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第八節 試述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

　　任何一個黨派的產生都不是偶然的，在階級社會中，政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一定階級、階層的政治代表。中國各民主黨派是在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產生、發展、演變而來的，了解民主黨派的曆史、作用及意義，對研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同時對今天促進兩岸統一也具有重大意義。

一、中國民主黨派的作用和意義

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除存在著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國民黨和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外，也產生了一批代表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利益的政黨，即代表我國中間階層利益的政黨，這就是我國的民主黨派。由於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廣大知識分子也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因而我國的民主黨派都具有反帝反封建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要求，希望把我國建設成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各民主黨派共同的最主要的綱領就是反帝愛國和要求民主。這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民主黨派能夠在中國共產黨統一路線政策的影響下，成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同盟軍，並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共同戰鬥，寫下了自己光榮的鬥爭史。正如鄧小平同誌所說：“各民主黨派同我們黨有過長期的合作、共同戰鬥的曆史，是我們黨的親密朋友，在爭取新民主主義勝利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鬥爭中，各民主黨派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各民主黨派也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並且“同我們黨一道前進，一道經受考驗。”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詞。

中國民主黨派的曆史是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學習和研究中國民主黨派史對全麵了解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現代史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中國無產階級……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成革命的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08頁、741頁。在我國，民主黨派數量之多，鬥爭曆史之長，發揮作用之大，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沒有的，民主黨派參與了我國許多重大曆史事件，它們不僅在階級鬥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在民族解放鬥爭中也發揮了重大作用。各民主黨派和三大敵人的鬥爭，既有政治、外交、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鬥爭，又有軍事戰線和經濟戰線上的鬥爭；既有公開合法的鬥爭，又有秘密非法的鬥爭；既有國內的戰場，又有國外的戰場；既有光榮的勝利，也有重大的犧牲，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其內容非常豐富，他們在中共的統一戰線感召下，和中共一起戰勝三大敵人。

由於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新中國成立後，各民主黨派一直是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早已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下，以社會主義勞動者為主體並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他們參與國家政權、參與國家事務管理，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國家十分重視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但重申了中國共產黨要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而且提出了要與民主黨派“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黨中央還明確指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是我國政治製度的特點和優點。”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創造，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進一步發揮各民主黨派和人民政協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因此，黨中央強調要切實尊重民主黨派在憲法範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要進一步團結民主黨派參加國家政權和人民政協工作，充分發揮它們參與國家大政方針製定，管理國家事務和行使民主監督的權利，逐步完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度，以便使各民主黨派在新的曆史時期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民族作出更大的貢獻。民主黨派在新時期中所擔負的這種重大曆史使命，要求民主黨派的各級幹部和全體成員增強光榮感和責任感，繼承和發揚各黨派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這就必須學習和研究各民主黨派過去數十年的光榮鬥爭曆史。

二、中國民主黨派的概況

從1928年初到1948年初，這段時期，在我國先後產生了十二個民主黨派：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其他四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中國人民救國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在新中國建立前後已經解散或並入其他黨派中。

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叫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它的成立是我國民主黨派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和實行反共反民主造成的結果，與“皖南事變”有著密切的關係。

“皖南事變”後，國共兩黨關係非常緊張，就使各中間黨派領導人十分擔心，如果國共兩黨重開內戰，則中國的抗戰前途不堪設想，同時，“皖南事變”後，國民黨頑固派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也實行高壓政策，肆意摧殘民主，消滅異己力量，這就使任何一個小黨派的生存都受到嚴重的威脅，因此，隻有聯合起來，才能展開民主運動，發展民主力量，這種願望得到當時在重慶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鼓勵、支持和幫助。中共十分重視中間黨派中間力量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早就確定了對他們的爭取、團結政策，把他們看做是中共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的一支重要同盟軍。中共領導人在重慶經常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接觸，不辭勞苦地出席各民主黨派召開的各種集會，不分晝夜地接待民主黨派人士的來訪，向他們講解國內外的政治形勢，闡明中共對他們的方針政策，並對他們聯合起來的願望給予鼓勵、支持和幫助，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這就有力地推動了各中間黨派的聯合。

由於以上原因，於1941年3月19日下午，由“中華職教社”、“第三黨”、“青年黨”聯合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為便於組織發展，於1944年9月19日，改為中國民主同盟，取消同盟的團體會員製，盟員一律以個人名義加入組織。

會議經過醞釀、最後選舉了張瀾、沈鈞儒、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梁漱溟、羅隆基、張申府、曾琦、李璜、張東蓀、潘光旦等13人為中央常委，張瀾為主席。

改組後的民主同盟，加強了對全盟組織的領導工作，將大批愛國進步的知識分子吸收入盟，並在各地建立民盟地方組織，組織成員絕大多數都是有相當社會聲望的中上層知識分子，如：著名教授、專家、法學家、律師、新聞記者、社會活動家、作家和著名文化界人士，他們都能寫會講，在人民群眾中有相當的號召力，活動能量很大，並在國外有一定的影響，他們代表著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的利益和要求，民盟受到他們的擁護和支持，因而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的政治力量。

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是代表我國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識分子的利益的民主黨派，該會的主要負責人是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

抗日戰爭爆發後，我國沿海地區的一部分民族資本家、為了不使自己的工廠落入敵人手中，並使它能為祖國的抗戰服務，曾克服了重重困難，將工廠內遷到四川等地，但國民黨對此愛國行為不加扶持，反而加強了軍事壟斷，對民族工業實行排擠和吞並，使大批民營工廠紛紛倒閉，因而，引起了產業界對國民黨的不滿。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大批敵偽產業，使官僚資本更加膨脹，它不僅獨占了重工業，而且對輕工業也不肯劃歸民營，這就更引起工業界對國民黨的普遍不滿和失望。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從切身體會中認識到國民黨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隻有自己組織政黨，和全國人民一道“爭取民主，與聞國事”，使國家走上民主建國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和利益才能得到尊重。於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實業大廈召開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出席會員九十多人，公推黃炎培、胡厥文、黃墨涵為主席。

民主建國會的主張，矛頭主要是針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四大家族，它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反映了當時瀕於破產的廣大中小工商業者的呼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勞動人民的要求。

民主建國會成立後，便立即和重慶的各民主黨派、民主團體一道，投入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要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以及促進政協成功等政治活動中。

中國民主促進會，於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中國科學社內成立，他們代表了當時上海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強烈願望。創始人是馬敘倫、王紹鏊，參加創建的還有陳已生、周建人、嚴景躍、徐伯昕、許廣平等人。

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時會員人數不多，但他們多數是具有愛國民主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如：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出版界、文化界人士，還有少數工商界人士。他們長期在上海工作，和上海人民有著血肉的聯係，很多人在上海均有一定的聲望，特別是馬敘倫。因而，它在上海人民中有較大的號召力和影響。

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後，立即針對當時全國和上海的形勢，為要求民主、反對獨裁、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促進民主力量的大聯合，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和緊張的鬥爭，使上海成為抗戰勝利後民主鬥爭的堡壘和中心。1946年5月5日，上海52個（後來發展到68個）民主黨派、民主團體的代表，在南京路勸工大樓禮堂，召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成立大會。大會由馬敘倫主持，通過了章程，選舉了理事29人，大會還通過了《成立宣言》和呼籲和平、反對內戰的通電。

九三學社是以我國文教界、科技界知識分子為主組成的一個民主黨派。許德珩是主要創始人，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九三學社社章》、成立宣言、基本主張、對時局主張等文件。

宣言指出：中國一定要實行“和平團結”與“民主憲政”。本社同人，將發揚“五四”精神，“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而努力”。

中國農工民主黨是由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於1947年2月改組而成的。章伯鈞為主席。

農工民主黨成立後，就在長江以南各省加緊整頓原有黨的組織，並積極建立地方新組織，各地組織大多同中共地下組織建立了聯係，配合中共積極開展活動，一方麵在工人、農民、學生中發展成員，擴大組織，積極開展反美反蔣的愛國民主運動，如參加1947年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和農村中的抗糧抗捐鬥爭；另一方麵在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機關中吸收成員，從而收集情報，搞出彈藥物資供給解放軍，營救被捕中的中共黨員，積極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這些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績。

中國致公黨，是我國曆史很長的一個黨，它是由“洪門致公堂”演化而來。

1925年10月，僑居美洲的洪門致公堂的部分人士和香港、澳門的洪門代表，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了洪門團體的代表會議，決議以洪門致公堂為基礎，組織華僑政黨——中國致公黨。

1947年5月1日，在香港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總結了黨的工作，修改了黨的章程，通過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告海外同胞書》和《致杜魯門總統書》等文件和決議。大會選舉李濟深為主席。

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會，它宣布：從此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為此奮鬥到底。“三大”以後，中國致公黨根據大會精神，一方麵整頓黨的組織，重新登記黨員，清除黨內的反動分子，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另一方麵積極開展政治活動，民革建立和民盟三中全會召開後，致公黨便和“民革”、“民盟”等民主黨派一道，共同開展推翻美蔣反動統治的鬥爭。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是在1947年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遭到國民黨殘酷鎮壓後，由參加過起義的台灣同胞籌備建立的。

1947年11月12日，召開會議，正式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製定了綱領、規程、籌備會時的口號及文件。12月1日，在香港《華商報》上正式發表了上述文件，“台盟”的建立得到中共的熱情幫助、支持和指導。

根據上述文件，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基本任務，是團結台灣人民，繼續進行反對美蔣的鬥爭，積極從事各種愛國民主運動，爭勸實現台灣省之民主自治及地方自治“，並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建立獨立、和平、民主、富強與康樂的中國。

1948年8月，台盟公開宣布總部成立。總部負責人有謝雪紅等，此後便積極在台灣以外各地發展盟員，建立地方組織。

1949年1月17日，台盟發表聲明，熱烈擁護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的八項主張。2月，台盟派謝雪紅等人赴華北解放區，向新政協籌備機構陳述台灣人民的鬥爭近況，並提出《關於處理台灣問題的意見》。此後，謝雪紅等人代表台盟參加了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同年8月，台盟總部又在北平設立了駐北平辦事處，負責人為林鑒生。此後，台盟的組織宣傳工作，就在全國得到進一步的開展。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由”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及”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和其他民主黨派人士聯合建成的。

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是由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人發起建立的。

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是中國國民黨內一部分愛國民主人士為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而建立的政治組織，它是由譚禾山、陳銘樞、楊傑、王昆侖、郭春濤等發起建立的。當時為了創建一個有較大影響的國民黨革命派組織，”民聯“、”民促“的領導人，積極努力工作，他們一方麵致函在國內外的國民黨民主派人士，請他們來港共商大事，另一方麵立即著手促成”民促“、”民聯“在港澳和南方的組織實行聯合。

籌備過程中，他們寫了一封《上孫夫人書》請宋慶齡當”民革“主席。宋慶齡接信後，通過香港地下黨轉告：她讚成並全力支持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但不能前來香港，仍繼續留在上海工作。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同時，”民聯“、”民促“兩個組織，仍繼續存在。

“民革”的成立，是我國當時政治鬥爭中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國民黨內部的民主派與頑固派的徹底決裂，立即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受到了中共的重視和歡迎，3月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對“民革”的成立發表評論，明確表示：我們歡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讚成其在宣言和行動綱領中表示的反對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統治集團和建立民族民主運動的統一戰線的主張。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我們願意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團體，一道為著共同目的而攜手前進。

民革成立後，就在國內外、華東、華南、西南等各地區積極建立“民革”組織，開展各種活動，和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一道，為推翻美蔣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而鬥爭，加速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瓦解和崩潰。

三、中國民主黨派積極開展反美蔣活動

1948年1月，“民革”成立和“民盟”召開三中全會後，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農工、民促、民聯、救國會、民進、致公黨8個民主黨派的總部和主要領導人，為了推翻美蔣的反動統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僅在1948年一年中，他們的主要活動就有下麵四個方麵：

第一，積極開展宣傳，揭露美蔣反動派的罪惡，號召國內外同胞徹底推翻美蔣的反動統治。

如：民革成立大會的各種文件，通過各種報刊及其他渠道在國內外進行廣泛的宣傳，使廣大人民看清國民黨反動派堅持獨裁的猙獰麵目。

1948年2月3日，民革、民盟、農工、救國會、民促、民聯、致公黨等各民主黨派，針對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馬歇爾對美國援華法案一事，在香港發表聯合聲明，嚴厲譴責美國政府援助南京政府，助長中國內戰，幹涉中國內政，表示“堅決反對此種加深中國人民痛苦之對華借款，同時絕不承認南京獨裁政府所簽訂的任何損害中國主權之賣國條約”。

對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同情中國人民的要求，又致電華萊士，稱讚他的建議。

反對偽國大的召開，並揭露其醜態。

10月22日，8個民主黨派為美帝侵華向聯合國提交了“控訴書”。

第二，發動廣大成員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積極開展國統區對反美蔣的“第二條戰線”的鬥爭。

如：開展反饑餓、反迫害的鬥爭；開展反對美國扶持日本的運動等等。

各民主黨派中央曾聯名發表《反美扶日宣言》，痛斥了司徒雷登的謬論。沈鈞儒、胡愈之、周新民等還與港九愛國人士215人聯名發表《反美扶日痛斥司徒雷登宣言》。

第三，策動軍隊起義，收集軍事情報，加速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失敗。

如：民革成立軍事小組，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進行軍事策反工作：派王保真負責領導上海、南京和華東地區的軍事策反工作；派楊傑負責西南四省的軍事策反工作；派李濟深親自寫信給傅作義、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潛等人，希望他們認清時局，站在人民革命一邊，不要為蔣介石賣命。

以上工作，使一些國民黨軍隊起義了，對促進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加速國民黨軍隊的失敗起到一定的作用。各民主黨派為此也犧牲了一大批優秀成員，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四，在南方各省組織反蔣武裝打擊敵人，配合人民解放戰爭。

民革成立後，任命楊傑為川康滇黔西南四省民革總負責人，劉文輝為民革川康分會主任委員，他們積極建立民革組織，開展反蔣軍事活動，劉文輝曾派人在四川川南、川北地區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中發展民革組織，同時爭取各地地方武裝和保安團隊，組織民革武裝，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由於聲勢浩大，曾使國民黨反動派為之震動。楊傑也派人在川東、雲南、貴州等地積極聯絡軍界人物，組織反蔣武裝，並計劃把西南四省反蔣實力派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龍雲的武裝聯合起來，構成一個強大的能和蔣介石分庭抗爭的力量，後來蔣介石調派國民黨主力進入西南，並親自去四川加強對反蔣勢力的鎮壓，楊傑的活動在四周白色恐怖中繼續進行著，並在雲南組織了反蔣武裝。

此外，民革、民聯、民促還派人在廣東東江和韓江地區、湘桂邊地區、閩浙沿海地區，組織了一些大小不等的反蔣武裝。為了加強對這些反蔣武裝的指揮，民革在中央南方局的幫助指導下，曾在香港開辦了“遊擊訓練班”，每期訓練數十人，先後辦了三期，學員受訓後，就派回各地遊擊隊中成為骨幹，各地反蔣武裝的活動，曾給國民黨反動統治以一定的打擊。

這時，農工民主黨也在廣東、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廣大山區中，建立了十幾支反蔣遊擊隊。

民盟在四川、西康也建立了一些反蔣武裝。

以上這些反蔣武裝，隨著人民解放軍對全國的勝利進軍，在保護革命同誌，打擊敵人，迎接解放軍等方麵也發揮了積極作用。新中國成立後，這些武裝陸續交給人民解放軍領導和整編。

四、中國民主黨派參加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

1948年4月底，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號召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同時，又發出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同時，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又致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鈞儒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國內廣大民主人士已有此種要求，想必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選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請參加此項會議。”毛澤東還在信中提議，先“由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並說：“此項聯合聲明，並已擬訂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三黨聯合聲明內容文字是否適當，抑或不限於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聯署發表，究以何者適宜，統祈賜示。”

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5月2日，在香港各民主黨派的代表，討論了“五一”口號，一致表示響應，並發表了《宣言》和《聲明》。

為了擴大和鞏固革命統一戰線，徹底推翻國民黨統治，並為新政協的召開作準備，各民主黨派從6月份起，以香港為中心，開展了一場新政協運動。通過這個運動，不但鞏固和擴大了革命統一戰線，粉碎了美蔣反動派妄圖製造所謂新的“第三黨”勢力，破壞和分裂革命統一戰線的陰謀，孤立和打擊了美蔣反動派，加速了他們的滅亡，而且使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逐漸為各民主黨派廣大成員所接受，這就為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和召開，準備了重要條件。

接著，中共中央就邀請在香港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進入解放區，以便共商徹底推翻美蔣反動統治，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大計。從1948年8月起，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就分批地陸續進入解放區，他們受到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接待。在應邀進入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民主黨派領導人中，“民革”領導人馮玉祥、楊傑將軍不幸中途遇難。1949年春夏，各民主黨派總部陸續由香港遷入解放區（北平）。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中南海隆重開幕。這是中國曆史上人民的空前盛會，出席會議的代表共662人，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及國外華僑，實際上具有代表全國人民性質，因此，會議宣布，它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大會由全體代表推選出89人組成的主席團負責主持工作。31人為主席團常務委員會。

毛澤東莊嚴宣布：這次會議的任務是製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法，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法，製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委員會，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決定首都和紀元。

9月27日，會議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法》；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京，紀元采取公元，國歌暫定為《義勇軍進行曲》，國旗為五星紅旗議案。29日通過了政協《共同綱領》，這是中國曆史上有史以來人民的第一個大憲章，是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為之流血犧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部最低綱領，也體現了我國民主黨派長期為之奮鬥的目標。

會議的最後一天，在充分民主協商的基礎上，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6人為副主席，周恩來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其中有各民主黨派成員何香凝等20人。

會議還選出了180人組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其中各民主黨派成員共60多人，並推舉毛澤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主席，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席。

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9月30日，由朱德副主席致閉幕詞，大會宣告勝利閉幕。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正副主席及全體委員宣布就職，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同一天，首都30萬人齊集天安門，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會上毛澤東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告》，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升起了第一麵莊嚴的五星紅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民長期奮鬥的結果，各民主黨派為新中國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各民主黨派參加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我國各民主黨派的光榮，也是中國共產黨聯合各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各民主黨派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各民主黨派均在整頓的基礎上，迅速發展了自己的組織，有些民主黨派又自動地在組織上作了調整。1949年11月，國民黨民主派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一致通過決議，將“民革”、“民聯”、“民促”三個組織合並為一個統一的組織，名稱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同年12月，“人民救國會”鑒於它成立的14年的政治主張已經得到實現，新中國已經建立，便發表宣言，自動宣告光榮結束。其成員均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我國就由參加建國的11個民主黨派變成8個民主黨派，在以後的五十多年中，這8個民主黨派始終和中國共產黨一起，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一起為建設強大的四個現代化的新中國積極貢獻力量，並且始終是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