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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抗戰時期在中國的史迪威

  史迪威將軍於1942年1月至1944年10月被派往中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裏,任國民政府蔣介石的總參謀長,中、緬、印戰區美國陸軍司令官。從此,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以及軍隊訓練等方麵都得到了增強,使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史迪威為中國的抗日戰爭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然而,史迪威的對日作戰計劃最終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本人也被召回美國。本文擬對在這一複雜曆史時期的史迪威作些探討,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根據美國陸軍部給史迪威的命令,美國派史迪威來華援助的目的,就是要加強美國對中國政府援助的效益,以便進行更有效的戰爭;指揮可能指派給他的中國部隊;幫助改進中國陸軍的戰鬥效率;維持滇緬公路的暢通。

史迪威為此製訂出了他的作戰總計劃,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如下:

維持對印度的全部交通,攻擊仰光的日軍……仰光確保安全之後,集中兵力於昆明、貴陽一帶,向河內發動攻勢,或清除漢口的敵人,把日軍置於我們打擊的範圍內,日軍將退到南京和蘇州,而我們從開封向北挺進將迫使敵人從山西南部和鄭州地區撤退。到這時,空軍將可支援一切地上的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應當立即指定將給予裝備和武器的三十個師,並開到貴陽、昆明一帶地區,作預備性集中,以便可能用於暹羅和印度支那,在中國的每一淪陷區,正規軍和遊擊隊應當增加活動,最低限度要經常襲擊日軍,使他們不能互相支援。

這個作戰計劃雖然隻是主觀方麵的戰略方案,對於客體日軍的估計以及日軍將會有什麽樣的反應都沒有全麵地考慮到。但是這畢竟是國民黨軍隊抗戰以來,除了武漢失陷後,楊傑呈蔣介石的一份含有積極主動進攻敵人的“抗戰建議書”外的一份較全麵具體、積極主動進攻日軍的方案,一掃過去消極防禦的作戰計劃。同時,史迪威還努力爭取三十個師的裝備和武器,這是可貴的。遺憾的是,這個作戰計劃直到史迪威免職回國也沒有付諸實施。

1942年3月11日,史迪威為維持滇緬公路的暢通,親自到臘戍指揮緬甸戰役。

滇緬公路是當時中國西南陸地上唯一的國際援華物資線路,它於1938年正式通車,同年11月8日,自蘇聯奧德薩開出的英國船斯坦荷爾號,裝載六千多噸楊傑從蘇聯爭取的援華物資駛進了仰光港。從這時起,連接昆明和仰光的援華線路被確定下來。滇緬公路的運輸量與歐戰爆發前相比,增加了五倍,日本要占領全部中國,必須切斷援華線路,因此,對緬甸特別重視。1940年6月24日,日本照會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要求停止經過緬甸線路及香港運輸援華物資。對此,英國大使於7月12日向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八郎(米內內閣)做出了封鎖緬甸線路三個月的答複。由此可見,滇緬公路對日本的重要性以及英國直到1940年7月仍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

緬甸戰役中,史迪威的意圖是首先主動收複仰光。如果進攻仰光失利,中國軍隊就向北撤,在曼德勒以東高地的陣地上,對北進的日軍給予側翼威脅,加上雨季會使日軍遭到極大困難。蔣介石不同意史迪威的主動進攻日軍計劃,他說:“不,我們必須等待,如果他們不增援,那麽我們就可以進攻。”顯然,蔣介石這種主張,不僅被動,而且將失去可貴的戰機。史迪威則認為:“如果他們增援,那末他們就太強大了,因此,我們必須防守。”史迪威的看法是正確的,但蔣介石不同意,史迪威也不能實施自己的計劃。中國遠征軍入緬後,指揮權也未完全統一過。史迪威要求統一由他指揮;英國哈羅德·亞曆山大元帥也指望指揮中國軍隊;蔣介石又在重慶遙控。在具體的戰役中,英軍的錯誤情報及不配合行為,使中國遠征軍在喬克巴當上了大當。最後,遠征軍將士雖然英勇頑強地與日軍浴血奮戰,但結果仍然免不了緬甸戰役的失利。

事後,史迪威分析道:“敵視(當地)的人民;無空軍;日軍的主動;劣等的裝備;軍火不足;運輸工具不足;無供應機構;臨時湊成的醫療服務;愚蠢、懦弱的指揮;蔣介石的幹涉;英國人管理鐵路的一團糟;不健全的通訊;英國人的失敗主義態度;脆弱的戰爭形勢;明知無望。”於是,史迪威要求馬歇爾和史汀生派遣一個或更多的美國師給他,以便盟軍向南中國海發動一個主要的軍事行動。馬歇爾不同意,認為美國的人力物力都不容許這樣做,他要史迪威采用陸軍部的計劃:“使中國繼續呆在戰爭中。”史迪威既然爭取不到美國戰鬥部隊,隻得提出建議,改革中國軍隊,他向蔣介石提出以下幾點:

1.我建議將師合並起來,使得每一個部隊都能兵員充足,可以提供的武器,將盡其所有分配給這些師……

2.我提議對無效率的高級司令官施行嚴格的清除……如果不清除無效的(司令官),不論得到多少裝備,陸軍將繼續走下坡路。

3.我建議在將來的軍事行動中,選擇一人擁有全權以指揮行動,對軍隊可以完全控製。

這個建議蔣介石不能接受,宋美齡認為:“頭不能砍下來,否則就不會有什麽東西留下來了。”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史迪威指揮駐印軍隊,控製訓練;羅卓英管理行政和紀律。

早在日軍進攻緬甸開始時,蔣介石就意識到以仰光為基地的援華地麵線路將要被封鎖,所以,蔣介石要求羅斯福總統把過去的地麵線路改為從印度的薩地亞至昆明的航空線路,使援華物資得以繼續輸送。羅斯福同意了。1942年3月21日,25架泛美航空機開始了阿薩姆—緬甸—昆明的空運,但空運物資隻不過幾十噸,不能滿足需要。史迪威為此也要求美國陸軍部在1943年2月前,每月要運送五千噸物資,蔣介石則要求完成每月一萬噸物資的運送任務。英美聯合參謀部決定將建設阿薩姆機場予優先考慮,並準備加緊增加運輸量,努力在初秋前滿足蔣介石的要求。

為了適時地利用租借法案的物資,加強訓練中國軍隊,史迪威建議蔣介石盡快調遣大約十萬中國士兵去印度,和撤到印度的遠征軍一起,用租借法案物資予以裝備,並訓練他們為優秀的作戰軍團。這樣,新型的陸軍可以從這裏產生,同時,可以粉碎日本企圖阻止印度的物資運往中國的計劃。

史迪威估計需要四至六個月的時間來完成對中國士兵的訓練,然後采取軍事行動,其實施步驟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收複緬甸;第二階段,把日軍從泰國趕出去。

這個計劃蔣介石大體上是同意的,隻是要求一半的高級軍官由中國人擔任。於是大批的中國知識青年,被派到印度去接受訓練,加上由緬北退到印度的遠征軍,組成中國駐印軍。這支部隊全部是美械裝備,在印度經過嚴格的訓練後,1943年10月開始軍事行動,邊戰鬥邊修公路,戰爭打到哪裏,公路就修到哪裏。1944年8月,駐印軍攻破緬北重鎮密支那,12月攻占八莫,1945年1月27日,駐印軍與遠征軍在緬境芒友會師,中國滇西抗戰取得完全勝利。並打通了中印公路,收複了西南重要的陸上國際交通要道,使援華物資順利運入中國,為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貢獻。

史迪威雖因與蔣介石的矛盾不能解決,於1944年10月被調回美國。但是史迪威早先沒有通過蔣介石的允許,在緬北發動了軍事進攻,到1944年11月底收複了芒市以北地區,使滇緬公路抄近經緬甸的八莫與印度的利多連接起來,並於1945年1月25日正式通車。當第一批滿載著美國援助物資的卡車,經過二十四天的艱苦行程到達昆明時,數千群眾興高采烈地拿起小旗子前來歡迎,有的小旗子上寫著“歡迎經史迪威公路開來的第一支車隊”。蔣介石宣稱:“我們打破了敵人對中國的包圍。請允許我以約瑟夫·史迪威將軍的名字為這條公路命名,紀念他傑出的貢獻,紀念他指揮下的盟軍部隊和中國軍隊在緬甸戰役中以及修築公路的過程中作出的卓越貢獻。”當在美國的史迪威知道這條充滿了國際友誼、充滿了中國士兵的血汗與淚水的公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時,他的心情是又苦又甜。史迪威終於完成了他在中國的使命,為中國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史迪威及美國的一些現實主義者,在參加中國的抗日過程中,他們發現國民黨沒有用供應物資裝備抗日的軍隊,而多半是裝備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並囤積物資,準備內戰,加上官員的貪汙腐敗,中飽私囊,使得美國的供應物資不能發生其所企望的效用。而真正抗擊日軍的中國軍隊,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抗日遊擊隊。但是,這些部隊的裝備很差,他們艱苦地轉戰在敵人的後方及心腹,牽製打擊日軍,然而還要受到國民黨軍隊的攻擊和山西部隊的封鎖。他們還了解到,“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享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軍隊。”這樣的軍隊和政府,應該得到美國租借法案的物資,使其在戰爭中發揮作用。

與此同時,1942年10月,陳納德提出的“空軍在中國的作戰計劃”,由於日軍占領中國的一些空軍基地而不能實現,於是,史迪威用陸軍去打敗日軍的作戰計劃,又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而且被認為這是對的。可是,國民黨卻把二十個師的兵力擺在西北,不去抗日,而去封鎖陝甘寧邊區。為此,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曾提出解除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建立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關係及軍事關係,用租借法案的物資武裝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並派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去了解情況以及成立聯合政府等等。史迪威在給赫爾利的備忘錄草稿中,表示了他的想法,任何對中國共產黨的安排,應當純粹是軍事性質的,並限於目前的危機。他寫道:“將使用第十八集團軍(共產黨)。對此點不應有任何誤解。可以使他們在不致和中央政府發生衝突的地方發揮作用,但他們在危機中必須被接受為‘戰鬥’隊的一部分。”

史迪威對馬歇爾說:“如果允許蔣介石及其一夥控製‘租借法案’供應物資,你知道誰將得到供應,你也知道誰得不到供應,我們總得想辦法將武器交給共產黨,他們是要打仗的。”在客觀事實麵前,特別是蔣介石正在發動第三次反共摩擦,讓中國人民自己削弱自己的時候,1943年9月16日,史迪威直接向蔣介石建議:“轉移西北的兵力來阻止日軍。”並要求蔣介石從他自己積存的武器裏撥一些給中國共產黨作為采取抗日行動的鼓勵。

史迪威的具體計劃如下:

“1.第十八集團軍(共產黨軍隊),第二十二軍,及第三十五軍處於深入華北日軍側翼的地位。這些軍團可以有利地使用,威脅平漢鐵路和歸化至張家口區域……

2.把山西的軍隊調往山西南部,並指向鄭州,將大大增強上述的威脅。

3.本計劃的提議如下:①傅作義的三十五軍在平綏鐵路以東采取行動,用騎兵切斷鐵路,孤立包頭的日本衛戍部隊。②鄧本珊的二十二軍在包頭、歸化之間采取行動以配合傅作義。③第18集團軍(共產黨)開進五台山區域,襲擊平漢鐵路。④山西的一些師襲擊同蒲鐵路。⑤胡宗南向東移動數師,在幾個地點渡河,以向鄭州和新鄉進攻作為威脅。

為了防止敵人集中兵力各個進攻,上述行動應同時進行……

4.我建議采納這個計劃,並建議西北部隊應給予充分的供應,使這個計劃得以實行(定期在十月初)。無論怎樣壞,這個計劃對部隊來說都不致有什麽損失,供應甚微,可以使用閑散的部隊,並可以弄清楚西北部隊的可靠程度……”史迪威關於調動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進攻日軍的建議是正確的。這個建議,不僅是一個積極主動進攻日軍的計劃,同時,它可以把一直養著放在西北封鎖共產黨的軍隊調去抗擊日軍,使這支軍隊發揮抗日的作用,而且使八路軍因此得到較好的裝備及供應,可以發揮更大的威力,狠狠地打擊日軍。然而,這個建議遭到蔣介石的拒絕,因為他不能同意把他多年處心積慮封鎖共產黨的軍隊調走,這樣,他會失掉一切對他有利的時機及抗戰勝利後立即消滅共產黨的有力工具;他更不能容忍用“租借物資”去裝備共產黨的軍隊,使共產黨更加強大,這對他來說無疑是栽桑養虎。所以,史迪威在具體執行美國對華政策時,他的工作不能順利開展。

美軍觀察組到長安的安排也拖延到1944年夏天才能實現。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從延安寄給史迪威的報告中,極力主張擬訂一個計劃,用租借法案的物資來裝備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他說:“美國陸軍開始了與中國共產黨部隊的合作……這種不徹底的合作的顯著成功,理應使我們考慮更多的積極措施。

這樣的軍事合作應從我們向共產黨部隊提供他們現時非常缺乏的基本軍事供應品開始,並訓練他們有效地使用這些供應品。應作出計劃,當在華戰爭進入後期時,實現共產黨與空軍和其他地麵部隊之間的真正的戰術上的合作。

向共產黨部隊提供供應品顯然有很大的實際困難,但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可見,史迪威及他的下屬,是現實主義者,他們從美國自身的利益出發,向蔣介石提出建議及作戰計劃,一切都是為了積極主動地進行對日軍的攻擊,達到牢牢地把日軍的主要力量拖在中國戰場,以減輕對美國的壓力與威脅。因而,他們能夠拋棄偏見,不管共產黨或是國民黨,隻要抗擊日軍,他們即願給予裝備,與之合作,這在客觀上對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有益處的。



史迪威是個麵對現實的人,他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映事物的本身,不抱有偏見,再加上他的勤奮,這是他事業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史迪威是美國西點軍校的畢業生,1919年8月6日,被任命為在中國的第一位語言官,1920年7月,升為少校,9月和家屬一起到達北京,他學習中國語言,熟悉中國的情況,搜集中國的情報。在山西築路任總工程師時,還與馮玉祥結識過。1923年7月回國,1926年8月任美國駐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團的營長,再次啟程到中國,被認為是中國通。

1927年北伐軍接近徐州時,美國當局急需獲得關於中國北方和南方的第一手軍事實力的材料。史迪威為完成這一任務,親自到徐州了解情況,回到北京,他給上司的報告中說:“北伐軍士氣、訓練的信心很高,他們興高采烈地服從,不掠奪,為群眾所歡迎,婦女們又露麵了。他們的連級軍官是十八至二十二歲的學生,堅定而有信心,與督軍部隊中的廢物適成對照……我的意見,南方堅決的攻擊意味著張的崩潰”。

這個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當時的軍事情況。史迪威以此為根據,提出他的意見。此後,他被提升為中校。1935年1月,史迪威被任命為駐華武官,此時,正當日本軍侵占中國東北後,進而要侵占中國的華北地區。對此,史迪威這樣分析:現在是抵抗的關鍵時刻了,否則就太遲了。但蔣介石沒有顯示願意冒公開與日本決裂的危險。“他知道他將被打敗,這意味著反叛將在他的背後爆發。因此,他將穩穩地坐著,保持他能保持的,並指望外國勢力幫助他守住上海——許多外國商業所在中心。”史迪威認為:蔣介石維持平衡的辦法是繼續私下談論武裝抵抗,而除了對付共產黨人外,不真正采取行動。消滅共產黨的目標毫不轉變,他逮捕、拘禁有反抗日本情緒的領袖,並壓製救國會。為了得到真實的情報,史迪威親自從華南到東北,之後,在他寫的報告中說:“沒有為了對抗日本進一步的侵占而作出有計劃的防禦的跡象,沒有增加部隊,甚至連這種想法都沒有。沒有訓練和演習。”蔣介石“他沒有做些事情的意圖,或者他對與一等強國作戰應如何作準備的意義全無理解”。

史迪威對日本侵略中國,以及蔣介石的態度看得很清楚,分析也是客觀的。

史迪威很有觀察分析能力,對人的認識也是比較客觀的。1938年他訪問了周恩來和他的隨從人員,並和他們一起進餐之後,發現他們:“一致的坦率、有禮、友好和直截了當。和穿著皮領子、靴子上有馬刺的國民黨新式拿破侖形成對照——這些人隻是裝模作樣和傲慢。”就在這年,當他會見了蔣介石和宋美齡後,他給參謀二部的報告中說:“蔣介石對其指揮中經常出現的混亂應直接負責”,原因是:由於他對競爭者的懷疑,害怕授權或信任他的下屬,蔣盡量操縱一切。他“首先考慮的是維持他對最好部隊和物資的控製,使他的地位不受威脅。”

史迪威對中國的士兵、人民、國民黨和共產黨總的印象是:“我對中國士兵和中國人民有信心,他們基本上是偉大的、民主的,遭受惡劣不堪的統治。沒有印度式的種姓和宗教的界限……誠實,儉樸,勤勞,愉快,獨立,容忍,友好,有禮貌。”

史迪威說:“我以我所見到的一切來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腐敗,失職,混亂,經濟,稅收,言和行,囤積,黑市,和敵人做買賣。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加政府,說到做到。”

以上這些材料,充分反映出史迪威尊重客觀事實的特點。他親自獵取第一手材料,親自到現實中去了解、觀察,然後作出評論,提出建議或計劃。他能麵對現實,判斷是非。雖然,他對共產黨政策的認識還不是那麽全麵和深刻,如他說:共產黨所提出的關於“開放軍事政策”和“發動群眾”的政治要求,是很籠統的常用政治口號。他不理解,這就是共產黨的全麵抗戰路線。共產黨正是敢於放手發動群眾,相信群眾,才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從而在敵後建立根據地,狠狠地打擊侵略軍。盡管如此,他還是知道在二戰時期的中國戰場,共產黨的軍隊是真正抗日的軍隊,是牽製日軍的主力,使他能完成美國給他使命的唯一依托。

縱觀史迪威二戰時期在中國的活動,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史迪威是有才幹的將軍,他始終能夠忠於自己的職守,努力完成他來華的使命,不管他碰到任何困難的處境,他都緊緊把握來華的目的,一切為了完成這一使命而努力奮鬥。

第二,史迪威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總參謀長,他可以向蔣介石提出戰略方案、作戰計劃、軍隊部署、後勤安排等等,但不可以要求對中國軍隊的一切指揮權,這顯然超出他參謀長的職權,客觀上觸犯了中國的主權。

第三,史迪威雖然以支配租借法案物資為條件,要換取整編訓練中國軍隊,進攻緬甸及取得指揮權等等,但是,他努力為中國爭取援助物資,支持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這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第四,史迪威是一位言行一致的有才華的軍事指揮官。他不僅作出作戰計劃,而且親自到緬甸指揮戰役,到印度整編訓練中國軍隊以及修築利多公路。奔波勞累使他得了黃疸病,他卻沒有倒下,仍然堅持工作。他所作的作戰方案及計劃,都是積極主動進攻的,一掃國民黨軍隊所采取的防禦被動的戰略方案及作戰計劃。後來緬北戰役勝利的原因之一,也是因史迪威擅自命令軍隊采取積極主動進攻的結果。與中國滇西抗戰勝利互相呼應,互相支援,最後兩股軍隊終於在芒友會合,使滇西緬北的日本三十三軍宣告覆滅,使印緬中公路全線打通,援華物資順利運到中國,在抗戰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為中國人民的抗日勝利作出了貢獻。

第五,史迪威是位坦率正直的將軍,他能麵對現實,直言不諱,甚至對蔣介石某些錯誤的做法,他也能不客氣、不留情地指出,不因個人的利害而放棄原則,以致頑固的蔣介石和直率的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始終不能解決,最終羅斯福免去了史迪威之職而召回國去。

第六,史迪威是位現實主義者,他對事物的觀察了解符合客觀實際,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帶有自己的偏見。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士兵一直是稱讚的,對國民黨上層指揮官的腐朽無能是指責的,對共產黨的領導抗日行動是肯定的。因此,他主張武裝共產黨軍隊以抗日,撤去蔣介石軍隊對共產黨政權的封鎖,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第七,史迪威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貢獻,不僅支持了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而且由於中國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場之一,中國是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要成員國,因而,史迪威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最終戰勝法西斯軸心集團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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