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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繼承五四傳統超越五四精神

  七十年前,以中國青年學生為先鋒,在北京爆發了一場震驚中外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以此為開端,七十年來,古老的中華民族進行了一場偉大的變革而獲得了新生,從此,中國昂首闊步,揚眉吐氣地走進了世界現代曆史的舞台。在紀念青年們這個光輝的節日裏,追憶一下“五四”時期的傳統與精神,對於在祖國今天進行的“四化”建設中,如何正確繼承、超越“五四”傳統與精神,是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的。

一、繼承“五四”的傳統與精神

“五四”時期的青年,不甘心祖國的貧窮落後,熱烈地追求新思想,探討改變中國社會的方法,為此,提出了各種各樣關於改造中國的方案,如實業救國、農業救國、教育救國、軍事救國等等。雖然他們的絕大多數當時並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對祖國的前途還不能作出高瞻遠矚的預見,可是,在愛國主義思想的支持下,他們都能以無畏的勇氣,掀起震撼世界的“五四”運動。這個運動的直接原因,就是青年們看到了皇帝被打倒了,共和的招牌也掛起來了,但是從袁世凱的竊國,張勳的複辟,到段祺瑞的武力統一,隻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罷了。當巴黎和會上強權戰勝了公理,號稱戰勝國的中國卻要繼續任人分贓宰割時,國家民族已經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有愛國心的中國人,無不抱有亡國滅種之憂,中國人民的一場反帝愛國運動就像火山一樣爆發了。青年學生們,以滿懷激情,一腔熱血,衝鋒在前,“抵製日貨,還我青島”,硬要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五四”時期的先進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盡管他們在世界觀上還有這樣那樣的偏頗見解,但是為了救國救民,雖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青年們的思想覺悟和政治見解,雖然有著千差萬別,但是,在愛國這一點上卻不甘人後,都有著強烈的共鳴。所以,“五四”運動,首先就是一場愛國運動。愛國主義的旗幟,使得社會各階層人們走到了一條戰線上來,形成了強大的力量,從而使得一小撮賣國賊陷入了孤立無援的狼狽境地。這就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覺悟,增強了中國人民的團結,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激情,這一切對中國革命作出了偉大貢獻。這就是今天我們青年人應該繼承和發揚的“五四”傳統——愛國主義。

“五四”運動又是一個文化上的啟蒙運動,當時的倡導者陳獨秀提出了:“科學與人權並重”的口號,從西方請來了賽、德二位先生,高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麵大旗,他認為這是“若舟車之兩輪焉”,以此對封建文化思想展開了猛烈鬥爭。

民主和科學,是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分不開,是中國民主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產物。因此,在近代中國,民主是同封建專製主義對立的,科學是同封建偶像迷信和一切愚昧落後思想對立的。民主和科學不但是反封建的武器,而且表達了人們對於政治生活和思想觀念現代化的要求和願望。同時,由於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民主和科學的口號,也就包含了謀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富強的願望,因而,“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仍然具有反帝的意義,但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十分微弱,在反封建的同時,不但無力掀起一場自然科學革命,而且連辛亥革命那樣的民主革命也歸於失敗。

陳獨秀認為:“這就是因為辛亥革命沒有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革命,這腐舊思想布滿中國,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幹幹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掛不住的。”於是,他們在科學民主的旗幟下,向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舊藝術、舊宗教、舊文學、國粹等各個方麵展開了猛烈全麵的進攻,並且作出了很大貢獻。

首先,“打倒孔家店”,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打破了幾千年來封建倫理道德傳統觀念對人們的禁錮和束縛,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其次,宣傳了科學知識,宣傳了無神論,對愚昧迷信給了無情的鞭撻,對鬼神文學進行了有力的抨擊,使人們大開眼界;再次,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激發人們對傳統舊文化的痛恨和厭惡,極大地發動了群眾投入到救亡運動中來;最後,改革了封建專製主義的教育製度,以蔡元培為首的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的教育製度,實行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向學術專製之積習和封建複古主義進行了直接的挑戰,衝決了兩千年來孔學獨尊的局麵。這些就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徹底的反封建主義的鬥爭,卻沒有能夠徹底完成的反封建任務,沒有取得西方文藝複興、啟蒙運動那樣偉大的成果。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所向往的像法蘭西那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並沒有能夠移植到中國的土地上來,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的結果,並沒有在中國建立起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天生軟弱,封建專製統治黑暗,以致並沒有出現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樣的資產階級。“五四”前夕的工農鬥爭雖然如火如荼,但是中國資產階級卻無力把這些鬥爭進一步組織領導起來,而且,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不可能在這樣短的時期內走完從文藝複興到法國大革命的幾個世紀的漫長道路;同時,帝國主義也不容許中國實現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的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處於資本主義上升的時代不同,國際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瓜分中國,絕不允許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股思想文化潮流和兩條民主道路: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幹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他們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李大釗為首的大批激進民主主義者,熱烈地歡迎俄國的革命,歡迎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指出:“俄國的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這股潮流是不能阻止,不能抗拒的。他滿懷信心地宣告:“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釗主編的《馬克思研究》專號,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和學說,掀起了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使一部分青年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轉變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世界觀的知識分子,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從而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條件。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如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兩種民主的道路,在當時就進行了三次大辯論。

第一次是“問題與主義”論戰,主要在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同實用主義者胡適之間進行。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反對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李大釗則認為,研究問題與宣傳主義,兩者不可分離。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以主義作指導,而這個主義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就是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問題需要“根本解決”,即通過階級鬥爭,改變經濟製度。第二次是關於社會主義論戰,主要在共產主義者陳獨秀、李達同梁啟超、張東蓀等人之間進行。梁啟超、張東蓀認為,救中國隻有一條路,就是依靠“紳商階級”,利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開發實業,增加實力。中國沒有勞動階級,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運動,也不具備成立共產黨的條件。陳獨秀、李達則認為,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隻有“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才能“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必須成立共產主義團體,作為革命的指導者。第三次是關於無政府主義的論戰,在共產主義者同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黃淩霜等人之間進行。共產主義者正確闡述了自由與紀律、自由與聯合、自由與服從的關係,用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否定一切國家的錯誤觀點。經過三次論戰,越來越多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讚成走科學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從而,馬克思主義賦予民主和科學以新的內容,民主,已不是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而是被歸結為消滅剝削製度的無產階級民主或人民民主,也就是李大釗所說的庶民的民主、勞工的民主。科學,除了自然科學而外,在社會曆史領域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取代了庸俗進化論,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出現了真正的社會科學。民主和科學在內容上的這種變化,是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重要標誌之一。

“五四”時期的人們要民主、要科學,他們企圖用民主和科學為武器造成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經過“五四”運動以後,先進的人們開始知道,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行不通。七十年來民主和科學的命運與中國人民革命鬥爭息息相關,中國經曆了激烈而巨大的變化,而全部實踐證明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繼承的“五四”精神。

二、擯棄“五四”時期的形式主義

新文化運動有著許多的功績,然而新文化運動也存在著它自身嚴重的缺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也存在著嚴重的形式主義,沒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及觀點,分析中國的曆史、中國的現狀和外國的情況。盲目學習西方,見帶“西”字的就模仿、提倡,見帶“中”字的就批判、打倒。結果作為一種思想方法,一種思想路線,後來被一些人繼承和發揚,嚴重影響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使我們吃了很大苦頭。

形式主義者,首先表示在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簡單地排斥中國古代文化,片麵地、不加分析地認為東方文化都是落後的,甚至一些優秀的遺產,也錯誤地被當做封建文化而一概否定。

陳獨秀認為,西洋文化“事事都比中國優勝”,“都非中國所及”,因此一切都應該“取德歐美”。錢玄同認為:“今後的中國人,應該把所有的中國舊書盡行擱起,凡道理、知識、文學樣樣都應該學外國人,才能生存於二十世紀,做一個文明的人”。並且認為:“現在中國的文學世界,應該完全輸入西洋最近文學,才是正當辦法。”

首先,新文化的倡導者,不能夠對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進行曆史的、全麵的考察,有分析地區別其精華與糟粕,不能辯證地對待中西文化的長處與短處,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對我們有益的東西,為我們建設中國新文化服務。

當然,西方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特別是“民主”與“科學”,對於封建文化思想來說,的確是一種革命,一種很大的進步,但並不是一切皆好。中國的封建勢力把中國的封建社會裏腐朽、落後的事物都當做“國粹”,借口“國情”,反對吸收外國進步的,新的文化思想,反對民主和科學,這的確應該批判,可是我們絕不能“全盤西化”。關於如何正確對待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問題,毛澤東曾這樣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可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的形式主義的方法,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響,有些到今天還有其危害作用。

其次,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理想化,這種盲目地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對中華民族奮起要求解放是大有害處的。

陳獨秀此時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特別是希望帝國主義幹涉中國軍閥的專製,他說:“國事被武人敗壞到這步田地,國民概不能起來解決,除了希望外國幹涉還有什麽法子呢?”顯然是對帝國主義盲目崇拜的表現,事實上,中國軍閥專橫混戰的原因,根本就在於帝國主義為掠奪、瓜分中國而支持軍閥的結果。

吳虞更說:“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義輸入,恐在二千餘年,吾人尚不克享憲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斷言也。”對西方耶穌教如此稱讚,而不能辯證的分析。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為了要求用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代替中國封建文化,把中國建立成西洋式的國家,組織成西洋式的社會,這在十月革命以前,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西方社會、西方文化理想化,而認為中國一無是處,這種無批判地一概吸收,則是錯誤的,有害的。

再者,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脫離曆史條件,脫離現實際,主觀武斷、片麵地看待問題。

錢玄同認為:“中國文字,自來即用於發揮孔學說及道教妖言故。”所以“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無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字,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文字隻是一種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的產生,對記錄曆史、傳播文化、交流感情、推動社會的發展等等有著重大的貢獻,而把文字作為封建專製罪惡的根本來大加撻伐,這種形式主義的片麵看問題,的確是典型的。

陳獨秀說:“改良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有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表現了陳獨秀的主觀武斷。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會出現形式主義,是有它產生的具體情況和曆史條件的。

由於這個運動的領導者和參加者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忽視甚至輕視人民群眾,把運動隻限製在少數知識分子的圈子裏;他們在自然觀上是唯物論占優勢,在社會史觀上卻是唯心論居於主導,因此,他們往往用社會意識去說明社會存在,把精神的東西看做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過分誇大文化思想的作用,因而,他們雖然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但在開始時卻宣稱:“批評時政”,“非其旨也”,這就限製了它的實際效果。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在奮起反擊當時的尊孔複古逆流時,出現了“矯枉過正”的情況,從而產生了形式主義,而形式主義恰恰又成了他們所高舉的“民主”、“科學”的對應物,它不僅影響了新文化運動本身的深入開展,而且作為一種思想方法,一種思想路線,嚴重地影響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曆史經驗證明,資產階級形式主義是民主和科學的大敵,要發揚民主和科學的精神,就必須堅決棄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尊重曆史,尊重客觀實際,尊重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目前,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有些人過多地學習西方的生活方式,而沒有很好地去研究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某些合理的管理經營製度,正是形式主義的表現。所以,我們要把學習外國良好的東西和繼承發揚祖國的優秀文化結合起來,順利正確地迅速完成祖國的“四化”建設。

三、超越“五四”民主精神

“五四”運動既是愛國政治運動,它包括5月4日至6月28日共五十六天的時間。“五四”運動又是解放思想的文化運動,它包括從1915年9月《青年雜誌》創刊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共五年零十個月的時間。“五四”前的文化運動為愛國運動的爆發,準備了思想條件;愛國運動的高漲,又推動了文化運動的發展。使“五四”前主要是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運動,發展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運動。

新中國建立後,我們是用民主和科學的武器,來鞏固和發展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建設祖國“四化”的今天,不僅要發揚“五四”時期的民主精神,而且還要超越它,要建設更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因為,民主政治是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製的改革也需要解決民主問題,所以,我們發揚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不是個人主義的自由和個性解放,更不是無政府主義,我們發揚的隻能是無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民主。

當然,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一刀兩斷,不是不存在任何聯係,相反,二者有著相互聯係的一麵。例如:作為民主,二者都反對封建專製和個人獨裁,都是專政的對立物,盡管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自由、平等、人權的理解不同,但是都要講自由、平等、人權;社會主義民主是從資產階級民主發展而來的,它們之間有著曆史的聯係,資產階級的民主製度的某些具體形式,可以在改造的前提下,為社會主義民主製度所繼承和利用。

但是,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民主畢竟有著本質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資產階級民主是建立在私有製的基礎上的,是為資本主義經濟服務的,而社會主義民主是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是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資本主義民主從形式上看是比較健全的,而且實行的程度也是比較高的。但是,資產階級民主隻限於資產階級享受,盡管它打著很多民主的旗幟,如議會民主、民主黨、共和黨或保守黨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西歐的許多國家,議會多數在資產階級的各種政黨中進行,如瑞士的議會製度,議會包括各黨派,議會大廈的二樓還可以吸收世界各界人士去旁聽,它的討論也是可以各抒己見,是很民主的。但是多數政黨、團體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社會民主黨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席位卻十分稀少。所以,盡管它的民主實行的程度很高,然而,隻有資產階級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而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卻沒有這種權利。社會主義民主製度,是以民主集中製為原則。這種民主歸絕大多數人享受,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它的權利機構是人民代表大會,是各階層人民選出來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所以,資產階級民主對於人民來說,是紙上的,不兌現的,形式和內容相矛盾,原則和實踐相脫節,而社會主義民主對於勞動人民來說,是實際的,有物質的保障和組織的保障。

中共“十三大”提出,我們要建設成一個高度民主的國家,把加強民主建設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標誌之一。可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就決定了要有民主政治。現階段發展商品經濟,原則是等價交換,反映在政治上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開放也需要建設民主政治,從而才能進行政治體製的改革。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遭到了林彪、“四人幫”嚴重的破壞,民主和科學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在今天也還有些單位的個別領導人,存在著主觀、武斷的嚴重家長製作風,遇有重大問題,不經過集體討論,或者不尊重集體討論的意見,不問客觀實際,個人說了算,若是有人反對,就給人穿小鞋,或是打擊報複,這是封建意識殘餘的具體表現;個別年輕人,形式主義地要求民主,盲目地追求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認為我國的民主步伐太慢了,要代表大會直接選舉才算民主。因此,我們更加感到加強民主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但是,政治上的民主,是經濟文化各方麵的反映,民主實現程度的高低,取決於經濟文化發展的程度。因此,民主的建設,就需要一個曆史的過程。目前,我國實行的改革開放的政策、發展商品經濟、一國兩製等等,都是為促進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以便為民主建設奠定基礎。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由於曆史的種種原因,使其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民主意識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許多山村的農民,連選票都不會填,選鄉政府代表怎麽辦呢?隻有讓候選人麵對群眾一排地站著,在他們後麵放張長桌,在每人背後再放上一個碗,讓群眾單行排隊,拿著玉米子從他們後麵走過,願意選誰就把玉米子放在誰的後麵,誰後麵的玉米子多,誰就當眩又如小涼山,新中國建立前,人們過著奴隸製殘餘的生活,他們對人生觀的基本看法是:命運是老天爺安排的,生活是主子安排的。土改後實行合作化,他們的政治製度跨越了幾個時代,而思想沒有跨越,因此認為:命運是老天安排的,生活是主子安排的,就是現在,多數人還是抱這種看法,人們沒有自己當家做主人的意識,而且封建迷信殘餘思想在農村中還是很嚴重的,現在要實行民主競選,怎麽選法?

所以,社會主義製度需要高度的民主,但是民主的建設需要一個過程,民主實現程度的高低,是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程度而發展的。這就需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普及提高文化教育,以此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民主意識,這個過程就不是一個、兩個,十個、百個人可以完成的,必須要千千萬萬個的有為青年,為完成這個光榮而偉大的曆史使命獻出青春力量。如果沒有這些為提高農民民主意識的熱血青年為此作出貢獻,那麽這個不平衡的差距如何填補?中國八億多農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把中國絕大多數人拋開的民主權利,能代表中國的民意嗎?因此,我們必須超越“五四”時期的民主精神,進而建設完善的民主製度。我想,這是一個具體而迫切的問題,有待於大家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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