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第九節 論抗日戰爭前期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的關係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一百多年來全民族反侵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與貢獻。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偉大的勝利，主要是靠中國人民自身的艱苦奮鬥，同時也得到了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及政府的支持。本文僅就抗日戰爭前期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的關係作一初步探討，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極其複雜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

1929年至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被經濟危機所襲擊，工業生產長期處於蕭條狀態，到1937年，工業產值還未恢複到1929年的水平。但是，德日意三國把國民經濟轉上了戰時軌道，片麵地發展軍事工業，使其工業生產超過或接近1929年的水平。1937年，新的經濟危機又要發生，德日意便加緊進行侵略戰爭的準備。

此時，日本政府一麵讓日本駐華大使同國民黨政府談判，鼓吹調整中日關係的所謂“中日提攜”，另一方麵卻製造借口，大量向中國增兵，並且製定了“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企圖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1937年7月7日，在我國盧溝橋發動了全麵侵略中國的戰爭。

中國共產黨中央在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1號召全國人民立即動員起來，給進犯的日軍以堅決的打擊，並且立即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中國工農紅軍發表要求抗敵通電，並致電宋哲元、馮治安及蔣介石，表示願意做二十九軍的後盾，聲明中國工農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開赴抗日前線，與日敵決一死戰。

全國人民，特別是華北人民，深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立即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浪潮，發出了”誓死不當亡國奴“的響亮口號。長辛店的鐵路工人迅速組織起來，去宛平城建築堅固陣地。北平附近的農民自動出糧出柴，為前線戰士送戰爭物資。北平以及全國性的各社會團體派出代表，冒著槍林彈雨，赴前線慰問。各地報刊紛紛發表評論，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對日抗戰。上海、武漢、南京和太原等地的工人相繼組織抗敵後援會，進行抗日活動。從此，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企圖把這一事件作為局部的地方性事件來解決，要求地方當局同日寇談判。7月20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聲明說：“以外交之方式，謀和平之解決。”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不理，仍然進攻，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不得不起來“應戰”。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談話，提出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個條件：即“（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並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但是，就在蔣介石發表這項談話時，仍然和日寇繼續談判，甚至接受日寇和地方當局議定的所謂和平解決的辦法。由於蔣介石執行的是一條片麵的抗戰路線，不敢放手發動全國人民起來抗戰。因而，從“七七”盧溝橋事變起，僅僅二十天時間，就使天津陷入敵人之手。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平津之後，又發動對整個華北乃至全國各地的進攻。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雖然危害了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但是，他們對日寇侵略態度的決定性因素，乃是他們力圖利用日本作為反對蘇聯、反對日益增長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力量。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獲得勝利，就意味著包括美國資本在內的外國資本在中國統治的崩潰。正如美國政府說的：“如果中國具有足夠的力量驅逐日本人，它也能在自身中找到足夠的力量驅逐其他外國人。”美國政論家別遜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會使“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成為“理應消滅的時代錯誤”。因此，從日本進攻盧溝橋開始，美國就宣布“中立”。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美國聲稱日本和中國在世界各國麵前負有同等責任。8月25日，日本海軍宣布封鎖中國海岸，9月11日，英國政府表示接受。9月14日美國政府表示承認。總之，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它們總是極力與日本妥協，希望日本與中國兩敗俱傷，由他們坐收“漁人之利”。另一方麵，又利用日本帝國主義來撲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火焰，充當他們的反蘇先鋒，為此，他們又執行縱容日本的侵略政策。所以，在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開會討論日本侵略中國問題時，竟在長達三個禮拜的會議上，沒有一個仗義執言或同情中國的國家，帝國主義者對此僅僅表示“遺憾”，不分是非，中日各打五十大板。特別是美國以“中立”麵目出現，全部醉心於自己軍火工業的景氣，和日本大做軍火生意，將軍需物資大量輸入日本。日本消費的石油十分之八是從美國輸入的；銅和廢鐵的輸入十分之九是來自美國的；美國還幫助日本建設製鋁工業和石油工業，並指導其技術。總之，美國不願日本征服中國、獨占中國，使中國廣大市場無美國插足之餘地；又不願對日本施以經濟製裁，放棄眼前的利益。因此，口頭上表示同情中國，行動上又援助日本。至於德、日、意軸心國，他們也並不是利害完全一致的，沒有矛盾的，德國並吞奧地利，意大利並吞阿爾巴尼亞，雙方都有難言之痛，加上內部財政、原料緊張，人民反戰等，都有一定困難。英、法由於德、意的威脅，兩國合作已水到渠成，而英法蘇談判成效不大，英對德一再讓步，姑息養奸，德、意便從中挑撥離間，使盟約力量亦難發揮。集體安全的組織國聯，在大戰以來，威信低落，中國要想在國聯中尋求其公開援助，則是水月鏡花，必無可望。

中國人民全麵抗戰開始後，首先聲援中國的是蘇聯政府及其人民。“盧溝橋事變”不久，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便發表了告國際無產階級的宣言，明確地指出：“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是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先進人類反對野蠻法西斯主義的壓迫的總鬥爭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群眾周刊》第2卷，第10期。號召各國工人階級和一切真正擁護民主、和平的人士把廣大群眾和同情引導到積極的行動上，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物質上，支持和援助中國；對日本軍閥的侵略製造困難與障礙。1937年8月21日，蘇聯政府根據國民黨政府提議，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在當時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日寇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英美一再縱容日寇的侵略罪行，中蘇條約的及時簽訂，無疑是對中國人民精神上的最大支持，具有重大意義。日本外務省承認：“中國竟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實予日本以最大打擊。”國際輿論認為這是“插進日本牛脖子上的第一支火箭”。11月6日，莫洛托夫在慶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大會上講到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意義時說：“在這裏，蘇聯不與列強同調，而分別是自己的立場，自己的忠誠關係和對於受著外國侵略的人民坦白的摯愛。”蘇聯的外交政策，本質上就是一種掩護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發展的武器，當時蘇聯為了保證國內生產的發展，它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為了保持兩個五年計劃已取得的成績，並使之進一步發展。他的對外政策更需要謹慎，以免陷入戰爭旋渦，保證它的國家發展的計劃的進行。所以，蘇聯對外政策雖然是反法西斯及援助被侵略民族之一貫政策，但同時也要考慮到蘇聯國家利益，想法轉移國際糾紛的重點，避免德、日夾攻、兩麵作戰的處境。上海抗戰後，中國有一些人主張馬上讓蘇聯出兵替中國抗戰，這在當時複雜國際形勢下，完全是一種不切合實際的幻想。中國的抗戰，隻有以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為主，同時盡量爭取國際在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正如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抗戰，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蘇聯人民的援助，他們一定會援助我們，因為我們和他們是休戚相關的。”其次，在國際反法西斯高潮中，和一切與日本矛盾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反侵略戰爭的同盟，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使其有利於我們而完全孤立日本帝國主義取國際援助、孤立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不管目的、動機如何，對我國抗日戰爭的援助，我認為都應該給予肯定，受到中國人民的感激，因為，這對中國的抗戰，毫無疑問是有益的。

二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在中國對日作戰的前期，蘇聯是對國民黨政府的主要援助者。

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後，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必須根據客觀的變化，製定新的策略。為此，1935年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等問題，批評了黨內存在著的濃厚的“左”傾關門主義，製定了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策略。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規定了黨的任務，就是要用極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團結和組織一切抗日力量，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全麵的、深刻的理論分析。瓦窯堡會議後，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全國抗日力量，進行了複雜而艱巨的鬥爭。“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麵基本結束，開始了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新時期。“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達成協議，國民黨政府擔任正麵戰場作戰，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負責側擊日軍，中國的全麵抗日戰爭開始了。

中國共產黨倡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蘇聯政府對國民黨政府給予了大量的抗日軍事物資援助。1937年8月22日，國民黨政府任命楊傑為特派軍事代表團團長、張衝為副團長往蘇聯爭取援助。

9月8日晚，楊傑和張衝等一行人飛抵莫斯科，9日下午2時，蘇聯國防委員會委員長伏羅希洛夫元帥接見了楊傑與張衝等，楊傑努力陳述中國抗日戰爭的世界意義及對蘇聯的影響，並坦率地表明中國由於缺乏抗戰的武器，困難巨大，致使日本得以深入腹地。伏羅希洛夫表示同情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願意支援中國軍隊抵抗日本軍隊的進攻，並決定當晚即開始商談。

當晚會談中，楊傑、張衝提出要求：三百五十架重轟炸機、一百架輕轟炸機、一百五十架驅逐機。並聘請蘇聯重轟炸機教官十五員、輕轟炸機教官十員、驅逐機教官八員、飛機教官七員、技術人員三十員。飛機上的兵器器械如飛機機關槍及無線電等請蘇聯裝備完全。此外，飛機之零件及汽油、潤滑油等也請供給。還需要購置戰車八十二輛，重炮一百三十八門，載重汽車六輛，機踏車十八輛，重炮要十五公分左右之榴彈炮，其牽引須完全機械化，並請派教官、修理技術人員前往協助。蘇聯方麵會談代表拔也夫聽了中國代表的要求後聲明道：“此次協定純為中蘇兩國親善友好邦交的結果，敝國既非賣軍火家，亦無後備軍火可隨時出售，故貴國所提若幹兵器式樣中若為敝國所未備者，當以他種兵器代替之。此外，因敝國無後備軍火之可售而貴國現複需要，恐急用，故擬由敝國軍隊現行裝備之兵器中抽出若幹轉行讓與貴國，此項兵器日內當可開始。

參觀。”《楊傑與拔也夫會談關於購置軍械問題記錄》1937年9月9日21時於莫斯科。雙方商談的結果，蘇聯第一次給中國軍用物資援助為：（一）飛機二百三十架，內重轟炸機七十架，驅逐機並作輕轟炸機四百裏速度者一百六十架，炸彈、機關槍、無線電照相機等附件完全照數撥給。坦克車因運輸困難，暫撥八十二輛。高射炮、反坦克炮一百三十八門及炮彈，高空禦寒衣照數撥給；（二）顧問、教官、技術員照要求數派給；（三）運輸方法，除飛機外，其他均由備舫海運。《楊傑電報呈蔣介石談判結果》1937年9月21日，於莫斯科。

蘇聯給予中國人民的抗戰軍事物資，是在國共兩黨合作、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後提供的，這樣，就不像十年內戰時期，德國、美國提供給國民黨的武器，完全是用於鎮壓革命人民、“圍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蘇聯的軍事物資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麵侵華戰爭時，及時地幫助中國武裝了抗日健兒，有利於打擊日寇的侵略氣焰。

1937年10月以前，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兩次貸款，各為五千萬美元，中國由楊傑簽字，蘇聯由耿精賽苗、格利哥維茨簽字。1938年7月3日，蘇聯給中國的貸款由楊傑以中華民國全權代表簽字。1939年6月13日，蘇聯再次給中國貸款為一億伍仟萬美元，中國由孫科簽字，蘇聯由米科揚簽字。

關於蘇聯對中國援助，蔣介石曾給斯大林及伏羅希洛夫電報表示感謝：“中國對日抗戰，迭承盡量援助接濟，俾戰局克以支持身心迄今，敵人消耗甚巨，不獨私衷感激靡量，即全體戰士與民眾對貴國仗義相助，仰強扶弱之意，均表示無限之欽佩與感激。現在中國缺乏必需之武器甚多，尤其需要飛機特別迫切。曾以此意麵告貴國大使，並電會楊次長同時洽商，請貴國借給大批武器與飛機，並準備訂立正式貸借契約，想邀。

中國此種希望與請求，實基於與貴國精神相契之道義關係。若以尋常商業手續及普通國際關係而言，直為不可能之舉，既不可能提供現款，何以取得物質，此在中國故明知之。尤其上次承借之武器，款未清還，又承墊付多量之運輸費用，亦尚未償，訖無日不耿耿於心。但中國既深信貴國主持和平正義之苦心，又鑒於兩國在東亞局勢上有共同之利害，認為中蘇兩國之關係，乃超過於通常友誼之上，實為共患難之友……全中國軍民將永不忘貴國急難相扶之惠。”《蔣介石致斯大林、伏羅希洛夫感謝電》1938年5月於武昌。

斯大林、伏羅希洛夫給蔣介石回電表示：“吾人完全理解中國金融財政之困難情況，並亦已顧慮及之。因之吾人對武器之償價，並不要求中國付給現金及外幣，然吾人願得中國之商品，如茶、羊毛、生皮、錫、銻等等。吾人誠知此類商品中國能供給蘇聯，而對中國之國民經濟無任何妨礙，因此希望中國供給此類商品。

關於蘇聯方麵援助一節，絲毫不必疑慮，蘇聯當其一切可能援助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鬥爭中之偉大的中國人民……”《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回蔣介石電》1938年5月10日於莫斯科。

從上麵斯大林與蔣介石往來電報的內容，可知蘇聯及時援助中國抗戰的情況及其影響。蘇聯向國民黨政府實施的幾次美金信用借款，充作這些借款的都是中國急需的飛機、大炮、坦克等對日作戰武器，而換取中國人的是茶、羊毛、生皮、錫、銻等不影響中國人民的生活及抗戰的商品，並且蘇聯給中國的軍用物資折價低於國際市場百分之二十，這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無疑是有益的。

這段時間，蘇聯先後派了一千架飛機、二千多名航空誌願隊到中國直接參戰，殲滅了敵機多架及敵艦多艘，使日本空中強盜的囂張氣焰，不得不有所收斂，原來日本飛機經常狂叫著擦著樹梢、房頭飛過，肆無忌憚地掃射，嚴重地威脅著中國和平居民的生命財產。蘇聯空軍在中國上空出現後，日本轟炸機的基地，不得不由離前線五十公裏而撤到離前線五六百公裏之外，在商丘、廣州、武漢、海南島上空，蘇聯空軍給了日機沉重的打擊，並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勝利，有近二百人血灑長空，包括轟炸機大隊長庫裏申科和戰鬥機大隊長赫曼諾夫。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與此同時，英、美、法不但不製止日本的囂張氣焰，反而用中國人民的命運做賭注，不惜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換取日本北進蘇聯，以收漁人之利，特別是美國，還在經濟上和軍事物資上幫助日本侵略者。1938年，美國輸日作戰物資竟占日本全部消耗額的百分之九十二，美國壟斷集團還為日本建立軍事工業提供資金、技術和機器方麵的援助。英國輸往日本的物資，在日本進口額中占百分之二十點七九，其中軍用器材占百分之十七，英國還把船隻租給日本作軍事運輸之用。英美的這些做法，顯然是縱容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不利。

三

抗日戰爭前期的中蘇外交，能夠互通信息，以應付複雜的情況。

蔣介石在組織徐州會戰時，為了得到蘇聯的大量支持，1938年8月，委任與蘇聯關係較密切的楊傑為中國特命全權駐蘇大使。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得到進一步發展。它不僅隻限於單純的軍事物資援助的談判，而且在國際上許多重大問題，也能開誠相商。楊傑在9月3日呈遞國書時，蘇聯加裏寧主席再次誠懇地向楊傑表示：“中國團結一致，為抗戰最偉大力量，蘇聯援助中國為已定政策；不特現時幫助，即將來亦要繼續幫助。不過以蘇聯革命時抗戰之經驗，兵工廠、重工業實為抗戰之基礎，中國宜在西南部從速建設軍需工業。倘因中蘇遠隔，一時接濟不繼，中有間斷時仍可以自己之實力支持之，不致軍事遭受影響。”並強調：“中國之勝利即蘇聯之勝利，蘇聯援助應至中國完全勝利之日為止。”加裏寧這段談話是比較誠懇的，蘇聯鑒於戰爭的蔓延及持久，希望中國能把抗日戰爭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保證抗戰不因外因改變而有所影響。

對於日本侵略者瘋狂進攻中國，蘇聯代表在國聯日內瓦會議上仗義執言，支持中國代表呼籲製裁日寇的正義主張。蘇聯政府並向中國政府表示，希望中國政府轉告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代表，遇有複雜情況，可以隨時麵洽，共同應付。這種外交上的切實合作，一反過去列強對中國覬覦的態度。蔣介石對蘇聯政府代表在國聯會議上支持中國的主張表示感謝，並命楊傑轉告蘇聯政府，希望建立中蘇互助協定及希望蘇聯直接出兵。

由於國民黨政府執行的片麵抗戰路線，1938年10月21日，華南重鎮廣州失守；25日，武漢又失守。至此，祖國錦秀河山，半壁陷入敵手。蔣介石企圖請蘇聯派幾百架飛機，轟炸日本重要城市及軍事根據地，使中日戰局“急轉直下”，這種完全把抗日的勝敗寄托於外援的思想，當然是不對的。同時，此時的蘇聯也不可能輕易對日出兵，使自己陷於兩麵受敵的危險境地，更不願使英、美、法顧慮。

1939年4月23日，楊傑拜會季維諾夫，希望蘇聯在國聯會上支持我國要求，設立中日事件調整委員會，此會由與遠東有關各國參與，以便給予我國財政及經濟之援助；不得采取增加我國抵抗困難之措施；我國軍用品通過各該國境內運輸，則予以保證及便利；直接或間接禁止日貨輸入；禁止對日本供應原材料，尤以汽油及飛機為最重要；對日本施行商務上及經濟上之報複，以製裁日本的侵略罪行，為此，深望蘇聯與英法美合作共同發表宣言或個別聲明。聲明要點：遠東秩序應迅速恢複，以免危及世界和平；並請各國借給中國巨款以利抗戰。季維諾夫表示英法如能同意，本國絕不後人，中國政府似應訓令駐英法代表，向英法疏通此層甚為重要。同時季維諾夫也指出：“對於國聯似少希望。”

1939年6月20日，楊傑拜會莫洛托夫，詢問當前蘇聯與英法德間的一些情況。莫洛托夫坦率地答道：蘇英法談判的防止侵略聯盟問題進行已久，近兩星期又加緊磋商，雖有相當成效，但爭執之點當多。英法所進行之協商係以歐洲為界線，不過歐洲和平如能保守，對遠東亦甚有關係。楊傑又問去年所延長一年蘇德間之商約其範圍今又擴大是否事實。莫洛托夫答道：德方曾對蘇聯予以信用借款，要求擴大商約範圍，惟條約不合，遂告中止，此後德方對此問題難免不再重提。楊傑提出近奉蔣委員長訓令，在短期令回國報告工作情況。莫洛托夫表示：貴大使在中蘇合作上努力與貢獻甚大，如回國報告必更可促進中蘇關係。可見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是親密合作的。

楊傑大使這段時期曾到法國巴黎，與法國、荷蘭等國密商，爭取他們同情與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並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楊傑拜見沃洛希洛夫元帥時，沃向楊了解與法國的談判情況，楊傑開誠相告：中法定有一協定，遠東某強國認為有威脅安南之表現時，協定即生效，安南各口岸各交通線即開放，中國均可使用；中法聯軍在兩廣掃蕩敵軍，重新占領海南島，建立廣州香港之間之交通自由；指揮統帥由法駐安南司令官擔任，中國最高統帥部可指定中國軍一指揮官與駐越之法軍司令官協商，並由中法之軍官合組一參謀處以輔助之，中國出七個師、驅逐機兩隊、轟炸機一隊，法國出一師、驅逐機一隊、轟炸機兩隊、偵察機一隊等等。沃洛希洛夫為法國一向作於己有利之事，法國出兵過少，花錢甚少，掃蕩日軍，使其遠隔安南，得利甚大，似乎有些不平等，但目的在拖法下海，亦屬無妨，然日本進攻安南，使用兵力越多，兵力越分散，對華亦是有利。楊傑還告之沃元帥，有荷蘭猶太人願借款給中國。沃元帥提出中國在抗戰期間，若有人前來援助，盡量可以利用，但條文似應詳細規定，以免將來吃虧。凡屬商人，其目的即在牟利，如條文上有缺陷，在中國抗戰困難之時，被提出種種要求，屆時則難以應付。

當楊傑提到借款及武器援助時，沃洛希洛夫一再表示第一、二、三次借款不必嚴予劃分界限，前幾天本國政府又決定給貴國一批武器，此批貨雖越過第二次借款範圍，但無何重要關係，所有幫助中國之武器，隻要為吾國能力所及者，雖然越過借款額亦可辦理。第三次借款不簽字亦無關係。不過，中國欲作此借款手續，即可簽訂第三次新借款。目前蒙偽邊境不斷發生衝突，以此情形推測，蘇聯或將作戰亦未可知，特鄭重奉告，蘇聯之敵人甚多，準備戰爭亦甚積極，將來幫助中國之程度，將視蘇聯之能力而定。沃洛希洛夫最後表示，中國軍人甚多，但如閣下之有才幹之外交官則甚少，希望閣下繼續在蘇聯為外交官，為中蘇間之邦交發揮特殊力量。

以上談話一方麵反映出楊傑在抗戰前期，爭取國際援助的外交才能及親密中蘇關係所作出的重大努力與貢獻；另一方麵也反映出蘇聯對國民黨政府在外交、軍事、經濟等方麵都大力給予支持和援助，兩國政府都能開誠商討中國抗戰的大事，中蘇親密合作的關係，中蘇兩國在抗日期間所建立的友誼，開創了中蘇外交史上新的一頁。

1940年9月27日，為了實現其奴役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德、日、意法西斯結成軸心軍事同盟，規定三國彼此承認各自的既得利益；如果三國中一方受到歐洲戰爭或中日衝突之外的其他國家的攻擊時，另兩國應以一切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相援助。同時，三國還在實際上達成瓜分蘇聯的計劃。1941年夏，希特勒德國占領了歐洲十四個國家，控製了這些國家的人力和物力資源，準備進攻蘇聯。1941年6月22日清晨，希特勒德國撕毀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動用一百九十個師的兵力，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妄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在三個月內征服蘇聯。蘇軍奮起抵抗，蘇德戰爭爆發。德軍分兵三路進攻蘇聯，占領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廣大領土。9月底，德軍在北部包圍了列寧格勒，在中部攻入莫斯科州，在南部打到羅斯托夫。10月2日，希特勒集中三十五個師的兵力向莫斯科發動進攻。蘇聯為了全力抗擊希特勒的進攻，不得不減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

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國民黨軍隊負責的正麵戰場，曾經是主要的抗日戰場，國民黨軍隊抗擊了日本侵略軍隊的一大部分。武漢失陷以後，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逐步將其主要軍事力量移到解放區戰場，國民黨政府也把它的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配合國際上的反共逆流，在國聯開除蘇聯的討論會上，國民黨政府代表竟忘記了蘇聯曾是國民黨政府抗日的主要援助者，忘記了在英美一再縱容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及拿中國人民命運做賭注時，隻有蘇聯堅決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公然不發一言，默認國聯的錯誤做法，並且在國內先後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分裂國內團結，造成嚴重的內戰危機。因此，從1940年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成為全國對日作戰的主力，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使日本侵略者深深地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使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因國民黨政府政策改變為對日妥協投降、對人民鎮壓及反共而終止或導致失敗，相反地，八路軍、新四軍打敗了日本侵略軍的反複“大掃蕩”和蔣介石軍隊背後的進攻夾擊而成長壯大，直至堅持到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5年8月8日，蘇聯宣布參加同盟國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隨即出兵東北，迅速地殲滅了日本陸軍精銳部隊六十七萬關東軍，解放了中國的東北、熱河及朝鮮北半部，決定性地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失敗，迫使日本在8月14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奮鬥，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下，終於取得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完全勝利。

抗日戰爭前期，蘇聯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是良好與合作的。在日本侵略軍氣焰囂張一時、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時候，蘇聯首先發表聲明，同情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鬥爭；英美縱容日本侵略罪行、不顧是非，對中日采取各打五十大板而實際上源源不斷地賣給日本大量的石油、廢鐵和物資時，蘇聯無私地向國民黨政府提供了大批抗日的軍用物資、軍事顧問、技術人員及空軍自願隊；在千變萬化的複雜環境中，遇有重大事件，兩國都能開誠相商，共同應對。最後，蘇聯出兵東北，消滅了日本關東軍，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失敗。蘇聯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的確起到了重大的援助作用，盡管蘇聯的援助，全都是向國民黨政府提供的，但仍然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中國人民將永遠紀念蘇聯空軍將士血灑中國長空的英雄事跡；永遠紀念在中國土地上流血犧牲的蘇聯將士。