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第七節 毛澤東思想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悠久文化傳統的偉大民族，對人類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任何外來的思想文化，要想到中國獲得生存與發展，就必須和中國固有的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才能得到更新和發展，即使是人類最先進的思想——馬克思主義，也不例外。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相結合並得到豐富和發展的理論。本文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提出及確立進行一些探索，不妥之處，請指出！

一、中共開始運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問題

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侵入壓迫開始，就沒有停止過反抗鬥爭，與此同時，不斷地向外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於是，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農業救國、軍事救國等等各種思潮，不斷湧入中國，但終因不能與中國具體國情相適應，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而失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反複探索，在總結成功和失敗的基礎上，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勝利，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出現了第一次曆史性的飛躍。這次曆史性的飛躍經過了“以俄為師”，照搬蘇聯模式和共產國際的教條，到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曲折過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的提出，是經曆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的繼承、豐富和發展，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獨創性經驗的概括和總結。

認清中國社會的國情，是認清中國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然而，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對中國社會的性質還認識不清楚，隻是仿效俄國革命，籠統地提出中國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一大”黨綱規定：“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製”，“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共同宰割，中華民族危機加深，特別是列寧提出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基本理論，關於殖民地國家首先應該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這個革命中，無產階級應當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並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合作，但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個革命可以在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下，實現非資本主義前途等基本原則，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它為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綱領的製定及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

1922年6月，中共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中指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國際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壓迫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源泉，因此，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是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反對封建式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在這個認識基礎上，1927年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發表了宣言，明確地分析了中國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沒有不受帝國主義的操縱和支配的。“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的殖民地了。”在經濟上“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作業和手工業經濟基礎上麵”，在政治上則“處於軍閥官僚的封建製度把持之下”，“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民）最大的痛苦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宣言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認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偉大勢力”，農民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手工業者、小店主、小雇主等大量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日趨困苦”，也會“加入到革命的隊伍裏麵來”。新興的資產階級因為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能“自由發展和自由競爭而達到獨立的地位”，他們“為要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鬥”。

中共“二大”，在分析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各階級的基礎上，製定了中國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的主要內容：1.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2.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3.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這個綱領實現後，再實現中共的最高綱領，即“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製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個綱領盡管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和革命前途認識不清，但畢竟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根本方向在於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動統治，並進而轉入社會主義。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已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上邁出第一步。

但是，從中國的國民革命的實踐中來看，蘇聯、共產國際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落後國家的革命，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參加和支持資產階級革命，對中國則特別強調的是國共合作，而不是爭取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獨立自主的地位及領導權的問題。

共產國際在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中明確指出，“由於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而“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所以，共產黨應當加入國民黨、支持國民黨。於是，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特別會議上，原則確定，共產黨人可以參加國民黨，以實現兩黨合作，而且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還進一步提出了“一切歸國民黨”的錯誤主張。共產國際、斯大林則提出過中國當前的革命是“國民黨階段”，要“一切權力歸國民黨”，甚至認為中共爭取領導權是犯了“左”的錯誤，因此，在“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國民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中，一再要求中共退讓，以不破裂統一戰線為最高準則。

可見，共產國際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對中國的實際情況認識不足，並且將中國的民主革命等同於歐洲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沒有看到由於時代不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同，即資產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參加的革命，其最終結局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製度；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參加的革命，最終結局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製度，並走向社會主義。

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中共逐漸認識到，無產階級不能隻局限於參加和支持民主革命，追隨於資產階級之後，而應當領導民主革命，特別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麵性，在曆史和現實中都證明了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隻有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民主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

二、共產黨人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的進程中，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作了認真的探索，他們寫出了大量的文章，討論研究這個問題。

1923年，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連續發表了《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農民問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章，係統地闡述了他對中國革命和社會各階級的觀點。他指出：“人類經濟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種：一是宗法封建社會崩壞時，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是資產階級崩壞時，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此時又有一種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含有對內的民主革命和對外的民族革命兩個意義。”陳獨秀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工人階級及知識分子都作了分析，肯定了知識分子的革命性，指出了農民是國民革命的偉大勢力，他還特別指出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

蔡和森在《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係》一文中，闡述了中國革命運動的性質和曆程與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指出“國際地位及經濟地位之不同”。“各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民主革命，可以完全是對內的革命，他的敵人隻有一個，就是封建階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則不然，不僅是對內的革命，而且是對外的革命，他的敵人有兩個，一是封建階級，一是外國帝國主義。”殖民地國民革命運動的特性是：一麵打倒國內的封建勢力，一麵反抗外國的帝國主義。

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一文中指出：“這種中國國民革命的鬥爭，以無產階級的鬥爭領導中國一切被壓迫民眾的解放運動，是最合於中國社會的需要。”

惲代英在《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一文中指出：“我們對內要打倒壓迫我們的軍閥，對外要打倒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我們不打倒軍閥便不能組織人民的政府，便不能滅絕外國的經濟侵略。”

1923年12月到1924年1月，鄧中夏在《中國青年》上連續發表了論述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兵士運動的文章，提出：工人、農民、兵士是“革命主力的三個群眾”，而工人群眾無論在民主革命中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中，都是“最勇敢的先鋒隊”，“最重要的主力軍”。1924年11月，鄧中夏在《中國工人》上又發表《我們的力量》一文，進一步以大量的數字和事實，論證了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明確提出隻有無產階級才能充當國民革命的領袖。

1925年的“五卅”運動，既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和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作用，也表明了民族資產階級既有革命性的一麵，又有動搖性和妥協性的一麵。同時隨著革命運動的高漲，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開始激化起來，在革命形勢發展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各階級和中國革命各項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深化。

瞿秋白的《“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等文章中，總結了五卅運動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他對中國革命若幹問題的觀點。瞿秋白指出：“中國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以至於資產階級，都處於帝國主義軍閥雙重的壓迫之下，因此，中國無產階級應當努力實行國民革命，引導一切平民參加民族解放鬥爭。”“國民革命的進行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由資產階級來指導……一是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隻有後一種方式，才能整個兒推翻帝國主義，並“發展國民革命中階級鬥爭成分，集中最大多數民眾的革命力，以求肅清國內一切買辦軍閥土豪等帝國主義的工具和勞動平民的壓迫者”。“五卅”運動不但使“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第一次實現於實際行動”，而且證明“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足以使帝國主義不敢一致進攻，軍閥統治根本動冶。”五卅“運動還”實際的具體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權問題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各國被壓迫民族之革命運動互相結合的問題“，”隻有工農小商等革命勢力鞏固的團結，和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戰線，在各地直接的組織武裝勢力，推翻軍閥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運動勝利。“瞿秋白的這些論述，是建立於革命實踐經驗基礎上的，是非常寶貴的觀點。

以上共產黨人的這些文章的共同特點，是把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同中國的實際革命運動和階級狀況結合起來，強調了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重要作用，指出資產階級隨著革命潮流的高漲，愈益加緊向無產階級進攻，提出了中國民主革命不同於歐美的民主革命。初步揭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性質，揭示了新舊民主革命的根本區別。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集中了全黨的智慧。於1925年12月至1927年3月，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革命前途的影響》《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比較係統地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領導力量及前途，從而形成了黨關於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成為毛澤東思想萌芽的標誌。

毛澤東指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大資產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代表中國最落後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是“極端的反革命派”。中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對革命抱矛盾的態度，既要革命，又懷疑革命，他們的企圖是建立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但這種企圖“是完全行不通的”，在階級鬥爭激烈的形勢下，他們必定很快發生左右分化，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小資產階級是一個“值得大大注意”的階級，可以分做有餘錢剩米的、經濟上大體自給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當革命高潮到來時，他們都可以參加或附和革命。半無產階級包括半自耕農、貧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等。他們對於革命宣傳極易接受，“需要一個變更現狀的革命。”其中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數量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工業無產階級雖然人數不多，但他們人員集中，經濟地位低下，“特別能戰鬥”，是民族革命的主力，毛澤東認為，中國目前的國民革命既不同於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不同於中國辛亥年的革命，歐美資產階級的革命是資產階級一階級的革命，對象是國內的封建貴族，目的是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最後結果是造成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中國的國民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三個階級合作的革命，大資產階級是附屬於帝國主義成了反革命勢力，中產階級則介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不定。革命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目的是建設一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最終目標是要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聯盟。中國辛亥年的革命，本質應該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但口號卻變成簡單的“排滿”。那時，國內沒有組織的工農群眾和無產階級政黨，作戰隊伍極其孤弱，世界上沒有被壓迫階級的聯合和無產階級的國家，革命缺少國際上的援助。而目前國民革命的局麵與那時完全兩樣。毛澤東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的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係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的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以上共產黨人這些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觀點、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觀點、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和農民同盟軍的觀點、建立民眾聯合政權的觀點、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觀點等，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初步思想。

三、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曲折曆程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應用於中國革命實踐中，初步提出並開始形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時候、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及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在中國民主革命的理論上，國共合作、無產階級領導權等等問題上，提出了錯誤的主張，並用之於實踐。使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遭到了曲折，給革命帶來了重大的損失。

陳獨秀在闡述對中國革命和社會各階級時，也存在一係列錯誤的觀點，他誇大資產階級的力量，低估工人階級的力量，不懂得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應該處於領導地位，他既認為農民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但又認為他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他認為民主革命的勝利隻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發展資本主義，因而割斷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聯係。並在共產黨的“三大”會議上，積極附和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錯誤主張。陳獨秀的錯誤理論，雖遭到黨內不少同誌的批評和抵製，但是，由於當時共產黨的理論準備不足，以及黨當時處於幼稚和缺乏經驗之時，對陳獨秀的這些錯誤觀點未能全麵批判及徹底清理，從而使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經受了曲折。

陳獨秀的主要右傾錯誤如下：

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中，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對資產階級隻講聯合，不講鬥爭。在中國革命形勢蓬勃發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日趨尖銳的時候，更加強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由資產階級領導，在國共合作的實踐中，他始終把國民黨視為資產階級的私產，而把共產黨當成暫棲其間的客人，沒有在國民黨內爭取革命領導權，甚至把革命的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當國民黨新老右派極力破壞國共合作，企圖把共產黨員排斥出國民黨的時候，陳獨秀亦主張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以篡奪領導權準備條件時，陳獨秀卻向國民黨宣稱“貴黨‘整理黨務案’原來關及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讚否。”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後，陳獨秀對汪精衛仍然繼續妥協退讓，一味遷就，終於導致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破裂。

在農民問題上，忽視農民的偉大作用，沒有認識到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內容，不敢大膽地領導農民的革命鬥爭和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從而終於放棄了農民這一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陳獨秀認定農民分散、保守、難以加入革命，害怕實行土地革命會得罪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招致統一戰線的破裂，因此，當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地興起時，他也跟著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叫嚷：農民運動“過火了”、“糟得很”，是“痞子運動”。並在黨的第三次中央擴大委員會會上，製定了《農民運動決議案》，提出了一係列禁止農民革命鬥爭的規定：“不可簡單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號”，農民武裝“不要超出自己的範圍”，“不可有常備組織”，“不許收繳民團槍械”，農民的經濟和政治要求，隻是“限定最高租額”，“反對征錢征糧”。陳獨秀企圖以妥協的辦法來緩和地主與農民、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以抵擋國民黨右派的進攻，結果適得其反。

武裝鬥爭問題上，陳獨秀也是忽視的。蔣介石為反對共產黨從事軍事工作，製造了“中山艦事件”，陳獨秀聽之任之，不予反擊，從而使共產黨被迫從第一軍退出。陳獨秀主張：“共產黨隻能做工作不能當官”，反對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力量。葉挺獨立團建立以後，周恩來、毛澤東曾計劃在各軍都建立類似的軍事組織以為各軍的核心，因遭到陳獨秀的反對而未組成。當時北伐軍裏有一大批愛國熱血青年軍官，也沒有對他們去做認真的爭取工作，如程潛、楊傑等，都是一批有軍事知識的愛國青年軍官。當時楊傑在日本做雲南留日士官學校學生監督時，曾積極地做學生的思想工作，這批學生畢業後，楊傑把他們全部送到廣東革命政府參加革命。他們根底好，為人正直，因為沒有做認真爭取他們的工作，後來都被蔣介石拉過去，為其統治服務，走了一大段彎路後，最終才又投入反蔣民主革命的洪流中並為之獻身。陳獨秀對於工農武裝，認為不應該領導和組織。“馬日事變”後，中共湖南省委曾組織周圍十餘縣的農民武裝圍攻長沙，陳獨秀則下令撤退，失去了一次消滅敵人、武裝自己的機會。夏鬥寅叛變革命時，武漢政府曾同意發給武器武裝1500名工人的糾察隊，但陳獨秀卻為了“不要使工人力量和國民政府造成對立”，拒絕接受武器，甚至在“七一五”政變前夕，還下令解散工人武裝糾察隊，把武器交給國民黨當局。

這些右傾錯誤的方針，除陳獨秀本人要負責外，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在中國革命指導方針上，犯了許多錯誤，也要負一定的曆史責任。這些錯誤給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它使統一戰線內部的國民黨右派逐步篡奪了革命領導權，從而公開叛變革命，致使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遭到了失敗。可見，陳獨秀在國民革命特別是後期，對中國革命一係列問題的結論，是完全違背了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正確方向的。

國民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戰略策略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轉變。主要表現在國民革命後期的右傾投降主義演變為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的“左”傾冒險主義。對革命的形勢、革命的性質、革命任務和對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的區分等方麵都作了錯誤的估計，在革命道路上推崇城市武裝起義，對黨內鬥爭方麵一味反對“右傾”。這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的人選也進行了直接幹預。這一切對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中國共產黨內連續出現“左”傾錯誤，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1927年7月23日，新的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到達武漢，參加了中共的“八七”會議，他和中國共產黨人一起，總結了以前的經驗教訓，確定了新的鬥爭方針，使中共實現了向土地革命階段轉變。但是，羅明那茲堅決貫徹國際指示，使共產國際的“不斷革命論”，成為中共這一時期瞿秋白“左”傾錯誤的主要理論依據。

這次“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很大危害，並引起中共黨內許多同誌的不滿和批評，特別是廣州起義的失敗，促使共產國際重新考慮對中國革命政策的指導。接著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是在革命形勢有所發展的情況下發生的，主體思想都源於共產國際，並且過了頭，李立三的“城市中心論”就是共產國際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經驗絕對化、模式化、要求各國黨照抄照搬的表現，李立三製定的一係列中心城市暴動和紅軍配合進攻中心城市暴動的冒險計劃，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方式，在國民革命時期，主要靠往中國派“代表”和“顧問”，直接參與中共黨的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的處理，“八七”會議後，主要是選拔並決定中共黨的領導人，再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在莫斯科遙控指揮。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共產國際對中共黨組織和領導人選采取直接幹預，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宗派集團扶上了中共的領導崗位，開始了理論上更為完備的比立三路線更左的教條主義錯誤統治，給中共和中國革命造成了更重大的危害。

當時，中共黨的“左”傾路線的領導者，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機械搬用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的經驗，不同程度地犯了教條主義錯誤。他們盡管在表現形態和錯誤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是在反右傾的旗幟或口號下推行的；在戰略方針上都是搞冒險主義與進攻路線的，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對教條化的傾向展開了批判和鬥爭。

毛澤東不僅在革命的實際鬥爭中，同黨內連續出現的“左”傾錯誤進行鬥爭，而且從中國國情出發，從理論上總結中國革命的獨特經驗，提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原則和新的結論。

1929年12月，毛澤東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寫了《古田會議決議》一文，這是指導我黨建軍工作的曆史性文件，在黨內第一次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的任務，指出：“因為對於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

1930年5月，毛澤東針對中共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的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寫了《調查研究》（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針對教條主義“唯上”、“唯書”的錯誤思想，尖銳地批評了他們“開口閉口”“拿本本來”，動輒照抄照搬國際和蘇聯經驗的錯誤傾向。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22～25頁。這就指明了馬克思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界限，揭露並批評了那些口稱馬克思主義，實則教條主義的“左”傾路線的領導者。

毛澤東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那些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誌們，以為現在的鬥爭策略已經是再好沒有了”，這“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這種保守路線如不根本去掉，將會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也會損害了這些同誌自己。”《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25頁。於是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

這裏，毛澤東在黨的曆史上說明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路線，是我們黨應該堅持的思想路線。

經過毛澤東的倡導，社會調查成為共產黨的係統工作方法和認識路線，這種理論聯係實際的作風，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於任何其他階級的政黨的優良作風之一，這種社會調查，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基礎環節，這就為中國共產黨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中，從對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盲目聽從中解放出來，為堅持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的原則，獨立創造性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指明了方向。

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及道路在實踐中形成

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的實踐中，積累了正反兩麵的經驗教訓，加深了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更進一步學會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從1936年至1940年，毛澤東代表全黨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多方麵的經驗教訓，寫出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全麵係統地闡述了民主革命時期的特殊規律，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

毛澤東在進一步科學準確地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及其相互關係、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中國革命所處的時代背景的基礎上，充分論證了中國的民主革命既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也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歐美式民主革命，而是處於十月革命之後的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的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特點是：從其革命的對象和經濟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其領導力量來說，是無產階級；其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但是革命勝利之後，並不建立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建立僅僅工農兩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在這個政權中，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基礎，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分子都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這個革命一方麵由社會主義掃清道路，一方麵也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它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保護和發展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隻沒收和消滅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大官僚壟斷資本歸國家所有，隻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農民所有而保留富農經濟，對於一般的剝削階級分子，除罪大惡極者外，一律實行給出路政策，不從肉體上消滅，而作為勞動力保護下來，讓其改過自新。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既有聯係也有區別；既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也為直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避免資本主義前途鋪平了道路。向哪個方向發展，關鍵在於能否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如果堅持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國家政權和經濟命脈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就可以由民主革命直接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而避免民主革命後的資產階級專政的結局。

在全麵深刻地認識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的基礎上，毛澤東把中國民主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科學概念。1948年3月1日，毛澤東在《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將新民主主義表述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既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不同於列寧時代的俄國民主革命，它繼承和豐富了馬恩關於無產階級必須參加民主革命，在革命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爭取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的基本思想，更是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必須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工農民主專政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專政思想的直接體現和豐富發展。也就是說，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下，將工農民主專政發展擴大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各革命階級、階層、社會團體在內的聯合戰線的民主專政。同時，也是列寧關於東方國家避免資本主義前途思想的偉大實踐，這一前途的實現條件，由原來列寧所設想的依靠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在實踐中變為依靠本國無產階級的自力更生，使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的提出，是馬列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果。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偉大理論意義和深遠的曆史意義、現實意義。

那麽，要在中國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應該走什麽樣的道路呢？這同樣是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問題。

大革命時期，盡管毛澤東和其他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論及中國革命應該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問題，但是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活動，卻反映出我們黨正在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嚐觀點和方法分析中國的實際，努力把握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逐步探索革命道路這樣一個正確的思路。尤其是關於農民問題的正確思想，為黨在農村根據地製定了關於對農民執行正確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打開了正確解決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的大門。大革命失敗後，血的教訓是中國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八一”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等城市武裝暴動的失敗，使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漸從“城市中心”論的傳統革命模式中擺脫出來，開創了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民主革命道路，即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於是毛澤東等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起義，楊善集、王文明、馮白駒等領導的瓊崖起義，吳光浩、潘忠汝、戴克敏等領導了數萬人參加的黃安、麻城起義，方誌敏、邵式平等領導了贛東北弋陽、橫峰兩縣的年關暴動，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年關暴動，賀龍、周逸群、段德昌等領導的洪湖和湘鄂西的農民武裝鬥爭，劉誌丹、謝子長、鄧子恢、張鼎丞等領導閩西龍岩、永定的農民起義，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的平江起義，形成了群雄並起的局麵，所有這些武裝起義，都是共產黨人領導人民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英勇回擊，是共產黨堅持革命鬥爭的具體表現，它們擴大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使土地革命的口號深入到農民群眾中，組織並保留了一部分革命武裝，這些就為以後繼續開展武裝鬥爭、建立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準備了條件，到1930年，農村革命根據地已建立了大小十幾塊，分布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許多省份。紅軍主力部隊發展到十多個軍，七萬餘人，地方武裝近三萬人，槍約六萬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終於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革命道路。

中國共產黨人由攻打城市到上山下鄉建立農民革命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重大戰略轉移，這個轉移是被迫的，但是卻適應了中國的國情。

毛澤東在革命實踐的基礎上，進行了理論探討，於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相繼寫成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這些著作總結了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和開辟農村根據地的經驗，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建立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

毛澤東關於“工農武裝割據”的論述主要之點是：紅色政權區域雖然處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但是它的長期存在並日益發展是可能的。因為，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軍閥間的連續不斷的戰爭。這種白色政權間的分裂和戰爭，使反動統治出現縫隙，給紅色政權的發生和堅持提供了可乘之機。此外，還有四個條件：1926年和1927年革命影響的遺留；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紅軍和紅色區域的建立與發展，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它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共產黨必須確立“工農武裝割據”的總體觀念，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者結合起來。“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的局麵”，而“單純的流動遊擊政策”，也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隻有實行“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波浪式的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才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原理創造性地運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革命實踐，為中國革命在城市遭到失敗後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以後，隨著革命實踐經驗的豐富，毛澤東又把“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推向前進，到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日戰爭初期，他進一步完整地論述了中國革命必須堅持先占領農村，後占城市，以包圍城市的道路的問題。可見，中國民主革命的新道路，是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中國革命特殊規律的集中表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這條道路的徹底勝利。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是馬列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理論，關於殖民地國家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論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它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國情，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具體表現形式上，都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革命理論。

首先，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突破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城市中心”的模式，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獨創的。

其次，在建立工農武裝割據陣地的同時，創造性地解決了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革命的基本問題，將落後的農村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革命陣地。在武裝鬥爭方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以人民軍隊為骨幹，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進行人民戰爭的思想，這就是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力量求生存、求發展。把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結合起來，把正規軍和遊擊隊、赤衛隊結合起來，把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結合起來，以戰勝強大的敵人。總之，我黨關於武裝鬥爭的基本思想和在各個革命時期製定的一係列戰術原則，適應了中國武裝鬥爭主要在農村區域開展的客觀要求，反映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土地革命問題上，創造性地分析了農村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待革命的態度，製定了正確的農村土地革命的路線和政策。土地革命既是實現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重要保證，同時又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民問題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關於根據地的建設，根據地是進行革命戰爭、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戰略基地和依托。不建設根據地，革命戰爭就失去了有力的依托，土地革命就不能鞏固，革命便不能發展。這也是我黨的獨創，而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所沒有論及的。

再者，正確處理了武裝鬥爭與其他鬥爭形式的關係、農村根據地工作與城市工作的關係，提出了適合我國國情的白區工作的方針和政策。使白區工作得到了有效的開展，加強了黨與城市群眾的聯係，發展壯大了革命力量。這不僅對農村根據地工作開展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而且為最後奪取城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總之，中國共產黨在運用馬列主義指導中國的革命的過程中，緊緊地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民主革命道路的問題，中國民主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實踐，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標誌著馬列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曆史性的飛躍。

通過以上的論述及中國革命實踐的證明，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的提出及這條道路的實踐，提出我的幾點粗淺的看法：

第一，任何外來文化都必須與中國固有的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才能在中國得到生存和發展，就是人類最先進的文化馬克思主義也不能例外。

第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是集中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在革命實踐中與右傾錯誤和“左”傾錯誤鬥爭中及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和探索出來的，同時也是掌握客觀科學規律、正確地把握住當時的形勢和國情逐步完善的。

第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是在革命實踐中被迫產生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屢遭失敗的事實麵前，從“以俄為師”的模式中脫離出來，從“城市中心”論的教條主義中突破出來，走“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這卻符合了中國的特殊規律，適應了中國的具體國情。

第四，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的提出和這條道路的實踐，經過坎坷曲折的艱難道路，它既是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同時又具體地體現了中國的國情，體現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特殊規律及其獨創性。

第五，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經驗中，我們應該正確對待今天在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失誤，同時也應該嚴肅認真地對待這些失誤及其所造成的不良後果，要堅決加以糾正。隻有這樣，才能使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沿著馬克思主義正確的軌道勝利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