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第十二節 中國抗日戰爭中史迪威的客觀現實態度

　　史迪威是個麵對現實的人，他能夠不抱偏見，比較客觀地反映事物的本身。

在抗戰爆發前夕，史迪威客觀評論了國際上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態度。

史迪威認為：一切日本在中國的行動，都以需要建立一個“堅固的西方前線”，以對抗俄國為前提，他假定中國將失去華北，外國除了“大驚小怪和發怒”外，將無所作為，美國“除了寫照會外，不會做更多的事”，而既成事實將被接受。日本不會遭到中國或世界的認真抵抗，而外國將越來越不傾向於促使停止侵占。事實上正是這樣，日本正是以蘇聯來威脅列強，以此來換取英美等列強不幹涉它侵略中國的行動，日本的這個目的，在中國戰爭的初期是達到了。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美國援華款項從未超過3000萬（美元），且又不允許購買軍火；反觀美國對日本，則生鐵、汽油的輸入皆無限製”。英國直到1940年應日本要求，還把中國當時唯一的陸上國際運輸線滇緬公路封閉3個月。直到日本的侵略行動不僅威脅到英美的利益，而且直接威脅他們的殖民統治，英美才感覺到一味縱容日本的錯誤政策必須改變，對中國的援助也才比以前較為重視了。

史迪威還客觀地分析了蔣介石對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的態度及行動。

史迪威認為：現在是中國抵抗日本的關鍵時候了，否則就太遲了。但是，蔣介石沒有顯示出願意冒公開與日本決裂的危險。“他知道他將被打敗，這意味著反叛將在他的背後爆發。因此，他將穩穩地坐著，保持他能保持的，並指望外國勢力幫助他守住上海——許多外國商業所在中心”。史迪威進一步分析：蔣介石維持平衡的辦法是繼續私下談論武裝抵抗，而除了對付共產黨人外，不真正采取行動。消滅共產黨的目的毫不轉變，他逮捕、拘禁有反抗日本情緒的領袖，並壓製救國會。史迪威的這一分析是透徹的，蔣介石當時在表麵上還是談抗日的，但實際是圍剿中國共產黨。例如：1935年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對學員講話時，就說：“我借的麥棉貸款，就是為了抗戰，如我蔣某不抗戰，全國共誅之……”而實際上，蔣介石不顧民族大義、國家存亡，把麥棉貸款用去追剿中國工農紅軍。史迪威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說蔣介石對日本的侵略“沒有為了對抗日本進一步的侵占而作出有計劃的防禦的跡象。沒有增加部隊，甚至連這種想法都沒有，沒有訓練和演習”，蔣介石“沒有做此事情的意圖，或者他對與一等強國作戰並如何準備的意義全無理解”。1938年當他會見了蔣介石和宋美齡後，史迪威給美國參謀二部的報告中說：“蔣介石對其指揮中經常出現的混亂應直接負責。”原因是：由於他對競爭者的懷疑，害怕授權或信任他的下屬，蔣盡量操縱一切。他“首先考慮的是維持他對最好部隊和物資的控製，使他的地位不受威脅。”

史迪威從客觀現實的態度出發，因此，對人的評價也較客觀、公正、坦率。

1938年史迪威會見了周恩來等共產黨幹部並和他們一起進餐。史迪威認為他們是“一致的坦率、有禮、友好和直截了當。和穿著皮領子、靴子上有馬刺的國民黨新式拿破侖適成對照——這些人隻是裝模作樣和傲慢。”

史迪威對中國的士兵、人民、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印象是：我對中國士兵和中國人民有信心，基本上是偉大的、民主的、遭受惡劣不堪的統治。沒有印度式的種姓和宗教的界限……誠實、儉樸、勤勞、愉快、獨立、容忍、友好、有禮貌。

史迪威說：我以為我所見到的一切來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腐敗、失職、混亂、經濟、稅收、言和行。囤積、黑市，和敵人做買賣。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加政府，說到做到。”

以上這些材料，充分反映出史迪威由於敢於麵對現實，因而他能夠客觀地反映出他所了解觀察到的情況，並給予公正的判斷。雖然，他對共產黨政策的認識還不是那麽全麵和深刻，如他說：共產黨所提出的關於“開放軍事政策”和“發動群眾”的政治要求，是很籠統的常用政治口號。他不理解，這就是共產黨全麵抗戰方針的主要內容之一。盡管如此，史迪威在中國抗戰的過程中，深深了解到共產黨的軍隊是真正抗日的軍隊，是他完成美國給他使命的重要依托。

史迪威為了盡快贏得對日作戰的勝利，主張武裝中國共產黨的部隊，調動共產黨的部隊及國民黨封鎖共產黨的軍隊去進行抗日。這是不抱偏見，大膽地麵對現實的主張。

史迪威及美國的一些現實主義者，在參加中國的抗日過程中，他們發現國民黨沒有用美國的供應物資裝備抗日的軍隊，而多半是裝備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並囤積物資，準備內戰；加上官員的貪汙腐敗，中飽私囊，使得美國的供應物資，不能發生其所企望的效用，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抗日遊擊隊的裝備卻很差。他們還了解到：“共產黨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享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這樣的軍隊和政府，應該得到美國租借法案的物資裝備，使其在對日軍作戰中發揮他們的作用。可是蔣介石不但不給他們物資裝備，而且還把20個師的兵力擺在西北，不用去抗擊日軍，而去封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這種自己不積極抗日，也不準共產黨抗日的行為真是令人難以理解。為此，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曾提出解除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建立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關係及軍事關係，用租借法案的物資武裝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並派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去了解情況以及成立聯合政府等等的建議。

當然，史迪威他們的主張，仍然脫離不了軍事的需要和維護美國利益的目的。史迪威在給赫爾利的備忘錄草稿中，就提出：任何和中國共產黨的安排，應當純粹是軍事性質的，並限於目前的危機。史迪威還說，將使用第十八集團軍（共產黨），對此總不應有任何誤解。可以使他們不致和中央政府發生衝突的地方發揮作用，但他們在危機中必須被接受為“戰鬥”隊的一部分。

英軍延安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從延安給史迪威的報告中，極力主張擬訂一個計劃，用租借法案的物資來裝備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他說：“美國軍開始了與中國共產黨部隊的合作……這種不徹底的合作的顯著成功，理應使我們考慮更多的積極措施。

“這樣的軍事合作應以我們向共產黨部隊提供他們現時非常缺乏的基本軍事供應品開始。並訓練他們有效地使用這些供應品。應作出計劃，當在華戰爭進入後期時，實現共產黨與空軍和其他地麵部隊之間的真正的戰術上的合作。

“向共產黨部隊提供供應品雖然有很大的實際困難。但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可見，史迪威及其下屬，他們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從美國自身的利益出發，向蔣介石提出建議及作戰計劃，一切都是為了積極主動地進行對日軍的攻擊，達到牢牢地把日軍的主力牽製在中國戰場的目的。在實現這一目的的時候，他們不管是共產黨或是國民黨隻要是抗擊日軍的部隊，他們即願意給予供應和裝備，並與之合作。這在客觀上，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有益處的。

史迪威在完成他的使命的過程中，努力對中國爭取援助物資，整編訓練中國軍隊，努力完成打通中印公路，使援華物資順利地運輸到中國，支持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還有他對中國人民的友好、熱愛，這都與他的客觀現實態度分不開。這些使史迪威成為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我們是不會忘記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