務為銷售水火油、汽油、機油、巴蠟等,油源自美運入海防入昆,壟斷昆明市場,中日戰爭爆發後停業,地址於寶善街。

中美逐安公司,主要業務是經營鋼絲床,地址於威遠街。

日本在滇開設的洋行:

保田洋行,主要業務為進口日貨,如日用百貨、疋頭等。兼營製造嗎啡出口。日貨充斥昆明市場,觸目皆是,排斥國貨,掠奪人民。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昆明中小學生出於愛國激情,宣傳拒用日貨,遊行示威,搗毀該行,使抵製日貨行動深入人心,日商向地方政府交涉,賠償滇幣20萬元後,停業回國,地址於金碧路中段。

府上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日本貨,有化妝品、疋頭、雜貨、清快丸、仁丹等。該行所售的清快丸,經當時衛生局化驗含有毒質,禁止售賣,所售咖啡杯手即碎,雅布、花布等,多以纖維代替,該行就是以此對人民進行欺詐騙財,故“五四”時期,人民出於憤怒,該行與保田洋行同時被搗毀,地方當局賠償八千元後停業,地址於正義路下段。

日本酒店,地址於得勝橋。

希臘在滇開設的洋行:

歌臚士洋行,由希臘人歌臚士兄弟開設。歌臚士原係修滇越鐵路包工,其弟在蒙自設分行,主要業務有五金百貨等,兼在巡津街開設洋酒店,抗日戰爭勝利後停業,地址於金馬坊口。

若利瑪洋行,若利瑪原係滇越鐵路包工,先在蒙自設攤售貨,當地發生匪亂,借口財貨被劫,被打傷足部,要求賠償,中國政府賠償其損失費五千元,若利瑪即以此做資本,來昆開設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五金百貨,中日戰爭爆發後停業,地址於金碧金新祥雲街口。

馬地亞多士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各色雜貨,地址於金馬坊。

土耳其在滇開設的沙發尼洋行,地址於廣聚街。

德國在滇開設的洋行:

謙信洋行,主要業務為經營德國染料,地址於威遠街。

禮和洋行,主要經營五金機械。

西門子公司,主要經營五金機械。

以上洋行,多半是滇越鐵路通車後來昆開設的,其經營品種多半是外國機製產品及生活消費品等等,這些洋行不單單是銷售商品,它們經常阻礙雲南的民族工業的發展,影響人民生活的安定,如法商安興洋行等,購運雜糧出口,影響人民生活:旗昌洋行為牟利而出賣大電度燈泡,破壞了電燈公司的正常供應,並使文廟街、慶雲街、忠愛坊、教子巷等電櫃被焚毀,影響了耀龍電燈公司的正常發展;慎昌洋行借口經商,深入礦區,進行調查,為掠奪雲南省礦產打先鋒。總之,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一方麵破壞了雲南農村的自然經濟,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影響了雲南省民族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

關稅是國家對外貿易唯一保護自己主權的武器,而中國因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這種武器早已喪失。1887年,中法續議商務專條第三條規定雲南陸路進口稅則,按照海關稅則減3/10,出口稅則按照海關稅則減4/10(海關進出口稅則均為值百抽五),自此以後,雲南進出口稅則均受此協定之束縛而無由更張,不僅對進口稅不能增收,而且對出口稅亦不能減收,這就影響了雲南省的生產發展和出口貨物的增長,同時,外貨在本國出口時,無所謂出口稅,到雲南則隻需納3.5%的進口稅後,貨物則可暢銷於市,從而阻礙了國貨的銷售,而雲南貨物出口時,即需納3%的出口稅,到外國進口的時候,又需納30%至50%甚至100%的進口稅,結果,中國的關稅變成了保護外資的關稅,中國的對外貿易、雲南的對外貿易當然就大受影響。

帝國主義除操縱中國的海關外,還操縱中國的郵政和電信事業。1911年5月,中國的郵政與海關正式分別管理,新設郵傳部,以法國人彼利為總辦,他管理人事權、管理權,郵傳部不過有名無實。辛亥革命後,彼利回國,由法國人德勝蘭繼任,民國政府時,繼續任用法國人為總局長,他們不僅掌握中國郵政權,同時還破壞中國郵政統一,另在昆明設立法國郵櫃,屬法國安南總督管理,直到1922年被中國人民反對才被撤銷。

袁世凱在北京組建政府時,向帝國主義借款,提出借款條件為“以鹽稅為擔保,以後各國墊款,銀行團應該具有優先權利”。合同簽訂後,在北京設立鹽務署的稽核總所,在各產鹽地方設立稽核所,後來在銷鹽地方還設業稽核處。由中國總辦一員、洋會辦一員主管,所有發給引票、匯編各項收入之報告及表冊各事,均由該總會辦監理。自此,我國鹽務管理之權,繼海關之後,也完全被帝國主義所控製,以此直接對人民群眾進行掠奪。雲南稽核分所於1914年3月成立,所有鹽款全歸分所直接管理,並於各井場各設分稅局,雲南省有數十個縣有鹽井,大約可分為三大產鹽區:黑井區、白井區、磨裏區。該三大產鹽區所產的鹽,足夠供應全省之用。鹽也是雲南出產的大宗,每年收稅,約達300萬元。此項收入,亦被帝國主義操縱。

雲南在抗日戰爭前的30年時間裏,政治上是法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經濟上的財政金融也被法帝國主義所壟斷和操縱,交通命脈也在其控製之下,再加上海關權也掌握在法帝國主義手裏,雲南關稅不能自主。

由於帝國主義商品輸出的擴大及資本的輸出,越來越多的洋行湧入昆明,一些洋行的代銷店為洋行推銷商品、收購原料,從而出現了買辦階級,同時也使雲南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民族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畸形的,表現在官僚資本在護國運動以後開始形成,抗日戰爭爆發前開始發展,抗日戰爭中得到較大發展;民族工商業資本雖有所發展,但是是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的夾縫裏生存發展,因而發展十分緩慢。

從全省範圍來說,雲南的官僚資本及民族資本,絕大部分集中在昆明地區和個舊等少數礦區,少數城鎮有一些工場手工業性質的民族資本,到抗日戰爭前,從全省範圍來說,還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

三、雲南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係

雲南地處祖國西南邊陲,崇山峻嶺居多,壩區較少,自然條件極為複雜,自古養育著二十多個民族,社會經濟因受曆史條件、民族條件、自然條件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而且極不平衡。一般說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出現,多半集中於昆明、個舊、東川、下關等城鎮和一些平壩漢族地區。壩區和半山區的農村,普遍處於封建地主經濟時代,有些山區及邊疆地區還處於封建領主經濟、奴隸製經濟時代,有一部分還停留在原始經濟時代,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初。

然而,雲南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國接壤,邊界線長達4060公裏。在這漫長的國境線上,有大小出進口岸和邊民互市數十處,有許許多多的驛道小路,把國界兩邊的人民聯結在一起,長期以來,互通有無,由雲南經過緬甸、老撾、越南的陸上通道,可到達中南半島的泰國、柬埔寨、印度、孟加拉等相近國家,瀾滄江與紅河是將雲南與緬甸、老撾、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國家從水上聯係起來的“東方多瑙河”,現在還開辟了昆明直達仰光、曼穀、萬象的三條航空線。

鴉片戰爭以後,英法兩國加緊打開中國西南的大門,於是積極加緊對中南半島的侵略,19世紀80年代,英國侵占了整個緬甸,法國侵占了越南和柬埔寨。19世紀90年代,老撾也被法國侵占了。這樣,中國西南大門的雲南周邊國家緬甸、越南、老撾等國,都淪為英法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英法也就是通過這些國家打開雲南的大門,所以,雲南與周邊國家較大、較廣泛的經濟交往,就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進行的,因而,這種交往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下進行的,從而就限製和阻礙了雲南與周邊國家正常的、積極的經濟貿易交往關係。

雲南在與周邊國家相互往來的頻繁貿易中,起著中間媒介的貨幣必然起著重大作用。1897年雲南被開辟為商埠以後,外商在交易上多用銀元,稱為“洋錢”,由於其質量好,普遍流通於市麵,此外還有墨西哥的“飛鷹”銀洋,越南的“站人”法洋,香港的“板樁”銀元,其中“站人”流入最多。後來,本國的湖北“龍元”也流通於市場,1905年以後,雲南自行鑄造“龍元”和“銀角”,1913年間,北方的“袁大頭”銀元也流通於雲南市麵,1917年以後,由於唐繼堯連年用兵,財政緊張,逐漸降低了銀水成色,隻鑄“半開”銀元。1912年,富滇銀行開始發行紙幣,1915年,殖邊銀行雲南分行也發行紙幣,當時紙幣與銀幣同時使用,1916年以後,紙幣逐漸貶值,滇越鐵路通車以後,西貢紙幣“法紙”在市麵也很流通,在邊疆地區還流通著印度及緬甸的貨幣。

如此眾多的國際貨幣在雲南市麵上流通,表明了雲南與周邊及鄰近國家很早就開始了經濟交往及貿易關係,雲南的一些商品也積極地向這些國家輸出,然而,較大規模的經濟交往是在雲南五口通商以後。

雲南對外貿易中,個舊的大錫占著很重要的地位,大錫絕大部分經蒙自出口,運銷國際市常個舊錫業,起初多半出自中小型私營土法手工采煉,以後逐漸出現幾家大的資本家,有些官僚、地主、商人看到大錫可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大利,於1905年組成“個舊廠官商有限公司”,主要業務是向中小廠商收集成錫,運往香港銷售,1909年,改組為“個舊錫務公司”,主要業務除收錫外,還直接經營開采冶煉。1910年滇越鐵路通車後,錫的出口量增加約為通車前的1/3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錫的需要量大增,1914年到1918年期間,個舊錫每年平均出口量8080噸,一戰之後,個舊錫的出口量隨之下降,雲南錫的生產和銷售操縱在英國資本家手裏,價格看香港行情升降,而香港價格又受製於倫敦五金交易所影響。個舊錫的出口,幾乎全部由滇越鐵路運至越南海防,再轉水路運到香港,法國用抬高運費、增加關稅及過境稅的方式,從中分割利益,因而,雲南錫業的發展、出口等均受帝國主義者的製約及影響,加深了殖民性質,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富滇新銀行通過各種交涉後,才由雲南自己掌握了個舊的大錫出口權。

雲南除了向國際市場輸出錫、銅、鉛等礦產外,還輸出生絲等貨,雲南的邊民及商人也把土特產品貨物推銷到鄰國,還有一些商人到鄰國去開商號,進行貿易,騰衝的商號有如:

福春恒,因鑒於滇西土特產,如粉絲、乳扇、弓魚、核桃、火腿等為緬人愛好,便收購土特產運往瓦城出售,回程購進花紗布匹,遍銷滇西各地。又到四川各地收購生絲,加工成絲,運到緬甸銷售,回程購進棉花、布匹、玉石等。福壽恒還在瓦城設立分號,出售的“絲球牌”解絲,價廉物美,暢銷緬甸、印度、伊朗,使日本的商品銷路大受影響,1920年至1930年,該號資產達300餘萬元。

洪盛祥,從事中緬進出口貿易,1908年至1920年間,該號以騰衝為總棧,其分支機構,國內有保山、下關、昆明、嘉定、重慶、廣州、香港、上海;國外有緬甸的仰光、瓦城、臘戍、八莫,印度的加爾各答、哥倫堡等地,商品以國產絲、茶為主,以棉紗、棉花、棉布、玉石為主要進口物。1920年,洪盛祥的董珍廷、董耀廷遍遊印緬各地,在猛玉石場包稅崗十多年,賺了巨款,回國後擴大出口貨源,在下關鳳尾山開辦“洪記石磺公司”,雇工300餘人,產量20000多馱(約1800噸),將生產的石磺,用騾馬運經騰衝,轉運緬甸八莫,裝小火車運至仰光,再海運至加爾各答。洪盛祥還在思茅、佛海、普洱合資辦了“洪記茶莊”,種植500畝茶園,從佛海出口,經緬甸洞已轉到印度哥倫堡,至不丹、尼泊爾、西藏銷售,又購回麝香、高檔皮張、黃連、知母、貝母等土特產。還在下關買了一個茶廠,年出口3000馱,還辦了一個下關製革廠,1935年時,該號資產就有一千萬元左右。

茂恒,1930年成立,主要業務是由國內辦絲出口,套辦國內需要的棉紗、棉花進口,在四川成都、宜賓等地區辦絲設廠,在下關辦茶廠,在順寧、鎮康辦大煙,銷到宜賓、重慶、宜昌各地,1943年,創辦雲茂紗廠和“南洋生絲公司”。

永茂和,在緬甸抹穀開設店鋪,經營寶石、玉石、百貨,後移曼德勒,建立了仰光、錫卜、臘戍、八莫、南坎、果領、瑞波、猛等分支機構,1924年,撥資在昆明建立“春永和”字號,經營香港、上海、仰光之間的生絲及匯兌,1938年後,在國內設下關、保山、騰衝三個分號,1950年結算,投資股額總數合盧比520餘萬盾。

廣義,是合股經營的進出口商號,1944年成立,1951年停業,流動資本合盧比10萬盾以上,在國內分設機構於廣州、昆明、下關、保山、騰衝,在國外分設機構於緬甸鳩穀、八莫、瓦城。在國內換取大量外幣,到瓦城大量購進美國、印度的布匹、五金、百貨、洋雜貨、成藥、化妝品等等,銷售於國內。

萬通,是從茂恒中分出來的,創始人是騰衝白果巷的伍集成、伍體賢兄弟,總號設於昆明,分支機構設於西藏昌都、香港、下關、畹町,從事花紗、豬鬃、山貨、皮毛進出口業務,抗戰前,遷往香港,是今天的瑞成有限公司。

此外,著名的商號還有三盛、茂恒、華盛榮、文瑞記、騰昌、永生源、協樹昌、德興隆、世昌隆、永盛、興旺、裕豐、廣盛等等,進出口貨一年比一年增加,八莫至騰衝的通道上,經常有8000至10000匹左右的馬幫運輸物資,騰衝海關驗貨廳每天擺滿了大量貨馱,棉紗每年不下50000大件。當時騰衝有30萬人口,州城八保為百寶街。1902年,騰越關開設以來,進口貨以棉花、棉紗為大宗,還有航運的綢緞布匹、毛織品及洋雜貨等,每年約值關平銀1百萬至2百萬兩,進出口貨值比較每年入超關平銀1百萬至2百萬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和其他國家遭戰爭重創,運銷到緬甸的工業品大大削減,價格暴漲,這時在緬、印的華僑大商,大企業家囤貨居奇,得到較大發展,雲南民族工商業也得到一定發展。此後,騰衝還開設有“名揚煙草公司”、“織布廠”、“製革廠”、“印刷廠”、“火力發電廠”、“電池廠”、“肥皂廠”等等,較為繁榮。日本投降後,中印公路存在的價值減小了,大批商品改道滇緬公路,此期間,騰衝大商號開始內遷外移,往日的市場繁榮,逐步減退。

除騰衝外,其他地區的一些商號也進行對外貿易,如:興泰和在泰國進口洋靛,運到昆明銷售,部分留著自己染布用。

慶正裕,經營進出口業務,以往緬甸銷售絲為主要業務。大力由香港辦條銀付滇,每一條銀計重1.000個盎司,每一盎司,合關秤8.278錢,運往緬甸銷售,1932年冬季,緬甸禁止白銀入口,條銀生意結束,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慶正裕從香港辦黃金經越南到昆明,運往緬甸銷售。當時一般行商,都攜帶金銀,進緬甸賣了轉成款,又買貨回來,所以銀幣如滿龍、袁頭、唐頭等銀色較好的,都帶到緬甸去。慶正裕的主要出口業務,以采辦生絲運到緬甸銷售,生絲在緬甸銷路較好,進口業務以棉紗為主,慶正裕以此賺得的錢又辦豬鬃廠、洗製熟鬃,運到上海、香港銷售。後來,生意興隆,出口貿易日益擴大,又做羊皮、麂皮生意,直到緬甸淪陷後,慶正裕分夥結賬。

永昌祥,創號於雲南大理下關,分支機構設於大理、麗江、維西、會理、敘府等處,原合夥人有嚴子珍、彭永昌和楊鴻春三家,1917年,由於彭永昌退夥,股權歸嚴子珍掌握,由於股東已是家屬關係和師徒關係,這就給嚴子珍帶來了獨資經營的有利條件。永昌祥的生絲貿易,不僅是跨過川滇兩省界,而且跨過了中國和緬甸的國界,成為國際貿易的一環。敘府和瓦城兩地,空中直線距離在兩千公裏以上,陸上交通,除了緬甸境內有一段輪船火車外,當時要經過川滇的千山萬水,專靠馱馬運輸,加上土匪橫行,商旅裹足,而永昌祥的生絲仍能長久維持達二十多年之久,並從中賺了大量的錢財,成為業務發展的重要支柱,這主要是由於兩方麵的原因:首先是生絲的銷售在緬有悠久的曆史,因為它適應緬甸的民族習慣,緬族穿的紗籠(即圍裙),為東南亞很多民族共同的習慣服裝。緬甸氣候濕熱,出汗過多,紗籠經常需要洗換,因此,要適應要求,材料必須漂亮而且耐洗,泰國的情況也相似。永昌祥把條絲運到瓦城後,還要經過改絡一道手工,才能上機織成綢料,加染後顏色燦爛,質地雖粗,但耐洗吸汗,很適合溫熱的氣候。至於緬甸人頭上戴的紅色絹絲頭巾,卻要求細軟,永昌祥能滿足這種需要。其次,永昌祥摸索生絲運銷的規律,先後達二十餘年,最後創立了穩定的“雙絲牌揚紡”名牌商品,經常供不應求,價格比一般的多賣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這個名牌的創立,並沒有經過科學的測驗,全憑手工技術的改進而完成的;永昌祥還通過傳統的通關信,經年累月地把四川的生產狀況和瓦城的需要和行情互通情報,使產品按需要得到逐步的改進,這就是永昌祥的生絲能在緬甸長期暢銷的主要原因。永昌祥經營的進口商品,比較多的是棉紗和棉花,但數量始終抵不上出口的生絲。永昌祥除經營生絲外,主要的還有沱茶、鴉片、國產紙煙等等,成為迤西著名的大商號。

順成號,在抗日戰爭爆發前的相當一段時期內,為滇南的一大豪紳巨賈商號,把持操縱滇南的商業經濟。滇越鐵路未修通以前,順成號即由蒙自、蠻耗、河口,經營香港貿易,號稱港幫。滇越鐵路修通以後,蒙自早已開辟為商埠,貿易更盛,個碧石鐵路修通,蒙自在貿易上之地位日臻重要,順成號因利乘便,更擴大其貿易,營業蒸蒸日上,成為滇南首屈一指的巨商。順成號經營滇港貿易,昆明、香港均有分號,營業發達。又代理海防法商普利洋行,壟斷該行入口棉紗的銷售權;代理亞細亞水火油公司,壟斷該公司蒙、個、臨、屏的水火油銷售權。其買辦性較濃。又開設“順成當”經營押當業務,重利盤剝人民。

興順和號,在玉溪(以紗)換農家婦女的土布,又從昆明購紗到玉溪,再換布出銷,後逐漸為發展自己購靛染布,最後又得知泰國已有德商洋靛,染布色較鮮豔,技術也較簡單,於是派人到泰國做洋靛生意,也發了些財。

永義昌號,是張子義所創,主要業務為經營皮業,他的皮貨來源一為昭通會澤的迤東線,一為下關、普洱、思茅的迤西線,三為開遠蒙自的迤南線。由於業務不斷發展,就決心擴大業務直接出口羊皮,派人到香港設號,牌號為“永義昌”,該號經張子義在昆明從電報局、銀行多方麵應付,港昆互相配合,結果,第一批就定銷羊皮二萬斤,貨色上好,準時運港交貨,從此在香港站穩了腳跟,成為壟斷羊皮銷售的巨商。

以上這些著名的商號,是雲南經營國際貿易及民族工業較早的商號,它們在雲南交通梗阻、風氣閉塞、商業落後的情況下,輸出條絲、生絲、皮毛和土產,換進棉花、棉紗及布匹,發展了雲南與周邊國家、鄰近國家及地區的國際貿易關係,它們對雲南的經濟發展、國際貿易交往,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蒙自位於雲南省的東南部,是滇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在開關以前,經濟上處於自給自足,與毗鄰互通有無,它距離個舊50公裏,個舊大錫通過蒙自、文山、剝隘而到百色轉運至香港,再從香港購買百貨運回蒙自。蒙自開關後,這條國際路線改為蒙自經過蠻耗、戛溜、河口、越南老街、海防到達香港。從蒙自到海防的水陸聯運的交通線上,據蒙自海關統計,1896年,由蒙自至蠻耗的路上,有87000多匹牲口通過。1912年,通過的馬馱、牛馱有109264匹,出現了馱馬成群集隊、木船如梭的繁榮景象。滇越鐵路通車後,大大縮短了進出口商品的運輸路程,貨運量成百倍地增加,中國的南大門被打開了,於是英、美外國卷煙大量輸入。

1912年,蒙自關進口卷煙總值達4.7萬元,占雲南省卷煙進口總值的94%。1912年,英美煙草公司蒙自分公司和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蒙自開業,他們經銷的卷煙“三炮台”、“大炮台”、“老刀”等牌號,壟斷卷煙市場,蒙自關進口卷煙價值猛增至11.3萬元,占雲南省進口卷煙總值99.12%。1920年,美國煙草公司在昆明巡津街設立公司,擴大進口,蒙自關進口外國卷煙價值為國幣26.9萬元,省外進入卷煙38.8萬元,兩項總值66.7萬元,占雲南省卷煙輸入總值的95.22%,1928年,國外進口卷煙價值為99.1萬元,省外進入55萬元,兩項總值達154.1萬元,占雲南卷煙進口總值154.2萬元的99.42%,以後省內外卷煙增加,外國進口煙逐年減少,至1937年,蒙自關遷往昆明後,蒙自關進口卷煙價值下降到0.2萬元,結束了帝國主義壟斷蒙自和雲南的煙草市場的曆史。盧家國:《蒙自關煙草貿易進口始末》,《研究集刊》1991年合刊本。

從以上情況看,雲南省進口商品的構成和位次是:第一類棉花、棉紗、棉布等,是雲南省進口的第一大宗,因為雲南省素不產棉,所以主要靠進口;第二類是煤油、汽油,屬燃料和能源,也靠進口;第三類是稻米,雲南自古依靠外米補充;第四類火柴、紙煙、雜百貨等等。然而,在各地軍閥混戰的時候,進口軍火是真正的大宗。雲南省出口貨物,第一類是大錫;第二類是生絲;第三類是皮貨;第四類是藥材,當然在出口貨中,不可避免的是鴉片也不算少,而且某些大商號往往是以賣鴉片發財的資本。

現將蒙自、思茅、騰越三關的進出口貨的情況列於下麵:

蒙自關進口貨物的情況:

1915年,稻米335擔、大豆1擔、棉花1278擔,煙絲5872擔,芝麻1擔。

1916年,稻米28擔,大豆66擔,棉花364擔,煙絲2695擔。

1917年,大豆5擔,棉花176擔,煙絲2984擔。

1918年,稻米3擔,棉花208擔,煙絲562擔。

1926年,稻米157887擔,棉花6278擔,麵粉10893擔,糖40205擔,煤18885擔,煤油1583773擔,棉紗174541擔,水泥22592擔。

1927年,稻米1873擔,棉花6135擔,麵粉9683擔,糖27036擔,煤22156擔,煤油1358163擔,棉紗141986擔,水泥23947擔。

1928年,稻米40370擔,棉花4110擔,麵粉11518擔,糖34115擔,煤16198擔,煤油2175633擔,棉紗156545擔,水泥20069擔。

以上可見1915年至1918年進口貨以稻米、棉花、煙絲為主,1926年至1928年進口貨以稻米、棉花、麵粉、糖、煤、煤油、棉紗、水泥為主。

蒙自關出口貨:

1915年,大豆12340擔,煙絲14擔,棉花12擔。

1916年,大豆27604擔,煙絲1擔,棉花11擔。

1917年,大豆97579擔,煙絲2擔,小麥170擔。

1918年,大豆31404擔,煙絲1擔,小麥6擔。燕麥493擔。

1926年,豆類594擔,茶4236擔,牛皮17606擔,桐油156擔,煤195擔,生絲109擔。

1927年,豆類3232擔,茶4236擔,牛皮13439擔,桐油291擔,煤64擔,生絲4擔。

1928年,豆類4554擔,茶3674擔,牛皮21395擔,煤122擔,生絲3擔。

從以上數字表明,蒙自關出口貨1915年至1918年,以大豆為主,有少量煙絲、小麥等,1926年至1928年以豆類、茶、牛皮、桐油、煤及生絲為主。

思茅關進口貨:

1926年,糖6擔,棉花5494擔,煤油220擔,棉紗10擔。

1927年,糖9擔,棉花5498擔,煤油145擔,棉紗45擔。

1928年,麵粉2擔,糖3擔,棉花3306擔,煤油855擔,棉紗45擔。

從以上情況表明,思茅關進口貨以棉花、煤油及少量棉紗為主。

思茅關出口貨情況:

1926年,茶321擔,生絲252擔,生鐵10擔。

1927年,生絲338擔,生鐵130擔。

1928年,生絲13擔,生鐵22擔。

可見,思茅在1926年至1928年以生絲出口為主,少量生鐵為出口貨。

騰越關進口貨情況:

1926年,麵粉82擔,糖116擔,棉花8203擔,煤油74200擔,棉紗22955擔,水泥64擔。

1927年,麵粉77擔,糖86擔,棉花7326擔,煤油52473擔,棉紗30104擔,水泥20擔。

1928年,麵粉156擔,糖67擔,棉花4489擔,煤油88170擔,棉紗25795擔,水泥46擔。

可見,騰越關1926年至1928年進口貨以棉花、煤油、棉紗為主,也有麵粉、糖、水泥等。

騰越關出口貨物:

1926年,豆類75擔,花生26擔,茶60擔,牛皮190擔,生絲2215擔。

1927年,豆類135擔,花生6擔,茶143擔,牛皮901擔,生絲3447擔,棉紗1擔,生鐵16擔。

1928年,豆類33擔,花生9擔,茶203擔,牛皮782擔,桐油1擔,生絲1131擔。

可見騰越關以生絲、茶、牛皮、豆類及花生為主,少量的棉紗、生鐵為出口貨。《續雲南通誌長編》,第570~572頁。

以上數字表明,三關進口貨前期以稻米、棉花、煙絲為主,後期以棉花、煤油、棉紗、水泥為主,其次是麵粉、糖等;出口貨以豆類、茶、牛皮、煤、生絲及花生、生鐵、桐油為主。

至於出入超情況,自蒙自開關起,年年都是入超,到1910年後的八九年左右,由入超轉為出超,因滇越鐵路通車後,運輸便利,土特產得以大量出口,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錫價格上漲,出口暢旺,帝國主義忙於戰爭,進口洋貨不暢,雲南工商業得到一定的發展,大戰告終後,錫價慘跌,各國把過剩貨物傾銷於雲南,使進口數值又大大增加。

雲南省的對外貿易,以蒙自關數值為最多,騰越關次之,思茅關又次之,因為蒙自關有滇越鐵路交通之便,又有大錫出口,所以出入口貨值占全省85%左右。騰越關在滇越鐵路未通前,出入印、緬貨物頗形暢旺,其入口洋貨,還可以運銷川、黔兩省,滇越鐵路完成以後,貿易數字沒有什麽起色,所占百分比始終在10%以上,1919年達23%,主要是馱運印紗及印、緬貨物到昆明、川、康暢銷,川、康土產貨物也以印、緬為銷售市場,必須經過騰越關出口。思茅關貿易數字就比較微小,因地處荒僻,國境內外生產消費及運輸條件均遠遜於其他兩關。

雲南省的蒙自、騰越、思茅三關中,蒙自關進口棉貨向居首位,騰越關次之,思茅關最少。雲南省進口棉貨,初時多為印度產品,經緬甸由騰越運輸入境,並轉銷川、黔各地,滇越鐵路通車後,印度棉花大量改道經香港及越南輸入,其仍由緬甸入口者,多數僅銷至保山一帶為止,同時,日本及越南東京區所產的棉亦因滇越鐵路運輸方便,進口日多。1923年至1924年以後,絲棉、綢緞、嗶嘰、毛棉呢、毛棉絨、毯氈各類貨物才有進口。

雲南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恰恰成了相反情形,進口貨中的主要貨物是每年增加,出口貨中主要的貨物如錫、絲等,卻是每年減少。

雲南的出口貨幾乎全是原料品,雖則也有幾樣製造品,但是都沒有居於出口的重要地位,如茶、毛氈、篾帽、火腿等,都是數量微、價格低,並且毛氈、篾帽等都是舊法的手工製品而非機製品。雲南的重要出口貨,有大錫、生絲、茶、皮貨、藥材等,其中錫和生絲為最主要,這兩樣的出口值合起來常占總出口值80%左右。雲南貨物的進出口額抵償幾乎全靠這兩項貨物。

錫為雲南出口貿易中最大額的主要貨,其10%~20%銷於本國,60%~70%銷於美國,每年出口值常占出口總值的60%~70%間,所以雲南出口貿易的興衰,幾乎全看大錫的興衰。

生絲係四川產品,由雲南騰越出口,運銷印度、緬甸,在雲南出口中居於第二位。

茶、藥材、皮貨三項是雲南出口貿易中次要貨物,數量雖不如前兩項貨物,但較有發展希望。

毛氈、篾帽、草帽,這三項貨物是雲南唯一的手工製造輸出品。緬甸、越南人都很樂於用之,由於不斷改良貨質,減輕成本,出口量就能增加。

雲南的對外貿易大權幾乎完全操在香港、東京、緬甸各洋行之手,進口如此,出口也如此,雲南所用的歐美日本貨多半也是由這三處的洋行經手轉運進口的。出口錫運到香港,茶運到東京,絲運到緬甸,但是錫的大量銷售地是美國,茶的大量銷售地是南洋,絲的大量銷售地是印度、緬甸。經手運到這些地方的是英、法、美、印幾國的商人,雲南商人往往不過居於中間媒介,起間接的作用而已,這也是半殖民地民族工商業的遭遇。

總之,雲南與越南、老撾、緬甸等國的邊境貿易有著深厚的經濟與社會基矗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中國、雲南省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以及周邊國家也先後實行對外開放,邊境貿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988年,雲南省與周邊國家的邊貿總金額達2.36億美元,占當年中國邊貿總額的36.2%。

雲南與東南亞編輯委員會編:《雲南與東南亞》,第377頁。居有邊貿的各省、區之首。邊貿的發展,必然進一步促進雲南省,特別是邊貿地區經濟的繁榮。

四、雲南對外交往的幾條交通要道

雲南雖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國接壤,邊界線長達4060公裏,但是由於雲南多半是崇山峻嶺、穀深山高,加上社會經濟形態具有多層次性特點,且近代交通運輸事業發展較晚,使雲南長期處於封閉狀態,影響到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

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於它的生產力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可見國際交往的重要性。而交通發達與否,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內部經濟文化交流發展的能力,同時,還體現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際力量的強弱,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的程度。

直到1910年滇越鐵路正式通車和1939年1月滇緬公路正式通車以後,雲南與周邊國家及鄰近國家才更緊密地聯係起來,開始了正式國際性的貿易。

滇越鐵路是中法戰爭後,法帝國主義統治了越南,由法帝國主義修築的一條鐵路,這條鐵路的起點是從越南海防到我國雲南省的昆明。1903年10月28日,中法兩國簽訂《滇越鐵路章程》共34款,其中規定:法國國家指定法國滇越鐵路公司修造、開辦自河口起經蒙自附近以達雲南省城的鐵路;鐵路所需用地段若係官地,由雲南地方政府撥交鐵路公司,若係民地,由雲南地方政府購買後交給鐵路公司;客貨運價由鐵路公司自行核定。這些條款清楚地表明滇越鐵路的修築權屬於法國,中國地方政府要無償地提供鐵路需用的土地,可是,鐵路的經營權還要屬於法國,說明了這條鐵路的修築是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劃分勢力範圍的結果,是帶有侵略性質的,法國以這條鐵路為吸血管,剝削、掠奪雲南人民的血汗與財富。然而,這條鐵路的修築成功,客觀上促進了雲南與周邊國家及鄰近國家的聯係,發展了相互間的國際貿易,刺激了雲南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使雲南社會經濟發生了變化。當然,這條鐵路的築成,中國人民,特別是雲南人民付出了重大代價。

滇越鐵路修建時,采取工程發包,承包者大都為意大利人。技術人員多為歐洲人,基層技術人員有經過培訓的我國廣東人、廣西人和少數越南人,由於鐵路沿線大部分地區山高穀深,地形險惡,加上芷村至河口段氣候炎熱,地極潮濕,人口稀少,施工困難,瘧疾多發,染病率高,修建工人從我國內地各省招來,據滇越鐵路公司工程總結記載,包工商曆年從我國各地及越南招募修路工人共60700人,其中廣西24300人,天津5500人,廣東3300人,福建與寧波各1000人,除少數越南人外,其餘的是雲南當地人,來自各地的工人有的是參加過唐胥、津沽鐵路修建的有經驗的技術工人。又據滇越鐵路公司工程總結記載,在修建期間,中國工人共死亡約12000人(未包括雲南民工、臨時工的死亡數字),其中10000餘人死於河口至臘哈地段。這些說明在惡劣的氣候、艱險的地段和非人的生活條件下,工人們的悲慘遭遇,以及工程的艱險困難。

翁大昭:《抗日戰爭中的滇越鐵路》,《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

就滇越鐵路本身而言,在極端艱險的地形修築鐵路,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中法技術人員運用科學知識和近代建築材料,結合地形,進行了許多成功的設計,如人字橋、白寨橋等橋梁,以及蜿蜒曲折回繞於崇山峻嶺,然而土石方又極少的路線。

人字橋位於倮咕、波渡箐兩站之間,兩端為隧道,橋身高懸於半山之間,距穀底約70米(施工記載為100米),橋全長為70餘米,該橋在設計中應用拱的原理,將橋下部設計分木行助式三鐵拱組合鋼梁,上部為四孔多腹杆筒支梁,因此上部鋼梁猶如長龍平臥在“人”字鋼拱上,故稱人字橋。人字橋造型優美而又位於高山峽穀之間,故人稱之為“奇險”、“絕美”的景觀。

白寨橋在白寨站外,橋全長140餘米,高30~40米,設計中考慮了當時交通運輸極度不便,采用了鋼塔架(橋)箱型鈑梁,所用杆件長不超過2米,重不超過100公斤,在現場拚鉚組合架設。白寨橋纖巧秀麗,為滇越鐵路一大景觀。翁大昭:《抗日戰爭中的滇越鐵路》《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

滇越鐵路的中國築路工人,在工具設備極為簡陋的情況下,準確無誤地組合架設了各類複雜的橋梁,打通了150餘座隧道,完成了400餘公裏的鋪軌工程。這種克服困難的精神,永遠值得人們敬佩。

滇越鐵路全長464公裏,1904年開工,1910年竣工,同年4月1日全線正式通車,全部工程費用約為165450000法郎,通車後,開始運量較小,年運量11萬噸左右(進口貨以煤油、棉紗為主,出口貨以錫、藥材、皮革為主),客運量29萬餘人,全路除小停車場外,共設車站34處,共有輕重機車50餘輛,頭、二、三、四等客車150餘輛,各式貨車500輛左右,由昆明至河口,計二日可達,由東京鐵路達於海防,出入都較方便,故客貨運異常頻繁,鐵路公司營業也逐漸發達,由雲南到東京兩段計,1921年全年度收入總數為24306492法郎,較之1919年,增加76萬法郎,而1922年初數月的收入總數,視1921年同一期內的收入,已形超過。

1910年,自滇越鐵路通車後,過去出入口貨運的騾馬270隻,內地運輸的騾馬上萬匹,到1914年,則出入口貨運的騾馬完全被淘汰。滇越鐵路即成為我國西南方麵國際交通的重要路線。

貨運價格,分三區段計價,由昆明至碧色寨,共長287公裏,為第一區段,每噸公裏越幣1角4分;由碧色寨到老街,計178公裏,為第二區段,每噸公裏越幣2角5分;由老街至海防,計389公裏,為第三區段,每噸公裏8分,全程854公裏,每噸運費,計合越幣115元8角。後由於法紙價格升高,滇越鐵路公司借口滇幣低落,各貨運費即以法紙為本位;並且任意加水,始由百分之幾漸增至1480%,如此大量的加價,當然影響了雲南的對外貿易。而且車上的法人動輒打人,經常致傷致死,半路搭客不準補票,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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